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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荣兆梓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绪论与目录

  发布日期:2021-01-12  浏览次数:135   作者:顾海良、荣兆梓 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绪论与目录


顾海良、荣兆梓 等著


绪论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时代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就认识到:“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这一经济关系中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国家制度和经济职能、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关系等,构成这一经济学基础学科的理论结构;从经济制度理论到经济体制理论、经济发展和运行理论,再到对外开放理论等,则是反映这一经济关系本质及其规律性的主导理论。这一理论结构和主导理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就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路标”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与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与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流派有着相应的联系,对这些经济学流派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探索的借鉴和利用,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视野。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1),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牢固地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改革开放40余年的践行探索,为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事实。1981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它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2)。翌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时,第一次明确地把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等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五大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石,是分析、判断一切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是提出其他一切思想、观点和理论的基本前提。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2)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3)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背景的中国道路探索为实践基础,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对象的。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内在规定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本质研究为前提,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探索为主题,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为主线,以此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总体理论。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根据和特征。1984年,邓小平在提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

 由“异端”转为“正宗”,包含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既有的传统理论观点的重大突破。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不断书写出新的篇章。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以实践探索为依据而得以发展、完善,实践也以理论创新为指导而得以深化、前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就,是以中国经济事实和实际为背景和基础的,说的是中国的事情,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因而形成的也是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第91页。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探索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理论的拓展和当代运用。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实际上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对象的典型性或者说是一般性的观点;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对象的非典型性或者说是特殊性的观点。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例证。这是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最为尖锐。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能够更为透彻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更为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更为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对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结论,对于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唯有现实的典型性,才有理论上的典型性;唯有理论上的典型性,才有现实中的普遍性。对象的典型性,是由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任务决定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对《资本论》的对象及其特点作出新的思考。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到:“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他对那些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重要论断当作“万能钥匙”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认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因此,“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4)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得出的典型性或者说一般性的结论,并不直接适合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方。

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新的思考,对恩格斯肯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1877年前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新的思考作出呼应,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恩格斯还举例说明:“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到达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5)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国别特色的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前提的,是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探索的新的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成效

 

改革开放40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40年。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总结了这一光辉历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新时代改革开放接续前进的目标要求。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阐释,也是对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中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要义的论述。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习近平作出的“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1)的论断,是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过程的精辟概括,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的准确刻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效,可以从经济事实、经济过程到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上得到集中体现。

一是经济事实。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国民经济的事实”,择其要凡,主要有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总额的增长;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现代工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等。从改革开放40年“国民经济的事实”的深刻变化中,习近平得出了“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2)的历史性结论。

这些经济事实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指出,这些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3)。从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来看,伟大成就的取得同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确立是直接相关联的。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在阐述改革开放宝贵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立场。习近平在阐述改革开放宝贵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既要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要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本质特征,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核心立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事实”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规定。

二是经济过程。在对40年经济体制改革循序渐进过程的阐释中,厘清了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逻辑相承续的脉络。中国改革的“大逻辑”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推进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大逻辑”。

 

(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2)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3)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逻辑进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二,开放的基本国策演进,“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其三,不同经济形式结构改革,“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四,所有制结构调整,“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其五,经济运行体制改革,“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之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求实奋进之路。

三是经济理论。在对邓小平理论创立和接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探索中,习近平对蕴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要义作了提炼,主要有: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制定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由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以及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构成的理论要义。

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方略作了阐释。党的十九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出“系统化”的概括。这一概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展开为七个“坚持”的主要方面: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从“国民经济的事实”的变化,到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及其绩效的呈现,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要义的呈现,是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情基础、国民经济事实和根据的结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根据理论在当代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


四、 马克思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具体运用中,发生着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在如何科学对待问题上的变化;二是在如何丰富发展问题上的变化。

在“科学对待”上,对我们原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四个分清楚”的要求,“四个分清楚”是指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对“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和“经典作家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关于所有制和分配理论”,以及相关的“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和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等作了专题研究,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取得突出成效。

“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课题组在研究中提出:分清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能够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分清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能够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确定正确的方向,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活力和吸引力;破除教条式的理解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真正实现解放思想,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广阔的空间;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有助于在与错误理论作斗争的过程中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历史、理论和社会经济关系现实变化的结合中,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时代意义。就历史而言,要根据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以及他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去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就理论而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从理论的本质属性看,我们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具有的时代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本质特征。就现实而言,它既包括对“历史的现实”的理解,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面临的实际任务的理解。我们要努力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解决新的实际任务而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判断。要随着现实的变化、实践的展开、研究的深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发展和创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

在“丰富发展”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在“丰富发展”上,还特别表现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原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和运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新的理论滋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

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不仅对为我们所熟知的“五大形态”的经济社会演进理论,有着广泛的研究和运用,而且对我们所不熟知的“三大形式”的经济社会演进理论作出了新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关系演进中,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发展,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第一大形式的特征。这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只是直接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第二大形式的特征。一方面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已经解体,另一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普遍发展起来的产品交换关系,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中,才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形式是以自由个性发展为特征的。这一社会形式中的“自由个性”,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个人的全面的发展;二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1)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作了理论铺垫,为以人的发展为主体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基本思路。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解中,一方面深刻把握《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观点,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另一方面深刻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对这两个理论判断作出全面的、辩证的理解,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既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总趋势,也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的时代总格局。这种并存,既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有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及其历史趋势,处理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原理。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特别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

 

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 深感于此,更能理解“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2)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赋予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重要思想以新的理论活力。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的这些新的研究和运用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时,也在正本清源,厘清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也在拓展视野,丰富并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新的时代内涵。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第560页。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页。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特色和学术范式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1868年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1、 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讲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别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理解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2)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三个崭新的因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的革命”。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原创新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还有更多的是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3)。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最显著的就在于“术语的革命”、在于中国话语的阐释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276页。

(3)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第91页。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4)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贯通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5),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6),后来又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7)的思想。“讲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运用。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到,“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8),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在解放生产力中全面、持续、协调地发展生产力。他提出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9),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作出新的论断。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他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0)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在提到新常态经济时,他强调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1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125日。

(9)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610日。

(1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525日。

(1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730日。

 

“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或如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重述的“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1),是对经济新常态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

 从“讲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刻画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是对生产力范畴的“术语的革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术语的革命”及其中国话语的阐释中,厘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升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把握和对基本纲领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搞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思路;拓展了对外开放的认识视界,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新观点;等等。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标志性的“术语的革命”,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思想的当代运用和创新。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开始就提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显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当做思维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而且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2)。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就是具有一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生产形式。

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对这里提到的生产方式的理解,是准确把握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对象基本观点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校订和修改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对上述表述作了一个微小的修改,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4)。马克思把《资本论》德文版中提到的英国的生产方式”改为英国的“生产”。这一微小的修改说明,马克思这里使用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有着同等的意义,是从生产的结合方式或者生产的社会存在方式意义上理解生产方式的。马克思对这一“生产”意义的论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5)显然,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为因素的社会形式,在一般意义上,就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在特殊意义上,就是与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相联系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一定的结合形式或存在形式。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形成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构成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

 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马克思在论及资本构成时曾经指出:“一定的预积累(我们以后再研究它的起源)就成了现代工业,即我们称之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结合和技术工艺的整体的起点。”(6)这就说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不是单纯的生产的技术方式,而是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状态,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的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可以理解为:由物质生产力推动,并反映物质生产力变化的社会整合的生产力,也就是处于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生产力运动的社会形式。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体现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产方式”的意蕴,也是基于“生产方式”意蕴的“术语的革命”。

 

(1) 《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5日。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第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 《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6) 《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2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创新性的“术语的革命”,还有更多的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志。

  

六、 正确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

 

怎样科学地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长久以来探索并坚持处理好、对待好的问题。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资源问题时,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1)例如,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吸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和思潮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以及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容,决不能照抄照搬。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重于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际证明,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

1857年,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认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除了作为例外的巴师夏和凯里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外,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还可以析分出四种倾向:一是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为代表的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二是以图克的《价格史》为代表的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如在流通领域研究中的某些新发现;三是以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为代表,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四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的著述,尽管这是一些“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但“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2)。这四种理论倾向瑕瑜互见,难免辞义芜鄙,反映了那一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流派跌宕不定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张,对具体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潮应该作出不同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应该作出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叙述”(3)

 

(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45页注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其形成过程中而且在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从来不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他各种经济学和流派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也从来不抹煞其中存在的学术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对“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的论述中,马克思在提到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著作时指出,“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他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4)。恩格斯后来特别提到:“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5)在分析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关于资本积累观点时,马克思也提到:“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6)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对其中诸如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等方面,阐明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术观点;在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探索中,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不乏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和积极的理论成果。就像马克思评价的那样,其中同样有“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新发现的领域”“材料更丰富”的成就,同样应该“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并“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这些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宣称,“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7),明言政治经济学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观点,其实也为国外其他许多经济学所认可。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认为,各经济学流派对其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如马歇尔新古典学派提出的效用”“均衡”“生产要素等待的报酬等概念,体现的就是新古典学派基本思想”的重要变化,它们“把重要论证集中在个人地位,它的判断标准是依据个人主义来确定的”,进而“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弃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对于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中反映其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于像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潮,绝对不能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必须加以鉴别,明辨是非。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页注释(17)。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页注释(17)。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5页注释(65)。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9) [英]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问题,如毛泽东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即使得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和新的形式。这就是毛泽东所称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或“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3)。这两个方面,前者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是理论运用和探索的过程,后者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螺旋式地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历史从哪里开始,理论发展和创新也从哪里开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而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是生产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创新的逻辑起点是生产力范畴。以生产力问题的探索为起点,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理论,以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研究为主要内容,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探索目标,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历史发展和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注重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经济制度本质的研究,这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一致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从“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4) 为最后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5),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指向。在马克思那里,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是从属于经济制度本质研究的,是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延伸研究。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以经济制度本质研究为主线和主体,只是在论证经济制度本质需要的范围内,才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作出相应的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及其过程的研究。在恩格斯看来,“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伟大的基本思想”(6)。对事物“过程”的探索是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问题,抑或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统一问题,实际上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过程”中,就呈现为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就呈现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经济职能、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以及着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联系,并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相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对经济制度本质研究为基础,着力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探索。这其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规定性及其理论特征。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 页、第874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874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98 页。



目 录


绪论 1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根据 2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探索  4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成效  5

四、 马克思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  8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特色和学术范式 11

六、 正确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 15

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特征  17

第一篇  直接生产过程  19

第一章  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21

一、 生产力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凡 22

二、 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24

三、 社会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拓新  26

四、 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30

第二章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动力  37

一、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十九大的新判断  38

二、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十九大的历史定位  42

三、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以人民为中心和现阶段的发展动力 47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分析 52

一、 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要义  53

二、 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特征的探索 57

三、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理论探索  61

四、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新发展  65

第四章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70

一、 所有制的形式规定与本质规定 71

二、 社会主义不接受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74

三、 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76

四、 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  82

第五章  公有资本与平等劳动  91

一、 公有资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92

二、 公有资本在改革实践中形成  97

三、 资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101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108

一、 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09

二、 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114

三、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116

四、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122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  126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根本逻辑 127

二、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历史过程 131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发展现状 134

第八章  企业创新发展的中国逻辑  144

一、 马克思企业创新理论述要 145

二、 中国企业创新之路   146

三、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案例分析  151

四、 自主创新中生产关系的演化趋势  158

第九章  社会主义积累与积累规律  160

一、 基于创新红利的分析框架 161

二、 利益分割点的变化与积累率  167

三、 社会主义积累的现状与前景  175

第十章  提高积累率与突破 “低水平循环陷阱”  185

一、 劳动者利益最大化的增长路径 186

二、 冲破 “低水平循环陷阱” 188

三、 高积累必须与高效率相结合  196

第二篇  流通过程 203

第十一章  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205

一、 工业化顺序与价值规律  206

二、 中国工业化的产业结构演变  212

三、 工业与农业的交互供求及农业现代化道路  224

第十二章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  232

一、 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的制度基础  233

二、 农民工流动与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 241

三、 地方政府参与的区域协调发展 248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战略及实施路径 255

一、 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及内涵  256

二、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任务 266

三、 走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270

第十四章  资本流通与两种形态的固定资本投资 275

一、 固定资本的两种含义 276

二、 资本初级循环与资本次级循环: 一个分析框架  281

三、 两种形态固定资本投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286

第十五章  政治经济学的供求分析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93

一、 经济走势的三种不同分析方法 294

二、 正确解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00

第十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起伏波动和理性应对  305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 306

二、 中国经济增长起伏波动的表现、 原因及其应对  307

三、 应对经济下行和稳增长的经验教训 311

四、 新时代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和稳增长的应对之策  314

第三篇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317

第十七章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理论渊源与时代内涵  319

一、 《资本论》 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320

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代内涵  323

三、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330

第十八章  “劳动平等” 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实践340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平等观  341

二、 《哥达纲领批判》 围绕按劳分配的理论讨论 342

三、 劳动平等的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演变 345

四、 劳动平等与市场平等 348

五、 市场经济下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  352

第十九章  资本收益率、 经济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差距  357

一、 中国收入差距研究的一个简单综述 358

二、 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新的理论框架  359

三、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事实的检验 363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368

第二十章  社会分配的公平和反贫困问题 369

一、 中国推进社会分配公平和反贫困的主要成就及成因  370

二、 社会分配不公和反贫困问题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375

三、 新时代推进社会分配公平和反贫困的路径选择  380

第二十一章  实体企业 “脱实向虚”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387

一、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有关理论概述  388

二、 实体企业 “脱实向虚” 的理论分析  392

三、 中国实体企业 “脱实向虚” 的原因分析  396

四、 防止中国实体企业 “脱实向虚” 的对策  398

第二十二章  信用制度改革与金融风险防控 402

一、 货币经济中的内生货币、 信用创造与金融风险  403

二、 中国金融体系与信用体系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409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信用制度改革与金融风险防控 414

第二十三章  城市地租: 制度基础、 表现形式与经济效应  421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制度基础 422

二、 城市地租形态的演变 427

三、 城市地租的经济效应 433

第二十四章  绿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438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绿色发展的基本观点  439

二、 绿色发展方式思想的时代创新 442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索 444

第二十五章  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451

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及其理论解释 452

二、 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  455

三、 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可能性  458

四、 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与重点  461

第四篇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国家制度与职能  471

第二十六章  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  473

一、 “实现怎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 问题的赓续和升华  474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当代运用和丰富  476

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就和新境界  480

四、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新发展理念主导作用 484

第二十七章  中国奇迹与国家建构  487

一、 工业革命与国家贫富差距 488

二、 中国奇迹的表现与意义  490

三、 国家富裕原因: 西方理论与中国挑战493

四、 国家建构与国家持续繁荣的根本  498

第二十八章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创新  503

一、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 504

二、 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特色及贡献  511

三、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与形成逻辑  514

第二十九章  建立共享共富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  525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建设目标 528

二、 社会主义财政与共享共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529

三、 建立促进共享共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财政体系路径  534

第三十章  劳动力再生产与中国的人口和就业政策 541

一、 人口红利与人口政策形成的经济增长引擎  542

二、 结构红利与就业政策形成的经济增长引擎  547

第三十一章  深化国企改革和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作用  553

一、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经济改革新契机 554

二、 国企改革的两条根本原则 556

三、 国有经济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 560

第五篇  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关系  567

第三十二章   21 世纪国际经济关系与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569

一、 21 世纪初期国际经济关系的特点与成因 570

二、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坚持与丰富 577

三、 新时代对外开放理论演进的继承与发展 580

第三十三章  中国 “走出去” 对世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587

一、 中国 “走出去” 发展程度评价  588

二、 “强化去工业化” 论和 “恶化劳工待遇” 论评析  592

三、 中国面对全球化的系统运作逻辑  597

四、 结语  603

第三十四章  “一带一路”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605

一、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 “一带一路”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607

二、 “一带一路” 倡议与地缘政治联盟的差异  611

三、 “一带一路” 倡议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之路 615

第三十五章  新时代的发展利益理论与中美经贸冲突  618

一、 引言: 利益关系的变迁与发展利益的凸显  619

二、 发展利益的形式、 性质与改革开放  620

三、 发展利益的实现条件与保障机制  623

四、 发展利益与比较利益的比较  626

五、 中美经贸冲突与发展利益的维护  630

第三十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历史路标” 634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  635

二、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639

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 643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的探索  647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拓新 650

主要参考文献 654

重要术语索引 656

后记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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