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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之论——以政治经济学国家

时间:2019-06-27 09:14来源:《经济纵横》2019年第5期 作者:时家贤、高思 点击: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国家特色的姿态出现在经济学理论视野中。以政治经济学国家性为视角,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同人类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理解“特色”的合理性、合意性及其鲜明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符合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逻辑,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性是“特色”存在的内在机理。从人类社会发展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特色”鲜明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中国实际出发,围绕“国家”范畴讲出中国故事,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作用、特色的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进行解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性;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9)05-0018-08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9050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经提出,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相关理论成果颇丰,研究内容涉及基本原理、发展脉络、方法论及方法论原则、理论来源、框架搭建等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理论“特色”的学理研究。对此,学界已经形成初步共识,即从国家性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但是关于国家性的内涵及国家性的理论溯源、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尚存一定研究空间。尤其对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色”之间的关系、“特色”的理论根基和表现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国家性视角出发,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色”的理解和研究。
一、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色”产生的内在机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用“中国特色”来定义经济学理论,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应从其本质规定——国家性出发。关于国家性问题的讨论,从当前文献看不同学者有着不同论述,如“国家主体性”[1]“民族性”[2]“国家立场”[3]“中国文明基因”[4]等。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国家性是“中国特色”的内在机理,考察“国家性”这一本质属性要从政治经济学本身及其思想演进出发,从而论证“中国特色”存在的合理性。
(一)以国家为单位是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
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始终围绕国家范畴展开研究。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界定和运用,还是理论内容的构建等,皆体现国家主体的属性。首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是强调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进行整体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蒙克莱田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使用政治一词是为了同以往封建奴隶制的家庭经济区别开来。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民族国家也伴随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兴起。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出现表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家庭经济转向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5]17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完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占据经济学主导地位。《国富论》开篇就表明其研究视角是国家:“一个国家常年的劳动……供给这个国家每年的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其研究归宿是“国民收入”和“君主或国家的收入”。[6]其次,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运用明显带有国家性色彩。政治经济学又称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等于国家学。在重商主义时期,德国、奥地利、北欧学者使用的是国民经济学一词,英国和法国使用的是政治经济学一词。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也将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交替使用。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在德国,问题则是国民经济学。”[7]国民经济学就是德国人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并认为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国家学。[8]查阅相关文献可知,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系统、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及其规律的应用经济学学科。[9]因此,借用国民经济学的定义可知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就是围绕着不同国家主体进行的。最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载体是国家。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理解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以具体国家为研究载体才能说明。[10]《资本论》的开篇就阐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但紧接着就说明理论阐述的“例证”[11]就是英国。此外,马克思强调研究政治经济学要搭载不同的国家载体,并使用历史方法进行研究。“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2]从“混沌表象”深入到具体,是考察一国经济活动所需要的科学视角和方法[13]。对历史方法的运用也充分表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后顾型”理论,必须要以一国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
(二)民族性或国别差异是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表现
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从国家的范畴出发,因其肩负着“富国裕民”的使命,所以在研究、应用和指导经济实践过程中会形成国别差异。首先,国别差异和民族性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研究之中。李斯特认为,“国家经济学”只有“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才能“教导国家工业发展”,使国家从中获得利益。[14]无论是具体到政治经济学的哪一个研究领域,只要谈及政治经济学,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其国别差异。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对生产力的考察就暗含了一个预设条件,即国家区别。理解生产力发展要明确其国家背景的不同。生产力发展本身并不存在国家的空间和国别限制,但在理论中一旦论及生产力,却是以国家生产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强调国别差异和民族性。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是“从国民经济事实”[15]出发,要求理论的考察和研究必须依据各国具体情况和时代背景展开。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也是唯物史观的体现。恩格斯提出,“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6]“现代国家”[17]由于每个国度特殊的历史而改变了形态,即使是地缘相近、时代相同的两个国家,也不能通用一种政治经济学。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一个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经济情况也不尽相同。面对不同的经济发展问题,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皆会出现各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最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带有规划本国发展战略的使命,因而具有国别差异和民族性。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针对民族国家致富问题提出了“政治算术”这一说法,马克思明确点明“他有意于把17世纪科学方法运用于解决当时国家的实际经济问题”。[18]英法两国经济学理论同被认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但亚当·斯密的视角是实现英国的“裕国富民”,而魁奈则以法国经济实际情况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探明法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并振兴法国农业。总之,国别差异、民族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属性之一,所谓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真正存在。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试图只用一种经济学就对全部经济规律进行概括,无疑抛弃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等等规定”,“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表现出十足的“昔尼克主义”[19]
(三)对国家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内容
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对国家理论的研究,重在阐明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主张各国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其理论把政府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归结为追求货币和金银,以谋求“国家”财富的积累。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强才能国家富”,“倡导利用国家实力系统地增殖国家财富,或利用国家财富培植国家实力”,[20]重点讨论各国如何发挥国家作用实现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国家干预、强权打造和殖民征服等。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国家不要过多干预经济发展,但却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如,《国富论》中有专门研究“论国家和君主的收入”的内容,书中多次高度赞扬了英国的法律制度及土地改革、税收等多项政策,意在揭示只有“好的国家才能有好的市场”。这些内容足可见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国家经济功能的高度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流行自由主义的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积极主张削弱国家和政府力量,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前瞻性地认识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资本论》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但马克思将国家作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在“六册”计划[21]中保留了“国家册”,在五篇结构[22]里保留了“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篇。不仅如此,恩格斯对国家的经济作用做过精辟论述,提出国家是一种“经济力量”[23];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同时也会受到“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24]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必须与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向或不同向则会导致经济崩溃,带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25]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性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国家主体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国家经济问题,具有国家范畴的意蕴。二是国别差异或民族性,政治经济学是在各国经济实践中形成的带有国别差异的“特色理论”。三是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关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地位和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政治经济学一般性规律,并在国别差异、国家主体性、国家研究的重要性上体现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国家性的理论逻辑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色”存在的合理性。
二、创建具有各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民族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共同的特点是伴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皆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其中以德国和美国的经验较为典型,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同样如此。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民族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色”的存在具有合意性。
(一)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助推德国崛起
“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26],并分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其中英法两国共同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滥觞,而德国则自成一派。相比英国和法国,德国由于历史上是封建农奴制国家,导致其资本主义起步较晚。“德国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27]致使德国经济理论中虽已产生了“官房学”,但也只是从英国和法国输入的“外来的科学”[28]。为防止卷入自由贸易、成为英国“大宗主国的一个省份”[29],经济学家李斯特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形成了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峙。李斯特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极具德国特色的“国家经济学”[30]。虽然德国历史学派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认知并不相同,但其精要内涵即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具有时间与空间的特定性”[31]始终没有改变,这与李斯特反对“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一脉相承的。同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强调从本国利益出发,注重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保护幼稚工业和开发国内市场,在对外贸易中保持自身优势。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不仅保障了德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在现代化进程中赶上英国和法国,同时对后来崛起的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理论也有着重要影响。
(二)“美国学派国民经济学”指导美国顺利崛起
美国相较于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属于新兴国家,作为英国曾经的海外殖民地始终没有走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子。所以对于美国而言,政治经济学最初也是一门“外来”的科学[32]。独立战争后,美国确立了工商业立国的道路,但当时以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难以解释美国的经济问题,美国若要实现大国崛起就必须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凯里等人提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主张从实际出发,将国家当成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33],通过政府作用扭转英国妄图将美国变成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的局面。“美国学派”经过百年间的发展,形成了以“美国制度”思想为核心,由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国民银行、科教投资、利益和谐五大要素构成的“本土经济学”,真正形成了同“政治经济学英国体系”[34]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美国体系”[35]。摆脱英国倡导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后,“美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按照美国学派的理论崛起的。”[36]
(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并指导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按照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都需要结合国家实际,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苏联实践充分证明,各国建设的具体方式与社会主义理论的预设目标不能混同,经济建设在遵循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同时,必须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进而形成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苏联在经历了“直接过渡”的教条主义错误后,于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商业把社会主义大工业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解决人民的生活基本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完全确立,但过渡时期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如“国家资本主义论”“合作社论”“多种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论”等,为后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内容。1936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并最终于1954年出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国家特色,其理论内容总结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明显优势,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运行机制。苏联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国家经济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实现了理论的突破,同时指导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发展从“一国到多国”,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学习并照搬苏联模式。同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经问世,就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撰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浪潮,但无论从理论框架到具体内容都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本相同,各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摆脱苏联的影子。受此影响,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体制僵化、经济发展停滞等共性问题,因而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束缚,成为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37]是指导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它不仅是要学好用好的“政治经济学”[38],也是要不断开拓新境界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9],它的出现本身就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硬核”。从政治经济学国家性的视角出发,就是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规律、影响放置到世界历史的坐标和人类思想史演进中加以考察,更好地理解理论中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精确而系统的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来源于中国经济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国经济成就的理论说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巨大变化,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当前世界上经济活力的源头之一,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长和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可以说它萌芽于中国经济“站起来”的阶段,孕育成型于“富起来”的阶段,诞生于向“强起来”的迈进阶段,未来必将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和发展。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全面、正确、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崛起,为崛起提供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般”理论已经不能完整诠释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课题已经深入转换到“中国特色”层次,那么就必须由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说明。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同样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指导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时间相隔不到两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必然性”决定它的使命一定是服务于新时代,服务于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跨越。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系统的经济学说,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0]中国经济实践中“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41]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和观点,如“小康社会”“精准扶贫”“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结束了理论、观点分散地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局面,用中国人的思维、理论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解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42]。作为“特色”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跳出西方中心的文明观及其经济学话语体系,用中国的话语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及未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提供保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总结和提炼
经济发展的比较、现代化进程的考察一般都以国家为单位,所以现代化也常被称作“国家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解释,揭示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内涵、规律、特征、地位和作用,关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方向和方法。首先,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向西方模式靠拢,而是拓宽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道,结束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情况下,本身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进而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国家意识,凸显了强大的国家作用,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了“中国模式”。但以往的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关注较少、研究不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站在理论制高点,对中国经验进行挖掘,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其次,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未竟事业的一部分。世界历史证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中心主题,也是当前各国不懈追求的目标。中国始终行驶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新时代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鲜明特点进行总结,同时也要概括出一般性规律,为其他正在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借鉴。最后,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成果之上的创新发展,站在中国发展的自身维度和历史高度上,对当前的经济发展进行精准解释,并肩负着指导未来发展的重要使命,是指导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专解
中国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助推了中国经济崛起,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独具“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讲一般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一般,而是专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运行机理、支撑体系的科学说明。首先,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并重点研究价值规律作用的特殊形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其背后所体现的就是“市场经济”逻辑。在社会分工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简单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对所有类型的交换经济都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学说,就必然要对市场经济一般进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改变价值规律,但可以改变其作用形式。价值规律不可能作用于制度真空,没有完全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市场从来都不是独立于政府、法律、社会形态及道德准则之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社会主义制度背景,阐明价值规律的特殊运行方式,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图景”。其次,研究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特殊制度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撑体系进行明确而具体的说明。奥·兰格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优势就在于它“对特定的制度因素的精确而详细的说明,正是这一制度因素把资本主义从简单商品经济中区分了出来”。[4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分开来,具体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如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调节制度、对外开放制度和政策等,并揭示各制度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和协同机制。最后,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化的路径、结构的变革,将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核心命题进行深入剖析。“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动关系,“二者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将二者割裂起来、对立起来。”[4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做好这个功课,为新时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良好互动提供理论指导,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国家经济作用和地位的重点阐释
国家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理应得到重视。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对市场经济津津乐道,时常重点讨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忽略同市场互动的除了政府,还有如立法、司法、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尤其是中国作为市场经济“转轨”国家,国家不仅是推动者,也是市场经济的“当事人”。国家是一种经济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好坏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甚至连祭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一改往日的口吻,不再只关注于市场化和民主化,而是提出“当前国家之间的竞争核心是国家能力建设的竞争”[45]。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包含国家理论,并重点研究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以政党—国家关系作为基本命题。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把握方向、谋划全局、制定基本路线和经济战略,同时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目前,还没有一种经济学能完全阐明政党如何领导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对这一问题做出必要回答。其次,以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命题。面对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经历了从“国家管制”到“政府管理”再到“国家治理”的重大转变。在党的领导下,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和政府互动模式,形成了国家—社会联动互嵌的关系。国家、社会、市场联动一体,并没有陷入国家和社会“二元”对峙局面,国家积极发挥整体性、协同性作用,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归宿看,国家不仅要积极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同时还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坚决维护公民的利益需求、处理利益分化矛盾,并维护公众的福祉、社会的稳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因此,揭示和探究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关系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应然命题。最后,分析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担当”,以如何提升经济领域国家治理能力为重点命题。“治理”概念是“舶来品”,但“国家”与“治理”的有机结合则是中国的创造。[46]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国家治理能力不仅包含“有为政府”,同时还要依靠国家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等。健全的国家机构是政府治理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持续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中国社会从过去政府管理一元结构转型为多元共治结构,而这就需要通过国家治理降低共治成本,加强对各主体的约束,实现良性互动,在国家这个“宏大叙事”层面推动经济发展。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应该重点体现维护市场秩序、监管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财政转移与二次分配等方面。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时代对外经济合作“特色”问题的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和解决国家内部的经济治理问题,同时包含对外经济合作“特色”问题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实,重在揭示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坚持国家立场,发挥国家作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作用并没有被削弱,而是不断加强,各国只有求同存异、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并阐明中国经济开放的范围、程度、风险和隐患等问题,致力于积极“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第二,强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中国将长期处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共存、合作和竞争的环境中。世界经济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仍未改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将国家利益同世界利益联系起来,开展与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国家的经济合作,实现长期的合作共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进行研究,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侧重阐明中国经济对外合作的方式方法。第三,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形势进行研究,形成具有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全球化理论。由于早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因而全球化思想和理论也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引领下发展的。进入新时代,中国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同时西方出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等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特色理论基础上,构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全球化理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
四、结语
从政治经济学国家性的角度出发,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提供了一个更为精准和深刻的视角,不仅能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意性,也能更好地回应经济学理论是否应该具有国家特色的质疑,并可深刻体会其重要意义。从理论本身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它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中国特色”做出阐释,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了中国智慧。从实践发展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适应经济新常态、服务新时代“裕国富民”的理论,究其根本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脉相承。从国家和世界的重要意义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总结和反映,是对“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贡献”的理论凝炼。同时,从政治经济学国家性的角度理解“中国特色”,跳脱出囿于“就本身理解本身”的困境,站在世界和历史之维上聚焦“中国特色”。只有做到“知特色”才能更好地“建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和研究要坚持和发扬“中国特色”,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中汲取强大动力,不断拓宽理论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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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时家贤,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 思,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观视角研究”(编号:16YJA710021)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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