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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 与钱津同志讨论(奚兆永)

  发布日期:2005-06-09  浏览次数:217   作者:奚兆永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

——与钱津同志讨论

 奚兆永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上读到钱津同志的《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一文,感到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值得认真进行研究。不过,对他的一些观点我却不能表示赞成,现特提出来进行讨论。

钱文的题目是“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顾名思义,是马克思“论”而不是作者“论”“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因此作者应该正确地理解并介绍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的论述,而不能随意发表与马克思不同的看法,否则就不是“马克思论”而是作者“论”了。当然,我也不是说作者不可以提出与马克思不同的观点,问题是,你总不能说这是“马克思论”,如果用了“马克思论”这样的标题,人们是有权 “循名责实”, 提出质疑的。在这方面,如果作者换个题目,把“马克思论”改为“论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提出不同的观点,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所“论”不确,人们同样也是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来进行讨论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来与钱津同志讨论:一是在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中生产性和剥削性在今天哪一“重”更加重要的问题;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形式及其趋势问题;三是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所批判的把资本主义管理的两个方面“混为一谈”的问题。应该说,这几个问题和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生活都有极密切的关系,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一、“我们更需要明确的是其生产性,而不是其剥削性”吗?

 

钱文说,“从历史的角度讲,在创作《资本论》的年代,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管理具有二重性,重点在于强调资本主义管理的资本主义性质,即管理为资本服务的性质,管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具有的剥削性。”“但是,就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讲,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的存在,一方面又不能象19世纪那样重在强调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中的资本职能的属性,即不能只重视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我们更需要明确的是其生产性,而不是其剥削性。”

人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在19世纪强调的是剥削性,而我们在今天就应该与之相反,“更需要明确的是其生产性,而不是其剥削性”呢?钱文是这样说明的:

“剥削的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存在,是普遍性的,这是由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水平客观地决定的,是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的,是由人类的劳动智力水平决定的,因而,是人类需要自然地接受的。”

这段话很让人费解。

“剥削的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存在”吗?不对。资本的价值增殖或资本主义剥削只是剥削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和剥削的存在是不能用一个“即”字划上等号的。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1剥削是一个大概念,资本剥削只是这众多剥削形式之一种,是一个小概念,显然是不能用一个“即”字将二者等同起来的。

还要指出,无论是“剥削的存在”,还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存在”,不象钱文所说的那样“是普遍性的”。剥削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没有阶级剥削的原始社会,近代历史上也出现过消灭了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人类的未来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彻底消灭了阶级剥削的大同世界更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类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因此,所谓剥削“是普遍性的”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现在我们退一步,就算剥削或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确如钱文所说“是普遍性的”,那与“更需要明确的是其生产性,而不是其剥削性”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普遍性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无条件的接受而无需加以认识和“明确”吗?在资本主义社会,亿万商品的存在“是普遍性的”,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首先并且着重研究的恰恰就是商品。而且,拿生产性和剥削性比较,生产是一个比剥削更具“普遍性的”现象,按照钱文的逻辑,生产性比剥削性是更加不需要明确的,为什么反而是“更需要明确”的呢?这不是自相矛盾么?问题还在于,今天和马克思那个时代相比,剥削是不是成为更加“普遍性的”了?为什么马克思那个时代强调剥削性是对的,而今天就不需要明确了呢?事实上,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剥削还在统治着整个世界,而上个世纪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这个世界的一统天下,后来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剥削的范围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当然,后来的历史出现了倒退,但这也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曲折,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就不需要明确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呢?

    剥削“是由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水平客观地决定的,是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的,是由人类劳动的智力水平决定的”吗?也不对。对于剥削存在的原因,我们前面引述的马克思的话说得很清楚: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的垄断权”!钱文不从剥削者一面寻找剥削的根源,却从被剥削的劳动者一面寻找剥削的根源,似乎劳动者受剥削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发展水平”低,是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水平”低,是他们的“智力水平”低所致。这样说不仅不符合逻辑,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发展水平”、“对自然的认识水平”、“智力水平”都低,但是那时并不存在剥削。而且,把剥削的存在不是归只于剥削者而是归之与受剥削的劳动者,说是由于他们的“劳动发展水平”、“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智力水平”太低造成的,这是不是欺人太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剥削,必须把剥削和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才能对其作出科学的说明。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剥削与生产力之间有一定的联系。道理很简单:如果生产力水平太低,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没有任何剩余,这时就不可能产生剥削;只有当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除维持自己的需要之外还有剩余,剥削者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才有可能;而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剥削者关于要从事社会公共活动等等的借口即把应该由自己完成的劳动推给劳动者去承担的理由就不再能够成立,消灭剥削的条件也就具备了。不过,这也只是说,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一定联系,但是,剥削的存在仍然决定于生产关系,决定于“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外资企业也快速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又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对此,我们当然要看到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们的资本主义剥削性质。事实上,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工人特别是所谓“农民工”的剥削是非常残酷的。工人们劳动时间很长,劳动强度很大,而他们的工资很低,劳动条件很差,拖欠克扣工资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而各种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小煤窑的矿难连连不断!过去是“民工潮”,大批民工涌入沿海地区,而这两年却出现了“民工荒”,一些沿海地区招不到所需要的工人。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农民工”所受剥削的严重!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已经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更需要明确”资本主义管理的“生产性”,“而不是其剥削性”,这样做,真不知要把社会引向何方?!

   

二、关于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形式及其发展趋势问题

 

钱文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形式,引用了马克思关于“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的一段话,然后写道:“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是根据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强调资本主义管理专制的发展,如今这种专制的存在只能是有增无减。”

按照钱文的说法,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形式似乎只与协作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即只与社会劳动过程有关。这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思想的。实际上,那文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是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形式是怎样由自己直接管理监督发展为交给经理和监工进行的“特有形式”的;至于资本主义管理为什么采取专制形式是另外一个问题,马克思有非常清楚的专门论述。就在紧靠钱文所引那段话的前面,马克思说了这样一段话: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同样,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增加了。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意志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2

在说了以上的话以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3

很清楚,马克思是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用劳动对资本的反抗和对立,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劳动过程来说明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形式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管理的必要性也和社会劳动过程有关,但是,社会劳动过程只要求有统一意志,有指挥劳动或管理劳动,有权威,但却不一定要求采取专制的形式;管理采取专制的形式显然是由上述对抗和对立决定的。

在这方面,钱文还具体提出三点资本主义管理具有专制形式的根据:一是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的智力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劳动主体对劳动客体的统治”;二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状况”,“按现在人类智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大多数人人不具有管理的能力,而生产上的统一性也同时要求管理必须由少数人负责,甚至必须要由代表资本力量的某一个人负责”;三是说“因为资本主义管理如同军事管理一样具有专制性质,战场上需要专制的指挥,市场上也要专制的指挥”。我认为,钱文说的这三条,都不能成立。

先说一。是劳动者的“智力水平”低,“不足以支撑对劳动客体的统治”吗?不对。关键在于,无论是劳动的主体还是劳动的客体都是从属于资本的。资本家所以能够进行管理,并不是由于他的智力水平高于工人,而是因为他是资本的所有者。马克思说,“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4奇怪的是,钱文也引用了这句话,竟然没有想到他的“智力水平”论恰好是违背马克思的这一论述的。应该说,钱文关于工人智力水平低,不足以支撑对劳动课题统治的观点,也并不是他的发现或发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提到一个维护奴隶制度的美国律师奥康瑙尔,他在1859年12月19日的一次集会上就讲过这样的高论:“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是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使人难以相信的是,钱文的观点和这个种族主义律师的“高论”竟然如此相象!

次说二。是“大多数人不具有管理的能力”,“必须要由一个代表资本力量的某一个人负责”吗?也不对。批驳的论据除了上面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外,马克思有关合作工厂的论述也很能说明问题:“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5工人当中能人有的是,没有资本家,他们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工厂,而且比资本家管理得还要好。马克思写道:“根据英国个合作工厂公布的帐目,我们可以看到,在扣除经理的工资——这种工资同其它工人的工资完全一样,形成所投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时比私营工厂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6马克思还说:“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7

再说三。“战场上需要专制的指挥,市场上也要有专制的指挥”吗?更不对了。马克思喜欢用军队和工厂进行类比,但是却没有用战场来类比市场,更没有用战场指挥来类比市场指挥。实际上二者是无法类比的。我们知道,战场是由作战双方组成的,每一方都只能指挥自己的军队,而不能指挥对方的军队,指挥整个战场的所谓“战场指挥”是不存在的。市场的情况就更加复杂,市场的参加者不是两方,而是无数方,谁也无法指挥市场。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的权威和奴隶生产、农奴生产基础上的权威的区别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现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威的承担者,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因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是作为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政体的统治者得到这种权威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承担者中间,在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倒作用的自然规律。”8马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虽然资本家在企业里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有组织的,但是,由于市场是无政府状态的,在市场上是根本无指挥可言的,因此说“市场也要有专制的指挥”,实际上是一句大蠢话,显然是不能作为根据的。

至于说到资本主义管理专制形式的发展趋势,是不是如钱文所说这种专制形式是“有增无减”的呢?那也要进行分析。事实上,资本主义管理如果一味地专制,就会引起工人的不满和更大的反抗。在这方面,资本家也变得聪明了。日本的资本家看到中国搞“鞍钢宪法”,实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能够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也学习这一套,甚至在中国已经把这些经验置之一旁时,他们还继续坚持这样做。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公司里,也实行由职工选代表进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办法,让职工感到公司不仅是老板的,也是工人自己的。这些缓和阶级对立的做法也收到一定的成效。当然,这些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形式。但是,无视这种变化也是不可取的。

联系到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管理,当然,在公有制的企业里,由于不存在剥削和阶级的对立,情况和资本主义企业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显然不应该有什么管理的专制形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任何社会化的大生产,都应该有统一意志,都应该有权威,否定权威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参加写过《论权威》一文,批判过巴枯宁的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列宁曾经倡导过“一长制”,并且反对过布哈林提出的“生产民主”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坚持在生产中要有统一意志,要有权威。这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重视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工人看作是“首要的生产力”,重视发挥他们在生产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恩格斯在谈到权威和自治的关系时就说过,“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将只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和他们说得通。”9恩格斯的话表明,在未来社会,由于条件的变化,权威将被限制在一贯必要的范围之内,而自制和民主的范围将会扩大。但是,我们看到,我国在这方面虽然做利益系工作,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的企业至今还没有建立工会,建立了的也没有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也是有的建立有的没有建立,建立的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至于“出口转内销”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更是少人问津。这些,对于充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稿好企业管理,显然都是极其不利的。

 

 三、怎样理解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管理两方面“混为一谈”的批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参加不止一次地批评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两个方面的“混淆”,批评他们把二者“混为一谈”:

在第一卷,马克思写道,“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和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厘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相反地,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10

在第三卷,马克思说,“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淆,最初是由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于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减为它在理论上伪称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不过,一方面,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像所有其它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导致经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这样以来,上述这个要求对于理论上的粉饰来说就越发变得讨厌。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制服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11

在第三卷,马克思还揭露那里资本家的管理劳动的欺诈性。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类公司的董事每周出席一次会议,至少可得一个基尼(21马克)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例。”12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公里和监督劳动所作的批判和揭露,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学者的所谓“混淆”和“混为一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为资本家的剥削进行辩护,把他们的剥削所得说成是管理和监督劳动的报酬!

但是,钱文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钱文提出,既“不能将其生产性的存在掩盖其剥削性,也不能以其剥削性的存在取代生产性”。从表面上看,这一提法似乎比马克思所说的还要全面,但是,在我看来,由于这种提法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不仅不能增进人们对问题的认识,相反,还会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变得模糊起来,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思想和理论,是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他们用各种诸如此类的思想和理论来欺骗、麻痹被统治阶级,对这些东西我们理应加以揭露和批判,以便使劳动者从这些精神枷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跟在资产阶级学者后面,说什么“也不能用剥削性取代生产性”,这实际上是在所谓“全面”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有多少资本家在生产一线从事所谓管理劳动?这些事他们早已让给经理们去做了。即使还有极个别的资本家仍然在从事这样的管理劳动,那他们个人所创造的价值和他们所获得的利润显然也是不成比例的。两者的悬殊是如此之大,从科学上来看,也应该将其所创造的价值部分看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在政策上还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从理论上为其剥削进行辩护,二者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这也是不应该混淆的。

在这个问题上,钱文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中,剥削性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生产性也是独立存在的。二重性的相对独立性决定其生产性可以相对独立发展。这种发展不是由管理的剥削性制约的,而是有生产的发展决定的。这种生产性的发展与剥削性的存在有联系,却没有必然的同步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存在促使资本主义管理的生产性发展。管理上的生产性只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属性。”

我认为,钱文的这些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一、所谓管理二重性的两个方面是“相对独立存在”的说法不符合马克思关于“二舒性”的一贯思想。

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二重性”的思想最初是在“劳动二重性”中提出的。在那里,他说:“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13显然,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二重性只是同一个劳动的两种不同的属性,而绝不是相对独立的两种劳动。

后来,马克思在讲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又一次讲到了“二重性”他是从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进而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的。他说:“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得出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水平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14在这里,也和劳动二重性是同一个劳动的两重属性一样,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是同一个生产过程的所具有的两重属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价值的形成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也是同一个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两重属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价值增殖过程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在这里,显然不能像钱文那样,把这两个过程看作是两个“相对独立存在的”过程。

同样,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也应该这样来理解。应该说,资本主义管理之所以具有二重性,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15资本主义生产也和任何其它生产一样,要制造产品,生产使用价值,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却决不是产品或使用价值,而是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一特点也必然在资本主义管理方面表现出来。这种管理一方面是社会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剥削剩余价值所需要的,二者必然是内在的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资本的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工人的劳动进行剥削,在生产和剥削之间是根本无法进行区分的:生产是为了剥削,而剥削离开生产就不能进行。钱文提出“相对独立”论,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说不通的。

第二、所谓管理二重性两个方面是“相对独立存在”的说法,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科学说明。

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科学说明经历了一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开始,他是从简单的劳动过程给生产劳动下定义的,认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而劳动本身则2为生产劳动。”16根据这个定义,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但是马克思在注里指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后来,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他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完成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在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17

看来,钱津同志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从简单劳动过程角度所下的生产劳动的定义,也接受了马克思在协作出现后所下的“扩大了”的生产劳动的概念,但是,却“忘记”了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下的“缩小了”的生产劳动的概念。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管理问题。很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生产,只有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只有能够增加剩余价值的管理才是具有生产性的管理。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没有剥削,也就谈不上资本主义生产,也就谈不上资本主义管理的生产性。马克思说:“资本的生产性(即使仅仅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首先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18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生产性就是剥削性,剥削性就是生产性,钱文又怎么能够把所谓生产性和剥削性当作“相对独立存在”的东西分开呢?从这里也可看出,资产阶级学者想以资本家的管理劳动来为其剥削进行辩护是多么可笑,因为资本家的劳动就是剥削,或者说是一种剥削劳动的劳动。不过,从这里也可看出另外一点,那就是,钱文将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概括为“生产性”和“剥削性”是不准确的,还是应该用马克思自己的科学的说法较好。

 



* “企业主收入”一词的德文原文为Unternehmergewinn,是一个复合词,由 Unternehmer Gewinn二词复合而成。前者的意思是“企业主”或“企业家”;后者的意思为“利润”、“赢利”、“中彩”、“中奖”、“利益”、“好处”等。过去郭大力和王亚南将Unternehmergewinn译为“企业利益”,后来他们又将其改译为“企业利润”,而中央编译局译本可能是受俄译本将Gewinn译为доход(“收入”)的影响,译为“企业主收入”。比较两个译本的译法,我认为编译局译本将Unternehmer译为“企业主”较为准确,而郭王译本将Gewinn译为“利润”(也可译为“赢利”,以与那个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相区别)较为准确,而编译局译为“收入”似乎太一般了,未能很好反映企业主这一收入的特殊性质。综上所述,我认为Unternehmergewinn一词以译为“企业主赢利”较好。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2 同上,第384-385页。

3 同上,第385页。

4 同上,第38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M],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页。

6 同上,第436页。

7 同上,第435页。

8 同上,第997-99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38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M],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438页。

12 同上,第438-43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14 同上,第229-230页。

15 同上,第385页。

16 同上,第211页。

17 同上,第582页。

18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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