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中国发展 >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蕴及实现路径

时间:2019-04-03 08:22来源:《经济纵横》2019年3期 作者:吕守军,代 政 点击: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未来发展趋势、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做出的深刻判断,体现着深刻的理论意蕴。即高质量发展是追求更高的使用价值,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遵循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高质量发展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高质量发展源于马克思主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进一步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新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未来发展趋势、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做出的深刻判断。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时代背景,深入挖掘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根源及思想演进,深入理解高质量发展丰富的现实意义,并探讨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高质量发展提出的现实背景
从国内环境看,首先,截至2018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 000美元,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较低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向较高层次、较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反映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限制已从落后的生产力转变为低质量的发展模式。[1]因此,必须以质量革命为主线继续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努力满足广大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美好愿景与强烈诉求。其次,自2012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速已经降到8%以下,正在经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强调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唯GDP论”的单一增长模式,强调用增长促进发展、用发展优化增长的协调对称关系。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也必然导致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并对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提出更高要求。最后,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环境资源和生产要素大量投入的基础之上,是粗放型发展模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当前,要素的规模驱动力正在减弱,环境的承载力已经接近上限,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2]落后发展模式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逐步凸显,并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阻碍。
从国际环境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经济全球化逆潮及美国强权政治的复苏都为我国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一些西方媒体对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短期波动及因此发生的制度变迁却有了严重误判,“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等舆论甚嚣尘上,意识形态斗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国际社会愈演愈烈。但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百年之前故步自封的“东亚病夫”,随着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发展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我国始终坚持以大国胸襟和大国担当,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加大开放力度、深化区域合作,以中国发展带动全球协同发展,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个新时代的战略安排是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节点。无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展都是第一要务,是实现一切目标的根本途径。因此,“怎样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成为党和国家急需回答的重要现实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强烈的使命担当、宏大的战略格局,提出高质量发展,这是适应我国目前发展现阶段特点的必然要求,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时代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蕴
(一)高质量发展是追求更高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形式下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一般的物质属性,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且“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3]因此,无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特征都应是社会所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但由于使用价值本身难以计量,人们往往以交换价值为工具,凭借“量—质对称”原理衡量社会商品使用价值量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开始大行其道,主张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人类反而因货币的存在被赋予了差异化的社会地位,以GDP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心向扩大生产规模倾斜且相对忽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平衡趋于打破,经济运行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具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追求交换价值的高速增长阶段往往率先登上历史舞台,并使社会生产力在短时间内获得极大提高,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便是对此的最好印证;第二,基于工具理性的高速增长会导致狂热的物质功利主义盛行,社会、经济、民生问题广泛积聚,并成为限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此时,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摆脱高速发展遗留问题的泥潭,使社会经济发展回归“创造更多使用价值”的本真?而追求更高的使用价值正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决不能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独立存在,并且“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4]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和经济发展应是人与特定社会形式之间互动的结果,经济发展必须兼顾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才有意义。基于此,马克思将人的个体发展程度视作评判社会进步的标准,并以此为据将人类社会分为三种社会形态。他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即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的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这种初级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极度落后,生产资料极度匮乏,人类凭借最原始的生存理性相互依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货币的诞生,商品交换有了物质基础和媒介,人可以按照个人需求进行交换,用以交换的集市和城市应运而生,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多元化特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形态逐步形成。因此,马克思认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进一步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也做出预言,认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5]在这一社会形态下,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人类摆脱了“物”的束缚,人与人之间不再因货币这样的价值符号而有等级的差异,自由、公平和平等成为人类社会共通的普世价值。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可见,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而人的全面发展不取决于人的观念和意志,而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变化。[7]因此,必须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社会关系结构、提升社会生活质量,实现个体素质和个体技能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的辩证统一及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高质量发展重要的理论意蕴之一。
(三)高质量发展遵循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高质量发展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遵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对于“矛盾”和“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创性贡献。马克思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这种社会革命在和平发展的今天,表现为人们对于落后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的自觉变革和改革。改革开放初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经济产出无法满足个人用于交换的商品数量的需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也相应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全面发展,国民收入持续增长,个人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产品质量的需求大幅提高,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未能及时调整到位,老旧的生产关系成为掣肘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不能直接引申于其它的发展阶段。”[9]时代的变迁也将我国经济发展带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以交换经济计算的产品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和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10]基本特征的变化也导致这一阶段的发展规律必然发生深刻变化,国家的发展理念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变,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规律:通过优化生产方式、调整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从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个人发展需求。
(四)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都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的科学指引,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要求进一步转变方式、优化结构、转换动力、激发潜力。具体而言,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开放性与分享性的综合,是生产要素投入低、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质量型发展。[11]高质量发展主要涵盖以下五个领域:经济发展高质量、城乡发展高质量、生态环境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与人民生活高质量。[12]而这五个领域与“五大发展理念”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城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绿色是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开放是高质量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共享是人民生活高质量的普遍形态。要走好、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就必须真正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因此,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表现形式,高质量发展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前提和根本目标。
(五)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关联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方面的具体措施,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已有研究表明,国家治理的水平、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水平及国家治理能力水平成正比,与国家治理成本成反比。[13]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水平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从结构上推动了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发展,推动了体制、机制、政策、法律之间协调关系的形成,推动了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可有效提升党和国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提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和自身事务的能力,提升政府整合国内外资源和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的能力,提升社会调控危机和风险的能力。从减少国家治理成本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要求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而激发社会各类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调整社会整体的资源分配结构,通过发展模式变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构造坚实的社会底盘,最终形成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六)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重要推动力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以科学技术创新带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升,而科学技术创新也是推动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14]并且“使用机械化和普遍应用科学原理是(工业体系)进步的动力”。[15]他还进一步阐释了生产力发展与科学技术创新之间的动态关系,“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16]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对更高科学技术水平的需求,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而科学技术的短板在制造业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结构上看,我国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等传统产业的产能相对过剩,而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现代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制造业结构调整为核心,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必须以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为依托。以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业已成为当前国际制造业竞争乃至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的核心参考,而由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不竭动力。此外,虽然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但与核心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国家成为工业强国的组织基础,只有制度安排中那些异质性成分,才能在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形成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17]新技术的研发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都必须以符合国情的制度设计为基础,政府的宏观政策决定了国家经济和制造业核心能力的发展方向,政府的组织能力构建了专业型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成才之路,政府的资金支持提升了技术创新的激励水平。无论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想要建构以科技创新为新动力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都必须通过祛除传统制造业中的过剩产能,实现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通过前沿领域的技术创新,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通过深化科技制度改革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因此,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重要推动力,二者的核心关联在于科学技术创新。
(七)高质量发展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马克思将贫困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指出资本主义“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8]因此,为了消除贫困,就必须完全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真正的主人,从而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存在贫困呢?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着深刻论述,指出“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19]但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0]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带领亿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致富,这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反贫困上的优越性。但也要看到,近40年来城乡差异化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愈发尖锐,农村贫困问题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之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受制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户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资料相对匮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然是农村的主要社会形态,发展现代农业缺乏基本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产业发展更是没基础、少条件、没项目,即使有少量的项目也多体现出产业结构单一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有限,对贫困群众的带动作用有限。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变革,可以为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将更多的农民从土地劳作中解放出来,使其进入第二、三产业劳动,并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实现个人、家庭、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因此,高质量发展可以提高农村地区的生产力,优化社会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全社会的绩效改进,为农村人口真脱贫、脱真贫提供技术和制度支撑。
总之,高质量发展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是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同时,高质量发展虽然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但其理论渊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思想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个体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通过智能改造、绿色改造、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内部转型,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扩大高附加值的中高端产品比例,使传统行业焕发新活力、形成竞争新优势。对传统老牌企业进行重点支持,弘扬优良传统,深挖品牌价值,引导“老字号”创新经营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对部分“僵尸企业”进行集中“断奶”,坚决破除无效供给,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此外,要重点培育一批新兴科技创新企业品牌,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灵活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老协同的全新发展局面。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府不仅是管理者和规划者,更应该是参与者、先行者和示范者。而“放管服”改革是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形成国家治理新局面的关键举措。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在电子政务、多证合一、智慧城市等领域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基于此,应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政审服务便民化、信息化,构建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并通过社会调研、民主评议会等方式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不断完善和健全政府服务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宽松便捷的制度环境。在深化服务改革的同时,也要强化市场监管,使市场活而不乱,营造公平、开放、协调的市场环境,切实做到放出活力、管出效果、服务到位。
(三)完善创新体制,培育创新主体和载体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发展,科技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的主体在于人才。要让创新的活力充分显现,关键在于破除制约创新的制度性、结构性障碍。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创新资源向科技企业聚集,在各行各业评选科技创新带头企业,在项目审批、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从体制上为人才松绑,充分发挥各行业顶尖人才的智慧和创造力,聚天下英才之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创建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创新中心,汇集强大创新合力,形成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合作机制。培育创新载体,推动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协同融合。利用好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平台优势,加大对现行贸易、投资、金融和行政制度的创新试点和改革力度,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创新、促改革。抓住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契机,推动创新环境优化,加大科技开放合作,加强创新国际交流,使我国的高质量产品“走出去”,把国外的高质量产品“引进来”,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将体现“中国质量”的品牌推广到全世界。
(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呼唤“劳动精神”的回归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提高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的根本在于提高广大劳动者的价值创造。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任何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21]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钱至上”的功利价值观日益盛行,而“劳动精神”却愈发淡薄,这必然不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纵深推进。因此,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求实创新的社会氛围,有效调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培养和保护好一大批技术一流、意志坚定、不怕吃苦、开拓创新的高精尖人才和大国工匠,并加大宣传和表彰力度,让崇尚劳动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只有这样,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源源不竭的动力,才能真正实现长期可持续。[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王伟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4-30.
[2]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18(2):20-34.
[3][18][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708,56.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3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7]有林,张启华.论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11.
[9]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68.
[10]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11]任保平,文丰安.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5-16.
[12]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05-113.
[13]江必新,邵长茂.论国家治理商数[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02-118.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53.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71.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0.
[17]黄群慧,贺俊.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中国制造2025》[J].中国工业经济,2015(6):5-17.
[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10.
[22]吕守军,代政,徐海霞.论新时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J].中州学刊,2018(5):104-107.
(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