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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模式——国家能力的视角

时间:2020-04-02 08:51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16卷 作者:杨虎涛、刘方 点击:

      摘  要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在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中,国家能力是一个相对被忽略,未得到系统量化和比较说明的维度。在梳理和对比对国家能力量化的多种方法的基础上,从迈克尔.曼的建制性能力权力入手,分别对渗透性能力、汲取性能力和协商性能力进行了指标构建,并从上述三个维度对中国的国家能力进行了量化考量。作为一种典型的国家主导型的发展,中国模式中最为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其经济战略目标的设定和策略组合,而在于其强大的国家能力及这种国家能力的来源和持续性保障。国家能力不仅保障了发展这一长期目标,并同时使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制度资源被得以有效的吸纳、整合与动员。

      关键词:中国模式;国家能力;建制性能力;发展型国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经济史上最大规模、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无疑是中国崛起,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宏大课题。大致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和解读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后,其核心议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选择、兼容性等问题;第二个时期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之后,核心议题是中国的后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转型;第三个时期是2003年中国加入WTO前后,以辛格、雷默等人的北京共识为代表,核心议题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后果与挑战;第四个时期则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关键词是中国模式,仅2009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论文就达到了3000多篇(Fewsmith, J,2011)[1]。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发展道路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意外性”,它不仅使历史的终结、华盛顿共识这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预判落空,也使一些纯粹的经济预判,如中国崩溃论、低端依附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发展所展示出的独有特征,使肖恩·布雷斯林不得不感叹,“中国模式的研究应该从中国不是什么和不代表什么去考虑。”[2]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它挑战了增长理论,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依然来自于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要素。但在中国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在特定的、多变的情景下,这些要素的来源、动力机制、持续性、相互关系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这就构成了观察中国模式的多重视角,也形成了多种系统性的解释。典型如中国学者的新结构论[3]、超常发展论[4]、地方政府竞争论[5]等。西方学者也尝试用诸如新发展型国家(New development state ,NDS)[6]、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7]、李斯特型发展型国家(New listan)[8]、后李斯特主义(Post listan)[9]、后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Post-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10]等概念形容中国模式。尽管存在不同的解读,但在中国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下的发展”这一点上,并无多大分歧。

      国家主导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历史中所有国家都曾经经历过或者试图经历的事。尽管就强国家是否必然意味着发展,市场中心论者和国家主义者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大量针对东亚和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都表明,正是国家能力的强弱高低决定了“东亚奇迹”与“拉美陷阱”和非洲失败国家的分野。这至少意味着,强大的国家能力即使不是发展的充要条件,也是其必要条件。强国家未必有发展,但若不是强国家,则一定不会有发展。而一个国家要成为具有国际能力的“强国家”并非易事,阿西莫格鲁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有能力执行法律、规制经济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大量缺乏这种能力的欠发达国家[11]。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国家的作用类似 “引擎”[12](Kasahara, S. 2013),后发追赶过程中需要国家进行资源组织、整合和调用,国家有无能力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型构,体现着“引擎”力的大小。

      然而,尽管就中国是“国家主导下的发展”已有高度共识,但在对中国模式的考量中,一个相对被忽视,并缺乏系统量化体现的考察维度,就是对中国国家主体能力的强弱、结构、初始来源及其动力机制的系统考察。造成这一局面的的原因,在于国家能力本身迄今仍是一个缺乏准确内涵和量化体系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中,国家能力依照不同的研究目的被分解成为不同的观察视角,从而侧重的评价指标也不一样。在政治学中,它与治理有关,指标采取上往往侧重于政体质量和稳定性;在经济学中,它与经济发展有关,度量上则往往简化成为税收汲取能力和公共物品提供能力。而中国乃至于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本质上一如调节学派代表人物杰瑟普指出的那样,并非国家的单一作用,而是市场机制、国家干预和社会结构三者契合与协同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化的动力机制的结果。是“国家-经济-社会三者的结构性契合的故事”[13],因此,系统地考察国家能力,必然不能拘泥于单纯的政治、经济、社会维度,而必须从三者的结构动态中把握可观察、可量化和最为关键的变量。沿袭迈克尔.曼和琳达.维斯等人对建制性权力的划分,本文拟从渗透能力、汲取能力和协商能力三个维度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能力的结构、来源和数量变迁进行描述,并对其初始来源、变迁动力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并试图形成一个解释中国模式的新视角。


一、国家能力——现有评价体系及其不足
 

      正如卡伦·亨德里克斯(Cullen S. Hendrix,2010)指出的那样,尽管国家能力对于理解国际国内冲突,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都极为重要,但国家能力至今仍是一个从概念到测度都亟待研究的概念[14]。对于什么是国家能力,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米格达尔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通过种种计划、政策和行动实现其领导人所寻求的社会变化的能力。”[15]斯考克波(Skocpol)则认为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是相互联系的,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独立于社会自主决策的程度,国家能力则是指国家通过社会执行其政策的能力。前者是在政策制定层面探讨国家有多大独立于社会的自由度,后者是在政策执行层面讨论国家通过社会达到其目的的能力[16]。从不同的功能上,国家能力又可以细分出外交能力、军事能力、经济管理能力、社会管理能力等,其具体内涵和外延,取决于研究主题的需要。

      对国家能力的定义,直接关系到对国家能力的度量。按卡伦·亨德里克斯(Cullen S. Hendrix,2010)的梳理,在国家能力的度量上,沿袭不同的国家能力定义,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第一种是通过军事实力来定义和衡量国家能力,其理论依据是韦伯的“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这一定义。按照这一定义,国家能力被确定为“国家阻止与压制对其威权进行挑战的能力”,其度量可使用人均军事人员和人均军事费用这类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国际军事争端数据库中的战争相关指数(Correlates of War, COW);[17]第二种则是通过政府治理能力、官僚能力来定义和度量国家能力,其理论依据依然是韦伯的理性官僚理论。在具体度量上则有多种方法,包括:(1)依托于专家评估做出的政府质量评价,常用指标包括政府质量排行(quality of government)、世行营商指数(Corporat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icators)、国际风险指标(ICRG)[18]中的选举质量、政府变更换届时政府继续提供服务的能力等数据;(2)用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力度进行评价,强调国家对私有投资者的可信承诺的程度;其常用指标侧重于国际风险指标(ICRG)中的财产罚没和政府违约风险评价;(3)用汲取能力评价国家能力,包括自然资源出口占GDP比重、初级制成品出口占GDP比重、税收占GDP比重等。第三种方式,则将政治民主化程度和民主质量视为国家能力的体现,是典型的“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19]的体现,强调政治制度的质量,政治秩序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度量指标上侧重于民主化程度,包括领导人选举、民众参选比例、对政治权力执行者的限制程度等。

      贝斯利和佩尔松(Besley and Persson,2014)则采取另一种系统方法对国家能力进行系统度量。他们认为,国家能力通过生产支持、财政收入和集体服务能力显示,这三种能力同时也对应了三种类型的政府功能:(1)选择和应对公众的共同需求的集体服务能力;用公共服务供给表达,包括教育、医疗等;(2)帮助市场经济发展的生产支持能力,以投资者的司法保护程度测算,如产权保护指数的数据同样来自国际风险指标(ICRG);(3)筹集政府运转所必需的资金的财政收入能力,数据来源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提供的税收收入进行测算[20]。贝斯利和佩尔松同时指出,这三方面的政府能力都具有互补的特征。例如,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拥有较强的集体服务能力)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成本往往较低,这通常会增加对税收收入的需求,继而促进对税收征管工作的投资,也就是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

      中国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也就国家能力的定义和度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21]一文中,他提出国家能力=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比值反映国家将自身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得数高的国家就是“强政府”,但这一公式定性地刻画了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的关系,但缺乏可度量性。在2014年的文章中,王绍光又进一步提出,基础性国家能力包括八项,第一是强制能力,可用军队警力方面的指标衡量;第二是汲取能力,可用政府收入衡量;第三是濡化能力,也即共同价值认可程度;第四是国家的认证能力,也即是“可读性”(legibility)[22]能力,可以用人口普查、户籍人数等指标来衡量;第五是规管能力,可用法制健全程度衡量,第六是统领能力,可用政府自我约束监督的质量衡量,第七是再分配能力,用社会公共支出衡量,第八是吸纳和整合能力,也即使政府能力将所有政治化的社会势力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但对于这一能力如何度量,他并没有提出对应的指标。[23]

      上述方法尽管侧重不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共同地带。如:汲取能力、法制程度、治理能力等。这些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政府能力。但却存在两个共同的弱点,以至其对刻画后发国家国家能力的构成、来源和变迁缺乏适用性:

      第一,上述度量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如贝斯利和佩尔松所观察到的那样,“政府能力的不同维度之间具有惊人的相关性,并且都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财政收入能力较高的政府,往往也有着较高的生产支持能力和集体服务能力。富裕国家的政府能力通常较强。但这些相关表现并不能证明政府能力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4]易言之,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结果往往是,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国家能力的各项指标也随之优化,但究竟是国家富裕导致了政府能力的提高还是政府能力的提高导致了国家富裕,因果机制并不明显。这样,在解释一个后发国家在解释一个国家初始的国家能力来源及其由弱变强的变迁过程中,上述方法就存在刻画不足的缺陷。

      第二,上述方法不足以同时刻画国家合法性、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三方面内容,而上述三者是紧密相关的,合法性和自主性不足必然会削弱国家汲取、组织和管理社会的能力。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其国家能力必须同时体现出如下内容:(1)目标合法性,即国民和社会组织对初始战略目标设定的一致性认可程度,这决定了国家在实施其发展战略过程中调用资源、实施政策时的合法性程度,进而影响了国家政策能否通过社会得以实施;(2)决策自主性,即是否可以独立作出决策,不受国内外利益集团左右,这种自主性体现了国家保持其战略目标稳定性的能力;(3)国家的协商能力,因为后发国家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体系“重构”的过程,其经济组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国家能否将“重构向上”中产生的新生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吸纳入国家体系,使之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同时使“重构向下”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转化为生产性行动集团,使系统稳定性得以保持,就至关重要。而上述指标体系均不足以体现上述内容,例如:民主化、选举制度、政体指数这类指标只能反映一个国家政体的程序合法性,但并不能反映其绩效合法性,也无法体现国家自主性。用原材料出口占比和税收占比的结合对比刻画汲取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社会的相对隔离程度,但这种方式更适用于资源型国家。除此之外,在数据来源上,上述评价体系中涉及治理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观性内容过多、样本过少、选取指标不具备普遍性等问题。例如,在治理排行榜上和营商指数内容上,主要通过问卷和专家打分的方法得住结果,但无论是专家评价还是问卷,都存在样本数过少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简言之,国家能力不仅是一个随着环境而发生变化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随着国家发展程度而发展变化的概念。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国家能力的关键在于能否可以促进与控制转型,因此其内容更需要反映国家和其对象如社会、经济组织、国民之间的初始关系及其变化,从而有助于观察国家能力的初始状态和结构性变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上述分类方法,并不足以反映这类内容。
 

二、建制性能力的三重维度及其度量
 

      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迈克尔·曼将国家权力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这也就是韦伯意义上的作为暴力垄断者的权力。二是国家的建制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25],指国家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capacity)。这两种权力强弱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国家的不同类型。

      在迈克尔·曼(Machael Mann)的权力理论的基础上中,维斯对建制性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为了凸显后发国家所需的国家能力的关键特征,维斯赋予了建制性能力概念不同的含义,如“为发展目标而调用资源的能力”[26],或“能够增加对社会渗透和资源的汲取度并且再分配到有需要的地方的能力。”[27]在维斯看来,建制性能力有三重维度:渗透能力、汲取能力和协商能力。其中,渗透能力即进入社群与人民直接互动的能力,汲取能力是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能力,协商能力即与经济组织的合作互惠从而可以协调经济的能力。这三重维度的能力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整体:持久的汲取能力依赖于深度的渗透能力和有效的协商能力,而渗透能力又和协商能力互为促进,无法渗透也就无法协商,而协商本身又可以强化渗透。维斯尤其强调,对后发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有效的协商能力,协商能力越强大,渗透和汲取能力就越持久越强大。易言之,持续的协商能力可以为渗透能力和汲取能力提供保障,这种建制性协商能力,本质上就是伊文思的嵌入能力和韦德的驾驭市场的能力。为此,维斯将伊文思的“嵌入”概念拓展为“嵌入式自主”(Embedded Autonomy)和“治理式互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认为国家既能嵌入民间又能继续保证自主是“有机强国家”的标志,而日韩等发展型国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通过有效协商,将工商界融合进国家的决策体系并同时保持自主性,从而把自主性转化成为了能力。

      相较于卡伦·亨德里克斯(Cullen S. Hendrix,2010)所总结的诸多方法,以及贝斯利和佩尔松(Besley and Persson)的评价体系而言,迈克尔.曼和维斯的多维度建制性权力更适用于后发国家。因为后发国家的国家能力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也是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型构的过程,而唯有这种建制性权力的增长和结构性变化,才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单一专制性权力的脆弱基础,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型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维斯才将建制性权力等同于国家能力,而专制性能力则被视为一种前工业国家(pre-industrial states)的特征。在维斯看来,前工业化国家与其社会基础是相互脱离的,只能专制地运用权力去实现对社会的汲取,而现代国家则可以通过建制性的力量与公民社会建立起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其渗透能力和汲取能力,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尤其需要对社会经济和制度资源的调用、整合和动员组织。以暴力垄断为基础的专制性权力只能是一种安全保障体现,但却不是一种动员、激发和调用能力的体现,而建制性权力是以国家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为基础,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迈克尔.曼的这种能力维度更适合刻画中国这样的转型后发大国的国家能力变化轨迹。渗透能力意味着动员和组织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共同目标达成的协商成本和维持成本,汲取能力一方面代表着国家政治对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和管理能力,也代表着统合经济资源,提供公共品和社会福利的能力,协商能力则是指国家与经济社会组织的持续合作能力。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渗透、汲取和协商的能力变化必然是一种动态的结构性变化,因为后发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经济、社会与政治的不断耦合与重构的过程。

      但是,维斯的三维度建制性能力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维斯并没有像考虑自主性的国内外之分,而左右国家自主性的,不仅有国内利益集团和既定阶层结构,也有来自国家之外的压力,一国的军事外交实力则构成应对这种外部压力的保障;其次,维斯的协商性能力,主要考虑的是政商合作,尤其是如何保障各种经济资源服从于战略性目标,因此协商的维度也仅停留在产业层次,但随着社会结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变化,协商显然不止于通过产业政策,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层次都需要的行为。按照拉克曼的国家精英结构论,国家内部的精英结构、联合或斗争状态制约着国家的力量和自主性,国家需要不断吸纳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才得以扩张权力。[28]再次,维斯的渗透能力、汲取能力和协商能力都没有考虑能力成本,易言之,没有考虑国家在实现渗透、汲取和协商的阻力,而这种阻力与社会结构、种族、文化传统和教育密切相关;最后,维斯并没有就如何度量渗透能力、汲取能力和协商能力提出具体的指标,甚至对建制性协商能力这一她极为看重的指标,维斯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建制性力量没有准确的数量,它的存在与否,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29]

      结合中国现实,同时考虑到维斯对建制性能力刻画的上述不足,我们拟通过如下指标刻画中国的国家能力:首先,以军费开支作为评价国家外部自主性的指标;其次,为了凸显渗透、汲取和协商三者的 “净能力”的指标,我们有必要引入王绍光所指出的濡化程度,也即“共同价值认可程度”作为辅助指标,有理由认为,共同价值认可程度越高,意味着渗透、汲取和协商的阻力越小,从而渗透、汲取和协商的相关数值更能反映出其“净”能力,语言的一致性、民族结构、教育普及、党员和共青团员人数都可以反映出这种濡化程度;再次,鉴于渗透、汲取和协商能力之间具有结构互补性,为了使指标不重叠,我们用行政开支作为管理性渗透指标,以刻画行政机构深入社会的规模和力度,用社保、医疗、教育支出作为服务性渗透指标;在汲取能力上,我们综合了税收、中央财政收入、发债收入、土地出让金、国企利润、社保收入以及用税收占GDP比重或人均税负指标考察国家汲取能力;最后,对于协商能力这一相对难以量化的指标,我们则拟通过两类指标进行反映,一种是国企资产占比和国有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比例,因为国企作为中国政府直接掌控的经济和制度资源,已经通过行政化管理替代了协商。为了刻画国家对新生精英和资源的统合能力,我们用民营企业一百强法人或董事长的政治社会身份作为参考指标。

 

三、中国的国家能力及其变迁——一个多维度的考察
 

      (一)外部自主性能力

      尽管建制性权力的度量不需要涉及军事能力,但正如朱云汉指出的那样,严格说来,世界上除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少数核武大国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称不上真正主权独立国家,因为他们都仰赖于超级大国的安全城堡,经济主权早已被大国主宰的超国家管辖机构、国际组织多边协议所架空[30]。因此,军费开支这一指标能有效地评价国家是否具有完全的外部自主性和足够的安全保障能力,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汲取能力。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防总支出与人均国防支出的变化趋势呈现标准的“J”型。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人均国防支出和国防支出总额都相对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后,开始稳步上升。2004到2014十年间,军费开支从2200亿增加到9804亿,军费总支出一直维持在世界第二水平,军费支出占GDP比例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见表1),这显示了强大的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同时也保障了国家建制性能力的发展。

      (二)濡化能力

      共同的教育背景、文化和价值观念,有助于国民形成统一目标的认可,以及对政治体制的认可程度。濡化能力的高低,不仅从对象层面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渗透、汲取和协商成本,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战略目标的稳定性和社会认可程度,从而进一步影响着国家发展过程中能否长期有效地动员、激励和引导社会成员。

      图2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建党以来到2010年的人数变化,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共党员人数从1921年的57人,增加到2010年的8260万人。2016年底,达到8779.3万人。与此同时,作为执政党的后备力量,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746.1万名;共有基层团组织387.3万个,其中,基层团委28.9万个,基层团工委2.3万个,团总支21.5万个,团支部334.6万个。庞大的党团员基数,体现了执政党价值观强大的社会濡化程度。

      教育是重要的濡化方式。在教育上,中国实行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 2000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图3显示, 2014年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已达100%。小学升学率也在80年代末期开始稳步上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通过教育形成国民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念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而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语言的一致性程度、共同的历史传承与文化背景,不仅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有助于共同价值观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四、国家建制性能力:汲取、渗透与协商维度

      (一)汲取能力

      汲取能力是国家固有基本属性,高汲取能力,体现了政治稳定性和制度连续性,同时需要强大的“可读性”(legibility)作为保障。虽然大部分研究都将中央税收的总量及其占GDP比重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但贝斯利和佩尔松(Besley T, Ilzetzki E, Persson T.,2013)强调指出,政府发债和负债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一种表现,缺乏信用的政府也缺乏更多筹集资本和经济加速的能力,而弱政府也无力承担和偿还债务负担。[31]

      因此,在整体考察国家收入情况时,我们综合考虑了国家一般性财政收入(含税收收入,但不含外债部分)和预算外收入(含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债务性收入(2006年后统计口径变为债务余额)。图4和图5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无论是广义上的国家收入,还是国家的债务收入都开始进入了 “J”型增长轨迹。就收入情况而言,一般性财政收入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要早于预算外收入且比较稳定。按照前文所述贝斯利和佩尔松等人的观点,这种汲取能力的提升,同时意味着较高的生产支持能力和集体服务能力,与此同时,这也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家对社会的认证、读取或者说数目字管理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藉此能力,国家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经济的信息获取和管理。

       (二)国家渗透能力

      (1)管理性渗透

      国家渗透能力意味着动员和组织的深度和广度,大部分研究用官僚机构层级、规模和服务质量来描述这一指标。但本文区分了管理性渗透和服务性渗透,前者代表了国家治理的规模,后者代表国家对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由于国家公务员历史数据的缺失,我们无法获得历年万人公务员数量指标,因此用其替代性的指标,即行政管理费用来显示国家的管理性渗透能力。



      图6显示,行政管理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较大幅度上升,虽然在2004年和2008年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总体趋势呈现了“J”型增长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绝对数量的增长是否过高、过快,一直存在争论,本文并不打算就这一数值的合理范围展开讨论,而只是试图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与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只不过是再现了一次瓦格纳法则,它的增长,至少可以说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性渗透能力在不断增强。

      (2)服务性渗透能力

      教育、社保和医疗支出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现了国家的服务性渗透能力。图7、图8和图9反映了教育、社保和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变化,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和社保基金收支自1992年以后都呈现了“J”型增长,国家卫生医疗支出在2007年之后也呈高速增长趋势,说明国家的服务性渗透能力在快速提升。需要指出的是,社保基金的收支具有双重意义,国家征收的社会保障基金支出不仅本身构成了服务性渗透的能力,而且本身构成国家汲取能力的一部分,而汲取本身同时也体现了国民对国家未来提供保障的预期稳定性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三)国家协商能力

      国家协商能力是指国家与经济社会组织的合作能力。在发展型国家理论中,这一能力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发展因素,但却从未得到过系统的度量。本文认为,协商能力的本质是统合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中对新生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能力。中国的国家协商能力不同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拥有相当数量的国有经济部门,国家对国有经济的引领直接替代了东亚的协商型政-商关系,国有经济本身直接构成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以此为基础,国有经济对非国有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就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国家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经济协商和统合能力。图10中,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情况可以看出,各资金来源完成额度都呈现上升趋势。在2010年左右,社会投资完成额度超过国有控股完成额度,国家投资和社会投资尽管同时在增长,但社会投资增长更快,而图11则显示,国有资产和全国国企资产总额虽然同时上升,但比例在下降,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图10的国有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情况,说明国有经济的引擎作用得到了实质性增强。图10和图11共同表明,国有经济部门不仅在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中直接扮演重要行动人的角色,同时也有效地引领了社会资本,体现了国家吸纳新生经济资源从而使其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强大能力。这充分表明了国家日益增长的协商能力。



      构成中国国家协商能力的另一关键特征,则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结构性变迁中新生精英的吸纳和引导能力。我们对2016年中国民营经济100强的负责人的社会身份和任职进行了逐一“手动”分析,信息以各级政协、人大、青联、工商联官网信息为准,结果表明,中国民营经济100强的负责人均在上述机构中担任了相应的职务,建立了参政议政的有效渠道。民营经济100强的负责人的社会身份和任职的大致分类见图12。

 

五、结语
 

      长期以来,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维度。事实上,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发展,对国家这一“主导主体”本身的能力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与量化考察,同样也是必要和必须的。在对相关国家能力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系统分类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对国家外部自主性、建制性能力的渗透、汲取、协商能力的量化考察,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强大的军事实力构成了中国外部自主性的基础,并为国家的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基于中华文明背景的国民基础性教育,使国民共同体意识、共有理念和集体目标的形成更为稳定,不仅使发展型国家的统合目标易于达成,也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基础性“净”能力;第三,各种数据表明,中国不仅具有强大的、日益增长的管理性渗透能力,也具有强大的日益增长的服务性渗透能力,而在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汲取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为服务性渗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也为管理性渗透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第四,在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过程中,中国的国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极大地减少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协商成本,也发挥了对新生经济资源的引导能力,构成不同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协商模式;而国家对新生精英的吸纳能力则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强大的协商能力。

      在同样体现出“国家主导特色”的后发国家中,无论与较为成功的凝聚型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发展型国家)相比,还是与失败的新世袭型国家以及分散性多阶级国家[32]相比,国家能力的量化表现以及结构性特征,都构成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所在。大量的研究都表明,失败的新世袭型国家,基本上缺乏有效的建制性能力;而不太成功的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其国家能力则表现极不稳定,尤其缺乏有效的协商能力,缺乏对变革中的社会阶层的引领与整合能力,使其难以长期保证发展目标和发展能力。与较为成功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一样,在中国模式的背后,在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也体现出强大的、不断提升的国家能力,但在外部自主性、协商能力及其来源方面,中国则与其他较为成功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有着重大区别,这种独特的国家能力来源及其形式,不仅构成了中国模式内在的某种特色,也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注释:

[1]Fewsmith Joseph, "Deba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vol.21, 2013,pp.1-7.

[2]肖恩·布雷斯林、冯瑾:《“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6]Trubek D M, “Developmental States and the Legal Order: Towards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Law”,  Law & Development Review, vol.25,2008, pp.2-105.

[7]Schweinberger, A,“ State capitalism, entrepreneurship, and networks: China's rise to a superpower.”,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48,2014, pp.169-180.

[8]Breslin, S, “The ‘China model’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2011, pp.1323-1343.

[9]Strange, G “China's post-Listian rise: beyond radical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liberal hegemony” ,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2011, pp.539-559.

[10]Bolesta A, “China as a post-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explaining Chines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2012.

[11] Acemoglu D, Garciajimeno C, Robinson J A,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twork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105, 2015, pp.49–59.

[12]Kasahara S,“The Asia Developmetal State and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Unctad Discussion Papers, 2013.

[13]何子英:《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兴起, 危机与转型——杰索普关于东亚奇迹的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

[14]Hendrix C S, “Measuring state capacit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ivi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3), 2010, pp.273-285.

[15]米格达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国家与社会关系和第三世界的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6]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7]战争相关指数(Correlates of War,COW)是国际军事争端数据(MID Data,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set)提供的数据。

[18]国际风险指标(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是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PRSG)对140多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金融风险评估而编制的,自1982以来每年发布一次。

[19]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中国的治国理念与制度选择(上)》,《经济导刊》2014第6期。

[20]蒂莫西•贝斯利、〔瑞典〕托尔斯滕•佩尔松:《中国面临的挑战:通过制度改革提升政府能力》,《比较》2014年第5期。

[21]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2页。

[22]普林斯顿大学的 Melissa Lee 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 Nan Zhang用“可读性”(legibility)这一概念来概括国家获取社会信息的能力。如果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接触较少、国家获取社会信息的范围有限、国家“读到”并“读懂”社会的能力低。反之,社会在国家面前“可读性”越高,国家攫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越好,这一能力指标类似于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提到的数目化管理能力。

[23]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4]蒂莫西•贝斯利、〔瑞典〕托尔斯滕•佩尔松:《中国面临的挑战:通过制度改革提升政府能力》,《比较》2014年第5期。

[25]按照王绍光的理解,曼的“建制性国家权力”就是“基础性国家能力”。详见:王绍光,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6]琳达•维斯等:《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5页。

[27]琳达•维斯等:《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89页。

[28]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郦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9]琳达•维斯等:《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5页。

[30]朱云汉:《高思在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4页。

[31]Besley T, Ilzetzki E, Persson T,“Weak States and Steady States: The Dynamics of Fiscal Capac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5, 2013,pp.205-235.

[32]阿图尔•科利将后发国家区分为凝聚型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发展型国家如韩国),新世袭型国家(如尼尔利亚等)以及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印度等),详见:〔美〕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飚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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