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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

时间:2019-03-22 18:11来源:《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作者:许光伟 点击:
摘要:马克思主义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途径是实践的构图,是把方法论也看作是“世界观”,并进行“改造世界”“理解世界”“解释世界”,最终落脚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规定的统一。在这一构图中,“思维学”处于理解与联系的中心位置,从而可用以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从中发掘方法论品性的机理探究及其工作规定。具体做法:一是必须按照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的机理关系,考订对象到研究对象的研究叙述关系,阐述全体规定的方法论工作内涵,从中“本土寻根”与寻求“辩证的表达”;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框架下,把握“本质对现象的关系”(规定),回答时代问题与实践问题。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意义在于建立方法规定对经济认识的辩证理解关系,而指涉内在关系的“深层机理探究”将揭示《资本论》体系结构如何诞生,说明解决之道始终在于历史“重新开始”与工作“再出发”。总体看,这是对从《资本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程的方法论视野下的实践解读,富有民族工作底蕴,并启动了“生产一般思维学”的时代研究进程。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思维学;生产一般;资本一般;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9)02-0008-18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902008
 
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何将“思维学”置于中心位置
从本质看,解释学是一种脱离客观的“主观逻辑”,其遵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的工作路线,并且往往是从“求知识”的立场倒过来“求逻辑”和“求思维”,而这颠倒了主客观性的判断标准。为了显示这种方法论上的路线斗争,特别制作图1以突出发生学的工作规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工作领导的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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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规定的性质和机理示意[①]
与之相反,从发展和批判规定出发,发生学逻辑坚持“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的工作路线,寻求的是客观逻辑,从而创造性地统一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衔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上游”(作为行动主义规定的思维学)和“下游”(作为客观知识规定的知识论)。于是,这个方法论必须被视为实践的工作构造,正如列宁所说的,“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而在这里,“列宁非常准确地把握了逻辑(形式逻辑以及辩证逻辑)的实质:逻辑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不是先验的;实践不是逻辑的‘异在’,恰恰相反,逻辑是实践的产物(一种与思维形式相关的‘心理积淀’);没有主客二分的黑格尔式的‘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也不存在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的主客二分的‘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只有一个逻辑即超越主客二分的‘实践逻辑’。”[1]据此,可继续给出图2,以判明马克思“改变世界”方法论观的系统发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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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工作原理示意[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域内的方法论理解规定的全息图景:既立足自然科学,又立足人文社会科学,同时突出行动主义路线和唯物主义路线的“工作对话”。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按照唯物史观的工作总要求,研究方法的规定性在于以实践逻辑工作寻求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里又分为两个阶段的工作规定:(1)调查法,这是历史研究层面的规定;[③](2)发生学工作逻辑,即思维学层面的机理探究。[④]两个阶段合成起来构成“现象返归本质”和“从本质到现象”的完整工作路线。然则,“在这种情势下,研究方法即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遵循‘历史学规律的方法’,即全部的研究必须是历史感和实践态的。”[2]这里突出体现的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研究的构图”,突出的是“规律的方法”。也就是说,“历史是实践与科学的内在统一,从而生成科学的系列过程:哲学、辩证法……具体科学(知识)、方法;后者作为作用中介,同时驱动认识论和逻辑乃至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互动过程。”[3]而“所谓研究规范指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相应,所谓叙述规范指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内容生成了自己的形式,由此产生‘方法论→理论’的生长规范。”[4]
第二,在方法论规定上,研究过程是“实践逻辑启动批判逻辑”,而接下来的叙述过程则是“批判逻辑内在地启动理论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是对物象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并且也是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显然,科学抽象法不应当是用以解释世界意蕴的,它的重建方向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行动;[⑤]也因此,同时是对理论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这是“范畴的方法”对于“规律的方法”的工作接续。也就是说,它要求彻底贯彻这样的认识论上的知识生产任务:“批判的知识理论生产所要求的‘研究’是抽象型和具体型的结合,不在于把握抽象规律,相反在于把握各种具体规律,把握规律的总体性。”[5]工作的基本规定是批判,这是由研究过程内生的科学叙述的规定。而叙述过程的工作实质在于以“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规定“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相应的,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可以说就在于以“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研究内容)进一步规定“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认识形式)。
第三,《资本论》的工作体系之所以将思维科学作为“联系的中心”(规定),在于“研究”对“叙述”的工作规定的“内在化”;而与“叙述”完全落在逻辑学和知识论的领域内不同,“研究”本质上属于“思维学”的规定。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作为贯穿全程的“工作线索”,它统一了“思维学”与逻辑学的规定,相应也就统一了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基于此种意义,“在整体逻辑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归纳为知识逻辑的‘四象’——‘历史实践批判’‘社会总体批判’‘内在理论批判’‘全面认识批判’。”[6]批判既作为“研究”,也作为“叙述”,以致引出发生学机理的“四象”: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及与之相适合的认识发生学。[⑥]显然,统一它们的仍然是辩证法。[⑦]而进一步从本质看,如上所述,辩证法应当作为“思维学”的“全体思维形式”(规定)。
第四,在已有的工作困境中,“思维科学”始终是“教科书体系”难以逾越的学科领域。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作为“特殊思维学”加以对待,所以对于辩证法需要认识到,其确实是一个全体方法的规定。[⑧]也是因为对这个工作规定的肯定,马克思坚持把《资本论》视为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次成功运用。“思维科学”是从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但又不限于认识论本身,主旨是进行全面、系统、开放的方法论研究,这可以说是其准确的学科内涵定位。迄今为止,逻辑学是“思维科学”中唯一比较成熟、成系统并面向实证科学领域的一门科学,尽管如此,必须看到:“列宁所强调的‘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们不必要是三个词,从统一性来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里的‘同一个东西’应该指的就是‘理论思维科学’工作规定。”[7]因为通过有效的工作取得三者内涵的一致性,是“思维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当中,首先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在结合。必须切实认识到,“唯有秉持这种批判学科的认识论,方能贯彻列宁所说的:作为‘同一个东西’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它们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8]社会历史领域内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规定从内部工作机制上实现内在结合,在方向上实现“辩证的认识论”;所谓“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9]然则,“列宁所强调的‘问题的本质’,指的是不能把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而必须从‘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去理解辩证法,也就是从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辩证法。”[10]扼要而言,成果就是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方法”。所以必须认清,“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仅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更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阐释《资本论》的‘科学性’,论述它如何迥异并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1]
第五,“思维学”的起点是批判起点的规定。“马克思《大纲》中批判本体论的出发点是关于生产一般的本体论。最具体意义上的生产总是历史的特定生产,也就是说,总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生产。尽管如此,对这些特定方式的理解会导致一种更为一般和抽象的构想,也就是关于‘生产过程一般’的构想,‘它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也就是没有历史性’。”[12]这样的起点规定有利于“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规定性的融合。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唯生产力论的区别在于:唯生产力论只是试图从物质生产力上解释人类发展,把社会存在只理解为物质存在,而忽略卢卡奇强调的“社会存在的本体特性”研究。这种思维方式与费尔巴哈的物质自然客体观有着一致性,在社会观上则归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实践态的辩证法从批判工作出发,解决了起点规定之‘形而上’问题”,说到底,“批判的起点、发展的起点、历史的起点——三者的统一性,意在消弭‘纯逻辑起点’之理论假说。”[13]从“马克思对其考察对象的历史特性的强调与他的批判分析的出发点问题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认定“包括马克思的主张在内没有任何主张具有普遍的、超历史的意义”,“因此,不能按照笛卡尔的方式将批判分析的出发点建立为在一种据称毋庸置疑的、适合于一切历史时代的真理的基础之上。正相反,这种分析的出发点必须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是对作为这种分析的背景的特定历史形态(而言)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分析的核心。”[14]
第六,必须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研究规范,是使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物辩证法成为根本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学科规范”。这使它得以从一般意义的辩证法体系中“游离”出来,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成为“特殊思维学”的规定和工作批判方法。这样的学科位置和《道德经》(作为“一般思维学”的规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地位诚然是一致的。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工作线索上所执行的任务,也就是促成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的结合。所以恩格斯强调,一旦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范从唯物史观域内的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独立出来,“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并且造成这一结果:“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15]在这里,恩格斯所谓独立于实证科学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指的就是“批判的知识理论”(逻辑)。[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实际是对该种工作典范的一种锤炼,也就是确认,“劳动二重性的发生学结构——特殊和一般、‘个别’上升到‘一般’、发生的批判的规定、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性质,亦即所谓的第Ⅰ结构、第Ⅱ结构、第Ⅲ结构和第Ⅳ结构,乃是构成了《资本论》创作的直接结构形式、总和结构形式、一般结构形式和历史辩证法的形式。”[16]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可以确定为以“批判”为工作领衔的学科方法运用体系,以及以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展开的知识体系。从实践逻辑到发生学研究,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思维学”研究,所贯彻的是把生产关系同样作为研究方法的规定来看待。这表明真正的逻辑也是超越“神秘主义”的。然则,对中国人而言,唯物史观究竟如何从理论上进行描绘呢?一言以蔽之,走出“思维的神秘”和“逻辑学的建构”,乃至走出哲学构图的“体系辩证法”,向历史实践索要“抽象力”规定,以“认识的解密”(行动)完成对知识论或存在论的“完美一击”,这是实践研究方法导向的“生产一般的思维学构图”。
二、对象思维形式: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批判性继承的遗产
一般而言,对思维形式的研究是在黑格尔那里“神秘化”了,因为他确定“绝对的东西是纯粹存在”,强调“纯粹存在构成开端,因为它既是纯粹的思想,也是单纯直接的东西,而最初的开端不可能是什么经过中介的和进一步得到规定的”[17]。这或许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生产一般”的思想根据,又或许是新古典“理性人假设”最终的思想基础。因此,进一步分析,黑格尔的《逻辑学》其实就是旨在将思维过程神秘化,方便于为“绝对理念的上帝说”提供理解的基础。可以说,“《逻辑学》整体是从客观到主观(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从主观到客观(概念论内部)这样的双重结构所构成,最后在终极理念上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前面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是由上帝产生自然,然后创造人类。后半部分是从主观到客观,最后达到理念,人类从自然史诞生,在人类史中逐渐产生自己的神。”[18]据此,黑格尔确定并强调“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因为“所谓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所形成的理念”,又可进一步推论出“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黑格尔是这样系统地阐述这门科学的:“只有思维本身才构成使得理念成为逻辑的理念的普遍规定性或要素。理念并不是形式的思维,而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这些规定和规律,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绝不是已经存在于外面的现成的事物。”[19]
黑格尔的“一般”概念具有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的双重含义,马克思替代以对象思维形式。[⑩]然则,“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以“商品的两个因素”作为工作开端,这是黑格尔眼中的“思维本身”,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是思维的全体规定,[11]同时也是“社会历史本身”(辩证法的规定)。对于商品社会,这是总体的历史世界的存在和总体的思维存在。分析经济形式必须用抽象力,这个规定即指“对象思维形式”。于是可以说,“抽象力言明了‘思维本体’”,“然则,‘思维本体’也就在于指示‘思维与存在同一’的思维规定性,即客观思维的规定性。”[20]马克思在“生产一般”体系中找到了“商品的两个因素”的思维对应物——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它们反过来确证“两因素的运动和构造”是生产对象的一个工作侧面,体现生产一般的历史实践态的性质。[12]从而进一步看,“商品的两个因素”本身即是思维形式,且是作为全体规定的思维形式。这充分表明,对象的思维形式规定——把对象作为思维来把握,同样是客观的,具有“客观实在性”;绝不是神秘的纯粹理念,是具有现实性内涵的社会历史存在,是认识规定的“化身”。再进一步,如果说黑格尔的逻辑学研究表明了思维的抽象特质和思维形式最终呈现为“思想具体”的特点,那么必须认识到思维又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是特定的历史过程的规定和大写字母意义的认识存在形式,而在这一点上,应坚持将对象思维规定和一般的逻辑思维规定区分开来。[13]“这正是思维学的特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体式是‘道·象·识’。”[21]
但资产阶级评论家根本不了解这些,“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认定“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22]黑格尔通过逻辑学把思维带向神秘。马克思的做法与之相反,是以商品为开端,目的是与抽象力的研究规定结合,将商品本身同样视为客观思维和总体思维的规定。这一工作结果是执行“六册计划”的产物,而“六册计划”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工作线路,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和《资本论》四卷总结构,在工作上实际就是历史向度的‘科学取象’的关系”,而如此一来就可以说,“《资本论》建立了‘物的科学’批判与‘事的科学’批判的伟大统一,这就使我们能够从过程规定上来理解‘历史对象’”。[23]因此,“两因素说”是客观地针对了长期以来流行于资产阶级理论家意识中的一种辩护性解释:“所谓‘价值’,只不过是人们的某种符合自己的社会共同活动被物象化作为客观的某种东西假象性地呈现出来的东西而已。”[24]针对这一“物的解释学”,马克思却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但同时,“如果我们考察其它的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劳动二重性形成了对资产阶级物象观的历史实践批判。也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仅仅对于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即商品生产来说,下述情况才是合理的:极不相同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采取一种客体的形式”,即“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形式”。然则,必须认识到,这种形式绝没有消除劳动在社会表现上的物的外观,“没有消除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性质、产品本身的性质的幻象”,自然规律于是强制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可以说,“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表明,价值量并不像表面上可以看到的那样是偶然决定的,但是,这一发现并没有消除那种把这个量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劳动产品本身之间的量的关系的形式。”[25]
对象思维的“财产学”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象特点(由商品生产商品)所决定,然则起点规定必须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来解析。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线索考察商品社会,提出的写作题目其实是“资本一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和体系的批判”,换言之,就是“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及它们的工作统一。[14]因此,当内田弘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时,事实上指出了《导言》对“主观逻辑对客观逻辑的工作关系”的高度重视,而非《导言》只是直接提供了概念形式和知识形式。总之,“从结论来说,马克思在《大纲》中,对黑格尔《逻辑学》做了系统性的活用。”[26]马克思以商品为工作开端,是确立科学研究的开端,从中找出分析起始的规定、历史起始的规定、逻辑起始的规定在批判工作上的一致性。因为单单涉及“前史”, 就资料浩瀚、难以穷尽,而唯有“全体规定的思维起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简略而言就是寻求贯穿全程的“发展规定”。它所内生的学科规定就是要求以这个“全体规定的思维起点”为起始,并内在对接“前史”和“资本的正在发生史”;换言之,这个整全意义的起点规定是批判学科所独有的“商品批判”(规定)。[15]而从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就于政治经济学之中得以“实现”了。在商品的两个因素中,价值自然不是首先作为“知识和概念”的形式,而毋宁说是作为“批判学科”的基础规定而提出的;它描绘了“实践态”的辩证法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可据此判定为“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规定性的合成。
这样看来,与通俗阅读作品仍旧不同,《资本论》直接面对的不是事实现象,而是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整理出来的事实背后的“真”“假”逻辑;从而也就与通常所说的教科书不同,其所提供的不是直接应用的概念知识,而是“历史知识”。一般而言,正是由于把《资本论》实体内容认定为“抽象上升到具体”,进而满足了一种“逻辑必然性”:“逻辑必然性就在于事物的存在即是它的概念这一性质里。只有逻辑的必然性才是合理的东西,才是有机整体的节奏;它是内容的知识,正如内容是概念和本质一样,——换句话说,只有它才是思辨的东西。——具体形象在使自己运动的同时使自己变成为单纯的规定性;从而把自己提高为逻辑的形式,并存在于它自己的本质性之中,形态的实际存在仅仅就是这个运动,并且直接就是逻辑的实际存在。因此,根本不需要给具体的内容外加上一个形式主义;具体内容本身就是向形式主义的过渡,不过这里,形式主义不再是那种外在的形式主义了,因为形式就是具体内容自身所本有的形成过程。”[27]与之相反,马克思的“商品的两个因素”是对思维客观总体规定的还原,力图以一定的工作程式使逻辑形式(思维方法或具体思维形式)上升为总体思维形式。换言之,马克思在科学开端的问题上采用的是“实践的态度”——发生学路径和批判工作逻辑。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然则唯有在实践中人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历史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而“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8]
与实践活动历史地结合为一体的思维规定,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保持思维的客观性。也因此,以商品为科学开端,就是建立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历史对话”。于是,黑格尔解构康德之处是以“存在”置换“知识”;总之,是认识到:“对康德而言,认识的根据根本取决于在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这样,认识对象就会被有效限定在认识条件所选定的范围内,认识什么、不认识什么全由认识者决定。”[29]对此,黑格尔提出“批判哲学”的革命性任务:“哲学的任务只在于使人类自古以来所相信于思维的性质能得到显明的自觉而已”,“所以思维即在于揭示出对象的真理。”[30]正是借助这一思辨性认知活动,黑格尔成功解构了“历史”,赋予“绝对的抽象(规定)”崇高的理论地位。同时必须肯定,“这是一种综合思维的历史行动力。”[31]并且也可以说,借助辩证法的认识工具,黑格尔同样解构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替换以“纯粹存在批判”,因为“康德与黑格尔毕竟不同:后者实际致力于使抽象上升到具体,前者仅仅试图从抽象推出具体”,以至于“如果说黑格尔的理性是纯存在的规定,康德的理性则是纯知识的规定”。[32]
马克思解构黑格尔的理论目的是回归“历史实践活动”。这意味着他将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活动绝不是什么范畴的“演绎法”,相反,它将导向决定范畴的那些质性规定的历史材料的研究。“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因此,“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33]
进一步的,“事实上,‘抽象存在’是黑格尔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流’的产物,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抽象存在,实现了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无情地批判和彻底地终结。”[34]同样从总体看,这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工作解构”,并由此果断终结了康德尚未走完的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知识构筑之旅”。因而固执于资产阶级理论科学话语,康德势必产生理想的知识论工作诉求,试图背离存在与认识的统一,其结果是丢弃真实的“存在者”(规定)。因此,《资本论》首章确定的是关键性历史的“若干工作条目”,以满足对“道(客观规定)·象(总体规定)·识(认识批判)”一体性规定进行工作浓缩的需要。因此,如果“把简单商品生产看作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个生命有机体是从其他生命有机体发展而来的,否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低级的社会形态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进化发展,这就错了”,“这是潜在地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立起来,割裂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联系。”[35]这诚然是批判工作所需,同时也说明唯有将上述二者视为同属于相同类型历史有机体的“社会生产规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定才会得到完满诠释,而总领该种规定的又恰恰是“历史的批判”和“辩证的批判”。
据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确立为以“批判”为领衔的学科方法工作体系,而又必然以发生学的总体性逻辑为知识维度而展开。总之,这是一个开放型的历史构筑体系。借此,“资本的‘多维’面相得以呈现出来”,“资本的逻辑”(规定性)从中突显出来,资本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的“绝对精神”,它试图“预设和安排着世间的一切”,“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着世界”,而又“可以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资本论》即是一部资本批判的著作”。从中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由资本逻辑在管控的社会”,“由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则是对资本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而非字面所示的对资本的批判。”[36]并且总体上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37]
三、“生产一般”为什么是《导言》的总架构
一般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科学”包含两个工作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经济学原理”及应用逻辑基础。而基于以上分析就可知道“生产一般”为什么可以是《导言》的总架构和总安排了——因为其所针对的是“原理”的生产,而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按其本性来说是确保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作合一,于是《导言》必然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出发的。换言之,《导言》采用的指导思想不是“哲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它一步就跨向了以批判的规定为方法论学科基础的“思维科学”研究领地。从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而非黑格尔的逻辑学语义追问思维形式,是因为马克思所面对的不是既定的现实世界,而是一个历史世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世界的工作规定。以此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实际就是实现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的内在中介。这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必须坚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去努力抓住历史实践活动的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作为批判工作始源的规定。因为毋庸置疑,“知识社会和历史的特性经常被‘事实形式’所掩盖,就像‘价值形式’掩盖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然的原子论化的事实是劳动异化形式的最佳同伴。”[38]
建立在《导言》第一节的分析确实发现了资本形式被严重曲解和误读的问题。背后的逻辑冲突是“批判规定的对象思维形式”和“非批判的对象思维形式”(规定)之间的对抗,例如发生在马克思提到的“生产一般”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推出的“个人一般”或“生产的一般条件”之间的情形。为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冲突,个别现象及其总和必须被提升到“总体现象”的高度并予以考察,而且必须是依据总体现象来对客观性的内涵做出判断。这样,第一节的分析中有一个重要结论:生产一般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和“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两重规定的统一。“然则,所谓思维学,就在于确定对象思维规定,那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而言,对象思维是探究物质资料生产‘必由之出发点’规定。这样就可从物质生产中以批判的方式引导出生产关系,实现对其客观规定的全体性把握。”[39]这也说明,即便局限在第一节的分析,资本的对象思维形式的规定也已经锚定在生产一般规定之中了;一言以蔽之,生产一般不是直接的知识或概念形式,甚至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定。
如果把《导言》第二节的内容与《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对照则可发现,构成生产一般总体性的思维规定恰恰就是社会再生产,而在商品社会中,实际上唯有资本一般能胜任这一角色。这迫使在第三节的分析中,马克思必须更多从正面来探讨“资本一般”的思维价值和逻辑思考的特性。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特质是以“思想总体”[16]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换而言之,这是一种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40]因此,在生产一般的规定中要更多强调“资本一般”的因素,例如“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工作线索规定),这有利于实现对“范畴的方法”的解析。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对象思维形式上“资本一般”将要完全取代“生产一般”呢?马克思对《导言》的完整设计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第四节在内容上恰好是向“生产一般的对象思维形式”的回归,以根本实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而且对象在思维上的总体规定最终也必须由这一节内容所内含的学科基础的客观性所决定。因此,《导言》第四节也可以说是旨在提供客观性依据,其本质是实现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全面解答。第1~3节的内容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而且也可这样把握“五篇计划”的研究思路:Ⅰ.对象思维形式,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历史对思维的关系——研究过程的规定);Ⅱ.对象思维形式总体,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及其理论和实践的展开——叙述过程的规定);Ⅲ.科学的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一,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Ⅳ.科学的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二,生产的国际关系;Ⅴ.科学的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三,世界市场和危机。
叙述方法一般被视为“体系构筑的方法”,但马克思恰恰在这里提供了“实践态的思维模式”。因此,如上所述,它不能仅仅被看作是“思维的结构”,而毋宁说是“对象的规定”和“思维的结构”的统一;所谓“道中有象,象中有物”(有象有物),而《道德经》将这种象下有物(客观事物)的思维原则界定为“道象一体,象物不离”。[17]“设计”是大象无形的,第一篇旨在以思维把握对象,落实客观的规定(道)和规律的方法;第二篇旨在以思维总体把握研究对象,落实总体的规定(象)及在思维中把握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客体存在”的范畴的方法,同时解决“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问题;第3~5篇阐述“科学的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其中主要关注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经济生活系统中是如何生成“对象的思维形式”规定的。归根结底,“整个思维学在机制上表现为‘生产一般的展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从而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特殊规定性被彻底把握住了,也可以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辩证认识论是从生产对象的客观思维规定中被‘认识’提前的,整个过程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主观逻辑(认识的发展)与客观逻辑(世界史的形成)的工作统一。”[41]“这种新型的‘知识的意义态’帮助马克思寻求到了思维活动的‘本体’(历史——总体思维),寻求到了思维形式的运动和构造(总体思维——具体思维形式),而这又是走出‘思维派系主义’的总根据。”[42]
然则,这是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高度合一,运用辩证法组织结合的三种形态,即“史书形态→逻辑形态→知识形态”,是完成从规律到范畴的方法上的架构性建制(因为工作条目结合的方式就有利于凸显“规律的方法”及其与“范畴的方法”的结合),而后来的“六册工作计划”无疑更加强化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契合的工作体例和著作形式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条目体。这种体式遵循的是史书体裁,强调通史或断代史意义的‘纪事本末’,在记述上努力实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这是对“事”的综合反映。“由此可见,《资本论》是兼容了章节体和条目体的综合类著述,创造性地保留了形式逻辑。在学科定位上,马克思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解释力’。表现在:对前者马克思把握以‘唯物主义反映论’,对后者则以‘辩证记述’统领。如第一卷中,凡涉及对‘知识逻辑运动’的安排,马克思一般均采用‘质→量→形式→规律’的叙述体式,即先以‘质’和‘量’完成事物内容规定的阐述,继以‘形式规定’的解析与讨论,最后从事物运动和发展过程方面引出规律性认识。”[43]
《导言》的全部内容在工作上应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生产一般的发生学”,生产一般盖言思维形式,是“思维学”意义的“名”,包括全体概念——道·象·识。据此,第一节可命名为“对象——生产一般之道”,第二节可命名为“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之象”,第三节可命名为“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作为道和象规定的方法”,第四节可命名为“生产一般的各种规定和概念”。在一般意义上,“道”是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定),“象”是指社会有机体(规定),“识”是指两者的合成规定或者说是它们的认识形式。[18]
四、从“生产一般”到“资本一般”——《资本论》体系结构的诞生
在《导言》写作阶段,马克思已大体提出其“思维科学”思想,因为他的“五篇工作计划”就是关于“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与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的研究探求,并且深入探究了“科学的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因此综上可知,马克思在当时主要是着力解决“生产一般”思维和“资本一般”思维的工作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是悬留在《导言》中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尽管没有彻底解决,但马克思总体留下了“道·象·识”的叙述工作体式——其中第二节可看作整体处于“道”向“象”转化的中间状态。突破性的工作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写起,到了第三章讨论‘剩余价值’,马克思认定这个概念极其重要,就在原本的书稿之外另行写了一份笔记,全面地思考‘剩余价值’。这份笔记一写就是3000页。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第三章所谈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等,其实不过是一个再简化不过的摘要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资本论》究竟是三册或四册,会有不同说法的原因。”[44]其实,关于认识批判,马克思给它的界定是关于“道和象”的合成规定,从而它的工作产物实际就是“思维的对象规定”。如,《导言》第四节展示的就是生产一般在认识过程中的历史,同时又是对象的思维形式(规律的方法)和对象的思维形式总体(范畴的方法)合成起来的规定在认识过程中的历史,从而马克思在那里需要全面把握这样一个结构:“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等。换言之,这是认识史上的“思维对象形式”的生产。这里的生产一般和理论部分探讨的“生产一般”是同一个概念。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其实《剩余价值理论》所完成的工作正是在于揭示“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认识形式的规定,而最终找到生产一般体系内“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的内在关系的连通,从“思维学”上终止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统一了“历史与思维的关系”和“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道(客观规定的寻求)—象(总体规定的寻求)—识(全面的认识批判),“整个著作体系看起来是一个完整逻辑链条:认识—历史—认识。”[45]这是因为执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需要,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实现了真正的工作统一。在《资本论》的商品章中,我们看到这一体式得到极其完整的工作再现:使用价值(客观)和价值(客观)——客观规定的人类社会学根据——价值总体;价值(形式)——劳动一般、价值一般的认识批判。[19]“这样,《资本论》商品章第一节是以‘规律的方法’开局,以寻找客观规定。因此,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价值规律不是在结束过程,而是在阐述的一开始就被涉及的工作批判规定。”客观孕育总体,因为客观即是“规律的方法”,而“范畴的方法”是在这个框架内来说明的。至《商品》第二节,可以说是完全提出了规律的方法,因为一旦确认价值是客观的,就要立刻说明这个内容的客观性根据的来源及其历史根据;第三节则着力解析“价值(形式)”这个总范畴的规定,表明“客观与主观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客观”,是历史过程;接下去的第四节是认识史,马克思给它的名称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因为对范畴的批判必由认识史来检验和说明。由此看来,“商品的两个因素——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这些是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的基本内容,它们共同体现了唯物史观域内的唯物辩证法(机理)”,“‘商品的两个因素’是生产一般思维学的认识产物,然则,它所引导的是理论思维科学的工作规定,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为‘特殊思维学’的学科规定,进一步确立思维学和逻辑学的统一,产生‘辩证的认识论’统一‘批判的知识理论’的工作效果。”[46]
然则,《资本论》首章的标题其实也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商品发生学”,即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商品发生学的逻辑机理的一次系统性整理。同样在此过程中,“商品章第二节处在了‘亦道亦象’的工作状态,从对‘道’的归属来看,‘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用意在于确证商品是个‘客观的规定’,即认定商品的两个客观因素的性质:使用价值的物质客观和价值的社会客观。……从对‘象’的归属来看,则是阐明了‘价值客观’是从交换价值的主观社会表现上所反映到的‘认识属性’”[47],因而必须从主观的社会表现开始,注重向内探索。也就是说,《商品》完全延续了《导言》的叙述风格,并补充其不足。如上所述,方法论拓展集中于一点,即《资本论》在其首章就提出了“规律的方法”——认定规律即是“生产一般的内容”,同时在这个框架内以严谨的科学方式细致地说明了“范畴的方法”;而所谓的批判学科,按本质说即在于提出规律和范畴的方法的全体工作规定。[20]
所以进一步来看,《资本论》四卷体系显然也采取了“道·象·识”的叙述结构体式——这是思维结构和知识安排体系的统一。这样看,即便是《资本论》的首章,也就是一个“总论”了;而首篇则是社会发展论与机制论的统一,目的是确认劳动一般即一般商品生产的经济形态社会的对象思维形式(规定),而劳动二重性则是关于商品社会研究对象规定的抽象表达。《资本论》第一卷的余下篇章均属“道论”,第二卷“亦道亦象”,第三卷属“象论”,第四卷属“认识论批判”(即“识”的范畴)。如此,《资本论》四卷体系可看作一个完整的“生产一般理论与实践”工作系统,并可表达如下:Ⅰ.商品的两个因素(一般商品生产的对象规定)——生产一般(或劳动一般)的对象思维形式;Ⅱ.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两个因素(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规定)——资本一般的对象思维形式;Ⅲ.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的研究对象规定——资本的对象思维形式总体。
这个工作序列是沿着“简单商品生产或整个商品社会的对象思维形式(生产一般)—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对象思维形式(资本一般)—资本的对象思维形式总体”前进的。这表明,生产一般是道的规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保持它的客观性,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介入;资本一般可看做检验“生产一般客观性”的一个根据,从中内生了“劳动一般的对象思维形式”,而《资本论》的工作特性就在于将资本一般同时看作“对象思维形式”和“对象思维形式总体”,并将二者视为“一体化的内涵”——既以资本为“思维”,又以资本为“方法”,所以思维的求客观性、求总体性本质上就是一个历史批判的过程。然则,资本一般必然包含生产一般的规定性,并且资本一般与生产一般之间所对应的就是历史发展的关系,就是前史意义的学科工作规定的衔接关系。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坚定地将生产一般推进到资本一般。这样在《资本论》的第一篇与第二篇之间、第二篇与第三篇之间,本质上反映的就是社会发展意蕴的历史规律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商品社会)孕育于三部历史:商品变货币(实质是产品中变出商品)、货币变资本(实质是价值实体中变出货币实体)以及从原始积累直到资本积累本身,以至于它们能够作为‘一部整史’看待。”[48]
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阅读和运用《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品性再探究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意义上,道是客观规定和思维形式,象也是如此。道、象的中国范畴充分展示了“历史”与“思维”的工作一体性。在这一点上,《资本论》所继承的“思维学”规定的“一般”正是源自中国经典《道德经》。“然则,‘道,可道,非恒道’是对‘对象规定’进行的总描绘和限定,是从‘规律的分阶段展开的方法’角度说明发展规定的客观思维特征,要旨是强调‘客观规定’。与道相对应的名,是思维学的范畴,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辩证的认识论’。故而名,可名,非恒名也。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涵、思维形式的诸种运用关系乃至思维学科的命名工作规范进行归纳、总体概括和意义限定,要旨是强调对上述‘思维方法’规定的贯彻。”“然则,以‘无’(道之名)为思维形式,这是历史世界(客观规定)与‘思维’的工作合一;以‘有’(象之名)为思维形式,则可达成全部存在(总体规定)与‘思维’的工作合一。”显然,《道德经》正是理论科学意义的“思维学”,名指的是统一的“思维形式”范畴,它在意义上也包括道和象。“实际上,这就是在‘名’的意义上对道和象进行认识把握,显然,《道德经》开篇是在讲述‘思维规律’——包括思维形式的运动规定和构造形态。”[49]可见,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主要是针对思维形式、认识形式的“神秘性”进行的。如果说《道德经》揭示的世界的思维规则是“天人合一”,那么《资本论》所面临的世界则是“拜物教与人的意识的合一”。因此,这是一次“思维学”的展示,《资本论》首章就指出认识到“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是进行一切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思维规则”。
总之,通过“经典对话”的相互启发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在《导言》制定的方案是赋予生产对象“有历史规定的思维形式”,并据此建立生产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统研究。在这一工作路向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是“理论”和“实践”的规定,从而实际作为理论科学的“学科基础”,以之统辖对象思维与具体思维形式或方法之间的关系。《导言》开启了思维形式批判科学研究,《资本论》则最终确立了“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的客观机理关系——辩证法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然则,这是一个工作整体,可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主义面向资本主义展开的“过渡的斗争”和“持久建设的斗争”。“方法论品性只能规定为方法论规范的民族具体化范畴,并强调以‘特性’为内容规定安排普适逻辑研究之工作倾向性。中国政治经济学既需要重新从学科规范的起点出发,又需要坚守《资本论》的工作规范,进而形成新型的‘特色研究路径’;相比《资本论》,目前阶段更为注重内容方面的研究规定性。”[50]这表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开放性内涵阅读和运用《资本论》,以寻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寻根”与“辩证的表达”。
于是,从思维科学角度看待“中国特色”,显然就会聚焦于如道、德、象等若干“本土化”的基本概念,以及众多“本土化”的思维体式、思维方法与思维形式,如太极、两仪、四象、阴阳、五行、八卦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这是中华的思维遗产,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亟待吸收的历史营养。例如,“按照《道德经》启发的人文社会科学路径,《资本论》研究在类型学上目前具有了‘四象模型’的辩证知识关系,即分为‘政治版《资本论》’、‘哲学版《资本论》’、‘数理版《资本论》’和‘文化版《资本论》’。这其实是基于学科基础不断得到明确的一个类型上的考量,亦标识了‘《资本论》学’的诞生。”[51]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必须一般化,必须作为亟待推进的学科规定予以看待。必须认识到,这个学科规定是以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作合一乃至历史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统一为目标的。[21]同时要认识到,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是以“主体批判”为主的工作体系,这导致它长期处于主观辩证法认识范畴内,而对客观辩证法的结合与反映不够,导致一些思维范畴出现“各自画地为牢”的意义“自闭”格局。例如,道的范畴仍旧局限在道、德一体的本质诠释,没有从客观规律的意义上获得现代性的拓展;象的范畴也完全没有同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对象和社会对象在意义上相衔接;更为主要的是,没有把中华的总体性规定与历史唯物论的内涵一般地结合起来。这样的一些概念和思维范畴实际上一定程度承载着“中华理论科学”,但没有实现对“对象的思维形式”的具象化以及形成有概括力的工作范畴与体系性描述。这严重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的建设,因此,亟待改变这一状况。
解决途径仍是立足民族工作特点的学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开放性发展为契机。以下着重就方法论的考虑层面,尤其在研究对象规定探索方面提出若干建设性方案:一是需要考虑到《资本论》体系的“历史不足性”,从方法拓展角度搞好“对象思维形式”规定性的建设;二是通过系统研究中华历史与文化,深入说明“中华主体社会”的特质性及其经济形态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的初步判断与系统性描述;四是进一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五是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性的学科基础(规定),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工作再出发”。
具体来说,首先,中华理论科学建设在历史科学研究方面应有长足进步。对象的结构—研究过程或研究方法—客观思维的结构—叙述过程或叙述方法—知识或组装知识的结构,但研究规定只能视为“历史与思维的关系”,它架构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衍生出思维与语言(特别是逻辑语言)的关系,使后者具有理解上的相对独立性。需要认识到,只要包含了行动主义的思维规定,就必然有革命的辩证法及通向客观知识的“逻辑”。《资本论》中固然包含了丰富的主体规定,但方法论的侧重点是“客体批判”;《资本论》体系的“历史不足性”在于对“中华主体社会”缺乏足够了解。但同时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很早就开始了主体批判。因此,必须认识到《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的性质是“理论的接通”和“历史的连通”两重意义的,“如果把生产一般仅作为‘商品生产一般’,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仍然是‘范式经济学’,广义的概念就依然跳不出狭义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和学科的工作逻辑——就仍然实际作为‘客体批判’在被运用!这样,将《资本论》创作视为‘巨型的史书’(规定)研究计划的想法,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方法论意义。”[52]为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成为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工作合一的规定,必须根据这一原则自觉将方法论的根据明确为“中国原创”与“马克思原创”的统一,并重新梳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基础规定。[22]应基于此,进一步重新考量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文明过渡”的规划方式;同时,在解说中华经济形态社会发展规律内涵方面,应本着如下原则:“‘中华资本论’贵在求‘所有制之道’、‘所有制之德’;相比之下,古代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更多关注‘产品私有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产品公有制’。这就迫切要求中国经济学研究整体上跳出‘广义’、‘狭义’概念的非此即彼的无谓争执,向‘广义—狭义—总体’运动回归,使‘中华家国’研究一贯化。”[53]
其次,需要知晓中华理论科学的理解“高点”仍是“对象思维形式”(规定)。以史学研究上的规范而论,这是建立历史与“书写之历史”的理解上的一致性工作关系,因为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构成历史的思维形式。[23]《道德经》的工作可命名为“同谓之玄”,母子思维、合类思维是对这种思维形式的概括,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是社会再生产(资本生产关系)的“同谓之玄”(规定),对象思维法使“思维”获得了具体实在性。因为这个思维法就是研究的规定,是不同学科的研究从史料方面向“对象规定”的“聚集”,且唯有对内含“规律的方法”规定的史料进行科学分析,方能实现历史形式与思维形式的统一。与之相反,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使“思维(活动)”神秘化了。例如,“在《大纲》中,马克思通过对经济范畴之中的许多普遍联系进行概括,制定他的出发点(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的商品)。然而他还是尽力时时处处交代社会背景。他提醒自己:‘往后……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54]也可以说,马克思坚持了从“对象思维”出发进行科学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工作立场,坚持把科学抽象法作为“思维原则”的规定,而不是逻辑推理的手段,主张在“思维学”下阐述范畴的逻辑学、知识论。一言以蔽之,《资本论》绝不是寻求“逻辑自洽”意义的解释学,而是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发生学意蕴的机理探究与辩证表述。
然则,必须从这个高度上寻求突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辩证的表达”。相比欧美道路,中国道路更重视“主体关系建构”。其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中华系统中客观存在资本文明的过早发育和社会发展,可命名为“资本Ⅰ”(以家有资本概念为主),这是中华共同体社会内的“商品社会早熟”现象;同样,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发展现象,可命名为“资本Ⅱ”(以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形式的公有资本概念为主)。显然,资本Ⅱ是资本Ⅰ发展规定的历史延续,同时又作为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一般的经济实现形式。纵观历史,“资本的实现形式”是中华资本的总规定,即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工作逻辑。而在之前提及的“对象结构”至“知识结构”的路径中,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科学尚处于第三个工作环节(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与把握)向第四个工作环节(整理叙述形式与明确“叙述方法”)迈进的阶段上。也就是说,如果说叙述核心内容是在认识论上寻求批判工作逻辑,[24]那么研究核心内容则是在实践论上寻找与发现规律。理解这一点,对于真正落实“社会主义研究对象”规定非常重要。[25]第二,鉴于中华系统在发展与经济运行上的“共象”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宜根据理论科学的两个层面——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经济学(理论科学Ⅰ)和作为“社会机制分析”的经济学(理论科学Ⅱ),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面”进行适当的分层表述。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理论层面重点阐述古今一贯的发展机理,从而强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华内生性;这样看,“土地范畴+资本Ⅰ”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定,“社会人力资本范畴+资本Ⅱ”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定。[26]其中,资本范畴不是“对象思维规定”,真正起引领作用的思维形式规定的联结线索是“共同体(天人合一)—土地(所有制与身份关系的合一)—人民[27](劳动者社会所有制[28]与主体关系的合一)”。在社会机制分析层面,资本Ⅰ与资本Ⅱ的工作连接从整体看就是“中华经济的运行规定”。因为中华经济的运行机理就体现在资本Ⅰ与土地范畴的结合中,以及资本Ⅱ与社会人力资本范畴的结合中,从而也就反映在资本范畴本身与中华所有制的系统性结合的规定当中,而且这一层面的“思维科学”工作规定应集中在“生产条件一般”之上。
由此可见,中华经济形态的研究对象规定始终是“双层结构”的,总体看就是以“主体一般”为引领的主客体融合的社会生产一般的特殊思维形式规定,“其大致勾勒了‘以共同体为中心’、‘以土地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演进线索,找到了‘共同体一般’的各种具象形式,并且找到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所有制与主体身份关系的合一(中华所有制类型)。”“显然,这同时也指明了‘资本的两种发展类型’,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55]在新时代,作为引领核心规定的“主体一般”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劳动者标准,而如上所述,“社会生产一般的特殊思维形式”是社会劳动者—人力资本范畴与资本Ⅱ的社会结合——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象思维形式总体”。这是“辩证的历史共象”。就总体而言,经济形态社会理论旨在建立对不同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研究,从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历史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社会主义生产运动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合作交往关系”。[56]但如何具体描绘“社会主义生产运动”呢?显然,其构造的复杂性日益从“合作交往关系”的不确定性区间凸显出来,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多可能锁定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发展理论建构角度(理论科学Ⅰ的集中性研究对象),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不确定型经济交往关系”——从复杂性机理机制关系的角度(理论科学Ⅱ的集中性研究对象)。对象规定的发展是历史且复杂的,只有做到“辩证的表述”,处理好“得意忘象”“立象尽意”和“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的统一关系,才能使这个理论科学规定和中华特有的社会发展规律内在地“联通”。
最后,这项工作本质上是要求将“思维学”和“逻辑学”重新熔于一炉,以创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要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是‘舶来品’,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历史根据就是从社会发展理论层面阐述的‘中华共同体经济学’,……现实根据就是指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上存在‘两种文明过渡方式’同时历史进行的现实可能,……这一理论构想内涵可以扩展理解为‘世界命运共同体经济学’。”[57]然则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主体社会,向“共同体的对象思维形式”历史回归,为此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以这一建设性的条件和手段消除制约主体发展与社会解放的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束缚,绝对不可以用“发展生产力论”代替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解读;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需要从“对象的规定”再出发,运用好“生产条件一般”的思维形式批判科学,创造性地使生产力“进入”研究对象规定,寻找资本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规定,并转化为方法论,丰富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一般的思维形式规定系统。[29]“‘四个自信’的统一方法论深化了我们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于是在这里,“客观规律具有了新内涵,即道和必然性规律的‘结合’。它们亦‘自然规律’亦‘社会规律’,从而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寻找到‘发现特殊规律’的道路。这是‘主体’(行动主义规定)和‘客体’(唯物主义规定)的历史‘再融合’,所结晶出的‘发展规定’则正是克服人类文明痼疾之需。”[58]并且从本文的已有论证可知,这个强大的学科基础具有系统性的工作逻辑内涵,包括历史领域的学科聚集、思维领域的学科聚集、认识史上的工作批判及方法论的学科支持,等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处于不断的理论探索与建设中,因此,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条件下的“理论重建”。总之,“由于生产关系仍然整体处于‘必然性’之中,主体就不能够得到彻底解放,由生产力焕发出来的客体力量就仍然不能由主体自由地掌握”,需要自觉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大工业的桎梏,是共产主义和发展生产的历史绊脚石,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离不开继承与发展原则,需要在坚持历史传统、时代方向之前提下重塑学科工作逻辑和夯实学科基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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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
[①]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规范属于思维科学的学科范畴,而且是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方法和工具。按体系构成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如,《资本论》执行的是以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科学展开体系,它的实质在于寻求客观逻辑对主观逻辑的工作批判关系。这里所谓的客观逻辑是指发展逻辑——社会客观批判,相应的社会主观批判则指与之相适合的认识逻辑或认识论的工作批判。以首章为例,“对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所得到的结果是: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具有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客观提取和再现了这个过程,而揭露出‘理论’创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商品的存在(批判)’—‘商品的本质(批判)’—‘商品的概念(批判)’—‘商品的精神现象(批判)’。”(参见许光伟:《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载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
[②]图中没有独立的哲学名目,是因为将其设定为学科工作规定。正如古希腊的哲学通常就可分解为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三科的研究规定,马克思以“研究”和“叙述”实现对方法论工作内涵的分置也是如此。具体而言,本图持广义哲学的语义,即哲学流派、方法论及其立场主张的总称,而狭义哲学即“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约略相当”。(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③]调查的是质与量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及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
[④]突出了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的统一。
[⑤]“于是科学抽象法被总结为‘具体→抽象→具体’是满足了‘体系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逻辑学的要求,立足的是‘逻辑自洽’的解释。其实如果立足思维学的话,那么马克思说的研究方法依《道德经》的用语而言,应该是‘道→物→象’: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论是‘物质→物质技术方式→生产力’,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论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应,叙述方法是‘取象比类’”,“而归根结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统一的,在具体应用环节又是‘两位一体’乃至‘一体不离’的。”(参见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⑥]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是什么、形成其体系的工作逻辑是什么、尤其是究竟采用何种恰当的表达方式等问题,尽管众说纷纭,甚至可以说各种意见和解说方案分歧很大,但“有件事必须谨记:《资本论》既是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参见杨照:《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70页)
[⑦]一些读者肯定要抱怨这里做出的这一“文化预设前提”。但就历史辩证法而言,正如有读者可能从政治角度对儒家文化并不看好,尽管如此,《资本论》中也可能同样包含了“孔子和马克思的共同面”,因为“《资本论》是以人逐渐远离原初真实的顺序安排的。从‘使用价值’堕落到以‘交换价值’定义商品,再堕落到将自己的欲望让渡给‘拜物’(fetishism)冲动,再堕落到以金钱涵盖一切价值,再堕落到金钱又从交易计算工具上升为主宰,也就是‘资本’的出现”。而以“发展观”看问题,可能视角会完全不同。“金钱本来是人用来购买物品的,变成‘资本’之后便倒过来,变成以金钱来购买人,将人化为‘物’,为换取更多‘资本’而服务。‘资本’是主人,人反而成了服务‘资本’的奴仆。”这不就是“物性”(生产力)的彻底胜利吗?可见,文化类型不同,理亦相通;政治观相左,但思维原理是一样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行动规定的中国人”而言则是这样的:“这是‘失乐园’的故事。人从原初的天堂被邪恶的力量诱惑,离开了天堂,然后就一步步堕落,距天堂越来越远。像宗教的‘失乐园’论述形式一样,马克思不仅整理出了人一路堕落的过程,还鼓励大家寻回乐园之路,指引大家一条通往救赎的办法。这就是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让世界回归‘异化’前原初状态的庞大计划。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异化’后的堕落人间,马克思却拒绝接受,也拒绝遗忘在堕落人间之外,其实还有种更纯粹的存在方式。”(参见杨照:《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91-92页)
[⑧]这是王亚南《资本论》方法的核心观点。也就是说,“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总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按照王亚南的认识,“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这些逻辑方法只能说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方法,因而是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方法。”(参见林京耀等:《对王亚南同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一文的商榷》,载于《哲学研究》1963年第4期)
[⑨]“所以,马克思使用的‘Wissenschaft’强调实现概念、本质、存在的自在自为的统一,与以形式逻辑为思维方式的‘science’有质的区别。”它着眼于“真正的实证科学”,所以,“虽然‘Wissenschaft’具有了实证性,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或实证主义,它‘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是一种批判的实证主义。”(参见庄忠正:《<资本论>的“科学性”》,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2日)
[⑩]那就是“通过改造和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试图要揭示价值获得客观性的前提是什么,并寻找扬弃价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一般’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相应地,‘资本一般’指的是实现了自身所有规定性的资本”。(参见王嘉:《“资本一般”与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改造——基于“1861-1863年手稿”的再研究》,载于《西部学刊》2017年第8期)“围绕‘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和消失过程,可以简单结论如下:(1)尽管马克思自称在价值理论一章中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从‘资本’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的讨论来看,马克思是在加工整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验材料过程中‘重新发现’辩证法的。(2)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结构计划调整中,最终放弃‘资本一般’的提法并用‘三卷四册’计划来代替‘六册计划’,也蕴含着辩证叙述方法的调整,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抽象到具体辩证展开的新的理解。”(参见周嘉昕:《从<大纲>到<资本论>——基于马克思创作过程的当代理论分析》,载于《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这解释了资本一般的“提出”和“消失”。对象思维形式——资本的对象思维形式,从而生产与交换的关系、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必须视为资本一般的内部运动构造关系,以致资本总公式必须作为“思维学”的理解事件,作为对象思维的合成,从中内生客观知识“W=c+v+m”。因此,“要准确地理解‘资本一般’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地位,必须摆脱以往将‘资本一般’概念思辨化、抽象化的倾向”,“‘资本一般’概念包含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整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的完整运用,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参见王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资本一般”概念——基于“1861-1863年手稿”的再研究》,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1]既包括分析与综合、分类与比较,也包括归纳与演绎、抽象与概括,是这些思维过程的全体规定。
[12]“生产一般”用《道德经》的工作术语表达,即“道生一”的规定,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马克思强调的正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收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关于这层意思,冯友兰先生是这样解读的:“所谓义理之天,常含有道德的惟心的意义,特非主持道德律之有人格的上帝耳。《老子》则直谓‘天地不仁’,不但取消天之道德的意义,且取消其惟心的意义。以为天地万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总原理,此总原理名之曰道”,“由此而言,道乃万物所以生之原理,与天地万物之为事物者不同。事物可名曰有;道非事物,只可谓为无。然道能生天地万物,故又可称为有。故道兼有无而言;无言其体,有言其用。”所谓“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此二者’,即有无也。有无同出于道,盖即道之两方面也。”更有后来《庄子•天下篇》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然则,“常无常有,道之两方面也。太一当即‘道生一’之一。”(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3-104页)
[13]逻辑是单纯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总是与具体思维的形式和过程联系在一起。对象思维则是坚持具体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合对象性,是思维的总体运用方式,也是主观思维对客观思维的关系,因此,具体思维形式相对于对象思维而言,是使自身获得客观总体性,即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14]以“客观对象”为思维,这是对“思维起点——批判”进行意义解析的唯一正确途径,根本不同于把“阶级意识”作为思维规定,进而当作分析起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做法。但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倚仗黑格尔的逻辑学,而把思维带向“神秘”,因为实际上以中国人的观点看,起点规定即“太极”(始源的运动规定)。这样在工作内容上,《资本论》必须判定为进行“实践的历史批判”“总体的辩证批判”“内在的理论批判”及“全面的认识批判”的一个系统批判的科学。所谓“思维即在于揭示出对象的真理”,是在于肯定“批判”的起点规定。一言以蔽之,作为对“科学开端”的寻求,批判是认识的起点,把握“一般的抽象”思维形式。从而作为“辩证法工具”,“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通意义的反思。……在这种方式下,思辨哲学的理念自将固执在抽象的定义里”,因为,“人们总以为一个定义必然是自身明白的、固定的,并且是只有根据它的前提才可以规定和证明的”,但“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二版序言,第7-8页)
[15]“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形态包括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两种构造:一者遵循‘产品批判→劳动批判’路径,一者遵循‘商品批判→资本批判’路径;一者是立足人的身份本位的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一者则是立足劳动本位的对‘物的世界’的构建与超越。因此,如果有人要问《资本论》的对象是什么,那么,我们显然回答的是‘商品生产关系’,即它不是以一切人类经济形态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对象,而仅仅是锁定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对象上。”(参见许光伟:《〈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16]也即思维总体和思维具体,或可称为“思维形式总体”,是对象思维形式按照批判组织起来的客观总体的规定——辩证的认识和批判的知识,是对客观发展规定和社会总体机制进行思维加工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它是对象规定以批判为线索中介与思维形式结合的产物。
[17]思想总体最终表现为一定的逻辑顺序,但它不是以逻辑顺序为先决条件的;同样,它表现出的“思维的结构”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工作内涵上的批判的结果,是运用对象思维形式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结果,从而全面涉及对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各种变动与社会构造的过程和形式,以及产生规律的认识(批判方法)和范畴的方法(工作组织方法)。对象→对象(天)与思维(人)的工作合一(天人合一),总之一句话,道和象、历史和认识(规定)在这里是高度统一的。
[18]总之,《导言》处在“事的科学”工作境界上。“《导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工作出场”,表现在创设“有历史的”思维形式规定,“一言以蔽之,通过整合‘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研究对象的结构’,马克思从而找到了对‘对象’进行有效研究的历史路径和科学路径,最终确立‘统一的历史’作为理论认识形式和语言,总之一切经济范畴和理论范畴‘生产’的客观依据,以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工作规定。”(参见许光伟:《<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载于《江汉论坛》2015年第9期)
[19]当然,形式的一致包含了内容工作的扬弃规定。“生产的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历史现象学和精神现象学批判,在向商品生产关系的客观批判工作序列(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转换的中间重新酝酿的系统化的思想批判,即是社会主观批判。因此总体看,商品生产‘存在论批判’叠合的是生产‘本质论批判’,这样在客体研究范围内,关于生产存在的直接基础的论述可以被绕开。”尽管如此,必须坚持一点,即“市民批判史中,商品的起点和生产的实际起点是同一的,一句话,‘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参见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20]作为一个对比,“《道德经》第一章(作为全书的‘总论’)的文字其实并不神秘。它只是说了两个字:道和象。以《资本论》商品章的比较为例,其结构和《道德经》的第一章是完全工作契合的。实际上,它们都是讲‘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在思维学架构内如何实现工作统一的问题,盖因道、象分别是客观和总体的‘规定化身’。”(参见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21]一般而言,“思维学”是强调思维形式的“认识论”,如《道德经》的“道名学说”,而逻辑学则是相对强调思维形式的“知识论”。道、象、识三者的统一,基本是在“思维学”的范围内完成的,但对“识”的理解则应广义化、内涵综合化,即可把它进一步界定为“思维学的名”与“逻辑学的识”的统一,从而全面满足及涵盖全部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工作要求。
[22]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有着两大学科工作基础:一是“思维学”。如上所述,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工作类型看,《道德经》的文明形态在内涵上确实在于提供了“一般思维学”。二是一般逻辑学,其可视为促使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统一的规定。毫无疑问,黑格尔《逻辑学》凭借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的有力批判,在提供了最有活力和革命性的“辩证的方法”的同时,也提供了一般逻辑学。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工作支撑:在方法论领域的内部,它是“思维学”和逻辑学的直接统一;而对方法论领域以外的工作延伸而言,它则是历史规定、思维学、逻辑学三者的统一。然则所谓“规律的方法”,即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学”;相应的,所谓“范畴的方法”也不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学”,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逻辑予以设计与制定的各种范畴的组织结合方法。
[23]规律是历史的“思维”,史书规定(史料)是从认识方面看待的历史的“思维形式”。然则,冯友兰先生坚持认为,“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24]显然,马克思在叙述方法环节加入了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因素。“也因此,取‘象’比类毋宁以行动路线的‘抽象和具体统一’表达之。”(参见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25]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但这里有个特殊社会形态的各自表达问题。例如,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其是与机器大工业特征高度契合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规律”;对于中华经济形态系统而言,则可表述为“共同体的地租规律”和“社会主义剩余规律”。这是前后接续的两个截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规律,尽管如此,二者的工作内涵都集中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构造上,即古代社会以经济地租的创制与分配作为规律表述的两个侧面,而社会主义则以社会劳动剩余的创制与分配作为规律表述的两个侧面。
[26]基于这一表述,公有制理论大纲理解域的“国家”和“计划者”等理论形式完全属于“社会发展的概念”。这样,在“社会发展理论”这个工作侧面应着重梳理社会主义生产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本质内涵而言并不在于供求两侧“同时或共同发力”,而在于寻找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动力”和路径机理;从社会主义生产一般的内在发展要求看,其结构逻辑可归纳为两条线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生产方式;而这一改革不过是行动意义上的“历史逻辑”,总揽“历史域”“理论域”“实践域”和“问题域”,而拘泥于语义学知识的观点则可能导致对历史和理论关系的割裂式理解。如,过于强调“《资本论》的范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而中国的范畴“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殊不知对象逻辑决不是一个孑然独立的逻辑体,按照内容本性,它必须涉及和涵括全部的所要分析的生产关系对象规定。因此,这一方法论真正贯彻的是:“现在并不是在《资本论》结构、范畴中演绎出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我们的范畴。”(参见顾海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并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不是停留在资本主义。我们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不能停留在初级阶段,我们要说明这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怎么被更高的阶段所代替。”(参见余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
[27]这是社会主义主体概念,包括社会劳动者、社会生产者及一切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核心规定是“社会劳动者”。
[28]核心规定是公有制,但不限于财产关系的单一意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概念,是个广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概念。同时,这个概念包含了劳动者公有制与其他各种私有制形式的社会联系和经济结合的关系。
[29]如上所述,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总体中,其逻辑结构突出‘人民’(物质生产者)这一‘中心范畴’。”(参见颜鹏飞等:《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及其构建方法论研究》,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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