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
自20世纪90年代东欧、苏联的共党政权相继垮台后，右翼兴高彩烈地欢呼资本主义的胜利，大弹「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论调，积极鼓吹推动资本的全球化。右派原本谎称在自由市场的神妙作用下，通过资本全球化，可达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收入提高。但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这个神话破灭了，世界各国的失业率普遍高居不下，一国之内与国际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日益艰困，生态环境的危机不住恶化。对世界大多数人民来说，在资本全球化下，右派许诺的玫瑰园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了可怖的森罗地狱。反全球化的浪潮在许多国家澎湃汹涌，越来越多人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价值。美国的左翼杂志《每月评论》因应这个新情势，在今年的七、八月合刊本制作了〈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专辑〉，呼吁重建社会主义的信念。主编麦格多夫（Harry Magdoff）与Fred Magdoff为专辑写了〈朝向社会主义前进〉〔Approching Socialism〕一文，全面阐述了人类为求生存何以必须摆脱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缘由，并回顾检讨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全文言简意赅，通俗易解，本刊特予迻译，分三期刊载。【编者】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5.
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着
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
郑国栋
一、人性能改变吗？
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诸多理由中，有个说法是社会主义违反人性。「你无法改变人性」是句经常听到的陈腔老调。人或许真有这类基本的本能，如：觅取食物、繁殖、寻求遮风避雨的居所、制作穿着御寒的衣物等强烈的欲望。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经常被提到的所谓「人性」，有极大的变化。在社会制度改变时，人适应新的社会结构，许多习惯与行为特点也随之改变。从解剖学来看，现代人大约在15万年至20万年前出现。数万年以来，发展出许多种不同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刚开始，大多数社会是以打猎、采集维生，但大约自7千年起，许多社会转以农业为主。这些社会以氏族、村社、部落、城市国家、民族国家与（或者）帝国的形态组合起来。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关系与人性不同于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时期，人际关系与人性的主要特点是：高度竞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自私自利，但研究「原始」社会的人类学家发现了与资本主义社会极其不同的人际关系与人性。这些资本主义之前的早期社会，经常采取互惠、重分配的经济模式。部落之间当然有互通有无的贸易，但贸易并非为了个人获利。农地既非私人所有，也不能买卖，一般是由村社的头目分配与再分配。由村社头目集中管理的食物大部分在村社的庆典飨宴上重新分配给村民，那时也有战争与地方的专制统治者，这些社会并非完美的社会，但它们有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习俗与「人性」。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所阐释的：「最近的历史与人类学研究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人的经济通常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保卫他占有物质产品的个人利益，而是保卫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声望。」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是社会关系的函数，人们不准从买卖交易中获利。
过去的各种文明，其结构与组织的繁复多样确实惊人。以人类存在的期间来衡量还不算很久之前，北美与南美原住民的意识仍极不同于欧洲军队与移民者在入侵征服后所强制输入的观念。因此哥伦布在他的首次航行后写给西方的信上说：「我还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有个人财产，在我看来，似乎不论谁有什么东西，都是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竟这么真诚无欺，慷慨大方，没亲眼目睹的人一定不肯相信；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若有人开口要求，他们从不拒绝；相反的，他们邀你共享，而且表现出满腔热忱。」
根据研究美国印地安人的杰出历史学家威廉．布莱东（Willam Brandon）所述：「许多至美洲内陆旅游的人眼见真实的印地人世界，年复一年，代代相传这样的看法。这些人中包括最可靠一类的观察者，随便举个例来说，传教士Du Tertre在一六五○年代从加勒比海写信说：「⋯⋯他们全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接受尊卑之分或主奴之别⋯⋯也没有贫富不均的情况，所有人都只想望有用而且确切必要的东西，一切超此范围者皆属多余，不值一顾，无须占有。⋯⋯」蒙田(Montaigne译按：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则写到十六世纪末期在法国的三个印地安人，他们对蒙田说明印地安人共同的惯例是根据仪礼或管理上的需要，把族人分成两部分，分司特定的任务，就像北美各个不同部落的夏族与冬族。这三个印地安人对法国分成对立的两个群体深有感触。「他们发觉我们有人穷奢极欲，饱餍山珍海味，而另一些饥肠辘辘、忍穷受苦的人则在他们的大门口乞讨，印地安人还很奇怪，这另外一半一贫如洗的人竟堪忍受这么不公平的事，不掐住富人的喉咙或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注一)
住在后来成为美国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欧洲移民，无疑自以为在每一方面都比「粗野的」印地安人优越。但我们且看一看印地安的易洛魁人（Iroquois Nations），他们的民主制度没有政治党派，而是由人民参与决策，撤换不合意的官员。妇女与男人一样有投票权，并在某些领域负有特别的责任。与此同时，「文明」的移民则依靠白人的契约工和黑奴，且严加限制妇女的权利。登上美洲大陆的清教徒花350年才肯释放奴隶，过了400年才让妇女有投票权！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天道观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
我们在前面曾简略提到经济从属于社会关系的那些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私有财产、货币与为获利而交易占有了最重要的份量，那些社会形态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了主导力量，社会关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反映，而不是相反。亚里士多德预见了日后会发生的危害，因为在古代世界已表现出将会构成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
「如我所已说过的，有两种致富方法，一种属家务管理的部分，一种是零售买卖；靠前者致富是必要且可敬的，但专凭交易致富则理当受到谴责，因为那不合乎自然之道，是人彼此相互取利的方式。最可厌的致富法是放高利贷，高利贷从货币本身而不是从货币本来的用途获利。货币本为做交易的媒介，而不是用来生利息的，利息这个字意即从钱生出钱，因孳生的子钱类同于母钱故用来指货币的增殖。」（《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虽因觉得奴隶制是合乎自然天理的，而支持奴隶制，但他却认为藉买卖与收利息赚钱不合乎自然之道。现在的情况则完全颠倒过来。如今大多数人认为奴隶制有违自然之道，而藉买卖获利与收取利息则像是最自然的人类行为。
人类的意识、行为、习惯与价值观可以如此多变而且深受某个特定社会发展出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不仅所谓的人性发生了变化，围绕在人性的成分周围的意识形态也有巨大的变化。赞颂发财赚钱，认可赚钱所必要的一切作为，鼓励助长赚钱所需要的特性，这些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都是「不合乎自然之道」，令人嫌恶的，但现在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常规。
所谓「人性」是从特定社会的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偏见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包括就在不久之前，许多常被视为是明显人性特点的，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例如，女人无法胜任某些事务一度被认为也属人的本性。过去极罕有女人当医生，部分原因是认为女人学不会运用必需的技术。现在女医生寻常可见，医学院里的女学生常常超过半数。哈佛大学校长最近发表了一通粗率的言论，说女人在数学与科学上无法有优异的表现，可能是由于人的本性使然，这番话表明对人性的看法仍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看法即使在尚未得到确认的领域，现在也用基因差异的假定立论，让人以为有更为科学的根据。很清楚，许多人视为人性的东西其实是从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中滋生出来的一套观点与偏见。
资本主义迄今存在约500年（重商资本主义约250年，其后是25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不过占整个人类存在时期不到0.4%的时间。（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因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才在更晚的时期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间其比例更小了。）在人类历史的这一小片段中，人类特性里合作、关怀与分享的本性遭到漠视，而为了促进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并在这体系中存活下来，争强斗胜的意识则被刻意突出；一种文化与资本主义一道发展起来，集中体现为贪婪、个人主义（人人为自己）、男女都受他人剥削与竞争。竞争发生在公司的各部门之间，在各个公司与各个国家之间，也在找工作的工人之间，并且充斥于人们的思想中。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盲目消费行为的发展，即购买越来越多与人的基本需求和幸福无关的东西的冲动。正如熊彼德（Joseph Schumpter）在数十年前所描述的：「⋯⋯消费商品的改变绝大部分都是生产者强加给消费者的，消费者经常不愿改变消费的商品，必须由广告精心设计的心理操纵术来加以诱导。」（Business Cycles vol. 2〔McGraw-Hill, 1936〕,73）。
如果人性、价值观与人际关系以前改变过，不消说，它们也可以再度改变。实际上，认为人性僵固不变的想法不过是支持现有体制的人想辩称社会是僵滞不动的另一种方式。正如杜威（John Dewey）为1932年的《社会科学全书》所写的论「人性」一文所说的：「主张人性基本上不变的人与相信人性可大幅度修正的人，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战争的未来与由私人利润所驱动的竞争性经济体系的前景。可以合理而毫不武断地说，人类学与历史都支持那些希望改变这些制度的人。变革的许多障碍一直都被归因于人性，可以证明事实上这是由于制度的惯性与有权势阶级有意维持现在地位的欲望所致。」
二、为什么资本主义要不得？
反对资本主义有许多方面的理由。首先，资本主义是一种必须不断扩张的体系，这必然导致殖民与帝国的战争以及支配较贫困国家的经济。这个体系的基本运行方式在国家与国际的层次同时造成巨大的财富与贫困。结果，人类的一大部分就注定要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许多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资本主义在发展与增长的过程也往往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破坏，因为资本主义唯一的目标就是资本的积累（此即它的主要驱动力量）。它往往竭尽所能地利用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丝毫不顾自然资源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虽然资本主义最糟糕的影响有时可以得到缓解，但一旦资本家认为制止情况恶化的改革措施妨碍了资本积累，并具备权力制订法律，回到更不受约束的状况，改革就会遭到取消。
1、资本主义固有的扩张运动
重商资本主义兴起之际，为赚取货币而贸易与开采贵金属成了社会中心的主导动力，于是在强大的国家里，财富就积累在商人与银行家手中。这造成追求更多的权力、财产与财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过，海洋限制了欧洲与其它地区的贸易，因为直到15世纪末为止，欧洲贸易大体仍以陆路为主。15世纪末，欧洲发展出威力强大的火炮、新航海器具与可以运载大量士兵、枪炮的巨型帆船，欧洲国家遂得以于此时进行海上探险。「欧洲人在非欧洲人还没有能力吸收之前，就快速改进了军事技术、海上火炮与帆船。因此，双方的不平衡便日趋严重」（C.M.Cippla, 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Collins, 1965〕）。
欧洲向海外探险与征服的初始动机经常是为了香料与贵重矿物这类高价值产品的商业贸易。欧洲国家只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就主宰了各大海洋，并得以进入全世界的许多国家。他们开始建立小型的飞地，由于住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的人民对从欧洲传入的病菌没什么抵抗力，造成当地居民大量死亡，因此有些飞地他们还可以大幅扩张。大规模向海外扩张虽始于15世纪末期，但为方便起见，通常是以1500年标志重商资本主义时期的起点。重商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造成财富的大量集中（大部分是靠一般商品的贸易与从美洲盗取金银），也开始了影响海外世界大片地区的殖民化。当地的原住民被征伐、奴役与疾病彻底灭绝，不然就是变成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种。欧洲的市场连同几世纪中一直以奴隶贸易为主的非洲大大有利于英国。
重商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市场，并促成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积累。因此，在大约两百五十年前，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就在欧洲发展起来，自此大体扩展至世界的所有角落。构成现代（或曰工业）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必须扩大对海外的控制与影响，也就是帝国主义。有许多重要的力量造成扩张的欲望，在不同的时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力量发挥最重要的影响，但大体上他们彼此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全都源自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
为了要确保能获得生产所需的必要原料（从棉花、铝土、石油到铜等等），就必须与其它资本家和（或者）其它国家竞相控制外国的自然资源。中东的石油占全世界已知储量的65%，若不把美国进攻伊拉克并企图支配伊拉克与中东的政治与经济看成控制中东石油的战略的一部分，就无法理解这些行动的意义。美国目前一半以上的石油需求靠进口，有17种矿物的需求100%由外国输入，还有更多其它商品高度依赖进口。
不断投资利润以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以及公司间为相互竞争市场的份额而生产，促使资本家发展新产品与扩张国内的市场。一旦国内市场达到饱和，资本家便向海外寻求获利的机会，以克服开始显露的经济停滞。
相对于有效需求的持续过度投资与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趋向停滞的原因，这点已由马克思证明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特点：
「如果这种新的积累由于找不到投资的领域而难以使用，也就是由于各种生产部门都已投资过多，借贷资本亦复供给过多，那么，可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不过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有个障碍实际上是它的扩张规律所固有的，那就是资本必须能获利以实现资本自身的职能的限制」（Karl Marx, Capital, vo1.3, 507）。
海外投资也提供利用较低成本的劳动与较少环保限制的有利环境，让为国外与（或者）国内市场的生产更能获利。在海外设置许多分支机构为公司提供良机，把成本与收入配置到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使税负降到最低。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大公司为争取国内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构成了助长扩张劲头的另一因素。公司经常需要借用外部资金来竞夺国内外的市场份额。公司赚到的盈余有许多因用在非生产性的方面而给耗掉了，像是广告、促销或者付给公司高干多得离谱的高额报酬。例如：Wal-Mart（译按：世界最大的美国量贩公司）的执行总裁每两个星期的薪资相当于同家公司一般工人一辈子赚得的钱。（Paul Krugman, New York Time, May 13, 2005）。因此，虽然公司仍能赚到足可用来投资的利润，但它们为了扩大生产或是并购其它的公司，却经常需要向外借贷资本。为求吸引银行家与股市投资者，他们必须表现出长足的增长或具备增长的潜力。
最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银行入侵外国（边陲）国家有助于外国投资，也帮助外国投资者及其当地统治阶级的盟友把利润转移回中心国家。中心国家的银行也发觉兜售贷款给外围国家的私人与公共机构可藉债务套牢他们，让他们沦为债奴。与初始贷款额相当的利息（加上一些本金）很快就给转移回中心国家，留下长期债务让外围国家偿付。
用殖民手段控制是兴起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确保掌握外国资源与市场的方法。较发达的工业与军事强权的扩张造成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彻底的控制。到1914年，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占领的殖民地覆盖了全球表面近85%的面积。（近来人们大谈所谓的「全球化」，好像「全球化」是全新的现象，而不是帝国主义重又发动的冲锋挺进！）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国际强权之间为分割世界的问题而开战，二次大战后，殖民地的艰苦斗争与反殖民战争迫使殖民强权放弃殖民统治。然而，在殖民地解放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富有的中心国家继续支配地域远为广大的不发达世界。殖民主义时期与前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后的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穷国的经济受制于中心国家的资本的需要与愿望。殖民与帝国主义支配的历史扭曲了外围地区的经济，使它们无法自我发展。穷国处于依附状态的主要特点是，贫穷国家的财富遭到支配的强权榨取以支持资本的积累，这点至今未变。殖民地解放之后，需要有新的手法来控管并持续复制外围穷国的依附状态。过去用殖民占领与武力来发挥强制的作用，现在则大部分改由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来执行，但武力仍被用来贯彻帝国的意志。
资本穿透全球各地对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顺利运行极为重要，
2.资本主义与人类处境
资本主义具有许多不同的政治形态，它产生的商品、发明、新思想与技术进步，比以前所有的历史时期都要多。在近25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期间，除了严重的衰退、萧条与战争这些重要的例外情况，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在持续扩张。但生产能力这么巨大的进步与发展究竟对地球上的人的生活处境与人类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人，可能是20%，生活舒适，有许多教育、居住的良好机会，几乎是随心所欲地购买各类商品。但在这群大体上富裕的人中，财富的分配也很不平衡，最富有的人掌握了巨额的财富。全球最富的691人有2.2兆美元的净资产，相当于145个国家每年GDP的总和，比所有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加起来的总数还多！最富的770万人（约占世界人口的0.1%）每人拥有的金融资产超过一百万美元，掌控了将近28.8兆美元，这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国家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0%，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每年GDP的总合减掉美国还要多。（这个数目其实也包含大约40%的美国GDP在内。）
资本主义生产出巨额的财富却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细究一下地球上不幸的人数目之多、处境之悲惨，实足令人震惊。
在全世界近63亿人中：
●大约半数人类（30亿人）营养不良，长期缺乏热量、蛋白质、维生素与（或者）矿物质。（注三）更多人「无隔宿之粮」，不知道下顿饭在那儿。联合国估计，「只有」8亿4千万人（包括富裕的中心工业化国家的1千万人）营养不良，但这远低于大多数的其它估计。
●10亿人住在贫民窟（约占住在城市的近30亿人的三分之一）。
●约有一半人类每天赖以维生的东西，比在美国用2美元所能买到的还少。
●10亿人得不到干净的水
●20亿人没有电可用
●25亿人没有卫生设施
●10亿儿童（全世界儿童的半数），由于贫穷、战争与疾病（包括艾滋病），食、衣、住、卫生都极度缺乏保障。
●即使在富裕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口生计艰难。例如，美国有1千2百万个家庭食物没有保障，在4百万个家庭（含9百万人）中，有人经常得饿一顿饭，其它家庭成员才有足够的食物可吃。（注四）
人类在过去25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另一部份状况就是几乎没有休止的战争，数以亿计的人遭到杀害。占领、奴役、种族灭绝、战争与剥削是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历史的组成部分。战争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支配与进入全球市场而相互杀伐，也源于企图征服殖民地，以及人们种族或宗教的差异（其中有许多因殖民的占领与（或者）帝国主义的干涉而更加恶化）。积累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驱动力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外国市场，扩大他们的市场份额。不过，要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向海外投资、销售的经济欲望与他们的政治、军事政策分开，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利益都纠结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中。后冷战时期美国急于展示它的军事威力，战争仍未止息，日后可能还会遭遇更悲惨的事。据估计，美国入侵伊拉克造成十万伊拉克人死亡，从这可想见伊拉克遭逢的灾难之巨大。
3、富裕与贫穷之间的相关联系
资本主义的成就与失败之间有着必然的相关联系。大量世界人民的贫困与苦难并非偶然，也不是可用小修小补来消除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无心之过。资本主义在国家与国际的层面上运行，直接造成财富的惊人累积，同时也使全世界极大比例的人遭受常年饥饿、营养不良、健康不佳、缺水、缺卫生设备，因而陷于全面的悲苦之境。
这么多人处境艰困部分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反之，资本主义造成并维持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后备军，人口中有一大部分人生活不稳定，有时工作，有时赋闲。这些工人可能依季节变化而被雇用，或在经济暂时繁荣时不定期地工作，或为军队劳动，也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作机会。在富裕国家，失业与低度就业的后备军成员一般是最贫穷的，生活艰苦，包括无家可归。他们的存在维持了降低底层工人工资的压力（完整的论述，见Fred Magdoff ＆ Harry Magdoff," Disposable Workers,"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4〔译按：中译文见本刊第十九期「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劳工」〕）。
有几种因素使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大量的人陷于悲惨处境无法脱身。事情的部分原委是，在中心国家的资本汇回本国的利润超过新的投资之际，外围国家的财富被汲取流失，再就是外围国家的自然资源遭到开采，为富裕中心国家所用。此外，银行力促外围国家借贷使之债务缠身沦为债奴，从外围国家榨取了更多的财富。于是越来越多外围国家的人民充当不但为本国资本也为外资效劳的劳动后备军。许多前殖民地的劳动力是用破坏他们的社会与生活方式刻意制造出来的。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之一是要求人民付税，强迫人民加入货币经济。殖民政权破坏农民社会条件的另一手法就是把传统上农民保有村社土地的形态转变为土地私有制。外围国家的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贫民窟，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吸纳工人，遂造成巨大的人道危机。（注五）此外，与财富沆瀣一气的权力操纵政治与法律体系，破坏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可有的共享或再分配，以有利于资本的持续积累。
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富有国家的财富，直到今天仍高度依靠从外围国家榨取资源与财富。全球主要的资本投资者住在富有的工业国家，但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剥削全世界的基础上：阿明（Samir Amin）用他的名著《全世界范围的积累》的书名来加以描述。中心国家不让外围国家运用它们的经济剩余来增进本国的利益，而把从外围国家榨取的一部份剩余拿来投资以攻进世界其余的市场，在这过程中受到母国政权与美国（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力的积极协助。这意味穷国无法运用它们可能有的经济剩余来满足它们的社会需求，反之，这些经济剩余流向富国统治阶级的金库，一部份则成为它们本国一小撮与外国资本的利益勾结的富裕买办精英享用的奢侈品。
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从外围地区积累的资本主要是直截了当地掠夺贵金属，接着是用奴隶劳动生产农产品，而提供奴隶劳动本身就是种发财的行当。其后，通过贷款与投资，就以硬通货的方式榨取利润，这造成了许多国家不断的债务危机，同时石油、铝土等自然资源也被强制开采利用。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中心的「母国」竭尽所能摧毁外围地区可能与本国竞争的行业。因此，英国强行彻底毁灭印度的纺织工业，这样印度就不得不购买英国生产的商品。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中心国家极力保护它们的工业与其它行业免受外国的竞争。现在，这些成熟的产业已极为强大，需要更有效地攻进外围地区，于是中心国家的资本、它们的政府与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国际」组织便连手起来推进所谓的「自由贸易」，然而却仍里外不一地在国内市场与全世界的交易中为「本国」产业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浪潮中，资本可极大程度地自由流动，原本在中心国家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转往低工资国家生产。这符合两项目的：除了可比仍在中心国家生产的竞争对手卖得更便宜之外，由于在外围国家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购买力的阶级，移往低工资国家生产就可在当地与周边区域打开新的市场。从海外进口低成本的工业制成品，用被剥削的低价劳工生产，为中心国家扩张与再生产财富提供了另一途径。
资本主义借着多种机制，从早期的直接掠夺与殖民统治到比较成熟的形态的帝国主义关系，持续不断的再生产出中心国家的财富与外围国家的发展不足。它也持续生产并再生产出每个国家的阶级结构，包括在外围国家制造出一个有外国银行存款并信赖美国武力的奴颜媚外统治阶级。
生产与不断再生产出一种总是存在劳动后备军的阶级结构表明了：在资本主义下总会有相当的不平等。等级制度与阶级表示在每一层面都普遍存在差异，绝大多数的人不具有实际的权力。美国的财富分配表明了不平等的程度。80%在底部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还不到最上层的1%人的一半，而40%的底部家庭仅拥有整体财富的0.3%（见表一）。
在各国的地区之间与不同族群之间也一直存在差异。例如，2002年白人每户平均的净资产（88,000美元）比西班牙裔的多11倍，比黑人多14倍（"Wealth Gap among Races Widens in Recession,"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8, 2004）。白人家庭仅有13%净资产为0或者负债，却有近1／3的黑人与西班牙裔家庭没有资产。2000年黑人与西班牙裔的家庭平均收入接近白人家庭的一半。黑种男人的就业率大大低于白种男人，两者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7%与74%。（2005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http：www.gpoaccess.gov /eop/）。
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国家财富有极大的差距，这是无须多言的，发达国家平均的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大约是6千美元，北非是4千美元，而次撒哈拉非洲则是2千美元。不过这些数字掩盖了最糟糕的问题，因为海地的人均GDP是1千6百美元，埃塞俄比亚（伊索匹亚）是7百美元，而在次撒哈拉非洲的六个国家平均的人均收入是6百美元或竟更少。富裕国家仅占全世界人口的15%，却产出全世界GDP的80%。反之，最穷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近40%则只产出0.3%的世界财富。
4.生态的恶化
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曾发生生态的恶化。即使我们已更加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所能造成的伤害，但要了解生态的恶化，还得认识资本主义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在资本主义下，汲汲于追求利润与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主宰了政治生活，资本主义社会又发展出许多科技可让人不论远近或有意无意地迅速改变他们的环境，这就使环境伤害成了不可避免的事。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是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标而组织起来的生产体系自然会产生的副产品。
依照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的逻辑，没有内在的机制鼓励或强制产业去找出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生产方法。例如：被发现对生产工业制成品有用的化学品通常未经适当评估它们是否对人体或其它物种有害就给倾倒入环境。燃煤发电厂散发到空气中的汞污染了数百英哩外的湖泊与海洋。抗生素经常滥用，加到饲养在过度拥挤、卫生条件不佳的工厂化农场的动物的饲料中，致使病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增强。这种饲养技术根本不符合有利生态的养育动物法，但由于它提高了利润，对资本就很重要。此外，在美国发展出的以汽车为中心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环境后果。市郊的广大区域有时逐渐合成一个「巨型城市」，部分抹除了小区之间的界线。由于一些人在城里上班而另一些人则在不同的郊区工作，因开车上下班而浪费燃料只是郊区化的部分情事而已，到开车才到得了的商场购物，送小孩到学校与游玩都得开车越过好长一段距离。
全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变化并不完全可以预测，但大体上具负面的影响，这是不加节制地用资本主义方式开发资源的另一结果。工厂、发电厂、小汽车、卡车大量燃烧矿物燃料，造成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层日益增加。有人担忧由于南北极的冰融化，降雨量与河水流量改变，以及输送温水到北大西洋并保持北美与欧洲气候温暖的热流传送线（墨西哥湾流是它的一部份）中断，地球的逐渐暖化实际上可能导致极快速的变化。（见"The Pentagon and Climate Change," Monthly Review, May 2004）。
造成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威胁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神赐地球给人类开发利用这一深藏在西方思想中的观念，这个观念源自《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28节）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亚当和夏娃），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近来美国的福音派新教徒用恶毒的语调反对环保运动，坚称世界末日将至，因此，我们的自然资源与支持地球生命的体系是否遭到迫坏并没有真正的差别（见Bill Moyers, "Welcome to Doosda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 52. no. 5 〔March 24, 2005〕）。
5.资源的限制
一个按其本性必须增长与扩张的体系终将和全球自然资源有限的现实发生冲突。水、空气和土壤只有污染不超出它们吸收的能力会污染无害，才能继续好好发挥功能。此外，自然资源被用再在生产过程中，如：燃料（石油和天然气）、水（在工业、农业中）、制造木材与纸张的树，许多种像铁矿、铝土矿的矿藏，如此等等。有些资源像森林、渔场的范围有其限制，但如果是在一个依条件许可而灵活调整的计划体系中使用，就可按自然的过程恢复生机，重新使用。其它的资源如：石油与天然气、矿物、某些沙漠地区的溪水石岩层（史前时期储藏的水），未来的使用则永远限于当前所有的存量。
资本家在营运时一般至多只考虑三到五年的短期效果。由于景气循环的阶段、其它厂商的竞争、所需的投入品的价格等这些生意上的情况都无法预料，加上寻求短期回报的投机客的要求，资本家就必须这么做。因此，资本家无知于他们的行为有自然界给予的限制，好像可用的自然资源是无限量供给的。在每一个别的资本家都追逐获利与积累资本的目标时，他们就形成了集体伤害整个社会的决策。例如，有证据充分的报告指出，许多海洋鱼类已大为减少，几乎已达灭种，就是个例子。捕获最大的鱼量符合渔船主的个人利益，有些渔船主实行像工厂一样的作业，从补杀、加工处理到冷冻，一贯完成。人的贪欲虽没有自然加诸的限制，许多资源却不是取之不竭的，包括海洋的生产力也有其极限。
用水灌溉古已有之，只是在近50年才达到了自然的极限，有些分水岭与河川的能力已被充分利用，华北的黄河给抽出大量的水，故大多数的年份都没有流到大海。由于使用了可以更高的速率抽取更深的地下水岩层的抽水机，在雨水渗入土壤补充地层水分之前，水就可被抽出。欧格拉涵水石层位于从南达柯他（South Dakota）到德州狭长地带的大平原部分地区的下方，若从中抽取的水比雨水所补充的还多，实无法持续太久，而且需要挖越来越深的井，直到即使不是不可能再挖也是窒碍难行为止，而首先提出这样看法的人竟被指控为共产党！这件事表明，考虑经济活动可能碰到的资源限制是多么不合乎资本主义。
耗尽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要多少时间，取决于储量的大小与汲取资源的速度。假定汲取的增长速度仍旧一样，有些资源要用完也许还得数百年，但像石油与有些矿物这类重要的资源，大限到来之日却不会那么远。例如，据估计，依石油目前这样使用的速度，在50年之内已知的存量就会用完，2003年的存量与每年开采量之比从1989估计的近44年下降到41年（British Petroleum,Statistical K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4,http://www.bp.com ）。铁矿石是铁与钢品使用的基本成分，从2003到2004年铁矿石的生产增加了约16%。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年增加7%，已知的铁矿存量大约60年就会耗尽。如果继续快速使用铜，所有的已知存量在60年再多一点就会用完。
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在由富人挟其市场权力决定商品如何配置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无法以理性的方法把保护自然资源列为优先。石油开采量预估近几年就会下降，这天到来之际，价格上涨就会施加增大的压力给直到最近都还被世界资本主义拿来夸耀的中心国家的所谓中产阶级工人。
6.带着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改革与反改革
改革可被用来缓解资本主义体系横行所造成的社会与生态后果。当然有很多事因改革而发生，包括那些让中心资本主义国的工人获益的事，如：较短的工作日与工作周、组织工会的权利、实施社会保障退休制度的政府、较高的收入与保护工人安全的法律。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与空气的质量很糟糕，关切环境也让环保法律得以通过，改善了情况，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心国家的状况，资本可能取消劳动阶级经艰苦斗争而赢得的成果。在阶级斗争起伏转折的期间，一旦情势确定对资本有利，就会有取消成果并力求让资本受最小的约束、具备最大的灵活机动力的企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资本害怕会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需要劳工合作以使国家恢复稳定，便在许多的欧洲国家推动福利国家，劳工休假照样付酬、工资提高，德国甚至让劳工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在美国，福利国家始于罗斯福的新政，在整个1960年代还增加新的社会福利规划。
二次大战后，汽车风行，郊区又大量兴建住宅、工厂及其相关设施，经济受此驱策，快速重建起来，因而可有大量的钱挹注社会计划，给劳工较高的薪资，而仍能获取高额利润。在经济快速增长时，税收也不太费劲就可增加以支持新的福利项目。社会福利计划增加的另一部份原因是，1960年代关切社会稳定以及冷战时期希望得到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工会的斗士与阶级斗争的其它方式，类如黑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运动，也有力于其间。但随着越来越大的公司增多起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而且也没有像从二战结束到整个1960年代那样的新动力刺激经济快速增长。
1970年代经济停滞开始露头，资本以许多方式反应。投资策略改变以维持利润，从生产物质商品转向服务部门与金融投机领域（创造并买卖多种金融产品）。经济一停滞，资本主义社会就像历史中多次的萧条时期一样，也把停滞、穷兵黩武、战争的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及殖民属地。从1980年代开始，社会的上层阶级就持续推动降低公司税与财产税的阶级战争，资本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从1980年代开始并在这个时期加速放手发起攻势，力求尽可能多地废除包括劳动后备军在内的工人权利：攻击福利计划、让工人更难组织工会而更容易解雇他们、减少养老、退休等福利金涵盖的范围，把包括学校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并力图把社会保障业务也私有化。美国保守派从未衷心接受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一直立定这样的目标：扭转罗斯福新政与1960年代大社会时期开始的政策，回到中央政府发挥保护劳工权利的主要作用之前的情况。欧洲的资本也有类似的欲望要减少工人的保障与权利，借口说要使产业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就必须这么做。
资本主义所培育起来的贪婪、个人主义与竞争使得撤除帮助劳工与穷人的方案比较容易振振有辞。因此，资本主义只有在短时期能有张「人道的面孔」。要达到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永远不能依靠取得不大成果的改革。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旦资本的力量增强到比劳工的力量大，而从上层阶级发动的阶级战争成了常态，就会出现反改革的措施，但更重要的是，不平等、贫穷与苦难、环境恶化、使用资源快于补充，这些灾难会存在或发展，外围国家也会受到主要中心国家实行帝国主义式的经济、政治与军事的进攻，所有这些都源自资本主义的本质。
我们需要一个新社会，因为这些罪恶是资本主义体系DNA的一部份。要不要离开资本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环境的约束与苦难的增长会迫使社会改变。未来表明只有有限的可能性：是回到法西斯主义（野蛮状态）或创造一个可提供所有人类基本需求的集体社会。
表一 美国家庭净资产的分配（2001）
家庭的百分比 净资产的百分比
上部的1% 33.4%
上部的5% 59.2%
上部的10% 71.5%
上部的20% 84.4%
底部的80% 15.5%
底部的40% 0.3%
来源：「美国1980年代与1990年代家庭财富的变化」，收于Edward N. Wolff编《家庭财富的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household Wealth）(Elgar Publishing Ltd.，即将出版)。
注释：
1. William Brandon, The Last Americans :The Indians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4, 6, 292.
2. Joan Robinson,introduction to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1) 28.
3. Gary Gardner&Brian Halwell, Worldwatch Paper # 150: Underfed and Overfed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0) , http://www. worldwatch.org/pubs/paper/150.html.
4. Mark Nord, Margaret Andrews, &Steven Carlson,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in the Untied States, 2002,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ttp://ers.usda.gov/publications/fanrr35/.
5.See Samir Amin, "World Poverty,Pauperiz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 October 2003〔编按：中译文见本刊第3期〕, and Fred Magdoff , "A Precarious Existence," Monthly Review February 2004.
补白：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观诸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深重苦难与其造成的环境浩劫的威胁，该怎么办？为委内瑞拉妇女设立银行的卡斯托尼达（Nora Castoneda）给了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回答：「我们正创造一种为人类服务的经济，而不是让人类为经济服务。」这个描述可谓社会主义目标的要旨，很可以代表亿万人的希望。然而，苏联与中国这两大社主义革命的发展令许多左翼人士对社会主义前景灰心丧志、意气消沉。
不幸的是，我们许多人对历史抱持简单化的看法，忽视了迈向新社会秩序的路途中的矛盾，后革命社会达成了可观的成就：充分就业、教育普及、全民医疗服务、工业化、寿命延长、婴儿死亡率剧减，以及其它更多的成果。它们标志了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但经过一段不长的时期后，它们各自偏离了正轨变成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体系。结果，两国都确立了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两大革命是怎么转向的？对再走激进的社会主义道路可有值得汲取的教训？这很难获得笃定无误的答案，我们也不想装做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们愿指出可能有助于了解失败的研究与分析路线。
就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非不可避免的，反之，这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旧社会群体与旧思想方式没有消除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继续存在，为新的统治集团所用，许多新统治集团的成员追求本身的利益，在等级体制中争相攫取高位，仍根深蒂固地抱着被推翻的旧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原本宣称要做到的真正民主，即由人民全面决定并参与制订新社会的政策和实践，也是口惠而实不至。
也许后革命社会所给的一个（如果不是最主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肯定不可能一夕之间达到，要对社会结构与人民意识实行重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非常漫长的道路，也充满了陷阱。毛泽东简单明了地指出了这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
在过渡到完全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长期过程中，需要一种焕然一新、充满新型思想意识的文化。要创造新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从根本上转换资本主义时代主导的思维方式。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道德准则与流行信念颇为强固，不可能在一夕之间演化成不同的东西。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并且经常要求自私、贪婪、个人主义与你死我活的竞争精神。反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创造出与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相适应的集体意识形态，这种社会实践集中在：为所有人服务、废除尊卑高下的等级制度、清除身分地位的差别、移向人人平等的制度。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提出这些改变的困难所在：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改变了的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正是人改变环境，而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同时发生，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注意：马克思用的不是man这个字，他写的是「Mensch」，在德文中意指「人（person）」，同等适用于男人与女人。】（译按：此处译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略有不同）
上述引文的关键词是「革命的实践」，这要求人们高度参与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过程，这也至少要求而且应该鼓励人们批评领导人与辩论政策的完全自由。
1. 苏联的经验
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失败有许多因素。苏联虽然在社会福利上有重大的改善，工业化也颇为可观，却从未牢固建立明确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说不上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苏联虽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以前已用一些文章稍微详细地讨论了我们对苏联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了解。（注六）我们不打算重述所有的论证与讨论，只对关键问题作简要的概括，偶尔摘录先前出版的文章。
1917年的俄国革命确实震撼了世界，但新成立的后革命社会面临诸多危险。四年的内战使苏联社会陷于纷乱无序，摧毁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的死亡与破坏。新的革命社会也面临美国、英国、法国等强权力图扼杀布尔雪维克革命于摇篮中的欲望。不过面对这些极度的困难，一当苏联缓口气过来，便以审慎合宜的速度让人民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住房、教育、医疗服务与老年、残废的照顾。在苏联达到并维持充分就业的同时，西方深陷于大萧条的泥淖中，很有代表意义的是，即使最富裕的国家在那些年中也有20~30％的劳动力失业。相形之下，苏联的成就惊人，真是令人赞叹。
二次大战期间，麦格多夫（译按：本文作者之一，二战期间他在美国政府的「战时生产委员会」主管机器产业的计划与控制工作，后来又在美国商务部领导当前商业分析部门）为准备制订工具机产业的生产计划而参观访问了美国的工具机公司。公司老板经常向他报告，他们得以在大萧条的谷底幸存下来，靠的是从俄国五年计划而来的源源不断的订单。再者，苏联凭自己的努力把一个落后、工业尚欠发展的社会转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有能力装备陆军与空军，不但顶住了二次大战中德国的侵略，还对最终击垮德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因为出现了拥有特杈的官僚菁英与扭曲变形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在早期就大为转向。
官僚统治与民族主义
俄国的后革命社会远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替新社会设计蓝图，也没有详细预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所碰到的考验与苦难——包括成败可能交迭出现，战斗可能胜而又负，直到权力由上层阶级转移到下层阶级得到巩固确立为止。但他们对社会主义最终必将胜利的信念从未犹疑动摇，他们从他们时代的动向汲取经验教训，重申人民共和国的原则。因此，他们不只赞颂巴黎公社的革命还加以研究，如马克思所写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指出了公社明确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他看来，至关紧要的是，公社力图防止让领导阶层变为新的主宰者：
「从一开始，公社就不能不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当权，就不能再运用旧的国家机器管理，为了不再失去刚刚取得的优势，工人阶级一方面必须废除先前用来反对他们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防范本身的代表与官吏，保护自己⋯⋯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转变为社会的主宰——这在先前所有的国家形态都是无法避免的事——公社用了两种稳妥的办法。首先，所有行政、司法与教育的职位都由普选产生的人担任，随时可由选出他们的人撤换。第二，所有官吏，不论职务高低，都与其它工人同工同酬。⋯⋯这样，即使不另立法令约束代表机构的代表，也可有效防止孜孜于追逐权位的野心。」（译按：此处译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略有不同）
与此大相径庭的是，苏联的革命面临特殊的情况，导致官僚集团滋长，支配了苏联社会。托洛斯基在内战结束之际的观察值得注意：「五百万红军的解甲复员对官僚统治制度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胜利归来的指挥员在地方苏维埃、经济与教育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不断在各部门采用曾确保内战胜利的体制。于是，群众在所有方面就逐渐被推开，不再能积极参与领导国家了。」《被背叛的革命》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接踵而至的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在重建的艰困时期，官僚统治像癌症一样滋生起来。在一个由一小撮人牢牢掌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不久就集中起来。紧靠着最高统治集团周围，党干部、产业的领导、政府官员、军官、知识分子与演艺人员，这些精英份子成了特权阶层。人民分化成不同阶层，等级制度长期施行，影响了积累的方式，促成新的社会形态历久不衰。阶层的分化让享有特权的高层获得好处：不仅在收入上，更令人注目的是，医疗、教育、居住地区（乡间住宅以及市郊的大套房）、度假宾馆、游猎别墅、汽车，还有市场上买不到的特供食品，所有这些方面都享有与一般民众不同的特殊待遇。菁英阶层消费的越多，可给其它人消费的自然也就越少。上等阶层的特权与权力还可由子女承袭。不过，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是，生产数据所有权无法继承。
等级分明的统治体制严密控制了百姓的大部分生活以及整个经济。苏联庞大的官僚体制的显著特点就是，纪律严格，特权阶层中人始终存有不安全感，必须时刻小心保护本身的利益，避免被排出特权地位，当然更要提防身陷牢狱。等级制度普遍存在于各种机构、产业的企业单位与产业联合组织。于是，苏维埃体系产生了本身的矛盾：一个与民众远远脱离的官僚结构，组织严密僵化而不容侵犯，遂导致为改善生产效率与分配而规划的经济、政治改革也窒碍难行。在上述的情况下，各个不同的阶层、共和国与地区的生活条件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在每个共和国内，上层与中层的社会阶层奋力争取更高的地位，极力攀比西方上层与中等阶级的生活方式。
民族问题是第二个严重脱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在19世纪，沙皇野心勃勃地夺取大片领土，这些地区原是由多种族裔构成的不同国家。沙皇与贵族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共产党推翻沙皇后，掌控帝国的方法有所不同。社会主义者该怎么做？列宁坚持他的立场：建立一个每个共和国都有权脱离的联邦。再者，宪法必须规定苏维埃联邦的总统由各个民族共和国轮流担任。斯大林讪笑列宁建议的政策浪漫不切实际。结果产生了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联邦与俄罗斯化的统治。（注七）
随后的经济发展反映了俄罗斯的支配地位。革命后，苏联位于中东部与亚洲的共和国的确在许多方面大有进步。例如，苏联中东部的共和国在生活水平、教育与文化设施上都远高于苏联之外的同一族群的人民。进步也同样扩展到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中心与边陲仍有重大的差异。苏联1987年的官方统计手册在革命的70年后报告说：「整个国家21％的学生⋯⋯在学校没有中央供暖系统，30％没有水管，40％缺排水系统。」（Th USSR in Figures for 1987【Moscow：Finansy I Statiska, 1988】）。我们相信，这些不足之处表示了俄罗斯中心所采取的优先级。例如，土耳其斯坦60％的妇产医院、病房与儿童医院没有持续供应的水，大约2/3的医院没有室内水管（Nikolai Sohmelev and Vladimir Popov, The Turning Point【Doubleday, 1988】）。革命为前殖民地区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中心与边陲之间仍有重大的差异。下面的附表比较了俄罗斯与几个亚洲共和国在苏联政权建立70年后的人均总产值，显示了整体的状况（见表二）。
除了俄罗斯与前沙皇殖民地有所差异之外，在俄罗斯本身内部，莫斯科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生活也存在重大的差异。
计划与苏维埃经济
苏联在二十世纪后期遇到了危机，造成危机的问题大部分与经济及革命初期组织经济的方式有关。常有人把苏联遭遇的困难归咎于实行中央计划，甚至有人宣称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不可能有计划经济，有些人则提出「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方案（见后文）。然而，苏联经济的失败并非计划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源自苏联计划独有的特点，苏联的体制在独特的环境下发展起来，走向与早期革命者所设想者不同的方向。本质上，苏联所制订的计划并未立足于实际的条件。1920年代末，苏联实行中央计划与大规模工业化的雄图，实则无此必要。由布哈林领导的一部份政党要员曾建议走较为缓慢、渐进的道路。但是，当时国家大幅增加控制经济的力度，决策又极度集中且人民被严密组织起来，在这样不寻常的紧绷状态下，一旦订定用难以置信的高速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就必然会由此产生某些结果。苏联日后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上所发生的事，大部分都是由第一个五年计划铺垫而成的。快速工业化与建立强大的国防能力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是很重要的，这双重目标支配了苏联1928年开始制订的第一次计划的思维。就当时可用的人力与自然资源而言，这个计划的雄心过大，而且不是由民众广泛参与制订的，为了力图实现计划，遂造成经常使用威胁与强制的手段。
只要经济可以保持快速的增长率，就有办法不让矛盾达到沸点而爆炸。但增长率一减慢，经济终于在1960∼1980年代陷于停滞，遂促成了深层次的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导致重新建立了一种驳杂不纯的资本主义形式。用严格的等级制度控制的强制性指令经济仅是1928年实行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在1930与1940年代尚表现良好，但为什么后来开始停滞呢？早期城市的劳工供给充沛，还可从农业区调集更多劳动力，自然资源的蕴藏量也很丰富。因此，可以用强大的政府控制协调人力与自然资源的使用来组建工厂，造成就业与生产的快速增长。诉诸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也在激励这样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尤其在国家面对威胁与后来遇到战争时更是如此。
然而，一旦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工作，要用中央集权的指令经济控制几乎所有的经济决策来恢复高增长率，就碰到了许多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前所用的步骤造成了反效果。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大量正值生育年龄的人民，生育率也普遍下降，因此工作人口的增长比从前少。第二，由于比较容易开采的矿层已耗尽，开采原料越来越困难了。在大多数人知道苏联面临社会与经济危机之前，李文（Moshe Lewin）在1974年便写道：
「经济体制中那些欲益还损的特有做法，在1960年代初期已呈现出问题，官方却长期没有注意到。越是想方设法增加积累与投资，投资的回收却适得其反地越少，增长率也日趋下降。⋯⋯研究显示，营运的成本越来越高，减缓了整个过程，采用的策略明显具有反效果，极需改革。片面致力于优先投资重工业被视为成功的主要秘诀，现在与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强制的政治压力一道造成了增长率下降的因素。但支持这些因素的教条与行诸多年的积习却极为顽强。依然牺牲消费，偏重投放大量资金于重工业，较多的产品用于支持重工业而不是增进消费。『为生产而生产』确实表达了苏维埃经济的状况，而生活水平与国民收入都没有从中获得足够的利益。」（Moshe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投资通常会用来以较好的新机器替换损坏或过时的设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苏联强调用建立与装备新工厂作为继续增长的方法，遂忽视了旧工厂。工人被迫继续操作低效、过时的设备，还由于设备故障而经常停工。原料短缺也造成建立新设备远慢于期望的速度。
产业组织的领导是根据他们能多建多少工厂来判定政绩而不是根据已建成的工厂的效率，领导的精力既耗费在这上面，苏联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就不如期望。于是，投资偏向投入新工厂，许多时候缺乏完成新建工厂所需的资源。订立计划的人与产业组织的领导并不是先合理地决定该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再想出最好的方法完成任务。反之，建立大工厂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工厂一般是根据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以前的准则生产，每一个产业组织生产的产品所需的所有不同零部件都由自己制造——玻璃、滚珠、钢铁等等。由于不能从其它工厂取得材料的多种供给来源，一个部门的生产出了问题，整个产业组织就会因为缺乏零部件而停摆，用这样的方式组织生产，很多可能有的效率就丧失掉了。苏维埃经济还有其它广为诟病的低效率。在乡村地区，储存谷物的仓库不足，造成大量的谷物霉烂。城乡之间缺乏可通行的道路，减缓了产品的输送。
显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社会与经济危机并非偶然现象。苏维埃经济用上述的方式组织生产，只要有充沛的资源可供调用，就可增长。但由于资源耗尽，指令经济的魔力就化为乌有了。在苏联发展的早期所采取的体制成了依靠重工业持续增长的持久不变的指令控制经济，这个体制同时发展出一个拥有许多特权与丰厚的额外福利的庞大而巩固的官僚体系，未能改革这个体制也就没有出路可言。
斯大林死后，曾讨论过也尝试过许多解决方案。但该做的是根据马克思论述过的革命行动对现存体制进行彻底的大翻修。曾经尝试与规划过的改革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威胁到产业的领导与其它特权阶层的职务或地位。我们怀疑，在上层利欲熏心的卑鄙之徒中，曾有越来越强的念头，要把生产数据的私有化当成为自己与子女获取财富与保障的途径。
2.中国的经验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入北京之际，要开创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所需要做的工作之艰巨，远过于赫克力斯（Hercules）的苦役〔译按：赫克力斯是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与凡女Alcmena的私生子，天生神力，却为天后希拉所恨，故希拉设计让赫克力斯接受备尝艰辛的苦役〕。大饥荒在大地上蔓延。当甘地宣称「贫穷是最严重的暴力形式」时，心中所想的无疑就是像中国这样的贫穷。各种类型的疾疫肆行，却没有医疗体系。民众大多是文盲。教育体系仅有最起码的规模。所有这些极端恶劣的条件共同造成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当时中国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
新政权把满足人的需求作为当务之急，旧社会便彻底改观，遍布全国的医疗体系建立起来，并发起运动对付病害，大大减少了流行病，有时甚至使疫疠完全绝迹。教育设施大幅扩展，广泛的扫除文盲运动使识字能力普及。建立「铁饭碗」制度，保证国有企业职工终身雇用并享有退休金。1950年代初，每个农民分到韩丁（Bill Hinton）所说的「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这些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到1980年，平均寿命跃升到65岁！
然而，在缺乏有实质意义的民主下，这些彻底的社会变革却让官僚集团得以滋长。毛泽东在那些年间的著作都在指责新官僚集团不仅作官当老爷，还为自己谋取特权。毛不断指明官僚的危害。以下是毛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所描述的危险：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当中，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他们。同时，在社会上，在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和文教部门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份子，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新的剥削份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份子和其它剥削份子，总是要从上级指导机关中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份子及其它剥削份子总是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1964年12月30日政府工作报告》，引自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Free Press, 1986〕）
如毛所指出的，实际上甚至有些共产党高干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目的就在从社会所有阶层〈工人、农民以及学生、知识分子〉动员千百万人加入斗争对抗党内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国与美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视「文化大革命」为残酷的动乱年代。确实，「文化大革命」是骚动不安的，红卫兵的派别纷杂，有些甚至可能是被批判的当权派为了混淆群众耳目而组织的假红卫兵，有许多整人过火与不人道的事例，包括杀人。但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一般是用比较正面的眼光看待这个时期，在这段期间建设了许多基础建设，关注生活在农村的广大群众的问题。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迅速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毛过世后两年，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在1978年发生了重大改变。〈事实上，是个大逆转〉，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脱离革命基本特点的重大改革。〈见William 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我们既无法也不想分析设计这场革命的人的心理或个人目的，在上文我们也不想概述中国革命自1949年以来的所有曲折变化。已经清楚的是，党内领导阶层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其发展战略长期存有尖锐的歧见。有一派人希望〈a〉对抗控制并投资东岸地区的外国帝国主义，〈b〉摆脱旧的封建文化，〈c〉优先考虑协助农民，与〈d〉克服大汉沙文主义，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另一派人则把工业化与快速发展列为第一优先，力求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我们并非以专家的身分来论述中国。上面的描述得自我们阅读新近的历史，特别是根据「改革」派领导人所宣称的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时也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关这次逆转的重要特点已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可取得。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原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这的确也是前三十年的方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宣称「致富光荣」〉迅速走向毛所担忧的「资本主义道路」，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述过的资本主义最糟糕的环境与社会属性，现在在中国全力发挥作用。
中国的新路线确实造成生产与整体国民收入极为快速的增加。许多人对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率敬畏有加，但必须记住，增长之所以可能，大部分是由于「改革」前的革命时期所发展的基础建设。高速增长也由于出口的大量增加〈从1990年的6000亿美元到2003年的4兆3千亿美元〉，出口主要是由外国资本投资，外资靠着工资极低又守纪律的中国工人赚取了极多利润。外资用高度资本密集的策略，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1993-2004年工业的附加价值每年平均增长11.2%，其中九成以上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非人力雇用的增长」〈World Bank, China Quarterly Update, April 2005〉。由于经济的高增长率集中在主要为出口而生产的自动化工业，而工人又无法组织真能抗争的工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向下分润多少。结果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上等阶层与舒适的中等阶级，取代了以前平等的社会结构，至于其余的人则是：贫困、无保障、失业、教育机会与医疗条件下降。官方终于了解到彻底改变路线对贫苦大众的影响。中国财政部的政策规划司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
不平等的发展很快，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几乎与美国相同（见表三）。此外，地区之间的收入也不平等（表四），增长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
在我们看来，从中国的逆转方向所可学到的重大教训之一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有其内在固有的必然发展逻辑，一步带着一步很容易就滑向资本主义。为中国的倒退逆转辩护的人表示，中国政府仍握有国有企业。然而，这也正在改变。今年2月，中国国务院报告说，现在允许「私有企业合法参与石油探勘，设立一定规模的银行、提供电子通讯服务与经营航空公司。其它部门现也开放，包括：公用事业、医疗、教育与国防」（
注释：
6. 见"Perestroika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Part I and II " (March and April 1990 ) ; "Are The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ebruary 1991) ; "A note on ' market Socialism' " ( May 1995 ) ; 以及Paul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
7. 列宁论官僚制与民族主义的观点，见Moshe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 。
俄罗斯联邦 100
阿塞拜疆 60
吉尔吉斯坦 46
塔吉克斯坦 39
土库曼斯坦 47
乌兹别克斯坦 55
来源：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2001）
表3 中国与美国按五等分的收入分配（1998）
中国 美国
人口五等级 占总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最低 5.9 3.6
第二 10.2 9.0
第三 15.1 15.0
第四 22.2 23.2
最高 46.6 49.2
表4 人均收入指数（与北京相比较）, 1995
北京 1.00
广东 1.04
辽宁 0.56
江苏 0.79
山西 0.30
湖北 0.41
河南 0.34
安徽 0.35
甘肃 0.28
云南 0.28
来源： A·K. Khan and C. Riskin,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不平等与贫穷》（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四、「市场社会主义」Ｖ.Ｓ计划经济
有种说法认为，中央计划模式的失败是苏联经济与苏联衰败的主要原因，苏联的崩溃甚至「证明」中央计划并不可行。有些进步人士与激进派转而支持「市场社会主义」。
他们设计出自以为可以救治所有弊端，不论国家规模大小与历史情境有何差异都可适用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思路奠立在两项假设上：（ａ）计划行不通（ｂ）市场在适当的控制下，可造成一个合乎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反对这两项假设。
对苏联的计划模式既要知其弊也要知其利，这点很重要。苏联的计划模式确实把一个落后、发展不足的国家转变成发达的工业社会。如本文前述的第三部分所言，苏联的计划经济也确使苏联发展出足以对抗高度工业化国家军力的强大军事能力，二战期间，苏联把所有工厂转移到乌拉山区，并迅速而有效地训练没有经验的劳动力，保全了莫斯科附近饱受德军威胁的工业。没有计划体制就办不到这些事。即使是美国，也必须实行一种中央计划的形式以应二次大战的军事之需（见下文）。
苏联经济的缺陷在从二战的破坏中复原后不久便显而易见，但这并非中央计划模式失败造成的结果，而是制订计划的方式有以致之。在和平时期的中央计划并不需要由中央当局控制生产的每一细节。指令管制的体制也罢，缺乏民主也罢，都不是中央计划模式的必要成分，这些对良好的计划皆具反效果。在讨论市场社会主义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市场本身久已有之，因应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而有所变动。这样或那样的市场形态已存在了几千年。早在阶级已有分化的城市发展之前，各部落之间已定期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换。随着农民、工匠、奴隶、书记、国王、教士等各种阶级的出现，市场就成了每日生活常有的一部分，产品给拿到市场销售，政府征税，这样非生产性的劳动者才能获得食物、锅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传统的市场让各种各样的商品集中到一个地方，为需要买那些商品的人提供了方便。在早期的文明中，各种市场已颇为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所有的产品、服务以及劳动力、自然资源都变成了商品，市场更具有与以前不同而且至关紧要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实际上有四种理论上为更大的福祉而协调运行的市场。
四种市场一起发挥作用再生产出阶级结构
首先，有消费品的市场。根据市场经济的理论家所言，消费品的价格取决于消费品供给与需求的相对数量，而一旦供求相等便可达到均衡的价格，这些消费品市场还可告知生产者人们需要什么商品，即充当投资与生产决策的指南。例如：是不是有更多人喜欢蓝领带而不喜欢红领带？如果人们喜欢吃Ａ类榖物甚于其它类，Ａ类就该多生产一些。如果人们买汽车的数量增加，也许就该建一座新的汽车厂。虽然人们认为他们可自由选择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见本文前述第二节），大量的广告宣传却影响人们的许多决定，甚至会为一些没什么用处，乃至完全无用的产品创造出需求。当然，整个资本主义文化与同侪攀比的压力也对制造一种老想消费越来越多东西的社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下的第二种市场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后备军的变动受制于资本投资的增减，老板利用这个市场从劳动后备军中选择劳动力。除了在重大战争期间，总有一大批失业者存在。如果有一支在找工作的劳动后备军压低了工资，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而通过各类市场的作用，加上有意的政策，劳动后备军就始终不会消失。劳工的工资与劳动条件要依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定。
第三类的资本品市场的规模与方向取决于国内和国外分公司的投资率，以及寻找提高劳动与资本生产力的方法的企图。
第四类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司令部的货币市场。这类资本有些是用来维持生产的进行（如提供营运资金的贷款与扩充生产所需的资本），而大部分则纯粹是用钱来赚钱，马克思曾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Ｍ—Ｃ—Ｍ'。第一个Ｍ代表用来购买劳动力、原料和制造商品（Ｃ）的机器的货币额。商品出售后就产生了初始投资加上剩余价值的货币量，即Ｍ'。但这只是货币市场的作用之一。此外，与此相关的是Ｍ—Ｍ'的过程。钱通过证券市场赚更多的钱，如发行债券给企业与政府机构，银行保险库和保险公司里庞大的现金以及富豪的资产投资于多种投机工具。钱也可以用为民众创造信贷来赚更多的钱，如发放信用卡、房贷、汽车贷款等等。所有这些手段不论是藉由投资或投机，目的都在赚得利润，但是Ｍ—Ｍ'的最终基础还是依靠国内与国外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货币）市场润滑资本主义的车轮，也像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与增长的所有其它运转的齿轮一样，促进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并由赚取利润的动机推动运行。同时，由于投机是Ｍ—Ｍ'固有的本质，它也经常造成危机。（金融市场之必要解释了何以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早期阶段就创造了证券市场与其它金融机构。）多方力求用钱赚更多的钱（Ｍ—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债务，从过去30年来累积的债务之庞大，可看出这对维持资本主义的体系运行极其重要。今天在美国，消费者、政府、公司金融与非金融的债务，总计是全国生产总值的3倍！
在由市场控制的经济，上述四种市场一起发挥作用再生产出阶级结构，满足生产数据所有者、官僚集团和其它精英的需要与欲望。在设计出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一般都对市场与它所服务的社会体系的关系置之不顾。我们认为毫无必要就这点逐一检验每个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仅举一例便可说明问题。有个模式主张，国家的资产虽应归全民所有，经济单位（如工厂等）却该由每个企业的工人控制与管理。产品将在市场上销售（这样就可提供信息给经理以反应市场的趋势），而每个企业缴交的税则汇总到全国财政，再根据各个地区居住的人口比例分配到各个地区。这听来很合乎民主，但真是这样吗？即使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大国，各个地区的生活水平也有极大的差距。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与意大利很明显都是这种状况。有鉴于此，按照人头平均分配全国的剩余，更可能造成地区之间更大的差距。这是因为富裕地区已有足资保持继续增长的基础设施与设备可用，而富裕地区本来已从贫穷地区剥削了不少资金，中央再挹注更多于此的现金，当然会拉大贫富地区间的差距。与富裕地区相较，贫穷地区需要更加扩充工业设备、住宅、医院与改善了的交通运输工具这些基础设施。因此，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达到地区间的平等，改变让富裕地区从贫穷地区汲取收入与财富的作法，那么贫穷地区就应该从全国收入中获得大得多的人均配额。可以合理地预期各地区会竞相争取有限的可用资源，为了避免冲突与浪费，必须找出协调合作的途径，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订立全国与地区的计划。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的不平等，这些以一国为范围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只会重复制造出现有的不平衡状态。
以市场作为投资与分配决策的基础会导致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消除阶级，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并与健康的环境相符，计划与控制是不可或缺的。这并不是否认计划经济的弱点与可能有的缺点，如：强制命令的作风、特权官僚集团为本身的利益而误导方向、僵硬、工作场所缺乏民主等等。有意义的社会主义计划需要讨论的自由、工人的积极参与以及社会向未曾走过的道路迈进时允许有尝试错误的余地。放弃计划与协调合作，改以市场作为投资与分配决策的基础，会导致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质上是个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大部分取决于希望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谁。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生产而生产吗？也就是说，生产只关乎事物而不关乎人吗？让资源的配置依循市场条件而不是依照地方、区域与全国的计划，是生产与再生产出持久不衰的权力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有财有势者的欲望必然会导致对所发生的事物的过度支配。如果市场主宰了一切，即使一个工厂是由工人合作经营的，管理阶层也不免要和资本主义厂商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力量。劳工必将屈从于市场的逻辑，就如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少数由工人所有与经营的公司一样。尽管有许多人认为计划不可行，但没有中央计划就无法公平分配有限的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多个方面都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最显著的是在各个公司中。然而，一旦面临巨大的困难，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必须发展并运用中央计划。没有中央计划，美国在二战中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彻底改变经济状态，不仅为美国供应军火、飞机、商船，也为英国与苏联军队提供需要的装备。为了把生产与原料转向为战争生产，汽车工厂不准为民间市场供应产品，建筑商不准造民房。有时即使是些军事生产也因没有足够的资源生产更紧急需要的战争物资而必须放缓下来。
当时的计划并非完美无缺，也不是所有相互冲突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有些厂商甚至破坏计划。虽有错误与磨擦，但最终就连这些蹩脚的计划也造成难以置信的成就。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型的公司既有设备又有为它们自己的企业网络订计划的经验。美国（其它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也一样）之所以能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工业化当然是扎根在厂商层次的中央计划。
为人民的利益而制订的计划，必须让人民参与
在这里附带说些有关的话，二战期间，哈利【译按：指本文作者之一哈利．麦格多夫（Harry magdoff）】积极涉入了美国机器制造业的计划工作。由于自私的原因与私有企业的心态，许多公司费了长时间才适应中央计划。在初期阶段，飞机工业满是绊脚石，使迫切需要的生产大受限制。某家飞机工厂有某些类超过需要的机床，但另一型的机床则不足。许多厂商的生产常因类似的原因而突然停摆。哈利给找去设法寻求脱困之道并提出有效的可能解决方案。要克服困难就得在供应程序上相互协调合作。不久，计划开始生效，这大部分是考虑到人的因素才做到的。企业领导人过去一直被训练要跟着市场走。簿记员与其它的办事员有长期的工作积习，这些原来的标准工作程序必须快速改变。老板接受咨询，他们的建议有助于制订计划的细节。办公室职员则被要求办事要极为精确。为了获得工人必要的合作，得撇开老板，与工人会谈，向他们叙述计划内容，解释理由，再询问他们的意见与建议，最后成形的规划采纳了极多任务人的看法。
对中央计划的功效乃至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仅承认其缺点，却否认其成就，实行中央计划毫不必然要求搞强制命令，也毫无必要把计划的所有方面都交由中央当局制订。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受特殊的官僚利益与国家权力过大的影响。为人民的利益而制订的计划，必须让人民参与。地区、城巿与巿镇的计划要当地的民众、工厂与商店积极参加工人与小区的议会。全面的规划（特别是决定资源在消费品与投资之间怎样分配的问题上）要求人民的参与。为了让人民能参与计划，人民必须掌握事实的资料，有告知他们想法的明确途径，终而有助于形成基本的决策。
五、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我们需要一篇新的宣言。不是张蓝图，也不是个详尽的规划，而是个远景，设想一个不同的社会，证明历史尚未终结，仍有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前途。」——辛格（Daniel Singer），Monthly Review, May，1988。
1.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
要有一套乌托邦式的观念或梦想很容易，却没有办法预言一个合乎人道、生态健康、合作、平等与民主的真正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会是什么样子。梦想必须适应于可用的自然与人力资源、文化与人民的需求，并通过长期的斗争来化为现实。如果新社会会成为社会社义的社会，它不会根据知识分子或政党设计的模式来建构完成。社会主义依其本质必须由人民依照他们的愿望建立，最终应该是人民按可用的自然人力资源与发展中的文化调整修正的结果。我们在这儿要做的是，提出我们认为有助于促成更好的世界的原则：
1.消除人支配与剥削其它人。
2.首要的优先之务应该是满足最贫困、最受压迫与最受歧视者的需要。
3.所有人应享有最起码的一些基本权利：一天营养的三餐；一份工作；一个适意的家；良好的教育；健康医疗；残障与老年人的保护。
4.消除人与人间的等级差别。最少必须采取真正积极肯定的行动克服种族、性别与族裔的歧视。
5.劳工控制工厂、农场或集体农场。
6.管理人员与下属以及内勤部门与外部工作站的职务轮调。一般以为社会、工厂或办公室要有效率就得实行固定的分工，然而，分工有利于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长久不变，力求减少分工是很重要的。除了辛苦乏味的流水线工作或从事计算机工作的办公室劳工的问题之外，分工促成等级分野的制度。管理人员可学着了解当工人的滋味，而工人可学习管理人员做的事，从而降低发展出恒久不变的等级制度的危险。（切．格瓦拉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时，一个月中有一个星期去干普通工人的工作。）
7.最高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应该很小。
8.公民投票与罢免所有官吏／领导人的门坎要低。
9.美国应撤除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在外国的军事基地应全部放弃。美国在国外拥有的全部资产应移交给外国政府或直接交给外国劳工。此外，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应撤回，欠美国的所有外债应一笔勾销。
10.应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这要求用新的方式从事所有的活动，例如：工业、农业、运输与房屋建筑。运用合乎生态的原则，根据强健有力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有可能构思出与自然合作的人类活动新方式，这种新方式比较良善或实际上可改善环境的质量。我们其实可以过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我们靠自然界维生，自然界给我们诸多触摸得到与触摸不到的好处。社会可努力加强与保护自然体系提供给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的许多服务，如：干净的水（地下水、地面新鲜的水与海洋），干净的空气与能长出作物、未受污染的土壤。食物能够用维护人类与环境健康以及人道方式养育动物的做法生产出来。可再生的资源能用保护与尊重资源和环境的方式获得。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可加以维护与增强。
2.赋予人民权力
社会主义过渡与转型的问题之一是，在转变阶级权力给人民的过程中，如何克服社会的等级结构。住房、汽车、教育、医疗等物质不可能马上有实质的平等，需经长时期后才能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但另一方面，又得开始朝平等的方向移动。
如前面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与专家无法制订出新社会的计划，这得由人民来完成，但还是可以提出设定优先着手事项的一套原则。也许最重要的是，最贫困者的住房、食物、教育与医疗保健这些最起码的需要应得到满足，但基本必需品该包含那些东西的细节必须由人民决定。其它许多须由众多人民辩论与商讨的问题，包括怎么规划才能让城市比较适合人住，本地、区域、全国与国际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运输工具。人民要接掌权力，创造新社会须具有制订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些重要问题若不开放讨论，人民就不可能达到必要的教育水平（或对问题的知识），也无法锻炼出制订解决方案的能力。
如果参与（或许可通过选出的工人与小区议会）不意谓在所有相关领域都把决策权力真正移交给人民，那么参与就没有实质意义。正是决策权，资本主义迄今仍一直拒绝交给人民。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参与就是让人民每隔四或五年把一张纸投入票箱或拉个杆、按个钮，然后置人民与他们的利益于不顾，直到下一次选举。因此，放弃接掌国家权力及其社会经济基础与文化联系的想法，就是完全放弃具有真正意义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故而，「放眼全球，在地行动」（thinking globally,act locally）的口号与不实地分割「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国家」（the state）为对立的两极，再通过「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达成各种有价值的规划，会误导人民以为社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正在进行富有意义的改造。这些努力虽可在这儿或那儿得到不大的改进，但不去从事获取国家权力的更大的斗争，便注定仅能造成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变化积累起来永远不可能趋进改造社会。
赋予人民权力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与所有的层面。因此，与故示大度地允许人民「参与」（实际上是排除大多数人参与决策）相反，赋权的关键是，在变革社会之前的斗争期间就必须开始实施。赋权可在彻底再造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中锤练锻造，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目标朝向制订取代资本的社会秩序的雄图伟业。在进行社会变革之后，人民就可发展逐步赋予自己权力的行动，办法是人民主动樍极介入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对抗与挑战新社会的权势与制度。工人议会可与高层管理人员共事，在必要时，选择管理阶层的替换人选，在劳动程序与劳动条件以及未来的计划上，满怀干劲地参与和管理阶层的磋商协调。民主选出的小区议会也必须有相似的权力去决定他们的小区的结构与方向。这必然导向把权力从国家转移到人民手上，国家的作用随之大幅减小。
这会怎么发生必须经过商讨与辩论。以美国为例，赋予黑人、拉丁裔人与穷人权力意何所指？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例如：想一想，在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中，城巿的贫民窟要改建成适宜人居的舒适地区，具有合意的套间、清洁的空气、重新装修的水电设施等等。实际上怎么办到？征用土地？在拆除贫民窟与盖新房这段期间，怎么把遭拆迁的人安置在合适的居住区？怎么让人民与闻这个规划，参与设计他们喜欢的屋内与屋外的生活空间，并决定整个计划该如何制订与管理的方式？
最大的难题是赋予最贫贱、最受歧视的人权力。种族、性别与族裔的歧视根深蒂固地存在上层人士或自认为是上层人士的偏见中。若不持续关注整个体制的改变，支配与压制就不会消失。例如：经过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斗争，改变了法律，美国黑人的处境因而有所改善，但他们仍受歧视，经济上也比白人更没有指望。受歧视的少数族群要得到平等地位，可能需要一次「超级」强劲的肯定少数族群权利的行动。目标可能可以订为：他们在学校、大学、受雇与政府所有层级的管理职务所分配到的名额甚至要多于他们人口的比例。这儿不可能说到细节，因为路径该由被歧视者开发、清理与运用。他们应该有走向他们希望的方向的权力。
3. 社会主义的目标与计划
上文述及的社会主义基本目标要求要有中央计划，因为资源有限，给同时达到所有的目标设置了障碍。因而必须安排优先事项，这是件应由人民参与并认真听取他们意见的政治事务。该生产什么？又为谁生产？再者，原料、零部件、机器与劳动的供给须根据大家同意的优先生产物品来协调。建立新工业与扩充旧工业也须与仍在继续生产的旧工厂协调一致。
中央计划并非意味凡事巨细靡遗都须由中央当局照管。中央计划也不是必然要求废弃区域的计划，不过，它确实意谓协调区域和（或者）地方的计划与更大的计划相适应。不管起初的意图为何，上面提出的大部分原则若没有人民的积极参与便会走样或误用，特别是在基本战略与计划方法的改变上。
假若计划是由地位巩固的官僚精英掌控，最有可能出现有害的方面。如果人民要被征询意见以参与计划。他们必须有权利获知所有的事实与各种替代方案的分析数据。为此，也为了扩大文化与人的发展，高度重视成人教育便很重要。如果人民要成为主人，如果他们真要能参与，就得有办法学习更多怎么评估提出的长期与短期计划的知识。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员必须对工人的学习能力具有信心。哈利1974年访问中国时，亲自见到了令人鼓舞的实例。他到工厂经常询问他们学校的事，结果证明不虚此问。他访问的一家工厂尤其令他深有所感。这家工厂制造能在金属上镌刻复杂而极为精确的曲线的复杂机床。厂方为答复哈利的询问，带他到一间大教室，里面坐满了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卷起袖子，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教师在黑板上教授微积分与偏微分的运用。
在广泛讨论社会主义的计划时，我们必须了解消除失业会是个巨大的工程。一大批人（在美国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一开始会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商店里工作的之外，所有的销售员都会被解雇。没有了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就不再需要登门的推销员，就销售员告知购买者产品的性质或提供的服务而言，他们的工作由一纸清单或一本产品目录就可完事。此外，不会再有人受雇于废除掉的证券巿场、广告公司、保险公司，也不再需要制造厂商的促销人员，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原来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人会怎么样呢？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在教育、医疗保健、托儿、文化扩展（戏剧、音乐、写作与运动）等等方面，会创造出许多工作。此外，工时可缩短，假期可延长。但这既需要中央也需要地方的计划。有众多失业或非正式就业人口的外围国家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在革命的改造之后，他们怎么样才能很快成为具有生产力的受雇者？当然，食物、住房、教育、儿童照顾与健康这许多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这就需要许多人努力协助实现必要的建设与生产。再者，无地者须能使用土地，小农须能获得种植庄稼与养殖动物的投入品。再说一遍，满足所有这些必需品，并让人民投入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经济需要计划。
4. 必需品、欲求与限制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欲求的东西与资源必须彼此经常维持平衡。即使在富裕国家，可能得到什么东西也有其限制，每个人希望拥有的东西（许多是由资本主义四处出击、无所不在的广告宣传所泡制出来的）不可能都得到满足。因此，人民必须改变念头以了解平衡欲望与资源的涵义。改造大量人民并非易事，而进行改造的环境也必须适应于文化的走向。然而，人民并非不可能从竞相占有、从渴欲物品转向要求不同的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目标是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生活舒适，没有饥饿、病痛与剥夺。要在全世界的基础上达到这个目标，许多处境优渥的人可能必须放弃他们过奢侈生活的渴望，摆脱受有闲阶阶级激发的欲望，效法锺瑟斯（Toneses）所说的「简朴过活，好让其它人可糊口度日」（Live simply so that others may simply live）。这句口号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要比在当代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意义得多。提供每个人食物、衣服、住房、教育、保健、自我表现、娱乐这些人类基本需要的适当水平的社会，意谓设定目标，用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和决定资源的使用。如史考特与海伦．倪尔林（Scott and Hellen Nearing）所说，「过好日子」并不需要一大堆无关紧要的物品、小玩意儿和服务。然而，确实需要达到一个物质保障与舒适的合理基本水平。人民的生活还可更加丰富，因为会有更多时间参加公共的文化活动，加上追求个人的嗜好与文化的兴趣，以及真正终生学习的机会，此外，由于城巿的发展就得长距离通勤，造成世界上许多地方失去了同体感，一旦人民在为邻里、地区与国家设定、执行并持续评估优先之务的民主过程中相互商讨，便可重获紧密的同体感。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和过程中，必须对重要问题、共同关切的事与原则进行广泛的讨论。社会主义虽然可能会在民族国家内出现，迈向社会主义的每一步骤却须从全球观点考虑。例如，美国与其它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大约构成全世界30%的人口）确实具有保证国境内的每个人能有象样的生活水平的条件，因此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促其实现。但世界其它地区会怎样呢？核心国家的一部分财富是来自它们与边陲外围国家的帝国主义关系，而且世界各国的经济都与国外的贸易、投资紧密相连。因此，如果有一个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化了，这种关系会怎么变化？而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如果有一整个外围区域（例如拉丁美洲）都转向社会主义，又会怎么样？对外贸易依然会非常重要。一些地方有某些资源而另些地方没有。一些国家有某类工业而另一个国家可能没有。就像在同一国家的乡村与都巿之间有贸易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一样，对外贸易也有其基础。但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与规范下进行贸易？这样的贸易能像资本主义之前的早期社会包含互惠互利的要旨吗？如果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美国，与其它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边境还会设置带着警犬与枪枝的卫兵防堵从墨西哥与中美洲来的人，或者欢迎他们呢？
我们有美国投入与产出必需品的数据，如果我们加以检视，便可估算出修补美国体系所需要的物资。满足国内每个人需要的特定水平所要有的资源可与已经可用的资源的数量相比较。如果生活水平最低的20%人口，即挨饿或恐惧挨饿、住房残破、教育机会不多、儿童健康不佳（像巿内贫民窟流行的气喘病）的那些人生活水平要提升到象样的标准，就需要数量庞大的资源。会有足够的钢铁、铝和其它产品吗？答案之一可能像二战期间一样，必须降低私人汽车的产量。即使美国有庞大的财富，极可能要运用目前掌握在比较富裕与真正富有的人手中的资源来为穷人提供合理而舒适的生活。
5. 社会主义的未来
世界危急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内在所固有的。因此，资本主义必须由为人类服务的经济与社会所取代，也需要创造一个保护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的环境。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是提出在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基本原则与重要论题。苏联与中国的经验表明了，要出现这样的平民百姓并非易事：他们被动员起来且受到教育，有意愿和能力掌握权力，了解基本的问题与限制，能够制止新的官僚阶级或阶层茁长。然而，世界上有广大的人民在严酷的处境下无望地生活着，如果大幅改善他们的境况，同时维护地球作为一个适宜生存的星球，要有一点儿希望，我们就必须学习怎么样才能培养出具有上述能力的人民。这样做不仅对人类是必要的，对其他与我们共享地球且命运与我们紧密相连的所有物种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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