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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历史回顾(刘明远 马健行)

  发布日期:2004-12-19  浏览次数:193   作者:刘明远 马健行

 

本文选自《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该专著是由杨国昌教授主持完成的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副主编是成保良教授。

 

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历史回顾

 

刘明远 马健行

 

 

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历了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转变;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时俱进,对这一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构筑了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为主体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本章以这些线索为依据,在理论和历史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体系演变作一个基本的回顾。

 

 

第一节  19世纪后半叶到二战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

 

 

一、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19世纪后半叶起,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深刻变化的过程,实现了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其中,科技革命及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剧,对这一转变过程发挥了关键作用。

19世纪的最后30年,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英国人发明了碱性炼钢法、蒸汽涡轮机和炼钢转炉;德国人发明和改进了内燃机、柴油机、裁剪机、发电机、电动机;美国人发明了环锭式纺织机、缝纫机、打字机、电灯、电话、无线电等。与以往不同,这些发明不仅数量多、涉及的领域广,而且构成了一个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相互推动的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上,一方面,原有的重工业借助于新技术重新焕发了活力;另一方面,适应新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电力、电器、化工、石油、汽车和飞机工业等)成了经济更加迅速扩张的新领域。到了19世纪末,重工业已开始在世界工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化学方面的多项重大发明,使化学工业成了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部门。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工业生产更为迅速的增长,工业生产量在1850—1870年的20年中增长了一倍,而在1870—1900年的30年中又增长了66%。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国际贸易、农业等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体迅速发展的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平衡。1870—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增长了1.3倍和1.9倍,而同一时期德国经济却增长了4.6倍,美国增长了8.1倍。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急剧变化。1870年之前,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居第一位,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一。19世纪80年代,美国赶上了英国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0%以上。1900—1910年间,德国又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英国和法国一样,它们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俄国和日本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虽然它们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

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交通运输、农业等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在加速进行,并最终导致了产业垄断的出现。产业垄断进程始于19世纪50、60年代,70年代有了较为明显的表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

在工业垄断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也经历了由集中到垄断的发展,其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普通中介人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银行把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工业,开始了对工业垄断组织的控制,工业垄断组织也把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银行,这样,银行资本便与工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关系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一转变。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而且操纵政府,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左右着国家的对外政策。与产业资本相比较,金融资本具有更大的剥削性和扩张性。

经过长期的殖民地占有和掠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将世界领土瓜分完毕,但是瓜分的结果非常不平衡。由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侵占殖民地的时间较早,或者由于方便的地理条件,使它们占有了绝大多数殖民地。到了1914年,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总量达到3350多万平方公里,俄国1740多万平方公里,法国1060多万平方公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条件所限,只占有了殖民地中的很少一部分。其中,德国占有的殖民地为290多万平方公里,美国和日本均为30多万平方公里。占有殖民地的这种不均衡状况,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两类国家之间悬殊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形成了极为不对称的格局,于是,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趋于不可避免。为了达到重新分割世界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由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和由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两大阵营,从而造成了剑拔弩张的严峻形势。这是帝国主义时期出现的新现象。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成长

对无产阶级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成果是出现了第一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重大胜利的到来,一方面证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对峙的时代。

随着历史新纪元的到来,资本主义旧体系开始削弱和瓦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势的发展无可置疑地表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经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均得到增长的同时,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3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个别国家的危机次数更多,如美国就超过了4次之多。尤其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其规模之大和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更是创造了危机史之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许多原有垄断组织的规模、实力和相互联系日益扩大的同时,一些新兴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大批新的垄断组织。这些垄断组织的垄断化程度,比之战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它们在各国的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美国和德国无论在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化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

随着一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的职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时,为了保证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需要,主要参战国政府不同程度地对经济实施了管制措施。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就随之结束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推行了“罗斯福新政”,政府建立了各种调节经济的机构,利用国家政权推出了一系列规范市场行为的立法,实行金融管制,并采取了贷款、补贴、减税、订货、收购剩余产品、举办公共工程等与货币和财政政策有关的措施。英、法政府还实行了某些部门的国有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采取了对外扩张的经济政策,有的国家甚至在30代初就把国民经济转上了战争轨道。这些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起到了增加就业、扩大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使资本主义世界最终摆脱了经济大萧条的纠缠。但是随着经济走出危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随之减少,国家的宏观调控仍然让位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由竞争。二战爆发后,主要参战国又一次大规模地推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相似的各种战时经济管制措施,对原料、劳动力、资金和产品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和分配,从而保证了战争对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之,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时断时续,但已经可以看出孕育着的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呼之欲出。

 

 

第二节  马克思之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

 

 

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演变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一、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对垄断问题的研究要比垄断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早得多。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研究了垄断与竞争的辩证关系。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在分析资本积累的趋势时预测到:当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的极限时,就会走向垄断。这是对垄断形成必然性的重要预见。

事实上,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的19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垄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萌芽就已崭露头角,马克思以理论家对社会实践特有的敏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做了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甚至还有个别论述。恩格斯在整理出版马克思经济学著作时发现了这些线索,并根据垄断现象的最新发展,对马克思的结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例如,针对马克思认为垄断组织的出现只是一种解决原料供给不足的权宜之计,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调节生产的目的的论断时,认为自从马克思提出这个论断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地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普遍出现的保护关税的新狂热。第二,整个大工业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但这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一旦经济危机发生,垄断组织就会解体,这表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负有这个历史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恩格斯还特意指出,“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①]。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推动资本集中和垄断形成的因素,例如信用和股份制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已经基本上揭示了它们与垄断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垄断形成和发展趋势及其本质关系的研究,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因而事实上也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但是,这些还远没有形成理论体系。

恩格斯逝世后的最初几年,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趋势的探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是由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研究才活跃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拉法格最早对帝国主义问题作了系统、科学的研究。他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等论著中,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演进到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有:(1)托拉斯造成了资本和生产规模的空前集中,一个垄断组织就拥有几百万乃至几十亿的资本,从而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一小撮金融资本家不仅剥削本国人民,而且把手伸向全世界,各金融资本家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3)托拉斯不仅统治经济领域,而且是美国人民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屈从于它们;(4)由各个大资本家组成的资本主义总司令部不仅管理和控制着美国的全部财富,而且还操纵着国家的对外政策;(5)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组织出现,激化了阶级矛盾。[②]与数年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一书中提出的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经济特征相比较,拉法格对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描述,几乎涵盖了它们中的所有方面。

拉法格还指出,资本主义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到来,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商品生产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同时,垄断组织的产生意味着要改造整个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些内容反映出拉法格对帝国主义特征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全面和深入的程度。不仅如此,拉法格还分析了垄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并得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托拉斯把以前彼此独立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合并和集中在统一的领导下,这样就产生出一个新的、完整的、各部分有着合理联系的生产机构,消解了原先那种充满着无政府状态的生产。(2)托拉斯体系的形成,使得商业失去了它原先的支配地位,置于工业资本的支配之下。(3)托拉斯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节约各种开支,使地主、商人和国家等瓜分的剩余价值缩小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尽可能多的剩余为自己占有。(4)托拉斯体系的形成造成了一种“财产非个人化”和“工业利润非个人化”的倾向。(5)托拉斯的发展推动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垄断的最终形成,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的认识开始走向深化,认识上的分歧也开始暴露出来,争论也日趋激化。围绕着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本质,承认不承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大致可以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分为两大类:一类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为了解决积累问题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政策;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继续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或最高阶段。持有第一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以卢森堡和考茨基为代表,第二种观点则以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为代表。

卢森堡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系统阐述是从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上引出的,她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受利润动机支配的;生产只有在能给资本家带来“纯收益”时才有意义。资本家不仅要得到利润,而且还要得到不断增长的利润,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总是尽可能地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仅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难以做到。因为,就整个社会而言,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不能由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实现,更不能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过程中实现,它必须在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第三者”的交换中实现。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是没有完成的;她认为一个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正是解决扩大再生产的关键,也是揭示帝国主义本质及其经济根源的关键。她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是:“帝国主义仍是一个政治术语,它用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残余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④]不仅如此,她还提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不可避免的、无法摆脱的、必然具有的“内在”现象。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⑤]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本质和经济根源的认识则是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入手的。他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尽管农业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不需要工业,但工业却永远少不了农业。因为,一旦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哪怕是暂时的停止,工业生产过程也要停顿下来。为了使工业生产部门能够不断取得食品和原料,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的发展速度却总是大大地超过农业,从而使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的趋势日益加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农业越来越落后,越来越无法满足以更快速度发展的工业对原料及食品的需要,也无法吸收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情况对工业的发展十分不利。只有当为其服务的农业区域得以不断扩大,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才能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生产也才能得到发展。工业高度发展的民族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推行了一种不断扩大为自己服务的农业区域的政策。考茨基把这一政策称作是帝国主义。所以,他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⑥]不过,考茨基并不认为帝国主义依靠武力对外扩张是解决工农业比例均衡的唯一方法。考茨基认为,问题还可以通过强大国家之间的联合,通过协议共同瓜分世界的办法解决。考茨基将这种联合称作是“超帝国主义”。

卢森堡、考茨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在第二国际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将本来就已经处于讨论热点的帝国主义话题又进一步推向了高潮,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希法亭和布哈林的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希法亭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资本论》原理,科学地说明了信用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把信用正确地区分为流通信用与资本信用,并进而把资本信用区分为流动资本贷款和固定资本贷款;在深入揭示固定资本贷款作用的基础上,说明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必然性与具体途径。

2、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公司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考察:(1)认为股份公司的建立使资本家从企业家的职能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投入企业的资本采取了货币资本的形式。(2)在研究虚拟资本的过程中,提出了创业利润概念,即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转化而产生的一种收益,它反映资本家之间瓜分利润的关系。创业利润的一部分由银行代公司发行股票而获得,另一部分则由企业获得。争取创业利润是银行与企业之间斗争的一项长期性的内容。

3、对垄断、垄断组织、金融资本、金融寡头的形成、本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认为垄断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克服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2)指出制定垄断价格的依据仍然是生产成本,其原则是垄断价格水平的确定必须保证垄断资本家最高的年利润率。(3)发现卡特尔化的生产部门攫取非卡特尔化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垄断利润来源的基本途径。(4)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发展,而发展了的银行又成为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产生的推动力。或者是,银行助长了工业垄断组织的形成,工业垄断组织的发展又促进了银行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工业获取垄断利润与银行垄断组织为获取高额创业利润,追求共同的利益使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逐渐地融合起来。(5)指出金融资本的形成给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影响在于它本身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的统治力量,不仅形成了工业和银行巨头之间的紧密的个人联盟,而且使国家也日益成为实现它们利益的工具,成为为它们的利益而极力推行对外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6)得出了金融资本是经济和政治的权利在资本家寡头手中的最高形式,从而在物质和阶级力量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了准备的结论。(7)考察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关于信用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和信用在危机各个阶段所起的作用的分析和论述,表现得既精彩又细致。[⑦]

与希法亭不同,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首先从它的基本矛盾入手,认为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他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必然使它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发展又推动国际交换的发展。国际交换的发展不仅使各民族国家的劳动成为世界总劳动的一部分,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加深,而且还推动了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使经济最终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使经济关系日益国际化,这表现在:地理上相互隔离的经济彼此日益接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日益均等化;资产所有权日益集中于全世界资本家阶级手中;世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日益扩大,等等。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促进了垄断组织的国际化,形成了国际性的垄断组织,它们往往受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

在经济国际化的同时,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集中和积聚也在加速进行,从而推动了国内垄断组织的迅速成长,并日益处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那些拥有巨额金融资本的金融资本家,以各种形式同国家的公用事业建立极密切的联系。这样就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它的一切部分——卡特尔、银行、国家企业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⑧]。强国民族经济的组织化有一种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出国家范围的倾向。例如,向国外争夺原料产地、市场、输出资本等,其结果必然会引起资本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

布哈林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经济的高度国际化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与民族国家特殊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内的表现。这一矛盾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处于高度无政府状态的经济,与其相伴而生的工业危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2)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继续,是金融资本采取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3)当金融资本家把一国内部的竞争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后,竞争就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世界市场上展开。为了取得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胜利,利用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异常突出了,由金融资本与国家政权结合而形成的国际资本主义托拉斯,把竞争几乎移向国外,而且,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经常性地诉诸于国家政权的武力威胁,所以,当帝国主义时代到来的时候,加强军队便成了各国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斗争的最重要的方法。(4)随着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的增长,它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高司令部,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发展的最高的囊括一切的组织形式。这些集中地表现在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日益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它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的理论得到了列宁的充分肯定,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特别在于:他考察了世界经济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他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一个整体,看成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 [⑨]尽管布哈林这本书的出版时间要比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晚一些,但实际的写作时间比列宁的要早,并且作者说书稿写成后让列宁看过,所以,布哈林的理论肯定对列宁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发挥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他于1917年4月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一书的理论及其体系,以及随后的一些零星的论述。

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起步于1915年春末夏初。在写作《帝国主义论》一书的过程中,列宁除了对现实问题进行了极其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之外,还收集和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帝国主义的资料,并且对此前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充分吸收了这些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自己的体系。列宁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1、在充分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筑了一个反映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正确地从生产的集中出发研究垄断,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形式,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交换、分配、消费,以及这些不同要素相互之间的一定的关系。就逻辑关系的发展而言,这个体系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研究方法,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同时也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内容展开的逻辑顺序上,可以被看作是《资本论》的直接继续。

2、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同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同的新的历史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将在更广的范围内,以更为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3、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从生产问题入手,揭示了工业垄断的形成过程,即自由竞争引起生产的集中,当生产集中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了垄断。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信用作用的加强入手,揭示了银行垄断的形成,即自由竞争引起银行业的集中,银行业的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垄断。银行垄断的形成,使银行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普通中介人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在工业和银行垄断形成的基础上,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利益关系,使两者混合生长,形成了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

4、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进行了归纳,即:(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至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2)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⑩]这五个特征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垄断”。这一点也表明垄断恰恰是帝国主义的本质。

5、对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它的本质,阐明了它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

二、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研究

从列宁逝世到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个“沉默”期。期间,斯大林在20年代末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进入了一个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面危机的阶段,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逐渐上升和资本主义制度逐渐衰落的阶段。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观点得到了联共(布)和苏联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联共(布)十五、十六、十七次代表大会连续以决议的方式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经济学界还对总危机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工作,提出了总危机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学说。[11]在此后的近40年的时间内,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研究始终是苏联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直到80年代末,前苏联领导人决定以新的思维进行改革时才停止了此项研究。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表明,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属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判断。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推出了不少有力度的研究成果,研究的框架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出现了传统分析框架(在列宁《帝国主义论》框架下的分析)与非传统分析框架并存的局面。

传统框架下的研究沿着列宁《帝国主义论》体系的逻辑展开,体现了研究工作的与时俱进。其主要原因是,从60年代末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完成了由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的演变,而且新的特征正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70年代初,法国共产党中央经济部推出了一部专门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著作[12],书中的一系列观点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成就和研究水平。作者的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一系列矛盾发展的结果,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包括经济和社会因素,而且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军事方面的因素。国家投资、国营部门、国家消费以及垄断性的计划化固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但是,经济的军事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强制性、反动势力的集结、政治专制主义的趋势,也都同样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除了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之外,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对大垄断生产进行投资”,以保证垄断利润。作者把国家投资看作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导致资本积累过剩和私人投资的不足。国家的投资就是为了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就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增长,为了促进私人资本积累和增加垄断利润。在揭示了这些本质关系的基础上,作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投资方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垄断组织与金融资本的新发展、垄断资本的生产和积累的国际化、经济的一体化、新殖民主义、经济的计划化和一体化、经济管理民主化、国家投资与财政和信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与法共同时推出的另一个成果是波兰学者明兹的《现代资本主义》[13]。该书在70年代初推出后,70年代末再版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因而包含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观点。明兹认为,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后形成了它的现代模式。与此相适应,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占统治地位的垄断形式是寡头垄断;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虽然包括个人所有制和股东所有制、公司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但公司所有制是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形成了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集体资本(股权分散的公司)成了取代金融资本后的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决定性目标是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现代资产阶级由两个基本阶层组成,一个是食利者阶层,另一个是管理者阶层;跨国公司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输出中,国家资本的输出占优势;输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占优势,其中国家资本更占优势;二战后的兼并主要以混合兼并为主,结果形成了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垄断组织——混合联合公司;由于资本的集中和积聚为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条件,而技术的进步又在多方面改变了影响经济效益的条件,所以,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效益呈现出明显的提高趋势;国家和企业采用了包括“反垄断”法、国有化、税收、国家计划、国家投资、刺激需求、变换利率、公司目标函数、订货生产、计算机系统化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新的经济调节方法,加强了对经济的调节;在国民收入获得巨大增长的同时,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分配的不公平仍然在加深。明兹对上述模式及其特征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论述,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展示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及其发展趋势。

70年代末,在苏联学者德拉基列夫主持下,由一大批东欧学者共同合作推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共性与特点》[14]一书,把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又进一步推向了深入,拓展了研究的视眼,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问题上,该书作者持有与法共中央经济部著作相同的看法,但对什么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有了更加清楚的表述。作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力量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是为垄断组织的根本利益和为挽救整个资本主义服务的。这些服务作用具体表现为:保证维持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和发挥其生产机制职能所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般条件;保证垄断利润;竭尽全力帮助本国的金融资本进行经济和政策的扩张;镇压工人和民主运动,镇压民族解放斗争;制定社会策略;动员和利用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力量,以反对社会主义;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等等。在发挥上述服务作用的过程中,作者认为,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它所采取的战略是不平衡的。比如,在现阶段(7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是:促进垄断资本的积累;实行经济军事化,强化战争机器;对科学、教育、研究及新技术的运用给予财政支持;利用国家计划和经济预测调节经济;加强经济一体化;采用新殖民主义等等。作者在详细地考察这些战略时,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其内容包括:垄断国家的经济调节手段(包括国家所有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垄断国家的经济计划化和经济预测(包括它们的实质、发展的规律性、内容、形式和方法等);垄断国家对科技进步的刺激作用;垄断国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农业中的国家垄断进程;国家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等。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例如,在国家和现代垄断化问题上,他们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一系列国家的生产和资本积累措施,不仅符合这些国家垄断组织的利益,而且旨在加强某些部门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为了保护和捍卫整个垄断资本的利益,国家不得不在一系列情况下对某些垄断组织的无上权力做出一定的限制,因为它们的活动威胁到整个国家的一般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资本主义与科技进步问题上,他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支持科技进步是出于垄断集团竞争的需要,是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服务的,所以,推动科技进步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上,他们认为,刺激经济增长已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重要的经济调节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又是政府的大规模投资。

80年代中后期,正当苏联和东欧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进入低潮时期,中国的学者却加大了研究的力度,并在90年代后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

90年代初,我国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政治经济学》[15]教科书(以下简称“国家教委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作者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后又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其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应该是:(1)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垄断资本,它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2)国家垄断资本在资本总输出中占的比重和作用迅速上升。(3)跨国垄断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4)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趋势。(5)“经济殖民主义”代替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与此同时,垄断资本主义现阶段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1)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同生产规模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2)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同社会生产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3)社会化大生产所需巨额投资同私人垄断资本积累有限性之间的矛盾;(4)科学研究社会化同个别垄断资本局限性之间的矛盾。理论界认为这些成果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比较符合现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现实。围绕着上述新变化,“国家教委本”在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特点和作用、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实质、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方式、垄断资本的积累与矛盾、垄断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上,几乎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高峰和马建行,推出了几部有影响的研究垄断资本问题的专著[16],提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他们认为:(1)合并与兼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促进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一定规模上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企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过度的合并与兼并,对社会生产力和企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却起着一种反作用。(2)垄断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在于资本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反抗,在于资本对强大竞争压力的抵制,同时也体现了资本形式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的推动下所发生的适应性的变化。(3)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反垄断法反对的不是垄断资本整体和垄断势力本身,而是反对个别垄断资本势力的过分发展。(4)垄断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竞争形式,它是一种以资本为主体或以垄断资本为主要方面的资本竞争。(5)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依然存在,但作用的形式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垄断组织内部的平均化,另一方面是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的利润平均化。(6)垄断在进一步限制了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也使宏观经济运行的条件趋于恶化。(7)巨额垄断利润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提供了物质基础,使他们有条件在更大规模、更大程度上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下面再来考察非传统框架下的一些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日渐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感兴趣的课题。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落后,归根结底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有的学者称为“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的是发达国家,外围的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种种优势,形成了一种对发展中国家千丝万缕的控制关系,从而使发达国家的发展和扩张得以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的基础上,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的状态,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于是学者们得出结论,只有反对依附,走出依附,发展中国家才能改变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面貌。

60年代后期,以希腊学者阿吉里·伊曼纽尔和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为指导,对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外围”之间的交换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平等交换”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的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和工资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价值,会向资本有机构成和工资水平高的发达国家持续性地转移,这种转移一方面会造成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趋向于外向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过程中,尤以伊曼纽尔的理论体系最有影响力,他在《不平等交换》一书中,对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形式、避免不平等交换的措施等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17]

7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龙斯坦又发展了“中心—边缘”理论,提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理论。这里的“中心”指发达国家,“半边缘”指中等发达国家,“边缘”指发展中国家。处于半边缘地位的国家既受中心国家的控制,同时也可以部分地控制边缘国家,它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种平衡力量。沃龙斯坦预言,资本主义“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前景是,在“中心”和“边缘”对抗性激化的基础上,“中心”最终会被“边缘”所否定。[18]

70年代初(1972年),比利时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得尔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十大观点:(1)战后资本增值的条件和方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进,工人阶级不仅关心新创造价值中的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直接占有问题,而且还关心涉及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特别是关心涉及劳动组织、生产过程和政权操作的全部问题。(2)由第三次技术革命造成的、受资本控制的自动化生产体系,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使资本之间异化的、破坏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增长。(3)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4)“技术租金”成了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主要源泉。(5)持久的军火经济加剧了剩余价值实现和价值增值上的困难。(6)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际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成了垄断资本扩大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组织形式。(7)资本的国际运动不断地扩大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体系内生产力的差异,强化了发达国家无偿地占有不发达国家超额利润的物质基础。(8)劳务部门的发展使闲置资本不断地转化为劳务资本。(9)持久的通货膨胀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有机制。(10)由上述特征引发了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工业循环、国家调节职能的增强、以及生产关系危机的加深等结果。[19]

除了上述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之外,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直接发展的成果比较少,但是,受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启发,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应该还有以下几项: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有一项研究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结构”的研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有关的研究成果日渐多了起来。这些成果中的相当部分不仅有力地证明了《资本论》结构没有取代“六册结构”,而且还对马克思尚未完成的其他各册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做了相当广泛的理论探讨,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日本的学者甚至写出了“六册结构”的补卷[21]。中国学者汤在新主持下推出的《〈资本论〉续篇探索》[22],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方面,列宁发现,马克思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是以技术条件的不变为前提的,如果考虑到技术条件的变化,资本有机构成也会随着变化。如果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两大部类的增长就不能按照固定不变的比例进行,而应该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较快增长,其增长的顺序应该是:“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23]后来,列宁的这个观点被许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吸收,成了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节夫在30年代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及其理论[24],也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一个直接的发展。列昂节夫原籍是俄国,早年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他在讲述投入产出理论的产生过程时曾指出,马克思用两大部类表来论证一个经济系统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给了他直接的启发。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利用列昂节夫的分析模型,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产品的价值分为c+v+m三部分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过成功的投入产出分析。

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周期性问题上,经济学界在一战结束以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有的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正确性,有的则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直接发展。[25]

1923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通过对美国60年间和英国100年间经济活动中每月的银行清算、批发价格、短期利率和若干实物产量数列的详细资料的分析,提出经济周期除了主周期之外还有次周期的观点。这个观点表明,一个次周期约为40个月左右,2—3个次周期构成一个主周期,主周期是次周期的聚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基钦所说的次周期大约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中间危机。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通过对美国1840—1914年期间某些商品的生产与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用移动平均法把生产和价格数列中所受到的通常经济周期的影响予以熨平的话,它们变动的趋势就会呈现出显著的波浪形。测算表明,这种周期的平均持续期,在生产数列上约为22年,在价格数列上约为23年。后来,其他经济学家发现,库兹涅茨发现的周期基本上与同期美国建筑业的周期相吻合。美国在1853—1933年的80年中4个建筑业周期的持续时间为15—22年,这进一步证明了库兹涅茨发现的周期的客观存在性。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周期为45—60年的长周期理论。他收集了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从1780年至1920年近140年间的价格数列、利率和工资数列,外贸和银行存款数列,以及几种产品的生产量数列,使用9年移动平均法将通常的经济周期的波动对长期趋势可能有的影响予以抹平。在经过处理后的数列的长期趋势上,他观察到了这样的情况,在相当长时间的上扬之后就是相当长时间的下落,而后又是相当长时间的上扬这样的长波现象,这种波动的周期约为50年左右。康德拉捷夫认为,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原因是:主要固定资本产品更新换代在经济生活中所引起的长期平衡周期,这种平衡周期包含了上一代主要固定资本品被取代,和新一代主要固定资本品普遍应用而造成的经济生活动荡及其恢复过程。世界经济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中后期乃至80年代初,曾对康德拉捷夫周期进行过十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研究中使用了各种统计口径的资料,动用了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各种现代化高科技研究手段,变换了多种研究角度。研究的结果表明,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康德拉捷夫本人在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是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的,但取得的成果却被当时的苏联经济学界当作异端加以批判,认为是错误和反动的理论,从而使这个理论长期以来失去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缘分。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为构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回顾到的仅仅是数以万计成果中的那些有代表性的部分。

 

 

第三节  马克思之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演变

 

 

理论研究推动了理论体系的发展,理论体系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理论研究的继续深入。这种互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演变过程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

一、传统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资本论》问世后,传播《资本论》不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前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在履行这一使命和完成这一重任的过程中,以《资本论》为蓝本编写通俗读物或教科书是最初的重要方式之一。

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传播的历史,较早做这样工作的人应该首推考茨基。1886年,考茨基写成《马克思的经济学说》[26]一书,是继《资本论》之后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一个由三篇及每篇又包括若干章构成的体系。其中,第一篇阐述“商品、货币和资本”,包括3章内容,即“商品”、“货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第二篇叙述“剩余价值”,包括10章内容,即“生产过程”、“资本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剩余价值和利润”、“劳动日”、“小业主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协作”、“劳动分工和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和大工业”;第三篇叙述“工资和利润”,包括7章内容,即“工资”、“资本的收益”、“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变为资本”、“人口过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曙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末日”。

从上述章节所涵盖的内容来看,通俗化叙述的理论点完全局限在《资本论》第一卷之内,理论体系除了对个别地方作了调整和删减之外,基本上与《资本论》的内容与逻辑结构相一致,是一部典型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写本。作为一本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简明读物或入门书,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早期传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列宁曾经给过这本书较高的评价。1939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在翻译出版该书时,在“俄译本出版说明”中做了如下评论:“考茨基的这本著作的特点是:他在这本书里通俗地叙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指第一卷)的内容,并且比较忠实地保持了原著的精神。考茨基在很多地方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但是,他在自己转述《资本论》内容的时候,并不求助于引证原著,而努力想把马克思的思想过程再现出来,他自己提出论据,甚至使用艺术形象,把文章写得很生动。本书的主要成就,即在于此。”还指出,“考茨基把自己的叙述几乎只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他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一些精辟的提示,这些提示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关键。但是,考茨基在重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分析时,相当详细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27]

以后,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亚•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该书首次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从这个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结构来看,作者在著作的开头简略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在结尾又简略地阐述了“经济思想史”,中间的部分,叙述了这门科学的内容。对内容的叙述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进行的,依次叙述了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对资本主义以前时期考察,基本上是简略地概述了这些形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基本上采用《资本论》的体系、内容和结构,但做了较大幅度的缩减性工作。这样的体系和结构安排与作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一致的。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

波格丹诺夫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得到列宁的高度重视,他在为该书写的书评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因为“政治经济学入门书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种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要使领会这本初级入门书的人得到可靠的线索,以便进一步研究这门科学,是要使他们懂得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从而对这种研究发生兴趣。”[28]波格丹诺夫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好做到了这一点。列宁还指出,波格丹诺夫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突出优点在于他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说明某一个政治时期的时候,通常总是结合该经济制度的根本点,来“叙述”政治制度、家庭关系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派别,在阐明了某一经济制度怎样产生一定阶级划分之后,就说明这些阶级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家庭、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说明这些利益怎样反映在一定的经济学派中。这样做,使学的人可以看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最紧要的问题,都是同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着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

如果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波格丹诺夫《政治经学简明教程》的体系,显然是受了恩格斯关于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思想的启发。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理论剖析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范畴,所以波格丹诺夫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尝试。这个体系对后来构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产生过深远影响。

第二个构筑这种体系的人是德国社会党人罗沙·卢森堡,她提出了一个比波格丹诺夫的体系更加复杂、内容更加庞大的体系。整个体系由两册结构组成,以《国民经济学入门》[29]为著作的名称。卢森堡按计划完成了第一册的写作任务,但在写作第二册的时候,却严重地背离了当初的写作计划,将第二册写成了一个专门论述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问题的专著,其著作名称也变成了《资本积累论》。这样,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贡献,也就集中体现在《国民经济学入门》一书中。

《国民经济学入门》是一个由6章内容构成的体系。第一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第二、三章考察了原始社会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崩溃的过程及其特征。第四章分析了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作为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生产的特征。第五章阐述了劳动力商品和它的价格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后备军、工资规律等问题。第六章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倾向,实际上所涉问题只有一个,即资本主义生存的极限问题。从上述体系来看,前三章大致相当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前资本主义部分,但不够完全,有关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论述显得相当薄弱,后两章已开始了资本主义部分的理论叙述。这表明,卢森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一个未完成的体系,因而也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

与波格丹诺夫的体系相比较,卢森堡的体系也有创新之处。这首先表现在她试图在马克思经济学的体系和逻辑结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帝国主义问题进行论述。这一点从《国民经济学入门》最后一节的内容,以及《资本积累论》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只是因为她把应该是《国民经济学入门》第二册的内容,即用来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部分,写成了一部专门论述资本积累问题的著作,才使自己的写作计划未能实现。创新的另一点,如同理论界对这个体系评价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入门》的理论体系,其重要价值在于通俗化的技巧上,基本上是重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分析,绝大部分论点也是来自于马克思的著作,但是在体系的构造上却有所突破,大部分论据也是作者自己提出来的,很多抽象的范畴在作者的笔下或者是变得十分生动、通俗易懂,或者是论述得精湛、严密,理论色彩浓重。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演变又有了新的进展。从2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整个3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曾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运动,出版了一大批适应于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尽管这些教科书中的绝大部分侧重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论述,但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部分也有了较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1)进一步完善了一战前已经形成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2)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吸收了列宁创建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体系,并使其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组成部分;(3)吸收了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由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

在当时众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30]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体系也具有权威性和典型性。从体系的类型上讲,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但严格地说,它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因为没有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这个体系实际涵盖的内容有以下11章:(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2)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3)商品经济;(4)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5)工资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6)资本家瓜分剩余价值的情形;(7)农业中的资本主义;(8)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9)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0)战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11)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的经济危机。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2)、(3)章阐述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4)至(8)章基本上是《资本论》体系的缩写;(9)、(10)两章基本上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体系的缩写,以及对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阐述。(11)章专门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最初的由“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组成的“三大块”结构体系的雏形。与一战前的理论体系相比较,列昂节夫体系的创新和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9)、(10)、(11)三章中。其中,(9)章的创新意义在于它吸收了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且把这个成果融进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而且是按照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逻辑结构和历史发展顺序完成这种结合的。(10)章也属于对新成果的吸收,尽管这个成果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吸收这样的成果,对革命实践起到了积极的鼓动作用。该体系的长处主要体现在(11)章中。内容方面主要是对30年代的大萧条作了理论上的全面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结构方面把危机问题放在整个体系的最后加以阐述,符合马克思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结构安排,也符合危机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即它是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后的结果。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旧中国30年代,中国的学者居然写出了篇幅巨大、结构复杂、带有广义政治经济学性质的教科书,这就是沈志远在1935年出版的力作《新经济学大纲》[31]。从该书出版到1952年,先后再版过14次,其中在1936年、1947年、1949年和1952年的再版时,作者对理论体系进行过重大的修改。1952年推出的第十四版,在当时是一部结构合理、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一部高质量的、甚至可与50年代苏联教科书体系相媲美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

1935年初版时的《新经济学大纲》,除了“绪论”之外,其余的部分由九编内容组成。“绪论”部分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沈志远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物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所发生、为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之外形的诸种社会生产关系之运动法则”。其任务是“研究历史上某种一定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之发生、发展和崩溃”的历史过程。这门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抽象法和历史方法。九编叙述的内容分别是:第一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第二编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第三编工资的本质及其形式;第四编资本的再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第五编资本的运动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第六编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的形成及全体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瓜分;第七编地租的本质及其形式;第八编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第九编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从前八编涵盖的内容来看,第一至七编基本上是《资本论》的体系和结构的缩写,但内容上有所删减。第八编基本上是《帝国主义论》一书的体系和结构,但内容上有所增加,吸收了有关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以及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特征的描述。

1936年夏,沈志远对《新经济学大纲》进行了首次重大修订。在修订后的体系中,“绪论”部分增加了“社会经济形态论与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之必要”一节。第四编中加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律与经济危机”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周期律的观念,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可能性与必然性,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经济危机之意义等问题,都一一予以理论的检讨。此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各种特征,也在本章一一加以说明。”在第八编第二章,专门加了一节讨论世界经济危机和30年代“特种萧条”的内容,对1929年秋首先爆发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整个体系的最后,增加了专门研究“苏联计划经济”问题的第九编。从修订后的结构来看,1936年版的《新经济学大纲》,已经具备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1947年,沈志远对《新经济学大纲》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将原来的体系调整为一个由上下篇组成的结构,其中上篇为“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下篇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除了个别地方做了一些理论阐述方面的改进工作之外,上篇由原体系第一至第八编构成,而原体系的第九编上升为整个体系的“下篇”,内容大为增加,初步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

1949年,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步,沈志远又推出了《新经济学大纲》的第11版(作者称其为“解放版”)。由于作者在构筑这一版的体系时,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立在即,他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顾虑反动派图书检查官对出版该书的查杀和人身迫害,也不必用委婉、晦涩的文字和是似而非的概念进行理论叙述,所以,作者在修订时不仅增加了大量的内容,而且对体系结构也作了较大的调整,概念的使用上也比以往更加规范。整个体系不再分为篇、编、章、节结构,而是又回到了原来编、章、节结构。除了“绪论”之外,在整个体系的开头部分增加了“前资本主义诸经济形态”一编,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生产方式做了系统的阐述。第二编至第十编的结构和内容基本上与“解放版”第一编至第八编的结构和内容相一致,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或对个别章节作了位置上的调整,或将章上升为编等。例如在考察剩余价值论时,增加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和“资本主义的一般概念”的阐述;将原体系中的“借贷资本、借贷利息与信用银行”一章上升为新体系的第八编“信贷金融论”;在专门阐述帝国主义问题的一编中,增加了“国际经济关系”一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国际间的贸易和资本关系以及国际收支、外汇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十一编“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增加的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前提、性质与规律性、经济构成和经济政策等。第十二编“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则在原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篇的基础上作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由于第十一、十二编不属于本章考察的内容,故在此从略。与此前各版本的体系相比较,这一版的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广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实现了由不完整到完整的转变。

1953年,沈志远推出了《新经济学大纲》的第14版,书名也改为《政治经济学大纲》,与“解放版”相比较,阐述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部分增加的内容很少,要说有发展,也主要表现在对原有结构的内部微调上。比如,在包括“解放版”以前的各版本的体系中,“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是作为“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中的一小节内容加以处理的,“经济危机”问题也是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来加以处理的,而在14版中,作者把这两部分内容合起来组成一编,放到阐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末尾。作这样的结构调整是合理的,这对沈志远的体系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演变的历史上却只是一个继承,因为列昂节夫在30年代初构筑的体系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安排。

另一位中国学者许涤新在1949—1950年间推出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32]巨著,它由三卷组成,分别阐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演变的角度看,尽管理论界前人已经有了近半个世纪编写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在体系的研究、探索和完善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仍然具有开拓意义,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阐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但论据的绝大部分却取自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史料。这样,该体系在论述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共同规律的同时,也阐述了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特殊规律,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演变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考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通过对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考察回答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以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没有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该书前资本主义的部分,事实上已经成了一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有益的尝试。第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它们分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经济与总危机”和“殖民地经济”。其中,前两部分的体系、结构和内容与沈志远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基本上一致,但最后一部分,即专门阐述“殖民地经济”的部分,却具有开拓意义,因为在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没有对该问题的专门论述。这部分对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发展阶段、殖民地经济的特征、殖民地价格的变动、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专门考察,又一次体现了该书体系的中国化趋向。

正当中国学者兴致勃勃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国化的时候,1954年,苏联推出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3](以下简称《教科书》)。1955年6月,《教科书》中译本出版,立即被中国的高等院校广泛采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部经过多年酝酿、精心编撰、集众多经济学家和政界要人智慧结晶的产物。编写工作启动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1951年初稿完成后,在苏共中央的主持下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斯大林还为此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

《教科书》采用的是“篇、章、节、目”结构,整个体系由三篇四十二章组成。三篇依次阐述“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其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篇,又进一步细分为“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部分。上述《教科书》结构,属于很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就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演变而言,《教科书》体系的科学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这个体系的推出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其最突出的贡献是首次创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由于这一创造性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更加具备完整性。此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划分为“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也有积极的意义,它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从总体上系统地认识资本主义。不过,做这样的结构安排,应该主要体现在形式上,不能以内容和逻辑结构上的割裂为前提。《教科书》体系中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几乎是前人体系的继承,没有明显的发展。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垄断前资本主义”部分也基本上是《资本论》的缩写,只是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较小的调整。例如,(1)在“商品生产。商品和货币”一章之后没有接着阐述资本和剩余价值,而是把“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机器时期”两部分内容提前加以阐述,然后再对“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部分进行阐述。(2)在“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之后,没有接着阐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而是先讨论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分解为企业主收入、利息,以及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乃至国民收入,然后回过头来阐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经济危机”等问题,最后转到“垄断资本主义”部分。

到了70代初,苏联经济学家A·M·鲁缅采夫编写出版了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4]。与50年代的《教科书》相比较,鲁缅采夫新编教科书体系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也几乎没有什么创新。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较大的调整只有一处,即把“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又恢复到阐述相对剩余价值时引出的一项内容,回归到《资本论》的体系。新加的内容只有一处,即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末尾处,增加了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理论。就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而言,鲁缅采夫的教科书体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垄断资本主义部分。从根本上说,该体系仍然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基本框架,但在内容上大量地吸收了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情况。新增加的内容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形式和历史地位;“新殖民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新特点;帝国主义国家、附属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关系和农民的状况;现代条件下资本再生产的特点;现代条件下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矛盾的尖锐化;对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理论界一般认为,鲁缅采夫的教科书之所以能够代替原《教科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内容上有了较大的丰富和发展。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20世纪6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中国的演变情况。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6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全面停止使用苏联《教科书》,开始了新一轮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1961年,由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35]教科书问世。作为一部“应急”之作,在体系方面的创新较少。该体系也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资本主义部分”中,对前资本主义的阐述,与许涤新体系大致相同;对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阐述基本上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缩写。它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部分,它阐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73年,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36](简称“徐禾本”)问世。该书的理论体系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根据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内容和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做了一些通俗性的解说”。所以,该书体系和《资本论》体系几乎完全一致。以致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一直认为,“徐禾本”是《资本论》的缩写本。与众多的《资本论》缩写本相比较,“徐禾本”表现出较多的优点:尽管它篇幅不大,但由于理论阐述的技巧高超,使该体系几乎覆盖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所有重要的理论点;该体系的基本论点虽然来自《资本论》,但有相当部分的论据是作者自己提出来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作者把对经济危机问题的阐述放在整个体系的最后,这更符合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发展的逻辑顺序。“徐禾本”的上述优点,使它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中国人编写的《资本论》缩写本中最好的一本,直到现在还被中国高校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加以对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们又掀起了一个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高潮。1979年,北方13所院校推出了“北方本”[37],1980年,南方16所院校推出了“南方本”[38]。尽管这两个版本在当时的条件下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就阐述资本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而言,几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创新和发展。“北方本”取消了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考察,但垄断前资本主义部分同样是按照《资本论》的结构、体系、逻辑和内容编写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多年来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垄断资本主义部分的阐述,突破了传统的三大块体系,按照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和生产技术高度发展条件下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和对外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逻辑顺序展开叙述。这样的结构虽然属于传统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新变化、新特点。“南方本”阐述“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部分,依然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种经济制度结构;阐述垄断前资本主义的部分依然是《资本论》的结构、观点和内容;阐述垄断资本主义的部分,依然是传统结构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历史地位、总危机三大块体系。

8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教委的统一组织下,由我国一批著名学者组成的编写组开始了一部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为了使新教科书的理论体系有所创新,吸收理论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经济生活的最新发展,国家教委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为写作资本主义部分,编写组成员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为典型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收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为教科书的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现实依据。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政治经济学》[39](以下简称“国家教委本”)于1993年出版。

就体系的基本结构而言,“国家教委本”由上册“资本主义部分”和下册“社会主义部分”组成。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册,除有一个跨度大、范围广、内容多的“导论”外,下面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部分。“导论”部分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性质、任务、意义,以及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等。这部分内容基本上起到了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按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的作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包括八章内容。其中,前7章在较为完整、准确、精炼地再现了《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内容的同时,也针对相关内容在现实中的发展作了必要的补充。例如,现代条件下货币的发展和货币层次的划分等问题;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形式和具体职能在当代的发展问题;无产阶级贫困化在当代的表现问题;关于现代条件下的绝对地租问题。这些增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的。与传统的体系相比较,第八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国际贸易”,属于作者新增加的内容。因为,尽管这些内容的基本点,如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基本特征与实质、国际价值、国际价格、世界货币等范畴的内涵等,在《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有大量零星论述,但从来没有以专门的章节论述过。所以,这个增补的第八章,从内容完整性的角度上说,无论是相对于《资本论》还是前苏联《教科书》都是一个进步。

“国家教委本”在理论体系上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阐述“垄断资本主义”部分。尽管这个体系也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和结构为指导,依然属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国际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结构,但它立足于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阐述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发展和新现象。所以,与传统的体系不同,“国家教委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在内容上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讲述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关系的新变化,其中突出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发展对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影响;第二层次,考察垄断条件下资本的竞争、资本的积累、劳资关系、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和经济计划化,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第三层次,在分别叙述“许多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讲述了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问题。这些论述都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感觉,明显地不同于传统体系下主要侧重于理论和逻辑推导的结构。上述三个层次的每一个层次上均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对现代条件下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国有化与非国有化、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的关系、国家垄断资本调节国内和国际经济的手段、劳资关系、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几乎都做出实事求是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解释。这些贡献,无疑为理论体系增加了色彩,提高了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总之,从“国家教委本”的创作以及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情况来看,基本上代表了中国9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最新发展水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总体上表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除了上述几种体系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宋涛、蒋学模、卫兴华等人都主编过影响较大、使用范围较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体系基本上代表了我国理论界对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流。所以,这些体系的科学价值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学体系演变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二、试图突破传统体系的尝试

20世纪60年代后,在众多经济学家试图继续完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了试图突破这个体系的尝试。首先要提到的是,由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米拉丁·克拉奇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推出的《政治经济学》[40]一书的体系。这个体系很有自己的特色,它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放在统一的商品经济形态下加以考察,这样做不仅有力地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而且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历史上,加入这样的内容尚属首次。

与传统教科书相比,这个体系彻底改变了由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组成的拼合结构,变成了一个由八篇内容组成的体系。第一篇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属性,相当于这门科学的导论部分。第二篇社会生产的基本概念。其内容主要有: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的规模和决定其数量因素;社会生产构成;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社会再生产及其基本规律性。第三篇社会生产的商品形式及其一般规律性。主要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范畴作了详细的叙述。第四篇商品经济制度下的生产过程。在概述了企业生产过程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第五篇商品经济制度下的分配。先讲“分配一般”,然后分别考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下的分配。第六篇商品经济制度下的交换。这部分内容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市场结构、垄断价格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形式等问题作了阐述,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交换问题只字未提。第七篇商品经济制度下的消费。主要讲述了消费的一般概念,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以及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第八篇商品经济制度下的社会再生产。内容有: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简单社会再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等等。

由这八篇内容构成的体系虽然也体现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关系,但是与《资本论》的体系相比较,抽象的方式、层次、力度等均有较大的不一致,尤其是在理论叙述的范围上有较大的差异。由于这本教科书既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又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叙述,所以最一般的范畴自然就不能是仅仅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抽象出来的范畴作为叙述的出发点。作者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抽象出商品生产一般,然后又从商品生产一般中抽象出生产一般,从而完成了思维进程的第一阶段,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接下来作者的叙述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生产一般→商品生产一般→生产过程→分配→交换→消费→再生产,从而完成了思维再现具体的过程。应该说,这个体系在逻辑上有一定的严密性,因而也体现了较多的创新因素。

作者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调节社会生产,研究调节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并且认为,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调节人们的相互关系,研究调节社会关系的一门科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种认识与传统的认识相比有一定的新意。从这种认识出发而构筑的体系,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上、同一个要素中把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中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律以对比的方式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比较独特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梅德维杰夫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任主编,推出了一部体系上全新的《政治经济学》[41]教科书。理论界给予它的基本评价是:在体系、结构以及许多重要问题的阐述上都有所创新,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重大区别。

新教科书对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生产关系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科学”,应当在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中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注重研究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的那些联系环节。这样,与过去的教科书相比较,不仅研究的范围拓宽了,而且更加接近现实生活。

新教科书在结构安排上有了较大变化。除了《前言》和《结束语》之外,新教科书由四篇组成。第一篇“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叙述了经济理论最一般的问题,即生产一般。作者的本意是:第一,可以把人类文明发展一切阶段所固有的统一的东西规定下来,因而在考察不同社会制度时可以摆脱某些不可避免的重复,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特点上;第二,把一般的东西区分出来,可以更明确地和更深入地看到社会进步的各个阶段的根本差别;第三,“经济发展的一般基础列为开始的一篇,就有可能把处于政治经济学与许多其他科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等)结合部的那些东西列入研究对象,从而使研究工作接近当代世界发生的现实过程。”[42]第四,它还有很重要的含义,即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依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在商品生产属性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共同的。

第二篇和第三篇分别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在叙述某些问题的时候,也顺便说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者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把马克思分析过的部分看作是19世纪古典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宁分析过的直到现在仍然在继续发展着的部分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它既不是凌驾于19世纪古典资本主义的特种上层建筑,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前夕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的阶段。作者指出:“正如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的,垄断资本主义经过20世纪暴风雨般的震荡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绝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它能够适应新的条件,掌握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成就,建立发达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在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国家里,垄断资本主义存在的时间都接近一个世纪,而产业革命以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只在英国存在了一个世纪左右,在其他国家都只有几十年。”[43]作者把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恰当形式,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则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驱,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而也是正确的。这样做,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置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有机的历史过程之中,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认识是认识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垄断资本的一切特点和矛盾是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充分的表现和反映。正因为这样,新教科书在考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资本与剩余价值形式以后,接着考察垄断资本主义,并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各个问题。

作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总体上比较简略,从《资本论》中选取的内容压缩在三章之内;逻辑顺序基本上与《资本论》相似,但内容删减较多。新教科书打破传统教科书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截然分开的做法,例如,作者把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不是放在讲述《资本论》内容的体系中加以阐述,而是阐述了垄断资本的各种规定性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征后,才讲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最后讲述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这样的结构安排更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也符合马克思整个经济学著作体系的结构安排。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五篇结构”的各个方案中,经济危机问题也是在最后一篇“世界市场”中要阐述的问题。第三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教科书中的位置也是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新教科书的第四篇“当代世界经济”是作为整个教科书体系和内容的最后落脚点而设置的。作者称这是一种新思维。把世界经济划分出来作为总的研究对象中独立的一部分,这在通往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使“政治经济学不是反映不同生产方式的几个理论体系的机械结合,而是揭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44]

最后一篇的安排也基于新教科书从世界经济的实际出发,对世界经济结构状态进行新的观察和理论概括。作者认为,当代世界是一个面貌多样的、矛盾的、但仍然不断发展的整体。现代生产力日益增长的国际性、市场分工的加深、世界性基础设施在保证全面合作和解决全球问题方面作用的提高,加强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和矛盾的整体的当代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客观上需要揭示社会发展的全世界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确定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这种认识在新教科书中的反映就是第一次考察了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新教科书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类的教科书,但又与传统教科书的体系不完全一致,它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融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之中,达到了既阐述应该讲的内容,又节约篇章的目的,并给人留下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着的社会过程的认识。本书最突出的特征表现在:作者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现实出发,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均看作是世界经济总体的组成部分,并将它们结合而形成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同时认为这种研究是对人类文明的现实过程的探索。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新教科书虽然也体现了科学的抽象法,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以及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但是对这些方法的利用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体系结构却与传统教科书有较大的不同。作为教科书出发点的部分,即最简单、最一般的范畴和规律的部分,是作者抽象出来的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共有的部分,其内容大致包括:社会生产及其基本要素;经济增长及其动力;科学技术革命和现代类型的经济增长;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人;一般经济形式;社会生产的商品组织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反映的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作者称这些内容是“生产一般”、“人类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的共同基础的一般特点”、“一个完整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基础”、“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经济基础”,等等。从这些最一般、最片面的经济形式出发,按照经济关系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线索,依次展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它们的关系在教科书体系中主要体现的不是更高级的经济关系取代过时的经济关系,而是同一个有机体中的组成部分。这个有机体或整体就是教科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落脚点——当代世界经济。作者研究的经济过程的“现象表面”或“感性具体”已经不再是包含各种规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当代世界经济。

方法是为对象服务的,当然对象也决定着对方法的选择。把世界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而是如同作者说的那样,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科学”,着重研究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的那些联系环节,其最终目的是要考察“在当代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文明的保存和再生产的条件、问题和规律性”。[45]显然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淡化了阶级性,从而也就不再是仅仅提供给无产阶级作为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苏联解体前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新教科书实际上最终走上了非意识形态化的道路。

三、对资本主义部分理论体系演进过程的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主义部分)演进的情况来看,体系与历史、体系与理论、理论与历史之间的一致与不一致始终存在。二战前,不一致的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体系与理论方面;二战后,不一致的范围明显扩大,不仅体系与理论的不一致继续存在,而且体系与理论、体系与历史的不一致也表现得较为突出。

二战之前,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适应这一客观要求,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新发展上,即:垄断的形成和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帝国主义的本质、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上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取得了一批科学性和预见性都很强的理论成果,对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发挥了指导作用。但是,理论体系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突出地表现在:(1)一个系统、翔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建立;(2)没有充分地吸收当时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工作者被错划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后,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随即被否定,例如希法亭、布哈林等人的理论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二战后,由于时代的主题逐渐演变为和平与发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理论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应适时提出新的要求,对理论体系的构筑应做出新的调整,以保持历史、理论和体系的一致。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远非如此,这突出地表现在:(1)虽然创立了一些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但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是由两个体系组合而成的,即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和列宁《帝国主义论》体系之间的组合(理论界称其为“传统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反映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内容基本上是《资本论》的缩写,而且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反映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容要么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缩写,要么是以这个体系为基本框架,填充一些新的内容,而且其目的又是基本上为论证列宁观点服务的。(2)理论研究受“传统体系”的制约较为明显,尤其是一战后的情形更是如此。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一方面理论研究长期与实践脱节,另一方面研究的范围被局限在较为狭窄的区间内。(3)“传统体系”对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吸收力度不够。这不仅表现在没有及时地去吸收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吸收理论成果时,事实上遵循了“认人不认理论的原则”,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人为地排除在体系之外。更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观点却迟迟不能被吸收到体系中来,而有些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错误或过时的理论观点却迟迟不能从体系中被清除出去。(4)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新教科书虽然在突破“传统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影响力有限。(5)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本质关系同时,还应该研究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等等。但是,无论是以《资本论》为蓝本阐述自由资本主义,还是以《帝国主义论》为分析框架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均未能体现这方面的内容。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资本主义部分不可避免地处于这样的状态:(1)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其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却未能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这直接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途和命运。(2)科学的任务是有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任务也是如此。在无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权的年代,研究的主要任务服务于阶级斗争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不能说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本质关系,而且还应该研究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等等。这些问题对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应该不断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得到它应有的发展。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8页。

[②] 参见马健行:《帝国主义理论形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3页。

[③]《拉法格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④] [波]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

[⑤] [波]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

[⑥] [德]考茨基:《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页。

[⑦] 参见[德]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⑧] [俄]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⑨] [俄]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⑩]《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808页。

[11] 参见[俄]MH•雷金娜主编:《经济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 法共中央经济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 [波]布明兹《现代资本主义》,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14] [苏] MC••德拉基列夫主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共性与特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15] 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6] 高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运行特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健行、高峰等著:《垄断资本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 参见[希]阿吉里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年版。

[18] [美]伊曼纽尔·沃龙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445页。

[20] 例如:[苏]罗·罗兹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产生史》,欧洲出版社1969年第2版;[]·科甘著《卡尔·马克思的创作活动》,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3年版;民主德国马丁路德大学沃·扬教授领导的研究集体的一系列论文。

[21] 日本有斐阁出版社在80年代初出版了十卷本《资本论体系》。

[22] 汤在新主编:《〈资本论〉续篇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23]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6页。

[24] [美] 瓦西里列昂节夫:《投入产出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5] 参见赵涛:《经济长波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荷]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6] [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

[27] [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中文1958年版,第1—2页。

[28]《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2页。

[29] [德] 罗沙·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三联书店1962年版。

[30] [苏] 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31] 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生活书店发行,初版于1935年。1953年改名为《政治经学大纲》,由三联书店出版。

[32] 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三联书店1953年版。

[33]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34] [苏]A·M·鲁缅采夫:《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5] 于光远、苏星:《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36] 徐禾等编:《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1984年第2版;该书初稿完成于1963年,曾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内部教材出版。

[37] 北方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写组:《政治经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1985年第2版。

[38] 南方十六所大学编写组:《政治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1983年第2版。

[39] 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40] [南] 米拉丁·克拉奇等《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1] [苏] B·A·梅德维杰夫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2] [苏]B·A·梅德维杰夫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43] [苏]B·A·梅德维杰夫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44] [苏] B·A·梅德维杰夫等编著:《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45] [苏] 梅德维杰夫等编著:《政治经济学》,中国人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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