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讨论“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回应潘毅和卢映西(卢荻

  发布日期:2016-02-14  浏览次数:183   作者:admin
 
 
写作本文有一个基本设定,即:必须心平气和,诚恳、严肃讨论。这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潘毅和卢映西两位、以及其他基于知识兴趣或政治热枕愿意参与讨论者的期盼。在讨论中带着激情或愤慨本无不可。只是,如果情绪反应竟至于遮盖了讨论本身,那是知识上不负责任;相对于所讨论课题的重大意义,如果因为情绪反应而竟至于推导出违背了(自己或彼此都认同的)基本立场的判断、结论,从而误导了实践,那是政治上不负责任。
课题的重大意义来自潘毅的设定,即,她提出的问题:今日中国是不是世界资本的中心?
这里,解答问题所需的关键判断,一是今日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运作逻辑,二是中国的情况。就前者,潘毅判断是新自由主义,卢映西认同,我也认同。然而何谓新自由主义?
 
理解新自由主义
潘毅在第一篇文章中(《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将新自由主义界定为自1980年代初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运作逻辑,这是我所认同的,也就使得彼此的对话能有一个共同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在短评文章中进而引申(《中国与新自由主义》):
“对应于现实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也即系统性的资本积累模式),新自由主义历经三代政策信条的演变,在1980年代强调市场化,在1990年代强调私有化,在2000年代强调金融化。所以,大致上从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和主导运作逻辑是金融霸权…”
这段引文的最后部分应该略作修正,或许可以改为:自1990年代初期(大约是自1992年英镑被金融投机者迫出欧共体货币体系的汇率联系机制起始)至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是金融霸权,主导运作逻辑是经济金融化。
    我理解,经济金融化,意味着资本的投机化导向,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长期投资。其逻辑后果,一方面是投资不足,再加上收入分配恶化压抑了消费,导致系统性的需求不足成为常态,构成危机的基础;另一方面,投机活动性质上只是分配利润而非生产利润,在生产愈趋受挤压的情况下,系统性危机往往就是首先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出来。总括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极致形态即经济金融化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逻辑上是不可持续的。
    然而事实是经济金融化持续了相当长的期间,尽管有这里那里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其中最惨烈是1997-98年的东亚危机),就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而言是一直持续至2007-08年。何故?因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扩展,在全球范围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游离于体系之外的生产性资源廉价吸纳进来,构成新的利润来源。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掠夺性积累”,即,一方面是货币金融形式的财富劫掠,另一方面,更根本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榨取。
    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经济体的角度看,“掠夺性积累”对于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理论上大有可能是负面的(而非新自由主义建制所宣扬的正面),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所谓生产性资源,在最根本意义上是指劳动力,全球范围的积累于是表现为资本追逐廉价劳工,设立低劳动技能的血汗工厂,支付低水平的工资,推动外围经济体之间竞争到底,导致它们堕进“低技能、低工资的发展陷阱”。更有甚者,“掠夺性积累”一方面扩大了全球范围的(尽量以劳动替代资本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全球范围收入分配不均,导致需求不足更为恶化,系统性危机更易爆发,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欠缺内部需求作为缓冲的外围经济体。
 
局部与整体,屈从与抵抗
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变革、融入世界资本主义过程,总体而言,可否说是屈从于新自由主义逻辑?潘毅在上引文章以及随后的回应文章中(《再论“世界工厂危机”与新自由主义》),都是明确说是,而我却在自己那篇短评中说不是。分歧在哪里?
潘毅两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其实都是在强调一点,即,中国是“世界工厂”,而且是富士康模式那种超剥削工厂。对于这一点我毫无异议,甚至还要引申指出,这种模式正是典型的“低技能、低工资的发展陷阱”,来到今日也正面临上文所述的系统性危机。但是,正如我在短评中强调的,“世界工厂”只是中国的局部,而非整体。也就是说,中国在面对新自由主义中,“迄今既有屈从成分也仍在顽强抵抗”,从而得出依循新自由主义运作不可能得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树。
不难验证,承载着“世界工厂”特性的外商投资企业,其生产率提升速度一直以来是远远滞后于整体中国工业部门的平均表现,而工资水平提升速度的对比也是这样。这个表现,再加上我在短评中指出的事实,即外资流入佔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很小,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占工业部门的产出比重即使在最高峰年份也就是三成不到,应该能显示出“世界工厂”及其运作逻辑只是中国经济的局部,而非整体。
换一个角度看,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整体而言其主要推动力是来自生产率进步,而非对工人的超剥削(但是超剥削现象广泛存在),这种情况显然是与“掠夺性积累”的逻辑相对立。而生产率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持续快速增长的生产性投资,生产率进步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转化为社会消费的持续快速增长,这同样是显示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如此种种,从世界范围视野和国际比较角度看,应该是清楚不过也是不容轻视的。
(一些简单明了的数据指标。以平均每一劳动者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量度生产率,在1978-2014年期间,年平均实质增长率是8.29%。以固定资本形成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量度生产性投资,在1980-2013年期间的平均数值是40%,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应指标是28%。以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在1978-2014年期间,社会消费年平均实质增长率是9.25%。以平均每一劳动者生产的工业增加值量度生产率,在1993-2007年期间,全部工业企业的年平均名义增长率是17.54%,其中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同一指标是10.65%。在此期间,全部城镇企业职工的名义工资年平均增长15.36%,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同一指标是11.93%。)
 
国有企业——无关要紧,可有可无?
在较具体层面,我在短评中列举三方面的情况,作为中国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例证,即,私有化问题、债务陷阱问题、金融化问题,分别对应于新自由主义的三代政策信条。潘毅在第二篇文章中评论了我关于国企和私有化的论断,卢映西另加评论了债务陷阱论断(《中国不是资本中心?》),两人都没有评论关于金融化的论断。
就国企问题,我在短评中说:“(中国)在1990年代很大程度上屈从于私有化,但远说不上彻底,…在2000年代稳定了国有部门的比重,相应地强化了超越利润诱因的生产性投资的能力、以及一定程度上恢复劳工的权益。”对此,潘毅和卢映西有两点回应,一是质疑现实概括也即数据是否正确,二是质问这样概括有什么意义、凭什么说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
潘毅列举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的数据,将之与非国有企业对照,从中得出的结论:“无论从工业产值比重、资产总计、企业数量、用工人数上,国有企业都无法与私营、港澳台商及外商企业相抗衡。”这里有一个不恰当引用数据问题,关于2014年的资产总计数据,列出的国企数据只是涵盖纯粹国有的工业企业,所以只占全部工业企业的7%,远低于私有企业的22%和外资企业的21%。然而,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普遍的股份制改造,国企的定义扩阔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这应该是所谓国际通用的定义);以此计算,国企在全部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所占比重是39%,远高于私企和外资企业。或许更重要是对数据的分析和讨论,单就工业企业而言,很容易计算出,在2014年,每一国企的平均资产总计是非国企的12.11倍,每一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是非国企的4.31倍,每一职工的资产总计是非国企的2.81倍。这些对比意味着,在中国工业部门内部存在着分工格局,国企主要是聚集在资本密集的大工业行业,非国企则主要聚集在相对上劳动密集和企业规模较小的行业。
其实,潘毅所列举的数据、以及上面由我补充的与之相一致的数据,有不够系统之处,因而没有充分反映国企在中国工业的位置。在产出指标上应该使用增加值而非总产值数据(因为国企与非国企的内部一体化程度有显著差异),在资产指标上应该使用固定资产而非总资产数据(因为流动资产主要是占用外部借贷资金),另外应该使用涵盖全部工业企业的数据而非上面这些仅是涵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将这几点纳入考虑,可以估算出下列结果。一是国企占(包括规模以下企业的)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自1978年的78%持续下降至1997年的33%,此后确实是稳定下来,至2008年仍是33%,再之后才稍为下降至2014年的30%。二是国企占全部企业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自1978年的90%持续下降至1997年的46%,此后同样是稳定下来,至2014年是45%。工业部门之外,国企占全部企业的产值和资产比重也应该大致如是,从而也呈现出与工业部门相同的国企与非国企的分工格局。另外还值得指出,在非国有控股的大型股份制企业中,其实有很多是国有单位透过多层持股安排实质控制的,例如有研究揭示,世纪之交时候在上海股市挂牌的企业就有近80%属于这种性质。在2012年,以销售额计算的全国最大500家企业中国企占了62%,其中前38家全为国企,这从另一侧面也是反映了国企占据中国经济的关键位置。
以上这些现实概括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否真的具有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成分?这样提问好像有点怪异,既然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市场化和金融化的基础,国有企业的普遍存在当然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何况是系统性的以国企占据整体经济的所谓制高点或战略部门的情况。
然而讨论还是可以更加深入和具体,更加明确。潘毅和卢映西在评论中都提出国企的利润导向甚至乎资本主义化问题,对此,我既有同意也有不同意之处。无疑,自1990年代的所谓“下岗增效”、买断工龄等等的改革之后,国企的体制和行为都是市场化了(虽则远没有非国企那么彻底),而事实上官方对国企的定位也不再将之作为社会主义的载体,国资委的“管人管事管资产”模式固然如是,去年提出的国企改革新方案强调纯粹管资本增值就更加如是。然而不是社会主义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吗?就一定是新自由主义吗?就前者,潘毅和卢映西都确凿说是,我存疑;就后者,我敢明确否定。国企的利润导向有其限度,距离新自由主义原则即股东利益最大化尚为遥远,面对职工和其他利害相关者尚有一系列非市场承担,面对国家尚有一系列发展或社会责任,例如超越利润导向的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攻关投资、对外战略投资等等,就是非市场承担的反映,更与新自由主义运作逻辑相对立。
 
债务陷阱和金融化问题
谈到债务陷阱问题,我是这样说的:“(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从没有堕进‘债务陷阱’,而这种陷阱3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上持续肆虐,是市场化尤其是外贸自由化所导致的顽疾。”这里其实是指外债陷阱,是按照发展研究文献的惯常用语写出的,所以将债务陷阱与外贸自由化联系起来。或许正是因为我的阐释过于简略,卢映西以为我说的是内债,于是就指出中国已经是债务雪球相当吓人了,以此作为反驳。
    先将我所说的阐释清楚。市场化和外贸自由化往往导致持续的对外逆差,一方面是因为在消费模式示范效应之下进口冲动难以抑制,另一方面是出口能力因为技术水平不足难以相应扩展,由此必须依靠举债来弥补逆差,从而堕进债务陷阱。在全球化年代,很多遵循新自由主义第一代政策信条的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陷于危机,另外还加上遵循第二代信条的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情况更惨,即使是以出口导向著称的东亚各经济体也未能幸免,所以说债务陷阱是世界范围现象并没有夸大。中国在1980年代开放初期也是几乎堕进这种陷阱,表现为外贸逆差持续和外债堆积,只是很快就有所警惕,自1990年代初期以后,依靠生产率进步和产业升级达至长期持续的外贸顺差,摆脱债务陷阱的威胁。所以,以从没有堕进债务陷阱的事实,作为中国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例证,这是有其道理的。
    回应卢映西的相关批评,其实还可以有两点引申。一是,即便我们讨论的是内债,中国的债务规模究竟是否来到“陷阱”的地步,这也不是简单明了或想当然的事,有需要考虑到债务是否有充分的资产作为支撑,以及做跨国比较时必须考虑到银行导向的金融体系与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的差别,等等。二是,即便中国的债务规模真的是来到濒临“陷阱”的地步,毕竟过往30多年的现实情况是没有出现,这就足以作为中国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例证了。
    由此可以进而讨论金融化问题。跟上述有关债务陷阱的讨论相同,首先是我在上一篇短评中确实并没有阐明金融化的含义,其次是卢映西根本没有弄清楚金融化是什么,第三是她认为不管是什么总之中国既没有也不可能抵抗金融化、只有必然地走向金融化和危机。
    我在上文将经济金融化概括为“资本的投机化导向,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那么,中国对此究竟是屈从还是抵抗?纵观30多年来的经济变革历程,应该说,是抵抗为主,直至近年才出现根本的改变,但是整体而言仍未确定是屈从了。抵抗主要是体现在两条防线上的拉锯,一是在国内金融方面的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区隔,抑制银行资本参与金融投机活动,二是在对外金融方面的资本流动管制,即是限制跨境证券投资,抑制内部资本外逃和国外投机资本进入。
其实,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生产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在世界范围成为特例,这本身就反映了对金融化的抵制。而近年来从房地产到股市的泡沫和震荡,影子银行活动的膨胀,以及相应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急速回落,则意味着抵抗金融化的第一道防线的失守;而去年以来的巨额外汇流失,更意味着第二道防线也受到严重冲击。纵然如此,30多年来的抵抗毕竟不能一笔勾销,今日的失守和冲击也不能无理无据地一句“必然如此”了事,另外也不能确定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从种种迹象看,我更相信前此在短评中所下的判断: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霸权中,“中国政治经济备受压力(包括买办投机集团有可能占据决策主导的压力),迄今既有屈从成分也仍在顽强抵抗。”
 
批判应该批判的,珍惜应该珍惜的
行文至此,算是回应了潘毅和卢映西对我那篇短评的各个论断的批评吧。然而未完,一是她们其实并没有回应这些论断汇总起来的核心论题,二是她们又列出一些其实并非由我提出的论断以作批判,三是她们在回应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正与我的核心论题相对立。
    潘毅在第二篇文章中,花了很大篇幅谈论三点。首先是批判“劳工成本过高”论,这个论调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从我的短评中推导出来,而事实上我认为批判得对,在短评中也说了:“正因为剥削和破坏是事实,所以抵抗要继续,要更深远、更全面。”其次是认定中国经济的危机前景,潘毅是分析,卢映西是断言,我虽不同意但并没有就此发声,要讨论得留待另文。再次,是说我“认为向上看才是经济和现实,向下看只不过是道德和政治”,这确实不是我说的,也无法从我的短评中推导出来,我所强调的是“不能只看局部,必须看整体”。
    而“看整体”正是那篇短评以及本文的核心论题。潘毅的整体观,是国家已经“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的企业家”;卢映西的整体观,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而中国搞的则更接近于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原教旨’资本主义”(我诚心希望她关于TPP的话语仅仅是一时不察的失语,她必须明白原则上的普世价值与现实世界的“普世价值政治”不是同一回事,这是最基本的政治,是所呼唤的“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年代的最基本立场)。她们之间也还有差别,潘毅至少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特别是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这一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这样的发展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卢映西的“原教旨资本主义”论看来是连这一点也要否认了。这正是我所说的,仅从局部就推断整体的严重后果,即:“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的建树,或是只能认定建树仅仅是来自超剥削(所以从社会意义上讲根本就不是建树)…。”
    那就看看社会发展。在201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不包括港澳台)几乎与世界的全部高收入经济体合计相等,而以世界银行定义的贫穷线,即每日收入1.9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是1.5亿人,全部高收入经济体的贫穷人口是6800万人,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有多——中国的穷人真多啊,当真是“原教旨资本主义”与“文明资本主义”的差距。然而可以这样比较吗?抑或是让中国跟发展中世界比较:同年,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合计的人口总数是中国的3.2倍,其中贫穷人口是中国的6.1倍——社会发展表现比“原教旨资本主义”糟糕近倍的应该叫什么?或许更有意义的是,比较一下在新自由主义年代的社会发展表现的变动:在1981-2010年期间,中国的贫穷人口减少了7.3亿人,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合计是减少了四千万,这算是“原教旨资本主义”抵抗了新自由主义,还是屈从于新自由主义?而中国贫穷人口的减少毫无疑问是与整体社会发展相一致,看看最重要的指标人均预期寿命,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状况都应该在这个指标显示出来,而且是累积结果:在2010年,中国是75岁,稍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78岁,显著高于(不包括中国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平均的68岁,以及低收入经济体平均的61岁。
    列举出这种种社会发展建树是为了什么?绝不是为谁辩护、吹捧,绝不是说现实已经很好无需批判无需推动根本改进,而是说,批判应该批判的,同时珍惜应该珍惜的。左翼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只能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整体人民的福祉,它的对立面是作为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以,整体性地“保卫已有的,争取应有的”,这远比政治信仰和立场重要,远比抵抗部分资本的局部斗争重要。将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构造说成是“原教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这是危险的判断,很有可能导向与人民福祉相对立的实践,以为现实这整个构造弃之不足惜,偏偏这种实践正是迎合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毕竟,世界资本主义深陷危机,金融霸权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掠夺性积累”的目标,中国人民勤俭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正是它渴望掠夺的最重要目标。
 
2016年2月5日写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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