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价格指数与生产价格指数传导关系变化规律及启示(梁润)

  发布日期:2014-05-29  浏览次数:107   作者:admin
文章原载于《经济纵横》2014年第5期
我国消费价格指数与生产价格指数传导关系变化规律及启示
梁  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我国长期内消费价格指数(CPI)与生产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协整和相互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内的传导关系并不相同。在经济上行阶段,CPI领先于PPI;而在经济下行阶段,PPI领先于CPI。传导关系的变化主要来自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企业行为的差异。传导关系的改变意味着不同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应关注不同的价格指标。
关键词: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传导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5-0041-05
 
在通货膨胀问题研究中,很多人关注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认为,CPI与PPI的涨跌方向在同一段时期内应该是大体相同的。但在最近两年,我国的CPI与PPI的走势却产生了分化。从2011年8月开始,CPI持续上涨而PPI则不断下降。如何理解这一独特现象?当前CPI与PPI之间的关系是否已发生了改变?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做出反应?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两者间的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CPI和PPI之间的传导关系非常重要。如果价格是从PPI传导至CPI,就可通过分析PPI的变化来预测CPI的走势,从而更早采取适宜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如果价格是从CPI传导至PPI,则可通过CPI的变化来判断此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帮助企业和投资者制定经营和投资决策,以及帮助政策制定者提前了解企业的风险状况。如果二者的传导关系在不同时期还有所区别,则可通过分析二者之间传导关系的变化,更深入地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并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指标来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以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研究了我国CPI与PPI的传导关系,但基于不同时期和方法,学者们发现的传导关系并不一致,所给出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如,陈建奇使用1999年1月至2008年6月的数据,发现PPI几乎不向CPI传导,认为CPI与PPI倒挂是投资驱动和消费持续低迷综合作用的结果。[1]贺力平等使用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的CPI和PPI数据,也发现在所考察时期内,CPI是PP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反向的格兰杰原因则不成立。他们以此认为,CPI更多反映了消费需求因素,PPI则更多反映了工业原料供给因素,因此,对于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需求因素相对显著于供给因素。[2][3]徐伟康使用了与贺文相同的研究区段,在对同时期的序列进行分析后,发现CPI与PPI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双方互为格兰杰原因。[4]张成思对1998年1月至2009年6月的同比数据进行分析后则发现,PPI对CPI的传导是显著的,而CPI对PPI则没有显著的传递性。[5]可见,如果CPI与PPI之间有显著一致的传导关系,那么基于不同时间段的研究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一个自然的考虑是,在不同时期内两者的传导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对不同阶段两者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两者的统计构成来看,CPI更多反映了国内最终消费需求,而PPI则主要反映了工业品的价格情况。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企业可采取改变要素投入或改变产品价格的方式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不同冲击下企业行为的差异可能导致CPI与PPI传导关系的变化。本文使用更广的时间跨度、更准确的序列和更严格的模型设定,来研究CPI与PPI之间的传导机制,以及不同时期内两者传导关系的变化,并从企业在不同时期的行为差异来对此变化进行解释。本文还使用就业PMI数据对不同时期内企业雇佣行为与CPI、PPI的关系进行了验证。
一、CPI与PPI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传导关系
(一)CPI与PPI序列的构建
在研究CPI与PPI的关系时,一般采用同比增长率序列,或将基期年份每月都设为100,再用同比增长率序列构建整个指数序列。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首先,同比增长率是当月的水平值与12个月以前的水平值之比,考察同比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已经损失了原始序列之间可能存在关系的信息,因此不可能考察原始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其次,根据同比增长率来构建整个指数序列,则忽视了环比增长的信息,并非原始的指数序列,对这样构建的序列进行分析仍会造成较大误差。在国家统计局已公布同比和环比增长率的情况下,可利用同比和环比增长率得到更加准确的指数序列。因此,本文同时采用了环比和同比增长率来构建CPI和PPI序列。国家统计局从1985年1月开始发布CPI的同比指数,从1995年1月开始发布CPI的环比指数,并分别从1996年10月和2003年1月分别开始发布PPI的同比和环比指数。理论上,设定某一个月为基期后,可用环比指数来构建整个序列。然而,用这种办法构建的序列的同比增长率与实际发布的同比增长率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原因在于发布的环比序列按四舍五入仅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而年同比相当于12个月的环比累积,所以积累的误差较大。为减小误差,并构建一个较长时期的CPI和PPI序列,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先以2012年1月为基期,将该期的CPI和PPI都取为100,然后按月环比增长率构建2012年其余各月的CPI和PPI指数;然后按年同比增长率推算2011年12月以前及2013年1月以后各月的CPI和PPI指数。由于PPI最早能推算到1995年10月,因此本文采用从1995年10月至2013年7月的数据构建序列。
严格的计量检验应是对季调后取对数的两序列进行分析。在以前对我国CPI和PPI进行分析的文章中,一般直接使用季调后的序列进行分析,但从经济含义上,应使用取对数后的序列进行分析,这样处理后序列的一阶差分近似等于环比增长率。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示两者的比例在长期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格兰杰关系表示其中一个指数的环比增长率对另一个指数的环比增长率有预测作用。而不取对数的分析则无此经济含义。为表述方便,下文直接使用CPI和PPI序列表示季调后取自然对数的原始序列log(CPI_SA)和log(PPI_SA)。
(二)长期内CPI和PPI传导关系的检验
先对CPI和PPI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两序列均为I(1)过程,且存在协整关系,因此需要基于VEC模型来考察CPI和PPI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VEC模型如下:
     (1)
     (2)
式中的表示VEC模型估计出的误差修正项。定义CPI与PPI之间的短期和长期格兰杰因果需要说明的是,短期和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表示当期的CPI或PPI变动是对短期或长期的滞后项有预测能力,而表示是通过短期关系项或长期协整关系项对未来的CPI或PPI有预测效果。检验假设如下:(I),即短期内PPI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II),即短期内CPI不是PPI的格兰杰原因;(III),即长期内PPI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IV),即长期内CPI不是PPI的格兰杰原因。利用(1)式和(2)式来检验四个假设。通过SC信息准则确定(1)式和(2)式中的滞后阶数,显示最优滞后阶数应为1阶。
表1 VEC模型估计结果
  协整方程 DCPIt DPPIt
CPIt-1 1.00    
PPIt-1 -1.23 (-14.94)***    
c 1.06 0.0015 (5.32) *** -0.0002 (-0.50)
Et-1   -0.02 (-3.58) *** 0.015 (2.17) **
DCPIt-1   0.075 (1.06) 0.27 (3.43) ***
DPPIt-1   0.14 (2.93) *** 0.64 (12.09) ***
 
注:时间范围为1995年10月至2013年7月,圆括号中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DCPI方程中Et-1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DPPI方程中Et-1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长期内CPI与PPI之间存在相互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假设(III)和(IV)不成立。当CPIt-1高于长期均衡或PPIt-1低于长期均衡时,Et-1为正,此时DCPI中的误差修正项为负而DPPI中误差修正项为正,表示CPIt会向下修正而PPIt会向上修正,反之修正方向亦反,即CPI与PPI均有向长期均衡靠拢的趋势。DCPI方程中Et-1前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表示CPI对偏离长期均衡更为敏感,修正更大。从短期影响看,DCPI方程中D PPIt-1前的系数显著,DPPI方程中DC PIt-1前的系数也显著,表示短期内CPI与PPI之间也存在相互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认为假设(I)和(II)也不成立。因此,在全样本期内CPI与PPI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三)不同阶段CPI与PPI的传导关系
虽然从长期来看,CPI与PPI互为对方的格兰杰原因,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这种关系会有所变化。为了考察不同时期两者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按照经济周期把样本期分为三个阶段:1995年10月至2001年12月、2002年1月至2008年6月、2008年7月至2013年7月,分别包含75、78和61个月。第一段时间是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阶段,并从1997年开始进入通货紧缩时期,至2002年结束,这段时期内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幅放缓。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来看,这一时期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平均每年上升仅0.3%。2002年1月至2008年6月,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加入世贸组织和一系列改革政策使这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转移速度也快速提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平均每年上升1.7%。2008年7月至2013年7月,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也开始减速,又进入下行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再次减缓,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平均每年上升不到2%。
我们分别考察这三个时间段内CPI与PPI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在全部样本期内CPI和PPI均为I(1)序列,这种序列的平稳性在子样本内仍然是成立的,因此,本文不再对此进行检验。但协整关系是两个序列之间的相对变化规律,在短期内二者的相对关系可能改变,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若协整关系在此样本期内存在,则用VEC模型来检验两者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若不存在协整,则使用差分后的序列直接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
在对三个时期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后,发现时段一存在协整关系,时段二和时段三均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对时段一使用VEC模型检验,对时段二和时段三直接使用单方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汇总在表2中。可以看出,时段一中,经济处于下行阶段,PPI领先于CPI发生变化;时段二中,经济处于上行阶段,两者的关系正好相反,CPI领先于PPI变动;时段三中,经济又处于下行阶段,与时段一一样,PPI又领先于CPI。
表2 分时段CPI与PPI之间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原假设 检验结果
时段一 DPPI不是DCPI的格兰杰原因 拒绝
DCPI不是DPPI的格兰杰原因 接受
时段二 DPPI不是DCPI的格兰杰原因 接受
DCPI不是DPPI的格兰杰原因 拒绝
时段三 DPPI不是DCPI的格兰杰原因 拒绝
DCPI不是DPPI的格兰杰原因 接受
 
二、CPI与PPI的构成及传导关系变动的原因
我国的CPI由八大子类构成,分别是: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PPI则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类组成。生产资料包括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三部分,生活资料则包括食品类、衣着类、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四部分。统计局并未公布CPI和PPI的构成权重,一般的做法是用CPI和PPI的同比增长率对各子类的同比增长率进行回归,从而得到各子类的权重。测算后可发现,CPI的构成中食品约占32.6%,居住约占16.5%,而这两者的涨幅合计对CPI的贡献率达92.4%,说明我国的CPI通货膨胀主要来源于食品和居住。同样对PPI进行分析可知,生产资料的权重为74%,生活资料的权重为26%。在对PPI增长的贡献中,生产资料贡献了92.9%,且主要来源于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PPI中的生活资料从2000年1月至2013年7月仅上涨了7.9%,对PPI增长的贡献为7.1%。
在研究CPI与PPI传导关系的文献中,一般认为,PPI统计的商品处于CPI商品的上游,因此供给方的冲击将先影响PPI,并传导至CPI,而需求端的冲击将先影响CPI,再传导至PPI。但也有学者认为,70%以上的PPI统计内容与CPI无直接的上下游关系。[6]但作为整个社会的不同产出品的价格,两者在长期内又确实存在相似的变化趋势。从CPI的各子类增长幅度中可发现,CPI中涨幅最大的食品和居住都是与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的,当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后,对食品的需求会增加而供给会减少,因此食品价格会上升。同时,租房需求的增加也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很多学者也发现,CPI通货膨胀与劳动力转移速度密切相关。[7][8]而在我国现阶段,工业生产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工业品的供给与出厂价格的波动也与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密切相关。总之,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所受的外部冲击是不一样的。在不同冲击下,企业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如果企业优先考虑改变雇佣工人数量,就会使CPI先发生变动;而如果企业优先考虑改变产品价格,则会使PPI先发生改变。
在企业面临外部冲击时,可通过改变要素投入来增加或减少产品供给,或改变产品价格来调节销量。在不同冲击下,企业可能会优先选择不同的策略。如,由于担心比竞争对手先提价会损害自己的市场份额,在正向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先增加雇佣工人扩大生产,然后再提高产品价格。这会导致劳动力转移速度增加,并导致最终需求品价格的变动先于工业产出品的变动,即CPI领先于PPI变动。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在负向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出于劳动合同的长期性或保留熟练工人的需要,企业倾向于先选择降低产品价格,然后再选择减少雇佣工人,这会导致PPI领先于CPI变化。
对此,我们通过劳动力市场与价格变动的传导关系的实证分析进行了验证。由于分产业就业人数只有年度数据,无法满足验证要求,而城镇失业率数据为登记失业率而非调查失业率,也很难反映实际就业供需的变动,所以本文使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每月调查的就业PMI数据来表示就业形势的变动。当调查企业中,主要生产经营人员的数量比一个月前多的企业的数量大于比上一个月少的企业的数量时,就业PMI就大于50,反之则小于50。就业PMI数据从2005年1月开始,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不含单位根。从数据的含义看,该指标显示了就业人员数的变动情况,已类似于环比增长率,因此,应直接考察PMI与dlog(CPI_sa)和dlog(PPI_sa)的关系。这些序列均为I(0)的序列,可直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在2008年7月至2013年7月内,PPI的变动领先于就业,而就业则领先于CPI,显示在经济下行阶段,企业先改变其产品价格,然后再决定改变工人的数量,而就业工人数量的变动再导致CPI的变动。在2005年1月至2008年6月,就业PMI同样也是CPI的格兰杰原因,显示劳动力数量的改变仍然领先于CPI的变动,但PMI与PPI则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前面的分析相符,即在经济上行阶段,企业倾向于先增加雇佣工人,再提高产品价格。与前面分析不同的是,CPI同样也是就业PM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最终需求品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先于就业的变动,这可能是由于样本时间过短所致,但由于没有整个时段二的就业PMI数据,无法得到完整时段的检验,因此有待于未来再进行验证。
表3 部分时段二和时段三CPI、PPI与就业PM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2005年1月~
2008年6月
2008年7月~
2013年7月
PPI不是就业PMI的格兰杰原因 接受 拒绝
就业PMI不是PPI的格兰杰原因 接受 接受
CPI不是就业PMI的格兰杰原因 拒绝 接受
就业PMI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拒绝 拒绝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1995年10月至2013年7月内的CPI与PPI的传导关系,并对这段时期内不同经济阶段两者传导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全样本期内,CPI与PPI存在协整关系,并存在相互的长期和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在子样本期内则有所变化。在1995年10月至2001年12月和2008年7月至2013年7月这两段经济下行时期,PPI都领先于CPI变动,而在2002年1月至2008年6月这段经济上行时期,CPI领先于PPI变动。这种变动规律可从不同时期企业行为的差异方面加以解释。在经济上行期,企业倾向于先增加雇佣工人,然后再提高产品价格,这种行为导致就业领先于CPI,而CPI又领先于PPI变动;在经济下行期,出于劳动雇佣合同的约束或保留熟练工人的需要,企业会优先考虑降低产品价格,然后再解雇工人,因此会使PPI领先于就业,就业又领先于CPI。
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CPI与PPI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因此,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需关注的指标也应有所不同。在经济上行阶段,CPI领先于PPI,所以需要更多关注CPI的变动,尤其是食品和居住两类指标的变化,提前预防CPI带动PPI的持续上涨。而在经济下行阶段,PPI领先于CPI,则需要更多关注PPI的变化,尤其是生产资料指标的变化。最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处于下行时期,PPI对CPI的变动有领先效果,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更加关注PPI的变动情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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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建奇.PPI、CPI倒挂与通货膨胀调控——基于非对称供求结构与价格决定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24-34.
[2]贺力平,樊  纲,胡嘉妮.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J].经济研究,2008(11):16-26.
[3]贺力平,樊  纲,胡嘉妮.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徐伟康商榷文章的回复意见[J].经济研究,2010(5):14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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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学庆.CPI不能作为判断我国通胀通缩的唯一指标[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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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  虎,景丹红,刘  扬,李  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2):91-96.
(责任编辑:杜  磊)
文章原载于《经济纵横》2014年第5期


作者简介:梁  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
注: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2AZD05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3CRK03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3CRK030、13CJY00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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