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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

时间:2020-05-14 20:58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CSSCI来源集刊《政治经济学报》主编。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下面,我就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中所起的作用谈谈我的理解。

一、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特定历史功能的使命型政党


1949年建国之前,毛泽东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使命,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写道:“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
改革开放以后,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也以类似方式界定了改革的使命。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 所谓“第二次革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参照而言的;作为又一场革命,改革同样具有毛泽东所描述的功能,即破除妨碍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习近平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 这相当于宣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都在于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特定历史功能的使命型政党。要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这种性质和作用作一个分析。
在考察由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一般认为,生产力的根本提高是这种过渡的先决条件。然而,生产力的这种在“事先”意义上的因果作用,只能解释世界历史过程中那些直接符合必然性或一般性法则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偶然性或特殊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历史制度变迁中事实上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由生产力的根本改变为先导,继之以生产关系变迁的道路;另一条则是上层建筑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承认制度变迁有两条道路,还需要对第二种制度变迁路径与生产力的关系、以及两种制度变迁路径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解释,换言之,必须对世界历史中分别代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加以协调处理,以便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制度变迁理论。笔者曾提出,在存在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场合,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引发了生产力的质的进步的前提下,才会导致生产方式的具有不可逆性质的整体变迁。在这一变迁中,生产力发挥了“事后”意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或可称为结构因果性作用)。笔者将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迁,即不仅通过政治权力的变化改变了生产关系,而且最终促成了生产力水平的质的提高,称作“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有机生产方式变迁将上述两种制度变迁道路融合为一,带来了经济社会形态的最终嬗变。[4]


二、列宁、毛泽东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宁明确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十月革命后,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试图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出发否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里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写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5]
笔者曾将这个回应称作“列宁晚年之问”[6],其中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特殊性和偶然性组成的,不仅包含一般性和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发在落后的俄国,体现了这种特殊性和偶然性。第二,列宁问:凭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在从文化或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如果说第一点涉及世界历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因素,第二点则涉及制度变迁和必然性法则的关系。列宁试图将这两方面相结合,体现了他对前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自觉意识。
作为革命家,列宁在革命前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以解释俄国革命这一偶然性何以可能变为现实。我们把这一理论称作关于革命的特殊性或偶然性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指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就主观方面而言,则有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的建党学说,其中包括先锋队党的理念以及工人群众阶级意识要从外部灌输的观点。一个先锋队党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决断,就像一柄利斧砸碎了薄弱的链环。十月革命是在列宁关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论的指引下取得成功的,这个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在特定条件下开启的时间窗口,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握机遇改变历史。
类似的,在中国,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偶然性理论。从其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最先是从回应下述问题开始的:在井冈山这样的地方搞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第一,因为帝国主义是分裂的,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分裂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继而由农村包围城市。[7]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个战略判断不断得到应验,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持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
上述特殊性理论的成功运用,意味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开启的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变迁道路。列宁和毛泽东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必须最终和第一条道路相结合才有意义。列宁晚年之问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8] 毛泽东则通过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回应这个问题。在《矛盾论》中,为了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他重新认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如他提出的,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体而言,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着不变革上层基础就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9] 这些论述一方面是对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明确提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意义最终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有机结合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0] 他还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得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结论。[12] 上述这些论断在涉及两种制度变迁道路之间的关系时,体现出和前人观点之间的连续性。与前人不同的是,邓小平指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就在更高层次上接纳了历史必然性,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抑或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两重维度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向第一条道路转化的客观要求。在这一转化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为促进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并通过这一作用界定了自身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型政党的特质。通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地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在此还应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借助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何以仍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决定的。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深刻矛盾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而且将中国几乎推入亡国灭种的边缘。与此同时,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3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展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由之路。
还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8世纪产业革命后的崛起和发展,虽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从未证明自己是地球上合理而普世的制度。直至今天,依然存在着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宰全球的格局。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提供的2017年数据(以不变价格计算),全球发达经济体以占世界13.98%的人口,在全球GDP中占据了59.36%的份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那里最先得到深入的分析,依照她的见解,发达资本主义宗主国必须仰仗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来实现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这造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经济还能顺利地再生产,它就不是地球上全面流行的普世的经济制度,因为它必须吸吮外部市场的营养;另一方面,一旦资本主义将自己普世化,资本积累就会因为剩余价值实现困难而崩溃。[13] 卢森堡的理论在论证上尽管还有缺陷,但她正确地触及了一点,即发达资本主义是依靠剥夺性积累,而不止是内源型积累(即单纯依靠本国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积累)而生存的。这一点不仅在她所处的时代是真实的,今天依然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其意识形态生产上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普世的经济制度,但其政治精英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一点。这一事实从2019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格外刺眼地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不平等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它表明,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一制度不能自动带来繁荣和发展,从全球视野来看,它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制度。根据世界银行按PPP(购买力平价)统计的人均GDP数据,1990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是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19.63倍,到2018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2.54倍。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数据,从1970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含中国)人均GDP之比,从15下降到9.2,但如果剔除中国,该比率从10.9下降为10.8,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工业化的成功道路,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建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为缩小全球南北差距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发展了中国,而且增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1]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
[2]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3] 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
[4] 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50页。
[5] 参见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载《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7页。重点标记是原有的。
[6] 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7]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7-106页。
[8] 在革命后的著述里,列宁反复提到,在新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劳动生产率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9]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25-326页。
[10] 邓小平同志1980年四月至五月四次谈话的节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1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2]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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