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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与生产力——读《评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黄瑾)

时间:2008-09-30 13:39来源:未知 作者:黄瑾 点击:

 

世界市场与生产力

——读《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黄瑾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州,350108)

 

摘要:面对以殖民扩张为特征的早期世界市场,马克思、斯密和李斯特都就世界市场与生产力关系展开论述。如果说三者的共同点在于为本国设计发展道路,那么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的特点在于对生产力的否定中隐含肯定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在强调事物本质差别时否定历史差别、民族差别的存在,这使其不能充分认识李斯特理论的价值。

关键词:世界市场  生产力  马克思  斯密  李斯特

 

面对以殖民扩张为特征的早期世界市场,马克思(1818-1883)、斯密(1723-1790)和李斯特(1789-1846)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李斯特对斯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和非议,是经济思想史上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李斯特的坚定批判成了后者的“政治经济学”标签。朱绍文等学者依据德、日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实践提出重新认识李斯特的观点,张一兵、胡大平等从文本角度解读《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在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中的地位。本文以《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基点,试对比分析马克思、斯密和李斯特有关世界市场与生产力的论述。在早期世界市场背景下,如果说三者的共同点在于为本国设计发展道路,那么马克思的特点在于对生产力的否定中隐含肯定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在强调事物本质差别时否定历史差别、民族差别的存在,这使其不能充分认识李斯特理论的价值

一、早期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欧洲中世纪后期,生产和交往间分工导致商人这一特殊阶层的形成,而它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其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从地区上看,“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从行业上看,由于当时对衣料的需求弹性大,“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 [①]

15世纪末,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开始了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则是严重妨碍世界流通的最主要因素。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虽然已经解体了,但仍旧是基础,这种生产本身的手工技术性质和非专业性分工使其难以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需要,因而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世界市场不可避免地带有“早期”性特征——“工场手工业的次要作用和18世纪商人的影响”[②]。这种建立在商业或商业资本基础之上的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并没有导致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其、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③]地理大发现后的300年,尽管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商业资本,但在贸易的拓展下,逐渐形成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市场。

17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为扩大销路,英国一方面力争占有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市场,另一方面陆续发动了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夺取殖民地的战争。到18世纪初,英国取得了海上运输和殖民霸权, “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超过生产力的需求,这促成18世纪60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随同大工业一起才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还仅仅是散见的发展),因此,它作为某种整体只是从十八世纪后三十年起才开始出现。”[④]

二、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

对外贸易一直是世界市场上的主要活动方式。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保护本国工商业,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花费相当大的篇幅批判了重商主义理论,提出以绝对优势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为当时积极开拓世界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 [⑤]

导致各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取得贸易利益的所谓优势,或“是固有的,或是后来获得的。”斯密认为,这“后来获得的”优势主要是通过分工取得的。“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⑥]斯密同时指出,“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⑦]开拓的市场越大,分工水平越高,越能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佳配置,越能提高生产效率,与此同时,由于各国集中致力于生产其最擅长生产的物品,国与国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贸易双方都能以绝对低的成本从对方换回本应付出更大成本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从而获得各自的贸易利益。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原由是人类具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要想唤起这种倾向,“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已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⑧]

从德国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批评斯密所主张的普遍自由贸易观点是虚伪的。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遍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⑨]为对抗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

三、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是产生财富的力量。“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⑩]

生产力不仅是体力,更重要的是精神力量。“现代国家在财力、权力、人口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进展比之古代国家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如果仅仅把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那么对于这一现象将怎样解释呢?……我们势必要提到近一千年以来在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这些方面的进步。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都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124)所以,斯密仅强调体力劳动,“是从纯粹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解释生产力。”[]

如何发展生产力?合理的制度对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个人生产力,因此也就是个人财富,随着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作比例的增长”相反,“个人的勤奋与节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教育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

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一类来说,有些人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

由于国家利益的存在,必须发展国家生产力。“国家生产力的综合并不等于在分别考虑下一切个人生产力的综合;这些力量的综合量主要决定于社会和政治情况,特别有赖于国家在国内分工和国内生产力协作这些方面进行时的有效程度。”[]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与最重要的生产力协作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划分与协作。

要发展生产力,对外必须采取限制政策。“历史这就向我们指出,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胜与战争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没有停止以前,换个说法,就是一切国家还没有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合成一体以前,这个政策是不能舍弃的。”[]

四、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的生产力思想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发表三年后,马克思恩格斯不约而同地想到要批判李斯特。恩格斯“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1845年,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直接批判了李斯特保护关税观点[]),而马克思则“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生产力理论正是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李斯特标傍中立性的生产力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种虚伪辩护。“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能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难道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把生产力抬高为创造财富的“原因”,这难道不是对生产力的绝妙的美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出发,马克思对生产力采取了十分明显的批判态度,进而批判了李斯特对生产力的美化。

李斯特之所以赞扬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是为了维护德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李斯特体系的整个[……]部分,不是以理想的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唯物主。他到处使事物维持原状,而对事物的表达却理想化了。”[]

与之相反,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解放的立场出发,提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工业。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这种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工业力)是什么呢?是物质生产力,这种力量借助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可以实现对工业的颠覆。“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同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率的工具(承担者);它们将砸碎自己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21]换言之,“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22]

马克思提出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生产力的作用。圣西门学派的错误在于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因此,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成了对资产阶级的赞美。即使犯了错误,在马克思看来,圣西门主义者与李斯特的错误亦不能等量齐观、一视同仁。从实业(生产力)标准出发,前者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而后者离开具体的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而谈一种抽象的生产力理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误解。”[23]

五、评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面对以殖民扩张为特征的早期世界市场,斯密、李斯特与马克思除了相互批判外,也存在共同的特征,即都在寻求本国发展的道路,并提出要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主张。斯密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时,强调:“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是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24]李斯特则强调“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的理论目的。而马克思的动机与目标与前二者相反,其关于生产力的思想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进而言之,是为人类争取和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服务的。马克思理论的先进性并不在于他提出要解放全人类,而在于马克思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强调要超越当前的资本主义历史形式来看待生产力,尽管这样的认识与对生产力的批判是矛盾地存在于《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

但在这里,马克思只强调世界市场背景下阶级差别的存在,而否认历史或民族差别。即使广泛的国际交往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25]而对于工人来说,是作为整体与资产阶级相对立。“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26]

在这里,马克思尽管对生产力已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认识,但尚未自觉意识到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历史本身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因而,并未充分认识到李斯特理论的价值。随着对资本主义历史合理性和世界市场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入,马克思后来在《给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表达了与李斯特所强调的世界市场背景下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相似的观点。李斯特是以英国为例进行说明的。在英国工业发展历史中,“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27]可见,英国在成长为世界工业强国前恰恰是以向欧洲大陆各国学习生产力作为发展基础的。马克思以俄国为例说明,一个世界范本化-产阶级化、中心-围结构特征明的世界市的存在,如何使相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的展。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展而亡。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恰好又生存在代的境中,在文化高的代,和本主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展并改造它的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正因它和本主是同代的西,所以它能不通过资本主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和控制着世界市的西方生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制度的一切卡夫丁峡谷,而把本主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28]

 

主要参考文献:

1、宇、孟捷、荻主:《高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3、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胡大平:“马克思最初遭遇生产力问题的语境、理论逻辑和意义——兼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若干原则”,载于《人文杂志》2005年第5-6期。

5、张雪魁:“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唯物史观研究中被遮蔽的视界”,载于《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6、张金鹏:“工业与工业力:在人本学语境中对人本主义的背离——对《评李斯特》中一个问题的再研究”,载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9-37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⑤]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8页。

[⑥]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8页。

[⑦]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6页。

[⑧]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3-14页。

[⑨]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2页。

[⑩]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6-47页。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3页。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98页。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7页。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49页。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19-62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1-26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8-25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2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6页。

[27]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0-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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