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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兼评简新华对

时间:2019-05-15 15:45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14卷 作者:王艺明、张兴祥 点击:
国内经济学界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如何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2018年3月,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对厦门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洪永淼教授系列论文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

一、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初步形成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1]正是由于列宁大胆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论”和“条件论”,社会主义才由理论变为了现实(张兴祥和洪永淼,2018)。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敢于突破教条,否则就谈不上创新和发展。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本身就是在继承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201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创新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理论。具体包括:经济新常态的理论,关于发展理念的新论断,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新论断,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论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论断,关于开放发展的新论断等。未来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应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共同富裕原则,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则,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同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原则,改革、发展、稳定三统一原则等。
  对于如何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指导性思想,“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社会实践不能照搬照抄抽象的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习近平,2014)。这个观点既适用于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适用于处于借鉴地位的西方经济学。“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任何舶来理论,都要考虑“水土相宜”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由“不服”到“服”中国“水土”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一文中说到:“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2]应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多了不行,而是脱离中国实际,只知道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论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多了不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运用应“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1976)。习近平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2008)。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行,“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样不行,借鉴和应用西方经济学,“必须立足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不能过分强调市场经济的共性而忽视其制度属性上的根本区别”(习近平,2001a)。
  习近平同志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后,国内经济学界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对如何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2014年以来,厦门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洪永淼教授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等文章(洪永淼,2014b,2016,2017,以下统称《洪文》),阐述了他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则发表了《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简新华,2018,以下简称《简文》),就《洪文》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观点提出质疑。《洪文》和《简文》中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见解,涉及到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和方法等重要问题。下文分别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别、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评估中国经济学现状、市场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学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阶级或制度属性等六个方面,就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评析,并阐述自己的观点。

二、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从简新华质疑洪永淼的学术观点说起

(一)关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别

   首先,《简文》讨论了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认为“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不是一回事”,而《洪文》中并未直接涉及该问题,因此属于《简文》自我衍生的议题。应该说,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般认为,经济制度是“指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编委会,1982),“经济基础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李秀林等,198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经济基础、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时,观点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列宁认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4]斯大林指出:“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的阶段上的经济制度。”[5]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6]。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中,经济制度就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不能说仅是经济制度”,这样的观点其实割裂了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制度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7]
   其次,《简文》针对《洪文》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侧重点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但《简文》的这个批评,无论从引证文献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可以说是“自说自话”。《洪文》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这里,我们必须先指出,《洪文》的上述观点表述无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表明:“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8]恩格斯亦揭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9]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在涉及这个问题时,也清晰地作了定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同时这种研究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2011)。据此,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或“侧重”研究生产关系,显然是正确的。至于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8)。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对此,习近平同志也作过评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的需要与资源配置、技术选择的关系进行比较详尽和深入的分析并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习近平,2001a)。
   既然《洪文》的观点表述无误,那么《简文》为何要强作批判呢?《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不同在于阶级性和科学性,用这个观点来批判《洪文》的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洪文》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资源如何优化配置,如果要反驳这个观点,那么应论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侧重”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不侧重”研究资源优化配置。而《简文》实际是用另一个层面的观点去批评别人的正确观点,这个批评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要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至少应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研究方法不同。《洪文》指出了前者,但并没有否定后者。《简文》实际上是用《洪文》没有否定的观点去否定《洪文》,是“为证观点强说错”了。
   再次,《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只研究生产关系,完全不研究生产力,更不是不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的解放、保护和发展”。找遍《洪文》,没有一个地方言及马克思“完全不研究生产力”,这是《简文》的“误读”,或无中生有。《洪文》援引了《资本论》中的如下论述:“我要在这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0]。对《资本论》的上述论述,习近平同志做如下分析:“马克思已准确无误地阐明《资本论》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当中的某一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而能够全面涵盖这些内容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习近平,2001a)。可见,至少在一些场合,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它涉及社会生产力的相关内容。正如孟捷(2016a)认为的,生产中的协作和分工关系即劳动关系(生产关系的一部分),不仅直接表现为生产力,而且某种意义上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是从正面直接论述社会生产力问题,因为马克思的研究目的不在于此。卫兴华(2004)在介绍《资本论》时指出,马克思“不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它之所以重在研究生产关系,是要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本质,给工人阶级提供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没有义务为资本主义制度出谋划策、提供资本家该这样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指导”。当然,当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必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对此,卫兴华(2016)言之甚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洪文》“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研究放在与生产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只关注或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的观点,与卫兴华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在19世纪70年代所谓‘边际革命’发生时才同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就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了。”关于两个理论“分道扬镳”的时点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及发展演变的过程。马克思从法律转向经济学的研究有一个过程,对此,马克思自己叙述得非常清楚:“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1]随后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资本论》为例,马克思的研究计划与出版计划正好相反,他首先从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的研究,系统地梳理了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随后,马克思逐步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再生产过程,而“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1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2011)。
(2)“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克服了它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2011)。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应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被其继承者彻底否定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巅峰是19世纪30年代,其后开始走下坡路,不断被其继承者庸俗化,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后进入新古典主义阶段。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了。对于这个问题,高鸿业和吴易风早就指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的任务之一便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高鸿业和吴易风,1988)。站到“对立面”,才谈得上“分道扬镳”,这个时点的判断与《洪文》是一致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版于1867年问世,第1卷的法文版和英文版分别于1872-1875和1886年出版,《资本论》第2卷、第3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分别于1885、1894和1904-1910年出版。而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各自的代表作。学术传播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在19世纪,从学术论著的发表、翻译和传播到各界的了解和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边际效用学派的著作可视为是同一个时期出现的经济学著作,将1870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的时间节点,无疑是恰当的。
   另一方面,《简文》也反对《洪文》关于西方经济学“逐渐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的观点。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流派林立,尽管也有新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分支,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来研究资源配置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简文》针对《洪文》“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的观点进行批判,而这个批判实际上是断章取义的。《洪文》所谓回归到“《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具体是指“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生产关系,当然这种研究也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12]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传统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卫兴华,2004)。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仍是首要任务。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繁重任务,解决好发展问题尤为紧迫”,“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习近平,2008),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注重研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正如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习近平,2018)。因此,《洪文》关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是契合时代命题的。另外,《洪文》提出回归《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目的是把研究生产力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这难道有错吗?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习近平,2016a)。既然马克思可以批判吸收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从而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我们不能批判借鉴亚当•斯密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
  《国富论》开篇就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也即,劳动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交换的发展对分工具有促进作用。亚当•斯密还是最早系统论述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两个不同概念,交换价值的源泉是生产任何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亚当•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正确地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他指出工资是工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利润和地租都是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从而在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上触及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亚当•斯密还表达了他同情工人的立场,谴责资本家通过收买政客来剥削工人。当然,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其局限性源于所处时代“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因此亚当•斯密没有研究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等问题。一直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13]《简文》认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论框架”,对《国富论》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足为训的。陈征(1991)指出,亚当•斯密的正确理论,经过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朱绍文(1987)亦指出,斯密所说的“经济人”绝不是“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而是“慎重之德”的主体承担者,也是“正义之德”的主体承担者;《国富论》代表了18世纪中下阶层即市民社会的要求;斯密认为一国国民的财富在于该国国民每年依靠劳动所生产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应,这种供应情况的好坏决定于该国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大小,以及其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寄生阶层人数的比例大小,这一极为简单明了的真理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简文》对《国富论》的全盘否定,就好比马克思形容费尔巴哈的,倒洗澡水时,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
   《国富论》既是一部系统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又是一部研究市场经济因何产生和如何运行的著作。目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时期,书中许多思想理论仍然有指导作用(马学亮,2016)。《洪文》认为:“《国富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经典的研究框架”。1992年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我国就一直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民营经济刚开始是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补充,到现在演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运用灵敏的经济信号及时对生产和需求进行协调等,《国富论》仍然有借鉴意义。
   其次,《简文》还过分关注于《国富论》的研究主题,认为其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关于其研究主题,纯粹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既涉及生产力发展,又涉及生产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哪个更主要完全取决于后人站在不同角度进行判断。
   最后,《简文》又对《洪文》中提到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提出质疑,认为其表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认为《洪文》讨论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简文》的这个批评是吹毛求疵、求全责备的。先不说中国现阶段根本不存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资产阶级”(当然,从《简文》的表述来看,其似乎认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是存在的)。回到《洪文》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我们要放到具体语境中去理解它到底说的是什么,绝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无中生有。《洪文》明确指出:“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政治经济学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已有不少文章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稍微有点语言逻辑的人,都知道《洪文》讨论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经济学界所探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4],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省“社会主义”四个字,并不改变《洪文》中表述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性质。《简文》硬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字眼塞进《洪文》缺省的地方,实乃是故意进行歪曲性的“解读”。
   不仅如此,《简文》还提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表述可能“给中国经济学的‘西化’留下后门”。前面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意犹未尽,后面再来一个“西化”,《简文》堪称戴“高帽”的高手。那么,何谓“西化”?我们知道,“西化”一词来自日本,属于舶来词,指的是使某个国家或地区单方面符合西方标准,蜕变成为符合“西方标准”或“西方文化”的社会状态。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包括洪永淼在内的国内学者积极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要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不能随便给他们扣上“西化”的帽子。另外,在学习和应用西方经济学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时,是否存在所谓“西化”的问题呢?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的,但它们也分别从不同层次、角度对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规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形成了一些适合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优秀成果”(习近平,1998)。可见,如果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合理的,是“优秀成果”,我们就要大胆地“拿来”,不能因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就神经过敏,因噎废食,什么都碰不得,一碰就拿“西化”的帽子来扣。当然,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生搬硬套,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必须重视人的复杂因素和关系所造成的复杂影响,必须重视发挥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切不可见物不见人,切不可套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去认识、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否则,无论愿望再好,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习近平,1998)。

(三)关于正确评估中国经济学现状

   《简文》对《洪文》的观点“很少有中国经济学家创立的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性经济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很少有“原创性经济理论”这个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洪文》讲的是“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较少,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设立至今,共有78位经济学家获奖,但获奖者中还没有中国经济学者;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很少介绍中国经济学者提出的理论,这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符的。习近平同志对此也提出期望和要求,就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要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习近平,2016b)。就目前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显然还没有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目标。
  《洪文》指出,“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充分接轨,导致研究成果未能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知的方式表达”,是“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较少的根本原因。《简文》则认为西方经济学界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主要原因,并认为中国无需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充分接轨”。《洪文》中“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接轨”指的是,国内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多数未采用数理建模和实证研究方法,仍以传统定性分析为主,而国外现代经济学研究多数采用数理建模或实证研究,写作语言上也以英文为主,因而存在“接轨”问题。《洪文》所说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与国际接轨指的是研究方法(数理建模和实证研究)和国际化语言的接轨。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数学方法的应用,他在1873年5月3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整理的材料,这是可能的)。”[1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采用数理建模方法的研究常被称为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的论文有不少发表在Econometrica等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上。同时,马克思本人也十分重视实证研究,高伟(2009)就指出:“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引用了大量的数据来验证自己的剩余价值率学说,使用工资率、不变资本损耗和最终出售价格数据计算了1871年曼彻斯特棉纺工业的剩余价值率是154%,1815年曼彻斯特小麦种植业的剩余价值率是100%。另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不断地使用官方数据来验证自己的其他理论,例如:在说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他使用官方数据比较了工业化的英国与封建时代的罗马尼亚的绝对剩余劳动生产;在说明资本集中问题时,他使用了收入税收统计数据来证明财富的集中程度;在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的二十三章第五部分‘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一节中,马克思更是引用了大量的经济数据来验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可见,马克思本人是重视实证研究的,他不遗余力地通过适当的经济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只是,由于所处时代计量经济方法的限制,以及统计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马克思本人所做的实证研究是非常有限的。习近平(2001c)也曾构建统计指标,采用量化方法测算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该文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被广泛引用。因此,我们采用数理建模和实证研究方法,“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可行和必要的,这也是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和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所必需的。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部分人,自己不愿尝试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就罢了,竟然还极力抵御别的学者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动辄斥之为“西化”,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其实于事无补。
   对于实证研究方法,习近平同志是赞许的,他指出,“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就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作者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习近平,2016a)。《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特色,就是搜集了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各阶层的财富和收入的历史数据,通过这些数据阐明了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而这种定量分析方法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比较缺乏的。针对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习近平同志强调除了历史和逻辑分析方法,“定量方法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习近平,2016a)。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客观的和严格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最好的经济分析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实证和规范的结合。在这方面,《资本论》可以说对经济制度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典范”(冯金华,2014)。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使用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是最前沿的。

(四)关于市场经济规律

   首先,《简文》就“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进行了讨论。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普遍存在,是可以用计量方法进行检验的,如果普遍存在,那么可视为一般规律。《简文》仅通过定性分析,实际上无法得出科学的论断。
   其次,《简文》又讨论了市场经济理论是由西方经济学创立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问题,认为“按照《洪文》的论述,好像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创立了市场经济理论”,然而细读《洪文》,其实并无这样的论述。《洪文》仅指出,“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没有考察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出现了真空,现代西方经济学自然地填补了这个漏洞”,这个观点何错之有?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习近平,1998)。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脱离市场经济,那么我国在进行市场经济机制设计,包括如何实现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运用灵敏的经济信号及时对生产和需求进行协调时,都可以也需要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习近平同志在谈及市场和政府作用时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2014)。而“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分别是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在《国富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习近平同志对于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确立了一个科学的指南。

(五)关于中国经济学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首先,对于“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洪文》的观点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思想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实践”,而《简文》认为是“创新、发展、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服务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本质上说,双方的观点并无什么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而《洪文》的观点体现在《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中国经济学之路》一章,该书出版时中央还未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那么《洪文》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且看《洪文》的表述:“在对待海外经济理论与研究中国经济的关系上,王亚南是他那个时代应用海外先进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典范。他的被称为‘中国式的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及回答了‘李约瑟难题’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的范本,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对我们学习、借鉴、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仍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洪文》进一步论述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与此相适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需不断地与时俱进,不能只停留在《资本论》的经典结论上,应该继续总结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的变化,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运行规律。对这些新变化与新现象,需要细致艰苦的调查与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索,而不是将马克思总结到他那个时代的结论直接套用到今天。”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洪文》的观点是非常明了的:我们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把它变成教条。对此,邓小平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6]实践证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死路一条。
   在对待西方经济理论上,洪永淼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明确指出:“诚然,有一些西方经济理论不能适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具体哪些理论不适用,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要因为有若干个西方经济理论可适用于中国经济研究,就全盘接受所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也不能因为有一些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就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吸收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上所有的合理有用的成分,为我所用,然后超越别人”(洪永淼,2014a)。综合以上论述,《洪文》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家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应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优秀成果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最终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担当。
   其次,《简文》认为《洪文》中的现代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不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洪文》持“兼容并包”的观点,他反对的是“将马克思总结到他那个时代的结论直接套用到今天”,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前文的引述,洪永淼已明白无误地指出,应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对于学术问题,可以持有不同的见解,但《简文》通过偷梁换柱、牵强附会的方式给《洪文》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这种做法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大相径庭。
   最后,《简文》对王亚南的观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也提出质疑。王亚南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是一样”,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既不能按图索骥似的套用现成的公式”,也不应“削足适履似的去应用”(王亚南,1987)。王亚南“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的观点与列宁(1976)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是一致的。对于王亚南的观点,前辈学者理解得非常透彻。如陶大镛(1991)认为,王亚南所要创立的“中国经济学”,决不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内,划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研究领域,恰恰相反,它正好是依据或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发现中国经济的特质、中国经济中的基本运动规律及其必然的演变趋势。即使在今天,王亚南的观点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仍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六)关于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阶级或制度属性

 《简文》对《洪文》关于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不带有任何阶级或制度属性的观点提出质疑。从双方的论述来看,对“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究竟指什么,二者有不同理解。《洪文》作者指出:“经济模型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表述形式与基本分析方法。……我们学习借鉴的是现代经济学先进的抽象思维与研究方法,至于具体经济模型的前提假设条件、参数取值范围、解释变量数量的多少、函数形式等均有可能与西方经济模型不同。我们应借鉴其模型的理念,并结合我国实际,改造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型,以便为我所用”,“验证一个经济理论是否能够解释现实,必须用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就是使用经济观测数据,采用适合经济数据特点的统计方法,估计、验证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有效性。计量经济学是连结理论与现实的桥梁。”(洪永淼,2014a)从以上论述看,《洪文》所说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指的是在经济学研究中采用的数理建模和实证研究方法。数理建模和实证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广泛应用,前文分析指出,数理建模和实证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同样可以应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②)编辑研究专家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2017)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Ⅱ部分新发表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数学手稿和马恩书信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马克思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将数学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目的是要通过数学方法找出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规律,并对自己的系列经济学概念,包括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和平均利润等等进行逻辑推导。而且,马克思是出于经济学目的而从事数学研究的。除将数学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外(前文已言及),马克思本人还很重视实证研究,不遗余力地通过适当的经济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习近平(2001c)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阶段的界定、农村市场化的成绩和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时说过:“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应该能够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他还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同时强调“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并且指出,“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习近平,2016a)。
   著名老一辈经济学家汪同三指出,我们的数量经济学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马克思那儿继承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关系的时候使用的是数学公式。等于号是简单再生产,大于号是扩大再生产。虽然马克思所用的数学,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能够把数学在经济学中运用到这个程度是非常不简单的。马克思讲,任何一门科学只有能用数学表达才能称为真正的科学。这个很有先见之明”。他进一步指出,“研究方法,特别是把数学运用到经济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因为它论证了共产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同时,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最科学的、最先进的”,“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徒子徒孙,但是我们经常不仅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理念弄歪了,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研究方法也给抛弃了”,不过,“在前苏联至少有经济数学,他们意识到了经济是需要数学的,数学可以提高经济学研究水平”(李雪慧,2018)。
   综上,数理建模和实证研究方法属于工具性范畴,不具有阶级或制度属性,人人可用,而且应该好好用,[17]因为“有科学方法,才能支持实事求是”(李雪慧,2018)。

    三、结论与建议

   关于如何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提出指导性意见,即“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与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并行不悖,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在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和经济学研究中,都贯穿着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例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他指出,由于存在综合国力不强、经济增长速度慢、市场化程度不高、贫富差距大、人口素质整体水平不高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二元结构等问题,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需要向发展经济学寻找理论借鉴(习近平,2001b)。当然,习近平同志又强调,我们既要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又要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不照单全收、不舍本逐末、不食洋不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习近平同志论著颇丰,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在学习、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理论空间十分广阔,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将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2008),“不能抱残守缺,只认某一种理论为‘正宗’,对其他正确的理论观点视而不见或视为异端”(习近平,2001a),要明白,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我们既要在“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习近平,2016b)。
   现在国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些人,一提西方经济学就斥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所谓庸俗经济学,马克思指的是当时出现的一些为资本家利益辩护的经济学说,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8]而不是全部。然而一些人不加分辨,将其适用范围无限扩大,甚至用于指称现代西方经济学,实乃大谬。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鸿业(1985)就已指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许多被认为有用的东西往往根本与庸俗经济学无关。”尹伯成(2006)指出,西方经济学“微观理论中的供求理论、企业和市场决定产量和价格的理论以及市场失灵理论等,宏观理论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IS-LM和AS-AD分析理论、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和波动理论等,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等”,“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孟捷(2016b)也指出,马克思认为18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从此以后就是庸俗经济学当道,这个判断对于19世纪中叶的形势而言是正确的,但不能教条地运用到今天。他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其实和马克思当年一样,既面临着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也面临着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后者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笼统地将“西方”经济理论排斥在外,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愚蠢的。不分青红皂白,将西方经济学一律贴上“庸俗经济学”的标签,就有理由将其一棍子打死了,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习近平同志的相关论述和思想,对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极其有害的。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秉持一种开放性的胸怀,放眼世界,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这样才能实现理论上的超越,才能真正让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古典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孟捷,2016b)。最后,用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来总结本文:“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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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第58卷),第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 引自毛胜、王兵,2010:《毛泽东为啥说“马克思主义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红旗文稿》,第11期。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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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本论》(第1卷),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资本论》(第1卷),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 孟捷(2018)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国内讨论政治经济学,约定俗成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其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一些学者每年发布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所报告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89-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 本文作者之一也应用现代经济方法——理论建模与实证研究,开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详见王艺明(2017)、王艺明和胡久凯(2018)、王艺明和刘一鸣(2018)等。
[18]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到的庸俗经济学主要指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尔萨斯以及后来的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1830-1848年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西尼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法国的巴师夏(陈征,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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