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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开放

时间:2019-05-15 15:54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14 卷 作者:卢荻 点击: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对这个历程的分析、评价各式各样,大都蕴含著对未来走向的判断或要求。因此,这其中就不乏各种纯是执着于立场信仰的评论,在学术上则表现为纯是以理论建构的理想化模式来对照、评价现实,这种做法在知识上和实践上都很有导向偏颇的风险。本文试图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对这个历程的分析、评价各式各样,大都蕴含着对未来走向的判断或要求。因此,这其中就不乏各种纯是执着于立场或信仰的评论,在学术上则表现为纯是以理论建构的理想化模式来对照、评价现实,这种做法在知识上和实践上都很有导向偏颇的风险。本文试图另辟蹊径,透过历史视角考察改革开放,以其实际历程中的“典型化事实”为基础,建构与之相一致的解说。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置于国际比较视野,以凸显中国表现的特殊性;进而再将这些特殊性联系到在此期间世界范围的制度变革及其发展后果,即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由此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一些虽是初步但有现实基础的判断、评价。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的国际比较

   任何对改革开放历程的评价,都必须以它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基础,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就经济增长表现看,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最全面的量度指标,中国在1978-2017年间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9.51%,相对于1952-1978年间的6.15%明显增长加速。以人均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计,在这两段期间分别录得8.56%和4.14%,前者更是后者的两倍有多。[1]
   诚然,GDP增长只是反映了经济总量的扩张,至多是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的提升,而非社会发展本身。改革开放的批评或质疑者一般指出,在此期间其实存在着多种背离社会发展的情况,诸如收入分化、环境破坏、劳动条件恶化,以至政治和社会压力持续等等。[2]姑勿论这些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实,其影响始终会被整体性的社会发展指标包括进去。
   种种社会发展指标中最具整体性的应该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5.86岁提高至2016年的76.25岁,近四十年间提高了10岁,比1966-1978年间的提高14岁,这好像并不怎么突出,至少远逊于经济增长表现。不过,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自有其规律,在既有医疗技术的限制下,当超过了特定的年龄临界点,就会出现提高速度放缓的现象。一个较为合理的量度方法是将中国的表现放在世界范围作比较,在196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低1岁,至1978年已经比后者高6岁,至2016年则比后者高5岁,虽则中国直至本世纪初才从低收入经济体迈进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
   总括而言,改革开放年代的社会发展表现,不仅就纵向历史比较而言值得表扬,而且就横向世界范围比较而言也相当出色。中国在1966-1978年期间的发展表现主要是依靠其政治和社会体制(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提供的普及化农村医疗系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表现则应该是有赖于物质条件的提升:在1978-2017年间,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仅达2.70%(加上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则是2.57%),而中国的增长率是它的三倍有多。
   一旦承认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增长表现优异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表现的成因或动力是什么?“改革开放就是答案”——这是最常见的来自官方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符合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有关后进发展的主导意识形态,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官方的说法较为笼统,因而以华盛顿共识来解释中国经验确实很有成为主流的大势,尤其是可以简化为增长是来自经济市场化、融入世界市场,以及私有部门的扩展等等,总之诉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信条。
   然而这种解释很有将市场“物化”,也即神学化、迷信化的味道,以非历史的理论模式来观照、要求历史,面对现实时总显得左支右绌。首先就显得放之四海而皆不准。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普遍推行市场化改革,却并没有得到所承诺的发展业绩;正如所上述,在1978-2017年期间,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仅达2.57%,如果从中撇除人口占比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余下的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就更令人失望了。再看中国本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部门占绝对主导,之后公有制部门确实大为萎缩,但至今仍是控制着战略性产业,而整体经济的发展道路是以快速资本深化而非劳动密集为主导,都是根本偏离了市场原则。
   因此,必须破除物化式认识障碍,必须有远比华盛顿共识全面和细致的认识框架,方能解释中国的经济表现,从而恰当评价改革开放的建树和不足。但无论是哪个框架,首先必须有一个认识: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始终是资本积累,经济体制的作用在于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并配置到生产性部门上。在1980-2016年间,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即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40%的水平,比之前十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 ;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则从之前十年的平均27%下降至1980-2016年的24%,同期发达国家则从27%下降至23%。显然,正是投资率的差异,促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加速,以及远超世界范围后进发展的表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都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持续至今。下文的论述将阐明,新自由主义的特性是经济金融化,也即金融投机活动愈趋占据主导,排挤生产性投资,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投资率在全球化年代不升反降的局面。其后果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呈现为去工业化趋势,只是前者作为金融化的发源地和集中地,去工业化趋势远为迅猛,包括大量制造业的快速向外转移。
   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的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经济体。至2016年,中国稳据全球第一工业国的位置,工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占全球的22%和26%,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日本两国的总和。而制造业的特征,一方面是本身具有规模和范围效益的潜质,另一方面是能够推动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由此,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包括大量非生产性活动的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却在改革开放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性经济体,而同期的快速经济增长正是与此相联系。
   全球范围的产业布局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应该是机遇相同,但为什么只有中国得以如此快速推进工业化?显然,在全球化之外,还有中国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上文强调的高投资率是其一,改革开放之前已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是其二,中国经济本身的需求规模的扩张是其三,这三者都有赖于内部的制度和结构条件的支撑。解析、阐明这些支撑条件的形成和运作,也就成为评价改革开放的关键。

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信条与系统逻辑

   “新自由主义”一词,作为对全球化年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概括,发端于拉丁美洲;在英语世界大约是自新世纪以来开始流行,至2007-2008年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爆发并演化成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这个词汇就成了公共空间的惯常用语。
   据英国经济学者萨德-费洛(Alfredo Saad-Filho)的分析,在学术文献以至公共舆论中,新自由主义一词可以从四个层面上理解: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奥地利-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二是经济政策,构成了声名显赫的华盛顿共识;三是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战略,代表者是美国里根(Ronald W. Regan)政府和英国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政府等右翼建制的作为;四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运作逻辑,表现为普遍的资本投机化和劳动非正式化、临时工化。[3]这其中最清晰可辨的是经济政策。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华盛顿建制”及其遍布世界的附庸的三代政策信条: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市场和外贸自由化、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公共资产资源的私有化,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金融(尤其是对外金融)的自由化。
   这些信条的核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其经济学基础如是,就连IMF的官方文件也是以此自居和自豪。将这个立场表述得最为直白的是2000年秋季的IMF刊物《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该报告是作为对此前二十年全球化进程的总结,而这二十年却正是世界范围的“发展失落,尽管普遍推行市场化改革”(这是世界银行当时一篇论文的主题 ),这其中以苏联集团国家的“休克萧条”最为惨烈,以原先有着“发展奇迹”的东亚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最为触目。[4]
   IMF对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解释是一如既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断言危机纯是因为经济体内部制度违反市场原则所致,即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又称“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解释及其相应政策要求,甚至招致了华盛顿建制一度出现内部争论、分裂,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严厉批评IMF无视危机主要是源自世界市场的金融投机化。同样的批评还来自活跃于国际舆论界的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而他却是之前主导苏联集团国家“休克疗法” (Shock Therapy)改革的顾问。只是这些批评者始终无法撼动新自由主义信条和建制,当时萨克斯早已被边缘化,而斯蒂格利茨也在建制运作下被提前解除了在世界银行的职位。
   上述IMF以至整体华盛顿建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自诩,并非纯是认识或信仰使然,更根本是有现实利益的勾连,因而自是不会容忍任何异端的挑战。事实上,大约是自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有一个说法就深受建制批评者认同,即所谓“华尔街-美国财政部-IMF”这个综合体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个说法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着深层的逻辑一致性。
   “华盛顿共识”的三代政策信条,归根究底,是要使得所有的资产资源都变成可作金融交易,以便利资本流动追求最高水平的利润回报,这就是要系统推动经济金融化。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逻辑,而金融霸权则佔据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位置。[5]
   如前所述,金融化,也即资本日益转向投机活动,势必挤压生产性的长期投资。这种挤压效应同时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压抑消费增长。结果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走向系统性需求不足的内在倾向,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投机活动聚焦于分配利润,而不是创造利润,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首先在金融领域以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崩溃的方式爆发。简而言之,金融化的逻辑导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续。
   然而诡异的是,在现实中,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金融化确实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解释这一悖论的是“掠夺性积累”,也即通过覆盖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来压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抵消生产性投资不足对资本积累的负面作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积累的主要基础,是将原来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产性资源纳入其中,包括金融掠夺以及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吸纳进来。后一种积累途径,表现为世界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扩张速度快于劳动力需求的扩张速度,构成了所谓“逐底竞争”(即发展中国家竞相削减劳动者权益以维持产业竞争力)的趋势。[6]
   “掠夺性积累”这个概念,是由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哈维(David Harvey)所提出的,他的论述倾向于强调金融掠夺活动,而淡化劳动力吸纳的重要性。这个倾向既有理论上也有实证上的缘由。从理论上讲,在金融化背景下,资本总体上倾向于通过投机而不是生产来获得利润。但凡有一点可能,特定地域的资本都要从当地的投入-产出构造中抽身。但是,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转不可能脱离生产,于是从事生产的资本惟有尽量避免大规模的沉淀投资,同时最大限度地用劳动代替资本。从现实上来看,正如批判金融化的论者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华尔街-美国财政部-IMF”这个综合体所主导。在全球化导致的一系列发展危机中,都能见到金融投机下的掠夺活动,最显著的事例是苏联集团解体后的市场转型和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7]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吸纳对于掠夺性积累同样极其重要。一方面,从全球化时代劳动力吸纳的规模之大,就能反映出其在系统意义上的重要性。据IMF估计,在1980-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人数大致上翻了两番,新增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如此快速的劳动力增长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 (“现代-传统”二元化结构中“现代部门”的劳动力无限量供给)格局: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无限量供应的劳动力等待着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雇佣。
   在这种情形下,全球发展势必在扩张时期问题重重,在危机期间则受到毁灭性打击。在劳动力吸纳的扩张时期,劳资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意味着经济剩余从“南方”流向“北方 ”,发展中经济体被困于“低技术、低工资”的陷阱。在危机期间,相关的发展中经济体则首当其冲地受到需求不足的打击,特别是因为低工资,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形成内部的大众消费市场作为抵消外部冲击的缓冲。掠夺性的金融由是登场,陷入危机的发展中经济体更受劫难。
   总括而言,本文附图的上半部分的逻辑链描绘了全球化年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积累逻辑。发端于“北方”的金融化挤压了生产性投资,导致需求不足,于是持续的金融化就愈来愈依赖于掠夺性积累,也即攫取“南方”的经济剩余。这个过程由掠夺性的金融活动和劳动力吸纳共同构成。掠夺过程既可以是平和的,也即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交纳铸币税(被迫持有巨额的外汇金融资产);也可以是暴力的,即危机期间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性资源的全方位快速劫掠。劳动力吸纳大多发生在经济扩张期间。通过创造“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经济剩余从劳动力流向资本,因而从“南方”流向“北方”就成为系统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发展中经济体或许能从这种劳动力吸纳过程中获益,前提是它们必须能够留存部分(哪怕是比例远低于被“北方”抽走的)经济剩余,并且能够有效率地将这些剩余配置到生产性部门上,使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以至于抵消经济剩余外流的损失。然而,在生产性投资萎缩效应盛行和“逐底竞争”的背景下,这种获益的经济体只能是特例,不可能是常态——而中国恰恰就是一个特例。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的演化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究竟是一个剥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是一个承受剥夺的经济体呢?又,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活动的“走出去”,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了上述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积累逻辑呢?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于理解世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先从劳动力吸纳的角度分析。一般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至今,中国走的是一条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将中国的劳动力纳入世界市场在塑造“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前面提到,根据IMF估计,在1980-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人数翻了两番。这个估计是在按照各国出口对GDP的比重调整了劳动力数据后,将各国的数据加总而得。本文在此使用一个更加直观的数据描述:在2005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人数是1980年的2.28倍,来自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在2005年是1980年的3.79倍,来自中国的数量在2005年是1980年的8.65倍。换一个角度看,在1980-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新增劳动者中有一半来自中国。中国工人占世界工人总数的比重从1980年的8%增加到2005年的32%(尽管近年来该比例有所下降,到2013年降为19%)。[8]
   伴随着劳动力吸纳的是上文所述的掠夺性积累对后进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中的“富士康模式”饱受诟病,作为跨国资本控制下的血汗工厂的典型代表,经常被用来表明中国经济的“世界工厂”特征。富士康模式代表了所有的发展缺陷,包括微观层面的低资本-劳动比率、高劳动强度、极度异化的生产组织和劳动环境、低工资,以及宏观层面的消费不足问题。遵循这种模式的结果是经济扩张时剩余流出,经济危机时产能过剩。
   然而,富士康模式真的能代表中国经济吗?或许,它至多只能代表加工贸易部门——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最终产品后再向世界市场出口。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加工贸易项下的出口一直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以净出口与总出口的比率粗略地作为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率,这个比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0%逐步增加至2009年高峰的45%,而以此计算2009年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也只是仅占当年中国GDP的5%左右。换言之,中国经济其实存在着某种二元结构,加工贸易只不过是一个“飞地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分量很有限。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的主流,其实并不是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尤其是自世纪之交以来,总出口中机械与运输设备占比不断提高、即便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实际工资持续上升、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等等,都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不是支撑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持续快速的生产性投资增长,以及在世界经济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对的非金融化,是远为重要的因素。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就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也即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1950-1973年期间的经济模式——的趋势,表现为消费和投资、工资和和生产率、就业和产出都是同方向和按比例地持续快速增长。正是在此模式的作用下,中国才能维持收入增长,从发展中经济体大量吸收大宗初级产品。而这样的进口规模,加上富士康模式倾向于压低出口价格,也就解释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为什么会愈趋恶化,为后者提供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极为难得的资本积累来源。[9]
   再来分析一下金融掠夺问题。最明显可见的是铸币税,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持续流向发达国家。这其中最引人触目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持有外汇金融资产的大量增加。单就官方外汇储备而言,若以能够满足多少个月的进口支付来衡量,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规模从1995年底的4个月增加至2014年底的11个月,中国的储备规模则从7个月暴增至21个月;相形之下,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一直维持在2至3个月的低水平。[10]
   这种资本大规模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情况,与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承诺完全相反——后者承诺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发展中国家普遍吸取了1997-1998年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教训:面对全球经济的日益金融化,一国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抵御金融投机、保护货币稳定。但是这样做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储备回报率长期走低的情况下,积累外汇储备实质上就是向储备货币发行国交纳铸币税,这构成了经济剩余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流向金融霸权国家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情况最为极端,除了世界市场金融投机压力之外,还得面对经济学家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和施纳布林(Gunther Schnabl)所提的“货币错配”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中国有着最大量的贸易顺差,然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却不足以支撑这个顺差,因此不得不持续积累外汇储备。更加糟糕的是,迫于贸易伙伴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的压力,中国不得不让人民币在2005年之后的近十年间持续升值,而升值预期又导致大量“热钱”涌入,进一步推高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错配的成本不仅是经济剩余外流让中国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它还严重制约了中国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空间。[11]
   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发展中国家更加受害于金融霸权和金融掠夺。在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大量“热钱”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些货币流通量通过金融杠杆被放大,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资产泡沫。在2015年以后,“热钱”又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再次透过杠杆效应,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泡沫破裂。全球金融霸权操作下的“热钱”流进和流出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2015年中国由于资本外逃流失外汇一般估计达6000至8000亿美元,当年A股市场的股灾和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本币贬值压力,都在很大程度上与“热钱”的流动有关。幸好中国迄今基本上仍然能够管控资本账户的核心项目,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受到的损失还不算特别严重。[12]
   麦金农和施纳布林归纳了中国领导层应对“货币错配”的政策取向,即在2008年以后,中国加快了放开国内金融市场的步伐,期望以此强化跨国资本持有人民币的信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作为美元的替代。然而,在国际货币体系既有霸权格局之下,尤其是经济衰退期间霸权运作导致金融投机活动加剧,中国的上述政策取向问题丛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放开国内金融市场让“热钱”流动更加方便,导致国内资产市场剧烈波动;金融投机活动更严重地挤压了生产性投资,促使中国的生产性企业也愈来愈投机化。中国的领导层由是面临两难选择:如果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政治经济秩序不变,那么人民币按照这种方式国际化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通过中国经济的金融化从全球金融霸权中分得一杯羹,即让中国完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更加可能的结果是中国被世界金融霸权所俘获和劫掠。
   归纳起来,本文附图的下半部分的逻辑链描述了中国在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性积累逻辑中的位置。中国一方面顺从了这个逻辑,表现为生产领域上的富士康模式,以及金融领域一定程度上被国际投机利益所裹挟或俘获。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在抵抗这个逻辑,表现为趋向“黄金时代模式”的制度结构安排。近年来,中国领导层倡议启动了“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以重塑世界经济图景。这些国际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在让金融资本为生产性经济活动服务的方式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不是加入现存的、投机导向的全球金融霸权。中国寻求替代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性积累逻辑的努力能否成功,这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而且对全世界的发展前景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四、结论和展望

   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逻辑,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对于理解上文所述的世界范围的制度变革及其发展后果以及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演化都是必需的。这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深究:
   第一,IMF在2000年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承认全球化前二十年世界发展失落,尤其是苏联集团国家的“休克萧条”远离政策设定的承诺,这种承认过失的态度在随后因应实际经济情况的起伏而时有浮现,至2016年旗舰刊物《金融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中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推销过度了?〉(Neoliberalism: Oversold?)这篇总结性文章可说是达到高峰。然而,这种承认不仅很有限度,甚至有可能是为了掩护更根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信条。在新世纪至今,与华盛顿建制相关联的政策和经济研究主题,诸如金融发展的法律制度基础、市场与宪政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殖民地制度遗产的正面意义等等,重申原有的承诺和对寻求市场原教旨主义替代模式的否定,终究也是为了服务上述的资本积累的系统性运作逻辑。[13]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旦(放弃革命而)决定改革开放对接以至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就无法不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性运作逻辑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制性,这就不是简单的政策信条能否、是否选择的问题。因此,纵使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在直至今日的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其政治经济变革路径始终为世界范围的强制性与寻求自主发展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竞争所主导。仅就经济层面而言,在2008年之前主导的是富士康模式(劳动密集和低工资模式)与黄金时代模式(资本深化和高工资模式)的竞争,在2008年之后主导的是“金融投机化”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竞争。
   第三,上文对新自由主义的阐释,仅是聚焦于它的现实向度,即政策信条及其推行,并没有涉及它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向度。既然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中具有系统意义,它的意识形态内涵也就往往被包装成普世价值来作为政治鼓动力量,极具魅惑作用。而按照上文的论述,落实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却往往与价值本身相去甚远,所谓的“普世价值政治”实际上却是社会发展失落和人道灾难的代名词。正是这种缺陷使得政治鼓动者有机可乘,夺权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成事之后面对经济发展失落和灾难就推卸责任,说这是现实的错,不是意识形态的错。
   上文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概括,核心论题是认为中国经济迄今始终是以生产性活动为主流导向,集中表现在生产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上,而这种增长又是以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结构条件为基础,尤其是体现在朝向黄金时代模式的消费与投资、工资与生产率的同方向按比例增长的趋势上。与此相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个人化理性选择,要使得所有的资源和资产都可用于金融交易,其逻辑后果是经济金融化,其经济制度和结构基础是生产性投资萎缩和收入分化。显然,两相比较,黄金时代模式远比新自由主义更能切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还有其政治基础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以个人替代社会、以资本的自由替代公民的自由,然而“(个人化的)自由至上”毕竟也有可能被包装成普世价值言说,甚至于“历史终结论”的极端宣示。黄金时代模式的实质是劳资之间的阶级谈判和妥协,一定程度上以限制资本的自由、维护福利社会来支撑这种妥协,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全民名目的)民主至上”同样也有可能被包装成普世价值言说,甚至乎在冷战时代出现了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论 ”。如果现实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在未来年代真的是以趋向黄金时代模式为主导(而且透过“走出去”向外扩散),如何超越黄金时代模式,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呢?
 
 

 
 
 
 

 


[1] 本文统计数据来源,除特地注明外,中国本身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国际比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2018年10月28日登录获取)。
[2] Hart-Landsberg, Martin,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a special issue of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4. 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uang, Philip. “Profit-making state firms and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tate Capitalism’ o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Modern China, 38, 6 (2012): 591- 629.
[3] Alfredo Saad-Filho, “Neoliberalism”, in David M. Brennan et a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ian Economics, (Routledge 2017).
[4] William Easterly,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no. 2, (June 2001): 135-157.
[5] Bhagwati, J. 2004.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de, R.H. 2006. ‘Choking the South’, New Left Review, 38: 115-127.
[6] Chan, A. 2003. ‘A “race to the bottom”: 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labour standards’, China Perspectives, no.46, 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259. Foster, J.B. and R. McChesney 2012. The Endless Crisis: How Monopoly Finance Capital Produces Stagnation and Upheaval from the USA to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art-Landsberg M. and P. Burkett 2011. ‘The Chinese reform experience: a crit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3 (1): 56-76.
[7] David Harvey关于“掠夺性积累”的系统论述,见: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署(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网站,作者2016年5月8日登录获取。
[9] 关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变革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的论述,可参阅Dic Lo, “China confronts the Great Recession: ‘rebalancing’ neoliberalism, or else?’, International Papers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6, : 232-269.
[10] 数据来源为IMF《国际金融统计》和COFFER数据库,作者2015年5月17日登录获取。
[11] Ronald McKinnon and Gunther Schnabl, “China’s financial conundrum and global imbalances”, BIS Working Papers no.277 (2009),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http://www.bis.org/publ/work277.pdf; “China’s exchange rate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the conflicted emergence of the RMB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China & World Economy, 22, no.3, (2014): 1-34.
[12] Dic Lo, “Perspectives on China’s systematic impact on late industrialization: a critical appraisal”,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3] Jonathan D. Ostry, Prakash Loungani, and Davide Furceri, “Neoliberalism: Oversold?” ,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53, no.2 (2016):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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