孟捷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源流、对象和体系

  发布日期:2020-05-14  浏览次数:180   作者:admin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一方面与自由主义理论即市场经济1.0理论相对立,另一方面发展和超越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市场经济2.0理论,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经济理论类型,即本文所谓市场经济3.0理论。在研究对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包含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维度和外生性维度两个部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旨在克服市场失灵,与此相对应的理论在体系上涉及参照系、市场失灵和国家的内生性作用这三个环节。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维度涉及以下问题,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不只是克服市场失灵,而且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后者甚至是更为基本的目的。第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公有制等制度因素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经济作用,使其超出单纯市场失灵所要求的范围,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理论和内生性理论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整体。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参照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市场失灵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19ZDA056)。
者: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之真正成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键之一是提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的经济理论,以解释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为何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①]本文中笔者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批判地借鉴其他经济学流派如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成果,大致勾勒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由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构成的。所谓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主要是从克服市场失灵出发解释国家的经济作用;该理论包含参照系、市场失灵和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三个环节。[②]参照系理论的作用,是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即其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所起的作用,换言之,为什么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便是由这个理论来解释的。笔者借鉴了马克思的理论,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在此参照系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展一个市场失灵理论。由于参照系面临各种约束条件的影响,现实经济的运行往往会与参照系相偏离,这就带来了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存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由于国家的这种作用是因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或矛盾而产生的,因而可称作内生性作用,相关理论也可称作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
在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之外,还需要一个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理论。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不只是克服市场失灵,而且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后者甚至是更为基本的目的。这一点界定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意识形态和公有制等因素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经济作用,使其超出单纯的市场失灵所要求的范围,进一步服务于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内的各项规律的要求。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和外生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
在此还应强调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制度,并和国家一起嵌入了基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必然包含党的经济作用的理论,否则就是不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党-国家的理论。遗憾的是,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党的经济作用的理论探讨,目前还刚刚起步,几乎是一个空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学术史定位

 

(一)市场经济1.0、2.0和3.0及相关理论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笔者曾经提出,为了理解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可以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区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市场经济1.0、2.0和3.0。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斯密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市场经济1.0理论,是这种市场经济类型在理论上的反映。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2.0;凯恩斯的理论是这一市场经济类型在经济学上的反映,即市场经济2.0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市场经济3.0;其理论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3.0理论。[③]
1.市场经济1.0理论。这一类理论既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如斯密的《国富论》,也有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斯密那里,经济和政治(以及市场和国家、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截然两分的两种制度;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私人企业这一维,国家只是守夜人。在当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也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这一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通过各种具体学说,如货币中性假说、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延续了市场经济理论1.0的核心思想。此外,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或所谓新政治经济学,通过国家中性假说,也否定国家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将国家的经济职能局限于降低交易费用、监督合同的实施等,实质上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如出一辙。
2.市场经济2.0理论。其代表为凯恩斯、以及当代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类理论认识到,在一个纯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中,产品市场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诸如投资这样重要的权利不能完全交托给私人,国家必须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在后发经济中,如果不能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将面临企业家职能稀缺、战略性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知识生产不足等发展的瓶颈。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国家权力就必须担负生产关系的功能,影响和改变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从而构成市场经济当中的另一个主体。在此理论中,市场和国家、经济和政治、基础和上层建筑被视作相互嵌入和彼此包容的。[④]
3.市场经济3.0理论。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理论的3.0版本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3.0理论发展和超越了市场经济2.0理论。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在分析国家的经济作用时,市场经济3.0理论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更宽广。以宏观政策而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还将结构性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此外,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宏观战略管理”或“宏观战略投资”,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也发挥着是很重要的作用,如史正富所指出的,这种宏观战略投资既超越了纯粹市场逻辑,又可与市场经济整体相嵌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周期性危机的核心制度安排。[⑤]其二,市场经济3.0理论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看待;正是由于党及其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国家有可能摆脱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所造成的诸多限制和束缚,以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发挥其经济作用。其三,市场经济3.0理论突出了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所起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三维市场经济”,竞争性地方政府与非公资本、中央国家一道,都是这一市场经济的内在主体。[⑥]

(二)区分三种市场经济及其理论类型的方法论标准

接下来的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界分市场经济的这三种形态以及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三种版本呢?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两条标准,用于界分这三种市场经济类型:
第一,根据经济和政治,抑或市场和国家、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作界分。作为市场经济1.0的理论反映,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经济是一类制度,政治是另一类制度,在经济制度的运行中,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不应发挥实质性的干预作用。与此相反,市场经济2.0和3.0理论则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区别是相关制度在功能上的区别,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关系在内的制度型式也可以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从而嵌于经济之中。
第二,根据不同市场经济类型中的行为主体来作界分。在市场经济1.0中,私人企业一般被认为是唯一的主体;在市场经济2.0中,纳入了担负投资责任、开展宏观调控的国家;在市场经济3.0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方面囊括了竞争性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活动的范围也被进一步拓宽。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三维主体,即非公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构成的市场经济,简称三维市场经济。三维市场经济或我们所谓市场经济3.0,截然有别于市场经济1.0,同时与市场经济2.0相比,也有进一步重大发展,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
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同时存在着上述三种理论类型。如果我们抽象掉市场经济2.0理论,仅以市场经济3.0和1.0理论为代表,可以描绘出图1,以揭示当代中国经济学,尤其是国家的经济理论的现状及其分野。图中的横轴代表经济学纯理论或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横轴向右的箭头代表3.0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国外“异端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向左则代表1.0的纯理论(新古典主义,也可包含奥地利学派);纵轴代表经济学里的历史制度分析,向上的箭头代表以3.0理论为指导的历史制度分析,向下则代表以1.0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制度分析。这里所谓历史制度分析,指的就是关于过去40余年中国经济模式的各种当代经济学理论。

图1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分野:1.0理论和3.0理论
 

在过去40余年形成的中国经济学中,大致可以梳理出三派经济学理论:第一是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其特点是将经济和政治的区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的区别,主张只有私有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为此他们反对任何国家对经济的实质性介入,主张私有化,反对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在这派理论中,较典型的有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所谓“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以及后来出现的政府以GDP为目标而展开锦标赛竞争的理论。两种理论都以竞争性地方政府为对象。自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围绕剩余所有所做的权利(权力)划分,相当于构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把地方政府塑造成为一个经济主体,使其具备了自身特殊的动机和行为模式。遗憾的是,财政联邦主义和大多数锦标赛竞争理论的文献,在解释相关问题时未能脱离市场经济理论1.0的窠臼。在这两种理论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或者为了追求财税,或者为了增加GDP,但其行为则一如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只限于界定产权、监督合同的实施等等。如果只从这个角度看待地方政府的作用,实际上贬低了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际作用,没有真正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制度特征。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特点是强调党对经济的全面领导,认为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嵌入市场经济,承担了生产关系的职能,并因之成为基础的组成部分;除了非公企业外,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业、金融组织和机构、宏观和产业政策等多种形式开展或参与经济活动。从这一理论的视角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所担负的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1)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和结构性宏观调控手段,以及所谓多层级产业政策,引导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2)通过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剩余所有上的关系,使后者转变为具有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经济主体,由此带来了县域以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格局。(3)通过由各级政府支配的公有企业及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政治权力决定或影响了投资,在此前提下,政府或者直接充当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或者承担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供给、或者成为投资银行家以实现金融资产的增殖等等。(4)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凭借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构建了一系列制度和关系,借以取得租金并从事战略性投资活动,推动当地的投资和增长,等等。第三是一些处于前两者之间的经济学理论,属于经济学理论的过渡形态,其代表是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破除了自由主义在认识市场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上的教条;但在纯理论上,却依然使用了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就如旧瓶装新酒,多少遮蔽了这一理论的创新成果。
如果从对国家作用的看法来作区分,还可以绘出图2,以表达不同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之间的区别。在图2中,纵坐标代表两种看待国家作用的不同看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主张国家是中性的,即国家事实上是斯密的守夜人国家,不能嵌入市场从其内部发挥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包括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当代异端经济学)主张国家必然嵌入市场经济、从其内部发挥作用。横轴代表不同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可协调性的看法。值得指出的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在其正式分析中没有完全纳入国家,另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因其内在矛盾完全不可协调。[⑦]在此双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与《资本论》所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参照系和市场失灵理论上需要继承马克思经济学,但总体而言,是对后者的一种发展和超越。

图2 国家理论的分野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对象和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由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组成的整体。这两种理论是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一方面,内生性理论应在整个国家理论体系首先得到阐述,只有以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为前提,才能对外生性作用加以说明。另一方面,国家经济作用的边界要在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理论里才能最终得以确定。
国家作用的内生性理论包括以下三个环节:(1)参照系理论。其作用是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上的动态效率。《资本论》及其手稿所厘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现代市场经济效率的参照系理论。然而,马克思的参照系理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其中只有一种经济当事人,即私人企业;市场竞争仅仅是这些私人资本间的竞争。与此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三维市场经济,除了民营资本,还有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这两类经济当事人。因此,在将马克思的参照系运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需要作适当的修改或补充,以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2)市场失灵理论。在上述参照系的基础上,可以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⑧]《资本论》及其手稿里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系,而且提供了内容极为丰富的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理学分析,揭示了这一经济内部的矛盾及其导向危机的趋势,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市场失灵理论。在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同样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或补充,即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一些制度因素。(3)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在市场失灵理论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界定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马克思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深刻的市场失灵理论,但他没有在此基础上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正如前文,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在经济思想史上,基于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而全面引入国家的经济作用,是从凯恩斯开始的。凯恩斯对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另一种学术语言作了重新表述,[⑨]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经济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国家理论,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特定历史制度因素的结合,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制度型式也嵌入了市场,无论是参照系理论还是市场失灵理论,都须接纳与之相关的新的内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理论,也相应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引入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理论。以国家的内生性作用为参照,那些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的国家经济作用,都可归于本文所谓外生性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克服市场失灵以外,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维护特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即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之前一直就存在。[⑩]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则开始与内生性作用相结合。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内格里在分析凯恩斯经济学的形成时指出的,凯恩斯国家干预思想的形成,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其宗旨是要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斗争合法化,使之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当中,并借此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背后,是工会即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提出这一概念,凯恩斯也进一步界定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意义。[11]不难看出,和内生性作用相比,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是更为根本的,那些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的的干预和介入,一旦从根本上危及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就有可能被终止或废弃。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就有过一些这方面的实例。[12]这一事实表明,反映阶级力量平衡、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决定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社会性质、内容和限度。[1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根据,还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规律。无论是否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只要以国有资为实现形式的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有可能和必要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尽量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这种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在既有文献中,张宇较为深入地阐述了类似观点。但是,张宇在将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等因素视为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主要依据的同时,也表现出以下局限:首先,他没有适当区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阶段的公有制,倾向于混同这两者,进而对现阶段国家的外生性作用过于理想化;其次,他刻意贬低了国家因应市场失灵而发挥的作用,在他那里,建立一个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的任务被悬置了。[14]
在引入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维度时,需考察下述问题:即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也可能违背、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在理论上树立一个标准,以区分国家在妨碍或促进生产力上的两类不同作用。依据前文的讨论,一旦我们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该参照系也就同时成为这样一种标准:当国家的经济作用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其作用便是生产性的,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反之,就具有榨取性或汲取性。同时要看到的是,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往往是以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嵌入经济结构为前提的,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相应地也会具有生产性和汲取性之别。[15]这意味着,对国家经济作用的生产性和汲取性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评价相关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绩效的标准。
在表1当中,我们根据内生性和外生性、生产性和汲取性区分了四个区域,借以概括和比较国家经济作用的类型和性质。从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旨在克服市场失灵的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可以帮助现实经济回归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因而具有生产性。第二,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可能起到不同的效果,要么具有生产性,要么具有汲取性,后者意味着妨碍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妨碍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分类有助于我们对由政治权力、政治关系构成的制度型式开展具体的历史制度研究和定量研究,以判定其生产性或汲取性。一个例证是竞争性地方政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中,地方政府作为三维市场经济的主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投资率的高企和经济增长。然而,近年来地方政府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现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经济的脱实向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此处是地方政府)的经济作用就有可能带来妨碍生产力进步、助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后果。

表1 国家经济作用的类型和性质
 

 
 
需要指出的是,主张国家的内生性作用注定具有生产性,是以假设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市场失灵)可以被协调为前提的。若取消这一假设,则一方面意味着国家的内生性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相当于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所谓决定性作用不是绝对的,而应在历史相对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对某些重要部门(如发达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持久干预表明,至少在某些市场上,市场机制已不再是资源配置的唯一决定性力量。
国家理论研究的内生进路和外生进路是相互补充的,它们从两个侧面,即需求侧和供给侧,解释了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影响所谓国家形成的力量。就需求侧而言,在面临产能过剩和危机的威胁时,客观上要求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抑或国家直接投资,以减少失业,纾解危机;在落后国家,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战略投资活动、产业政策乃至保护关税以促进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和总体经济发展;在激进的市场化的过程中,伴随劳动力、土地等波兰尼所谓“虚构商品”的出现,会派生出对社会保护运动的吁求,推动国家转型为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会以不同形式嵌入市场,转化为基础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内部发挥作用。
 
 

图3 影响国家形成的两种力量

 
 

 

 
 
然而,那些从需求侧影响国家形成的力量,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失灵解释了国家干预和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但这种必要性并没有也不可能以自发的方式界定国家经济活动的最终边界。国家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内发挥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取决于一国政治力量的平衡、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愿景以及国家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这些因素定义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的阶级性质的约束,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空间在政治上受到极大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党和国家是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因而有可能将服务于全社会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作为其决策和行动的根本遵循。国家可以更为主动地、更有创造性地界定其内生性作用的边界,并将这种内生性作用与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外生性作用相结合。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和外生性作用既有差别、又相互联系。这体现在,首先,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往往会转化为内生性作用;其次,外生性作用最终决定了内生性作用的范围和程度;第三,外生性作用是对内生性作用的补充,两者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宏观调控为例,资本主义国家流行所谓“审慎宏观管理”的理论,这种审慎宏观管理大体囿于内生性作用的范围,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除了从事这种类型的宏观经济管理外,还从事中国特色的战略性宏观管理,其作用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前者的想象,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势。[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这两种理论的耦合所达成的完整体系。
图4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的全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应以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一方面是推动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另一方面又嵌入基础、承担着生产关系的职能。[17]

图4 国家理论体系
 
 

 
 
 

四、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进一步的说明

 

(一)参照系理论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

恩格斯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理论时提出,马克思毕生有两大贡献,其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观,其二是发展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这两大贡献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或内在联系,具体地体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提出一个解释;这一解释合乎当代演化经济学家的见解,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于接纳技术创新的能力,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注重的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
在先前的研究中,笔者指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的意义,其要点在于,第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相当于马克思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因为它从资本家个人追求超额利润的贪欲出发,最终实现了社会生产力进步、实际工资提高以及全社会相对剩余价值率增长的结果,也就是说,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笔者还提出,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阐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贯彻按劳分配这一分配性正义的可能性条件。第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参照系即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比较,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服从历史性的原则,仅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才具有解释力,在这些条件不复存在时,理论将与特定制度一起进入历史的博物馆。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将完全竞争市场被看作人类所能设想和经历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最终形态,在此意义上,这一理论事实上成了历史终结论的一根支柱。
笔者还提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解释,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我们剥去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这一理论也可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需要注意一下两点:第一,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前提是承认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概念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公共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剩余。经济剩余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剩余由谁来支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在何种用途上被使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也具有类似的两重性,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主要是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而取得的,同时迫于竞争的压力,剩余价值又须尽可能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剩余价值便具有社会的公共投资基金的性质,即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里,并可服从于其统治的目的,使剩余价值转而用于各种非生产性用途,剩余价值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又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第二,在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点对该理论加以完善和补充。在《资本论》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个别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运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时,则要在该理论中纳入国有企业甚至地方政府等制度因素。关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特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在一项研究中作了说明。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在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战略投资中,充当了租金的生产性分配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并因之嵌入了原本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形成了中国经济特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双重结构,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造就了世所罕见的高投资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8]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迈向马克思主义市场失灵理论

在马克思那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只是一个参照系,它同时包含了资本积累的各种矛盾。在马克思看来,那些导致技术进步的因素,也会同时造成失业、利润率下降乃至危机。因此,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看待,必然要求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做一个微妙的界分,即将那些符合参照系要求的部分,与那些解释积累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的部分相对区别开来。表面来看,这一界分的结果似乎割裂了现实经济运动这一活生生的有机体,但在分析上,这样做却是必须的,只要我们记住,这种界分只有相对的意义——作为参照系的那一部分理论和作为市场失灵的那一部分理论不应彼此对立起来,两者是经常相互转化的。
现代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在先前的研究里,我们将这些条件分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当这些条件不能匹配或满足时,竞争无法充分展开,剩余价值难以充分用于积累,生产力的发展就受到阻碍,并成为一切可归入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
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描述,初步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在这三重条件遭到破坏、即市场失灵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尝试重建这些条件,使得现实经济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参照系复归。具体而言:第一,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要求国家在汉密尔顿-李斯特所倡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第二,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经济条件,要求国家发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汉密尔顿-李斯特所注重的贯彻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作用;第三,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它与其他两种条件是密切结合的,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例,相关制度条件涉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包括国资和非国资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变迁中都起到重要作用。
总之,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和以此为前提的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进而构建一个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理论。

(三)五重市场的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

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的理论,可以在五重市场结构的框架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考虑市场经济的参照系和市场失灵问题时,以往研究通常只考虑一个简化的市场经济模型,其中抽象了市场经济的具体结构。本文认为,应该发展一个将市场经济理解为包含五重市场的理论,这五重市场分别受制于各自特有的规律和矛盾,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和干预。这是建立更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内生性国家理论的重要尝试。
第一,普通产出的市场,也就是由投资品和消费品(这里排除了纯粹的农产品)这两大部类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个观点经过卡莱茨基的中介,为凯恩斯所采纳,后者采用另一套话语对这个矛盾做了新的表达,即将其表达为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然而,和马克思不同,凯恩斯不仅要做病理学诊断,而且要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药方。在《通论》里,凯恩斯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
第二,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服从波兰尼所揭示的矛盾,即劳动力作为他的所谓“虚构商品”,一方面为市场的无限扩张带来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解体。为此波兰尼将市场的无限扩张和社会保护运动的矛盾作为当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并以此为前提解释国家的形成。[19]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强调,只有让国家作为最后的雇主,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充分就业问题,这与波兰尼的见解在方法论上一致。[20]在国内文献中,王绍光将将波兰尼的分析架构运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笔者则将这一框架运用于分析中国劳动市场的发展和针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保护运动兴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国家权力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护运动,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21]
第三,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市场,也就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市场。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构成了社会经济再生产的条件。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曾试图发掘马克思的“生产的条件”这一概念,以讨论与此市场相关的问题,并将生产的条件供给不足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2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组织和协调生态、国土、能源的再生产,并负责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从而主导了这一部门的发展。
第四,金融资产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与普通产品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为后者内部的矛盾所推动,另一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普通产品市场的运动规律。因为普通产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出现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在金融资产市场上,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得以繁荣的条件,因此,这一市场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最后的安全保障提供者发挥作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哈维有关资本从初级循环向次级循环转移的观点,和明斯基等人所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见解一道,可以作为我们考察这个市场的内在矛盾的理论工具。[23]
第五,农产品市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使农业生产由以往的结构性稀缺转变为结构性丰裕。[24]由于农业部门难以通过产品创新重新制造产品的稀缺,该部门开始变得不再适合以纯粹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农业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计划干预和调节。在美国,在这种干预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
由五重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包括市场失灵在内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更为具体地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复杂的,不同市场的市场失灵形式也是多样的,国家干预为此也需采取了不同的方式。[25]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部门为例,国家干预和介入甚至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基于这一视角,构建更为切近而具体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同时意味着对前述参照系和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并从中引申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国家的经济理论,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五、国家作用的外生性理论和党的经济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无论市场失灵存在与否,只要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需要并且能够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尽可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这种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
在国家的外生性作用里,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党的经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党的经济作用的理论,也相应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关键部分。要全面理解党的经济作用,需要在一般理论层面考虑如下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特殊的使命型政党,它把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作为其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6]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7]习近平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8]这相当于宣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都在于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特定历史功能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这一历史使命,是当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根本动力。
第二,党代表着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党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经济力量。[29]党的经济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是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或者政党的国家化,便于党利用国家机器贯彻其在方向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的政治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党的作用还有非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也可能构成一种权力,因为意识形态首先是缔结和构造生产关系的原则。在现实中,一旦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生活的组织原则就将是全面私有化;相反,如果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党的意识形态还是指导国家战略性宏观经济管理的终极依据。最近,在一篇系统分析中国何以在高铁领域实现跨越式赶超的文章里,路风教授提出,独立自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嵌入了国家结构,构成了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根源,每当中国被迫回答自身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时,这种意识形态就会迫使相关政策转回自主创新的方向。这是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之一。[30]
最后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能自动产生于国家机器或科层,反而需要“从外部”加以灌输。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是将党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相对区别开来的因素。发挥党的经济作用,一方面要借助于党的国家化,使国家机器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党的某种去国家化,以便于党通过其意识形态“从外部”领导国家。[31]如何处理这种平衡的艺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①] 党的19大报告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些论述是彼此联系、相互补充的。如果我们把党的经济作用也考虑在内,则“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一提法,就不如“发挥国家的作用”这一提法更能完整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点。在西方政治学里,只有行政体系对应于政府的概念;在我国,则在行政体系外,又把法治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纳入了“大政府”的概念。但无论是哪种政府概念,都不能将党的领导包含在内。正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承担管理经济职能的国家组织,涵盖了党的领导、法治体系、行政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故而比政府概念更为宽泛。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5-229页。
[②] 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见《政治经济学报》第13卷,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③] 孟捷:《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基本特征》,《经济纵横》2016年11期。
[④]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细致地研究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从图景到具体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将凯恩斯主义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形成在“资本的科学”中的反映,这一再形成一方面使国家成为一种经济结构,成为生产性主体,另一方面也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基础。他的研究精彩地诠释了市场经济2.0理论的最初形成过程。见Hardt,M., and T.Negri, Labor of Dionys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Ch.2;中译本参见奈格里:《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王行坤、张雪琴译,孟捷校,见《政治经济学报》第17卷,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⑤] 史正富:《治理周期性危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挑战——论相对生产过剩和宏观战略管理》,《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关于结构性宏观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区别,见孟捷等著《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中由庞明川撰写的相关章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⑥] 史正富提出了三维市场经济的概念,见氏著:《超常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对地方政府作用的分析,参见孟捷、吴丰华:《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孟捷等:《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第5章:“三维市场经济中的地方政府竞争”。
[⑦] 不过,马克思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国家经济理论的提示,见孟捷:“对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争论为参照”,《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⑧] 笔者在此使用的市场失灵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不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而界定的,而是指涉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过程的一切矛盾。
[⑨] 樊弘:《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张雪琴、王丹译,张雪琴校,《政治经济学报》第12卷,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⑩] 在《资本论》里,可以找到这种内生性作用的一个例证。在那里,马克思详细讨论了围绕十小时工作日展开的斗争,他称之为“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2页),并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在此发挥的相关作用。斯威齐在讨论马克思这一分析时,把国家的这种作用称作“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工具来使用”。他总结道:“只要保全这个制度的至高无上目的得以实现,国家的行动也可能和某些资本家、甚至全体资本家的眼前阶级利益相违背。工作日的法律限制,就是这一类国家行动的典型例子。”见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2、第273页。
[11] Hardt, M., and T.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Ch.2.
[12] 鲁施迈耶、斯考切波主编:《找回国家》第4章,方力维、莫宜端、黄其轩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9年。
[13] 在我国,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重建了在革命后曾被消灭的雇佣劳动关系。对改革以来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描述,见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然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这种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并没有导致资本俘获或控制国家。杨春学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称作第一种权力,将资本控制国家的权力称作第二种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资本取得了第一种权力,但没有取得第二种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系。见杨春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14]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2页;张宇、谢地、任保平、蒋永穆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73-74页。
[15] 笔者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里,首次界定了这一对概念,并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即所谓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作了比较。
[16] 参见孟捷等著《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17] 对这些问题的更为详尽的阐述,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一至第三章。
[18] 参见孟捷等著:《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章。
[19] 波兰尼:《大转型》,刘阳、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 明斯基:《就业政策的作用》,秦路平译,见《政治经济学报》第12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21]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22]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8章,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生产的条件这一概念来自马克思,其含义较为宽泛,不限于外在的物质条件和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即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还纳入了劳动力这一生产的个人条件。
[23] 对哈维的相关分析,可参见孟捷、龚剑:《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关于明斯基,见L·兰德尔·雷:《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张田、张晓东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24] 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9, Ch 12.
[25] 需要指出,五重市场的区分是相对的,比如,一些大宗农产品具有金融资产的性质,因而不只出现在农产品部门。再如,土地可以作为生产的条件出现在集体生产资料市场,但也可以出现在金融资产市场。
[2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28] 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7-69页。
[29] 孟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东方学刊》2020年第1期。
[30] 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第191页。
[31] 曼德尔曾结合苏东剧变,分析了官僚化对于后革命社会的危害,见其《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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