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

  发布日期:2008-02-28  浏览次数:189   作者:刘凤义

 

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视角。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可归结为三种范式:即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和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前两种范式的方法论由于历史观的原因,都存在明显局限性,因此,不能成为指导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其方法论更具科学性,因而是指导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资本主义多样性  新古典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作者刘凤义(1970-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天津300071)。

 

 

资本主义制度从确立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从一国扩展到多国,资本主义模式从单一化演变为多样化。尤其是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方面都呈现出新特征和新趋势。因此,研究资本主义多样化问题已成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视角。

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日趋凸显。新自由主义所抛售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北京共识”引发的反思,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思考这些重大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经济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在经济学上,我们可以把对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归结为三种范式,即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和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前两种范式在经济世界观上存在明显缺陷,因此,不可能指导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而更具科学性,是指导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下面就试从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角度对这三种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

 

一、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特点及局限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论证市场机制如何能优化配置资源的基本方法,用青木昌彦等人的话说,这一方法在描述经济体制时,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三个要素:(1)“初期禀赋”表示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各经济主体之间如何占有;(2)“技术”规定了生产要素与最终产品之间可能实现的投入产出关系;(3)“偏好”反映了消费者的嗜好。如果这三个要素被给定,经济环境也就决定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体以各自拥有的不完全信息为基础,各自从事经济活动,只要市场能够满足一定的理论条件,就能够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资源最优配置。如果存在市场失灵或者外部性,政府干预可以纠正。[1]根据这一基本理念,一般说来市场能够自动配置资源,即使偶尔出了问题,政府干预也是可以较正的。因此,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方法论在本质上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一性的方法,而不是研究差异性的方法。如果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问题,也只能是停留在不同国家的政府和市场谁多一点或谁少一点的差别上作出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异性就体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所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成了区分不同国家市场经济的标准。这显然是非常表面的区别。如果以此为标准,我们就无法说清楚美国和德国这两种市场经济模式的本质区别。因为表面上看,德国市场经济是政府强干预型经济,而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但从这两个国家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德国也有放松管制、强化市场机制的时期;而美国也有强调政府干预的阶段。政府对市场干预得多和少,取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具体实际,而不是由经济模式本身决定的。所以,这个方法无法揭示出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真正原因和内在机制。

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也曾产生了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在比较经济学中有一种方法,就是试图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代表人物是埃冈• 纽伯格、威廉• 达菲等。1976年,埃冈• 纽伯格、威廉• 达菲等在《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一书,从决策学的角度提出了一套分析不同国家经济体制的方法,简称为决策的“DIM”方法。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明确指出其方法论是新古典主义的,“总的来说,我们的著作把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用于经济体制的研究。‘新古典学派方法的精髓在于把决策当作分析的单元来强调’。”[2]作者认识到最近这些年,资本主义出现了多样化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已被细分为‘竞争的’、‘财政的’、‘调节的’和福利的‘资本主义’”[3]

应该说,埃冈•纽伯格等人的研究方法的确有很大的创新性。他们采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结构划分,试图通过揭示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体制或同一经济体制下不同模式之间差异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适合研究不同体制的差异性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一研究方法在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很多学者都采用这一分析框架。

然而,这一方法论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突出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者虽然采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但他们解剖的主体仍然局限在市场机制本身,而对市场机制之外的经济环境等深层的“制度”性内容,并没有纳入分析框架。而现实中,运用“制度”的多样性来解释资本主义多样性恰恰是十分重要的工具。二是作者否定了财产制度对不同经济体制产生的重要影响,忽略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中,没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这样不同层次的结构和关系的划分,他们脱离开了经济制度研究体制问题,虽然他们承认在分析过程中试图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方法,但由于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整个分析是以经济阶级之间的斗争为基础的,他的阶级定义又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4]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排斥和错误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们无法在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中研究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因此,其方法论的本质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只能停留在市场机制层面,不可能深入到生产关系层面。

 

二、演化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特点及局限性

 

演化经济学最早起源于以凡伯伦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他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曾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从某种经济体制特征入手,而是开始于非历史的、抽象的个人。作为某种经济特征的特点和制度并没有成为它的核心分析。从所谓普遍的和非历史的概念入手,……它不是与某种经济或真实的对象打交道,而是把自己限定在非常抽象和人为想象的经济中。”[5]对经济模式研究的演化主义方法,最早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代表性人物是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康芒斯,他在《制度经济学》一书的最后一章,专门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康芒斯的研究方法与新古典主义方法论有着本质区别。作为老制度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他也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衍生的一套理论,反对经济分析的均衡方法,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为不是简单的理性经济人,而是受习惯、法律等各种制度约束的行为。继康芒斯之后,另一个利用演化方法研究经济模式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熊彼特。熊彼特在研究方法上也对新古典主义持批判态度。他在1942年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运用演化方法对两种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得出了令他自己都不愿意看到的结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未来。

二战以后一段时期,演化经济学比较沉闷,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格局发生了剧烈振动,为了适应制度变迁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对转型国家的问题需要作出制度性解释,演化经济学重新崛起。在这一过程中,运用演化理论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的分析框架在构建之中,代表性人物有霍奇逊、青木昌彦等。[6]其中,青木昌彦等人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较为系统。 1996年,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以日本国家为例,编写了《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修订版的中文版于2005年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在本书的开篇,作者指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是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它是通过将经济体制看作各种制度的集合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活力的。本书是这一领域里第一步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适性模型,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不存在我们所关心的制度分析的余地。最终地,在伊瓦尔拉均衡的普遍性为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进行资源配置的制度(insititution)就只有考虑市场了。但是,市场以外的制度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他们承认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开始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研究制度问题,但显然他们关注的制度主要是企业组织问题,其内容属于市场经济体制范畴,其方法属于新古典主义的。而青木昌彦等人所关注的“制度”已不仅仅是企业组织这种正规制度,还包括文化、价值观等制度内容。

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制度主义分析方法的重要代表人物,青木昌彦等人虽然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是演化经济学家,但在方法论归属上,他们显然更接近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方法论特征。因为“系统”、“制度”、“习惯”、“模仿”、“适应性进化”等概念,显然是演化经济学的关键性分析概念,其主要特征包括:

1. 制度多样性与互补性观点

与新古典主义者相比,制度主义者把制度本身作为研究的内容,而不是外生变量。他们所研究的制度既包括法律这种正规制度,也包括一些即使不依靠法律的强制,也能够自动运行的制度,他们称之为“自生制度”。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这些制度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体制多样性特征。同时,制度之间还存在互补性。制度主义者不仅认为制度是多样的,而且认为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他们指出:“为什么在一个体制内部比较同质的制度得以发展,而在体制之间相比较的话,它们所具有的多样性甚至到了彼此可以称为异质的程度?其关键在于‘互补性’。”[7]正是这种互补性,导致一种制度的稳定存在,以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同时也导致一种制度与其他制度区别开来。

2. 系统观

制度主义者不同意新古典主义者关于人的行为假设,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学和博弈论假定经济主体为“理性”的,在这种假定之下,人们面对选择总是能在理性基础上作出最优选择。然而,现实中经济主体在以如此复杂的系统作为背景的前提下,要清楚地权衡自己所面临的所有利弊得失,并选择最佳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行为者最多是有限理性。

面对一个复杂的系统,“现实中的人类行为是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类型吻合法(rule of thumb)’,选择与所面临的各种状况相适应的手段,与归纳式决策相接近的决策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传统、组织、法律制度等社会结构和制度,在作为复杂系统的现实中,有助于人们这种归纳式决策。‘例如,组织在进行信息收集、决策以及实施等项工作时,采用标准的运营程序、经验法则等机械程序(routine)。使用机械的程序,有可能产生出与经过充分分析处理问题时采用的最佳方法不同的决策,但是,节约了为了决策而使用的稀缺而且昂贵的资源’。”[8]由此可见,制度主义者把经济视为一个系统,人的经济行为在复杂的系统中不是受理性支配,而是受各种制度约束的。

3. 适应性进化观

制度本身有多样性、互补性,同时约束人的行为。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制度主义者看来,“所谓的社会制度,不是由什么人有意设计的,而是那些适应环境、社会变化的新结构不断被发现,而更为理想的结构被保存下来,即所谓‘适应性进化’(adaptive  evolution)的过程中产生的。90年代,从生物学引入的‘进化博弈论’(evolutonary game theory),原本是在进化论的基础上为说明动物进化而创立的。这里,可以说明‘适应性过程’。”[9]可见,在青木昌彦等人的理论分析中,要使用的重要工具是博弈论。

4. 博弈论方法

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指出:“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的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在这项研究中,不仅要在正统经济学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且还要借鉴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认知科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在于,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只是简单停留在积累丰富的制度类型,然后对它们进行任意和随机的分类。发展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其他的重要贡献,这对深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大有裨益。”尽管作者试图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制度分析框架,但正如作者指出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善。……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1999)。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简称CIA)。”[10]

在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上,演化经济学的方法显然优于新古典主义方法,因为这一方法把制度作为研究核心,强调制度结构的多样性,这本身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正如霍奇逊指出的:“经济分析再也不能对现代资本主义巨大多样性的持久存在漠然视之了。”[11]尽管在分析框架上还没有形成统一,但他们建立的一套概念和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多样化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比如他们把经济看作一个系统和结构而不是一架机器;他们反对把人看作“经济人”,而是运用“制度人”概念;他们不仅分析正规制度,而且强调非正规制度在形成多样化经济模式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化模型相比,他们的理论显然更具启发性和解释力。

然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局限性,其最根本的问题同样源于不科学的经济世界观。他们虽然把经济视为一个系统和结构,并对系统的内部进行剖析,但由于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他们对经济系统无法作出科学的抽象。在他们的系统中,习惯、经验、文化等构成了影响人的行为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支配着经济系统的变化,这样,他们就把文化、历史、习惯等制度因素看作是形成多样性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决定性因素。这显然是不科学的。虽然,这些非正规制度对形成多样化资本主义模式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根本性的。这些上层建筑的内容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实际上,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世界观层面上与新古典经济学殊途同归,都是唯心史观,所以,它同样无法从本质上揭示资本主义多样性产生的深层原因,以及多样性经济模式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科学方法

 

论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一些人会觉得牵强附会,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种认识,就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整体特征和运动规律的,这显然是研究资本主义统一性问题而不是多样性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也曾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这种规律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12]马克思在这里也表明他的研究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所以,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指出:“虽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怎样运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都坚持一种单一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观点。”[13]霍奇逊的观点或许很有代表性。

应该说这种观点表面看上去不无道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巨著要揭示的的确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统一性而不是多样性特征的。但是我们知道,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脱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如果说资本主义统一性特征就是矛盾的普遍性,那么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就是矛盾特殊性的表现,研究资本主义统一性特征,必然是从考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作为起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就是以英国为例进行的。所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必须在多样性统一中进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方法论的论述中提及了这种“多样性统一”的研究思路。马克思指出经济学的研究道路有两种:第一条道路是在它产生时期的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从具体找到抽象的一般关系。例如从人口、民族、国家开始,抽象出分工、货币、价值等概念,然后建立相应的经济学体系。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只走了一半的路。另一条道路是从具体出发,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他认为这是正确的道路。马克思在对“具体”概念的阐释中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并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4]显然,马克思这里指的“具体”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没有抽象的、现实中的具体,这种“具体”是认识的起点;另一种具体则是在对现实具体进行思维抽象加工后,确定了许多规定性的具体。比如,美国资本主义、德国资本主义等具体经济实体,是我们要研究的具体实体,即研究的起点。我们对这些具体实体经过抽象思维的加工,抽象出一般特征,比如都是市场经济体制、都存在资本雇佣劳动,生产都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等等。但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还不是到此为止,而古典经济学家的抽象法恰恰就此而结束。马克思认为得出这些抽象的原则或规律,研究问题的道路只是走了一半。接下来,还必须从思维的抽象上升到具体,但这个具体已经不同于作为研究起点的、杂乱无章的现实具体,而是有着各种规定的具体。按照上面的例子,当我们从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再上升到具体时,就会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德国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我们会发现由于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具体因素的约束和影响,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有了更为具体的内在规定性,比如美国资本主义表现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德国资本主义则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等等。当我们的研究回到这一有着许多具体规定性的综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多样性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直接研究资本主义的多样性问题,但我们从马克思的“多样性的统一”这一研究方法中,完全可以去探索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科学方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5]研究资本主义的多样性问题,就是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具体实现形式上的差异性问题。

今天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内核,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和证明,所以“马克思的理论是在研究和说明某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演进;至于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俄国来,只能是利用已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16]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也要坚持这一方法。但同时,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一框架上,而必须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具体化、创新化,这样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否则,就可能窒息甚至扼杀这种方法论本身,这一点,我们有过很多教训。

从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具体化为系统观的方法。这里所说的系统观的方法,就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经济有机体看作一个系统进行结构解剖,划分出不同层次,并运用联系的、辩证的、动态的观点分析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能够具体化为系统的方法,是因为其方法论自身具有系统观的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曾明确指出了他的辩证法是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系统观。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经济学家不懂得系统发展观点,所以,他们把经济规律等同于物理定律或化学定律,是一种典型的机械论观点。而马克思则不同,他把社会看作生物有机体,“由于各种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17]应该说,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试图用系统观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但却是第一个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运用系统观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试图用系统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曾力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要素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去分析它的结构,但由于他没有科学的历史观,所以无法真正把握这一系统中各要素的地位和功能。马克思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成功运用系统原则,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有机整体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中制度结构进行了层层解剖,而且科学揭示了这一制度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所指出的:“系统论是和马克思的光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霍奇逊也承认:马克思“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的著作所反映的系统思想却达到了其他经济学家很少达到的水平。”[18]

在我国经济学界,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提出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方法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钧先生1991年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五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体化为系统观和发展观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复旦大学的张薰华先生,也很早就主张运用系统方法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他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系统思想用圈层的方式形象地描述出来,他认为生产力是经济系统的内圈,代表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分别是中圈和外圈,它们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三个圈层的内在联系形成社会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先生又对这个圈层进行了发展,从原来的三个圈层发展为六个圈层。内圈的物质内容发展为“源泉和生产力”两个圈层;中圈的生产关系圈层发展为“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和“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两个圈层;上层建筑圈层划分为“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圈层。[19]先生和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性开掘,显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性。比如在先生的六圈层系统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完全可以容纳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所研究的内容。比如在市场经济层面,我们可以找到新古典经济学所予阐释的内容;在要素所有制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交叉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两个层面的延伸,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结合处,我们可以找到演化经济学的关键性概念和核心范畴。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特征。

本文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依据唯物史观,把整个经济有机体也看作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系统,其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核心,而生产关系又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经济制度层面、经济体制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经济制度层面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主要包括所有制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处于生产关系的最深层面;而经济体制层面则是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它包括经济运行的各类载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等,处于生产关系的中间层面;经济运行则是经济体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机制,它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子机制的相互作用,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它处于经济系统的最表层。生产关系的不同层面与上层建筑结合,形成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生产资料所有制与法律相结合,形成产权关系;市场机制与法律、文化相结合,形成市场秩序,等等。可见,资本主义是由复杂的制度结构组成的。它们互相交错,镶嵌在一起,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式的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系统。制度的多样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子系统在经济有机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同的,如果是这样理解,我们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华。那么,我们既要承认经济有机体中不同系统、不同层面的关系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一样,又要强调各个系统和层面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联系性,在方法上如何实现呢?我们通过遵循系统论中的两个分析原则可以处理好这种关系,这两个原则就是支配性原则和不纯粹原则。所谓“支配性原则”就是指,在系统内部总有一两个要素支配这个系统的性质和规律,使这一系统与其他系统从本质上区别开来。比如对经济制度的分析,必须找出具有支配地位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这一原则应用于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分析,很容易判断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我们是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性质具有支配性作用。但仅仅停留于此还不够,因为同样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具体制度特征上美国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德国则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要对这些区别作进一步分析,就必须引入系统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即“不纯粹原则”。所谓“不纯粹原则”是指就任何一个系统本身来说,其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因而内部结构比较复杂,这样,对系统的分析就必须在多种因素相互联系中进行,而不是在既定条件下寻求单一原因。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研究,坚持这一原则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同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在经济模式上存在差异性,这是因为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制度安排要受这个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特点,上层建筑中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制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制度的“遗传”,也有制度的变异和创新,其结果是多样化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

 

(编辑:翟胜明)

该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1期。



[1]  参见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修订版),魏加宁等译,林家彬校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2]  埃冈•纽伯格、威廉• 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页。

[3]  埃冈•纽伯格、威廉• 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4]  埃冈•纽伯格、威廉• 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

[5]  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6]  据笔者所知,青木昌彦并没有声称自己是演化经济学家,但他的制度分析方法的确借鉴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

[7]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修订版),魏加宁等译,林家彬校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8]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修订版),魏加宁等译,林家彬校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9]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修订版),魏加宁等译,林家彬校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0]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1]  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13]  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8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2页。

[16]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页。

[18]  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19]  张薰华:《科学的理论与科学的方法》,载《海派经济学》第14期,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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