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中国发展 >

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基于学术史的研究

时间:2020-04-27 19:44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16卷 作者:林光彬,拓志超 点击:
       摘要:本文从学术史的视角,梳理我国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提炼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总结这一理论的学术发展演变脉络,说明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理论与之的继承关系,为构建中国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通过梳理与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学者将马克思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它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第二,宏观调控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学者在研究中与时俱进,在以中国经济实践为基础的同时,通过借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学者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将国民经济看作有机整体,善于抓主要矛盾,同时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种比例关系,将物资平衡看作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看作是关键,把实物平衡和价值平衡辩证统一起来,对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人自己构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动规律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内核,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要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化、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辩证取舍、继承创新。
       关键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20世纪,我国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研究,是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根据地就开始,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后发展到系统化、体系化,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创新演进,形成了中国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已经写在“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文中了[1]。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研究要略晚于党内理论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成为研究的热点与焦点问题,一直持续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与传播,我国经济学界逐渐以“宏观调控理论”这一称谓取代“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学术界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研究成果也骤然减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似乎逐渐成为主流。然而,正如马寅初(1948)就当时盛行的凯恩斯理论,指出:“余总以为中国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应多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形,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之中,决不能离开这个真实社会,而高谈阔论。但我们同时亦生在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潮流亦不能脱节,故事实与理论有合冶一炉之必要。今日的新古典学派,已大受凯恩斯学派的攻讦,几乎驳得体无完肤。……以时代而论,《通论》代表时代的新潮流,吾人不能不读;但以空间而论,它是根据英美的情形而写的,与中国的情形可谓风马牛不相及。”[2]今天,这个情况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体系,仍需将理论与事实合冶一炉之必要,能讲清中国经济的特殊,就是世界的。也正如唐增庆(1935)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自序中提出:“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盖一国自有其特殊之环境与其需要,非审度本国思想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的经济科学也。”[3]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现在处于初级阶段,但与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本质的不同,因此,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演进有自身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实践特征和制度支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西方宏观经济学有迥异之处。
       下面,本文通过整理和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三个时期,即1949-1977年的形成期、1978-1992年的发展深化与转型期、1992年至今的创新发展期,有关学术代表人物及其成果,总结归纳学术界对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贡献。
 一、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形成
       从时间上起始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学者立足中国实际情况——经济总供给不足、外部战争危险与封锁制裁、政府主导经济,通过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将马克思的社会化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中国化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成为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研究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杨坚白、孙冶方、马寅初、董辅礽、刘国光等。此时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既是计划工作的目标,又是计划工作要遵循的原则。黄达认为:“1953年,关于财政结余、银行信贷和商业库存三者关系的探讨,是研究财政和信贷综合平衡的开端。”[4]
(一)杨坚白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开拓性研究
       杨坚白(1911-2004)是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亦称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国民收入理论与方法的首创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的主体框架,即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为主体,以分析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与社会生产总供给的平衡为理论任务。
       20世纪50年代初,杨坚白开始研究新中国的国民收入和综合平衡问题。[5]1955年,杨坚白提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应以国民收入为中心,从总量上把握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确定各种重要的比例关系,求得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协调发展”。他认为:“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两个重要的科学范畴,也是国民经济计划和统计上的两个重要的综合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规模、速度和经济实力都要以这两个指标来计量和反映。因此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能不以它们为主体。……国民收入经过分配与再分配后,又形成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由三大基金(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组成的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及其构成应该与社会生产的总量及其构成相平衡,这是保证整个社会再生产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6]1958年,杨坚白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国民经济平衡组组长,专门从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1959年,国民经济平衡组翻译了《苏联经济学界关于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论文选集》,论文选集包括四个部分: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历史发展,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电子计算机在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应用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比例的研究及对资产阶级平衡理论和方法的批判。[7]国民经济平衡组的研究与翻译成果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推进和引领作用。
       这一时期,杨坚白对国民经济平衡的一对主要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提出了消费最低限和积累最高限的开创性认识。20世纪50年代,杨坚白最早提出:“在计划期间,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不得低于前期的实际水平;消费水平的最低限也就是积累水平的最高限”这样的科学认识。根据我国的历史经验,他认为“积累率应控制在25%-30%”。他一向反对高积累,不同意高积累来压低消费;认为高积累也不一定就出现高速度,关键在于积累效果的高低。对于计划工作来说,主要是掌握积累的规模和使用方向,并考核积累效果。他发挥了周恩来总理的有关思想,认为积累的使用方向是战略性问题,关系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8]
       他提出国民经济平衡包括实物和价值两个方面,要充分利用价格的杠杆作用。杨坚白(1962)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两重性、产品两重性的原理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组织社会再生产必须从实物和价值两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上进行国民经济平衡”[9]。杨坚白(1963)指出:“在国民经济平衡中,我们通常所视的价值,是指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价格来说的。他认为,惟有价格是接近价值的,或者说是接近实际社会劳动消耗的,然后制定出的国民经济平衡计划才可能是准确的;最优计划方案的选定才可能是有科学根据的。……在国民经济平衡中,价格的杠杆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10]随后,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概念上的争论,杨坚白(1964)指出:“国民经济平衡是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把‘综合平衡’作为国民经济的平衡来理解,可能是比较科学的。……不如在综合平衡的前边加上个限制词好一些。”[11]
(二)孙冶方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学术贡献与组织推动
       孙冶方(1908-1983)是我国最早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推动我国学术界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5年,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经济学,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有研究基础,对苏联计划经济有现实观感。1949年后,孙冶方作为当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54-1956),曾赴苏联考察统计工作,将苏联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经验介绍到中国的经济工作中。对当时的统计工作,他撰文提出:“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具体地说就是:统计工作应该不仅注意生产水平的统计,即物质财富的统计,而且更应该注意物质生产的价值方面的计算,即是应该比现在更多地关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与分析研究,更多地注意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和国民收入的计算与分析研究,更多地注意国民收入同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生产和积累、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分析研究。”[12]针对当时存在的流行认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它是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互排斥的;计划管理范围越广泛,越深入,那么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便越受约束”,孙冶方认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13]
       1957年,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1958年亲自筹建了国民经济平衡组,延揽选聘杨坚白和董辅礽、刘国光等组建团队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全国起到推动和引领作用。
       1961年,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初稿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中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17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其中直接相关的有:“4.两大部类的划分同重轻农划分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如何应用两大部类关系的原理来分析重轻农之间的关系。5.两种类型的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影响。如何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界限。6.在安排国民经济比例时如何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先行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8.财政、信贷的本质及其在再分配中的作用。财政信贷体系同国家、商品货币的存在有什么关系。9.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客观依据,积累和消费比例变化的趋势,生产和建设及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10.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问题。13.劳动力在各部门的合理分配和社会主义人口规律问题。15.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它们之间的客观经济界限是什么。16.怎样理解计划的综合平衡,研究计划的综合平衡应如何着手。17.基本建设投资在扩大再生产的动态平衡中的地位。”[14] 1975-1976年,他又初步讨论了全社会的总生产过程和综合平衡,地区平衡;国民收入的生产与分配等。[15]
(三)马寅初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体系内部比例关系的研究
       1956-1957年,马寅初(1882-1982)在中共八大报告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两文[16],阐述了他对综合平衡理论的认识。
马寅初认为:“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其中一定有一个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我们要透彻地研究这个规律,要全面地了解经济情况,要预见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发展趋势,才能对各种经济成分在确定计划指标时,做出一个好的统筹安排工作,把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地区联系在一个国家计划之内。这个工作异常艰巨细致,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只有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进行反复的平衡计算,才能比较恰当地规定出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17] 马寅初将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探讨事物内在联系的角度,推动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
       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寅初认为:“虽然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重工业的比重应大于轻工业的比重,但为了满足工农和国家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使轻重工业之间的距离不致相差过大,以免形成脱节”,“必须积极发展农业,使工农业之间有个新平衡”。[18]
       关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马寅初认为:“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应当既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19]根据我国人口多、生产不发达、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他认为积累率不能太高,积累速度不能太快,“太快了,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那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妨碍工农联盟,也会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20]
        如何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是马寅初综合平衡理论着重研究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计划是建筑在按比例发展规律之上的,但同时也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计划经济”[21]。他详细论述了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调节供销平衡、刺激生产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这在当时是很前卫的观点,未被采纳,反而受到批判,但他仍然坚持深入研究。1958年2月,马寅初又发表了题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文,文中一如既往运用综合平衡理论分析国民经济建设的形势,并提出相关的批评建议。1959年11月,他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综合平衡理论对大跃进进行了理论分析。
(四)董辅礽对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研究
       董辅礽(1959)从数量关系上对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进行初探。他指出:“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最综合的比例之一。……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集中地体现着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人民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正确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同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同国民经济中许多其他重要比例和重要指标,有着密切的、相互制约的关系。”[22]积累和消费比例的确定,关系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任何比例关系,都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董辅礽探讨了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量的规定性,即其在数量关系上的变化规律性,制约其数量关系变化的因素。他提出:“在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时,同安排任何比例一样,一方面要确定需要,另一方面要确定资源,同时进一步使需要与资源相适应(平衡)。……这是一项异常复杂的国民经济平衡工作,……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随后,董辅礽(1961)又从价值(货币形态)和使用价值(实物形态)角度进一步探索了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方法。他提出:“价值——货币形态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就是社会对积累和消费物资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使用价值——实物形态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就是社会所拥有的能够用于积累和消费的物质资源。所以,两种形态上的积累基金之间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平衡关系,也表现为在积累和消费方面需要与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23]董辅礽的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孙冶方的影响。在分析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基础上,董辅礽又进一步分析了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的平衡问题,并指出“要保持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的平衡,就必须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它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把它放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总体中来处理,才能求得解决。”[24]这一思路对我们解决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购买力与消费品的关系依然有启发作用。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有影响力的认识外,学术界从具体角度研究的成果丰硕。如叶景哲,孙永德等(1959年)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般方法,即“树立起以普遍联系的平衡观点、发展运动的平衡观等指导具体国民经济平衡工作”[25]。邝日安、刘国光、董辅礽(1959)提出“国民经济平衡是实现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工具”, 在明确国民经济平衡的任务和原则后,应该解决一系列方法论和方法上的问题,“为制定出有科学根据的,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国民经济平衡表的体系和表式”[26]
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平衡的使命就是把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根本任务是按比例发展;不仅重视实物平衡,而且要重视价值平衡;探讨了速度与平衡、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以及如何搞好综合平衡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杨英杰(1962)、岳巍(1964)等讨论了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和原则、目的和方针、对象和方法、内容和中心、组织原则等。王琥生(1962)、方秉铸(1963)从地区国民收入统计的角度论证国民收入统计对地区综合平衡的作用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总之,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以唯物辩证法认识按比例发展规律,将国民经济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研究涵盖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框架、内涵、内容、主要任务、具体方法、目的等,研究成果丰硕,对当时的经济实践起了重要指导作用,为我国做好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支撑。具体来说:第一,发展了马克思的按比例发展规律。从整体论角度强调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将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中国化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第二,初步构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体系。首先,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要遵循按比例发展规律,按比例发展就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需要国家计划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其次,国民经济统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础。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容包括平衡关系和比例关系两大类,也即结构关系和数量关系。比如农轻重产业间的平衡、东中西区域间的平衡、供求间的相对平衡、发展需要与资源的平衡、短期与长期的平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内部的平衡等。比例关系以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为中心,包括生产和积累、消费的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个人、家庭、企业与政府的分配比例等,尤其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的研究成果最多。学术界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角度,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发展为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数量和结构的关系。第三,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需要将价值规律与国家计划很好的融合,要重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为随后提出的“国家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从更具体角度探讨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方法。如运用唯物辩证法,整体的方法,探索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任务、原则、目的、方针、对象、方法、内容、组织原则等,还有从地区角度探索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作用及存在问题。
       在实践与理论结合上, “三十年来……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综合平衡搞得比较好,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效果就比较好;反之,……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慢,甚至倒退。……‘一五’时期和六十年代被迫进行调整的时期,我们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比较重视,学习了外国行之有效的综合平衡经验,特别是注意了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处理速度与比例、积累与消费、农轻重等问题上,都搞得比较好,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衔接;提出了积累占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和基建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要有一定的数量界限;提出了在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上要首先安排生活,其次安排生产,再其次安排建设的次序;提出了基本建设规模与国家财力,物力是否相适应,是经济是否稳定的界限。六十年代初提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要以农轻重为序,‘先抓吃穿用,注意农轻重’;提出了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的原则;提出了搞计划要留有余地,等等。”“认为搞好综合平衡,除了首先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民主与法制的政治保证意外,主要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条:(一)要充分肯定综合平衡的客观必然性。(二)要有切合实际的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三)要正确解决综合平衡的方法论问题”。(四)要有科学的稳定的中长期计划。(五)要提高综合平衡工作的科学水平。(六)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包括计划体制。[27]
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发展深化与转型
       这一时期在时间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8-1992年)。我国经济整体上仍处于总体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阶段。为了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国家实行“双轨制”,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有民营两种机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防止新一轮经济过热,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明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发展原则,随后又把“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写进新修改的宪法中。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宏观调节”的概念。1988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使用了“宏观调控”的概念。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宏观经济控制”“宏观经济管理”(李成瑞,1985、1986),“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刘鸿儒,1986), “宏观调控目标与调节机制”(王积业,1986)、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张维迎、宋国青,1986)等提法,并逐渐将研究重心由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转移到宏观调控。但1986年前,如何做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当时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1981年1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辽宁省计委经济研究所联合发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成为建国以来(截止1981)规模最大的一次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学术大会,许涤新、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宋则行、刘国光、杨坚白、李成瑞、叶景哲等我国当时有影响力的学者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一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三十年来综合平衡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二是如何以调整为中心,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三是怎样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综合平衡的关系。”[28]与会学者在总结了我国三十年综合平衡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新时期如何完善和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研究了一系列新问题。许涤新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一个全局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主观的设想,而是客观的必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谈到社会分工的时候说到‘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根据。”“这次讨论,比六十年代初期的讨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如果说那次讨论主要限于名词、概念之争,那么,这次讨论则主要联系我国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从最终产品出发或从人民生活消费出发,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问题,并探讨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速度、结构、效果、体制的相互关系。”[29]孙冶方认为:“我仍然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优越性之一还在于它的计划性。所谓计划经济或计划工作,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好综合平衡,即要搞好生产与消费、消费与积累、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平衡;搞好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之间平衡;搞好每一部类内部各部门的主要产品或各大类产品之间的平衡;搞好财政、信贷和外汇的平衡。” 他还提出:“搞好综合平衡的前提条件:首先,必须改变现行的价格结构,调整实际上存在着的不合理的价格。其次,还要有准确的统计资料。第三,还应该区分开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30]钟契夫等提出:“应用投入产出法,改进计划方法,加强综合平衡”。[31]这次会议在理论上提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本要求;认真研究和充分认识我国的实际情况,据以确定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是搞好综合平衡的前提条件;正确解决综合平衡的方法论问题是搞好综合平衡的具体保证。尤其是在综合平衡的方法论上日趋完善,当时提出:可以从社会总需求(最终产品)或满足人民消费需要出发(叶景哲),进行综合平衡;也可以从国民经济核算开始,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计划为先导(杨坚白),用以统驭全局,进行综合平衡;也可以从研究国民收入增长的可能,统筹安排积累消费的比例关系入手,进行综合平衡等。”[32] 这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发展。这次会议使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成为当时经济领域一大研究热点,并出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大量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主题的著作和论文,使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比如,尹世杰的《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1981),钱伯海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1982),刘国光主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1984),杨坚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1984),叶景哲的《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讲义》(1985),于光中、苏星的《综合平衡论》(1987)等,此处不一一列举。还有一批成果虽没有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命名,但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许涤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1981)、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1983)、戴园晨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1987)、宋则行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1989)等著作。此时,还有学者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发,从非均衡是常态的角度,研究加速企业运行机制改革,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使中国经济逐步从非均衡状态转向均衡状态。如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1990)、魏杰的《失衡经济学》(1991)等。
       这期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了两条主线:一条线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遵循按比例发展规律,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发展深化,使其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尤其是关于财政信贷平衡的理论。代表性学者如杨坚白、孙冶方、薛暮桥、董辅礽、刘国光、尹世杰、李成瑞、黄达、钱伯海等一大批人。另一条则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发展转型到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主要吸收借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方法,从社会总供求平衡角度,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探讨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尝试构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代表人物有戴园晨、宋则行、萧灼基、蒋学模等。两条线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分开,经常会穿插在同一研究中,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下面分述之。
(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基础发展深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研究的发展深化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为主体,以速度和比例为核心,以发展生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总目的,基本任务是保持社会总生产与总需求在总量、结构上的平衡,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而且把财政信贷平衡理论向宏观调控理论发展。
1.杨坚白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体系化发展的探索
       杨坚白和李学圣(1980),依据我国建国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提出:“在处理农轻重三者关系时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把工业化的进程,同农业、轻工业承担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坚持发展重工业以内含型(集约式)为主;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放在社会再生产的总体中,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进行综合平衡,统筹兼顺,确定投资规模和方向。”[33] 杨坚白(1981)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上再提“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运动为主体进行综合平衡”,并对社会总生产的速度和主要比例关系的安排、分配关系的安排、三大社会基金(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形成和综合平衡要受市场实现的检验等命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指在社会在生产总体上资源与需要之间的平衡;社会总生产及其构成与社会总需求及其构成之间的平衡;也就是求得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及其有关的各个方面都保持平衡关系。所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任务是对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对计划工作来说,就是要编制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为主体的综合平衡计划。只有先编制出这样的计划,估算社会总生产可能达到的增长水平的财政收入和积累规模,才能进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统筹规划,全面安排。”[34]他还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提出:“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出发,以节约劳动为原则,以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为尺度,使各部门、各环节按比例地发展。……调整的结果,就是要达到主要比例关系基本协调(农轻重比例,积累消费比例,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能源、交通运输与生产建设的比例等),消灭财政赤字和使人民消费水平得到必要的提高。”[35]
       杨坚白(1984)出版了《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该书分20章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概念、研究对象、理论基础、重大问题、方法论和目的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提出:“社会产品二重性是解决综合平衡的枢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必须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为主体,以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为核心,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综合平衡的目的等理论主张。”[36] 该书首先从综合平衡的涵义和研究对象的研究开始,进而从哲学上说明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然后转入到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基础,从社会产品的二重性和生产价格问题、社会再生产理论、三个规律(价值规律,节约劳动时间、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异同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接着对速度问题、比例问题进行了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对投资的使用方向、劳动平衡、物资平衡、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关系、地区综合平衡等实际问题进行了总结性分析和战略性探讨,最后对综合平衡的计划编制、方法论和经济效果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他提出:“综合平衡理论的研究要按从战略见地出发,树立牢固的调查研究思想,以完善统计工作为基础,通过加强分析研究不断完善,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在概念涵义上,杨坚白不赞同“把综合平衡理解为平衡表或平衡法,一个方针,一个产品、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平衡”。他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综合平衡是从社会再生产总体上考察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部门之间、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就计划工作来说,就是通过资源和需要对比的方法,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人力、物力、财力,使之保持互动适应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就是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它最终的集中表现就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协调。但这种综合平衡不排除局部平衡和单项平衡的必要性。”[37]关于微观平衡和宏观平衡的关系,他认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应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中最本质的,最重要的平衡关系。它是把局部的、企业的,以及单一的具体的各种产品间的平衡关系,统统概括在内的。然而微观经济的平衡是以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为前提的。没有宏观的综合平衡,就不可能有微观的真正平衡,也谈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了。”[38]在研究任务上,杨坚白认为:“我们所讨论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从计划工作方面来说,是指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根据全社会的资源和需要的情况,统筹兼顾,按比例地分配劳动、物资和资金,规划社会再生产。它是以综合形式来表明在一定时期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方面和主要过程,旨在促进社会生产的各部门之间、各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的相互协调,求得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39]在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上,他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但它所研究的……是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在确定数量关系上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规律和问题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科学研究,应该是为进行社会再生产的计划安排和统计观察提供关于数量分析的方法和方法论。”[40] 研究方法上,他提出:“综合平衡的方法就是依据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借助于指标体系,编制一系列的平衡表,有计划的分配劳动、物资和资金,从而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速度和比例。……综合平衡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平衡法,对国民经济的数量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他的基本方法是运用一系列的国民经济平衡表,通过指标体系和表式体系,以具体数值反应社会再生产在一定时期的变化。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分别按物资、财政、劳动三者编制资源与需要平衡表;另一类是关于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平衡表,即从社会再生产总体上考察其各个重要方面的平衡关系。因此,对平衡法、平衡表的研究,对指标体系和表式体系的研究就成为解决国民经济平衡问题的重要条件。”[41] 他指出:“考虑到所有的综合性比例关系和平衡关系,都要从价值上进行计量,价值平衡又建立在实物平衡的基础上,当进行综合平衡时,既要求价值和实物分别达到平衡,同时也要求价值实物之间平衡。这就决定了综合平衡工作要以社会产品二重性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为此,本书把探讨这个问题作为解决综合平衡的枢纽。”[42] 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总生产及其构成与社会总需求及其构成之间的平衡关系。他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运动为主体。因而要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两大部类和C、V、M相互间的比例关系,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为此,本书中阐述了再生产的基本理论,以它作为制定计划的理论依据。同时又把重点放在速度和比例、两大部类比例和农轻重比例、消费和积累比例等的探讨。”[43] 杨坚白还从哲学上来认识和考察国民经济平衡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如同其他任何事物运动一样,经常处于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发展过程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必须反对机械平衡论。诚然,计划工作的任务,是要制定平衡计划,力求减少经济波动。然而平衡计划一经付诸实施,不平衡就出现了。因为经济波动是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计划工作只能力争不出现特大的不平衡。计划的制定当然要假定经济是平衡发展的,即从社会再生产总体上考察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部门,各要素间的平衡关系,通过资源与需要对比,按比例地分配人力、物力、财力,使之保持相互适应。然而必须把计划上的力求平衡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区别开来。”[44] 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作用,杨坚白认为:“核心问题是促进比例关系的协调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努力争取实现客观条件允许的社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45]
2.尹世杰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系统化研究
       尹世杰(1981)在《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一书中论述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内容、依据、基本任务、原则、方法和出发点及实现途径。在理论层面,该书指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依据——国民经济平衡是一条重要的规律,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都需要遵循,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平衡是理论上的假定,事实上则经常破坏着的,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平衡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计划,通过综合平衡来调节国民经济中经常出现的不平衡,使其按照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运动形式螺旋式上升,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46]。书中进一步指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出发点应是消费资料。只有从消费资料出发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体现两大部类的内在联系,使生产资料生产的方向更明确,结构更合理。
       在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途径上,书中指出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必须正确处理好产业结构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处理好分配结构中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当时国民经济调整是否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生产与基建等经济结构的比例关系;必须搞好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各自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必须处理好宏观经济效果和微观经济效果,注意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益等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断组织财政、信贷、物质和外汇的综合平衡,以及搞好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及其各自内部的综合平衡,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果等新见解。
3.薛暮桥、李成瑞、黄达等对财政信贷平衡的深入研究
       薛暮桥曾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1983)一书中较深入地总结研究了建国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就、经验教训和客观规律,专门论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例关系、综合平衡,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发展建议。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他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提出:“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综合平衡的根本任务,是正确安排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些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搞综合平衡,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抓成千上万个实物指标,而只能提纲挈领,着重抓几个主要指标。具体来说,首先是抓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其次是抓产品供需总量的平衡。在扩大国际经济合作以后,还要加上一个外汇平衡,即国际收支平衡。……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通过财政收支来实现。……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主要措施,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控制职工工资总额和提高农产品收购的幅度,也就是控制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使两者合计不致超过国民收入。……所谓信贷收支平衡,是货币流通量必须适合货币流通需要量,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国家有必要相应地增发货币。……物资平衡包括国家建设规模要与生产资料的供应相适应;社会购买力要与社会商品供应量相适应。”[47] 薛暮桥认为财政信贷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首要任务,它决定了产品供需平衡、国际收支平衡。这一思想与当前的宏观政策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思想非常接近,并对我国后来的经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薛暮桥也因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李成瑞(1981)在《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中从财政信贷平衡视角分析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途径。当时,中央明确指出:“为了把国民经济调整好,首先必须达到三条要求: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信贷收支基本平衡,物价基本稳定。在这三条中,前两条决定后一条。只有财政、信贷平衡了,市场物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48] 李成瑞提出:“(在理论上),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最重要的是按照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过程中ⅠⅡ部类和c、v、m的关系的公式,处理好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关系。财政信贷资金的分配运用,对分配结构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经济结构,也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财政、信贷资金的分配运用,必须遵守以下两条客观要求:第一,资金的分配运用的总量,必须同资金的来源相适应,就是说,不能搞过头分配。第二,资金的分配运用,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和合理的比例。要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积累中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生产性建设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的比例。……只有按客观规律办事,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办事,安排好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才能搞好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49]“财政、信贷两种资金渠道要有一定的界限” “财政信贷统一平衡的主要问题,是流动资金与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问题。”[50]他建议:“计划部门编制综合财政计划,把它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银行工作为国民经济调整服务;加强统计工作;及早颁布企业法、银行法(或信贷法);……财政、信贷平衡,最根本的,还是依靠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果。”[51] 这些理论认识和政策建议现在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黄达在1984年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思维方法,建立了综合平衡基本模型,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该书提出,国民经济需要总体平衡,即货币流通的稳定和市场供求的平衡,财政、信贷之间相互转化,也应保持整体平衡;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平衡,还应该考虑企业收支;正确解决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该书把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归结为货币流通问题,综合平衡的中心任务是控制货币供给,以协调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与宏观均衡理论衔接。黄达认为,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对象是由各种货币收支所构成的货币流通整体,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都是货币收支系统;信贷膨胀是指贷款所投放的货币超过流通中客观需要的经济过程,它取决于各种贷款的总规模;货币供应总量区分为潜在货币量和现实流通的货币量,银行的货币供应以流通中对货币的容纳量为度;短期信贷并不存在自求平衡的规律,各种长期信贷必须与短期信贷相互配合,统筹考虑。信贷收支平衡的理论模型:L2(1-r2)=L1(r1-i)[52]。保持经常性收支的平衡不是惟一的选择。国民经济需要的是总体上的平衡,归根到底是货币流通的稳定和市场供求的平衡。信贷有差额需要财政来平衡,财政有差额需要信贷来平衡。财政、信贷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渠道,应追求财政和信贷作为一个整体的平衡;单纯追求财政平衡不等于总体的平衡。在总体不平衡的条件下实现形式上的财政收支平衡不能解决实质问题。综合平衡必须把企业收支的安排考虑在内。正确解决建设资金供求的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53]“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2013)获中国第六届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大会指出:“‘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从总量分析角度探索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和信贷这两个紧密联系的范畴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它们共同反作用于再生产的规律。把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归结为货币流通问题,综合平衡的中心任务是控制货币供给,以协调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而与宏观均衡理论衔接起来。该理论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了中国经验,同时确立了中国宏观平衡理论的基本框架。该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对任何分析和推导所做出的论断,均以在中国曾经发生的或者就是现存的事实为支撑,因此奠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的基础。1984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被誉为‘对计划经济中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的最后总结’。‘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以及欧美各国的宏观应对策略及其效果表明,该理论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诸多财政金融问题以及经济的平稳有效增长具有深刻的解释力与政策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各国如何进一步把握经济均衡亦具重要借鉴价值。”[54]
4. 孙冶方对实物平衡与价值平衡的研究
       孙冶方(1979)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包括以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为基础的,现在成为国民经济平衡(或综合平衡)的全部内容。这里要分析全国的综合平衡,也要分析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平衡。这是对于生产、分配、再分配、流通、消费的全部过程的综合分析。……这整个平衡工作,必须分实物平衡和价值平衡两个方面来研究。……如果没有了‘价值这个概念’,对每一个个别产品的效用和生产费用的关系就无从观察,也即是说对于这产品的生产是否经济、是否合算,无从估计;那么在整个国民经济平衡工作中没有了价值这个概念,那就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观点。”[55]
      孙冶方认为,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综合平衡要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价值的平衡要以实物的平衡为基础,并且最终要保证实物的平衡,“没有物资平衡就无所谓国民经济计划”[56];同时,“综合平衡,归根到底是价值的平衡,而不是使用价值的平衡。”[57]这是因为,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的计量、再分配和补偿问题必须通过价值——货币形态的运动才能完成;离开了价值的平衡,单靠实物的平衡,特别是靠一个个物质的平衡是办不到的。各个生产部门间的联系或比例关系,“归根到底是价值的比例关系,或与一定技术定额相适应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衡关系。”[58]
       孙冶方说:“我们的计划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争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以达到生产的高速度发展。”[59]他又指出:“所谓计划经济或计划工作,它的主要内容就是综合平衡,即要搞好生产与消费、消费与积累、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搞好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之间平衡;搞好每一部类内部部门的各种主要产品、或各大类产品之间的平衡;搞好财政、信贷和物资(以及外汇)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6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所谓的“积极平衡”和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孙冶方指出:“否认国民经济平衡的必要性,把高指标、留缺口,看作是‘积极平衡’,就是唯意志论的表现。唯意志论者只迷信权力,不懂得这点起码的常识,结果给国民经济带来反复的破坏。”“调整就是要坚决从所谓‘跃进’的轨道上退下来,而且要退够,使国民经济建设与实际的人力、物力、财力相适应,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平衡,使经济逐步稳定,各项比例逐步趋于协调。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搞综合平衡。因此,无论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贯彻当前的调整方针,综合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61]针对以往的教训时,他指出:“从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到十年动乱浩劫,一直到三中全会前的‘洋跃进’,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毫无效益的劳动消耗何止亿万计,这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外,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否认综合平衡。从哲学观点来说,平衡确实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是,我们搞经济计划和经济工作的任务,总是要尽可能的把各项比例搞平衡。把不平衡搞平衡,这是计划工作的起码要求”。[62] 在国民经济平衡问题上,孙冶方还强调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只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合适的经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改进国民经济平衡工作[63]
       总之,孙冶方综合提出了一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值得深入思考与论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比如,董辅礽对关于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改进国民经济平衡工作的发展。董辅礽指出“经济的平衡从它的建立方式来讲有两种。一种是有计划的、有预见的、事先的平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我们应当坚持。另一种是自发的、盲目的、事后的平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平衡是通过市场的自发的盲目的作用,在经济的不断波动中,在经济遭到了破坏并付出了代价以后来达到的。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可以集中地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特定方面,并使经济保持平衡,而当经济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时,也可以集中力量较快地克服不平衡。但是,原有的体制弊病也很多,在中央集中地就某些方面做出经济的平衡的安排的时候,这种平衡的安排有时是靠牺牲另一些方面的平衡来实现的,看起来经济是平衡的,实际上那些另一方面的不平衡被虚假的平衡外观掩盖着。”[64]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中央集中决策过程中“反馈”机制缺失,这也是我们的经济体制需要改革的原因。而市场机制就有着这种“反馈”的作用,它比较灵敏,可以补充计划的、事前的、有预见的平衡之不足。同时,市场机制作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应该加以有计划的引导。“我不同意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市场的调节是没有计划的,计划调节是不借助市场的。我们应该使市场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外在于计划经济。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实行有计划地利用市场的调节,或者,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中央经济领导部门可以通过有计划的利用价格、利率、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指导和引导市场朝着计划所期望的方向活动,与此同时,市场又在自己的活动中对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及时的发出经济信息,作出反馈,使中央经济领导部门和各个单位及时发现并作出相应的反应,从而使这种不平衡得以迅速纠正。”[65] 在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上,董辅礽认为“要处理好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发展生产,在特定时期内创造出更多的国民收入。”[66]董辅礽在孙冶方的影响下,这一阶段深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坚持实物平衡的基础上强调价值平衡的重要性,并将这一原则贯穿在其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确定中,强调有计划的利用经济杠杆指导和引导市场活动。董辅礽的这些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尝试以现代宏观经济学范式发展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进一步探索计划经济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为随后的深化改革实践开辟了理论探索之路。
5.刘国光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研究
       刘国光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观点。刘国光(1979)在《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些问题》中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千头万绪,计划的综合平衡,首先应当考虑最主要的战略性的比例关系。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贯穿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就是社会总产品按价值划分的几个组成部分(C、V、M)和按实物划分的几个组成部分(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相互之间的补偿和代置的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中是通过积累和消费,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安排来实现的。”[67]。在回顾总结中国近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结合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衡的背景,刘国光认为,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综合地反映了生产和建设、建设和生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骨头和肉等一系列比例关系。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首先集中反映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协调。”[68]。因此,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通过调整积累率,调正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的十分重要的工作。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迫切需要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他指出:“从加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角度来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搞好综合平衡和改革管理体制,这两者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孤立地只抓一头,必然收效不大。……我们必须把综合平衡和体制改革这两件大事同时抓好,以促进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69]
       刘国光(1981)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经济效果、经济体制四个方面与综合平衡的关系,结合建国后国民经济管理的实践历史与经验教训,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优速度问题、建立合理产业结构的问题、宏观经济效果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问题、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问题。他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所处理的经济效果问题,指的是宏观经济效果,也就是关于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的经济下效果问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宏观经济效果对于微观经济效果具有主导的决定的意义。”[70]他提出:“要搞好综合平衡,就必须改革这种体制,把高度集权的、忽视利用市场机制的、以行政组织、行政办法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为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经济组织和经济办法为主的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与搞好综合平衡是互为条件的。没有综合平衡的一定的改进,体制改革本身也难以进行的。如果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不逐渐走上健康的轨道,那么即使进行了某些改革,也是不能巩固的,当然更谈不上全面的彻底地改革。”[71] 1981年,刘国光主编出版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论文集出版,主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计划平衡理论。该书首先回顾了我国三十年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工作的实践,就当时热议的速度和比例关系,指出必须将发展速度与综合平衡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优速度,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时间节约规律的具体要求。就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政策措施方面,书中从理论联系实际角度,阐释了当时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实施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积累和消费的总需求不超过国民收入可供使用额,及抓好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等政策措施。同时,还从市场实现角度探讨了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等问题。书中比较独特的地方在于从反馈机制角度,论述了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各自的优缺点,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该书收录的论文,还涉及了综合平衡与产业结构、经济效果、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等的关系,以及价格在其中的作用,还从社会发展角度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如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科教文卫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人口、劳动力的平衡,以及地区综合平衡。书中还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其他数学模型等研究平衡关系,处理好全国平衡与地区平衡、部门平衡的关系,探索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指标体系和平衡表体系,把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更好结合等等。可以说,这些研究完善和深化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体系。
       刘国光(1984)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第四部分认为,在搞好财政和信贷的综合平衡中,随着紧急情况和财政状况的日益好转,财政与信贷组织资金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过去综合平衡的关键是信贷收支不能平衡,财政支持信贷,今后处理二者的关系一是二者各自求平衡,二是信贷支持财政。在第五部分中提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战略。在第七部分讨论外汇收支平衡中,提出在利用外资的战略是在综合平衡和落实项目的基础上确定利用外资的规模,合理安排外资的投向和结构,……建立完整的国际收支制度,主张在保持适当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可以外汇有一定逆差。[72]上述认识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6.钱伯海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的研究
       1982年,钱伯海出版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一书。这是一部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课程需要而编写的试用教材。该书从方法论角度系统探索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统计方法,为当时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操作工具。该书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研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平衡和比例关系……并阐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范畴,以及和这些经济范畴相适应的统计指标,研究反映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国民经济指标体系,……运用社会再生产的各种经济指标,研究分析社会再生产所形成的平衡比例关系”[73]。在方法论上,该书进一步提出综合运用基本平衡法、部门联系法(投入产出法)、经济模型法等几种常用方法,编制国民经济平衡表,而国民经济平衡表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工具。同时,书中还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中的价值平衡,同实物和劳动的平衡相适应,这是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编制平衡表,反映国民经济运动的总过程,挖掘国民经济发展的潜力;研究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和宏观经济效果,探索按比例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规律性”[74]。该书的出版,既批判吸收了国外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又联系了我国实际,对进一步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尤其是具体操作方法上,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7.其他重要研究成果
       许涤新(1981)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明确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国民经济的调整,说到底,就是如何搞好综合平衡;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中的各种主要比例关系,把长线缩短,把短线拉长,把各种缺口加以消除,才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使国民经济各方面协调发展,使人力、物力、财力得到合理使用,更好地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条件稳定地增长起来。”[75]文中用过去几个时期的数据资料,证实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在总结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书中提出:“我们重视市场调节,把生产和流通搞活、把微观经济搞活,这不但不应削弱综合平衡,而且必须加强综合平衡。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只有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各种比例关系才能协调,微观经济才能真正的活跃起来,宏观经济也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76]这些为当时市场调节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系作了重要的判断。书中进一步指出“只有从全国的综合平衡出发,才能更好地发挥地区优势。否则,离开全国一盘棋的大前提,而片面强调一个地区的情况,其结果不但地区的优势发挥不了,而且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会受到损害。”[77]
       洪远朋(1980)指出“运用扩大再生产的两个平衡条件和公式,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78]。王梦奎(1980)从比例、计划、速度三者的辩证关系理解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他认为:“比例性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论在何种生产方式下,社会生产的各种要素之间,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破坏了这种比例关系,整个社会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79]随着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愈加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生产,要求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主要通过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实现,甚至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破坏强制恢复平衡,使比例关系得到暂时调整。在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整个社会经济的自觉地比例安排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通过自觉地计划,按照再生产所需求得比例关系组织社会经济活动,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途径,目的就是使国民经济更好地按比例发展。经常的、自觉地保持平衡,就是计划性。平衡就是按比例。平衡应该是计划和整个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平衡是分不开的:发展是平衡中的发展,平衡是发展中的平衡。平衡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发展的一种形式。……要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寻求和建立新的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能够在新的平衡中进一步发展。”[80]也就是说,要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必须按比例,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苏星(1984)则在读陈云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的基础上,提炼出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的经济发展规律。陈佳贵(1984)认为:“所谓的比例计划,就是国家在对某些经济活动计划管理时不硬性下达绝对数计划,而是通过确定各种不同的比例来进行计划管理。”[81]
       田江海(1986)在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文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年来经济发展经历的协调-失调-调整-协调-再失调-再调整-再协调的曲折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紧密相关。一方面,它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提出的客观需要和实践结果使本身内容得到不断充实和修正;另一方面,它以本身正误和科学性的程度,直接灵敏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转。”[82]田江海从理论发展和经济实践两个层面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发展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计划经济而产生和发展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在经济计划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经济工作的方针而言,即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合理布局;一是作为计划工作的方法而言,即根据上述方针原则,借助一系列平衡核算工具,对各种资源和需要进行对比分析,适当安排社会劳动的分配比例,以满足社会生产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各种要求。”[83]第二阶段,“大跃进”期间,主要围绕速度与平衡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当时的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综合平衡要服从高速度的要求。第三阶段,在“大跃进”后,学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认识比较全面、深化了。开始强调综合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把积极平衡理解为不顾客观条件的错误观点;指出了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地方针;提出了综合平衡的使命就是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运用到计划实践中,根本任务就是按比例;论证了不仅重视实物平衡,而且要重视价值平衡;探讨了速度与平衡、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如何搞好综合平衡的原则和方法。第四阶段,十年内乱时期,综合平衡理论处于窒息阶段,实践中不讲平衡,在综合平衡理论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第五阶段,粉碎“四人帮”后,综合平衡首先就计划留有缺口是不是积极平衡,“以钢为纲”应不应该作为计划平衡的出发点两个问题上有所突破。随之,就有了如何理解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问题,如何看待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进一步的讨论。田江海认为,“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的提法就当时给予的含义来讲也不科学。”总结三十多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轨迹,经历了传播—奠定基础—探讨—停顿和倒退—在深度和广度上进展,已初步形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大致包括综合平衡的理论基础、对象、内容、任务、方法。具体来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指导,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以社会总资源、总生产能力和社会总需要的平衡为主要内容,以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为核心,以现代核算工具和一系列平衡表为方法,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标。[84]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进展的轨道是两条干线铺成的:一条是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一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回顾了建国三十多年的进展,田江海进一步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新课题包括: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价值规律、国民经济平衡与企业的计划决策权、价值平衡与实物平衡以及整体总量平衡与具体结构平衡、计划平衡与实现平衡、战略平衡与战术平衡。
       卫兴华等(1988)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一书中提出的“计划调节市场,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经营活动”的思路。之后,又撰文对这一思路的运行过程和作用原理作了具体说明。计划是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宏观调控方式主要是政策性调控,“具体包括货币政策、宏观收入分配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政策等”[85],其中财政政策是国家掌握的最强大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在传统体制下是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主要支柱,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是实现国民经济间接控制的重要杠杆。在双轨制下,如何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研究(刘国光、赵人伟,1979;孙冶方,1980;许涤新,1982;沈立人,1982;白钦先,1985;杨启先。1986;魏杰,1987;卫兴华,1990;厉以宁,1992),是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探索的又一个方面。
       余光中(1983)指出运用规划理论,在静态规划模型已有相当发展的前提下,应致力于动态规划模型探索更加可行的方法。此外,也有学者从综合平衡的具体方面,如综合平衡的目标规划(陈秉正,1985),综合平衡的评价方法(江宏,1986),投资的调节机制(刘志彪,1986),价值量平衡(陆百甫,1987),统计分析和综合平衡(岳巍,1988),等等,多方面探索实现综合平衡的方法。
(二)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推进到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
1. 戴园晨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戴园晨从1950年代就开始对所接触的经济问题进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思考。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邀请他开设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课程,他以讲稿的形式完成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书。该书将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个整体,指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各个不同的生产领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就要求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加以组织,使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最有效地利用,以保证全国经济均衡协调地合乎比例地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86]社会主义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的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是要实现多目标的优化,将一系列经济目标统一起来,在处理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上,要做好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书中从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出发,提出“要是整个社会流通能够顺畅地进行下去,其条件是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供应的商品在价值总量上能够平衡。”[87]两大部类之间合乎比例是均衡的重要条件,同时应注意到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宏观分析中的定量分析要借助于部门联系平衡法或投入产出分析法。如何使总需求和总供给相适应,在我国就是“组织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综合平衡,以避免因需求不足引起流通阻滞,也避免分配失控引起需求膨胀,这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方面。”[88]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则是宏观控制的核心,即需要控制国民收入分配,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需要认识宏观经济活动中各个总量之间的变量关系,以有效地控制各个环节的总量,使之保持合理地比例关系。”[89]
       由上述内容可知,该书在借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表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突出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国别特征。
2.宋则行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宋则行是我国经济学界较早系统提出用总需求和总生产(亦即总供给)相平衡的分析方法分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
       在1981年1月召开的全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上,宋则行书面指出,当时提出的国民经济失调的重要原因是“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即所谓“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不准确,应该是“社会总需求超过了社会总生产(即社会总供给)”,并认为“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措施,一方面是压缩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控制城乡人民的货币收入(工资、奖金、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的增长幅度,以控制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生产结构,逐步克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农业、能源、交通运输、消费品工业等),提高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效果,以扩大社会总生产。……现在看来,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总生产)平衡这个提法,近几年来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90]他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是‘要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生产相平衡,要求社会总需求的各个重要构成部分(如投资和消费)和社会总生产相应的各个重要构成部分(如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相平衡。’这是说,要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生产形成的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取得平衡。”[91]
       1989年,宋则行出版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书,该书以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生产的平衡为主线,尝试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宏观分析所使用的一些经济范畴和数量分析方法,“在评论有关著作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基本公式以及分别引入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进出口贸易、资金流出流入后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公式及其实现条件。”[92]马克思说:“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93]。这就需要保持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在结构和总量上的平衡问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主义个人决策,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事先没有必然联系,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求在结构和总量上的平衡,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市场价格的波动自发地实现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料公有制,生产目的为了充分满足社会物质文化需要,人们的根本利益一致,国家可能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实行计划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求在结构和总量上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社会规模上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计划的形式自觉的实现的。也只有通过自觉地控制和调节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求结构和总量的平衡,才有可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组织社会生产,使社会生产力诸要素达到最佳结合,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怎样自觉地调节和控制社会主义社会总生产和总需求的结构和总量的平衡,成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主题。[94]该书第四篇以规范分析的方法,考察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调控机制,以实现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之间的总量和结构平衡。该书的观点概括为在遵循“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轨道,国家制定切合实际的科学的计划和政策,选择和确定符合计划和政策要求的各种经济参数,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宏观调控,使生产力诸要素在社会规模上得到合理的组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高效益的发展。宋则行的理论分析为探索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理论的演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
       此外,厉以宁(1986)撰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再生产循环运行的考察为基础,从国民经济的运行及其综合平衡的角度,尝试建立起不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体系。符钢战等(1986)撰写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试图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运行,从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和使用入手,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运行过程,说明了总量和结构的相互作用,揭示了总需求膨胀的原因和过程,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95]胡乃武(1989)的撰写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王积业(1990)撰写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开始把综合平衡理论逐渐扩展到宏观经济管理论。樊纲、张曙光等(1990)著的《公有制宏观经济大纲》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再生产理论推向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过渡。陈东琪、李茂生(1995)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框架作了更为综合的实证分析,形成了一个体系。
       在财政学界,以许毅、邓子基、陈共为代表发展国家分配论,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分析财政分配在社会再生产的地位和作用,着重研究分配结构对形成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的作用;另一方面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标志出发,深入研究财政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这一时期,国家分配理论不断发展,从更深层面探索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理论内容上,更加强调将财政信贷平衡作为其主要方面,这与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是一致的,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发展为宏观调控理论作了铺垫;在实现方法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成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宏观调控应遵循的原则,实施措施更加具体,对价值规律的作用更加重视,而且在认识上更加深化,已经不局限于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开始关注动态协调,开始应用数学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开始构建指标体系,开始注重财富分配、收入分配等深层次内容。
       这一时期,由于历史沿革形成的综合平衡理论是以国家对资金、物质和产品进行行政分配的体制为背景而形成的,它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线”“短线”的静态考察,通过立项目、拨投资、分物资的行政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却很少研究从平衡到不平衡的演化机制和动态均衡。因此,引发了人们对综合平衡理论的反思,认为信贷平衡是一个意义含糊不清的命题[96];综合平衡理论与实践中的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四大平衡原则主要同流量均衡有关,解决不了存量均衡问题,其中的财政平衡尤其是如此[97];综合平衡虽是计划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但当计划与行政等级或管理体制融为一体时,综合平衡很难成为一种直接显示的方法。因此,需要锻造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98][99]
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创新发展
       在学术上,这一阶段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演化为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挥市场(主要是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92-2012年)、决定性作用(2012年以后),更好的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由“短缺”演进到“局部供给过剩”“结构性供给过剩”,宏观经济管理或综合平衡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供求更高层次的平衡管理”演进。
       学术界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研究集中在两个路向。一个路向从思想史的角度,在梳理挖掘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探索对当前经济实践的启发意义,主要研究集中在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常青1998;王杰,1999;姚泽南,2002;吴易风,2005;赵士刚,2005;孙武安等,2005;黄筱荣,2006;张凤翱,2006,2014;江泰然,2009;程霖,2010;金邦秋,2010);毛泽东建国后经济建设思想中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宋海儆,2009,2013;王家芬,2009);马寅初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朱新镛,2007)等,挖掘他们思想的当代价值。鄢一龙(2017)提出了“新鸟笼经济”,所谓的“新”是和当年陈云的“鸟笼经济”相比,将信息调控与传统的调控手段结合,将陈云的四大平衡思想,即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外汇收支的平衡思想,在新时代发展成为在四大平衡的基础上,加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重大结构平衡。[100]
       另一路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从国家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创新中提炼理论,探索建构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框架和体系,初步形成了融合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总需求分析与总供给分析、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长期分析与短期分析、存量分析与流量分析、技术分析与制度分析、微调、预调、区间调控与整体调节为一体的理论构架与体系。以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张卓元、陈东琪、樊纲、谢伏瞻、郑超愚、刘元春等为代表,形成了主张稳中求进的宽松派、整体改革的协调派、两手调节的非均衡派等。
刘国光、戴圆晨、张卓元、陈东琪等是宏观经济管理“宽松派”的代表。这一派在宏观政策的目标上,主张追求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形成一种“有限买方市场”的宽松环境,为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结构的优化创造条件;在政策上,主张“稳中求进”,通过微调整、小调整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反对以通货膨胀的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刘国光(2002-2005)连续发文论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角色转换,进而探索实现经济宏观均衡的机制。他提出,宏观调控一般是指国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通过各种调控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总体调节和控制,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10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是实现经济均衡、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经济波动不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周期发生,计划时期也有宏观调控,只是叫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运用行政性的直接控制手段展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主要运用各种间接的经济手段进行。[102]政府的职能和财政功能应该转向一些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尤其是经济非均衡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均衡、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非均衡、城乡、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非均衡、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配套等等。[103] 整体改革的协调派的代表是吴敬琏等人。吴敬琏认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协调配套,政府要掌握宏观总量的调节手段,集中必要宏观决策权力,主张采取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营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的发展环境。因为对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国光、吴敬琏与薛暮桥、马洪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厉以宁以其“非均衡”理论为基础,主张由市场机制进行基础性的第一次调节,计划机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进行第二次调节,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优先解决失业问题。[104]
       谢伏瞻(2011)通过分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的四轮宏观调控的实践,提出“有机统一、相机决策”的宏观政策主张。他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已经先后完成了四轮宏观调控。一是1993-1997年。针对1992年后出现的经济过热、严重通货膨胀,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从紧”“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既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较好地实现了“软着路”。二是1998-2003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增长减速和通货紧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次治理经济偏冷和通货紧缩,把扩大内需作为重要目标,政策力度大、针对性强、实施时间长,注重运用多种手段,逐步实现了预期目标。三是2004-2007年。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偏快或过热,及时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逐步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转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次调控强调前瞻性,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注重预期、微调,不搞“一刀切”和“急刹车”,有效防止了苗头性问题演变为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使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四是2008-2011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一揽子计划,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大范围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加强科技支撑,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障改善民生。这次调整的鲜明特点是,政策力度大,兼顾当前和长远,把保增长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把促进经济发展与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再次证明,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统一。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市场作用多一些还是宏观调控作用多一些,必须相机抉择。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出现重大起伏时,应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05]
       郑超愚(1998、2011)建构了一个汉化版的中国总供给-总需求宏观经济分析模型,或者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一书中,郑超愚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借鉴国际研究前沿领域的有益成果,建立了中国经济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通过配额均衡的总需求函数、同时附加预期和需求的总供给函数以及总供给总需求系统的冲击回应机制,实现了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形式化,并在这一理论框架支持下描述经济周期行为进而给出经济波动的内生性与外生性解释,规划货币供应管理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规则,最后引入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因素,完成了该理论框架外部假设条件由封闭假设向开放假设。[106]
       刘元春(2018)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理论,超越了传统的财政、货币、物质、外汇四平衡,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超越了西方宏观管理的教条,依据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目标和经济改革目标实施短期宏观调控,确保短期宏观调控保持战略定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局;超越西方危机管理的强刺激教条,从“大水漫灌”的调控模式转向创造性地确立了区间调控思路,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新举措。[107]
四、结语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进背景,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我国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研究,得出我国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研究一直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提出和研究问题,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并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论,两者内核一脉相承,只是不同时代,理论的形式和内容不同罢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人自己构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内核,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要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有继续研究的必要,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化、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辩证取舍、继承创新。


[1] 参见林光彬、拓志超: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3-35页。
[2] 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页。
[3]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自序,第1页。
[4] 黄达:《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5] 杨坚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记,第400页。
[6] 钱伟长总主编,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本卷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250页。
[7] 斯·斯特鲁米林等著:《苏联经济学界关于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论文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纵横平衡组编,科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
[8] 以上参见钱伟长总主编,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本卷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9]  杨坚白:《论国民经济平衡和产品两重性》,《江汉学报》,1962年第10期。
[10]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与生产价格问题》,《经济研究》,1963年12月,第40-56页。
[11] 杨坚白:《关于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争论问题》,《江汉学报》,1964年4月。
[12] 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又见新望、范世涛主编:《中国经济学经典文选》(上),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166-177页。
[13] 孙冶方:《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128页。
[14]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6-88。
[15]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399-405页。
[16] 这是当时在中共领导层内出现反右倾保守和反冒进之争的背景下的研究成果。
[17] 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北京:财政出版社,1958年,第110-111页。
[18] 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北京:财政出版社,1958年,第97页。
[19] 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北京:财政出版社,1958年,第10页。
[20] 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北京:财政出版社,1958年,第10页。
[21] 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北京:财政出版社,1958年,第94页。
[22] 董辅礽:《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讨》,《经济研究》,1959年11月,第38页。
[23] 董辅礽:《论价值——货币形态与使用价值——实物形态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平衡问题》,《经济研究》,1961年8月,第37页。
[24] 董辅礽,乌家培:《关于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之间平衡关系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62年10月,第35页。
[25] 叶景哲,孙永德,刘兰荣:《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组织国民经济平衡工作——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般方法论问题》,《政治与经济》,1959年10月。
[26] 邝日安、刘国光、董辅礽:《试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国民经济平衡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原则》,《经济研究》,1959年12月27日。
[27] 《论综合平衡》编辑部:《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28] 《论综合平衡》编辑部:《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
[29] 《论综合平衡》编辑部:《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第13-14、16页。
[30] 《论综合平衡》编辑部:《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第47、48、50、52页。
[31] 《论综合平衡》编辑部:《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第273、289页。
[32] 田江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载于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317-318页。
[33] 杨坚白、李学圣:《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9-40页。
[34] 《论综合平衡》编辑部:《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35] 杨坚白:《国民经济调整和综合平衡》,《经济学动态》,1981年2月5日。
[36]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7页。
[37]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9页。
[38]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39]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40]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33页。
[41]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33-34页。
[42]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43]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7页。
[44] 钱伟长总主编,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本卷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45] 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页。
[46] 尹世杰:《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47] 薛暮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176页。
[48] 李成瑞:《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经济研究》,1981年第3期;参见李成瑞:《财政、信贷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3页。
[49] 李成瑞:《财政、信贷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11-12页。
[50] 李成瑞:《财政、信贷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12、15页。
[51] 李成瑞:《财政、信贷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17-20页。
[52] 注:式中,L为贷款;r为贷款投出的货币中转化为潜在货币的比例;i为短期信贷所面对的物资中不能形成现实商品供应的比例;下标1为短息信贷,下标2为长期信贷。
[53] 黄达:《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年版。又见,钱伟长总主编,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本卷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页。  
[54]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获经济理论创新奖,新浪财经 2013年10月24日,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1024/193717103412.shtml
[55]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5-136页。
[56]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5页。
[57]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2页。
[58]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8-329页。
[59]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
[60]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7页。
[61]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8页。
[62]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7-168页。
[63] 转引董辅礽:《孙冶方关于国民经济平衡问题的理论观点》,《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第70页。
[64] 董辅礽:《国民经济平衡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6月,第53页。
[65] 董辅礽:《国民经济平衡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6月,第54页。
[66] 董辅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学习与思考》,1982年12月,第9页。
[67] 刘国光:《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3期,第37页。
[68] 刘国光:《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3期,第37页。
[69] 刘国光:《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3期,第44页。
[70] 《论综合平衡》编辑部:《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71] 《论综合平衡》编辑部:《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72]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73] 钱伯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74] 钱伯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8月,第11页。
[75] 许涤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第76-77页。
[76] 许涤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第79-80页。
[77] 许涤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第81页。
[78] 洪远朋:《运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做好调整工作,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读《资本论》札记》,《经济问题探索》,1980年3月,第29页。
[79] 王梦奎:《比例•计划•速度》,《经济研究》,1980年6月,第12页。
[80] 王梦奎:《比例•计划•速度》,《经济研究》,1980年6月,第15页。
[81] 陈佳贵:《要重视比例计划》,《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8月。
[82] 田江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载于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
[83] 田江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载于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07出版,第312页。
[84] 田江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载于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07出版,第320页。
[85] 卫兴华,魏杰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过程和作用原理》,《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86] 戴园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5页。
[87] 戴园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59页
[88] 戴园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86页
[89] 戴园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86页
[90] 宋则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
[91] 宋则行:《关于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3月2日。
[92] 宋则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页。
[93] 宋则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94] 宋则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95] 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86年。
[96] 宋国青:宏观经济讨论中的若干理论分析,《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97] 胡汝银: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载唐宗焜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8] 杨仲伟:谈谈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
[99] 以上参见陈东琪主编《中国经济学史纲:1900-2000》,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56-57页。
[100] 鄢一龙:马云所说的计划经济,和陈云说的是一回事儿吗?观察者网,2017-06-17。http://www.guancha.cn/ZuoYiLong/2017_06_17_413716.shtml
[101] 刘国光:《关于宏观调控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4-28页。
[102] 刘国光:《我国宏观调控的演变》,《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5期,第9-10页。
[103] 刘国光:《谈谈政府职能与财政功能的转变》,《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第3-7页。
[104] 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2-365页。
[105] 谢伏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第4-6页。
[106] 郑超愚:《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7] 刘元春:创新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人民日报》,2018年4月3日第7版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