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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薰华教授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

  发布日期:2021-02-01  浏览次数:110   作者:admin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

 

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复旦大学荣誉教授张薰华先生于202121日凌晨224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仙逝,享年100岁。张薰华先生曾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他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他也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正是张薰华教授关于“城市地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城市土地批租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张薰华先生的去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CPEER特推送张薰华先生《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一文,文章原载《调查和研究》1985年第5期,出自《经济规律的探索——张薰华选集》(第二版),以表悼念并飨读者。

——《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源泉则是人口和土地。可见,人口政策和土地政策应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国策。

人口和土地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人类从土地取得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往活动。但是,地球的表层面积是有限的,一国的土地更是有限的,如果人口的发展超过土地的负载能力,就会破坏环境和生态的良性循环,最后损害人类自身。因此,必须十分注意限制人口数量并提高素质,同时合理使用土地,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那末,怎样合理使用土地呢?人口中进入生产领域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即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未经劳动加工的的土地资源不具有价值,并在这意义下不是商品。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而且一切使用的土地会表现为具有价值,土地的使用就为价值规律所调节,而价值规律又是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因此,土地必须有偿使用才能合理使用。就经济学来讲,这就是地租问题:撇开绝对地租不说,就是在较优等土地上经营商品生产和流通必然会带来超额利润以及它的归属问题。

一、关于级差地租

为了弄清级差地租问题,现在说明如下:

(一)级差土地具有级差生产力

土壤的肥沃程度不同,或者矿山的富集程度不等,或港口的水深差别,或者地理位置的好坏等等原因,会使不同等级的土地(耕地、矿山或港口)之间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即土地之间具有级差的生产力。例如,在三块等面积的但土质不同的土地上投入等量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品分别为300斤、500斤、700斤,这三个数字表示了这三块不同等级的土地的劳动生产力。又如在不同水深的泊位码头上投入等量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可以容纳不同吨位的轮船吞吐不等数量的货物,这又表示了不同泊位的劳动生产力。总之,不管社会形式如何,土地总会有差别的。因此,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以使用级差土地为条件的级差劳动生产率也仍然存在。

(二)在商品经济下,级差的生产力必然带来级差的超额利润

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需要使劣级土地的开发成为必要,投入劣级土地的劳动就应该得到补偿,于是在劣级土地生产的产品的个别价值调节市场价值,并表现为个别生产价格调节社会生产价格,就是说,也要实现平均利润。优级土地有较高的生产率,等量土地等量投资会生产较多产品,按同一单价出售,得到比最劣地经营者较多的利润,即得到了超额利润。更优等级的土地有更高等级的生产力,还会得到更多的超额利润,所以,超额利润也是按照土地的级差而不相等的。

这种级差超额利润不仅存在于土地产品的价格构成中,而且渗透在加工产品的价格构成中。因为土地产品(煤炭、石油、矿砂、棉花......)会作为生产资料(原材料)进入产品成本,又会作为生活资料(衣食主要来自土地产品,住行都要依托于土地)通过工资间接进入成本;另一方面,加工工业本身,它的厂地多在市区或近郊,土地的地理位置使它节约运输费用和其他费用,也会取得级差的超额利润。

所谓地理位置具有相对的意义,是相对于生产中心和流通中心的位置。由于产品作为商品总要到流通中去实现,于是处于流通中心(城市商业中心)位置的土地最为宝贵。流通中心的形成又是和交通运输条件分不开的。历史上形成的大商业中心的城市并且能够保存下来的,几乎都在水运的口岸上,特别是在干流出海的河港上面。这是因为水运不占土地,耗能较少,而铁路每公里单线占地35亩,复线占地更多;公路占地和铁路也差不多;空运虽不占土地,但能耗高昂,运量有限;况且海运是铁路、公路代替不了的。由此可知,为什么我们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和14个城市无一不在沿海港口。正是港口城市土地的特殊有利条件,在这些土地上经营商品生产和流通,就会有较高的生产率,可以降低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和流通费用,因而可以取得巨额的超额利润,所以港口城市寸土寸金是理所当然的。

过去,我们一些同志机械地理解劳动价值论,只知道一个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平均劳动决定,而不注意土地产品的价值量由已开发的劣等土地产品耗费的个别劳动来调节;或者,即使知道了这个道理,又望文生义地认为既然它是“虚假的”社会价值,那又何必去计算呢?于是,在制定农产品、矿产品的价格时,用中等级别的土地产品的劳动耗费为依据,致使在劣等土地上经营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得不到全部的补偿。可见,土地产品价格中包含的超额利润虽是“虚假”的社会价值,却是商品经营的特殊的必然的分配关系,它不仅保证在最劣级土地上的商品经营者的劳动得到补偿———虽然已开发最劣土地取不到超额利润却可以取得平均利润,而且土地产品的较高价格客观上限制了对自然资源滥用,合理地调节了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最优使用。如果违反了价值规律对土地产品的特殊规定,保留不合理的土地产品价格,就不仅浪费资源,而且要娇养加工工业。今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成一片,价值规律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超额利润而强加于各个企业。我们的企业必须准备迎接这种挑战,不仅要能够消化这种加价,而且要在这种压力下锻炼出竞争能力。

如果土地产品的价格合理地调整,最劣土地的商品经营者得到了合理报酬,那么,问题就转到较优土地的商品经营者方面。他们会因此取得超额利润,但这项超额利润是虚假的社会价值,即不是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社会对土地产品的过多的支付。他们虽然通过产品的出售首先占有这项超额利润,但不应是最后占有者,否则便是不劳而获!我们过去由于财政上统收统支,这个问题不突出,现在企业自主权扩大,并且自负盈亏,这个问题就非解决不可。只有在价格体系合理、土地有偿使用(支付相当高的地租)和资金有偿使用(支付相当高的利息)的条件下,加工工业的劳动者工资才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然的话,就不仅使国家失去巨大财源,而且使占有优级土地、矿山、油田的经营者以及加工工业不劳而获这项超额利润,并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冲击市场。

这项超额利润应该归谁所有呢?显然,谁是土地所有者就归谁所有。简单地说,这是由土地所有权决定的。

(三)级差地租是级差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这种转化又以土地所有权为条件

在经济上体现土地所有权的就是土地所有者以地租形式向土地经营者收取这项超额利润;否定地租就等于否定土地所有权,否定地租就使土地的经营者最后占有不应占有的超额利润。

过去,许多同志把土地所有权等同于土地私有权,进而把地租看作私有权的产物,结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地租。实际上,土地所有权包括社会主义土地的公有权,在商品经济下,这种公有权也要通过地租来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是可以而且应该分离的。土地的经营权下放给企业,所有权则由代表全民的国家掌握,实现所有权的地租应该成为财政的重要收入。

总之,我们反对的只是土地私有权而不是一般的所有权,只是反对地租为私人所占有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地租。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即“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我们现在不收地租,实质上等于放弃土地公有权,并且失去巨大财源,又使占有土地的企业、公社和个人不劳而获这份超额利润。

(四)土地价格可以看作是按利息率计算的地租价格,实际上是土地经营权的出售价格

地租是一项定期的收入,它类似利息。一个投资者将一笔资金购买土地所带来的地租,相当于将这笔资金存入银行所得到的利息,因此

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

正是在这个关系上我们说,土地价格是按利息率计算的地租价格。又因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结果,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地租体现了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对土地经营者来说,支付地租是为了购买土地的经营权。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价格,土地所有权都没有转移,所以这种土地价格并不真正是产权的转让,只是较长期的出租,就好像是长期的贷款一样。

这种名为地价实是地租的形式,在英国表现得比较典型。“在英国,土地所有者把绝大部分用于建筑的土地不是作为自由地出卖,而是按99年的期限出租。或者在可能时,按较短的期限出租。这个期限一满,建筑物就随同土地本身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并且,租地人还必须将他们在这块租地上建设的房屋、船坞设备......等等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保持在良好状况下移交给大土地的所有者。在英国统治下,香港的土地制度基本上沿袭英国的土地法。这期间,港英当局拥有香港土地的最终产权,所谓“卖地”也只是出卖一幅土地在一定年限内的经营权,年限到期时“买”地者就要将土地连同土地上面的建筑物一并交还给港英当局。香港土地的“卖”期有三种:一是999年,这基本上等于永久占用了;另外是75年与99年。后两种又分可续约及不可续约两种。可续约的是期满之后按市价重估,再续约24年、75年或99年。此外,“买”地人在期满以前可以转手倒卖,但不管这块土地转到谁手中,到期时仍应按原订契约归还港英当局。港英当局就用这些办法使“卖地”收入在财政中占很大的比重(这可以从下表数字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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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土地买卖具有封建的性质,多是地产的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商品经济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英国是高度商品经济化的国家,上述英国从而港英的土地租赁法,如果撇去其资本性质,有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又保存商品经济。我们不能出卖土地所有权,但事实上已经出让经营权,对经营(使用)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收取地租。并且,作为地租的实体的超额利润是一种特殊分配关系,决定了地租只应由国家来收取。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也可采用港英的租地办法。可以将租期订为例如20年、30年、40年、50年等等,按地段好坏定出地租级差标准,再按租期长短的利息率计出地价;并且,在租约中明文规定,必须按城市规划兴建某种建筑物(在市中心处运用高地价杠杆使建筑物迫向高层发展),在租约满期后,也必须将地面建筑物完好地连同土地一起交给市房地产局。在引进外资兴建工厂、宾馆、高速公路、码头等等都可用这种办法。

二、关于上海土地使用的几点想法

根据以上的理解,对上海土地的使用,提出以下一些想法,因未经论证,有些可能是不确切的。

(一)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它的每一块土地上即使是郊区土地,相对于全国来讲,都处于优越的位置

因此,经营上海的每平方米土地都应该取得超额利润,也就是每块土地都应该收取地租。任何单位(包括行政单位、各部各省下属驻沪单位)、任何个人占用土地都必须有偿使用,即必须支付地租,并根据地段好坏,拉开地租的级差幅度。建议市府机关带头迁出外滩,将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并运用地租引导南京东路成为经营高档商品的一条街。这样,可以防止一些部门挤占土地,推动一切企、事业加强经济核算,土地的级差效率就会被发掘出来,我们的财政收入会猛增起来。

这样,一些不宜设在市中心区的单位和居民(包括外来单位和人口)会因地租从而房租的日益高昂而迁出。以香港为例,近二十多年来人口虽然增加很多,但市中心人口变化不大,这和它的市中心的高昂地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香港统计处公布的常住人口数字(表2)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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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用地较多、运量较大的中重型工业,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继续上调之后,将负担不起市区高昂地租而迁往郊区或转迁内地,从而使生产力布局趋向合理。

结果,臃肿的大城市消肿了,城市经济因放下沉重的包袱可以起飞了。

(二)上海之所以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是和它的交通运输条件分不开的。这些条件又是和使用土地分不开的

首先,上海是重要港口城市,上海港的深水泊位所在码头也是最宝贵的地段,必须收取高额地租,迫使与港口无关的单位和居民外迁,并迫使各个泊位提高利用率。

上海港的弱点在于长江口的拦门沙过高,即使在罗泾港花20亿元建新泊位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长江口外的金山水深也只有8米,3万吨以上轮船仍不能进港,却要耗资七八十亿元。按照“凡是能在原有基础上改建、扩建增加生产能力的,就不要搞新建”的精神,似宜将重点放在黄浦江岸线的整治上面。据初步了解,黄浦江120公里岸线目前已用93.5公里,其中港务局16.4公里,货主码头16公里,造船修船单位16公里;另外81个厂占了45公里,基本上是深水岸线,它们的利用率是很低的。例如安记栈占244米长的深水岸线,1981年吞吐量仅1.8万吨,等于一年只停一条不到两万吨级的轮船,这个泊位一年365天足足有360天在那里闲置晒太阳,而长江口那么多外轮却无泊位可靠,以致国家承受巨额赔款。如果对深水岸线收取高昂地租,那些货主码头特别是那81个厂,不提高泊位利用率就会被挤出去,有些造船修船单位也不一定都要建立在浦江黄金岸线上。这样国家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另一方面,还要用高地租杠杆促使码头附近一些工厂、单位和居民动迁。因为现代化港口需要大量后方库场和陆域,才能把自己的吞吐潜力发挥出来。例如,汉堡港每个泊位平均库场面积为55000平方米(82.5亩),安特卫普港为56000平方米,上海却只有15000平方米(22.5亩),就是说每个泊位码头还应该增加60亩土地作为库场。同时,改善浦东浦西之间的交通,大力开展浦东深水岸线。这样,较之在罗泾、金山铺新摊子,可以节约七八十亿元投资,而且收效较快。

再说空运。它离不开飞机场。机场虽然也要占用土地,但是场址是可以搬迁的,不像泊位那样带有固定性。随着交通结构的变化,上海空运势必迅猛发展,浦西土地昂贵,虹桥机场扩展受限,我也觉得在浦东围海造地另建国际大型机场比较理想。此外,浦西的军用机场在不影响国防的前提下,如能迁往郊县,也能增加市区的土地资源。一旦浦东机场建成,它的用地面积将大大超过虹桥机场,在开始时,地租的级差小于虹桥,随着浦东的开发和机场自身营运的发达,地租也将日益上升。

(三)郊区土地宜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不宜以种粮为主

如果副食品舍近求远,既不能保鲜,又要付出巨额流通费用,在宏观必然造成浪费。反之,粮、棉、油相对来说是非易耗物品,较之鲜货易于远道运输。

随着浦东机场的建立,浦东农村还可大量经营鲜活产品空运日本等地外销。这样,郊区农民将迅速富起来。但这种富起来的原因除农民自身的勤劳外,还包含着因郊区土地的优越位置所带来的级差超额利润。这是不劳而占有的部分,原则上应作为级差地租处理。也就是说,农民富起来只应该是劳动致富的部分,因经营优级土地而得来的超额利润部分原则上应上缴国家。

(四)还有一个保护土地资源的问题。它包括绿化城市、制止企业污染环境,控制任何单位抽取地下水等等

一定量的人均绿化面积是保护城市人工生态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必须用契约形式规定用地单位保证这项面积。例如,新加坡就规定每座建筑物与道路间要有30米绿化区间。建议新的市府建筑物将是具有茂林修竹的花园环境,既显示人民政府的庄严姿态,又为绿化城市作出示范。在环保方面,应该预防为主,重罚为辅;应该禁止企业超标准排污,否则勒令停产整治;并且规定不得开采、动用或破坏地下资源(包括地下水)。总之,只有保护好土地资源,使用土地才会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率。

以上我们一般地论述了级差地租I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在不同土地上的投资效益分配问题)。实际上同时还有一个级差地租II的问题(即在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的效益分配问题)。国家开发土地,兴建基础设施的投资及其平均利润应该按受益的级差以租金形式追加到附近土地的地租中,使它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因追加投资而提高了土地的效率———提高了生产和流通的效率从而提高了超额利润,也应在租约满期之后,相应提高地租的水平。由于地租看涨,在黄金地段开发土地本是一本万利之事,但我们却因为忽视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租问题,国家投资开发土地被无偿地使用,开发单位因此无积极性,使用土地者也无责任心。这是改革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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