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中国发展 >

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

时间:2020-04-27 19:2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提高经济效率与国民福祉,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企业利润的协同增长,而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报酬递增、生产率提升空间大、产业带动效应强等特征。通过生产率提升空间大的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同关系,高质量经济活动产生大范围的外溢效应,实现普遍的效率改进和实际工资提升。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三重特定性,即行业和产品的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的特定性、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不断演进和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的变迁,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应,高质量经济活动的选择、培育和维系也需要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予以支持。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报酬递增,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现代经济学长期以来的研究重点在‘量’而不在‘质’,因此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 [1]然而,虽然主流经济学普遍忽视经济活动的“质”特性,但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演化发展经济学以及调节学派等“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经济活动的“质”却是长期以来的核心议题。这些理论普遍认为,不同“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导致国家兴衰的分野所在。梳理上述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质”的论述,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经济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2]总书记这一简明扼要的论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涉及积累与投资、收入与消费、创新与发展等多个领域,对理解和指导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在这一论述中,“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的核心,是指经济发展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上升从而使需求提升,利润以及积累率和投资上升三者之间的协同增长。这种具有正反馈机制的经济活动,被演化发展经济学称为高质量活动(High quality activity),同时也与阿伦.杨格所讨论的报酬递增经济以及调节学派所讨论的黄金三十年时期的经济活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尽管当前中国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只是简单再现这种生产率、利润与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和更高的要求:如,强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强调创新动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以及共享发展等。但生产率、利润与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同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是基本的“质”要求,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没有实现效率提升和人民福祉提升,也无法达成更多其他目标。结合十九大关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转方式调结构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3]等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企业利润的协同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中,一国致富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选择了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易言之,经济增长有活动特定性(activity-specific)。这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的分工水平更深、产业协同效应更强、技术进步可能性更大。演化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认为此类经济活动具有生产率提升空间大、研发密度高、动态不完全竞争性特征突出、附加值较高等特征。具有上述特征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不仅可以优化产业结构,而且可以通过生产率外溢作用,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
     早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高质量活动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调节学派在对以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为代表的西方黄金三十年的分析中,突出强调的也是生产率、利润(资本积累)和实际工资水平三者的共同增长。调节学派所概括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同步的工资增长,以及工资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在产能利用率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企业利润增长,进而资本积累提高和良好市场预期基础上的投资增长,从而带来规模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4]。而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多西则将黄金三十年的这种技术创新推动下的生产率增长、工资收入以及总需求的平行增长称为完美匹配(smooth match)。在多西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出现了长萧条的症状——经济增长缓慢,利润率持续下降,实际工资长期停滞,社会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剧等等,是因为生产活动已无法实现“完美匹配”,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率、利润(积累与投资)、实际工资(需求)协同机制的脱耦(decouple)。[5]
     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早期的英美德等西方国家,还是二战结束之后崛起的日韩新等东亚国家,无一例外地是抓住了当时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腾飞。生产率、利润(积累与投资)、实际工资(需求)的协同增长是这些国家跻身富国时期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黄金三十年之后长期陷入萧条中,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金融为代表的非生产性活动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从而无法启动类似黄金三十年时期的生产率增长、资本积累增长和实际工资增长那样的正反馈机制;相反,投资乏力、实际工资停滞和生产率增长缓慢成为长期特征。
     大量研究也都佐证了多西的“脱耦”判断:马伦的分析表明,美国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的商业投资净额,已经从战后经济繁荣期结束时的近6%,下降到了如今的2.5%左右,资本积累速度缓慢,进而影响生产率的增长。而就整个发达经济体而言, 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率增速从3.25%左右降到2.0%左右。在本世纪头一个十年中期则下降到了1.25%左右,2008金融危机后则进一步降到了1%以下。[6]戈登的研究则表明,1928-1972期间,美国的产出资本比率的年化增长率为0.9%,而1972-2013则降低到负0.8%。[7]而从劳动收入占比和实际工资水平上看,1972年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以1982—1984年美元计算)为9.26美元和341.83美元,此后21年间这两项指标持续下降,至1993年分别降至7.78美元和266.65美元。甚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过度繁荣时期,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也依旧只有8.57美元和288.06美元,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平均水平。[8]
      
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作用机制
     保罗•克里格曼(Paul Krugman)曾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生产率并非说明了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生产率增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生产率增长才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满足需要的商品,同时也意味着实际收入的持续增加;也只有生产率的增长才意味着会产生出额外的资源,可用于下一轮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从而使生产率继续提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
衡量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关键指标,首先就在于这种经济活动是否具有生产率增长的空间。赖纳特等人的考察表明,发达国家对产业活动选择、培育和保护的主要标准,首先就在于该活动是否具有陡峭的学习曲线,即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如果某类经济活动具有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那么在生产率从低到高再到底的过程中,此类活动将产生广泛的产业带动效应以及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而一旦此类活动的生产率已达极限,缺乏进一步的改进空间,这种经济活动所对应的产品或生产环节,就不再属于高质量范围。其次,判断一种经济活动是否为高质量经济活动,要看此类经济活动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多大的程度上能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否具有更大的技术外溢性,是否具有更广的创新范围,能否产生更强的产业协同效应。生产率的这种外溢效应,将通过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需求,对生产率改进较慢的、如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产生强烈的工资带动效应,使更多经济主体分享到生产率红利。最终在结果上,高质量经济活动就形成了一种“共谋”式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技术发展的成果将会被如下群体所分享: a)企业家和投资者、b)工人、c)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他人,以及d)国家——通过更大的税基”。[9]
     在调节学派对黄金三十年的分析中,博耶等人将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概况为资本积累、生产率的高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和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大体同步。这种既有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也有实际工资提升的积累模式被调节学派称为“具有群众大规模消费基础的内涵型积累”,以区别于仅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而增长的“外延型积累”,和虽有技术进步但却无法改善实际工资的“内涵型积累”。相较于赖纳特对产业协同效应和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分析,调节学派更突出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生产活动的规模经济特征。认为在黄金三十年里,是福特主义基于标准化和工业流水线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规模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方和资方通过集体谈判形成了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制度,从而在实际工资提高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大规模消费,这反过来又强化和促进了大规模生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利润增长又提高了积累率,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如此循环累积形成工资、利润和生产率之间的良性循环。
     调节学派对这一正反馈的机理描述,与演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相似。在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分析中,“共谋型”增长的核心也在于高质量经济活动与更高生产率、更高利润和更高实际工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建立在生产率提升基础上的实际工资提高,建立在实际工资提高基础上的需求扩大,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企业会更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会加大投资和提高资本产出比,这就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高。而随着实际工资提高带来的需求扩大又有助于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从而使企业更能实现利润并有更好的预期继续投资,这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同样也是一个累积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实际收入和产业竞争力都得以不断提高。
     不同的是,对于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正反馈”实现条件,赖纳特等人尤其强调国内市场保护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而调节学派则更强调其他制度体系的支持,认为垄断定价、劳资协商和政府的需求管理,以及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是高质量经济活动得以持续的关键。之所以出现这种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的分析对象具有差异性。调节学派所考察的黄金三十年时期,经济增长是依靠扩大内需而实现的,积累主要通过内源型积累完成的。[10]而按经济史的划分,西方的黄金三十年属于“西方走向富裕”(western ascent to affluence)的后期加速阶段,是从富到更富或富裕复兴的阶段[11]。而赖纳特所考察的对象带有更多的赶超发展意味,在这种历史分析中,高质量经济活动伴随着对特定技术—经济范式下产业制高点的争夺,因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条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作为一种“赶超”视域的分析,经济发展能否惠及本国居民是赖纳特始终强调的关键点。他尤其指出,良性循环可以在任何一个点被切断;如,缺乏实际工资的提高,或者缺乏资本—产出比的提高,甚至,“如果更高的需求只是源于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循环将中断”[12]。这也意味着,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种创新性的活动,如果是缺乏产业关联性的“飞地”经济,即使它具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生产率特征,也只会对资本积累有利,但不可能达到产业协同和国民收入提升的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尽管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典型特征是其创新性,但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高质量经济活动。
  
 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三重特定性      
     高质量经济活动通过产业协同和技术外溢,使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形成协同增长。但无论是演化发展经济学还是调节学派,都没有强调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特定性。事实上,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协同增长并非是无条件的:只有在特定的行业和产品、特定的规模和结构、以及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高质量经济活动才能实现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三者间稳定和持续的协同增长。
(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具有特定性
     生产率、积累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不仅需要各种制度支持,同时也依赖于这一行业和产品的特性。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在导致个体实际工资上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总需求上升?生产率提升在导致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同时是否也导致总产出和利润的增长,从而确保投资的增长?
     技术变迁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和劳动需求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被称为“李嘉图《论机器》一文以来最重要的理论议题之一”[13]。在经济思想史上,库兹涅茨、克拉克和鲍莫尔、帕萨内蒂等人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普遍认为,需求的增长和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价格弹性机制联系起来的。而金德尔伯格则更是将这种弹性引入到部门间的产品需求之间,认为“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很高并与其他部门有着显著联系的活动称为主导部门”。[14]事实上,不仅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而且就业的结构和总量的变动,都对“正反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多西指出,技术变迁、需求和就业之间至少存在着三种机制:一是通过生产率增长到更低的产品价格到更高的需求,前提条件是需求富有弹性大;二是从生产率增长到实际工资的增长到更高的需求;三是从生产率增长到劳动替代到更高的失业率,最终导致更低的需求。
     但是,多西并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三种机制的宏观综合效应,而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这三种机制往往是同时并存的。要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利润的协同增长,从而在资本积累、需求与总产出之间保持良性循环,需要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和补充效应大于其破坏效应和替代效应,同时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要较大。其原因在于,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要使企业要从单位价值量下降的商品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保证下一轮更高的投资进而保障总产出的增长,就必须要求产品的销售量(剩余价值实现)的增长幅度要大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幅度,也即是产品必须是具有需求弹性的;另一方面,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技术进步造成的劳动创造效应和补充效应小于其破坏效应和替代效应,也不会在总量上导致更多的需求。因此,就业的总量效应和产品的弹性要求是决定生产率、利润和需求之间正反馈能否持续发生的两个关键因素。就业的总量效应取决于观察的时间长短,长期内,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增就业将超过对传统部门就业的替代和破坏,这一点已被历次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所证明;而产品弹性对总产出的影响,则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动力部门(motive branches)、支柱部门(carrier  branches)或者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以及“引致部门”(induced branches)的规模和范围密切相关。例如,在芯片、存储器、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这种结构的部门间需求中,上游产业技术进步造成的单位产品价值量下降意味着下游产业更大的需求,也意味着整个行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社会总产出的进一步增长。
 (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结构具有特定性
     高质量经济活动是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协同、互为需求的产业活动。孤立的某一个产品不足以支撑起大范围的资本积累、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协同增长,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系统性特征在大国、大的经济体上体现尤为明显。而对较小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即使缺乏足够复杂的产业门类和经济规模,但若能在有限的部门甚至单一的产品上实现突破,形成竞争优势,仍有可能凭此拉动该经济体成为“富国”。例如,韩国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过程中,1973年到1987年期间出口结构最明显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纤维、电子产品和汽车及配件三个产品上,三者占总出口比例达到53%,而在70年代,纤维和汽车及配件出口为零,电子产品出口则从1973年的9.9%上升到1987年的21.5%。[15]韩国经济学家李根也指出,韩国没必要建立飞机制造业。[16]
     高质量经济活动之所以对规模和结构有着特定的要求,是因为:第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对生产率优化和实际工资提升的空间和持续时间具有重要影响。生产率改进快的“快”部门在更大规模的需求拉动下会有更强的“需求引致创新”作用,从而进步更快,与此同时这种快的进步反过来也会对生产率提升慢的“慢”部门产生渗透,最终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内起到提升生产率的作用。这种产业间的相互引致需求而拉动的创新和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性,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被称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其拉动作用可以通过不同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上的规模系数得以体现,而较高的规模系数和多产业间的协同性往往是发达国家的标志之一。金德尔伯格就写道:“穷国的经济学家在判断哪些工业具有最多的联系时无需再为自己国家精心制作和改进一个投入产出表”[17]。而另一方面,国民实际工资的普遍提高也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的从业人员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也更有能力去消费劳动生产率进步较慢的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让这些“慢”部门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也能得到提升。这就需要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在经济体中占到相当的规模,才能让“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生产率-利润—工资增长之间的正反馈的强度和持续程度,取决于高质量活动所占有的份额。第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结构的复杂程度对生产率外溢效应和协同效应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广度有着重要的意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相应部门潜在的生产率提升空间大,但需要相当广泛的支持部门,才能有利于自身的生产率提升,并同时形成范围更大的生产率外溢效应和更强的产业协同效应。外溢效应和协同效应的持续度、强度和广泛程度则取决于:(1)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之间的匹配。如果一种产品创新能导致更多部门的过程创新,就能产生范围更大的生产率外溢效应。从技术史的角度看,这就要求主导部门的产品创新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其产品可用于更多行业和更多产品的过程创新之中,如数控机床、新材料或新能源等;(2)过程创新或组织创新的通用性。某种工艺、流程或者生产组织形式,如果可以被用于多个生产部门去提高生产率,就可以实现范围更大、更为直接的生产率提升,如流水线、平台组织等。
(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具有特定性
      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特定性。第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的不断变化,以及不同国家自身禀赋和基础的差异,曾经在某一时段使其他国家成功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对应的行业、产品乃至于政策,未必适用于当下其他的国家。例如,对于何谓高质量经济活动,赖纳特的答案是制造业:“自那些‘天然富裕’(naturally wealthy states)的国家——威尼斯、荷兰、没有农业的小城邦——之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不需要经历长期的锁定目标(targeting)、对制造业部门进行支持和/或保护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部门的国家”。[18]而在调节学派的分析中,汽车、建筑等耐用品行业是支撑黄金三十年的主要行业。但随着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显然已经无法实现“高质量”的特定要求,制造业占比很高但附加值很低已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同样以韩国和马来西亚为例,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占比基本上都在38%左右,1990年—2008年期间,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占比还从38%上升到45%左右,但韩国一直在38%左右,而同期两国的平均国民收入则拉开了数倍以上的差距。[19]第二,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上的竞赛性。在特定的技术周期时间节点上,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技术高点具有独占性,即“先到先得”。随着知识产权、产业生态联盟和技术标准重要性的日渐突出,这种时间的竞速赛也更为激烈、更为普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特定性意味着,在不同技术革命浪潮时间节点上启动工业化和赶超进程的不同国家,面临的技术和赶超的“机会窗口”也不同,就其实现“富国”目标而言,高质量经济活动对应的具体产品、行业和介入方式也不一样。
      高质量经济活动也具有空间特定性。第一,随着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兴起,高质量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被分割,产品间分工和产品间贸易被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所取代,单纯通过逆向工程已无法实现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高质量经济活动更多地集中于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端;第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率—利润—工资之间的良性循环更容易超越一国范围,造成国内循环的脱耦,失去国民共享的意义。如,在原材料和成品市场“两头在外”而缺乏定价权力的加工贸易中,也可以出现生产率提升但利润和工资下降的情形;再如,受限于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开放条件下,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可能被拥有金融霸权的发达国家所掠夺。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空间特定性意味着,对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供应链控制权和产业强度与韧性的争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政策选择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的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的特定性、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对选择、培育和促进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与之相应,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选择也应有所侧重和突出。
(一)抓住新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特性,致力于特定行业和产品
     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行业特定性和产品特定性。要产生大范围的生产率、利润和积累的协同增长,就需要形成大范围的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的产业间需求。在这种需求的耦合循环中,由于部门间需求富有价格弹性,因技术进步带来的单位产品价值量的下降不会影响总产出和利润的实现,而由于技术进步带来更多的部门就业,实际工资的上升也会带来相应的需求增长。
     从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成功实现赶超目标国家的经验看,新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初,一国能否成功地捕捉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赶超,在于能否在生产关键要素的动力部门中取得领先地位;以及能否迅速形成动力部门、主导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的互为市场。而这取决于技术能力、经济规模和产业体系的复杂程度。回顾技术变革的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冶铁、蒸汽机和煤矿业之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石油、内燃机、钢铁和汽车之间,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芯片、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之间,都存在这种类似的循环。而工业革命之所以爆发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地方,就在于英国存在着采煤、蒸汽机和冶铁的旺盛需求;[20]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之所以能胜出,也在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多样化的产业部门;[21]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之所以领先于日本和欧洲,也与其庞大的军工采购密不可分。[22]虽然中国仍存在着高端核心技术缺乏和基础研究薄弱等短板,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来临之际,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和世界上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生产体系却为我们捕捉这一机遇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大的市场规模意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组织形态更容易得到市场回报,进而激励企业持续创新。而多样性的生产部门则有助于形成不同部门间的技术耦合和互补效应,从而加速技术扩散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型构。
     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的产业间需求的规模和广度,取决于技术革命本身所蕴含的分工“裂变”程度。里夫金之所以将能源+通信的组合变化视为工业革命的标志,就在于能源+通信的变化代表着全新的分工和生产组织方式,通信和能源的“这种聚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从而要求以全新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商业活动和生活方式。[23]在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等人看来,20世纪70年代之所以成为快增长和慢增长的分界点,就在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在分工的“裂变”程度上无法与上一轮技术变革,也即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电气化、内燃机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相提并论。之所以存在所谓索洛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处处可见计算机,唯独在生产率数据中除外”,主要是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并未形成类似电力、石化能源技术那样强劲而广泛的创新范围。
     如同蒸汽机、电力一样,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已成为当代产业发展的通用技术,[24]也成为各国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的主阵地。但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仍局限于诸如广告投送、生活消费等有限的应用场景之中,要避免索洛悖论的再现,使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成为提升一国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地位的主导力量,就应当:第一,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升级,使其产生更大范围的工业应用而不仅仅只是商业和生活应用;第二,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材料、能源、生物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渗透和产业协同,以及通过新兴技术促进传统行业升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行业在缺乏材料、能源和高端装备产业进步的前提下,无法产生足够的产业带动效能和协同深度。如果不能广泛而有效地与材料、能源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结合,不能渗透和升级传统制造业,就无法发挥其“通用”功能,也就无法成为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引擎。
(二)发挥规模优势和结构优势,引导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超级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要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需要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达到相当的比重,如此,才能“拉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同样,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协同效应,产生持续而广泛的生产率溢出,也需要中国的经济结构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如此,才能产生足够的产业间“引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和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作为潜在的最大消费市场,作为一个同时兼具战略新兴产业、传统制造业,同时农业占GDP比例达到7.6%并拥有18%农业劳动力的经济体,[25]中国又完全具备着实现高质量经济的规模和结构要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生产率结构性差异,为生产率溢出创造了前提条件,战略新兴产业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制造业升级引致的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协同,都蕴含着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而较高的农业劳动力占比也同时意味着国民收入提升尚有巨大空间。一般而言,当劳动力从低的生产率部门向高的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时,不仅本身收入会得到提高,而且高生产率部门还可拉动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上升,这是工业革命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时所发生的现象,也是发达国家农业、服务业人工成本远比发展中国家要高的原因。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发展困境之一,就是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升,劳动力人口的流转方向不再是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而是从高劳动生产率部门向低劳动生产率部门,这也正是后工业化时代总生产率提升速度开始趋缓的原因之一,而中国显然还未达到这一阶段。
     然而,要将潜在的规模和结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规模拉力和结构引力,需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经济规模和结构的质量。尽管潜在规模很大,但在生产率水平上,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路风等人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的劳均产出不到美国的1/6,而劳均资本不到美国的1/5,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相当于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26]尽管结构意义上产业部门多样化明显,但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仍不够高,未能产生足够的产业协同力,在路风教授的统计中,中国之所以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的水平会被大大拉低,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且农业人口的比例较高,这从另一方面反映的是,相当一部分劳动就业人口仍停留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产业协同尚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三)抓住时间上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围绕“空间链主”打造产业竞争力
     如前所述,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特定性。一方面,围绕着新技术经济范式的高端争夺是一种时间的竞速竞赛,另一方面,技术浪潮的产品节奏型变化是产业竞争的重中之重。前者要求“快”,实现先到先得;后者意味着“准”,实现产业利基。而工业革命以来若干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时间特定性变化的显著特征,就是一方面时间竞赛过程中的规模、垄断、成本等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而标准、知识产权、产业生态联盟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另一方面是技术周期中短周期技术产品大量涌现,使节奏变化大为加快。
     按照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窗口理论,对后发国家而言,在成熟的技术中不存在赶超机会,因为时间上先发国家已经实现技术、规模、价格、标准和产业生态联盟的锁定;但在新兴技术和产品中,先进国家和后发追赶国家在技术上基本处在同一起点,新技术或产品与传统技术和产品的差别越大,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差距越小。而由于对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路径依赖和产品路径依赖都弱于发达国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爆发之初,后发国家反而具有更大的优势,也即是新熊彼特学派所强调的真正具有赶超意义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而技术和产品更迭的周期趋短意味着“第二种机会窗口”开启更为频繁,后发国家的追赶机会也更多。从理论上说,在以通信网络技术这类短周期特征技术为主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只要抓住短周期的节奏就存在赶超甚至领先的可能性。而一旦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实现了突破,空间意义上的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的“链主”也随之易主,华为5G技术之所以成为中美贸易战乃至于技术战的焦点,其原因也在于此。
     时间意义上的后发赶超之所以在现实中存在巨大困难,是因为空间意义上,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链主”可以通过对“链”的控制来抑制后发者和赶超者。在一个既定的时间节点上,链主依赖其价值链的优势,具有更强的研发实力和更大的技术标准主导权;依赖其供应链的优势,具有更大的产业生态控制权;依赖于其产业链的权力,具有在空间上重构生产,从而破坏后发者通过产业间需求来引导创新升级的可能性。在新技术—经济范式切换的过程中,尽管机会窗口频繁开启,但链主通过上述系统优势,可以遏制甚至绞杀后发追赶者。从这一意义上说,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特定性和空间特定性是不可分离的,要实现技术浪潮中的竞速,获取特定的产业利基,必须同时突破和摆脱空间链主的抑制。
     当前,以人工智能、纳米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即将发生根本性转换,这就为中国等后发国家捕捉高质量活动提供了难得的“第二种机会窗口”。但如果不能改变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地位,“第二种机会窗口”也将失去意义。而中国在价值链和供应链上的地位仍不乐观,产业链虽然“全”,但对“链”的控制力还有待提高。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虽然短期内,中国的全产业链地位很难被替代,但从中长期看,这种产业链的替代或碎片化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生产线和供应链的调整周期也仅需12个月左右。[27]因此,稳住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链,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充分释放庞大内需市场的潜力,避免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企业也因内需不足而发生产业转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持续、安全的条件,是当前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也强调,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28]
 
五、结语
     工业革命以来,真正通过高质量经济活动,成功地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功案例远远少于失败的案例。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捕捉、培育和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即使在跻身发达国家之后,很多国家也在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发展缓慢、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这说明,捕捉、培育和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绝非易事。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本身,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并存的过程。它既需要技术进步的支持,更需要长期而有效的制度体系进行促进和保障。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与产品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特定性以及历史特定性等特征,对我们捕捉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以创新、绿色、协同、开放、共享为导向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复杂和更系统的要求。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技术特征、产业特征为导向,围绕核心、关键技术和产品重点攻关,前瞻性地审视现有产业布局,及时针对缺陷进行相应系统调整,是应对新技术革命,培育和促进高质量经济活动,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家的作用极为重要:一方面,需要国家发挥在创造性破坏中的“引导”与“稳定”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同时为经济结构转变,发展动能切换提供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加快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高质量的新型供给带动相应的新兴产业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规模与结构优势,促进产业融合与产业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1]金碚: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2018年第4期。
[2]《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2015年12月18日),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2017,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5月16日) 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2017,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4]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5期。
[5]Dosi.G, Virgillito.M E. “Whith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fabric? New technologies and old socio-economic trends”[J]. LEM Papers Series, 2019.
[6]Phil Mullan,Creative destruction: How to start an economic renaissance,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Policy Press,2017,p96-97.
[7][美]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23页。
[8]王生升:《在历史坐标中解析中美经贸摩擦的真相》,《光明日报》2019年06月20日,第13版。
[9]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101页。
[10]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5期.
[11]Allen R C . “Lessons from history for the future of work”. Nature, 2017, 550(7676):pp321-324.
[12]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189页。
[13]Dosi. G, Virgillito. M E. “Whith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fabric? New technologies and old socio-economic trends”. LEM Papers Series, 2019.
[14]查尔斯·P·金德伯格,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张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第237页。
[15]杨虎涛, 李思思:《“汉江”奇迹与“马来”困局——基于演化发展经济学视角的比较》,《亚太经济》2018年第1期。
[16][韩国]李根:《经济赶超的熊彼特分析:知识、路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7 页。
[17]查尔斯·P·金德伯格,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张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第236页。
[18]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103页。
[19]杨虎涛, 李思思:《“汉江”奇迹与“马来”困局——基于演化发展经济学视角的比较》,《亚太经济》2018年第1期。
[20]罗伯特•艾伦:《近代工业革命解密——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毛立坤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21]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年。
[22]Wade, Robert H . “The American paradox: ideology of free markets and the hidden practice of directional thrus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41, pp859–880。
[23]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24]联合国2017年发布的《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报告中就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和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一样的通用技术(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详见:联合国.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EB/OL].行业分析报告, http://www.3mbang.com/p-224053.html,2017
[25]蔡昉:中国农业劳动力大概占18%,还有可挖掘潜力,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029/15752313_0.shtml
[26]路风:《再论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
[27]卓贤等:《弹指一年间:贸易战中的产业链》,《财经》2019年第20期。
[28]习近平: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08月27日第 01 版。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