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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综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第十三届

  发布日期:2020-05-14  浏览次数:147   作者:admin

2019年11月16-17日,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各理事单位共同主办,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在昆明成功召开。本次年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之际,举行的一次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中央党校等8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中国70年的回顾与反思”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中国70年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更好地指导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问题。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提出,新经济发展给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带来了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发展,才能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的能力。
新中国70年的实践验证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长期高速增长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复旦大学石磊指出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短板约束,为了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抓住新产业革命的契机,培育壮大微观经济主体和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云南财经大学龚刚认为现有对中国经济高增长动因的解释是以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为比较基础的,着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是推动中国高增长奇迹的最为根本的动力。现有的学者主要强调资源配置权力,而对市场经济中的激励机制却较少关注。一方面,市场既具有资源配置机制也能够为我们提供高能激励,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考虑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应坚持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合理介入。政府介入有利于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为社会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以减少市场参与者的生存性压力。中国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励机制是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性动力。基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背景,刘守英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包括体制变革与结构跃升,在体制上是旧制度转变为新制度,在结构上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体制变革推动了结构变迁;中国土地制度最独特性在于政府主导发展权、资本形成最重要的来源是土地资本化,造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经济转型;面对经济转型困局,要把握在体制上初级阶段和结构上城乡中国这两个“长期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南开大学张俊山认为在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国民经济有了根本性变化,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新的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面对新的主要矛盾,要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新阶段的发展目标,以创新为增长动力,建设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化解旧有发展模式带来的困难。关于动力转换问题,河南大学的赵学增教授谈到,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先有驱动创新,包括驱动纯科学创新和驱动应用科学即技术的创新。还有学者从我国人口结构和教育方面展开分析,曲阜师范大学刘刚的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人口红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平稳增长充分就业释放人口红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保障劳动力城乡转移,形成结构红利。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动力。辽宁大学白云飞的研究发现“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人口质量红利”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需要从?期性的视?,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在过去70 年发生的结构变化。清华大学李帮喜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将两大部类再生产图示扩展到包含固定资本、流动不变资本、消费资料三大部类的开放经济再生产图式,分析了生产对物质构成和价值构成的要求,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探讨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同时也指出要以美国、日本的去工业化为戒,在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注重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并发挥制度的优越性,为技术创新和工业深化提供稳定的金融、汇率环境,通过倒逼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宏观经济结构升级。?
四十年的奋斗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通过发挥自身的组合优势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从农业领域进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成功的实现了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粗放型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山东大学魏建在解释中国高速增长背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公有制不仅为农民转化为农民工提供了弹性保障,而且为土地的非农使用提供了弹性空间。公有制的作用显示出要有相应的推动要素顺利再配置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并且与产权保护相比在起飞过程中产权有效使用可能更加重要。南开大学段文斌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和加快投资,而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产业升级与金融深化的双重任务需要在良性互动中协调并进。作为政府主导型特征鲜明的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须依托于政府转型,既要培育新动力又要减少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从而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概念和理论体系构建上更多受到西方话语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消长之争。南开大学陈弘对此分析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准备不足、西方经济学对市场分析的适应是话语权变迁的起始原因,而借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企图也是重要推手。话语权的消长的经验与教训提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辩证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更好的政府职能的辩证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与科学汲取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辩证统一。辽宁大学周健和张桂文从研究方法展开分析,进一步地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也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作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蓬勃发展中,新的实践及创新的理论将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新时代下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张林教授指出思想史、政策史和事件构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史的研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山东工商学院白千文也探讨了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改革的脉络、困境与出路,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补充计划经济,就可以围绕市场经济构建“否定——否定之否定——包含否定之肯定”的结构框架,进而完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体系结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现象的指导思想和逻辑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与会学者对此也展开了深入讨论。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并未很好地回答利率是如何决定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通过把价值规律从单一时期推广到不同时期,为利率的决定理论和货币政策奠定牢固的价值基础,根据推广的价值规律,发现在货币流通速度相对于货币数量的弹性大于-1的假定下,政府改变货币量将导致利率反方向变化。浙江外国语学院宋树理和刘晓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量的变化机理展开研究,以阐释任意单位出口商品国际价值量与实现在其中的世界劳动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的经济规律,并且有效地区分世界劳动、劳动生产力和世界市场在国际价值量变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揭示了价值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依然具有普适性和科学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和石先梅将生产价格学说引入对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平衡增长路径的实现具有偶然性。在生产价格学说下,当两大部类资本积累率为1时,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平衡增长路径得以实现;当两大部类资本积累率不为1时,平均利润率形成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平衡增长路径的实现,须两大部类的资本积累率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根本的产权制度和最基本的客观事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必然所在。上海财经大学李昊匡和张凯夕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划分为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并在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探讨不同所有制竞争中性的合作共生思路。研究结果显示:在竞争性领域,政府应该更多寻求双方合作共生收益的最大化,并依靠政府信用为合作关系的稳定“背书”,保持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在非竞争性领域,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双方合作共生更多凭借生产决策和技术溢出,肆意地扩大再生产不利于经济发展向最优状态演化,技术应用深度与广度的增加才是合作共生的关键。在不同所有制竞争中性原则下,政府的参与要限定于谋取双方合作可能、搭建技术应用平台以及约束非公有制经济不当行为上。西南财经大学盖凯程发现,近年来,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多重压力下,市场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国一些行业和领域出现了非公有制企业被兼并、国有资本收购民营上市公司等的“国进民进”现象,“国进民退”则是一个伪命题。淮北师范大学周志太和翟文华却注意到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国退民进”现象,并从技术创新方面提出了改进措施。
华为在其成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企业发展和经营管理理念,如100%员工持股;努力探索企业经营成果分配的内部动力机制,使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合理化,以产生共同的更大的动力;通过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个人贡献及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长远的共同奋斗、分享机制等,这些均是华为不同于其它公司分配制度的典型特征。华为的企业制度与两权分离条件下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厦门大学王艺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并论证华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所有制结构和价值分配机制,能够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新形式。
马克思在其资本积累理论中分析了社会总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等各环节的规律,清华大学戴霖杉对美国家庭负债的增加与原因展开分析发现剩余价值实现面临的困难不得不依靠家庭透支未来收入来暂时解决。这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剧和工人日益贫困的真相,并使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实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闫境华对“世纪之谜”现象进行了论证与说明,单位商品的纸币价格所代表的价值量的变化仅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即取决于商品价值量的变化,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在“世纪之谜”表象的背后,商品的价格围绕着价值量上下波动,并不违反价值规律。
三、国家的经济理论
杨春学教授指出中国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发挥着远比欧美社会广泛得多的作用,且这种力量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结构也不同于欧美,并从“家族国家观”和“文明国家观”两方面进行了解读。中山大学刘洋戈认为,市场经济是国家建构的基础,提供了国家的压力来源、能力基础、价值保障。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拥有彼此契合的发展逻辑,能相互破除社会的阻碍力量。两者的协同强化,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势、发展动力。
只集中不民主,经济政治生活陷入僵化(苏联),只民主不集中,政治涣散、解体乃至陷入被颠覆的危险(东欧国家),但这两种发展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的。西南民族大学王虹认为中国在吸取前苏联和东欧发展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提出,是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探索,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依然具有启发性。政权更替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富有争议但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话题。北京大学臧雷振运用36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数据发现政权更替对长期经济增长并无显著性影响。青岛大学苏志伟和聊城大学郝琳娜分析了美国党派更替对黄金价格波动的影响,通过检验这两个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发现政权更替对金价产生了积极影响,而金价对政权更替却并无影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唐昱茵和胡宝瀛将NGO视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纳入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中,重点阐释了作为组织的NGO在发展型国家转型前后的所发挥的经济功能,弥补了发展型国家理论在NGO方面的理论空白,对现存的发展型国家NGO管理政策制定给予了启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谭芝灵基于国家利益视角探讨了养老金管理问题,并提出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合作养老金管理平台的建构模式,健康中国战略中养老金管理体系有益的创新性探索。
在晋升激励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保增长压力,有动力通过行政干预来实现预定目标。吉林大学赵新宇和郑国强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和保增长压力会加重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而地区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可以缓解经济增长目标和保增长压力对要素市场扭曲的正向影响。
四、数理政治经济学与实证分析
通过严谨的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计量工具探析中国经济问题,如制度变迁、测算收入不平和经济增长等,以揭示经济的客观运行机制,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经验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令人瞩目,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孙圣民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历史起源和影响机制,运用120个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内部合作和有效治理,进而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的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制度状况每改善1%,经济发展水平提升1.339%,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的作用。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与投资者决策的主要障碍,良好的制度体系和政府政策支持都有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南开大学杨光研究了债务融资溢价衡量融资约束的问题,结果表明企业入选国家级技术中心名单后, 通过“信息黑盒”的打开,减少了企业与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减少债务融资溢价。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的要求,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逐步部署和完善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提高企业设备更新投资的积极性,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清华大学李帮喜和刘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构建了分析加速折旧问题的一般理论模型,存在缩短会计折旧年限促进更新投资所带来的正向拉动和调整物理折旧年限导致产能释放不充分的负向拉动两者之间平衡,运用中国1987-2015年数据从经验检验和量化了加速折旧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负向效应存在折旧拐点,确定了物理折旧年限的最低加权平均值,为减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给出了理论依据。清华大学顾珊回顾和总结了置盐定理及技术选择问题的理论研究,发现理性选择行为理论并不具备现实性,也不能成为反驳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有力依据。运用中国数据对技术进步测算的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依然对经济增长潜能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通过与日本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本文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政策等手段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发挥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云南财经大学田友春在对缺失统计数据估算基础上,测算1991-2014年中国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经济增长来源和TFP增长动力两个方面揭示中国TFP增长率及其变化动态,从行业视角深入探讨中国TFP增长率变化的原因及提升途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由资本积累和TFP增长“双引擎”共同驱动,TFP增长动力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之间进行着转换,TFP增长的行业来源更趋多元化和合理化。中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并不必然导致总量TFP增速下降,但需要通过劳动力的进一步转出,扭转第一产业长期以来阻碍TFP增长的不利局面;需要借助对外开放的倒逼机制,推进第三产业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技术效率增长速度;需要构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生产性部门之间的协同创新体系,提升技术进步增长速度。
近年来,居民住房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城市居民高度关注的头等大事和矛盾焦点,关于中国住房不平等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武汉大学赵伟和盛悦菲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居民住房不平等的发展变化。结果发现,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中国城镇居民住房不平等问题都较为严重,家庭住房资产不平等是居民家庭财富不平等的重要诱因;住房不平等严重影响居民获得感,损害社会稳定。家庭收入、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等都是影响家庭住房资产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武汉大学胡晶晶和叶振梁同样也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住房阶层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所处的住房阶层与其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年龄段相比,住房阶层的提升对提高40岁以下年龄段的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而且由无产权住房阶层上升至有产权阶层对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边际效应最大;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到住房阶层的影响更大,而且由无产权住房阶层上升至有产权阶层对提升他们幸福感的边际效应也最大。鉴于此,政府不仅要通过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努力提升无产权住房阶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且要通过共有产权住房建设、住房金融支持政策等鼓励城镇居民实现住房阶层的有序向上流动,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此外,还应当建立和完善房价调控的长效机制,缓解住房阶层分化及由此带来的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撕裂。政府还应通过坚决贯彻落实“房住不炒”方针,因城施策,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扶持刚需购房、增加住房保障覆盖面、扩大房产税试点、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和过多财富等措施来缓解城镇居民的住房不平等。
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但也面临着金融体制改革、贸易摩擦、城镇化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何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关于金融改革。范从来教授阐述了中国金融改革及其发展的脉络,在改革的内容与方式方面均具有中国特色,相比于其它国家取得了更好的改革成就,并使得经济产生了市场化的金融需求,实现了经济与金融的同步发展,是一种经济金融共生性渐进式改革。同时也指出了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着“脱实向虚”、结构错位和金融风险加大等事实。中国人民大学黄泽清基于全球化视角探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我国可以通过外汇管理机制改革和外汇储备来影响货币供给结构,通过资本市场管理机制和劳动力管理机制来影响金融资产供给结构。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自2018年3月美国挑起美中贸易摩擦以来,两国已经历了十一轮贸易谈判,2019年5月9日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由10%增加至25%。陕西师范大学许军和陈春燕运用关税福利效应理论进行定性分析,发现美中互征关税是双输的结果,但中国生产者福利受损水平更高,全球市场会明显萎缩。
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自贸区建设,是我国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对外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经济合作,缓解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利影响。北京大学张辉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结构中,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欧非大区域治理平台,平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实现和平崛起的一套全球治理机制。山东大学孙瑞琪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利益分配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会对“一带一路”合作产生的影响,以及合作维系的方式选择。认为合作可以实现对内实现经济的转型、深化改革还有利于进一步地扩大开放。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也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化应用中的实践创新。海南大学张晖和李世杰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能推动生产力空间的(再)领域化,扩大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活动范围,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通过制度创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通过优化空间资源分配,加快全面开放、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动互利共赢,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安全影响到中国的技术发展战略,并总结道政治是“主人”,技术是“仆人”,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驱使中国技术战略的改变。
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韩文龙副教授指出新时代城乡关系呈现了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核心要义、本质以及我国具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新时代中国多中心城市群的协调发展问题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它的发展不仅需要注重发展质量和发展的平衡性,更需要注重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如何指导多中心城市群发展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姚常成和宋冬林指出传统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进程,虽然也将城市群建设作为未来的主要方向,但城市群内部的贫民区与两极分化问题却愈演愈烈。相比之下,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却能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出发、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根本动力、以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为内涵,系统性、全方位地推进多中心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目标是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小麟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与实施,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城市与城市群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大格局中将愈益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作为以研究经济关系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中国化进程,需要从这一现象及其运行变化中加以思考探究。
关于环境污染问题。“波特假说”认为设计行之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云南财经大学明秀南基于中国2002-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这一约束性控制作为自然实验,运用三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即中国首次实施排污约束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行业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环境规制至少能够解释行业间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20%;相对于新进入的小规模企业,环境规制对规模大的存活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更为明显;通过构建通风系数指标来处理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并提示了我国首次实施排污约束政策能够实现环境友好和企业技术升级的“双赢”结果。
六、贫困问题与乡村振兴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必然选择,确保高质量跨越发展。对此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探讨。
无产阶级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四川大学贺立龙回顾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指出合作工厂的出现、工人运动的进行、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变化、劳动力价格的波动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都会促使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化。在其中的某些条件下,相对贫困还会向绝对贫困重新转化。绝对贫困的发生与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而相对贫困则表现出一种必然性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激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以及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辽宁省委党校胡亚莲回顾新中国70年的减贫历程,总结新中国70年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既可以为我国今后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经验借鉴,又可以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财政扶贫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中处于主导和主体地位。兰州大学邓金钱从“人本财政”的逻辑出发,指出中国特色财政扶贫的政策演变呈现出从瞄准温饱的“救济开发式扶贫”向瞄准共富共享的“精准扶贫”探索的创新性特征。新时代财政扶贫应聚焦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精准方略”全过程,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构建全方位的财政支持体系。西北大学吴振磊和李钺霆认为易地扶贫移民作为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题的一项有效途径,是当前脱贫攻坚的首要任务。在未来的易地扶贫工作中,重点应对好以下四个风险:一是多途径稳定搬迁移民生计风险;二是多渠道拓展搬迁移民社会关系网络降低移民融入风险;三是多维度完善扶贫产业市场化机制把控扶贫产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四是多层次健全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削弱移民心理依赖风险。
土地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成败的关键问题。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通过对江西省泰和县螺溪镇的土地流转实践调查,发现土地流转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得出土地流转是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土地流转中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土地流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农业产业振兴中要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新时代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底线。面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生的问题及挑战,我国党和群众在各地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多元化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现形式。四川大学赵苏丹根据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三大构成要素,构建起一个“环境-动力-主体”的制度分析框架,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同实现形式的制度优势与缺陷、形成条件和推广途径进行分析,得出基本判断。云南师范大学王兴芬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及其协调发展涵义、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互动机理以及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三个方面展开理论分析。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现要求健全的市场机制与科学的政府调控相结合,政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山西财经大学李玲娥探讨了资源型地区转型的规划决策体制机制演变,认为我国必须同时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构建决策主体多元化、决策方式多样化、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并重的转型规划决策新模式,提高转型的效率。
七、共享发展与新发展理念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新时代也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与会学者围绕着人工智能、新发展理论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是包含高科技含量的生产力范畴,它使社会生产力基础产生变化。西北大学刘盼、宁启和白永秀认为智能化因素渗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并带来人机关系的变化,使劳动创造价值呈现出新的特点。人的劳动表现为智力劳动力提供的富有创造性的智能劳动、劳动资料为智能型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更具可开发性和可扩展性。智能化机器体系加剧“机器排挤人”的同时产生了人与人、人与机器间的重新分工,人机融合趋势加强,人的智能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在智能劳动创造价值过程中,智能劳动发挥了价值创造的乘数效应,人机分工和人机协作增值的价值部分突显,价值形成的内容更加丰富,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
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集中反映在生产领域中,也就是劳动者怎样同生产结合,如何进行劳动的过程中。福建社会科学院孙璇探讨了数字经济中的劳动变革与促进劳动力结构转型的问题。数字化的生产变革促使劳动力剧烈分化,出现了数字化劳动力供给减速、供给失衡和发展空间狭窄等劳动力结构失调现象。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结构的转型,需要探索构建现代高效的劳动公共治理体系,强化数字产业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增进数字经济劳动分配红利并构建数字经济多层次人才教育培训体系。近十年,以消费、产业互联网为主营业务的互联网企业,快速成长为所在产业的重要创新、增长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封鸣朝阳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释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发展。同一数据可承载多种信息,数据集所含信息量大于每个数据承载量的简单加总等属性,使互联网企业具有以下相对优势: “无偿或低成本”、“标价为零”的“免费商品”、高效率和低实物形态依赖度。这些优势提高了企业对资本的容纳上限、吸引力大小和增值速度,加快了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大速度,实现了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思想,突出了人民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与目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要求人人参与发展过程、人人享有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发展效率的统一。实现共享发展,首先要解决分配问题,分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大学何爱平和赵任洁首先按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在马克思分配理论视域下,从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四个方面考察了新时代下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和实现途径,体现了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为推进共享发展和中国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相关理论支持和启示。兰州财经大学张小瑛和张存刚认为共享发展,可以有效实现社会生产与分配领域的有机统一,解决社会公平正义与民生问题,从而实现东西部地区平衡充分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推动共享发展,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重点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增强西部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促进西部全面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深刻把握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坚持并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破解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深度剖析其科学内涵。兰州财经大学陈增贤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角,认为: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生态思想的时代最强音。从唯物论视角突出强调生态环境的前提性和有限性;从辩证法视角突出强调生态与经济的统一性和耦合性;从唯物史观视角突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协同性、持久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相契合。同时对其现实价值进行阐释,以期为有效降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张力、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经济共赢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和理论依据。
八、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经济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两个最突出特征。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运动促成了经济与资本的金融化,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主义进入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与会学者围绕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虎涛教授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非正统经济学对抑制性长萧条的解释,并指出了三种解释的不足并做了补充。西南财经大学骆桢也认为指出后凯恩斯经济学也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均衡产能利用率与正常产能的协调问题,需求与供给增长的协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总是和马克思效应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也预示着马克思和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融合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李黎力同样也认为现代货币理论需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更深入地研究政府赤字开支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产生的确切影响,我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在批判性借鉴和利用现代货币理论服务“大政府”建设方面,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央党校张雪琴基于金融化与资本积累相结合的角度展开分析,提出以生产和金融相互背离为主要特征的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分析框架,认为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基本经济结构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日趋金融化,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大学陈享光发现伴随金融化发展,金融化资本不断积累,并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领域的循环和扩张,逐渐突破产业资本循环的约束并脱离产业资本而相对独立发展,从而使得产业主导逐渐为金融化资本主导所取代,这不仅弱化了金融领域的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联系,甚至造成产业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而且造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独立发展。建立产业资本积累主导的积累机制而不是金融化资本积累主导的积累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贵州财经大学鲁保林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致力于恢复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但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产业资本却趋向衰落,而金融资本的地位不断提升。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放任金融自由发展的本质缺陷,但经济金融化趋势至今仍然难以逆转。面对当前全球化下资本主义的极限问题和社会的转型问题,吉林大学王人骏回顾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尝试用“市场动力”理论,自由是市场发展的动力,市场是社会存在的动力,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是社会转型的动力。尽管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站在资本主义立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全球化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剖析,以及对社会转型的认知还是具有独到之处,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货币本质不是寄托在某个自然物上,而是包含在它的社会属性之中,它是交换经济形态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属性。福州大学方建国认为货币政策本质上就是国家信用干预,但货币信用化和资本虚拟化存在着经济“脱实向虚”的风险,数字货币的非主权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说明它作为信用存在的基础,必将影响到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明秀南,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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