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中国发展 >

城郊村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时间:2018-05-30 15:35来源:未知 作者:杨思远 点击:
 

作者:杨思远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

 

摘要:受县城经济聚集和辐射能力较弱的限制,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郊村代营经济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业、蔬菜花卉种植业和养殖业,本村工商服务业,农民工劳务输出四大支柱支撑的收入来源结构,出现了“离粮、离土、离乡”的发展趋势。适应这一趋势的农村经济制度变革,本质上是释放隐藏在旧制度内部的“潜在利益”,并呈现出多样性和发散式的演化方向。

关键词:城郊村;收入结构;发展趋势;制度变革

 

代营隶属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郊乡,位于县城西2公里。该村属于城控区村,位于产业集聚区,S333线、高速引线呈十字交叉穿村而过。社旗县为国家级贫困县,代营作为其城乡结合部,发展出以四大经济支柱为特征的城郊村经济结构。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代营与河南省其他地区一样,进城农民工主导了城市化,但这一趋势遭遇到在乡农民工的强力阻碍,形成了带有鲜明城郊村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代营经济发展中所展现的“离粮、离土、离乡”趋势,以相应的经济制度变革为条件,代营经济制度变革道路兼具中国农村的一般性和城郊村的特殊性。

 

一、代营村区位与行政隶属

 

区位是理解经济结构特性的地理基础。代营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北部边缘。西邻大冯营乡杨树庄和桥头镇泥河村,东接城郊乡双庄,南邻大冯营乡梁杜庄,北接城郊乡谭营村。代营因地处豫西南的南阳盆地,与华北平原有所不同,实际处于华北平原与长江流域过渡地带的汉江上游,属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类型保持对中原地区一定的独立性。秦岭-淮河一线在我国地理上意义重大,是旱地农业与水田农业的分界线,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的分界线,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我国南方和北方地区的分界线,农作物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与一年两熟的分界线。代营地处秦岭余脉,特殊的区位条件决定了其经济结构兼具南北方经济特点。

代营东距社旗县城仅2公里,处于城乡结合部。社旗县主导产业是农业,缺乏大型工矿企业,只有赊店老酒是全县最大的工业企业、利税大户。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中心,社旗县城无论是聚集功能还是辐射功能都较弱,对全县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但对代营来说,情况又有所不同。由于距离县城很近,代营的产业和就业受县城经济的带动作用又十分显著。

从区位来看,代营至南阳市23公里,受南阳市的经济影响不容忽视。南阳市地处豫西南,属于地级市,工业并不发达,但半个小时的车程,使得代营成为南阳市的蔬菜、花卉供应地。南阳市工业品的市场半径覆盖代营,是代营村民外出务工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代营距武汉和郑州的车程均为2.5小时,受到中原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南北双重辐射。自古以来,尤其在清代,南方水路运输终端和北方陆路运输起点在社旗,是南来船运与北去马运、驼运的中继站。赊店镇[1]上“天下第一”的山陕会馆、清廷设立的厘金局、“蔚盛长”领衔的“中原华尔街”、“中原瓷都”的瓷器街、镖行天下的广盛镖局,见证了古代赊店镇商业的极度繁盛。只是到了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近代铁路运输取代古代南船北马的运输方式,使得南北方贸易线路东移,经赊旗镇的贸易线路才衰落下去。但是,历史上形成的贸易联系尽管衰落,不等于断绝,代营经济受两大经济区的交错影响随处可见。

代营作为一个行政村,下辖六个自然村:代营、杨树岗、隋庄、马桥、新庄和冷庄,代营自然村实际是中心村,村部就设在这里。每个自然村又设立若干村民小组,第一至六组归代营,第七和第八组归杨树岗,第九和第十组归隋庄,第十一组归马桥,第十二组归新庄,第十三组归冷庄。

[1] 社旗县名源自赊旗。早在东汉刘秀起兵南阳时,曾在此“赊旗访将,起师推莽”。后人垂念光武帝向酒店赊酒旗为军旗,遂命名此镇。1965年11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9次会议通过设立赊旗县,经周恩来总理提议,谐原赊旗之音,寓社会主义红旗之意,定名为社旗县。社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社旗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二、代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据代营村部提供的材料[1],2014年全村总户数957户,总人口3521人,其中男性1748人,女性1773人。17岁以下为720人,18—59岁2173人,60岁以上628人。全村总劳力2200人。各自然村人口,代营为1598人,杨树岗540人,隋庄680人,马桥288人,新庄280人,冷庄135人。2011—2014年年均总人口增加107人。

2015年,全村拥有土地5724亩,耕地4854亩。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玉米和薯类,小麦良种繁育面积3000余亩,小麦单产900斤,玉米单产980斤。经济作物有蔬菜和花卉,蔬菜以大白菜和大葱为主。代营大葱以质优而远近驰名,获农业部颁发的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年产值突破800万元。蔬菜(大葱)种植、花卉种植、小麦良种培育和牲畜养殖是全村支柱产业,蔬菜种植700余亩,苗圃、林果种植面积500余亩。农业机械在播种、收割和农产品加工、运输等重要环节都得到普及。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4个,包括代营机械合作社、代营化肥合作社、代营农药合作社和代营种子合作社,蔬菜产销协会1个,渔业养殖合作社1个,花卉产业合作社2个。

近年来,花卉种植成为代营农民增收的一个新增长点。利用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通过土地流转,集中1000亩土地发展花卉种植业。其中,与兴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流转土地247亩,与厚阳花卉种植合作社签约流转土地320亩,与南阳果田农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流转土地312亩,其余为本村内部土地流转实现花卉规模种植。签约年数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时间,流转土地每亩年租金为1400元。三家外来单位流转的879亩土地,年总租金123万元,不仅稳定增加了代营土地流转户的收入,且游离出大量劳动力用于发展工副业或外出务工经商,进一步增加了村民收入。

代营养殖业以家庭养殖为主。较大的养殖专业户有养猪专业户10户、养鱼专业户2户、养鸡专业户7户、养兔专业户5户,养羊专业户3户,也有少量农户养牛。[2]养殖品种体现出南方和北方主要畜禽兼备的特点。

代营2015年到县以外务工人数222人[3],其中代营自然村155人,杨树岗0人,隋庄15人,马桥村6人,新庄34人,冷庄12人。近三年来,代营外出务工人数持续增长,2012年为250人,2013年增长到270人,2014年猛增到386人,2015年7月初为300—350人。[4]在本村从事工副业的共30户,主要有榨油坊、磨坊、餐饮业和小型加工业。全村有大中型超市3家,小商店13家。从事运输业的有50户。[5]

2014年全村地区生产总值(GDP)3011万元,总收入301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572元。[6]同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892元,社旗县农民人均纯收入8084元[7],代营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1320元,高于社旗县农民纯收入488元。2012至2015年,代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较大,年均增速为12%。代营是一个贫困村,在总户数957户中,2015年由村民小组筛查的贫困户就达339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5.4%,第一批扶贫户120户,占总户数的12.5%。

代营村村通道路以及村内道路尚未硬化,还是土路,雨天难以出行。全村饮用水靠打机井,有自来水管线通往各户。2012—2015年,全村利用国家项目资金共打井30眼,配套15眼,道路建设5.3公里。有线电视网已经接入,互联网宽带已经开通。村部建设基本达标,设有党员活动室、两委会议室、图书室、科教宣传室,配备了相应的器材、桌椅、图书、资料和电视电脑设备。

2012—2015年,代营村政府征地及拆迁安置工作成绩显著。征地200余亩,公路建设拆迁安置70户,农户土地流转近千亩,其中花卉种植879亩,道路建设200余亩。协助政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临时用地取土570亩,2014年已全部还耕。

社会保障方面,2014年,代营养老保险参保率占应保人数的4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总人口98%。全村“五保”对象共27人,低保人数129人。2013年危房改造6户,他们是马桥村的王正伟、新庄的郭跃林、代营自然村的金雪太、魏海州、魏丰龙和冷庄的王长欣,2014年危房改造2户,即代营自然村的张彦平和杨树岗的林树明。

代营集体经济名存实亡。自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各自然村和村民小组预留的机动地用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得以重建。集体企业、事业和集体福利均不存在,也无集体收益分红。集体经济的丧失同样否定了集体生产力,像花卉种植业、蔬菜种植业和较大规模养殖业全部采取农户经营形式,或以农户为基础通过土地流转来举办。集体缺乏积累能力,是造成代营作为贫困村的制度性原因,基础设施建设、危旧房改造、鳏寡孤独的赡养、残疾人事业的举办、医疗养老和社会福利均由政府项目资金解决。

[1] 代营村民委员会.代营基本情况,2015年7月11日。

[2] 代营村党支部.深化“4+2”工作法,破解村级事务难题.2015.4.15.

[3] 2015年,代营外出务工人数有两个不同数字:一个是由城郊乡农业中心主任郭伟提供的《2015年代营村劳动力与劳务输出》中的数字,为222人;一个由乡长吴凯和代营村会计聂成增联合提供的,为300—350人。不过,郭主任承认统计数字有出入。

[4] 2015年7月14日下午在城郊乡政府会议室,由吴凯乡长、代营村会计聂成增、代营村妇女主任周金允等主持专门接待此次调研组会议上,提供了上述数据。

[5] 代营村民委员会.代营基本情况,2015.7.11.据我们实地调研,仅工商服务业一条街及村部通往社红路的支路两侧,就集中了不下90户的工商服务户,详见下文。

[6] 关于代营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三个不同数字:代营村委会披露的数字是7800元。但据同一份材料,2014年总收入为30182040元,全村总人口为3521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应该是8572元。代营村民委员会.代营基本情况.2015.7.11.另据村党支部提供的材料,2014年代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200元。代营村党支部.深化“4+2”工作法,破解村级事务难题.2015.4.15.这里采用最高收入水平。

[7] 社旗县人民政府县长张荣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Z].社旗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015.1.18.

 

三、县城郊型村庄经济结构

 

代营经济的结构特点是从县城郊的区位优势中获得的。首先是代营经济的乡村性,种植业、养殖业都是乡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代营经济的基础部门;其次是代营经济的城郊性,种植业、养殖业的自给率低,商品率高,服务于城市需要,同时,利用县城优势发展工商服务业;最后是乡村性与城郊性的结合,既服务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接纳城市经济的辐射,社旗县城和南阳市的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既在代营经济结构中得到释放和检验,又在城乡互动中得到增强。

从种植业来看,利用城郊结合部的区位优势,代营选择的经济作物有蔬菜和花卉两大产业。在4854亩总耕地中,小麦玉米是复种,面积达到3000亩,每亩纯收益约为1200元,年纯收益总额为360万元。蔬菜种植700余亩,年产值800余万元,年纯收益500余万元。仅蔬菜种植一项,所占耕地面积不到粮食所占耕地面积的1/4,纯收益却超过粮食种植140万元。花卉种植共流转土地879亩,年总租金收入达到123万元,所占耕地只有粮食种植用地的29.3%,收益却达到粮食种植收益的34.2%,这还不计被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务工收益。远高于粮食种植收益的蔬菜种植和花卉种植,得益于城市郊区的区位优势,蔬菜和花卉主要销往社旗县和南阳市。

从较大规模的专业户养殖来看,2015年,代营新庄专业户刘保同养猪100余头,马桥自然村专业户谢金兰和隋庄专业户成耀养殖獭兔约700只,代营自然村专业户焦明东养鱼水塘面积38亩,代营自然村专业户魏衣养鸡4000只,隋庄专业户赵霞养羊40只。专业养殖户畜禽产品主要供应社旗县和南阳市场。养殖业成本低、收益高,同样得益于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既有城市市场需求,又有农业和饲料工业提供的饲料保障。

当然,距离市场较远的农村也可以发展蔬菜花卉种植业和养殖业,但无可否定的是,城乡结合部距离市场最近,有级差地租Ⅰ[1]的存在,级差地租Ⅰ是城乡结合部区位优势的经济实现。

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还体现在代营工商服务业的发展上,社红路代营段的路南路北,集中了代营大部分工商户,数量达到90户以上。代营工商服务业较发达,正是临近县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造成的。这些在家门口就能从事非农产业的代营村民,或者从县城辐射功能中获得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和动力来源,或者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县城市场,增强了城市的聚集功能。如果以户均年纯收入5万元计,90余家商户年总收入可达450万元。

作为城乡结合部,代营经济发展直接接纳了城市功能的辐射。在品种改良、化肥农药、农用机械、机井技术、防疫技术、花卉等经济作物种植技术等方面,社旗县和南阳市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各种涉农企业将技术服务送到各户。

社旗县和南阳市供应了代营从事工商服务业所需要的各种机械设备。或者社旗县城和南阳市直接制造这些设备,或者通过城市聚集功能,从外地输入设备,保证了代营从事工副业所需设备的供应。

建筑材料如水泥、钢材、平板玻璃、地砖、铝材、木材的供应,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供应,养殖业需要的饲料、防疫器械和药品等,均需要县城和南阳市的相关企业和部门来满足。代营大部分超市和商店的进货来自社旗县。

南阳市和社旗县的金融部门还为代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融资服务,县农信社发放的贷款,支持了代营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建房、发展生产和满足生活需要,而外出务工、农产品销售、工副业的货币收入都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社旗县政府部门如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县劳动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局和县医院等定期发放各种政策性补贴和社会保障金以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费用报销,不是增加了代营村民的货币收入,就是减少了代营村民的货币支出。

代营劳动力就业,除300—350名到县外务工外,其中南阳市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杨树岗的赵松组建了一支15人的建筑队,南阳市2012年全国农民运动会广场的铺设,就有该建筑队承揽的项目。还有部分人进入社旗县县城务工经商。例如,代营自然村魏金宝的长子魏大力就在县城一家烤面包房打工,月薪2500元,每天骑摩托车在住家和面包房之间奔波。

而以服务城市为市场,以城市服务为支撑,可以说是我国农村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阶段发展村庄经济的一般特点。但是,对于代营来讲,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在服务城市过程中有着级差地租的经济优势,因而农产品商品率更高,出现了完全为满足城市需要的蔬菜、花卉种植业和多样化的养殖业;而利用城市服务所发展出来的工商服务业更加发达,使一个行政村出现了具有一定聚集效应的工商服务业一条街;更为重要的是,河南省作为全国最大的进城农民工输出省份,在代营村遇到了在乡农民工的阻滞,尽管这种阻滞没有消除农民工外出的基本趋势。这些特点,正是代营经济作为城乡结合部的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城乡结合部村庄经济,由于受到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强弱的不同影响,具有不同的结构。县城郊、市城郊、省城郊、区域中心城郊和京城郊的村庄经济具有共性,但由于城市经济实力不同,城郊村庄经济的差异很大。城市功能强大的省城郊、区域中心城郊和京城郊的村庄,可能完全成为城市的菜园、果园、花园、苗圃和养殖场,甚至某一两个品种蔬菜瓜果种植就能养活一个村,完全阻滞了外出打工趋势;在乡农民工成为这些功能强大的城郊村庄农民工的主要形式,并吸纳大量外来的进城农民工,本村的工商业聚集更为明显,甚至有整个村庄呈现出工商业园区外观的趋势。由于村庄经济实力的提升,与城市经济联系的增强,这些村庄最有可能在行政区划调整中被并入城区。社旗县和南阳市的工业不发达,城市功能较弱,因此,代营经济结构作为县城乡结合部的村庄经济,应是一个典型。粮食种植仍是它的基础,供应城市的商品性种植业和养殖业是增收最具潜力的部门,在乡农民工发展出来的工商服务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而外出农民工趋势没有被完全阻滞,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形成代营作为城郊型村庄经济的四大支柱。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级差地租分为两种形式,级差地租Ⅰ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或距离市场远近不同,优等地和中等地生产的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由劣等地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而形成的超额利润。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31-758页。

 

四、四大经济支柱

 

代营经济的四大支柱是:粮食种植业,蔬菜花卉种植业和养殖业,社红路代营段工商服务业一条街,代营农民工劳务输出。这种划分的标准不是产业部门或产品结构,而是收入来源渠道,能够体现出县城城郊型村庄经济的结构特征。第一项与城郊区位无关,或者是县城带动力不足的表现,中间两项是城郊经济的典型收入来源,最后一项只是当地县城带动力不足的结果,如果县城经济发达,代营农民工不会大规模输出外地,而会选择在本县城务工。

由于社旗县作为农业大县,县城除赊店老酒一家大型企业外,缺乏工业基础,城市功能较弱,还不能够对代营经济产生足够强大的带动作用,一个表现在于,代营4854亩耕地中,尚有3000亩耕地(占61.8%)用于粮食种植。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的75.4%,约95%的全国增产粮食来自这13个粮食主产区。河南省是粮食主产区之一,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000亿斤,不仅养活河南1亿人口,每年还调出400亿斤。[1]代营所在的南阳盆地是河南粮食主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营的县城城郊村庄经济性质不能改变其属于粮食主产区的地位,一方面说明粮食种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说明社旗县作为粮食生产大县必然难以动摇其所辖村庄粮食种植的基础地位。

代营粮食种植品种主要是小麦和玉米。2014年3000亩耕地一年两熟的粮食总产量,小麦为270万斤,玉米为294万斤,总产量为564万斤,总收入约为647.4万元,扣除成本,粮食种植纯收入约为360万元。2014年,代营人均耕地1.38亩,低于全国人均耕地1.52亩,略高于河南省1.23亩,人多地少,粮食种植意义格外重大。按照人均年消耗粮食600斤计算,2014年,代营养活3521人需要粮食211.3万斤,余粮352.7万斤可用于出售或作饲料。

对于人多地少的省份来说,蔬菜种植带有普遍性。山东省人均耕地1.21亩,略低于河南省,河北省人均耕地1.40亩,略高于河南省,因此,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农村蔬菜种植相当普遍。但是,蔬菜种植不可能遍及所有村庄,这是因为蔬菜市场需求主体主要是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大多自己能够种植,无需大量依靠市场供应。因此,只有靠近道路,运输方便,运输成本较低,运输路途较短的城郊村,具有种植蔬菜的比较优势。代营2014年蔬菜种植700余亩,年产值800余万元,年纯收益500万余元,高于粮食种植收益。大葱是代营蔬菜主打品种,代营大葱以味美、葱白长而驰名。但是,国家对蔬菜种植没有保护价收购政策,市场风险很大。2013年,代营村委副主任李成旭家种植大葱0.5亩,收获后价格为每斤2元,总产量5000多斤,半亩地毛收入达到1万元。2014年他家大葱扩种到0.6亩,价格却出现大幅下跌,在跌到每斤0.4元时,曾出售了200多斤,收入83元,后来价格进一步下跌,剩余大葱全部扔掉了,损失惨重。

花卉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市场需求主体也主要是城市居民。代营花卉种植面积上千亩,其中879亩花卉种植用地流转到本村以外的公司与花卉种植合作社,花卉种植业的主要收入不属于代营。但是,流转土地每年每亩有稳定的1400元租金收益,年租金总收益达123万元,旱涝保收。

代营的养殖业可分为两部分:专业户规模养殖与农户分散养殖。规模养殖主要有养猪、獭兔、鸡、鱼、羊,均为商品性养殖;而农户分散养殖,自给性比例高,主要用于改善农户膳食结构,增加肉禽奶蛋的消费。

蔬菜、花卉种植和养殖业的共同点在于“离粮不离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人多地少的省份,提高粮食单产的意义远远小于提高单位土地纯收益的意义。“离粮”的蔬菜、花卉种植业和养殖业需要一定的土地,但是蔬菜、花卉种植的单位土地收益高于粮食,这是“离粮”的经济动因。从代营的情况来看,一亩耕地用来种粮,即使是一年两收,小麦和玉米所带来的纯收益不过1200元左右,可是,如果种植蔬菜,每亩收益可高达5000—7000元,当然风险很大。代营自然村的魏金宝种植特种蔬菜,并采用大棚种植技术,1.2亩土地年收益可达3—4万元,合每亩收益2.5—3.3万元。花卉种植收益,可能没有蔬菜种植那么高,但是,租赁代营土地用于花卉种植的外来公司,每亩土地支付的租金就高于粮食种植纯收益,而这些公司本身也要赢利,可见花卉种植收益同样远高于粮食种植。养殖业需要土地种植饲料,虽然我们尚不掌握一亩土地用于发展养殖业收益的统计材料,但养殖业的收益高于粮食种植,从专业养殖户那里能够得到证实。

社红路代营段工商服务业一条街,涉及行业众多。农资供应、种子公司、建材销售、粮食收购、磨坊油坊、餐饮饭店、通讯服务、电动车代销、家具销售、超市商店、服装加工、废品回收、美容美发、电器修理、五金销售、丧葬服务等无所不涉,商户总数达90余户,保守估计,年总收益450余万元。这个数字仅仅是业主的经营收益,如果考虑这些商户租用门面所支付的租金收入,则代营工商服务业一条街的收益会更高,这些门面房的所有者全部属于代营村民。例如,路南立马电动车销售部的门面房就是从杨树岗农民代保建那里租赁来的,月租金1000元,年总租金1.2万元;路南洪涛家具店的门面房主是杨树岗赵六林长子赵伟民,店主杜洪涛每年需支出租金1万元;路北已经关闭的门面房房东是赵六林的次子赵二明,因他的房租太贵,原租户不得不退租。可以断定,工商服务业一条街是代营农民收入最富潜力的增长点。调研发现,这条街的聚集功能较强。例如,代营自然村魏大力的媳妇朱琳,即将在这条街上租用门面房准备加工蛋糕,她做蛋糕的设备齐全,已经在家做蛋糕两年多,技术是从丈夫魏大力那里学来的,她做的蛋糕口味好,业务越来越多,尤其秋冬季节更加繁忙。

农民工劳务输出是代营经济的又一根支柱。这里的劳务输出,是以县为界划分的。在社旗县境内,即使离开代营村或者在城郊乡务工经商,在统计上都属于在乡农民工范畴,出县方为进城农民工,又称劳务输出。代营2015年7月初劳务输出300—350人,据城郊乡乡长吴凯和村会计聂成增提供的数据,代营在乡农民工月薪平均为1500元,进城农民工月薪平均为3000元。若按劳务输出300人计算,外出务工人员年总收入为1080万元,在目前代营四大经济支柱中位居首位,详见表1。

                                                              1 代营2014年四大经济支柱
 
项目 粮食种植 蔬菜、花卉种植与养殖业 工商服务业一条街 劳务输出 合计
总收入(万元) 360 蔬菜500+花卉123+养殖100=723 450 1080 2613
占比(% 13.8 27.7 17.2 41.3 100

四大经济支柱不等于代营经济的全部,此外还包括:在本村以外本县以内的在乡农民工务工收入,一条街门面租金收入,没有在一条街上开设门面的运输户、建筑户和其他工商户的收入,如果加上这些项目,2014年全村总收入可达到3000万元,代营村民委员会提供的数据为3018万元[2],应该是可信的。 

[1] 2011年中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情况介绍,产地网,2011.12.27.

[2] 代营村民委员会.代营基本情况,2015.7.11.

 

五、代营经济发展趋势

 

由表1可知,劳务输出是代营经济第一大支柱,其次是蔬菜、花卉种植与养殖业,再次是工商服务一条街,最后是粮食种植业。凡在空间上并存的东西在历史上都是先后产生的,因此,从静态结构能够洞悉历史,揭明未来。在考察了代营经济空间结构之后,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代营经济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粮食种植是代营经济的基础,这个基础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但这不等于说这个基础不重要,更不是可以不要了。粮食种植提供了基本农产品,随着供养人口越来越多,粮食种植意义也越大。经济活动最终要提供人类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物质产品,这是人类经济活动一般要求;但在市场经济中,只有能够带来一定货币收入的产品才能够得到生产,只有能够支付成本价格的商品需求才配得到供应;而在资本运作下,只有能够支付成本价格且有余额的商品需求才能得到资本的青睐,对于农产品生产来说,才能获得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如果资本在粮食种植以外的其他各业中所获利润超过了粮食种植,粮食种植所带来的收入占代营总收入的比重就会下降,投入的土地就会减少,投入的劳力就会转移。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至少存在生产使用价值、生产商品和生产利润三重界定。代营粮食种植投入耕地面积最大、劳力最多,但收入占比最低,因此,从基本农产品供应安全角度来看,粮食种植受到各业比较利益的侵蚀。如果单纯依靠经济力量自身来调节,即粮食产量减少后,粮价提高、种粮收益增加重新导致播种面积扩大,那么这个过程必然会伴随基本农产品供应的紧张,严重时甚至发生饥馑。政府早就注意到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的意义,在将农业生产推向市场化和资本化时,适时制订了粮食种植补贴政策,包括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2015年,代营种粮每亩可获得补贴126元[1],此外还有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等。[2]尽管每年出台各种政策,但粮食种植收益远低于经济作物,因此,粮食种植基础地位不是就代营农民增收来说的,它不构成收入增长点,在代营2014年四大经济支柱中收入占比最低,只有13.8%。从事粮食种植的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这种转移在代营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一是“离粮不离土”,蔬菜、花卉种植和养殖业,就属于这种形式。在代营2014年四大经济支柱中,蔬菜、花卉种植和养殖业的收入占比为27.7%。蔬菜花卉种植占用耕地只有粮食种植占用耕地的56.7%,收益却是粮食种植的1.73倍。劳动力“皆为利往”,纷纷离开粮食种植,转向蔬菜花卉种植业和养殖业。

二是“离土不离乡”,在工商服务业一条街上就业的劳动力属于这种形式。这里,“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还应包括:在社旗县境内但在本村以外务工的在乡农民工,以及虽未在工商服务一条街就业而分散在各自然村的运输户、建筑户和其他工商户劳动者。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可以概括在“在乡农民工”[3]范畴之内。代营的在乡农民工不超过400人,但创造的收益同样高于粮食种植业,在四大经济支柱中,收入占比为17.2%,高于粮食种植业3.4个百分点。

三是“离土又离乡”,劳务输出就属于这种形式,可以概括在“进城农民工”[4]范畴中。代营的进城农民工从2012年的250人,持续增长到2015年的300—350人,三年增长100人,这与全国外出农民工的人数增长是一致的。[5]劳务输出已构成代营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其收入占比高达41.3%。

从代营调查来看,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是相通的,前者的存在及其增长对后者的增长构成一种抵消作用。这种抵消作用从我们入户调查材料中可以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婚后女性从进城农民工返乡转变为在乡农民工,另一种是部分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冷庄的颜繁立初中辍学后曾到上海一家汽修厂打工,后来回到代营工商服务业一条街开设磨坊,属于典型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实现了从进城农民工向在乡农民工的转变。颜繁立的妻子聂冬云小学辍学后,曾到武汉、郑州、广州、东莞等地打工,2006年与颜繁立结婚,婚后为照顾孩子和老人,再也没有出去过,和丈夫一起在冷庄种地并经营磨坊生意。当然,在乡农民工转变为进城农民工的也大有人在。

不难发现,代营农民从粮食种植,经过“三离”(离粮、离土、离乡),先后转变为蔬菜种植专业户、花卉种植专业户、养殖户,再转变为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尽管这中间每次转变不是不可逆的,存在反复,但发展趋势十分明显。这个趋势从否定意义上就是非粮化、非农化和非乡化,从肯定意义上就是城镇化。

我国城镇化道路有两条:进城之路与建城之路。进城农民工走的是前一条道路,在乡农民工走的是后一条道路。对于进城农民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消除进城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在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的原则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二是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平等享受教育权利,同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卫生和计生体系,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三是保障进城农民工在农村的合法权益。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引导进城农民工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直接影响代营的劳务输出,目前已有300多代营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城市。但在调研中发现,外出务工的大多数代营农民恰恰进入的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由于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落户条件,能够享受到市民化政策的代营进城农民工并不多,而放开建制镇和县城落户条件,对代营农民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建城之路实际是就地城镇化。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尽管农民工总量增速继续回落,但在乡农民工增速快于进城农民工。全国在乡农民工总数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一改此前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8445万人的最低点开始回升,2010年达到8888万人,2013年突破1亿人,达到10284万人,2014年增长到10574万人。[6]像代营这样的城郊结合部村庄,在第一代农民工实力积累基础上和县城经济带动下,由在乡农民工发展出工商服务业一条街,为城镇化的建城道路增强了动力。可以想见,如果像这样的工商业街数量增多,实力增强,现在的城郊乡就可以转变为建制镇,当然更有可能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被划入城区。

所以,目前代营农民城镇化趋势中,进城道路的现实意义反而小于建城道路,因为代营进城农民工大多进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他们受落户条件限制享受不到市民待遇,能够享受到的市民待遇的小城镇和小城市,代营人的兴趣不大。

代营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趋势是贫富分化。在代营四大经济支柱中,劳务输出是那些缺乏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无力在工商服务业一条街租房开业的少地或无地农民,仅仅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不得不外出务工。他们中的多数沦为雇佣工人,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抛家别亲,成为代营弱势群体。在工商服务业一条街的工商户,虽然多数是个体性的,很少雇工或者根本没有雇工,但收入水平较高,在社会分化中,他们最有可能成为富裕户。从事蔬菜、花卉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专业户中,能够租赁较多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也会成为大户。多数只种植粮食和小规模进行蔬菜种植的农户,不敌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会沦为贫困户。贫富分化在代营已经出现,但总体来说尚处于初期。

贫富分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在竞争中必然要出现的趋势,如果说,城镇化是代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趋势,贫富分化就是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贫富分化的结果,使代营出现了需要救济的五保户、低保户、危房改造户、专项资金扶贫户、年度救济户,产生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需要。在集体经济缺乏任何积累的条件下,不可能依赖代营内部经济力量来化解社会分化所带来的难题,只有仰赖政府财政。[7]

[1] 每亩粮食直补13元,农资综合补贴93元,良种补贴按播种面积计算为10元,由于代营一年两熟,玉米和小麦复种,良种补贴两次为20元,每亩耕地补贴总数为126元。

[2] 2015年中央财政农业补贴政策达50种之多: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政策,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产粮(油)大县奖励政策,生猪大县奖励政策,农产品目标价格政策,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深入推进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和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支持政策,菜果茶标准化创建支持政策,测土配方施肥补助,化肥、农药零增长支持政策,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补助,设施农用地支持政策,推进现代种植业发展支持政策,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支持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支持政策,畜牧良种补贴,畜牧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政策,动物防疫补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振兴奶业支持苜蓿发展政策,渔业柴油补贴,渔业资源保护补助,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海洋渔船更新改造补助,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支持政策,农村沼气建设政策,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政策,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政策,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政策,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策,金融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与集约化经营政策,农业保险支持政策,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扶持家庭农场发展政策,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政策,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政策,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政策,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支持政策,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支持政策,农村、农垦危房改造补助。

[3] 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123-124页。

[4] 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123-124页。

[5]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增长2.8%。农民工总量增速继续回落,但本地农民工增长快于外出农民工。
                                                                 农民工规模(万人)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农民工总量 24223 25278 26261 26894 27395
外出农民工 15335 15863 16336 16610 16821
本地农民工 8888 9415 9925 10284 1057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年4月29日。

[6]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4.29.

[7] 2015年社旗县为国家级贫困县,要增加财政收入,除保住贫困县“帽子”外,只有靠土地财政。县长张荣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河四区”与“三城联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本质是土地财政的发展思路。“两河四区”指潘河、赵河、产业集聚区、新城区、商埠文化产业示范区(赊店古镇特色商业区)、现代农业先导区。“三城联动”指争创国家级园林县城、卫生县城和文明县城。社旗县人民政府县长张荣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R],社旗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015年1月18日

 

六、集体返租倒包制度

 

经济发展需要经济制度变革的匹配。代营经济发展中的“离粮、离土、离乡”趋势,如果没有经济制度的相应变革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制度变革在“离粮”趋势中表现为集体返租倒包制度和合作社制度的建立,在“离土、离乡”趋势中表现为农民工制度的形成。本节先来考察集体返租倒包制度。

自1978年开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从此,告别了“联产”和“责任制”,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经营制度。

这一制度演变的第一步,是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转变为“有分无统,农户单层经营”。第二步始于“离粮”、“离土”和“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单位的农户,难以独立实现再生产,出现了返租倒包、专业合作社以及大量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现象。这些现象既产生于有分无统的农户单层经营制度的薄弱环节,同时又是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超越。由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不动摇的政策,农村经营组织固化于农民家庭,在代营经济发展中,制度匹配首先表现在从家庭经营到家庭弃营、集体倒包和超越家庭经营的制度创新。

返租倒包是指村集体或村民小组,将承包到户的土地通过租赁形式集中到集体,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然后将土地使用权通过市场的方式,再转包给农业经营大户或者从事农业经营公司的土地经营方式。之所以将这种土地经营方式称为“返租倒包”,是因为正常租赁关系和承包关系是农户向村集体租赁土地和承包土地,现在转变为集体向农户租赁和承包土地,顺序反过来了。过去承包的主体是农户,现在是乡政府和村民小组。

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家庭承包土地不是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吗,不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吗,集体经营不是产权不清,缺乏效率吗,为什么当初强制推行的家庭承包经营,现在又被强制性地集体返租倒包所取代?

这是因为当初强推家庭承包经营的政府,现在改变了想法。政府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1],如今转到“产业集聚区、县城新区、商埠文化产业示范区和现代农业先导区‘四区’建设”。[2]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对于鼓励农户从事粮食生产,解决温饱,起到过有限的作用,但对于推进“四区”建设,小农经济就成了障碍。各户拥有自己承包地的经营权,想种植什么品种,想种植多大面积,均由农户自定。现在政府要搞“现代农业先导区”建设,大力培育烟叶、蔬菜、花卉和畜牧等特色产业,势必与分散决策的小农体制发生冲突。由于中央反复强调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不动摇,因此基层政府的新想法,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才能转变为现实。这种制度创新,既要克服小农经济,又要坚持小农经济。这个矛盾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时期所遇到的矛盾颇相类似,那时既要坚持集体经济,又要否定集体经营。家庭承包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由集体发包,农户承包,重建小农经济,在形式上坚持而没有否定集体经济,但在实际上只有家庭经营和农户经济,至于集体统一经营,全国除极少数村庄存在外,均名存实亡。现在,既要坚持小农经济,又要实现基层政府的雄心壮志,只能再次借助承包,只不过这次由农户发包,集体来承包。通过土地租赁形式将农户承包地重新集中到集体手里,然后进行统一规划,再转包给农业经营公司,进行农业开发。

倒包没有否定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毋宁说以尊重这一权利为前提,倒包的起点恰恰是承包的终点。家庭承包经营实施以前,土地经营权在集体手里,承包后才转到农户手里,这一改革的目的在于调动农户发家致富的积极性;现在,既然承包的终点成为倒包的起点,这个发家致富积极性的目的,就不再为主张返租倒包的政府所考虑了,需要另外一种与承包目的相异的目的,这就是政府的政绩。

既然是政府的政绩,如果这个政绩与把土地留在农户手里创造出来的业绩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倒包纯属多此一举。因此,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改变土地利用性质。粮地改为菜地或花卉苗圃,种植业用地改为养殖业用地,耕地改为工商业用地等。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土地收益水平,为返租倒包经营者创造出新的盈利机会。或许返租倒包者会说,如果不进行倒包,土地留在各户手里,这种较高的土地收益会因为技术水平有限、经济实力较弱、融资能力较低、经营管理落后等原因,而难以创造出来。这在已经实现了土地家庭承包之后,或许有道理,问题在于,既然承包下去,现在又倒包上来,何不干脆取消土地承包,重新开展集体经营呢?个体农户技术水平有限、经济实力较弱、融资能力较低、经营管理落后,是可以在集体经营中得到克服的。

价值总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土地本身只是创造使用价值的一个要素,不创造任何价值,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任何变动都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本身不创造价值。同一块土地,在农户手里的经济收益较低,通过返租倒包经营,收益会大幅提高,如果不是劳动投入增加导致的价值量上升,那就是垄断存在,造成了价值有利于返租倒包者的重新分配。返租倒包土地的纯收益(Y)首先要支付土地承包户的土地租金(R),剩余部分才是返租倒包者的利润(P),Y=R+P。只要P>0,则一定有Y>R。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返租倒包经营方式能否释放更高的土地纯收益。

同一块土地,返租倒包的纯收益高于家庭承包时的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或者是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量发生了变化,或者劳动者本身发生了改变。返租倒包的土地经营者,不再使用原农户劳动力,而是雇佣技术工人。以代营第五村民小组倒包312亩土地给厚阳花木合作社从事花卉种植业为例。厚阳花木合作社长期雇工只有1名,固定工4名(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厚阳工作),随机工需要人数多,但时间短,季节性强。倒包前312亩土地可吸纳就业62人,倒包后吸纳就业人数减少了9/10,可见,返租倒包会游离出大量劳动力,带来就业问题。不过,这种就业问题的压力较小,因为返租倒包后,土地原承包户获得了稳定的租金收入,根据代营的情况来看,租金收入不低于返租倒包前每亩土地的纯收益。这就是说,即使不再就业,这些劳动力不会因出租土地而减少收入。

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土地原承包户的租金收入R。租金本来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但这里的租金收入是土地承包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是在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中赋予农民的,有了承包权,在一轮承包期内派生出土地经营权。在返租倒包关系中,承包地的经营权转让给返租者,土地承包权于是得到确证,这就是租金收益R。代营土地一年两熟的粮食种植亩均纯收益约为1200元,返租倒包的年租金收入约为1400元。辛苦耕种承包地的纯收入,还赶不上不劳而获的租金收益。

经济制度是较为稳定的经济关系,在我国得到了法律和政策的规制。返租倒包经济行为的出现,与一套新的经济制度相匹配。这套制度不同于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又是以后者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制度演化的生长点是政府,政府有了新的项目,需要改变原有土地使用性质,而这又不符合旧的土地制度要求,于是产生对土地制度重新的需求,这就要通过政策调整出台建立新的土地关系,以保证制度供应。

代营的花卉种植业产生于社旗县政府政策引导,属于招商引资项目。原本由县政府或县林业局牵头引进,采取乡政府与承租人、乡政府与村民小组、村民小组与村民三级租赁模式,每一级租赁均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以这种返租倒包形式流转土地879亩,承租人均为县政府牵头引进的外地投资商。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不是县政府,也不是乡政府,在代营属于村民小组。现在由县政府统一规划花卉产业带,县林业局进行招商引资,将有从事花卉种植意向的个人、公司或其他组织介绍给乡政府。乡政府按照县政府花卉带规划要求与承租人协商租入地要求,后向代营村委提出租出地要求,代营村委会按照租赁要求中涉及的土地所在村民小组,转达土地租赁要求。乡政府与村民小组签订租赁土地协议,村民小组将协议涉及的土地经营权转租给乡政府,承租人与乡政府签订租赁土地协议,乡政府将从村民小组手中获得的土地经营权转租给承租人。村民小组要求所涉农户进行租赁土地登记确认,确认村民将承包地的经营权返租倒包给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将所涉农户、各户土地租赁面积、应得土地租金上报代营村委登记报备。承租人按时按协议要求直接将土地租金交付农户。

从2012年11月至2015年6月,代营通过返租倒包实现土地流转共有三单:第一单是2012年,乡政府与村民小组于11月24日签订租赁土地协议,其中代营一组8.827亩,五组45.598亩,六组187.622亩,代营村委5.6亩,合计247.647亩。农户向村民小组登记确认和村民小组向代营村委登记报备是在11月28日,上述土地由乡政府转租给兴柳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单是2013年,乡政府与村民小组于5月14日签订租赁土地协议,其中代营一组98.9亩,二组130亩,五组91.1亩,合计320亩,村民向村民小组登记确认和村民小组向代营村委登记报备是在5月22日,由乡政府转租给南阳果田农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三单是2014年,乡政府与村民小组于2014年9月24日签订租赁土地协议,共计312亩,全部属代营五组,由乡政府转租给厚阳花木合作社。协议规定,租金每亩每年按1200斤小麦(二级麦国家保护价)折算。[3]

这里涉及的经济关系有:(1)县政府与承租人的关系。承租人显然是县政府花卉产业带规划的具体落实者,是县政府政绩的创造者。在县政府看来,已经获得土地承包权的个体农户不可能完成规划任务,必需在个体农户之外寻找新的市场主体。(2)乡政府与承租人的关系。乡政府作为县政府行政管辖的基层政府,必需为县政府规划的落实做出贡献,为承租人提供土地,承担土地供应者和出租人的角色。(3)村民小组与乡政府的关系。乡政府承担土地供应者和出租人,但它手里并没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即归村民小组,因此乡政府必需从村民小组那里获得土地。(4)村民小组与农户的关系。村民小组固然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在家庭承包经营中,已经将土地承包给农户,承包地的经营权至少在承包期内已经不属于村民小组。村民小组现在要满足乡政府对土地的要求,必须将已经承包出去的土地重新收回来,在刚性土地承包政策下,这就需要它从当初的发包者完成向租赁者的身份转变,重新向农户租赁已承包出去的土地,而不能违背政策将已承包的土地简单收回。(5)乡政府、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的关系。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村委会在返租倒包中起了中介人的作用:一方面向村民小组转达乡政府租地要求,一方面对农户和村民小组的土地租赁行为进行登记、备案。(6)承租人与农户的关系。这是真正的土地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承租人获得出租人土地在承包期内剩余时间里的土地经营权,出租人获得承租人在土地承包期内剩余时间里每年支付的租金。

由上述六个方面关系构建的返租倒包经营制度,既坚持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前提,又克服了小农家庭经营的局限,为公司和合作社等新的经营主体介入土地经营,供给了一套新制度。

[1] 社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社旗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2] 社旗县人民政府县长张荣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R],社旗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015年1月18日。在2013年余广东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上述“四区”外,还提到“新型农村社区”,是“五区”建设。社旗县人民政府县长余广东:《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R],社旗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2013年2月28日。

[3] 数据由代营村委会副主任李成旭和村委委员李丹提供。

 

七、超越家庭的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通过自愿联合、民主管理形式,建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产前的农资购买和产后农产品运输、销售、加工、贮藏,以及产中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是合作社经营的主要领域,这些领域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农业生产依旧是家庭经营,但产前、产后流通和产中服务已经由超家庭的专业合作社来经营。单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出现后,同样要求新的制度安排与之相匹配。

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超越了家庭规模,但又以家庭经营权为前提,作为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集结的经营权是由家庭经营权派生而来。在土地包到户后,农户获得了对承包地完整的经营权,购买什么,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销售什么,以什么价格销售,总之,生产和再生产一切环节均由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加入专业合作社后,农户成为社员,合作社经营权的获得正是社员部分经营权丧失的结果,但这种丧失只是部分丧失,不是全部,否则就变成集体经营。社员农户部分经营权的丧失,在其对面形成合作社经营权,社员户是合作社的主体。

专业合作社作为超越家庭的经济组织,一经产生就暴露出个体家庭经营的缺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设计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时,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认为只要让农民自己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就一定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实现富裕。这个前提暗含着如下不切实际的假定:个体农民从选种到播种,从管理到收割,再到销售,产前产中产后所涉各环节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无不具备;农民不仅是育种专家,还是优良品种的鉴赏专家;他还是化肥专家,对各种化肥的成分、营养,对各种作物对肥份的需要,了如指掌;个体农民必须是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必须是庄稼医生和兽医,必须是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必须是会计和投资人,是市场行情的分析家和准确的预言家。总之,他是个通才,不仅某个农民是通才,而且所有农民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然而事实上,这种通才可谓凤毛麟角。于是,各户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环节,尽管存在着劳动积极性,但总是得不到最好的劳动安排和到位的农事管理。

对于个体农民,如果他只有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但不懂得辨识种子,就极有可能使致富的愿望变成致贫的结果;如果不懂得防治病虫害,生产积极性越高,播种面积越大,损失也就越大;如果发生重大旱灾或水灾,个体积极性根本抵消不了个体力量的有限性,颗粒无收几成必然;如果不懂得驾驭市场或者无力驾驭市场变化,生产积极性越高,丰产却未必能够丰收。

农民专业合作社如果组织得好,能有效克服个体农民的诸多不足,发挥出集体生产力。合作社的社员,无需人人都是通才,一人只要有某一方面的特长,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合作使得个体专才的一技之长能够转变为集体有机整体的一个器官。合作社不仅在组织发挥农民现有技能方面拓展了空间,而且能够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搞好农业科技培训,提高社员科技文化技能,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成员提供服务的主要职能之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训,往往结合合作社经营的项目,根据实际生产的需要和农事特点,通过室内讲授、科学示范与现场指导等方式,传播新技术、新信息、新成果,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现实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容易引起农民浓厚的学习兴趣,既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也促进了农业科技新成果的普及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单家独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种养面积小,产量低,农业生产成本高,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加上信息不灵,科技含量低,经济实力弱,农业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更加突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通过联合生产,规模经营,可以有效地将分散的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市场组织起来,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和适应问题,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进入市场,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目的;也有利于解决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与扩大规模经营的矛盾、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矛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逐步提高在市场竞争中的谈判地位。

代营共有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4个(包括代营机械合作社、代营化肥合作社、代营农药合作社和代营种子合作社),蔬菜产销协会1个,渔业养殖合作社1个,花卉产业合作社2个。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社有:厚阳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代营大葱专业合作社、明东渔业专业合作社和代营农机专业合作社。厚阳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2年9月19日登记成立,法人代表为赵清宽,社员有5户,成员出资总额800万元,主要业务是负责采购供应成员所需的生产资料、收购并销售社员生产的花木产品、新品种引进、技术培训、咨询服务。代营大葱专业合作社于2009年9月1日登记成立,法人代表为李宗恒,社员有10户,出资总额1.9万元,主要业务是负责组织采购供应成员所需的生产资料、收购销售社员生产的大葱产品、新品种引进、种植技术培训、信息咨询服务。明东渔业专业合作社于2013年6月17日登记成立,法人代表为焦明东,社员有5户,成员出资总额50万元,主要业务是采购供应成员所需的生产资料、收购销售社员生产的渔产品、养殖技术培训、信息咨询服务。代营农机专业合作社于2013年3月15日登记成立,法人代表为赵增印,社员有7户,成员出资总额250万元,主要业务是为农业产业化服务、机耕、机耙、田间作业、成员内机修服务、技术指导和信息咨询服务。

合作社所开展的上述业务,较各户分散经营能够产生新的利益。在生产资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上,由于经营规模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谈判能力,能够以较低价格购入生产资料,以较高价格销售产品,都会带来更高收入;在技术、农机、防疫、信息服务方面,由于规模扩大,服务收费的平均成本下降,同样产生新的收入;合作社经营通过内部结构调整能够实现组织创新,获得新的利益;合作社更为专业化的经营以及技术创新和人才优势的发挥,带来更多利润;合作社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使它结合当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开拓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型产业,打造驰名品牌,拓展新的收益空间。合作社经营的纯收益Y,实际等于各户单独经营收益P与合作经营新增收益S之和,Y=P+S。S的存在是专业合作社制度取代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经济动力,对于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来说,S无法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

合作经营新增收益S,是与专业合作社制度相匹配的。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相比,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出现引入了两个新的经济关系:合作社与社员农户的关系,社员农户之间的经济关系。

合作社与农户的关系。在组织上,农户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是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在资金上,农户可以用土地、农具、资金等入股,或者以入股资产为抵押获得的贷款,从事经营;在分配上,合作社的盈余按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量的比例返还。合作之“作”,主要不在劳动上,而在筹资、购买、销售、获得优惠政策和技术、信息服务上。

社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和一定比例的盈余按成员与合作社的业务交易量比例返还。

合作经营新增收益S的分配过程,实际就是这两个关系的处理过程。合作社作为所有成员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有着整体和长远利益,成员有自己的局部和眼前利益,合作经营新增收益的分配要兼顾这个利益矛盾。合作社成员并非一户,农户之间平等经济关系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一种是劳动平等,一种是资本平等,因此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在现阶段专业合作社中都有存在的地位和理由。

与返租倒包经营制度一样,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也体现了我国农村制度变迁强制性特点,即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1)国家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建设项目,可以委托和安排有条件的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2)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当分别安排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3)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国家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4)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为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的精神,2013年4月9日,社旗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一揽子政策优惠:提供方便快捷登记服务;加大扶持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优质金融服务;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申报农业综合开发、农村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等涉农扶持项目;落实用地等相关优惠政策。

因此,在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中,还包括政府与专业合作社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给予合作社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促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自2006年以来出现井喷式增长。期间,许多合作社的组建,与其说是通过合作经营谋求新增收益S,毋宁说是为了套取政府的优惠政策B。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动力来自S和B两个方面。

 

八、“离土”与“离乡”的农民工制度安排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行,旨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实现增产增收。这一改革的局限性在于:土地固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但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农民家庭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越来越难以仰赖农业生产来实现。农民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开始出现实物与货币两种形式并存,自给性实物收入越来越难以自足,形成货币缺乏型贫困。为解决货币缺乏型贫困,代营的解决途径有四条:一是“离粮不离土”发展蔬菜和花卉种植业;二是“离粮不离土”发展养殖业;三是“离土不离乡”发展工商服务业;四是“离土又离乡”外出务工。由于已经考察了因“离粮不离土”发展蔬菜和花卉种植业以及养殖业,而引发的返租倒包和合作社经营制度的变迁,本节重点考察因“离土不离乡”发展工商服务业的在乡农民工,以及“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的出现而引发的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最初只是针对土地进行的承包,而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都是以“离土”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变迁,欲图通过农民工务工来提高农民劳动力再生产对货币的需求是不可能的。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确立的同时,农村经济市场化迅速,一方面农产品随着统购统销体制的废除而转为市场销售,商品率提高了;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通过市场采购的比重越来越高。从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油电水费,需要货币支出,到食品、衣着、住房、交通通讯工具和民间往来礼金,也都需要货币支付。货币需求量随着农资和消费品的需求结构提升和价格的提高而日益增 长。农民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中的住房、医疗、结婚、教育、养老和丧葬,都需要大笔货币性支出,且具有刚性。然而,家庭承包经营毕竟是小规模生产,有限的资源和较小的产量,导致商品率即使有所提高,也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货币量。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产生了货币需求,却不能产生足够的货币收入,自给不能自足造成了“货币缺乏型贫困”。[1]

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通过“离土”增加了农民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货币收入。假定农民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为w,这些费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他以农民职业的身份所从事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收入w1,二是他以工人的职业身份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w2。w=w1+w2,只要w2>0,就表明w1<w,即从农业中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费用,产生了货币缺乏型贫困,w2是对w1自给而不能自足的货币收入的补充。

代营在乡农民工的年工资性总收入为450万元,外出务工人员年总收入为1080万元,在四大经济支柱中占比分别为17.2%和41.3%。因此,代营w2是上述两项工资性收入的加总,共计1530万元,占代营农民纯收入总额的58.5%。

w2是农民不再作为农民的收入,而是农民作为工人的收入,是农民工在乡和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这样看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行,作为农民经营农业的制度设计,只能获得w1;要获得w2,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要解决如下三个问题:农民户籍与农业职业的分离,农民户籍与非农职业的结合,非农职业的就业仍需保留农民户籍。[2]

农民工是由农民转化而来,农民要转化为农民工,首先必须能够从事非身份职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这是由户籍制度规定的,具有终身制和世袭性特征。只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才能从事工商服务业,农村户口的居民只能从事农业。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天经地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要跨越这个鸿沟,除非通过城市企事业单位招工首先获得城镇户口。家庭承包经营,只是赋予农民小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没有赋予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权利。但是,家庭承包经营将农村劳动力的社员身份转变为家庭所有,为日后从事非农产业创造了主体条件。

乡镇企业发展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创设了制度条件。早在集体经济时期,一些经济实力较为厚实的社队曾举办了一批社队企业,1984年取消人民公社体制、重建乡政府后,统一改称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最初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农民拥有农业户口,但其中一部分农民是乡镇企业的职工。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制中被私有化,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制工人转变为雇佣工人。在乡农民工主要是指在本县范围内独立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和受雇私企的职工。在乡农民工离土但未离乡,农忙季节还参与农业生产,有了离土的非农产业但未完全离土。发展乡镇企业需要生产资料、需要销售市场、需要雇工等,国家物资供应体制的改革,放宽对乡镇企业能源、原材料供应的计划限制,放宽乡镇企业产品销售市场,允许个体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允许雇工的合法存在,给予乡镇企业以贷款和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改革为在乡农民工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取部分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创造出相应的经济制度。

与农民工就业相匹配的另一个经济制度创新,体现在进城农民工身上。1993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城镇劳动力合理流动的规定》,允许农民购置大型生产资料;允许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帮工带徒弟;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市场。这一系列规定,为进城农民工务工经商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

进城农民工尽管已经从事非农产业,但在户籍身份上仍然是农民,这就需要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只允许农民有职业变迁,不允许有户籍身份变迁,这样,就把农民进城后的各种福利负担继续留给农民,政府只要进城农民工的好处,却不愿承担相应的义务。以粮食供应来说,城市政府要求进城农民工“自带口粮”,而不享有城市居民才能享有的粮油供应制度,后者是城市户籍人口的福利。以住房供应来说,城市政府最初对城市居民实行福利分房制度,但对农民工则要求自己“找到立足之地”。至于教育、医疗、养老、节日、丧葬等福利几乎为零。198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民进城和居住问题的通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为进城农民工创设了一个松弛的户籍制度,而不是废除这一制度。1985年对私有企业限制的放宽,1986年,粮食议价销售在城市取得合法性,1987年修宪承认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1988年国务院和劳动部发出通知允许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确立了人口流动的合法性,1989年和1991年国务院颁布有关国营企业可以直接招聘民工、与工人本人签订劳动合同等,这些连续的制度变革在促成进城农民工迅速增长的同时,又保留了他们不变的户籍身份。

如果说土地承包制度旨在建立农民家庭经营,那么农民工制度旨在使他们放弃家庭经营,而受雇于城乡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因此,农民工制度不同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1] 杨思远:《关于东乡族咀头村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调查报告》[J],《清华政治经济学学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期第109-130页。

[2] 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82-122页。

 

九、多样性的制度并存

 

虽然自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农村始终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变,但是无可否定的是,农村多种经营制度已经出现,那种追求单一经济制度的愿望总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归于失败。多样性的制度并存,既是制度演化的结果,也是制度进一步演化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前提。

经济制度是较为稳定的经济关系的集合。经济关系并非僵死不变,它如同生物学中的物种,本身也是可以变化的。经济关系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强弱,可以定义为这种经济关系的生命力,或制度生命力。马克思在讲到再生产时指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1]生产关系如果不能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就不能持存,而不同生产关系的再生能力,以及同一生产关系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再生能力差异很大。一种经济制度的生命力既在再生产中获得,也在再生产中耗竭。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构成任何一个社会再生产的两个不同方面。马克思经济学的深刻之处在于,以物质资料再生产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基础和生产关系再生能力强弱的检测器。生产关系尽管可以促进也可以桎梏物质资料再生产,但生产力的进步会最终炸毁特定生产关系外壳。因此,检验生产关系再生能力的不是生产关系自身,而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后者构成经济利益的物质基础,前者构成经济利益的社会形式。一种经济制度的生命力越强,它越能够促进物质资料扩大再生产,反之会造成物质资料萎缩再生产。遇到后一种情形,制度变革就必然发生。

物质资料再生产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生产资料的取得、劳动力的获得、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产品的实现方式等,经济制度旨在保证这些条件能够持存,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经济制度可能僵化而造成萎缩再生产,可能变革成功而造成扩大再生产。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经济环境下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条件存在差异,因而经济制度必然呈现多样性。

一种经济制度可能演化出不同的经济制度。例如,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只是建立在土地由农户家庭承包基础上,只是包含集体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经济关系,返租倒包经营制度还包括乡政府与土地承租公司、村民小组与农户、村民小组与村委会、村民小组与乡政府、村民与承租公司之间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尽管返租倒包经营制度是由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发展而来,但已不属于同一经济制度。

多样性的经济制度形成经济制度结构。不同经济制度在结构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找到自身持存的根据。整个社会再生产是在多种经济制度结构中完成的,其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代营经济制度中,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返租倒包经营制度、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农民工经济制度,是四种主要的经济制度。如果从农民收入结构上看,农民工经济制度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如果从经济制度演化史来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出现得最早,至今仍占基础地位。

不同经济制度之间很难替代,沿用生物演化术语来说,就是物种之间存在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经济制度之间也存在经济环境隔离和再生产隔离。所谓经济环境隔离,就是一种经济制度在一种经济环境中存在和发挥作用,换一种环境难以生存。所谓再生产隔离,就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自我再生产中,不会再生产出别的经济制度。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生存的环境只在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土地承包给农户,农户就可以经营家庭种植业和养殖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适合大规模花卉产业经营,要发展产业化经营,返租倒包经营制度就必不可少。要提高农户的组织化水平,开展专业化经营,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将农民的眼光从单纯种植业和养殖业中转到市场中来,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就是必须的。如果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经营、离开乡村从事城市工商服务业经济活动,那就需要农民工经济制度。代营物质资料和劳动力再生产离不开这几种主要经济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它们在各自领域相互配合,又相互冲突,是我们理解城郊型村庄经济制度结构的一把钥匙。

经济制度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经济制度的演化不仅包括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灭失,也包括制度结构的变迁。在多样性制度构建的制度结构中,不同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有所不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就像生物种群有一个建群种一样,它也是制度结构的建群种。改革开放初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代营经济制度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是唯一的地位;后来农民工经济制度越来越重要,直至今日仍占据主导地位;再后来,返租倒包经营制度和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因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缺陷而发展起来。

制度多样性不仅是制度演化的产物,也是制度结构进一步演化的条件。制度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灭亡,另一方面通过既有的各种制度所占地位的升降来实现。如果没有既存制度的多样性,每遇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变化,都需要通过创设新的制度来适应,那么这种经济制度结构就缺乏弹性。如果经济环境变化,总能够通过调整既有制度结构来适应,那这种制度结构就具有张力。

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的亚洲货币危机,使得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企业纷纷停产破产,外向型企业吸纳农民工减少,大批农民工返乡。如果没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存在,返乡农民工失业的形势会更加严重。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经济制度为主的制度结构具有较大的弹性,能够适应像亚洲货币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这样剧烈变动的国际经济环境。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维持的是小规模经营,而返租倒包经营制度和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可以扩大经营规模。一种经济制度结构可以造成经营规模可大可小,毫无疑问,较那种只能维持较小规模的经济制度结构,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张力。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倒包经营制度和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巩固了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地位,而农民工经济制度则开辟了农民从事工商服务业经营新的经济空间,使得代营经济制度结构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能力更强。

制度的多样性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适应经济环境变化进行自然选择的基础。正是这种多样性造成制度演化史上不同阶段的制度结构的特色,造成不同地区和产业在制度演化史上获得登台表演的历史性机遇。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34页。

 

十、制度演化的动力、方式和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来研究制度变迁,从制度变迁主体的行为动机来找寻制度变迁的原因,认为“潜在利润”即“外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无论政府、团体或个人,都是如此。戴维·菲尼指出:“按照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某些潜在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这时就会产生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需求。”[1]只有当制度变迁有利可图时,才会发生制度变迁。诺斯认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2]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动力的理解,显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狭隘视域的限制:首先,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资本家;其次,制度变迁的目的是为了利润;最后,制度变迁发生在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时候和地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理解远远超越了这种狭隘性。经济制度变迁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表现为较为稳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个人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既是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又是这种关系的变革者。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最终要通过实际个人的目的论设定活动来实现,但不是每个个人活动直接改变生产关系,而是共同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形成,以及不同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制度变迁。

返租倒包和专业合作社两种制度的出现,首先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局限于个体农户的小规模生产,阻碍了大规模的花卉产业的形成,阻碍了大规模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生产力的普及,生产关系已经阻挡了新的生产力进步,新的生产关系必然要出现。同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农业生产中,阻挡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经济制度实际是适应新的即工业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

这种一般规律总是通过个人有意识的行为开辟道路的。前文已经指出,返租倒包土地的纯收益Y在土地承包户和返租倒包者之间进行分配,前者获得土地租金R,后者获得利润P,这是在新制度下对生产关系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事。而且在县乡政府促动下,所形成的利益不限于某一户农民,而是一批承包地邻近公路的农户的共同利益。专业合作社经营的纯收益Y等于各户单独经营收益P与合作经营新增收益S之和,S是专业合作社制度取代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经济动力。在农民工经济制度中,农民以工人的职业身份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w2,是对他以农民的职业身份从事种养业所获得的收入w1的补充。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动力的解释相比,这里需要指出三点不同:(1)这种“潜在利益”的出现本身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即旧的经济制度已经阻碍生产力,“潜在利益”正是潜伏在旧制度内部,只要实现相应的制度创新,这种潜在利益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潜在利益”不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只是制度创新显现的结果;(2)这种“潜在利益”不止为一两个人所看到并付出实际行动,而是为一个集团、阶层、阶级所意识到并采取行动,才能产生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制度变革;(3)整个制度变革中,个人和集团不过是无意识的历史实现自身运动规律的有意识的工具而已,但这种工具又不是无意识的无选择性的木偶,而是自觉从事着制度创新的个人和集团。

经济制度的演化,既以原有的制度为基础,又是对原有制度的超越。卢卡奇指出:“进化道路乃是某一生命领域的诸多特殊范畴,支配那些以无法扬弃的方式从某一较低的存在领域的诸多特殊范畴中,获得自己的实存和有效性的道路。”[3]卢卡奇的进化观对于揭示制度演化的本质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到返租倒包经营制度、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和农民工经济制度,正是较高级、较复杂的特殊的制度范畴支配较简单、较低级制度范畴的过程,但又以较简单、较低级的制度范畴为无法扬弃的基础。

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从多角度做出规定。渐进式变迁与激进式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需求主导型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变迁,是几种常见的规定。渐进式变迁是指制度变迁过程较为平稳,没有较大的社会震荡,新旧制度之间的衔接较顺利。激进式变迁是指制度变迁主体不顾及各种关系的协调,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制度创新,社会震荡较大,新旧制度之间缺乏顺畅的衔接。诺斯认为,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激进式变迁是非连续的。显然,从集体统一经营制度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转变是激进式的,而由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向农民工经济制度转变是渐进式的。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是林毅夫在1989年首次做出的区分。[4]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变迁。不过,这种区别仅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往往结合在一起。例如,专业合作社在代营的发展,一方面是政府强力倡导的结果,另一方面,在这种强制性变迁过程中引入了利益诱导,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社旗县政府都在项目建设、金融支持、税收方面制定了优惠政策。有时,这些优惠政策如此诱人,以致制度创新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尚未明确,仅优惠政策的兑现就足以诱导行为主体安排新制度的供给,形成利用制度创新套取政府优惠政策的局面。以代营村支书李宗恒为理事长的大葱专业合作社,10位社员中有6位是代营村村委会成员,可说是“乡党委、乡政府支持引导的结果”,是行政集权体制下县政府追求以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政绩的压力下,指标层层分解的产物。大葱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也想凭借上级政府的支持做出点成绩,但是由于缺乏内聚力,形不成合作基础,最后结果是只有一个合作社的名称在那里空转,并未形成凝聚人财物的实体。社员在大葱产供销的各个环节上都各顾各,实际并无任何经济联系。这个大葱专业合作社的存在,只有两个好处:一是在社旗县和城郊乡政绩单上多了一个合作社,一是可以套取政府优惠政策。至于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的“潜在利益”,在这个大葱合作社那里纯属乌有。以焦明东为理事长的明东渔业专业合作社,由于各户资金不足,成立之初就等待着政策扶持,当大家发现争取政策扶持可能性较小时,合作社便逐步进入“休眠”状态。

需求主导型变迁,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谋求确定预期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一旦发现制度的不均衡,就会产生制度变革的需求。这种制度变革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与分散型决策体制相适应,一般说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但是,对制度的需求能否转化成正式的制度安排,涉及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政治因素也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一个有着长期集权和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将起主要作用。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利用后发优势,吸收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和历史检验过的制度安排,积极主动地进行制度变革,可以减少制度变革的成本。在供给主导型变迁中,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政府的这种优势取决于它的集权程度、财力集中程度以及权威性。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对某一新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收益的预期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二者在制度变迁中的需求差异。

农民工经济制度的出现可谓需求主导型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变迁相结合的产物。农民最初发现务工经商的潜在利益,政府出台了允许农民工进城的各项政策,共同推动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专业合作社经营制度的产生,至少在社旗县来说是政府供给主导型变迁的产物,造成许多专业合作社形同虚设。返租倒包经营制度的出现同样是县政府推动,乡政府具体落实的产物,就农户自身来说,如果要出租土地断然不会主动向政府出租。

制度变革总是在其薄弱环节首先开始,这是制度演化的基本规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最成功的农户,对于每亩1400元左右的返租倒包土地租金根本就不在乎。例如魏金宝一家,1.2亩蔬菜大棚年纯收入4万元,对于这样的农户,倒包土地若非政府强制,绝不会出于自愿。相反,那些只能种植粮食,辛苦一年的亩均纯收益不过1200多元的农户,则渴望将土地倒包,一年的租金就不少于亲自耕种的纯收益,何况还能落个清闲。同样,代营的富裕户人家一般也不支持孩子外出务工。乔家品香苑的老板乔宏伟,经营婚庆酒店的年收入可达52万元,儿子乔亮和儿媳张清艳在外务工,他认为是不理智的。再加之他们二人没有任何技术,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单位,总靠零散的工作挣着微薄的工资,并不能独立养活自己。杨树岗的赵松一家,由于组建了建筑工程队,赵松高薪聘请自己的两个儿子跟着一起干,旨在不允许他们外出打工。富裕户对于组建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同样不高,只是在能够套取优惠政策的情况下,才表现出一定的热情。

达尔文关于物种进化的基本趋势是发散式的,即物种会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少。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则是收敛式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不管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差异有多大,最终都会演进到共产主义制度。从代营农户经营制度来看,制度演化的趋势是发散式的,在家庭经营承包制度之外,还有返租倒包经营制度、合作社经营制度和农民工经济制度。多样性经济制度适应了城郊型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要求。

[1]D.菲尼:《制度安排的需求与供给》,载V.奥斯特罗姆,D.菲尼:《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8-144页。

[2]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M],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74页。

[3]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页。在该书英文版中,“实存和有效性”,被译为“最大优势”(maximum dominance)。本引文从英译本有所改善。Lukacs, Georg.,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3. Labour. London: Merlin Press, 1980,Pⅱ.

[4]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71-440页。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