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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回忆录》摘登(聂元梓)

时间:2006-03-12 08:53来源:未知 作者:聂元梓 点击:

 

《聂元梓回忆录》摘登

第七章 燕园风雨声

陆平要我到北大

 

1960年6月,我调动到北京大学工作。

我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当经济系的副主任,是陆平要我去的。我哥哥聂真在人民大学是分管干部的副校长,而且,当时的人民大学所招收的学生,有相当一批是调干生,就是从现任干部中选调一些年轻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员到学校学习,然后重新安排工作。因此,陆平经常跟他要干部。陆平那时已经是北大的校长了。从聂真那里知道我要调到北京,陆平就要我过去,到北大去。

我到北大以后,起初学校没有给我分房子,我就在我哥哥家住了一些时候,然后搬到了北大校内的八公寓。原先说是要我到哲学系去,后来经济系需要人,我就到经济系工作。我呢,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经济学,在人民大学学习过哲学,对这两个专业都有一些了解。因此,我到哪里工作,就看工作需要。

我的职务是经济系副主任,陈岱孙是主任。陈岱孙是党外人士,我们党那时候对党外民主人士是尊重有余,信任不足,不给人家实际工作做,我在系里做的工作就多一些。当时,龚理嘉是经济系党总支书记,还有一个副系主任叫徐淑娟,都是女的。我到经济系以前,工作就是她们两个在管。我到北大的时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已经离婚了,至于是不是还要再婚,眼下没有想过,没有操这份心。我只是想,我在哈尔滨的工作,早期是好的,后来因为吴宏毅生活作风问题的影响,使我无法安下心来工作;为了回避矛盾,我经常在北京学习,就不能把本职工作做得很踏实,很对不起党。现在,没有家庭问题影响我了,我要很好地为党

工作,把前些年耽误了的,尽快地补起来。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只要能把党的工作做好,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为此,我不惜付出一切努力。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

 

我在经济系里,一方面兼一些课,一方面做党的工作。

我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做过地方工作,也参加过对敌斗争,长期的熏陶,养成了战争年代那样的工作作风,朴实,深入。我自己虽然不是专门做研究的,可是,我对理论工作一直有兴趣,多年做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而且多次参加过理论学习,懂得理论的重要性,懂得充分地尊重专家学者。在经济系担负一定责任,我曾想到每一个教授家里去走访一遍,深入地了解情况。系里教师多,不可能每个家庭都走遍,不过我也去过不少人家。年轻的教师住集体宿舍,我就到宿舍去看他们。厉以宁现在非常有名,搞经济改革理论,当年他是划成右派的青年教师。我对他也是一视同仁,很关心他的。那时他住在老虎洞的平房,到冬天,生个煤炉子,热量不足,房间保暖不好,室内还是很冷。我也和他坐在火炉子前面谈话。我很同情他们夫妻两地分居。我还以组织的名义出面,想帮助厉以宁把他远在吉林工作的妻子调到北京来,使他们夫妻团聚,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

我在教授中间做思想工作,因为做得比较深入,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总之,我是比较尊重和照顾老教授的。再比如说,陈岱孙年纪大一些,为了不让他多跑路,系里有一些会议,我们就到他家里去开。有需要做的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经常是先主动和他商量以后再去实行。我还深入学生中间,了解情况,学生上课,我也到课堂上听课,随时听取学生的意见。这样了解到的第一手情况,就比较扎实,比较可靠。

我还在全校的干部和教师大会上做过报告那时候从上到下都是政治学习多,又赶上60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和党的各项政策的调整,在思想路线和政治宣传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因此,人们头脑里的疑问就比较多。结果呢,学校党委就把大家学习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集中起来,让我给大家讲一次,回答这些问题,解除大家学习中的困惑。因为我以前学习过经济理论,做过较长时期的党的宣传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专家教授济济一堂的地方,做这样的报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大跃进,讲人民公社,勇敢地提出了我的看法,从实际情况和问题出发,加了理论的说明,今天看来也未必全是正确的,可在当时的反映都很好。那时候我也比较大胆,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认为人民公社搞早了,没有经过试点就加以推广是错误的,应该是先搞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去推广。我对大跃进也是持否定意见的。我的报告观点很明确,影响比较大。经济系和哲学系的教授都很称赞我讲得好。

我的报告做得好,和田家英同志很有关系。当时我和田家英比较熟悉,有些理论上的问题常向他请教,为了做这个报告,我专门和他讨论过一些基本的观点,从他那里受益不少。当时,田家英就对于左的一套有看法,而且他是主张包产到户的。我的一些观点,受到他的启发。做过这个报告以后,陆平对我就更重视了。陆平对我一直很好,当初是他把我调来的,对我很关照。还有,他和我大哥聂真,都是在国家的重点大学做管理工作的,经常在一起开会,从这一层上说,他也会关照我。不过,以前他只是以为我是个“年轻的老革命”,革命斗争经验丰富,没有想到我的理论修养也是有些功底的。

 

从经济系到哲学系

 

1963年10月,我就调到哲学系了,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之前的哲学系总支书记是王庆淑,系主任是郑忻,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王庆淑人很好,没有什么奸诈,没有坏心眼,就是做事不踏实,说话咋咋乎乎的,再就是不善于处理不同意见。

哲学系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系总支改选以前要总结工作,因为系总支内部矛盾很多,结果是一个工作总结一年也没有总结出来,总支改选也拖了一年。陆平呢,他也不下到基层去,哲学系是在38楼,陆平住在燕南园,他住的地方离哲学系38楼也就是几百米远,去一趟很容易。要知道,哲学系是全校的重点,陆平本来应该亲自做一些工作的。哲学系搞不好,他一年都没有到哲学系去过,就是不断地派学校的宣传部长啊、组织部长啊到系里来,老是派钦差大臣来。我当时在经济系,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就是知道党委老是派人到哲学系去,工作还是总结不出来。你陆平校长为什么不能亲自去听一听情况呀?这还不是你当校长、党委书记的应该抓的根本性的工作?可陆平就是没有去。最后陆平只是根据汇报,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把王庆淑调走,调我到哲学系去。经济系不愿意放我走,哲学系呢,听说要调我去,也很欢迎。最后,我当然还是要执行校党委决定,到哲学系去。

我离开经济系,调走的时候,经济系组织了一次游园活动,全系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一块儿到颐和园去玩,表示对我的欢送和惜别之情。还在同一个校园里,从这个系调到那个系去,搞这么大的欢送活动,在学校里恐怕是很少见的。那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在飘洒的雨丝中,大家的

兴致都很高,从石舫那边走了一大圈,和系里的同志们照了很多相,回到长廊前的广场上,又在那里摆着桌子,开会欢送,气氛很隆重。事先也没有谁告诉我还要开欢送会,只是说到颐和园去玩一玩。我很感动地讲,对经济系的同志们表示热情的感谢,说我今后一定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一定要更好地为党工作。这都是我的心里话。

到了哲学系,我马上就开始工作。我的方针是,对过去的争论,我一概不过问。过去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也不想搞清楚,但是面临的工作应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不管过去谁对谁错,有多少是非,眼下的工作不能马虎,不能带着情绪去做。因此,哲学系的工作开展起来了,系里很平稳,关系也都协调得很好。我还是像在经济系那样,深入地开展工作,对哲学系的老教授们,冯友兰、任继愈等都很尊重,对于系里的老师们都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

 

“不识抬举”的傻心眼

 

在经济系,我就被提拔成学校党委委员了,经常要参加学校的党委会。到了哲学系,又被选举为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这一段时间,是我自建国以后工作最顺手,心情最舒畅的时光。我对北大的工作环境很满意,对陆平也很感谢。在哲学系做总支书记,是很不容易的。当时,不是陆平的心腹,是不能在哲学系做总支书记的。哲学系是全校的一个重点,是北京市委的一个重点,也是彭真亲自抓的一个重点。哲学系的工作情况是经常直接地报告市委的。再一点,是哲学系的工作系统比较复杂,中国科学院(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从中国科学院分出来,在中科院下面设立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直接指导,中宣部也直接下指示,交任务,不经过学校一级,一下子就插到哲学系里来。还有,哲学系的一些人,也是“通天”人物,他们和中宣部、北京市委的领导都有私交。这样,系里有的情况陆平知道,有时候陆平也不知道,上面的指示就下到系里了。所以,很多的头绪,都落到系里。陆平要想掌握住哲学系,当然要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才行。

我本来应该是陆平线上的,是他把我调来的,而且我还在北大受到重视和提拔,从系里的副主任提拔为系总支书记,和学校党委委员。显而易见,我只要继续跟着他走,向他靠得紧一点儿,我自然有很多优势,我的资历,我的经验,我的认真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我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受到重用,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当然很高兴。当时,“华干”的战友,陈沂的夫人马楠到北大来看我,我那时住在北大八公寓。我对马楠讲,我对当下的各方面都很满意,日子比在哈尔滨好得多。在学校,陆平很重用我,让我做市党代会的代表,安排我在全校做报告哲学系有一位干部,做过系里的工作,他从系里的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没有位置安排,没有职务,陆平重视他,因人设事,专门为他设了一个文艺教研室,让他当主任。这个教研室,本来是没有编制的。陆平还安排他当了北京市人大代表。陆平让我当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他还亲口对我讲过这件事,以表示他对我的看重那时候,人们的理解,都是把党代会看得比人代会更重要的。我的住房,陆平也给我安排得很好,住进了新建的三居室。我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101中学读书,一个在北大附中读书,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再加上我工作上很顺手,我还求什么呢?可是,正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我对于陆平的评价,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了。我成了“不识抬举”的傻心眼。

反调从哪里唱起

 

在经济系和哲学系两个系工作过了,我对学校党委的工作有一些看法。本来想找陆平谈一谈,但是我直接地接触陆平的机会比较少。我的主要意见就是觉得他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条,我觉得不只是北大校党委存在,因为哲学系和上面的联系多,对有关部门,我也有了一些了解,这些部门也都是存在这些问题的。我认为全党都存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北大有北大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各地有各地存在的形式和内容。我认为党如果不把这两个东西整掉的话,我们党会变质的。当时,党内已经在大讲路线斗争,大讲反修防修,讲警惕赫鲁晓夫式的和平演变。这些提法,就和我在学校做具体工作的感受联系起来,我以为这就是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基本条件。

就拿陆平来说,他的官僚主义就是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下达指示没有针对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党中央有什么指示,中宣部有什么指示,北京市委有什么指示,他都是召集各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一起开个会,在会上讲一讲,就完事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怎么执行,怎么落实,他就不够关心了,事后也很少听汇报,不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不到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再比如说,哲学系的问题,他怎么着也比我了解情况吧。派我到哲学系去工作,当然是对我的信任和器重,可是,陆平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向我介绍一下哲学系的基本情况,系里的问题是什么,怎样正确对待等等,没有作出具体的指示和应该注意些什么,让我的心里没有一点底,不知道该从何着手。这样,我到哲学系工作,就没有得到陆平和学校党委的具体帮助,只能是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完全靠自己去开展工作。

另外,他的宗派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党内,一个方面是党外。在党内,是核心里面有核心,圈子里面有圈子。在北大,党委会是领导核心,在党委会中,常委会又是一个核心,是核心中的核心,常委会应该是领导党委会的,可是,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陆平自己是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组成小核心的这些人就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就是陆平最心腹的亲信。这样,在党委核心里还有宗派核心,圈里面有圈。这就使得人们工作有矛盾,心情不舒服。当时戈华调到学校去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是准备接陆平班的人,是中央组织部派来的。可是,有一些事情,陆平不和戈华商量,结果呢,戈华还不知道,就已经在下面贯彻执行开了。戈华作为副书记副校长,时间一长,当然就有想法了...这样对学校工作是不利的。陆平对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则是表现在,担任副校长的周培源本来是党外人士,后来入了党,而且成为学校党委常委,可是,他在常委会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得不到尊重和信任,陆平还把他当党外人士看。这样,常委会内部就有这么多问题。陆平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你当校长的,经常去听听课,到教授家去看看,总是应该的。陆平是一个老党员,应该懂得党的作风,懂得党的工作方法。这样,我觉得,北大的主要问题就是在陆平这里,需要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一般的改变还不行。他还不允许人家提意见。这就更加错了。

当时,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有过哈尔滨那一段,就是说我的工作受吴宏毅影响做不出成绩的一段,在北大,我就特别珍惜这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环境。我真是希望陆平能够有所改变,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有时想找陆平说一说,总是看到陆平与他们那几个人在一起,不容易张开口。他对下面的同志,也是有亲有疏,对有的同志爱理不理的。

我对于陆平的意见,都是从学校的工作出发,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前面说过了,陆平对我其实是很好的,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很多帮助。“文革”结束以后,有一些所谓纪实的文字,说陆平在学校重用的是“五朵金花”,而没有提拔我,所以我对陆平心怀怨恨,并且因此成为我带头写大字报反陆平的渊源,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上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来,我对陆平的批评,是与我个人的处境没有什么联系的;相反地,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我只要紧跟陆平就是了。只要紧跟陆平,继续受提拔受重用,都是非常可能的。

 

陷入社教运动是非的旋涡

 

正在这时候,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到北大来了。他带着几个人,是一个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为什么来蹲点,我不清楚,反正北大是中宣部直接联系的学校,他们来就来嘛。

他们是有备而来,是冲着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来的,一个系一个系地找各系的总支书记谈话。当时也找我,动员我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我当时心里很矛盾。我是对陆平有意见,而且我认为这意见还很重要。对陆平的意见,要不要

对工作组讲呢?工作组的人到我家里来找我,动员我反映学校的问题。看他们态度很诚恳,我就想,把我对陆平的意见讲出来吧。这是党中央派来的人嘛。我对陆平有意见,完全是以搞好学校工作为出发点,并没有涉及到什么我个人的切身利益。我对陆平的意见,应该对他本人讲,可是,我没有合适的机会前面说过,我感觉陆平的官僚主义很严重,能够直接给他提意见的场合很难碰到。现在工作组来征求对陆平的意见,很显然地,他们是来帮助校党委和陆平克服缺点错误的。他们当然比我的水平高能力强,我要是把我对陆平的意见讲了,他们找陆平谈一谈,也许他就能改正了。

这样我就把我对陆平的意见讲出来。除了讲上面的两条,我也讲了一些“左”的意见,就是当时感觉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比较浓厚,不讲阶级斗争,因此应该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我举的例子就是,中文系讲《红楼梦》,不是批判地讲,就是顺着作品讲,结果讲完课,学生们学林黛玉,学贾宝玉,对这些封建时代的人物很欣赏。再一点是讲陆平用的干部多是从学校里出来的,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实际革命工作的锻炼,应该调一些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来学校工作,改变学校的这种从学校门到学校门的“三门”干部的情况。当时这么一讲,张磐石就觉得我讲得很好。的确,我对于北大,还是一个外来人,刚刚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我很容易用我以前做群众工作和机关工作的经验同北大的现状对比,容易体会出差距所在。张磐石称赞我,他是在他们工作组的会议上讲的,并没有当面对我讲过。都是工作组的人一点一点地透露给我的。

张磐石把他到北大了解的情况写成报告,汇报给中央书记处。在报告中还引用了我的谈话,作为重要的论据。说实在的,无论是这时,还是后来,我对陆平的意见,就是上面两条,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并没有给他上升到什么“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高度;据我所知,北大的教师和干部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也仅仅是就事论事,都是讲具体的人和事,没有就此上纲上线。但是,张磐石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陆平和北大校党委在他看来是已经演变了,已经是姓“资”不姓“无”,已经“烂掉”了。只是,在张磐石和工作队的引导下,我们逐渐地接受了他的这些论点,并且用这样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来认识北大问题了。

张磐石的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工作的重视。这样,经过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后来所说的“四清”)的试点。在学校里进行社教运动试点,要组织工作队,各省市的宣传部部长、副部长,教育厅厅长副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全是这些人组成工作队进驻北大。这是为了从北大取得社教运动经验以后好在全国各高校开展。1964年10月,这样一支庞大的工作队开进北大,真是轰轰烈烈,来势凶猛。

工作队进学校以后,先是在党内试点,然后在全校铺开。工作队在各系都派了人,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系是一个重点,张磐石亲自抓。

哲学系作为社教运动的一个重点,这不是因为我在哲学系工作,而是牵涉到前一任党总支书记在任时系里的矛盾分歧。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是拥护陆平和校党委的与对陆平等人持批评态度的两种观点都有,仍然是以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我的前任当党总支书记时产生的分歧为重点。前任党总支书记是深受陆平信任的,在我接替她的职务以后,陆平还因人设事,专门为她设立了一个教研室,任命她当了空头的教研室主任,和各个系是同一级别的。但是,这位党总支书记在工作方法上有些毛病,团结不住人,在哲学系形成了拥护她和反对她的两派,而她又是受到陆平的大力支持的。因此,对这位系党总支书记有意见的人,自然而然地会对支持她的陆平有意见有看法,而且这种矛盾由来已久,积怨很深。工作队把党员教师和干部找来开会。

一开会,两派意见就都提出来了。讲起了前一任党总支改选问题的旧账,自然地就涉及到陆平的用人原则什么的,批评陆平的人言辞很激烈,把气氛搞得很紧张。张磐石把陆平找来参加会,要他来听取群众意见,但是,因为人们发言的态度很激烈,陆平一听就受不了了,直出汗,手直哆嗦。陆平很难受。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我对陆平,无冤无仇,没有任何个人恩怨。社教运动,从哲学系先入手,把陆平找来,好像是斗陆平一样。我本来是想善意地给陆平提意见,希望他能改进工作,希望是和风细雨的批评,希望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能心情愉快地改进工作。开会以前,并没有指出要对陆平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让他去听会。这个事情搞起来了,和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火药味很浓。这样我就陷入了矛盾状态。

我在系里的会上,并没有讲些什么,会议连开了几天,我前面是一直没有表态的,参加会议的人,都不知道我的倾向到底是什么。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张磐石叫我主持会议,我不能不服从,但是我不能表态,否则就介入了哲学系的两派之争了。我也不应该急于表态:我在哲学系负责党的工作,要是我先开了口,定了调子,那别的同志,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就不好说话了。只是会议开到最后,我才表明了自己对于陆平的批评态度。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看法全都在会议上讲出来。像前文所讲,一些涉及到北大校党委内部矛盾的情况,我不会在普通党员面前讲些什么,以免把问题扩散开,使局面更加复杂化。我只是在跟张磐石和工作队成员小范围谈话的时候,才畅所欲言,讲出对于陆平和校党委的看法。

(据有关资料,工作队主要领导人张磐石与陆平等人很快就弄得很僵,矛盾很快就反映到中央,邓小平、陆定一、万里等各级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对北大问题讲话、表态、做批示,否定了张磐石否定北大校党委工作的意见。在此期间,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于此前在农村进行的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进行纠偏,北大的工作队所执行的方针也受到质疑和批评,张磐石也被撤消了工作队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实际上,经历过5、60年代的人们都知道,和后来的“文革”的情况相似,社教运动,是一项在理论上没有明确阐释,在方针政策上没有明确界限,只是一味地强调所谓“阶级斗争”,并且首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错误概念的运动,表现出很多左的倾向。在这样的运动中,无论是站在哪一边,都会激烈地对待另一方,都会从“阶级斗争”与“和平演变”的高度去认识和批判对手,都不可避免地互相伤害。笔者)

正在这时,彭真知道了这些事情,6月下旬,彭真召开一个党员干部会议,在政协礼堂开大会,说北大停止社教。在这以前,邓小平对北大社教有三点指示,其中的两条,一是社教要继续搞下去,二是要搞三结合,要有工作队、学校党委和积极分子参加,一块儿领导运动。还有一条记不清了。邓小平的意见是要继续进行,彭真要停止。当时彭真讲了好多话,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有的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彭真的话是针对常溪萍的,详情见后文。因此,主持北大工作队工作的张磐石受到批评和处分,工作队也要撤走。工作队员撤走以前,就找他们动员起来的积极分子谈话,也找了我,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积极分子们问:工作队为什么要走?他们说,因为彭真讲话了,彭真要我们走。

 

国际饭店里的“整风学习”

 

几天以后,工作队走了,积极分子们抽调了一部分,在国际饭店,开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名义叫“总结前一阶段的学校工作”。这个会议,实际上就是要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整我们这些给陆平等提意见的人。

在这个会上,把我和大家隔离了。隔离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别的系也是这样,曾经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有两个持不同意见的人陪他们住着。我是一个人住在楼道一头角落上的房间里这样便于监视,有两个工作人员住在我的隔壁。我要去找别的人,或者别人来找我,都必须经过他们的门口。谁来找我,我和谁联系,他们都要监视。结果,我也不找人,也没有人来找我。没有这个必要。我给陆平提意见,就是代表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独立思考,我没有和别人串连过,没有和别人商量过,现在也没有必要找别人。一吃过晚饭,到大街上走一走,背后还有人跟着。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了。走在外边,看到别的同志身后也跟着人,就知道他也是被监视了,和我的处境一样。你说是同声相应也好,同病相怜也好,这样一弄,把我们这些被整的人给逼到一起了。

当时是由接任张磐石当北大工作队队长的许立群在主持会议。会议安排在国际饭店,就是因为

国际饭店离北京市委很近,北京市委便于掌握会议情况。彭真在小楼里指挥,市委的刘仁等人都到会了。结果呢,会议越开得时间长,就越是形成了不同意见,今天这边发表一通,明天那边发表一通,两边说的都有各自的道理,谁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误。说来说去,暑假也都过去了,连招生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北大本年度减少了招生人数,少招收了几百人。

到了10月份,经过考虑,我就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了一封信,是让田家英转的。我写的内容是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经过工作队动员的;群众提意见对或者错,都是难免的,都不应该受到追究,不应该挨整。这些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不要再整了。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大学校长,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社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不放干什么?我是和田家英商量过,得到他的赞同,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的。可是,信交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反响。那时候我真是傻。我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我又怕中央把信转到北京市委,再被彭真他们说我越级上告,给我增加罪名,我就把这封信抄写了一份,亲自去送到北京市委的收发室,要求把它交给彭真,以免留下什么把柄。其实,大人物要整小人物,还讲什么把柄不把柄,在我后来的遭遇中,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不过,当时的我就是这样单纯,这样傻。可是,我的这两封信送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回音。这真让我失望。

从那以后,学校的矛盾就公开化了,拥护陆平的和反对陆平的,分成了两边,对立很严重,谁也压不服谁。陆平他们是有北京市委支持,另一边呢,觉得自己有充足的理由。两边斗争得正在不可开交,后来彭真就出事了。这是65年底66年初的事情,北大的社教运动也就停下来了。

学校的干部、教师和学生都到农村去参加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都是陆平那一派的,我们这些批评陆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队,都是准备放下去就不收回来的,学校不要我们了。我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代了。我被分配到怀柔县去搞“四清”。我先到怀柔去看了一次地方,本来是说回学校做做准备就下去,没有料想到,从怀柔坐火车回北京的时候,在火车上感冒了,生病,就养病养了一段时间,没有及时地下乡去。

 

 

第八章 小家庭骤起大波澜

 

与老红军吴溉之结婚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改变,和老红军干部吴溉之结了婚。我和吴溉之是通过唐天际认识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太行山工作的时候,就认识唐天际,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担任着晋冀豫军区的司令员。他的爱人耿希贤,和我是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同学,年龄比我大一些。我们关系很熟。到北京工作以后,我那时候孩子们都大了,因为是单身,经常到一些老同志老熟人家里去看望他们。1965年夏天,我到唐天际、耿希贤家里去玩,在那里认识了吴溉之。

吴溉之也是一位老红军,他的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他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后来又是平江起义的参加者,担任过平江游击总队党代表、县苏维埃主席等职务,参加过长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当时也是单身。吴溉之认识我以后,就一直保持了联系,我们来往得比较多。同年冬天,我们就结婚了。

当时,吴溉之已经是67岁了,他是1898年生人,比我大20多岁。我所以和他结婚,是因为吴溉之是一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这个人很老实。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能有一些依靠。

我对吴溉之很尊重。再说,他是一个老同志,老红军,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会有帮助,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找一个父亲,给我在政治上找一个可以指点指点的人。没有想到,和吴溉之结婚以后,我却被卷入了另一桩麻烦里面。

 

牌桌上下的暧昧

吴溉之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和中组部在一起办公。我认识他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中组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里去,有的时候是在一起聊天,有的时候几个人打打麻将。那时候打麻将,也不赢钱,就是争个胜负。

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还有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邓觉慧30多岁,已经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吴溉之丧偶以后,邓氏两姐妹常到吴溉之家里玩,邓觉慧曾经表示愿意与吴溉之结婚。吴溉之觉得她太年轻,两人年龄差距大,又不是共产党员,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所以没有同意。(我和吴溉之结婚以后,和邓觉先来往也熟了,我们也曾谈到过去她妹妹曾要求与吴溉之结婚的事,我问她,邓觉慧不是已经结婚,并且生了孩子吗,为什么

还要和吴溉之结婚呢?邓觉先说,她可以离婚嘛。我说那孩子怎么办?邓觉先说都管着呗。当时我很不能理解邓觉慧,她自己的丈夫很年轻,夫妻两人又没有什么不合的大事,为什么要离婚呢?而且,她向吴溉之要求结婚的时候,她是并没有离婚的。)吴溉之拒绝了邓觉慧以后,邓觉慧到吴溉之那里就去的少了,邓觉先还是经常去。那时候,我不太会打麻将,主要是他们几个玩,有的时候三缺一,我也就凑个数。实际上,我是不喜欢打麻将的,那时候我还年轻,有时间总想学习学习,另外,我还要到北大去上班,每天风尘仆仆,经常不在家里。但是,不管我在家还是不在家,安子文都经常带邓觉先来打牌。

吴溉之和安子文、肖劲光等彼此都是好朋友,来往很多,经常是相互到其他人家里打牌。邓觉先的丈夫叫张仲瀚,后来我们也认识了。张仲瀚是国民党军的起义人员,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人也很好。这就是我和吴溉之结婚以后接触到的来往较多的他的朋友圈子。

在这些交往中,我就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无所顾忌,把这种关系表现得很公开。这样的情况,太不正常了。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经常是在邓觉先家里,有时候组织部派人来找安子文,都了解他的习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他们的关系一目了然。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这成何体统?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代表党中央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些老同志找他解决工作问题、安排职务,有时,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要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有时安子文的有关意见,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给那些人。有些干部想调动工作,想干这个,不想干那个,想到这里,不想到那里,有时也要先找邓觉先,转达给安子文,安子文还就听邓觉先的话,安子文的有关意见又通过邓觉先传达下来,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他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他的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助一下。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不说是天天见面,也隔不了三天两头就会凑在一起,经常在一块儿打牌,另外,监察委员会和中组部就在一起办公,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挨得那么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他也是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一次两次地,偶尔为之还行,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是不关心这些事情的,即使是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里。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组织部长,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组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张仲瀚是党外人士,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的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邓觉先年龄不算小,自称50岁了,经常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红嘴唇,穿的也很时髦,党的工作怎么能让她来做?这个女人不寻常。

因为我和他们渐渐地熟悉了,安子文和邓觉先的暧昧关系就不在乎我了,都搁在明面上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见得多了。

有一天,几个人上邓觉先家里打牌,吴溉之一时去不了,要4点钟才能到,吴溉之就让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刘某某,邓觉先,加上我,正好是一桌人。我们4个人就坐一辆车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们坐在后面,3个人在车上嘀咕家里的什么事情,开始我没有太注意他们说什么,后来就听到刘某某发脾气了,她说:“这个家我管不了,你让邓觉先管吧!”没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说,觉先你就管吧。这话都是当面的公开的,显然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刘某某是完全明白的。

邓觉先经常到安子文家里去,安子文也经常到邓觉先家去。中央有事情,要找安子文没有找到,就到邓觉先家去找。多数时候能在邓觉先家里找到安子文。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

还有一次,邓觉先对我讲,我还没有和吴溉之结婚的时候,她和邓觉慧经常到吴溉之家里来。吴溉之也对我讲她们的情况。我们两个恋爱,结婚,难免会问他,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别的女人,和什么样的女人来往呀,一家人嘛,总要谈谈家常。吴溉之说,她们姐妹二人过去就经常到我家来,一来,一定在这里吃中午饭。有一天吃过中午饭,要睡午觉,邓觉先就跟吴溉之说,是让她跟吴溉之睡,还是让她妹妹跟他睡?吴溉之说,我一个都不要。让她们俩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至于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都是我们两人认识以前的事情,我不操那份心。我也问过吴溉之,你为什么不和邓觉慧结婚呢?吴溉之说,第一她不是党员,我有些文件必须保管好,第二她太年轻,第三她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所以他不同意。可是,我们两人结婚以后,邓觉慧还继续到我们家里来过。

邓觉先还跟我讲,她现在住的院子(在中组部斜对面),既宽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给她安排的。从前的房子,则是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62年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常找她去跳舞,他是个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从来也不带他的夫人出面。邓觉先说,“那时跳舞跳得很厉害,找我的人比现在更多。我住的那条胡同,来我家的小车都得排长队。”为什么搬家,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她家里客人来往多,原先那个院子所在的胡同小,有时候她家来客人来多了,车子都搁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还要民警来安排指挥。

我对她的了解逐步加深,我就对邓觉先产生了怀疑。她的丈夫本来是我们的一个统战对像,国家对他们一家人都有照顾,她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忙地在目前的这个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关系搞到这种地步,几近于公开?

这段时间,有一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名字我记不清了),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邓觉先的事,他经常开车拉着她跑来跑去,她与什么人交往,和什么人有密切关系,和什么人好呀,都瞒不过司机去。再说,中央干部的司机们,也是经常相互打交道的,直接间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

这位司机对我说,这两个女人可坏了,特别是那个姐姐,净挑拨老干部闹离婚,何某某就受过她的挑拨。还有,前几年,一个中央领导常常和邓觉先跳舞,从来不带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中央领导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下去了,她又抓住安部长了...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别人说。我就跟吴溉之说了我见到的和听到的有关邓觉先的情况,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吴慨之说,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说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说,你和安子文这么熟,你为什么不能早提醒他?吴溉之说,都是好朋友,这些事情,开始是不好意思说,等到后来,木已成舟,就是说也没有用了。

这时已经是1966年初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长,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的身份不明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3、4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说是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部长。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了电话来,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开会。于是,就打了个电话给邓觉先,说我们去不了。可是,马上又接到了单位通知,说会议延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我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弄不明白。

 

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就想找人帮我分析一下情况。没有想到,帮忙帮忙,越帮越忙。有一天,我去找杨惠文,想听听她对这件事情的意见,在她家里,我就和杨惠文讲了这件事情,请她帮我分析这种情况,和我应该怎么对待处理它?她的丈夫白介夫(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的所长)也在场,他走进我们谈话的房间,一听我讲这些事情,他就不走了,坐下来听我的讲述。

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找杨惠文商量呢?

我和杨惠文在1937年就认识了,在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我住在山上小庙里,她比我们到得早,住在学校里,但是和我一样,她也是在等第二期开学,我们都是第二期的同学。从那以后,我们在工作中,动不动就遇到一起,总也分不开。我从太南游击队第五支队调到屯留北方局党校学习,她也正好被调到党校学习,我们又成了同学。

学习结束后,我们又一同被分配到晋豫地委,我在晋城工作,她是在阳城工作。我调到中条山的时候,我在平陆县燕家山,她也调到了中条山垣曲县委工作,又常常在地委开会见面。

在晋西事变中,我们又都住在垣曲的八路军兵站,李哲人把我们两人关在屋子里,不许外出,怕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他计划是等形势缓和后继续派我们在牺盟会里掩蔽下来做工作。一天到晚地,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两个人朝夕相处,相知甚深。

后来,我们两个一块儿过黄河上西安,准备到延安去。在延安,我们又是一起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又是同学。那时,她已经结婚。后来,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我回到中央党校六部,她也回了中央党校六部。

1960年,我调到北大,她也调到中科院,就住在中关村,离北大近得很,还被派到北大来搞社教运动。我调到北大以后,常常到她家去,隔不了两三天就去一次,几乎是天天都见面。真是命里注定,难舍难分,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怎么样,命运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相逢。就这样,几十年的战斗友谊,总是不约而同地遇到一起,真是难得。她比我年龄大,拿我当小妹妹,我也爱听她的话,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什么事情都和她商量,听她的话,亲密得很。我们是抗战时期就在一起工作的战友,关系非常好,我很信任她,想让她帮我参谋参谋,结果白介夫也进屋来听,一听就不走开了,听到底了,听我说了事情的头头尾尾。杨惠文和白介夫都说,这姐妹俩,准有问题,肯定是特务。你要赶快揭发她们。杨惠文还抱怨我说,叫你不要跟吴溉之结婚你不听,你跟他结婚,结出问题来了吧?你赶紧离婚吧,不然,连你也卷进去了。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对杨惠文是言听计从,她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我说行,照她说的办,该揭发揭发,该离婚离婚,不能把自己也陷进去啊。

回到家里,再想这件事情,我心中很矛盾。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时候,我被陆平赶到乡下去搞社教,陆平是不准备把我们这些人再收回北大了。我和吴溉之商量过,调离北大,换一个工作

单位,我还想叫安部长给我调动工作,我要是揭发安子文,我还能再见他吗?再一个,我要是揭发了安子文,我和吴溉之的关系还怎么维持?离婚不离婚?这也是切身利害啊。吴溉之是个老好人,他也不看重安子文这件事,认为是一般的男女关系。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不定主意。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张仲瀚会让自己的妻子这样?对杨惠文夫妇讲这件事的以后,我心里还是有矛盾。一个矛盾就是,这是不是安部长上当受骗了?我曾经跟吴溉之讲过,要他劝一劝安部长,跟邓觉先不要太密切。我认为安子文是这样一种情况,假如邓觉先是一个坏人的话,安部长就是受她欺骗,从本质上讲,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又处在相当高的地位,他是决不会跟着她跑,决不会参加她的那一伙特务活动的。

再一个,我要是揭发了安子文,我和吴溉之的关系还怎么维持?离婚不离婚?我们的婚姻关系肯定会破裂。我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不到万般无奈,我是决不愿意再离一次婚的。

我回到家里,还在想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好,没有理出个头绪来,犹豫不定,白介夫就和他们中科院的保卫科长讲了这件事,他叫保卫科长去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白介夫要向谢富治汇报此事,事先并没有跟我先打招呼。

这件事情正没有头绪,新的情况就又出现了。有个我过去认识的老同志叫郝德青的,他曾经在外交部工作,派驻国外,回国后在外交学会工作。他的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他到清华看他女儿,从清华绕道到北大来看我。我和他很熟悉,他和我姐姐姐夫也很熟,都是朋友,因此,我就又把安子文的事情说给他听,想听一听他的意见。他一听就说,邓家姐妹准有问题,准是特务。张仲瀚是党外的知名人士,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照顾得很好,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让自己的老婆做这种事来谋取什么利益,没有必要用美人计拉拢安子文。那时候人们的阶级斗争的弦真是绷得紧!我就告诉他说,白介夫和杨惠文让我对谢富治讲。郝德青说,不行不行,不能对谢富治讲,你应该去找康生。他说,你应该跟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不要去找谢富治,因为事情是涉及到安子文的,谢富治未必能有这么大的权限干预此事。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央级的部长,一个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一个是国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怎么好过问这样的事?这种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郝德青和我一样,与康生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他就是从党内工作来考虑,毕竟康生是主管党内的保卫工作,被安排在那样重要的位置上嘛。

我听了他的话,真去对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了,不要他们去找谢富治,我自己直接去找康生。白介夫说,他已经跟保卫科长讲过这件事了,至于保卫科长是否已经跟谢富治讲过,白介夫也不清楚。反正,我听了郝德青的意见,要正式地跟康生汇报。怎么汇报?本来我还犯愁,说是康生不好找,我和他没有什么联系,是郝德青说,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们学校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这时,已经是1966年的4、5月间,曹轶欧在北大蹲点)。

 

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检举”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为了党的利益,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他的保卫科长,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于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这个纸条就交给曹轶欧转交康生。

曹轶欧把我口述和书面情况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说康生要与我谈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是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

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找曹轶欧就行。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安子文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你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这一次见康生,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这就是常说的,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我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就捉摸着怎么写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我这里,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是在写大字报以前,时间是在“5.16通知”传达以前。后来,我给康生写过两个条子。我的一个条子就是在6月初写的,主要是讲,毛主席批示,肯定了我们的大字报,并且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说看到我们的大字报了,我们还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她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好怎么好。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康生。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也向康生报告了。

这以后,到9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都要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因为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是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这就是我和吴溉之离婚的原因。我这一生,命运多蹇,连婚姻都这么不顺利。我并不是“女强人”,两次结婚,都是希望能够有所依靠,得到丈夫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能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两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已经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反对和怨恨我的人,又抓住我离婚之事大做文章,诬蔑我是“大破鞋”,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直到90年代中期,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

棚杂忆》中,仍然念念不忘拿此事对我进行诽谤和侮辱,给我这无法愈合的伤口上又添新的创伤。难道,时隔30年,人们对于往事、对于历史,仍然停留在“文革”时代的水准上,而没有任何反思、没有任何长进吗?)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与吴溉之有关的事情,就是关于抄吴溉之的家。在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中,有人曾经写道,我为了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带领红卫兵小将去抄吴溉之的家。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主动行为,而是被迫的。“文革”期间,吴溉之也被打倒了,北大的红卫兵们要去抄他的家,就要我领路带着他们去。北大的学生,后来担任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头头的牛辉林对我说:红卫兵这回抄家抄到你的头上了,你什么态度?我说,抄就抄呗。反正没有反动材料。牛辉林说,那你必须带路,否则你就是不想让红卫兵抄家。牛辉林当时可能不知道,我已经与吴溉之离婚。这样,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我怎么能够拒绝这样强硬的要求呢?我是被迫给红卫兵带路的。无可奈何地,我和红卫兵们一起坐着汽车,我让陈葆华陪着我,把他们带到了南长街,告诉了他们门牌号数,他们冲进去乱抄乱翻,我连汽车都没有下去。我心中那个乱啊!怎么说,这里也是我曾经和吴溉之生活过的地方啊。我对吴溉之,没有任何怨恨,离开他,当时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在吴溉之受冲击的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对红卫兵说过吴溉之一句坏话。吴溉之被单位审查批判,一位帅大姐找我谈过话。我对她也没有说过吴溉之任何坏话。我也没有表态。关于安子文,关于安子文与邓觉先的关系,他们与吴溉之的关系和来往,对不相干的人,我一句都没有谈过。因为这些事情不属于单位和群众应该过问的问题。吴溉之本人,我认为他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没有说吴溉之的任何情况。至于单位和群众认为他有什么问题,应该在单位揭发,我不阻拦,但也不愿意听些什么,根本不介入。我觉得应该保吴溉之,但是,这话只能向领导谈,也不必向群众说什么。

事隔十多年,我被捕入狱,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时候,接受审问,专门来了一批人,就问我揭发安子文和邓觉先是什么事情,我就把我了解的情况讲了一遍。来人没有反驳我的话,他们走后,也没有下文。他们也不继续问了。过些日子,又来了一拨人,把上述问题又问一遍,我就再讲一遍。张仲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邓觉先怎么样了?我一点儿不知道。现在这个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下文。我知道,审问我的录音,都会拿给安子文听,拿给邓觉先听,那他们能够指出来,我说的哪些是造谣的,哪些是诬蔑的,他们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啊。我没有说错嘛。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看报纸,看有没有给邓觉先平反的报导,我始终都没有看到有关的消息。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张仲瀚的消息,说张仲瀚在文革中受到冤屈,为他平反,说张仲瀚是国民党军的起义军官,为我党做过不少工作,他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功劳。可是说到张仲瀚的时候,也没有一句话涉及到邓觉先。我想,如果张仲瀚在文革中都受到那么大的冲击,那邓觉先肯定也是在劫难逃,一定吃过不少苦头,可是为什么就不提到她,即使是讲张仲瀚的时候,也应该提一笔呀。这件事,对我始终是个谜,事到如今,我也说不清楚,我检举邓觉先这件事情,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审案人员就这件事情审问我的时候,他们是只问我,只听我说,不反驳,也不肯定,到判刑的时候,我的罪状里没有与邓觉先相关的内容...

这件事至今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团。我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邓觉先和安子文的关系很暧昧,并且对安子文的工作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是可以证实的,并非我在凭空捏造。我认为,揭发安子文的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没有错,邓觉先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清楚,我只能把我看到的疑点说出来,结论要由党组织来决定。但是,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不太可能有什么政治背景,邓觉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说的那样是什么英国特务。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这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不止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当时杨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是以为邓觉先是“特务”的却是应该反思的。

在“文革”前夕那种特定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的社会氛围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搞混了,过分单纯的头脑把事情想得过分复杂了,从保卫党的纯洁性出发,造成的后果却是使当事人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这不但是伤害了他人,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波折,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至于康生把这件事情无限扩大,整人,那就更加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是适得其反了。

如果当时我便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还会不会有揭发此事的动议呢?很难说。因为当时,我们做基层工作的人,不了解上层的情况,而对于下边,即便是生活作风问题,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如果不是涉及工作问题,而只是生活上的一般来往,不违背组织原则的话,也许应该另当别论。

 

与康生的历史纠葛

 

讲到这里,需要回溯一下我同康生的历史纠葛。

我对于康生的印象并不好。最早知道他,是在我到延安以后。我在延安没有直接和他接触,也没有谈过话,只是在枣园远远地看到他牵了一条大狼狗在路上走。这在当时条件艰苦、作风朴素的延安,是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且听别人说,康生的大狼狗是可以和他在一张床上睡觉的。这就更奇怪了。

1942年延安整风,康生说河南的地下党是“红旗党”,(就是说,河南的地下党是蒋介石国民党搞的,是派一批人打入共产党,打着红旗搞破坏)他点到我也是“红旗党”的成员,要对我进行“抢救”。他还说我和王实味关系密切,要我交代与王实味的关系。幸亏当时已经是“抢救”运动的末期,对我“抢救”了没有几天,运动就结束了,不了了之。

后来听我姐姐说,康生这个人很爱整人。因为他搞情报,他经常怀疑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是特务。康生在中央党校就是乱整人,有一个哲学家,姓孙的,孙定国,就是被康生整死的,在中央党校的水池子里自杀了。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听过孙定国讲课,很豁达很开朗,讲课也很好,大家对他的反映都比较好,可惜被康生整死了。

50年代中期,康生和曹轶欧到哈尔滨去了一次。是由哈尔滨市委和黑龙江省委接待的。这时候,吴宏毅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是讲怎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是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发表以后,吴宏毅受到启发写出来的。这个剧本讲,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人和事,不要动不动就说成是敌我矛盾,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遇到群众游行示威,也不要如临大敌,要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事情。当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开拍了,吴宏毅就怕这剧本里面有什么问题,说把剧本送给康生看一看,把把关,看是否有什么不妥。这样我就到南岗国际饭店找了曹轶欧,说了这些情况。曹轶欧说,那就把剧本拿来看看吧。过了几天,意见就反馈回来了,康生有一个批语,说这个剧本不能用,内容有问题,没有体现出党解决矛盾,而是由一个老工人出面解决了问题。其实,这个老工人也是受党领导的嘛。因为康生的意见,这个剧本就停拍了。吴宏毅对此很有意见,你光说怎么怎么不行,你倒是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呀。一句话就枪毙了别人的辛勤劳动,太不把别人看在眼里了!这就是我和康生、曹轶欧打的第一次交道。

以后,是曹轶欧带着工作组的张恩慈等人到北大来蹲点。(笔者说:据有关记载,1966年5月17日,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正式通知北大,介绍曹轶欧、刘

仰峤、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革命情况)。这个时间不对。曹轶欧到北大来,时间比较早,大约是在当年的3、4月份,比这个通知要早了许多。她来的目的,我后来猜测,是冲着前一阶段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复来的。前面说过,北大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从中央到市里,上面各家都可以直接插手,中科院,中宣部,教育部,北京市委,都直接派人来,彼此也不通气。(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复,说透彻一点儿,也是上面各个领导机关对北大工作的评价不同而造成的。)曹轶欧具体是什么时候带着张恩慈等人来的北大,我不清楚,也不知道她们来的目的。当时她们住在专家招待所,我住在八公寓,曾经听说曹轶欧带着几个人到学校来了。

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这是国际饭店会议以后,1966年初春,我准备到下面去,到怀柔去搞“四清”,还没有离校。有一天,曹轶欧派人通知我,找我谈话,我到专家招待所去见她。曹轶欧找我谈,她告诉我,不要到下面去,北大的问题还应该继续解决。我当时是觉得,谁也解决不了北大的问题,北大太复杂,上面的线太多,我也不想再参与这些事。我一个系里的干部,参与这些事情做什么?张磐石带领工作组来的时候,就曾经找过我,征求我对学校工作、对陆平和校党委的看法和意见。我认为她们是上级领导,是来指导工作的,我响应他们的动员,满腔热忱地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希望工作组能够恰当地转达这些意见,希望陆平他们改进工作作风,结果呢,什么作用都没有,我自己却被搞得焦头烂额。这么一场风波,让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了党内生活的另一面。我经不起折腾了。现在让我去参加“四清”,我就执行党委决定,下乡去就是了。曹轶欧说,那你在国际饭店被斗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我说,这些事情我也管不了,要看以后党委怎么个说法。这样,曹轶欧动员过我,我也没有理睬她。此外,

就没有任何联系。

过了两天,我就到怀柔去了,和领导我的四清小组见了面,谈了工作,我就回到北京大学,准备带着衣物行李下乡去。不巧,我这时感冒了,就没有及时地走得成。

 

“揪叛徒”的条子和“抓杨勋”的电话

 

文革当中,有一次,中央文革召开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会议,康生讲到“六十一人叛徒案”,讲南开大学的造反派抓叛徒怎么怎么样有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北大应该成立抓叛徒组织。康生还写了一个条子,经过别的与会者传递给我,也是讲抓叛徒的问题。这个条子,我给孙蓬一等人看过,带回学校后又给校文革常委看过。具体的原话记不清了。(据有关资料,康生1967年4月14日给聂元梓的条子原文为:“聂元梓同志: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的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材料。请你们考虑,是否可行。康生4月14日。”)

康生指示北大要参加“揪叛徒”的行动,校文革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怎样执行康生指示,觉得一定要很认真很负责地完成任务。但是,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能出差错,不能扩散。一是不能把“揪叛徒”这件事扩散出去,二是在对于调查对像上要非常慎重,不要轻易地认定什么人是“叛徒”。校文革对此事非常重视,非常慎重,我们认为,要审查的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所以不能交给一般的群众组织去搞调查。要“揪叛徒”,搞材料,就必须由校文革组织组负责领导。

在康生指示下,北大校文革成立了一个揪叛徒的小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政治上可靠,而且不会对别人透露有关情况的。这个小组人员很少,严格保密。我给他们做过指示,要求他们在“揪叛徒”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而且不能对外边的人泄露揪叛徒的材料,不许外传,不许议论。但是他们的行动不是我分管,归校文革组织组领导。在这个小组的活动中,对校内的一个女的(名字记不清了),说她是叛徒,使她受了很多苦,这是我的错误。但是,涉及到彭真,涉及到薄一波(当时党中央和社会上都认为他们是叛徒,并称之为“彭(彭真)、薄(薄一波)、安(安子文)、陶(陶鲁笳)叛徒集团”)涉及到这些人,我都对学生们讲,不管他们现在的错误有多大,可是,涉及到他们历史上是不是叛徒的问题,一定要非常慎重。他们自首出狱的这些情况都是历史问题,都是党做过结论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有明确的结论。对于党的历史,青年学生不知道,我是了解的。我还用我的经历给学生们讲,当年我在开封投奔华北军政干校的时候,当时就有一批平津来的学生,他们想参加抗战,又分不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有一些就是走错了门,认错了路,参加了蓝衣社、参加了CC的,投身革命以后,只要把这段历史讲清楚就算过去了。我自己就亲手处理过这些问题。都是党当时做了结论了,再追究也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应该是重视现实的问题,要抓破坏文革的问题,我指的是王、关、戚、谢富治的问题,我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

这样,北大校文革在接受康生的指示以后成立的这个揪叛徒小组,就没有查出原北京市委的什么“叛徒罪行”来。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我们的结论是否定了康生的指示,旧北京市委没有隐藏许多叛徒。校文革给康生写了一个调查结果的报告,就把这个调查组解散了。可是,康生关于“揪叛徒”的指示,在北大传开,对于北大学生很有影响。各地红卫兵“揪叛徒”成风,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把揪出多少“叛徒”看作是各自组织的功劳。因此,在校文革组织的调查小组解散以后,北大一些学生们又自发成立了“第二战斗队”,自发地进行揪叛徒的调查。这样,到给我定罪名的时候,关于“第二战斗队”揪叛徒的活动,也成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这和校文革领导的“揪叛徒小组”完全是两回事情,我根本不能对“第二战斗队”负责,他们所进行的活动,我根本就管不了,也没有管过。我虽然是北大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有许多事情,我是根本管不了的,说话也未必算数。如果我真能在北大有那么大的权力,有那么大的能量,那反对我的“井冈山”怎么会造出那么大的声势来?“第二战斗队”的成立,不需要我批准,也不用向校文革请示。他们向校文革做过汇报,他们要求汇报,当时的形势下,我也不能拒绝听他们的汇报呀。不过,汇报归汇报,我没有对他们做过任何指示,没有表示过什么实质性的态度。“第二战斗队”的所作所为,我不能负责。

这段时间,北大没有在学校内部“揪叛徒”。李伦和胡仁奎的“叛徒”问题,是北京林业学院的红卫兵先“揭发”出来的,“第二战斗队”也派人到林业学院去“揪叛徒”,并且由此牵涉到彭真。后来,“第二战斗队”就被彭真专案组给接收走了,完全脱离了北大,一年多的时间都不在学校里。(北大参与揪叛徒,不但是因为康生的手谕,而且,周恩来总理也有过明确的批示,具体情况见第十一章。)

我跟康生还有过一次面谈。是关于抓杨勋的事。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的老师,她和她的弟弟杨炳章,曾经给党中央毛主席上书,讲他们关于文革的意见,得罪了江青。后来,杨勋在北大又成为反对我的“反聂派”。在社会上,1966年12月间,兴起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的思潮,杨勋等参与了有关活动,被指责为是“反中央文革”。1967年1月,康生指示我,要让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去。过了一两天,他通知我说要到他那里去,而且必须很快就到。我到了钓鱼台康生住处以后,康生说,总理来电话问,多次催你让群众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你办了没有?我说我办了。我叫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几点几分已经送到了。于是,康生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报告总理说杨勋已经被抓了。周总理说那么查一下吧。然后,康生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公安部有没有收到北大扭送来的杨勋,谢富治回答说收到了。康生又打电话报告了周总理。抓杨勋,是总理指示的,不是康生指示的。外边都以为是我叫康生抓杨勋的,以为杨勋被抓是因为她在北大反对我,并且就此指责我在北大“镇压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逮捕我的时候,就让杨勋站在台上揭发批判我,抓杨勋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在许多场合,我都没有对此事进行过分辩,没有讲此事是周总理的指示,宁可受到许多冤屈,也没有说出实情。我觉得应该保护周总理的声誉。我从小就给党做情报工作,而且是为党的最高层领导做情报工作(抗战初期在太原时与刘贯一、聂元素一起,从事直接报送毛、周、朱、彭等人的情报工作),我懂得要严守秘密,有些事情就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关于抓杨勋这件事,我是直到被北京是公安局逮捕以后,在市公安局第七处监狱预审的时候,才讲到我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抓杨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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