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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隐性逻辑与当代诠释

时间:2019-06-27 09:09来源:《经济纵横》2019年第4期 作者:朱斌、葛扬 点击:
摘要: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隐性逻辑和潜在主线。发达完备的资本市场高度契合技术创新特点,也就是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的规律在发挥作用。美国硅谷和纳斯达克强力驱动技术创新的实质,是现代化分工与协作视域下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适用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要紧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机制、环境、条件,与创新驱动、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等贯通起来,立足我国资本市场“新兴+转轨”特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统筹用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着力锻造新时代“国之重器”。
关键词:相对剩余价值;隐性逻辑;技术创新;资本市场;风险投资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9)04-0037-08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904037
 
  回归马克思创立和阐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初语境,攫取超额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实现资本扩张和增殖是资本家热衷采用先进技术的内在驱动力。较之简单粗放、“技术”含量不高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主要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更隐蔽、更灵巧的手段。学者解读通常循此逻辑视角,但对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理论内涵挖掘、彰显和运用尚不充分,仍处在被“遮蔽”或“悬搁”的状态。不懈推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潜在逻辑,也是微观主体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模式、旧业态的颠覆与重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投资量大、时间跨度长、风险指数高,离不开持续有力的融资支撑。马克思高度关注当时蓬勃兴盛的新的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系统探讨了信用制度、股份公司、虚拟资本等重要问题,深邃洞见资本市场作为股份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通过价值发现功能和风险定价机制,连接投融资需求,高效筛选评价技术创新,为孵化和推广引领未来发展潮流的新技术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物的依赖性社会的一般法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适用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充分发掘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丰富内涵,并对其当代意义与实现进行深入探究,进一步完善以资本市场为战略依托、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融合互动的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支撑作用,通过持续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解蔽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隐性逻辑
  马克思创立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伊始,文本之中并没有专门就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展开系统阐述,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一直停留在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上,没有凸显技术创新内在驱动力与实现机制的隐意。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正是缘于机器技术的广泛运用,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根源在于资本逐利本性和市场竞争机制。马克思强调,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是资本的不倦追求,科学本身成为致富手段,发明因而变成专门职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统统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滚滚洪流中,其规模超越了过去一切时代的想象。作为资本的化身和代言者,资本家必然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取得相对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剩余价值。从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到实现相对剩余价值,核心就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关键在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开发与推广。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抑或仅仅维系生存不被淘汰,必须关注新技术,既要注重率先引进成熟技术,更要立足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增强内生动力,抢占市场先机。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再到市场的速度越来越快,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仅仅被动适应、跟踪模仿早晚会被淘汰出局,唯有持续开展技术创新才能契合、引领甚至创造市场需求,才能获得其他竞争者一时难以企及的超额剩余价值,才能在行业中拥有话语权、占据引领优势。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深刻洞明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追逐技术创新的动力之源,更内在蕴含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机制、路径和动能。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开始勃兴,在经济社会中担负日益重要的角色,迅速跃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枢地位。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必然趋势,高度关注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动向,潜心研究资本集中、信用制度、股份公司、虚拟资本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观点。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蓬勃发展及分工协作的日趋复杂,科技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迫切要求突破单个资本的限制,迅速集中大量货币资本,即个别资本有限性与生产规模扩张、新技术和新产业成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马克思指出,“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2]仅靠单个资本滚动发展的资本积聚方式,远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要求,资本集中作为资本积累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开始走向前台、担负重任。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极大地迎合了加速资本周转、加快资本集中的迫切需求,更直接促进了股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凭借信用,单个资本获得了在一定界限内撬动、支配其他资本的权力,从而为开展技术创新、进行风险投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有力的杠杆作用。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及其他证券,将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经营,形成高度契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运作方式,生产规模从此惊人地扩大,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资本集中既是技术创新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要求,反过来也对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3]股份制通过汇聚不同来源的资本,迅速实现巨大的资本规模,广泛用于修建铁路、开凿运河、建造船舶等大规模工程。马克思的论述深刻揭示了股份制的资本集中功能,“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4]恩格斯对此深以为然,“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像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5]“交易所正在把所有完全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把它们吸引过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通过这种办法提供给工业支配的这些资本,导致了工业的振兴(绝不应把这种振兴和商业繁荣混为一谈)。”[6]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能为其持有者带来收益的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所有权证书,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虚拟资本运动的重要平台或载体就是资本市场,随着资本市场的交易更加集中、品种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直接融资平台,有力支撑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壮大。
  马克思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中出现的这些极为重要的经济现象,不仅深入考察了股份制和资本市场的历史沿革、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还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7]“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8]的恢宏视域,揭示了股份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尖锐批判了当时证券交易领域欺诈与掠夺丛生的弊端,更深刻阐明了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推动和支撑技术创新的重大意义。恩格斯循此继进,结合当时股份公司的蓬勃发展,深入阐明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股份制是适应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要求而生,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结合,正是在技术含量高、涉及范围广的项目中找到了直接的活动场所。股份制的重要功能在于破除资本积聚增速缓慢的限制,迅速、大量地实现资本集中,大大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恩格斯进而指出,正是股份制的创造和成就,为资本主义社会向新社会转变准备了日益完备的物质技术条件。
  二、探究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的规律
  随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为适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要求,股份制迅速发展起来。“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的最低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情况在竞争中表现为:只要新的较贵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在将来就会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9]有鉴于此,美国经济学家谢勒声称,“马克思不同于19世纪中期其他的经济学家,他察觉到资本主义基本的天才在于它能够把资本积累和不断技术创新结合起来。”[10]资本市场作为股份制发展的高级形态,能够快速将闲置资本汇聚起来,有效克服资本积聚的缺陷,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对应不同程度的融资需求,引领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通常对融资的规模和效率要求更高,资本市场通过评估技术创新价值、增加资本有效供给、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分散和降低创新风险,实现筛选择优、精准对接,成为最有效率的直接融资平台乃至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最具活力的环节。
  创新总与风险相伴而生,没有风险就无所谓创新,创新愈大风险就愈大。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之初,无法通过生产和市场来检验成效,新技术尚未转化为新生产力,也没有同类产品的相关数据参照,其价值认定只有凭借既往经验判断。技术创新与风险利益紧密关联,既可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增进,也可能使企业蒙受损失。现实中诸多企业技术创新备受融资难、融资贵的掣肘,创新活动难以为继,进而陷入生产经营困境,企业融资和风险分担难题成为研发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生命链的瓶颈。现代化分工与协作是伴随工业革命兴起的生产组织方式,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广覆盖等显著特征,渗透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金融分工是现代化分工与协作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展现,基于风险分担机制不同,形成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基本划分,也包括资本市场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板块的划分。就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融资而言,资本市场比银行中介更具分工优势。新技术研发及其市场化充满了不确定性,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本着对自己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对该项技术的前景进行分析、做出预判;同时,各个投资者仅分担其认购份额的有限风险,技术创新蕴含的高风险由此通过资本市场被众多投资者集体分担。而银行更多追求规模经济效应,承担的风险比较集中,必然将控制和规避风险置于首位,所以银行融资方式更适合那些资金需求量大、信息准确、风险可控的传统产业,而诸多耗时长、见效慢、风险大的技术创新项目,则难以进入商业银行信贷的视野。
  大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从金融体系安排的视角,就是要建设一个能够担负与技术创新相伴而生的风险、对技术创新进行估值和定价、使技术创新的成功者获得相应收益的资本市场。换言之,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之所以能成为技术创新的强劲引擎,关键在于其功能高度契合技术创新的特点,也就是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的规律在发挥作用。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赚钱,追求收益最大化,自然会竞相追捧蕴含丰富潜力的新蓝海。由于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刚刚被垦殖出来,发展前景广阔,预期盈利丰厚,在资本市场上极易受到各方青睐。而这有利于企业融集长期资金,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使技术创新活动能够有效扩大规模。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定价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由于市场上存在大量投资者,只要流动性具备,技术创新企业或项目的价值总能被发现。因此,资本市场能高效甄别和处理技术创新企业或项目信息,其正是通过“无形的手”筛选和发现那些真正富有价值、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优胜劣汰,使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好企业、好项目脱颖而出,充分展现市场竞争力,并带来高额投资回报,从而形成投融资良性互动。被淘汰出局的企业或项目则可通过并购重组或退市等方式被市场消化。这种筛选机制即便不尽完美,却是卓有成效的。不仅如此,资本市场有助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通过资本市场的约束力保证企业管理者实施技术创新的动力。需要强调的是,资本市场的深层次功能在于厚植创新沃土、弘扬创新文化、激发创新潜力,激励企业家、工程师等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探索试错,真正使创新创造蔚然成风。
  三、透视发达国家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实践
  美国硅谷被誉为高科技企业创业孵化的摇篮,其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的模式是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典范。初创型高科技企业具有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显著特点,是科技活动最频繁、技术创新最活跃的企业群体,更是影响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硅谷活跃着一大批风险投资者,他们专注于在高风险中寻求高收益的机会,对项目精心甄别和反复评估,以期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项目。即便如此,由于初创型高科技企业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风险投资者难以避免要承担技术创新及其市场应用的巨大风险。风险投资成功概率很低,时常会出现投入大量资金却失败的状况,但为数不多的成功范例会为风险投资者带来极为丰厚的回报,也推动了许多世界知名企业的崛起,从而实现真正的“双赢”。风险投资者通过注资中意的项目,获取一定比例的股份,不过这种尚未变现的股权并非风险投资的终极目的。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其市场价值得到认可,特别是成为资本市场的投资标的,风险投资方才获得最佳退出途径,通过转让所持股份,实现远超投入的回报。在硅谷,风险投资公司通常要吸纳金融和管理方面的人才,聘请科技界和产业界的资深人士作为投资顾问,设立科技和经济情报的收集、研究机构,对技术前沿和产业动向提出投资决策参考,然后由风险投资者根据市场吸收力、产品的独特性、创业者的管理能力、环境威胁抵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对项目进行筛选。虽然风险投资者每年都会收到大量寻求投资的商业计划书,但真正能得到风险投资者关注的却为数不多。严格的项目评估过程使得任何一种有广阔前景、附加值高的技术,甚至仅仅处于创意状态时都可能得到风险投资者的青睐和资助。同时,风险投资的高回报率强化了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并突出了市场的决定功能。
  马克思十分重视分工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同样的工作,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11]。马克思认为,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必须满足降低个别价值的目的,否则资本增殖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当事实证明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分工与协作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时,采取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就成为资本家的普遍行为。在美国硅谷,须臾不停推动技术创新展现得淋漓尽致,现代化的分工与协作得到极佳的诠释。硅谷的产业密度非常高,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基于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驱力,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持续推动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率先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凭借先发优势获得超额剩余价值,随后跟进的群内企业借助频繁高效的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竭力缩短与率先创新企业的技术差距,其结果是众多企业普遍从中受益。率先创新企业为继续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仍想方设法继续推动创新以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创新成果又会通过扩散和互动普及开来,如此水涨船高、螺旋上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知识存量和创新能力均随之提升。交流密切的集群创新网络大大推动了群内资源的优化整合,产业集群迸发持续创新、协同创新活力,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应。同时,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因创新刚性、动态适应性不足导致的创新停滞问题,这就要求产业集群积极适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强化集群创新网络与外部网络的联通互动,使企业及时摒弃高度趋同的群体性思维,紧贴市场需求选择差异化创新方向,从而为集群企业技术创新乃至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持续动力。随着开放式交流的增进,集群内外协同合作有效降低了创新风险,提高了创新效率,然而具备更高层次创新能力的企业总是受超额剩余价值驱动,通过率先创新打破原先的创新均衡和网络均衡,拉大企业之间的创新差距,激发创新主体关系的新一轮重构。产业集群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高级组织形式,是现代化分工与协作的集中展现,深度契合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内在逻辑。
  对技术创新进行投资,既要预防和对冲不确定性带来的流动性约束,又要克服投资者自身与技术研发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事实上,技术创新的信息成本与对冲不确定性需要的流动性成本非常高,必须有优质高效的金融安排来保障技术创新的导向,特别是通过资本市场筛选高新技术项目。在信息化时代,高科技企业的孕育和发展呈现与传统企业迥然不同的特点,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往往具有惊人的增长潜力。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自创立之初就敏锐捕捉并积极适应了这一时代特征,大大降低企业规模、既往盈利等上市标准,更加包容、更加多样化、更加体现市场导向、更加注重企业的发展前景,鼓励和扶持新兴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因而迅速成为新经济、新产业、新商业模式最佳的“赛马场”“选秀池”。纳斯达克的“低门槛”使为数众多的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尽管远未达到银行贷款条件和传统上市要求,但凭借自身的市场潜力和价值预期而筹集到足够的发展资金。纳斯达克对公司上市的财务指标要求相对宽松,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放任自流,而是始终坚持降低上市门槛与强化市场监管并重并行,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公司持续上市标准,促使上市公司完善治理、规范运作、提高质量,不折不扣执行全方位的信息披露规定,不断增强公司财务的透明度,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纳斯达克市场不仅为辨识高新技术项目创造了平台,也为风险投资开辟了极佳的退出渠道,高度活跃的风险投资不断抚育初创型高科技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强力引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主体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但仅仅如此尚不充分。由于风险投资本身的特性及“市场失灵”的存在,仍需政府在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发展环境、科学引导预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纳斯达克市场也经历了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时期。新经济给投资者以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和无可比拟的心理预期,尽管许多前景是“未来的”甚至只是“概念化的”,“理性繁荣”日益演变为“非理性繁荣”。纳斯达克市场一度市值急剧攀升,泡沫成分不断扩大,风险也持续累积。伴随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纳斯达克指数急速下挫,上市公司纷纷遭遇“滑铁卢”,其结果便是美国经济增速减缓、投资者财富缩水。
  四、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当代意义与实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揭示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表现形式,而且特别强调剩余价值作为一般范畴存在。他深刻指出,“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12]“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13]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场域中阐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时,指出技术创新的动力源于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强制压力及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当我们剥去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主义外壳,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个别企业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运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通过个别企业的创新活动和比较优势,引领整个部门竞相发展,进而使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伴随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获得持续有力的驱动与支撑。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内在蕴含着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制度变革与人的解放的辩证关系,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摒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从制度层面铲除了技术异化的根源,为彰显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和积累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相对剩余价值是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共有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存在的场域。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有着根本的异质性,社会主义制度祛除了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资本主义特性。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中进行的,终极目的更是迥然不同。资本主义主张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永恒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承认资本和剩余价值历史合理性、注重发挥资本文明作用、肯定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相对剩余价值,尤其是科学认识、自觉运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其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内涵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资本逻辑存在的界限及最终消亡的历史必然性。绝不能孤立、狭隘、片面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必须深刻透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来展开和深化,紧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机制、环境、条件,与创新驱动、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等贯通起来、一体考量。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新业态、新经济的引领者,往往带来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爆发式增长,是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技术和经济特征,蕴含更高的风险与收益,其融资体现了需求量大、期限长的显著特点。任何一项高新技术从研发到成果商业化,都需要大量资本作为高新技术最终物化的必备条件。从金融供给侧审视,商业银行面对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的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前者安全性、流动性、营利性的“三性”原则与后者高风险、高收益预期的“两高”特点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和投资形式,是集融资、投资、资本运营、企业管理于一体的系统性金融工程,专注于高成长性与高风险性并存的技术创新活动,高度匹配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能够成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孵化器”与“培养皿”。从世界历次技术革命看,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蒸汽机和铁路时代的公司股份制,到钢铁、石化、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时代的投资银行和制度化的金融资本融资,再到信息和远程通信技术时代的风险资本和金融衍生工具的涌现,引领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的无一不是借助资本市场这个核心载体的,并且,每次技术革命的更替也是借力于资本市场的创新。”[14]资本市场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金融基石”,深度契合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对于引导创新资本形成、推动创新资本循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体制转轨紧密相连,实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强化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较之国外成熟市场数百年发展历程,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新兴+转轨”仍是阶段性显著特征,还存在市场的包容度和覆盖面不够、法治保障和诚信建设需持续加强、风险投资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技术创新功能的发挥。全方位对接国家重点战略、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服务于迈入新时代的宏观经济更圆满地实现转型升级、结构调整、效率提升的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这是资本市场在新时代担负的“国之重器”的新使命。
  打造完备高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确保我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通过促进资本市场与科技资源有效对接互动,深化资本与科技融合,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技术创新的分工优势,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与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需要重点把握的是:其一,从“倒金字塔”结构转向“正金字塔”结构,使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形态与企业的组成结构相匹配,更好适应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其二,完善升降进出机制,进一步明确各板块市场的定位和功能,加强各层次、各板块的分工与协作,形成企业进退有序、市场转板顺畅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资本市场的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其三,优化投资者结构,在增加机构投资者比重的同时强化价值投资理念,积极引导有限的金融资源聚焦符合产业发展趋势、体现技术创新要求的优质企业。
  资本市场要切实担负新时代的新使命,必须统筹用好“两只手”,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良性互动、协同发力。一方面,运用好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的变化和相互作用,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运用好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置于首位,严格监管市场主体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完整、真实、准确,有效防范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坚决遏制上市公司的恶意圈钱行为,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生态。当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时,政府应当进行必要干预,这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史中可以得到实证。要围绕干预手段的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进一步完善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机制,在实践中掌握好干预的“时、度、效”。
  破解创新发展中的难题急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科学的指导,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蕴含的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逻辑理路,在当代中国仍然颠扑不破,既要旗帜鲜明支持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追逐,大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更要遵循新技术从导入期、成长期到成熟期各个阶段发展规律,契合技术进步轨迹的融资需求,加快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提供最优融资支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加速功能和倍数效应日益凸显,成功对接资本市场预示企业创新发展跨上新台阶。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能做好技术创新的融资文章,谁就有望占据行业制高点,从而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话语权。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看,关键要依靠资本市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但凡成功跨进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皆遵循一条重要经验,即建立和完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融合共生的经济运行机制,美国的硅谷和纳斯达克就是科技创新源泉与创新创业动力融合发展的范例。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尽享人口红利。伴随我国经济悄然遭遇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赤字的“刘易斯拐点”,曾经极大展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优势日趋弱化,而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尚未形成,特别是资本市场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撑作用远远不够。因此,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充分释放资本市场功能,最大限度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正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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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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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F.M.谢勒.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M].姚贤涛,王倩,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1.
[12][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7,992.
[14]殷德生.资本市场应成为创新驱动的核心载体[N].文汇报,2014-09-23.
(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朱 斌,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葛 扬,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8VXK002)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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