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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演化的社会-历史逻辑: 热拉尔•杜梅尼尔新作

  发布日期:2015-01-21  浏览次数:173   作者:周思成
当代资本主义演化的社会-历史逻辑:
热拉尔·杜梅尼尔新作《大岔路:终结新自由主义》评介[1]
 
周思成
(中共中央编译局 100032)
 
本文发表于《清华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2014年)
 
 
 
2014年1月,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与其长期合作者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他们的新书《大岔路:终结新自由主义》(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éralisme)。然而,与稍后在美国问世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英文版引起国内外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相比,这部著作尚未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视和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了两位作者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一书,故《大岔路》易被误解为前书的法文修订版。两书的差异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从缜密的经验研究结论出发,更多着眼于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前因后果进行剖析(笔者已有专文阐述);[2]而《大岔路》一书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萧条经济学”,它首先是对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进程的社会动力学分析,也是对资本主义如何演进到新自由主义阶段并遭遇结构性危机的较长时段历史叙事。笔者之所以在此强调这部著作的“社会-历史”向度,不仅仅是如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言,“对过去经验的研究,乃系一种不可或缺的操练,非如此,我们不能对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加以研究并评估其最终影响”。[3]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而言,这一历史维度虽然重要,但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该书为如何用一种发展了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者说唯物辩证法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颇具典范性的分析。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左翼阵营中也出现了若干篇评论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斯塔夫·米塞亚(Gustave Massiah)在《可能性》杂志(2014年春季第3号)发表的《核心战略问题:终结新自由主义》。可惜,在笔者看来,此篇评论更仿佛原书内容的逐章提要,而《大岔路》一书的主旨本也是“在诸旧中心,特别是在欧洲寻求一个积极的出路”(米塞亚语),[4]并不是专为新兴经济体的读者们写的。因此,对于此书,笔者仅择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较有新意或较富启发意义的两点内容评介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三分模型”、 “网络结构”与“合纵-连横”论
 
关于阶级划分与权力结构演化的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是杜梅尼尔和莱维二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历史演化的理论建构的核心。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阶级理论也确是连接其历史唯物论与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中介桥梁,具有“基础性”和“涵盖性”。[5]根据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研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最具启示性之处,首先在于阶级理论主要是作为解释社会变迁的工具而存在,以社会阶级的互动和冲突来呈显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规律,故属“动态”的和“批判性”的,而非一套静态的固定的范式;其次,阶级虽然以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领域内的产品分配为基础,也更多地具有“政治”向度,由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通过阶级的发展和运作连接起来。[6]从上述两方面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这部新作的理论架构既保持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旨归,也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化的实际情况,对之进行了扩展和深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只着眼于财富的分配和消费(毋宁说,这是“食利者经济学”的特征),即便是研究分配理论,也应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性的阶级现象,分析现在以商品经济固有的特殊形式体现出来的阶级斗争”。[7]在杜梅尼尔和莱维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即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资本量、劳动分工和所有权结构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也产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股份制、金融资本和管理人员等方面三大“革命”。以这一历史演化为背景,两位作者扬弃了传统的“两阶级模型”,采用了三分法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即资本家,管理层和大众阶级(工人和雇佣劳动者)。两位作者在书中更是明确指出,这三大阶级同样是按照各自与生产资料发生的关系(la relation aux moyens de production)而区别开来的:“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从而能够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榨取剩余劳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只依照他们“劳动力的价格”获得工资;“管理层”负责生产资料的管理,参与和生产资料使用相关的决策,并在生产过程中指挥劳动者,因而也参与瓜分部分剩余价值。只是随着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扩大,三大阶级中固有的异质性被凸显出来。例如,股份制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成就了一个高居资本家阶层顶端的“金融集团(La Finance)”,而国家对自由市场关系的变化,导致公共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一样,也成为了管理层的一部分。[8]
三大社会阶级并不是彼此孤立隔绝或是单纯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立体的权力关系网络。在该体系最顶端的,是资本所有者的网络。两位作者指出:“人们容易把所有权的世界想象为由各自独立的资本单位组成的一个平行序列,这是错误的,它是一个相互联系和集中化程度极高的巨大体系,且具有广泛的国际性。”[9]这个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网络,被描述为由不同节点(les noeuds)和纽带(les liens)构成,节点即行为主体(作为股东的单个资本家和公司),各个节点之间的纽带即所有权关系(les relation de propriété),是表现某一资本家持有某公司股票的有指向性的联系。通过对43000家跨国公司的所有权分布情况的经验研究(涵盖194个国家的近77500名私人股东外加500000家公司),我们得以略窥这个巨大全球资本网络的若干结构特征:首先,该网络的核心是一个“高度关联集群”(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简称SCC,),其内部各个节点彼此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密集所有权关系,基本是由各大跨国公司组成,占据了统计涵盖的总经营利润的80%。其次,在这一核心集群的两翼,蝶状不对称地分布着另外两大集群,“进入集群”(IN)和“输出集群”(OUT)。“进入集群”是对前述核心集群(SCC)中的公司拥有单向所有权关系的其他个体资本家和公司,这个集群规模很小。反过来,“输出集群”是核心集群对之拥有单向所有权关系的其他个体资本家和公司,其规模巨大,显示出核心集群向外的控制力。最后,在这些大集群之外,还游离着一些与“高度关联集群”并无太多关系的边缘性的群体(T&T),总地来看,这是一个高度互联的、集中化的、不对称的网络,其重心在“高度关联集群”;从地缘和部门的角度分析,该集群显然为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金融部门所控制。[10]从资本所有者的网络垂直向下,是管理层的网络,这个网络更多地是水平性的(horizontalité),其关键就是所谓的“连锁董事制”(le croisement des postes de direction或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这使得同一管理人员(所谓内部人士)能在不同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我们将管理层的这些网络定性为水平性的,以便更好地与新自由主义下由所有者到管理层的垂直关系区分开来。水平性来源于连锁董事制,而不是说管理层内部没有等级梯度”。[11]水平状的管理层网络与资本所有者的网络是铰接在一起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所有者-管理层接触面(la interface de propriété-gestion)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在这些场域中,个人或公司所有者,由金融管理层代表,直面企业管理层。在这一垂直体系的最下方则是大众阶级(工人和雇佣劳动者)。
资本所有者网络和管理层网络的相对力量态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秩序的面貌。例如,在战后的“社会民主时期”,企业间的所有权关系还是非等级性的(non hiérarchique),加上连锁董事制主导下的水平管理层网络,使得管理人员在分享信息和经验,协调决策等方面享有极大的便利;水平管理层网络的成员也可以按照自主设定的标准来评估管理绩效和决定经营战略。面对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管理层的权能大大强化了。相反,这一格局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遭到了颠覆:连锁董事制逐步退化,水平管理层网络变得愈加松散,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来自企业外部的金融机构,从而代表着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的权力得到了极大强化。由此也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典型新自由主义社会秩序,其凸出特征就是资本所有者(其代理人和机构网络)对管理层施加的严厉控制,实施一种新的公司治理模式以服从所有者的利益。[12]
不过,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从解释社会变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和阶级理论宗旨出发,三阶级模型及其构成的“垂直-水平”的权力关系网络,不仅适用于描述特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横截面”,而且蕴含着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演化过程,甚至为扬弃这一生产关系寻找出路的可能性。其关键概念是阶级之间的“联盟”与“领导权”(l’alliance et le leadership)。就联盟而言,如战后“社会民主时期”的妥协是通过管理层和大众阶级之间的联盟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左倾”(à gauche)的联盟(借用一个中国史术语,也可称之为“合纵”,略取其“合众弱以攻一强”之意)。新自由主义本身则是资本家阶级和管理层的联盟,系一种“右倾”(à droite)的联盟(我们可以同理称之为“连横”,略取其“事一强以攻众弱” 之意)。[13]就领导权而言,在“左倾”的联盟中,是管理层掌握的领导权,而在“右倾”的联盟中,是资本家(金融集团)掌握领导权。“合纵”与“连横”所导向的不同前景,即是本书标题“大岔路”的所指:一方面是势力强化了的管理层与资本家阶级的联盟,这导向一种以企业管理自治化、经济决策集中化和限制资本家阶级高收入的所谓“新管理主义”(néo-managérialisme)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是管理层与大众阶级的联盟,正是在这种“合纵”的可能性中,蕴含着社会解放与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希望,“如果在‘左倾’的联盟中,大众阶级能掌握领导权,也就是说,照顾到管理层的诸多利益,但将之转化为自身的代理人,这就意味着一种‘社会主义’。阶级差别暂时仍具有一定重要性……但权力将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样一种前景是所有左派斗争的目标。”[14]由此,本章开头所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另一重要维度,即其“政治”向度,自然而然地逐渐凸显在我们面前。
 
二、金融危机前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与阶级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前景
 
社会阶级的“三分模型”、“网络结构”与“合纵-连横”,这些本身虽然绝非先验的理论,终究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总体性模型,在多样化和瞬息万变的真实世界中,它们能从多大程度上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历史传统和地缘处境各异的特定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再进一步追问,由这些模型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趋势所作的前瞻性分析,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这是我们从《大岔路》一书中所亟待知晓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两位作者关注的主要是传统的中心国家——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德法),它们在书中被称为旧中心(les vieux centres)。而在对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分析中,漫长演化过程衍生出的“生态”多样性,历史的断裂性和连续性,均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其中一些内容,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金融霸权,战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阶段如何演化到新自由主义阶段等,笔者在往日一些论文和书评中已作过介绍,不拟再加赘述;另外一些内容,如西班牙在危机前后的经济绩效,德法两种宏观经济模式之比较,虽极有价值,终究属于欧洲读者较为关心的具体问题,此处也只好割爱,仅就与金融危机前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与阶级结构变迁关系尤为密切之荦荦大端(也即前文强调的“政治”向度),论列于次。
两位作者认为,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路线可能仍将持续。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在美国已经被推进到了最高阶段,尽管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些反抗力量,但空前严厉的社会控制(涵盖警察、政治、意识形态、信息、教育和宗教等诸多领域)窒息了激进社会斗争的可能性;其次,从属于英美大资本家阶层的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部分,或者说,这一资本家阶层透过金融和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庞大机器,掌握着全球经济霸权。虽然前景有欠光明,最近的金融经济危机和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迹象或许为社会变革创造了条件。分析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既存在不利因素(如实体经济的投资率依然低迷,大规模的分红和股票回购操作仍在继续,不断积累的外贸赤字和外部融资导致的强烈对外依赖性,等等),也存在有利因素(如低工资,劳动弹性和页岩气开发,等等)。由此看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秩序仍然会得到延续,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国家机器在危机中扮演了关键的“拯救者”的角色——这与“罗斯福新政”容有类似之处——又由于缺乏积极的劳工运动将这一趋势导向“左倾”的联盟,在当前阶段,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如央行的积极干预,劳动市场的新一轮去管制化,实体经济的再本土化,对金融机构加以适当的监督或进一步放松管制,开发新能源,等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很可能演化为一种“有管理的新自由主义”(le néoliéralisme administré)。[15]
从形态学的角度看,欧洲大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与上述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有所不同。就所有权和管理层网络而言,在欧洲,管理层的水平网络并未瓦解,它甚至具有一些显著的国别特征(尤其是在德法两国),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也还没有占据经济体系的最高等级,非金融企业之间的联系要相对密切一些。这些因素帮助欧洲以一种工业(及服务业)化的姿态,相对独立于金融集团,特别是美国金融资本。而经历过金融经济危机,欧洲的管理层网络非但没有解体,反而在危机中愈加巩固了;欧洲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企业董事会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愈加疏远,甚至有脱钩的趋势;欧洲金融服务圆桌会议(EFR)并没有取得预料中的自由化和去管制化的结果,等等,这些都是积极的因素。[16]然而,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亚类,欧洲经济与美国经济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投资率趋向下降,一些国家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水平持高,经常项目赤字等。危机中的欧洲右翼经济政策与美国也如出一辙,包括紧缩政策,削弱工会组织,降低工资,削减劳工权益,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竞争力和抛弃那些基础薄弱受危机之害最深的工业部门及其工人,等等。因此,欧洲的社会秩序具有“混杂性”(hybridité):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自由主义,它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保留了一些管理层网络,甚至具有某些再生性的要素,可能导致对新自由主义超越;另一方面,在欧洲,“工业-新管理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例如在德国)与“金融新自由主义”(例如在法国)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欧洲经济体分崩离析的风险也是难以忽视的。[17]
对欧洲而言,如何在这一重大的历史岔路口,将社会变革引向积极的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需要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首先须清醒认识到,资本家阶层始终处于金融集团(la Finance)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该阶层如日中天,并与管理层特别是其高层,结成盘根错节的联盟;成本最小化(包括工资、直接或间接成本,税收和环保成本)和收入最大化也始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18]因此,在可能的社会变革中,管理层将起到关键作用(le classe des cadres joue un rôle clé)。在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欧洲保留甚至发展了某些具有管理倾向的特征,这为管理层掌握政治主动权创造了条件。这一政治主动权有两个向度:或是继续维持与资本家阶级的“右倾”联盟,并在这种联盟中寻找有利机会夺取领导权,从而建立一种新管理主义的社会秩序;或是与大众阶级建立一种新的“左倾”联盟。事实上,“危机动摇了(社会秩序的)诸多确定性,从而可能在有利条件下将怀疑转化为反叛。在大众阶级与左倾的管理层相遇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期待。这些管理人员,通过他们在价值传播体系(包括教育、信息和文化等等)中的职能和参与,极有可能对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壁垒作出重要的贡献,正是这一壁垒阻碍了庶民的复权。”[19]
尽管在笔者看来,作者似乎没有充分说明,“管理层”首先作为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处境和客观共同利益的“自在阶级”,如何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之下真正认识到他们联合的共同利益并愿意通过联合斗争来体现这种利益,从而成为马克思说的“自为阶级”,但两位作者毕竟指出,一方面,存在着管理层(特别是其下层)与大众阶级合作的能动性和意愿,另一方面,也就需要欧洲的左翼力量领导大众阶级义无反顾和有意识地(délibérément et sciemment)建立与管理层的联盟,即便二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这是本质上一种渐进主义(le gradualisme)的路径,因为据说激进的革命道路不仅容易激起统治阶级的激烈反抗,且往往在阶级斗争中以政治精英的胜利取代了无产阶级的胜利。[20]这样一来,“政治”问题就转化为了(1)如何破坏资本家阶级与管理层的联盟和金融集团的霸权?(2)如何避免战后社会民主主义为新自由主义取代这样一种历史重演?新书的末章提出,这需要在国内层面挑战资本家阶级的金融霸权,在国际层面上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霸权,这同样意味着,要授予相关国家的“管理人员”(les gestionnaires)和“政府”(les gouvernements)更大的决定权,非如此,“左倾”的联盟不能得以从上述的双重权力体系中获得解放。相关具体措施包括:在国内层面,对非金融机构中的所有者权力加以削弱(如通过立法改变公司的治理模式,限制股东在董事会中的权力,限制分红、股票回购,重新确立管理层的报酬原则,废止以股指来衡量公司绩效,切断与避税天堂的商业联系,等等),同时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反对股东积极主义,使金融部门重新服务于实体经济,甚至是国有化,等等。[21]在国际层面,对国际贸易-货币秩序加以变革,重新界定全球化的方向,因为“急促和偏激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只会让全世界的劳动者彼此竞争,从而最大化最富有阶层的利益。要认识到,外围国家同样有发展的权利。在沉迷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之外,还有其他的道路……那就是,合作和分享。”[22]不过,对于“左倾”联盟的实践,最困难也是最关键之点,在政治层面,也就是“民主”。须认识到,西方的民主是局限于统治阶级及其从属阶级的有限民主,但积极地看,民主国家的机构也是一个与社会“场域”,这个场域是由特定社会秩序固有的妥协与统治加以建构的,是集体行动的工具。在这方面,左翼力量既不能任凭管理层从金融集团的桎梏下解脱出来后成为另一肆意妄为的统治阶级,也不能幻想纯粹由大众阶级来实施统治。关键在于,要在民主国家的机构中注入进步的方案,让管理层和大众阶级在其中各得其所,从而保证“左倾”联盟的权力资源。国家负责确定规则和政策,但与此同时,大众阶级应该为治理的方向设定一个长远的未来,也就是要超越这一妥协和联盟本身,致力于一个更加民主和平等的社会。[23]


[1] Gérard Duménil,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éralisme, La Découverte, 2014.
[2] 周思成:《霸权、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6-275页。
[3] Marc Bloch, Mélanges historiques, tome I, Serge Fleury,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1983,p.10.
[4] Gustave Massiah, Une question stratégique centrale :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Les Possibles No.3,Printemps,2014.
[5] 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7-9页。
[6] 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第10页。
[7](俄)尼·布哈林著,郭连成译:《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2页。
[8]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4, pp.23-29.
[9]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110.
[10]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15-121.
[11]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10.
[12]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09-113.
[13] “合纵”与“连横”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纵横家主张的外交军事战略,“合众弱以攻一强”等语出自《韩非子·五蠹篇》,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67页。
[14]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45.
[15]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53-163.
[16]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22-125
[17]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61-168.
[18]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174.
[19]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76-177.
[20]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74-175.
[21]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79-181.
[22]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84
[23]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a grande bifurcation: En finir avec le néolibéralisme, pp.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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