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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榛|新中国70年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事实、根据及启示

时间:2020-05-14 21:1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新中70年分配制度变迁经历了曲折而趋于完善的过程。在新中国成 立后所经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三个时期,收入分配制度 经过初创、构建和重建的变迁,先后形成了混合的收入分配、单一的按劳分配和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不同的分配方式。这些收入分配方式虽不是一以贯 之,但却是新中国不断变革的事实的反映。我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 水平上,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不断地探索,调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计划经济体 制,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基于自身实际、适应时代变化必然要做出的选
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首先要确立的一种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解决旧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民生活贫困问题。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因此,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采用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方式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但是,这样的理论构想并没有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而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胜利的。这样的现实决定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比较特殊,而且都经历了一个随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探索和变迁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趋于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条主线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条是收入分配制度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为线索进行演进;另一条是收入分配制度始终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为目标加以调整。
一、 新中国70年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事实梳理

新中国成立后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初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改革开放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重构。在这三个阶段上,由政府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建设呈现出复杂多变、曲折完善的特征。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初创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个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 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过渡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恢复国民经济阶段;另一个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两个阶段上,分农村和城市进行了收入分配制度的初步创建。
 
在农村,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进行的是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单一的收入分配体制。土地改革是剥夺地主和富农土地分给农民的一种土地革命。农民平等地获得土地,形成以农户为单位的农村生产组织。一家一户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营所得除一部分上缴国家外,剩余都归农户所有。因此,农村的土地改革使收入分配简单化,仅体现在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分配。自1953年开始,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开启了一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改造的途径是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完成。建立互助组是为了解决一家一户经营带来的风险问题,几户人家组成一个互助组,可以解决家庭生产中遇到的不确定性难题。不过,这一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家庭式个体经济的性质,在互助中也不会有价值支付或转移,你今天帮我的忙,我明天再帮你,不存在收入分配的变化。但到了初级社,情况就有所改变,该组织具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过去各个家庭所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作为股份加入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形式因此发生了变化。加入初级社的社员按照其所有的生产资料和他的劳动力提供的劳动量参与收入分配,分配方式体现出按劳分配和按土地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特征。具体分配时要划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与劳动所占的份额,因为我们要构建的收入分配制度最终要实现按劳分配,因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获得的分配份额比较小,一般控制在20%以内。到了高级社,其公有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再被家庭所有,而变成了集体所有,因此,生产资料也不再是分配的根据了,收入分配只以社员提供的劳动量为标准,用劳动工分计量分配的数量。
 
在城市,过渡时期的城市经济成分比较复杂,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由多种所有制构成的结构,分配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就城市居民获得收入的渠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分配;公有制经济职工的收入分配;私有制经济所有者和工人的收入分配。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过渡时期的收入分配经历了一个调整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采取了两种收入分配制度:一种是供给制;另一种是工资制。供给制是根据地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分配形式。工资制是新引进到国家机关的一 种收入分配制度,旨在适当拉开分配差距,以体现不同职务的不同贡献。公有制经济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另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收入分配采取了多种形式,这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建立有不同的来源,有的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有的是根据地时期建立的国营企业。在这两种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开始也实行了不同收入分配形式,有供给制的,也有工资制的,还有混合工资制的。从1951年起,对不同来源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并进行了工资改革,最终建立的工资制度包括:以工资分为工资计算单位,并统一规定了工资分所占实物种类和数量;建立大体统一的企业工人工资等级;推广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对城市个体工商户改造基础上建立的,其采取的分配形式也主要是工资制,为了激励集体员工的积极性,工资制多采取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的形式。私有制经济在过渡时期也是城市所有制结构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过渡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使其变成国营企业,而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这些私营企业采取的收入分配方式还是延续了过去资本主义性质收入分配,即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和股息。
 
过渡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所采取多元化形式,也具有过渡的性质。经过不断调整和改革,最终实现了收入分配形式由复杂到简单的过渡,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收入分配制度。
 
 
① 《革命的转变和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收入分配制度也随之建立。然而,收入分配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不同,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其中也有一些曲折。
 
在农村,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的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下,农村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了农民、集体和国家的分配关系。农民通过 “工分制”获得收入,其数量以社员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计量。①这意味着农村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过,这一分配制度还没有进一步完善就因为 “人民公社化”而发生了重大调整。1958年,农村掀起了大搞人民公社的热潮,收入分配制度也适应这一热潮发生了变化。初期采取了实行的是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但受到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影响,在人民公社普遍建起了公共食堂,以体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这一分配制度显然不太符合农村实际,缺乏生产力基础,因此,难以为继,不仅食堂很快 “揭不开锅”,而且最终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意味着,农村分配制度的创新性试验是不太成功的。在对这一分配制度试验加以调整中,农村在将人民公社统一经营体制改为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并稳定了20年。在这种经营体制下形成的农村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三个部分:(1)上缴国家农业税和完成国家的征派购农产品任务;(2)集体提留公积金和公益金;(3)生产队社员按提供劳动计算的工分获得的收入。此外,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的生活,还分给农户一定的自留地,作为社员收入的一个补充来源。
 
在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私营经济基本灭绝了,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成为城市仅有的经济形式。这种公有制经济为构建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重要基础。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职工分工资等级,按等级标准获得劳动收入;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职工也参照全民所有制职工按照工资等级和标准获得劳动报酬。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在坚持过去确立的工资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调整,适度降低了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标准。到1965 年,中央政府对城市职工的工资制度做了统一而简单化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城市职工工资制度。该制度包括:(1)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标准;(2)简化企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标准;(3)统一 全国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如此,实现全国各行业各类人员的工资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等级工资体系中。
 
 
① 孙敏:《集体经济时期的 “工分制”及其效率产生机制———基于J小队 “工分制”的历史考察》,《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三)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制度的重构
 
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的一种选择。改革是指经济体制改革,即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贯穿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终。
 
随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进行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在保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呈现出从个体经济到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再到私营经济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难以全面贯彻,形成了一些非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形式。由此,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进入了逐步重构的轨道。对按劳分配的认识和如何体现真正的按劳分配成为收入分配制度重构的出发点。按劳分配虽然是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构建收入分配制度坚持的原则和主要的分配形式,但在实践中所遵循的按劳分配更多是名义上,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按劳分配应有的含义。如列宁曾讲的,社会主义实现按劳分配应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①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所构建的按劳分配更主要地体现为平均主义,并没有实现多劳多得和少劳少得。因此,重新理解按劳分配成为改革之后对分配制度重构的出发点。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②按劳分配原则得以恢复,不仅为突破平均主义分配提供了前提,也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依据。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工人的收入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与工人的贡献联系起来。在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和中外合资企业中,工人的劳动量不再是分配的标准了,而是按照劳动力价格进行分配。
 
所有制结构调整不仅带来按劳分配的一些变化,而且引起了收入分配依据的拓展。生产资料也成为收入分配的依据,在非公有制经济中,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都可以据此获得收入。这引起我国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变迁,也开启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重构进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并指出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被允许。这是收入分配制度在改革探索中形成的基本框架,也成为进一步改革的一个新起点。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收入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个人收入分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完善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收入分配要体现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把收入分配制度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其体系化和完备化, 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方向。进入 21 世纪,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就收入分配制度的多元化和更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予以新的界定,提出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八大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使得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凸显追求社会公平的理念,并且在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对构建收入分配制度提出更高的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收入分配制度构建方面提出了一 个完整的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和体系,即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功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一方面不断开拓分配方式;另一方面注重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调整。如此变迁不仅是人们获得收入的渠道多元化,也带来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对收入分配所体现的公平与效率关系越来越重视。从最终的目标来看,使收入分配制度更好实现公平并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所遵循的方向。该方向不仅体现了收入分配的历史趋势,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回顾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不只是要梳理其变迁的线索,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变迁的线索中发现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根据和规律,并得到一些启示,为未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调整提供基本的遵循。
 
 
①  胡乃武、罗欢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6期。
 
②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二、 新中国70年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根据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经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有些曲折,但最终引领中国从一个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使得中华民族期待复兴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近。新中国的这一曲折经历是伴随着制度的不断变迁实现的,其中,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对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都发挥了一定作用。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变迁,其背后的根据是什么?
 
    (一)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理论根据
 
    社会主义实行怎样的分配制度?这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有过设想或逻辑分析。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经济引起的商品拜物教原因与解决途径时,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该联合体下,“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 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来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 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①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及其基本特征,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富有哲学意蕴的表达。这其中指出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收入分配 制度的一种理论概括。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分配生活资料,这不同于商品生产者根据实现的劳动价值获取收入的分配。如果说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生活资料分配方式的设想体现出一般性,那么马克思论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则会建立起一种有别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通常被认为是对共产主义收入分配的最集中的概括。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 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 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与资本主义社会 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②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集体的、共同的占有,不需要通过交换实现 劳动的价值,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社会的劳动,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变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此,个人劳动时间可以直接成为收入分配的根据。当然,用个人劳动时间分配 生活资料也不会是某种确定的方式,而是相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在马克思那里,他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 量”。①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 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理论成为各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自己的收入分配体系的基本遵循。只是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因此与马克思设想的建立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革命基础上共产主义有所不 同,在贯彻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原则时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决定了现实的社会主 义在遵循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时必须使马克思的理论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新中国7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就是在追求这一结合上实现的,不过,有时比较好地实现了这一结合,有时则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一结合,致使新中国7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出现了一些曲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后就开始按照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原则 构建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由于社会主义被列宁界定为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因此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原则应该坚持按劳分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构建收入分配制 度就是在寻求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在探索工资制、工分制时,主要是以劳动者提供的 劳动量为根据采取的收入分配方式。而在1958年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和 “大跃进”中,又以马克思指出的按劳分配仍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为依据,探索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权利的收入分配形式,如农村吃食堂,就是想找到一种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平等权利的分配方式。当然,这些探索最终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构建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更多地是在贯彻按劳 分配原则并形成体现这一原则的一些分配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在把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原则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时,更多地倾向于贯彻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而没有根据实际去创新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在领会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去探索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坚持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方面也体现了改革的思路,即我们不再简单地去理解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并简单地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而是从马克思 的收入分配理论整个体系中寻找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 社会收入分配原则的确立是以生产资料实现了集体共同占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收入分配应该以追求社会主义平等权利为宗旨的。当然,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的理 解一定不能忽视一个前提,即在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收入分配是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生 产积极性,无论是获得了平等的收入分配权利对资本主义剥削否定,还是劳动成为生活 的第一需要,这都应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然而,现实的情况并没能很好地满足 马克思所假设的共产主义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的条件,由此引发了我们用理论修正现 实的探索,形成了一些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的收入分配方式,从而也没有很好地发挥收 入分配应有的一些功能。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坚持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方面实现了重 要的创新,从而使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指导实践变得更有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关于生产与分配关系的理论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①就个人收入分配来说,他所获得收入决定于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是生产关系。因此,生产的结构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形式和规模。这是马克思所揭示收入分配的一般规律。不仅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受此规律决定,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也受此规律支配。改革开放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单一结构, 因此,建立了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收入分配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0—11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改革开放后,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打破了公有制单一结构,而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的所有制结构。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收入分配不能只采取按劳分配这一种形式,而一定要采取多种收入分配形式。改革开放后,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一方面改革过去 的收入分配体制;另一方面构建新的收入分配体制。
 
    其次,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理论认为,收入分配首先是一种权 利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不平等的权利使资本家和工人所获的收入很不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改变这种收入分配状况,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权利,并体现出 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然而,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突出劳动的平等权利,并且以克服资产阶级法权为目的,采取了一些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也就是主要突出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取向。然而,过分地强调公平,与我国的经济结 构及受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不相适应,因此,为使收入分配实现公平而极大 损失了效率。改革开放后,我们妥善处理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所经历的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如此处理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正契合了马克思对平等权利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的理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二)新中国收入制度变迁的实践根据
 
    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所经历的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分配制度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变迁,不仅有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认识突破的根据,而且是由社会主义建设和改 革实践推动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尽管被认为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但却是符合时代潮流和实现赶超要求的。在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落后 且非常贫穷的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必须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抑制消 费、扩大投资是唯一的选择。抑制消费需要降低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我国国 民收入规模比较小的前提下,降低个人收入比重且要体现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公平性,必然采取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方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虽然确立的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但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实际采 取的工资制、工分制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平均主义分配倾向。这虽然没有很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但是有现实根据的,不如此很难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行怎样的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采取怎样的收入分配方式,这不仅仅要符合 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而且也要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推进的各项改革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调动起广大劳动者 的积极性。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采取的低收入、平均化的分配 方式最终抑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是平均主义收 入分配方式下的写照,因而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相关制度的重新安排,所体现的一个宗旨便是发挥激 发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如此。要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需要向其注入经济利益的动力,为此,收入分配要真正体现按劳分配,使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不劳者不得。此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程 中,需要使各种资源和各种要素都得到有效配置,因此,让各种要素所有者根据自己拥 有的要素及做出的贡献获得收入,成为有效配置资源必要的机制。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轨迹逐步显现出来的是使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趋势。
 
    新中国7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还呈现出另外一个总趋势,即改革开放之前的收 入分配制度以实现收入平等为宗旨,甚至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上做文章,收入差距被限 制在非常低的程度;改革开放之后的收入分配制度贯彻了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的政策,收入差距因此不断扩大;进入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被赋予更多的实现 公平的使命和追求社会公平的目标,通过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效,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这种近似回归的收入分配制度周期性变迁,实际上也是由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 实践推动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还比较贫穷的起点上 进行的。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人民群众在饱受旧中国剥削和压迫后翻身解放,有着 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强烈追求。要调动起这一社会主义建设重要力量的积极性,满足他 们对公平分配的要求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也契合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然而, 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在实践上是一个难题,在物质财富还很贫乏的情况下,实现公平的 收入分配很容易导向平均主义。而长期实行平均主义分配会导致人们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从而引起效率的损失,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十分困难的局面就是这一逻辑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后,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并通过改革建立了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大地激活了人们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把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 国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且是在过去受到压抑的发财欲望激活的情况下,这种积极性被进一步放大。如此,中国的财富创造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不过,这种收入分配在激发人们生产经营经济性的同时,也引起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当这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其曾经发挥的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作用在消减,而它内含的阻碍经济增长的机制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因此,建立一种更能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变得越来越迫切。
 
    总之,新中国7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指导,并在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原则下进行了一些创新性发展,使收入分配制度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构建和改革;另一方面始终以中国实践为出发点,使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紧扣现实的脉搏,始终反映着中国实践的变化。虽然观察新中国70年收入 分配制度变迁会发现有形式多样分配方式且不断进行调整,但正是这种制度变迁的轨迹 才能反映新中国70年快速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并发挥出任何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 都不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梳理和分析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的一个重要意义,就 是要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以指引我国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方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2页。
 
 
三、 新中国70年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几点启示
 
    (一)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是新中国70年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基本遵循
 
    新中国7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可谓复杂而曲折,但我们始终坚持了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指导。不仅如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指导过程中并没有固守个别结论,而是把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精髓运用到实践中。
 
    马克思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立收入分配制度所遵循的原则。70年来,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在收入分配制度构建方面始终坚持按劳分配。尽管社会主义改革引起收入分配的基础发 生了很大变化,但收入分配制度中的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 比重大于非公有制比重时,说收入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容易理解,当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系列比重都低于非公有制时,还说收入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根据又是什么 呢?对此,如果单单从逻辑上分析,那么引发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不过,按劳分配的 “主体”仅仅是数量上的意义吗?既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可以指其具有的控制力,那么 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为什么不能是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呢?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在收入分配上体现以人民为中心,一定是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不能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体。因此,按劳分配为主体可以从数量来理解,也可以从目的加以解释。新中国70年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和改革的经历中,按劳分配始终被放在中心地位,其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收入分配上更多地要体现劳动者的权利或人民的权利。这应该成为未来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基本遵循。
 
    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收入分配进行的设想只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部 分。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最一般原理是他对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分析。生产是指生产的 性质,分配是产品或价值的分配,这表明作为生产前提的生产资料分配或所有制最终决 定了产品或价值的分配。这一理论一直指导着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构建和改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我们适应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使收入分配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这 一变化并不是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背离,恰恰相反,这是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一种遵循。在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还须继续坚持以马克思的收入分配 理论为指导,深刻理解马克收入分配理论的精髓,构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收入分配制度。
 
    (二)收入分配制度的分配方式多样化更好地发挥了收入分配的综合功能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随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形成了多样化的收入分配方式。对于这样的事实,理论研究总会提出一些所谓的逻辑问题,认为如此会包含一些矛盾。如如何理解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关系?把公有制中的劳动所得叫做按劳分配,而把非公有制的劳动所得叫做按劳动贡献分配,这其中的区别仅仅是其所有制基础不同吗?如果按照过去的理解,对于这种收入分配制度既有按劳分配,又有按劳动要素贡献分配,只能是所有制不同。但如果从收入分配制度的功 能的角度去理解,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区分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贡献分配,是有其根据的。收入分配是一种可以由主观介入的制度安排,在其形成的客观基础之上,还可以依据要达成的目标加以调整。
 
    在当代的制度变迁中,呈现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即新的制度构建不再以线性 逻辑来评价其优劣了。综合性征在各种制度变迁中得以体现成为一种趋势,而且其取 得的效果更加突出。如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探索并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就是这种不符合主流经济学标准的经济体制,以其体现出来的综合性功能取得了巨大成功。新中国7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所形成的、以现实为依据的分配方式多样化的结构,在极大地调动起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起到了抑制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程度的扩大。人们在关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 现实时,很少去思考若不能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使其在收入分配制度处于主体地位,那么我国的收入差距是否会变的更大。因此,不要局限于收入分配制度在理论上的逻辑诉求,而应该从现实出发,构建一种综合性的收入分配制度或体系,可以更好地达到收入分配应有的功能。
 
    (三)正确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重要遵循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含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后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推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引起的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中把解决资本主义的这一矛盾作 为核心问题。按劳分配是可以实现人们之间收入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即使如此,马克思还指出,这种按劳分配所体现出来的平等权利依然是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对共产主 义社会的公平诉求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构建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遵循,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坚信,这种社会公平同时会带来效率。但是,由于马克思所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和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难以满足,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最 终发生了分离并出现为公平而牺牲效率的问题。缺乏效率的公平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把效率放在首位来重构收入分配制度,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这种向效率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社会公平受损。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且有了坚实的基础后,回归对社会公平追求的初心,不仅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能够建立与效率相统一的机制。因此,探索更加突出公平的公平与效率的新的关系是收入分配制度面临的新课题。这是一种趋势,把握这一趋势应该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或重构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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