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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所有制适度结构:理论分析、推断与经验事实

时间:2020-05-18 14:26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作者:杨春学,杨新铭 点击: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国策。这种国策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动态化的所有制适度结构理念。为这种理念提供一种学术性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纯理论上,这是一个所有制结构的最适度问题,是把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目标函数差异纳入模型之后的约束条件下的最适度问题。当然,如果约束条件因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而不同,就会存在不同的适度结构。在社会主义中国,公有制企业天然地被赋予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而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包含着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合作和融合的动态机制。
关键词:所有制适度结构  目标函数  社会公平  微观效率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已经走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创造。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于我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经济相结合所形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总体结构的动态量变,以及其中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测度,由于缺乏统计部门公布的正式数据、估算口径差异及抽样调查范围等原因,学术界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1],从而引起诸如“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争论。[2]这些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亟待讨论的重大理论,那就是所有制的最适度结构问题: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语境,如何把握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度结构的变化,识别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内在规律。厘清这方面的认识,有利于明确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长期方向。
       本文叙述的安排如下:一是相关文献综述;二是公有制经济适度规模问题,涉及一个理论模型和三个推断;三是某些经验事实或判断;最后是笔者的进一步思考。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度结构问题。学术界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樊纲、平新乔等。他们说的“均衡值”或“均衡解”,实际上就是所有制适度结构问题。樊纲认为,在理论上,如果时间足够长,那么无论经济结构的初始状态如何、初始时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多小,只要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缩小,并达到某种均衡值。[3]樊纲没有严格讨论趋近于“均衡值”的机制。平新乔采用国有企业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从市场结构、成本函数、目标函数等入手分析,认为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是国有企业最优决策与非国有企业最优决策互动过程的一个均衡解。[4]但平新乔没有将国有企业目标函数内生于模型之中。刘怀德认为,国有经济的规模是内生决定的,其规模既不会无限制地增强,也不会无限制地缩小,会在运营成本和效用约束下在某种区间内进行调整。对于中国国有经济适度规模的判定,可以通过国有经济的绩效加以衡量,“生存法则”对此也有检验作用。[5]
       用什么样的指标度量国有经济的“绩效”,是一个难题。基于公有制经济的外部性,左大培倾向于认为,国有企业要维持一个相对大的规模,才能更好发挥它们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作用。[6]田卫民和景维民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把所有制结构纳入巴罗自然效率条件的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国有企业规模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才对经济增长有利。[7]他们研究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也忽略了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目标函数、约束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上述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微观经济效率的视角,讨论所有制的适度结构,没有充分重视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8]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9]其中,“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10]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这些本质特征,促使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要注重权衡微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将这一根本制度因素纳入对所有制进行思考的经济学分析之中,给出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和某些经验事实,是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度所有制结构的一个关键所在。
        为了简化模型分析,并进行国际经验的比较,我们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分类来讨论所有制结构。以此,论证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合理规模,尤其需要明确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目标函数上的差异。我们假设:民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企业发展的本质则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也要兼顾微观经济效率。[11]本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两部门数理模型,以图证明,即便国有企业只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公平问题),而使其微观经济效率低于民营企业,它们仍然可以合理的规模存在;更何况,如果国有企业兼顾微观经济效率,就更充分地证明国有企业有存在的必要。一个数理模型只能讨论非常有限的结构关系,需要通过放松假设,以“推断”方式进一步讨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相对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复杂机制。之所以用“推断”而不是“推论”,是因为模型无法同时处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实践。本文的经验部分,旨在为“推断”提供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的经验事实。需要指出,本文在论证国有企业关注社会福利程度的过程中,借鉴了Matsumura的经典方法。[12]即由政府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国有企业关注社会福利的程度,而国有企业则根据政府给定的关注社会福利程度来决定自身的规模。通过这一过程,政府完成了效率和公平的综合权衡,也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如此,关注社会福利的机制设置,便于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体化。
 
二、公有制经济适度规模:一个理论模型和三个推断
 
       现以代表性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分别标记国有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并在国有企业目标函数可调整的假设下,构建两部门竞争模型。[13]竞争表现为资源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竞争的结果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即做大蛋糕),且随着隐含的收入分配改善带来的社会福利增进,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因此,二者的关系不是就市场份额展开的简单竞争。而且,模型所设定的国有企业竞争策略,已将目标函数内生于经济效率,通过论证国有与私有企业相对规模的调整过程,以及国有企业依据其与私有企业效率差距调整目标函数,最终确定适度规模的条件。将目标函数内生于国企经济效率的设定,说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比,更着眼于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自身收益的得失。它们对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表现为,国有企业根据政府关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总体目标,权衡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包括对经济效率的考量。也就是说,政府所设定的国有企业关注社会福利的程度是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经济效率的函数,国有企业目标函数随着其经济效率的差异而调整。结果表明,从纯理论考量,只要国有企业不亏损,即使其微观经济效率低于私有企业,也不会完全退出市场,而是会通过选择一个能够改善社会福利的程度来调整目标函数,从而确定一个适度规模,继续进行生产。相反,如果国有企业微观经济效率高于私有企业,私有企业将被驱逐出市场。这是因为私有企业不会违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从事生产。此时,所有制结构将归于国有企业一元化形态。

(一)模型假设及其基本框架

        以国有企业S和私有企业N分别代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S和N生产同一种产品,其边际成本和产量分别为cS、cN和qS、qN;价格由市场需求曲线P=a-bQ决定(a,b>0),产量Q=qS+qN。假定S和N存在经济效率差异,为便于分析,将N的边际成本标准化为0,相应的S的边际成本为c(c<a/2)。[14]两类企业的生产决策采取产量竞争方式。其中,N始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S的目标函数则根据自身利润和社会福利的线性组合进行决策。[15]究竟国有企业选择怎样的线性组合为自己的目标函数,受政府在社会福利函数基础上根据经济效率的决策约束。[16]于是,S和N的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二)国有企业关注社会福利的程度与适度所有制结构




(三)国有企业的目标与规模选择

 


       上述决策过程可以归纳为:政府依据国有企业生产成本c,通过最大化社会福利,确定国有企业关注社会福利程度的a值;国有企业根据c和a以及私有企业产量确定自身的产量。国有企业在决策过程中,考虑的因素有多项,既要依据自身的经济效率,又要结合政府规定的社会福利目标,还要考量私有企业的生产情况。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的生产,整体社会福利都能在最大化条件下进行,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经济发展。

(四)主要推断

       上述理论模型分析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过程,以及三种经济效率状态下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尽管没法给出具体的量值,但不同状态下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经济占总体经济的比重)是可以比较的。[17]从理论推导过程可清晰地看到: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内生于其微观经济效率后,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国有企业对目标函数与自身规模的调整,会越来越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并放松模型的某些假设,我们有如下进一步的推断。
        推断1:全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决定因素是多元的,并非仅取决于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
       上述以微观经济效率为起点的论证表明,经济效率(利润)并不是决定所有制结构的唯一因素。按照市场规则,即使国有企业以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营,也不会被私营企业排除在市场之外。因为私有企业只有以大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规模进行扩大再生产,才能将国有企业驱逐出市场,而这与它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目的本身是矛盾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在微观经济效率低于私有企业时,还能够存在且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实现宏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
       就单个企业来讲,遵循市场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尚无可厚非,还能引导社会资源配置更有效。但就一国的社会整体而言,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必然将会把一部分弱势群体的需求排除于市场之外。结果便是社会消费的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也不符合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这类问题不可能由完全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来解决,这就是国有企业存在的自然基础。因此,不能单纯依赖微观经济效率,否定国有企业的存在,国有企业也不能像非国有企业那样,只追求利润这一微观经济效率。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明确界定产权可以保障市场的有效性,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而与初始产权归属无关。问题恰恰在于,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无法满足,于是才有了各种各样的产权安排。从这个角度讲,科斯证明的恰恰是市场功能的弊端和产权多元化的必然性。科斯实际上证明了纯粹的私有产权本身的缺陷。正如巴泽尔指出的,“产权永远不会是完全界定”。[18]因此,对处于公共领域的物品,需要由公有制的公共产权来保障供给。
        推断2: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非完全排斥,必然并存于市场经济体制。
        理论分析已经证明,在国有与私有企业存在经济效率差距的情况下,即使国有企业不以社会福利为目标函数,单一所有制也不是配置资源的适度所有制结构。即使是私有企业的微观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只要国有企业不亏损(即在成本线以上进行再生产),私有企业完全占有市场就不是最适度的。市场失灵的存在可以证明这一点。国有企业的存在将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如果将社会福利明确纳入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只要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效率相当,抑或有时高于私有企业,私有企业的规模也只会相对缩小而不会消失。因为,多种所有制并存是竞争性市场的基础,且私有财产制度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它们缩小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还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福利最大化总体目标度的权衡。
       推断3:所有制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其阶段性的适度结构需在动态变化中探寻。
       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除了受自身管理的制约外,更多地还与产业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经济波动密切相关,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受内外部双重条件的约束,国有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必然导致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函数的调整,进而引起规模的调整。国有企业规模的变化,会引起私有企业相对规模的反向变化,从而带来所有制结构变化。这在以上模型中已经获得证明。在国有企业不同的经济效率水平上,存在着相应的最适度规模,因而在特定阶段,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存在着最适度结构。但由此认知的适度结构,是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按照市场原则互动调整的结果,排除了政府干预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私有企业还可以作为国有企业的影子企业,评价国有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政府监管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目标的制定及其调节,对所有制结构动态变化的长期影响正在加强。
 

三、某些经验事实或判断

 
       考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或者说国有企业相对规模的变化应该从长期的历史中去寻找经验支持,而不能简单地观察特定阶段的情形或仅仅依据纯理论的推理。下述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数据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借此进一步深入讨论影响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复杂的具体因素。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社会中,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不同的。在西方社会中,国有企业只是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基本矛盾的一种工具,是为私有制企业攫取剩余价值和积累资本服务的;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是谋求民族经济发展和独立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国有企业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即一切行为和改革都是围绕着人民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还有其内在的价值,那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重要基础,它保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19]在这里,我们的讨论就是以此论为基础和前提的。利用这类国际经验数据并进行讨论,仅仅是想证明:现实要远比理论逻辑复杂,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国有企业不能存在于一般性竞争领域,更不必说仅限于“公共物品”领域。即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的活动领域虽然会因形势而有很大的变化,但绝不仅限于“公共物品”领域。
        经验事实1:决定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因素是多元的,即便在私有化高潮时,微观经济效率也不是决定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经济规模的唯一因素。
        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最剧烈的英国为例。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衡量微观经济效率的变化,根据1950—1995年间的数据,与美国相比,英国的私有化仅使煤炭、电信两个部门的经济效率得到改善,而航空、电力、天然气、铁路和制造业等5个部门经济效率不但没有改善,而且大大降低了(见表1)。例如,英国铁路部门的经济效率,私有化前就低于美国,私有化后与美国的差距反而扩大了;英国电力部门的经济效率,私有化前高于美国,私有化后下滑,反而低于美国。其实,西欧这一时期私有化浪潮最初的推动力,不是经济效率真出了问题,而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意识形态,认定私有制部门天然优于公共部门。[20]

 
        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私有化的速度明显放缓。一个重要原因是,私有化的短期经济效率提高,抵消不了随之而来的社会成本增加。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微观经济效率短期往往会提高。但是,相应的社会成本将大大超过经济效率提高的收益,如众所周知的失业率增加,对资源和环境开发过度,公共物品和服务质量供给下降等。重建私有制主体地位的苏东经济转型国家,情况更是如此(见表2)。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它们在短短10年间经历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但私有部门的急剧扩张并没有带来经济快速增长,倒是在私有化浪潮停滞后,经济反而恢复了增长。这一方面意味着,这些转型国家力图寻找一个相对合宜的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表明,对所有制结构的适度性和相对稳定影响更大的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状态。
 
表2 转型国家的私有化进程和经济表现  (单位:%)
年份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私有部门占GDP比重
捷克 30 65 75 75 80 80
匈牙利 40 55 70 80 80 80
斯洛文尼亚 30 45 55 60 65 65
爱沙尼亚 25 55 70 70 75 80
保加利亚 25 40 55 65 70 75
罗马尼亚 25 40 55 60 60 65
俄罗斯 25 50 60 70 70 70
乌克兰 10 40 50 55 60 65
经济增长率
捷克 -0.51 2.91 4.22 -0.33 4.27 1.65
匈牙利 -3.06 2.95 0.08 3.90 4.48 4.74
斯洛文尼亚 -5.46 5.33 3.20 3.28 3.67 3.51
爱沙尼亚   -1.64 4.94 4.33 10.11 6.80
保加利亚 -7.27 1.82 0.70 6.35 4.77 5.94
罗马尼亚 -8.77 3.93 3.91 -2.03 2.46 5.70
俄罗斯 -14.53 -12.57 -3.76 -5.30 10.00 4.70
乌克兰 -9.70 -22.93 -10.00 -1.90 5.90 5.25
 
资料来源:私有化部门占GDP比重,见热拉尔·罗兰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张宏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页,表3-1;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从盈利性指标来看,国际经验研究显示,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效率必然低于私有企业。[21]1975—1999年国外公开发表的52篇研究国有企业效率的文献,按国家类型(低收入国家、发达国家、转型国家)、产业类别、产业结构、绩效指标等分类考察,有32篇认为私有企业的效率高,有5篇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高,有15篇认为两者没有显著差异;按竞争市场考察,有11篇文献认为私有企业绩效较高,有5篇为中性;按垄断市场考察,有6篇支持私有企业效率高,5篇支持国有企业效率高,5篇为中性,总体倾向为不确定。[22]实际上,仅比较盈利性指标并不公平。即使是私有化力度很强的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还保留着一定比重的国有企业。其功能在于为社会化生产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干预经济生活,弥补市场失灵,从而提高经济整体运行效率,提升反抗经济震荡的能力。欧洲私有化浪潮中的战略部门(包括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能源等),除了英国、西班牙等实现了全面私有化改制外,其他国家的政府仍然控制着这些产业的大部分资产。[23]
       经验事实2: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性调整是动态过程,在大震荡中不断寻求适度结构
       经历过战后国有企业发展黄金时期的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英法德三国,即使遭遇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制,仍保留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见表3)。另据统计,1980-2007年,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创造的GDP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维持在4%-10%。其中,奥地利为5.37%,法国为7.53%,芬兰为6.58%,意大利为4.06%,挪威10.36%,爱尔兰为4.78%,瑞典为4.62%,英国和德国相对较低,分别为2.14%和2.27%。[24]
 
表3  1963-1999年英法德国有企业的国民经济占比    (单位:%)
年份 1963 1979 1982 1985 1988 1990 1995 1999
英国 10 19 16.2 13 7.4 4 2.7 2.3
法国 19 18 22.8 24 17.6 18 14.7 11.8
德国 11 13 14 12 11.6 10 10.7 10.9
意大利 12 20 20 20 19 19 14.2 9.6
注:表中数据为就业、投资与增加值三者比重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1963-1990年数据来自Pier Angelo Toninelli,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 1995年和1999年数据来自Judith Clifton , Francisco Comin and Daniel Diaz Fuentes, Privatis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c Enterprises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Inc., 2003, pp. 107-110.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具有混合经济特征。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分为三类:国有参股(国家占少数股份)、国有控股(国家占多数股份)和国有独资企业。其中,将近一半的国有企业是以参股或控股的形式存在的,而且OECD成员国之间差异很小,[25]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发展趋势。这些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其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并非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有化是欧洲主要国家发展的主导趋势,其间伴有私有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私有化浪潮是主流,但西方国家为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风险的扩散,转向凯恩斯主义,急忙采取国有化措施救市。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2008年对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年对通用汽车进行破产重整,这些国有化措施使联邦政府占上述企业的股份分别高达79.9%、79.9%、79.9%、36%和60%。[26]英国、德国也将部分金融企业国有化,防范金融危机蔓延。
       经验事实3:国有企业与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内在关系。
       Toninelli曾经这样评论战后西欧的国有化运动:“这些国有化方案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的:扩大公共产权及其活动范围,可以在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中带来某种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削弱私有资本的权力和增强劳动的权力,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均衡。进一步地,国有企业执行官的决策是要对整个共同体负责,而不是对私人持股者负责。在企业的金字塔科层结构中,应当赋予工人和管理层一种实质性的自治功能,以此拓展共同体生活的理念。因此,可以把国有化过程视为旨在实现一种‘真正的’工业民主。激进政党——工党、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基本上都持有这种意识形态的理念”。[27]政党是阶级的一翼,这些政党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公平的呼吁,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反映了困于雇佣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他们试图通过社会改良运动缓解矛盾,甚至提出了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要求。
       图1展示1900年以来,美英德法四国最高收入者占总收入比重的变化,结合表3可以发现,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企业规模与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变动。随着国有企业相对规模的增加,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国有企业相对规模下降,则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欧洲右翼政党政府更偏好私有化改制,社会民主党政府则偏好国有化运动。导致西欧国家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国有化与私有化浪潮,与政党更替密切相关。国有化高潮基本上都出现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以英国为例,1945-1979年的10次大选中,工党共获得6次胜利,累计执政超过18年,其间出现了两次国有化高潮。[28]欧洲对富人征收的累进所得税或财产税,基本上都是在左翼政党执政时期完成的,而右翼政党上台则坚持对富人减税(英国情况见图2)。显然,这些税收政策绝不是直接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取向的。只是在20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社会民主党才纷纷转向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西欧国有企业的发展注重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功能:(1)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2)推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保障天然气、水、公共交通等生活必需品和公共物品的低价供给,限定商品最高价格和最低产量,满足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3)国有企业职工的总体待遇一般要优于私有制企业。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私有化改制,以借提高经济效率为名,结束了西欧国有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私有化改制,植根于新古典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把市场视为一种总体上无不良影响的普世机制,认定私有部门天生优于公共部门,认为自由市场不仅是经济效率的提供者,而且还优于“福利国家”主导的社会组织形式。[29]西欧国家对立统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化,一方面内含着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另一方面内含着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不平衡发展。
       经验事实4: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基本制度地位。
       一般认为,解放和发展我国生产力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更早的历史变革,可追溯至1953年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至1956年底,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小农经济、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结果形成了公有制的绝对主体地位。这种所有制结构在应对外部敌对势力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的恶劣国际环境中,曾焕发出很强的生命力,但其运行依赖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微观经济效率低的内在缺陷。改革开放就是在国际环境发生根本转变的新历史条件下,对上述所有制结构的大调整,形成了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震惊世界。其间,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权衡,在摸索和实践中通过及时总结经验不断进行调整,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渐渐步入相对稳定状态,正在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总体目标。这种演变过程与前面理论模型分析中,
       从最近20年财务指标反映的经济效率数据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差距在缩小(见图3)。从总资产贡献率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5年和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已经超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均值,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在2000年以后持续上升,并超过民营企业;但是金融危机以后有所降低,与民营企业大致相当。国有企业经济效率提高的结果,反映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上,就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体中的比重已摆脱了1997年后的快速下降,趋向于相对稳定状态。图4展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三项指标的变化,增速变化节点为2007年前后。
 
 
       中国当前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混合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竞争、相辅相成的相对稳定格局。中央所属企业主要分布于金融、能源(电网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邮政、电信、航运、汽车、石化、有色金属、军工等领域;地方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城市公用事业、市政工程、高速公路、钢铁、煤炭、矿业、冶金等领域。民营经济在轻工业、一般制造业、建筑、交通运输、仓储、住宿和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等领域占绝对优势,并且在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也有发展。即使在国有资本比较集中、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建筑、机械制造,也可以看到作为龙头企业的国有经济在产业群集聚中,与民营经济既竞争又融合的发展态势。
        从表面上看,我国国有企业的分布类似于西欧国有企业黄金时期的态势,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石。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它们在各项指标中的比重,为仅用其单个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所难于衡量。它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根本制度的社会性质,决定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的战略导向。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着许多重大使命,包括建设日新月异、世界一流的超大规模基础设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构建独立自主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坚力量,等等。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强有力地保障了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最坚定的执行者。非公有制经济在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短板,这是它们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引领作用。纵观新中国70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离开国有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国有经济最能体现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
 

四、所有制结构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国究竟选择哪种所有制结构绝不是由微观经济效率因素简单决定的,而是由唯物史观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在世界及一国范围长期相互作用不断寻求相互适应程度的结果。下面是本文对所有制结构问题研究引申出的一些思考。
      (1)仅有微观经济效率的市场经济,并不能建立起一种公平的社会。从长期趋势看,基于私有制的自由市场内在机制,使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结果必然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30]战后大多数西方社会在黄金发展时期之所以没有陷入极端的两极分化,主要是因为它们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和国内工人运动压力下,实施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通过公共部门和国有化来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虽然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削减了社会福利项目和国有部门规模,但毕竟不能将其全部清除。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并没有根除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意味着历史没有终结于福山所描述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31]的单一轨道。
        从理论上来说,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论证市场经济总能出清的基石,对于所有制结构没有特别的约定前提。但这实际上是在鼓吹,无论生产资料所有权私有还是公有,只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都能实现竞争性均衡,宏微观经济都会有效率。如罗兰所言,“如果我们假定公有制企业也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看来,其结果就会与私有制没有什么区别。”[32]但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自由市场无法有效解决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政府的介入,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政府介入可采取多种形式,国有企业是一个重要选项。就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运作中的政府-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来说,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将公共职能外包给私人企业,以求降低成本,会对产品质量产生重大不良影响;或者在PPP模式的主要目标中,改善质量的创新不居于重要地位,而改善质量的溢出效应很强,那么,由政府自我供给要优于外包。[33]社会化生产一般条件的满足有赖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其往往生产周期长且公益性强而利润率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资本一般不愿承担,不断削弱前者将严重危及社会的生存、稳定和发展。
     (2)公有制经济的相对规模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性质。离开国家根本制度的性质,抽象讨论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对于什么是有利于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制适度结构调整,不能得出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判断。有学者测算,我国国有经济创造的GDP占GDP的19.2%。[34]按照这一比重,国有经济规模实际上已经接近法国、奥地利等国在其国有企业发展黄金时期的水平。但从资产(无论是总资产还是净资产)上看,我国公有制经济依然占据着主体地位。[35]更为重要的是,公有制经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这些数量指标的比重,而且,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公有制经济必将在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得到强化。这将保证中国社会的国家和政府有一个坚实的直接经济基础,能够始终与劳动一方站在一起,不随意屈从于非公有资本的意志,从而保证在重大制度和安排上是国家意志支配资本,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36]也就是说,在中国,公有制经济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其内在价值,那就是:劳动者不再附属于资本,资本将以劳动者的利益为准绳而得到运用,从而成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坚实和直接的经济基础。这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根本性差异。虽然西方社会的社会民主政党曾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是,它们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们仅仅只是把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纯粹只是为了私有制企业更好地谋利和资本积累的一种便利工具。
     (3)所谓“所有制结构的适度结构”,不是一种纯粹数量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公有”与“私有”之间存在着一种泾渭分明的绝对界线),而是一种包含着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合作和融合的动态机制。在国际环境发生大变动和初级阶段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曲折过程中,出现“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变化,是所有制结构动态调整的正常现象。“两个毫不动摇”是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国策。采取“有进有出”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具体政策有进有退是一定情势下的产物。例如,“抓大放小”中的“国退”,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国进”。我们不能以这类特殊情形来思考和论证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内在长期趋势。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内在长期趋势,主要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效、市场制度的健全程度和其他复杂的环境因素。
       关乎全体人民福利和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所有制结构优化,涉及探寻并实现有效的激励机制。既要调动短期基于个人、企业和局部利益的积极性,更要调动基于全体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积极性,既要重视终极所有权,更要重视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匹配,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形成充分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有效激励机制。在所有制结构优化过程中,多种所有制成分相互交叉、转换、重组和融合,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有机体。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捡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相互抵消。”[37]
 
 
                           


[1]  参见刘国光:《“两个毫不动摇”的当前价值——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人民论坛》2012年 第10期;杨新铭、杨春学:《对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现状的一种定量估算》,《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赵华荃:《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郑志国:《怎样量化分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赵华荃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郭飞:《深化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  参见裴长洪、杨春学、杨新铭:《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5-26页。
[3] 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4] 平新乔:《论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
[5] 刘怀德:《论国有经济的规模控制》,《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6] 左大培:《中国需要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探索》2005年第6期。
[7] 田卫民、景维民:《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所有制结构安排》,《经济问题》2008年第8期。
[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类制度的重要地位有所区别,并强调“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9]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3-64页。
[10] 习近平:《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  群策群力把各项改革工作抓到位》,《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第1版。
[11]在现实中,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是综合性的,包括促进发展、应对国际竞争、自然垄断、再分配、财政、经济安全等。我们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可以作为衡量这些多重目标的一个近似的、综合性描述指标。而且,将社会福利作为国有企业目标函数,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本质特征。
[12]T. Matsumura,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70, no. 3, 1998, pp. 473-483. 也有文献采用了与本文相似的处理方式,参见陈林、王凤生:《混合寡头理论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期;J. S. Heywood, X. Hu and G. Ye, “Optimal Partial Privatization with Asymmetric Deman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 vol. 173, no. 2, 2017, pp. 347-375.
[13]为了简化分析,本文的理论模型没有区分国有企业的类型(商业类和公益类)。
[14]c>0意味着S效率低于N;c=0说明二者效率相等;c<0则意味着S效率高于N。
[15] 这里将社会福利和利润共同纳入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意在说明国有企业不只是在所有权上区别于私有企业,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承载的社会价值属性与私有企业具有本质不同,因此,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将决定一国社会和政府的性质。关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涵盖社会福利的假定,参见 T. Matsumura,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70,no.3,1998,pp.473-483.
[16] 这意味着,政府根据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为国有企业指定一个目标函数,国有企业在确定的目标函数下完成生产。
[17]如果能给出参数a、b、c的具体数值,大致上就可给出三种具体的数量结构。但这里只是证明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规模,以及不同经济效率状态下所有制结构本身存在的差异,是能够量化的。要给出数值,则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经验实证研究。
[18] Y.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19]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4日第1版
[20] 参见Iram Khan,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An Examination of Neo-Liberal Ideology,” MPRA Paper, no.13443,2006.
[21] 参见R. Millward, "The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Ownership," in E. Roll, ed., The Mixed Economy, Cambridge, London:Macmillan Press, 1982, pp. 58-93.
[22]参见Mary M. Shirley and Patrick Walsh, "Public vs. Private Ownership: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ebat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420, 2001.
[23]参见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瓦伦丁娜·米莱拉:《西欧的私有化:典型事例、结果和未决定的问题》,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张宏胜、于淼、孙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24] 参见Herbert Obinger, Carina Schmitt and Zohlnhöfer, “Partisan Politics and Privatization in OECD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7, no. 9, 2014, pp. 1294-1323.
[25]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对OECD成员国的调查》,李兆熙、谢晖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26—28页。
[26] 参见金培、刘戒骄:《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国有化措施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表1。
[27]Pier Angelo Toninelli,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6.
[28]1995年修改前的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曾规定,把国有化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参见刘成:《英国工党与公有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11页。
[29] 参见Iram Khan,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An Examination of Neo-Liberal Ideology.” MPRA Paper,no.13443,2006.
[30] 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1]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组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
[32] 热拉尔·罗兰:《私有制和公有制经济理论》,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张宏胜、于淼、孙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
[33] 参见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1990, pp. 1119-1158; O. Hart,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The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2, no. 4, 1997, pp. 1127-1161.
[34]参见彭建国:《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构想》,《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3期。
[35] 参见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6]杨春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37]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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