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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协作策略的博弈思维——基于理论和实践的二维分析

时间:2019-06-27 09:05来源:《经济纵横》2019年第4期 作者:朱富强 点击:
摘要:博弈思维的根本要旨在于,不能孤立地分析个体的行为方式,而必须考虑个体行为对他人利益的影响及其相应反应,进而探究在互动行为中获得利益增进的协调机制。然而,主流博弈思维只是简单地继承新古典经济学的单向工具理性,关注博弈方之间的对抗性甚于协作性,因而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行为。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理性及其行为,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随着社会演进而不断提升的。因此,更为合理的博弈思维应该考虑人类偏好的内生性和行为的演化性,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可更好地体现这一要求。
关键词:博弈思维;主流博弈论;协作策略;“为己利他”;社会合作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9)04-0001-11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904001
  
一、前言
       一般地,要想正确预测社会互动行为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关键是要基于合理的博弈思维,而合理的博弈思维往往以现实的行为理性为基础。金迪斯曾指出,“目前,不同的行为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生物学)都基于特定的原则并依赖于不同类型的数据。而行为博弈论则孕育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可应用于所有的行为科学。这有利于跨学科信息交换,最终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行为科学像自然科学那样统一起来。而且,由于行为博弈论的推断可以得到系统性的检验,所得的结果可以在不同的实验室中重现,这使得社会科学真的成了科学。”[1]问题在于,基于主流博弈论的行为分析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主流博弈思维并不能解释与囚徒困境相悖的不同形态和不同层次的社会合作,也无法为跳出囚徒困境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相反,由于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主流博弈论将博弈互动者都视为相互冷淡且追求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它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时刻提防他人的损害,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机会主义策略,而最终的结果是社会中的囚徒困境不断凸显和加剧。
  大历史演化表明,人类社会的分工与合作是不断深化的。这意味着,囚徒困境并不是必然存在且无法解决的,而是在逐渐缓和与克服的。谢林指出,“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两难问题(dilemma),而只是一个困境(predicament)。”[2]那么这种困境是如何产生的呢?其根本就在于现代主流博弈论的思维存在缺陷,它不能很好地揭示或解释真实世界中的行为机理,更无法有效解决现代世界中的某些乱象,反而会加剧这些混乱。甚至主流博弈论倾向于从另一角度加以理解:合作是行为者偏离理性的结果,是一种“异形”而不是常态。如,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合作现象,两位博弈论学者拉波波特(A.Rapoport)和丘马(A.M.Chummah)解释说:“一般玩家还不至于考虑那么周全,那么讲究策略,他们还不至于精打细算分析出相互欺骗是唯一明智的防卫策略。”[3]事实上,主流博弈思维继承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并在数学逻辑基础上与工具理性结合在一起而形成先验的联合理性,这与现实世界中的行为理性相差甚远。正因如此,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指出,“博弈论这门科学远未达到完美佳境,而策略思维在某些方面看来仍然是属于一门艺术。”[4]那么如何为博弈思维注入新的活力,并促使博弈理论成为真正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呢?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即通过对人类互动的剖析探究基本博弈思维。
  二、理解博弈思维中的理性内涵
  博弈论探讨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间发生利益冲突时的合理行为选择及其相应的互动结果。也就是说,博弈思维的关键在于:行为者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反应。埃尔斯特(Elster)认为,人类的互动策略存在三种依存形式:(1)每个行为人的报酬取决于所有行为人的报酬;(2)每个行为人的报酬取决于所有行为人的选择;(3)每个行为人的选择取决于所有行为人的选择。[5]那么怎样预期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反应呢?常识告诉我们,社会互动的人类行为存在多种多样的基础,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有功利主义的也有互利主义的,有遵循效率原则的也有遵循正义原则的,有注重行为过程的也有注重行为结果的,有关注个人利益的也有关注社会规范的;同时,这些不同的行为选择往往与习俗、社会环境及文化伦理等密切相关,也与个人的特性密切相关,更与互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关。然而,迄今为止,博弈理论大多集中于对那些理性行为的研究。问题是,何谓博弈思维中的理性?这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博弈论探讨的理性与传统经济学的个体理性是有所区别的。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主要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显然,由于自然没有能动反应,因而这种理性具有单向度性,属于个体理性,从而也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与此不同,博弈论研究的是人类互动中的策略选择,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由于其他个体具有能动反应,因而这种理性也具有双向度性,属于联合理性,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在博弈论里,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因此,在博弈的均衡状态中,每个博弈方的行为理性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体理性,而是联合理性。显然,每个博弈方均能实现个体理性的自我支持,并不足以保证所有博弈方实现联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弈思维必须关注互动理性,而互动的博弈解必须是由“联合自我”支持的。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曼(Aumman)认为,博弈论更为恰当而形象的描述性名称应是“交互的决策论”。也就是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是关于包含相互依存情况中的理性行为的研究。正因如此,博弈思维的联合理性就具有这样的双重特性:(1)相互依存,即博弈中的任何博弈方都受到其他博弈方行为的影响,其行为也将影响其他博弈方,这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之处;(2)理性行为,即博弈方的决策必定建立在预测其他博弈方的反应之上,并把自己置身于其他博弈方的位置预测其他博弈方的行动,再决定自己的最佳行动,这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相似之处。
  其次,博弈理论中的理性体现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事实上,博弈论仅仅是一种用来探讨个体之间互动行为的分析工具,互动者之所以考虑他人的反应,根本目的在于增进自己的利益或福利。那么互动中的个体如何增进自身利益呢?显然,不同情形下博弈方所采用的博弈思维往往是不同的,进而显示出不同的博弈机制。如,博弈方的行为可以是“为他利己”的,也可以是“为己利他”的,不同的行为机理最终导向不同的博弈结局——或者是合作的,或者是非合作的。同时,不同的社会环境及不同的互动关系都会带来不同的行为预期,从而带来不同的策略选择。如,在友好环境中或在敌意环境中,个体的行为选择往往很不一致;同样,在零和博弈环境和非零和博弈环境中,个体的行为选择也很不一样。基于上述考虑,学习和运用博弈论需要采取辩证思维。事实上,博弈论仅仅是为我们理解社会中互动的人们的理性行为提供了一种分析思维,但究竟采取什么思维往往与具体的博弈情形有关,而博弈理性的程度则与最终获得的收益大小有关。不幸的是,尽管主流博弈论注意到互动双方之间的行动依赖关系,但并没有考虑到互动本身对理性内涵的改变诉求;相反,无论是其所基于的理性概念还是博弈方的行为机理,主流博弈论都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中引进基于个体主义的工具理性: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原则独立行动的,而没有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反应。正是由于这种思维,基于主流博弈论的行为互动结果往往引发并加剧了囚徒困境,从而博弈方也就无法真正地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再次,个人利益最大化能否实现根本上取决于互动者之间的行为协调。事实上,绝大多数互动情形中互动所产生的总收益都是可变的,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征;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通过行为协调,才能达成合作均衡,并由此实现合作剩余。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世界中的个体正是在长期实践中,通过不断互动来调整各自行为,实现有效分工和互惠合作,从而最终增进双方的共同利益或长期收益,这就是哈耶克所讲的人类文明的伟大之处。因此,作为探究和协调个体之间互动行为的合作博弈理论,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揭示博弈各方实现合作的理性思维,以及实现行为或策略协调的内在机理。显然,这种在互动中实现合作所体现出的联合理性,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那种单向理性有很大不同:它根本上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交往理性,不是个体理性而是社会理性。为此,博弈论也应充分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真正剖析现实生活中的博弈思维,而这种博弈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大量的行为实验中得到体现。不幸的是,主流博弈论却主要集中分析敌意环境中的策略行为,关注于博弈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而非行为协调;而且将零和博弈倾向下的策略推广到其他非零和博弈的情形,从而造成博弈的行为失调,无法实现双赢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一研究倾向,谢林将主流博弈论所研究的领域称为“冲突的战略”,认为这是一场冲突双方都“志在必得”的竞赛。[6]
  最后,可从对股票交易中个体行为的观察,直观体认博弈思维的运用。股市中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人们往往买涨不买跌。这看似与一般的理性原则相悖,却有其合理的行为基础,因为它考虑到了其他相关者的反应。事实上,股市交易的价值并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虚拟品,其价值体现在社会需求上——如果社会需求大就会上升,而社会需求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表现,而是社会大众行为的表现。正因如此,买卖股票时,每个人都必须揣摩社会大众的心态,从而出现了一个搏傻规则:关键不在于在高价位购买,而在于不要成为最后一个在高价位购买的傻子,只要不是最傻就行。关于这一点,凯恩斯很早就有所认识,他曾把股市与选美做比较:“专业投资大约可以比作报纸举办的比赛,这些比赛由读者从100 张照片当中挑选出6张最漂亮的面孔,谁的答案最接近全体读者作为一个整体得出的平均答案,谁就能获奖;因此,每个参加者必须挑选并非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他认为最能吸引其他参加者注意力的面孔,这些其他参加者也正以同样的方式考虑这个问题。现在要选的不是根据个人最佳判断确定的真正最漂亮的面孔,甚至也不是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真正最漂亮的面孔。我们必须做出第三种选择,即运用我们的智慧预计一般人的意见,认为一般人的意见应该是什么。”显然,凯恩斯这里所讲的就是博弈思维。受凯恩斯比喻的启发,当前的实验经济学发展出一种选美博弈实验:选定一个目标数,参与者中谁给出的数字最接近目标数,谁就赢得比赛。
  三、审视主流博弈思维的适用性
  博弈思维中的理性要求表明,博弈方在互动中应该尽可能地与其他博弈方进行行为协调,以实现个人和整体的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建立博弈方之间的联系。但主流博弈论却把博弈方视为孤立且冷淡的个体,他并不考虑自身行为是否会损害其他博弈方,而是遵循一种既定不变的行为原则:从自己的个体理性出发,根据风险最小化原则进行策略和行动选择,最终达到一种具有内敛性的纳什均衡。当然,这种理性行为一般都是自我支持的,否则他就不会采用此策略;而且这种自我支持的行为理性与其他博弈方的行为又密切相关,从而符合联合理性的特质,这也是主流博弈论所强调的可理性化策略。那么,这种联合理性只是将经济人的工具理性联合在一起,具有内在的先验性和实质的单向性。先验性表现在行为者的理性行为是普遍且静态的,从而隔断了与具体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的联系;单向性则体现为行为者只是机械地理解对方的反应,从而制约了理性在互动中的演化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主流博弈论的联合理性依然是先验和单向的,从而无法真正促进行为的协调,反而得到囚徒困境这一普遍结论。
  事实上,工具理性使主流博弈思维关注博弈方之间的对抗性甚于协作性,甚至将现实世界中的冲突视为正常状态,并致力于冲突状态下策略选择及其后果的研究。谢林认为,“在研究‘冲突’的争夺理论中,对于‘冲突’一词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冲突是一种不正常状态,并寻找产生冲突的根源和解决冲突的办法;另一种认为冲突的产生具有合理性,并研究分析与冲突相关的各种行为。后者可进一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对冲突主体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包括冲突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行为及其动机和对利弊的权衡;另一派则更关注冲突主体充满理性、意识和智谋的行为。可以说,后一派把冲突看作是一场冲突双方都‘志在必夺’的竞赛。研究这些有意识的、理智的、复杂的冲突行为,特别是冲突中获胜一方的行为,如同寻找赢得竞赛的‘正确’行为法则。”[7]显然,主流博弈思维就属于最后一派,所以谢林将该研究领域称为“冲突的战略”,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则将主流博弈思维视为“关于了解对手打算如何战胜你,然后战而胜之的艺术”。[8]
  然而,尽管主流博弈思维非常适用于军事战争、商业竞争、体育比赛等领域的策略分析——因为这些领域大多呈现显著的零和博弈特征,但它却很难适用于分析人们日常的生活互动,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互动都呈现明显的非零和博弈特征,都存在通过合作而实现集体收益增进的可能。事实上,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满足更体现在关系融洽、行为协调和有效合作上,而且大量的经验事实和行为实验也都表明,人们往往能够缓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乃至囚徒困境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格局。这就带来了理论与现实的背离问题:一方面,主流博弈论主要关注竞争领域中的囚徒困境现象,关注非合作的博弈均衡;另一方面,合作却是其他生活领域中更为普遍的现象,而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又构成人类行为关系的绝对主要部分。谢林提出,“如果把研究仅仅局限于冲突论,我们将受到理性行为假设的严格限制……如果仅仅为了研究现实中的冲突行为,我们在这种局限的条件下得到的分析结论要么是对现实完美的反映,要么则是对现实的歪曲。”[9]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及主流博弈论要抛开人类80%的合作现象不顾,而专注于那些少量的不合作现象呢?威尔逊在《道德观念》一书中强调,理论最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犯罪,而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会犯罪。
  一般地,对于博弈论为什么要关注人类社会中更为普遍的合作倾向,可从理论思维、理论背景及社会现实等多方面加以解释。
  第一,理论思维方面。尽管人类理性根本上体现在对长远利益的关注和追求,但主流博弈论却简单地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及其分析逻辑。工具理性的重要特点是,将行为主体以外的人和物都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从而缺乏对互动主体之间交流的关注;相应地,由两个工具理性相结合而产生的联合理性本质上依旧是分立的、机械的,两个分立的理性行为之间主要是对抗和冲突关系,而不是协作和融合关系。为此,博弈方基于这种机械的联合理性所采取的以个体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的行为,最终达到的结果往往也是非合作的,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工具理性的偏盛还会促进人类合作的瓦解。首先,工具理性使行动只受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其次,工具理性的膨胀使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从而导致手段成为目的,进而成为人性的枷锁。正因如此,基于工具理性的主流博弈论只能集中于非合作行为的研究,而无法建立真正的合作模型,无法真正揭示社会中的合作现象,因而导致合作博弈研究取向的日益式微。
  第二,理论背景方面。尽管博弈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基本的互动现象,但主流博弈论则主要诞生于相互冲突的冷战背景之中。事实上,现代博弈理论勃兴于二战时期对战略、战术问题的关注。而二战结束后又开始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严峻对抗,博弈论的关注倾向也与这种生活背景相适应。如,纳什的几篇为现代博弈理论奠定基础的论文,基本都是美国军事单位立项或资助的课题,其中《非合作博弈》《n人博弈的均衡点》《一个简单的三人扑克牌博弈》和《两人合作博弈》,分别得到原子能委员会、海军研究局及兰德公司的资助,纳什本人也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正因如此,早期博弈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零和博弈,分析的是敌意的博弈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博弈理论就具有明显的对抗性,是探索在堤防被对方损害的同时尽最大可能损害对方的策略。伊若夫(Erev)等就指出,博弈模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了人类在策略性环境中行为的近似描述。[10]同样,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埃奇沃思在提出“经济学的首要原则是每一个行动者都是受自利所驱使”的同时,也警告说,这个“首要原则”严格来说仅仅适用于“契约和战争”这些情形。[11]
  第三,社会现实方面。尽管主流博弈思维为当下社会各界所广泛采用,但这种倾向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莫大关系。一般地,社会互动往往发生在具有一定关系的个体之间,而个体之间的长期互动是形成社会合作的重要条件。但市场经济和商业主义的兴起却极端地渲染个体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性,激发各种策略性行为;尤其是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倡导的竞争相适应,现代社会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淡化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从而也就无法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形成互惠合作。泰勒和克瑞雷就写道:“美国社会逐渐地不再维系长期的个人间或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社会联系。在家庭中,无过错离婚的出现使得人们淡漠了人与人之间长期的责任。在工作中,‘应急劳动大军’日益增多,减弱了人们对工作组织的忠诚。在这个发展的世界上,人们不能再依靠对他人的忠诚作为互惠的基础。人们不能信任他人。比如,一个妻子不能对她的丈夫说她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并期望以此引发丈夫履行他的责任。就像个人不能因为常年忠诚地支持所在的组织就期望组织优先考虑他的养老金需要。在一个没有这种互惠责任的世界上,人们热衷于学习如何有效地博弈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不奇怪了。”[12]正因如此,主流博弈论热衷于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下分析个人策略行为,而忽视社会互动往往会改变博弈结构。
  总之,主流博弈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被广泛传播都有其特殊原因,但与此同时,这种博弈思维也存在严重缺陷。事实上,主流博弈论所描述的状态与真实世界中常态性的社会互动状态之间存在很大距离:一是早期博弈论关注的主要是对抗式行为,探寻的是兵家的战斗策略;二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战斗而是合作的,人们的总体利益不是对抗式而是互补的。“能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博弈的人,大概只有疯癫的战争策略家,因为只有疯子或电子人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那就是把世界当作一个零和博弈来看待。”[13]事实上,只要存在互补性,就存在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协调问题;而只要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任何个体的行为就必然会受到某种类型的协调和制约。显然,所有这些都必然会产生不同于标准经济人模型的社会行为。[14]然而,主流博弈理论却将具有亲社会性的个体抽象为相互冷淡的经济人,从而就舍去了对协调问题的理论研究兴趣。同时,它又试图将源于兵家的策略与思维拓展到一般社会互动之中,并以这样的基本假设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是以互不相干的个体来到这个世界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相互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体仅仅是个符号,或者相当于一般行动物。而事实上,很多学者就用博弈理论研究动物之间的互动行为。[①]正是由于专注于竞争行为而不是合作行为的研究,主流博弈论无法解释普遍的合作现象,从而呈现一种很不精确的漫画式画景,[15]因为人类的互动实践显然比理论推演的结果更优。当然,早期研究博弈论的主要学者大多热衷于逻辑关系,而对理论的现实性和应用价值相对不是很看重;但随后的博弈论者却声称,他们能够证明制度如何纯粹出自个人的自利行为,并以此指导社会现实,结果反而误导了社会实践。
  四、解析真实世界中的理性行为
  主流博弈思维以可理性化策略为基础,这种可理性化策略看似是联合的和自我支持的,但实际上,其根基于西方社会的工具理性。[②]这种工具理性根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和行为功利主义思维:自然主义思维使主流博弈论关注博弈的均衡结果而非行为的协调过程,行为功利主义思维则使主流博弈论集中关注每一次策略选择的结果,而非多次的连续性策略转换的结果。事实上,纳什非合作均衡就提供了一种静态、局部的均衡分析方法,进而获得了与全局性的“无形的手”原理相冲突的结论。但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结果既不是囚徒困境,也不是一般均衡,而是大多介于二者之间,进而人类社会往往会形成不同形态和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汪丁丁就强调,“贯穿人类社会以及社会性动物社会的历史的一类秩序——通常被称为‘合作’——不论从行为学角度审视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审视,它对社会现象而言,都具有‘根本’的意义。”[16]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会得出囚徒困境和一般均衡这两个互为对立和冲突的极端理论呢?这与西方社会的理性特质有关。
  一般地,在非合作的纳什均衡分析中,主流博弈论只关注一次性策略改变对收益的影响,因而“囚徒困境”所使用的是近似理性或绝对有限理性;与此不同,在“无形的手”原理的有效市场分析中,主流经济学关注全局的行为互动,因而“一般均衡”所使用的是长期理性或绝对完全理性。[17]不过,无论哪种理性,它们都是基于先验的假设且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事实上,不仅新古典经济学使用的工具理性具有强烈的先验性和单向性,而且主流博弈论使用的由此而来的联合理性也具有强烈的静态性和机械性。结果,两者都只关注最终的均衡状态而非行为过程,都只关注单方向的决策行为。谢林认为,“在零和博弈中,研究人员往往只分析博弈双方中一方的理性因素和决策选择。事实上,博弈双方都能做出理性选择,但是最小最大策略将这一场景变为一个博弈双方必须单边决策的过程。双方之间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共识、思想撞击、任何暗示、任何知觉或互谅。总之,在零和博弈中,博弈双方不需要任何社会性认知。然而,混合博弈不仅需要双方的互动,还需要多方的互动……博弈双方能否取得满意结果取决于双方之间的社会认知和互动程度。甚至是两个完全隔离、无法进行言语沟通,甚至不知道彼此姓名和身份的选手也一定需要进行心理沟通。”[18]
  学术界的人性先验观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方社会从神性到人性的关注转向。当时,霍布斯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蘑菇比喻人类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突然转变,此后西方学术界就开始先验地将人类视为理性的个体。显然,这种先验思维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一方面,经济学将人类理性视为外生的(天赋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特殊礼物,从而可以形成有效的社会契约和一般均衡;另一方面,经济学又将理性与自利结合在一起,从还原论生物学和心理学中汲取证据,从而将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等同起来。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先验地将理性当成不言自明的人类特性,进而将所有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乃至将所有行为都纳入理性经济人的分析框架下;进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理性预期说和最优化理论的流行,现代主流经济学又进一步将人类个体转化为数学符号,并以数理逻辑下的内在一致性定义理性行为。相应地,在不同情形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赋予了理性不同的内涵。如,现代经济学一方面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将所有人乃至动物的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当然也就无法区分男性与女性的理性差异;另一方面又基于数理逻辑或行为的一致性程度而认为,男性行为相较于女性更为理性。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它将人类个体视为理性的,但为何理性的个体往往又会陷入囚徒困境呢?进而,同样理性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行为,为何会存在如此不同?另一方面,它将男性视为比女性更理性的存在,但为何大量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从股市中获得的收益会普遍高于男性?进而女性在团队行动中为何更容易达成合作呢?显然,这些都涉及对人类理性如何理解,涉及人类理性是如何形成及如何运作的。既然如此,如何理解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理性呢?韦伯曾指出,理性有两种内涵:一是指冥思苦索的系统论者靠世界观设计出来的那种理性化,其精益求精地抽象概念,逐步从理论上把握现实;二是指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19]显然,这反映了理解理性的两种不同思路:一是从理论到现实,以理论逻辑解释和描述现实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理解和使用的理性;二是从现实到理论,从行为的目的及其实现手段中总结和归纳行为机理,这是演化本体论的人性和行为观。
  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不是先验的,也不是静态不变的;相反,人们往往从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断提高理性水平,进而实现理性与社会实践的共同演进。奥地利学派就承认,市场主体的抉择并不都是合理的,而是会犯纯企业家错误;只有当这种错误被发现且消除时,理性程度才得到提高,才可以获得“纯企业利润”。也就是说,人类理性不是先验天赋而是逐渐习得的,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演变。一般地,从社会互动的经验累积中理解人类理性,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社会经验越丰富,积累的知识越多,就越能考虑长远,从而体现出更高的理性;二是确定的目标越明确,实现目标的意志越坚定,就越能抵御短期的诱惑,从而体现出更高的理性;三是与他人交往的频率和次数越多,亲社会性就越高,就越能与他人进行合作,从而体现出更高的理性。因此,要理解现实世界中多样化的理性行为,理解不同个体的理性差异,就需要考察不同个体的知识结构、意志力强度及社会性水平。
  人类个体往往会从过去和社会经验中积极吸取经验和教训,并从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理性水平。斯密和哈耶克等很早就曾强调,尽管个体具有逐利本能,但这种本能本身也是具有演化性的,是每个人基于特定的默会信息而自我发展开的。这意味着,人类理性具有明显的演化特性。显然,这已经为大量的行为实验所证实。如,弗里德曼和弗拉瑟给出了一个实验:当对一群住户进行询问是否愿意在自家门前的草地上立一块相当大但不引人注目的有关促进安全驾驶的牌子时,仅有17%的住户表示同意;但当问及第二群住户时,首先问他们是否愿意在自家门前放一块小的倡导安全驾驶的牌子,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几天后再问是否愿意放置一块与第一群人被问到的同样大的牌子时,有76%的人表示同意。[20]显然,这个实验表明,人的行为不是基于理性计算的,而是具有自强化的倾向:一旦同意一个小的要求,那么也就很可能遵循更大的要求。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逻辑不一致的行为呢?关键就在于人类行为本身源于心理促动,而心理本身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且心理的萌发往往也依赖于双方的信息状况,并随着信息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可见,人类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选择往往不会遵守理性经济人的普遍模式,而是深受心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鲍尔斯认为,“长时间找不到工作会让一个自信而快乐的人变得消沉,成为对他或她的家庭或社区的一个巨大威胁。当一个团体的生存方式发生改变时,甚至整个团体的文化都会出现变化。”[21]其实,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人类理性源于社会文化和习惯,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为此,他们不再把个体视为超级理性的博弈方,从而导致演化博弈的出现。问题是,尽管主流的演化博弈探究了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变动过程,分析了最终的均衡演变结果,但它无法对均衡演化过程进行剖析,更没有揭示非均衡演变的现实。特别是,尽管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但主流的演化博弈却依然排斥社会文化和习惯因素,认为基于更少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的理论更好。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下的博弈方往往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如,中西方社会中人的行为方式就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基于集体主义而往往将交往对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西方人基于个体主义而不断拓展交往对象的范围。更一般地,由于中国人主要与相熟的人交往密切,多次的重复博弈不但强化了相互之间的互惠合作,而且有助于“设计”出推进合作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相反,由于西方人往往会随机地与陌生人进行交往,从而互惠合作很难成为演化均衡,社会合作往往建立在正式的法律制度之上。正因为博弈过程中的细节对博弈均衡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如何发现这类重要细节就是学者有待完成的重要课题。而且即使在崇尚个体主义的西方社会,尽管在理论上个体可以随机地与其他人进行交往,但这种个体主义依然是相对的,任何个体都会首先与特定的群体相联系。显然,正是这种特殊性的联系衍生出个体的行为习惯,这种习惯的扩展就塑造出特定的社会习俗和文化;并且由于这种习惯和习俗是人类社会长期互动的结果,从而也就体现了人类的长期理性或结果理性,从而也就构成了合作博弈的行为基础。
  五、导向协作的博弈思维
  主流博弈思维认为,博弈行为遵守基于最小最大原则的普遍模式,博弈方会充分利用其信息,并通过理性计算而选择最优行动。问题是,现实世界中任何行为主体都面临信息的不完全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等问题,那么行为者又该如何进行决策或采取行动呢?显然,这就需要突破主流博弈论的思维模式,从互动演化中探究人类理性的成长,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分析互动行为的选择。同时,基于主流博弈思维展开行动的结果往往陷入囚徒困境,那么这种行为又如何能够称为是理性的呢?显然,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涵,而不能简单地照搬新古典经济学专注于人与物关系的互动理性。事实上,按照社群主义者的观点,囚徒困境往往只适用于那些把个人利益放在优先地位的“理性个人”,而不适用于具有美德的个人。如,对于具有强烈的自我奉献精神和公益精神的人,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囚徒困境。[22]显然,如果考虑到人类的亲社会性及其蕴含的合作倾向,就可更好地揭示行为协调或社会合作得以形成和扩展的深层原因。对此,里德雷强调,“将复杂的生命简化为一项愚蠢的游戏,这正是经济学家臭名昭著的原因之一。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将生活中的所有真实问题一股脑儿塞进‘囚徒的困境’里,而是在集体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建立一个解决冲突的理想模式。”[23]那么,如何构建合理的博弈思维以更好地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并指导现实行为呢?一般地,能够刻画真实世界博弈思维的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类偏好的内生性和行为的演化性。正如科斯米德斯(Cosmides)和托比(Tooby)指出的,理论应该是包含一系列推论的组织体系,这一系列推论有助于解决各种家庭问题,如社会交换、威胁、结盟关系和配偶选择等;而倡导演化理论并不是要否定人类学习、推理、文化发展或获得等,而是认为这些功能至少部分要通过认知机理的运行才能完成。[24]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这些社会性理解却极少关注,甚至刻意抛开它们而采用一些先验的抽象假设。如,阿罗认为,理性选择理论隐含了这种不变性的描述:选择问题的公式化就产生了同一偏好顺序。[25]但目前大量的行为实验却表明,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是可变的。如,卡尼曼等研究表明,等量收益的获得和损失能带来不等量的效用,这就意味着存在非对称性的差序偏好。[26]尽管如此,主流博弈理论依然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将基于最小最大化原则的纳什均衡视为理想的理性博弈方审慎推理的唯一结果;而且后来的学者对理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炼和阐发,将那些不够“理性”的均衡进一步剔除出去,从而获得了集合大得惊人的纳什均衡定义。事实上,主流博弈理论往往假设,博弈者是具有完全理性的共同知识的人,即使个人的行为在过去曾表现出非理性甚至是愚蠢的倾向,但仍要假定他未来的行为将是理性且聪明的,这就是宾默尔所称的哈萨尼教义;最多如泽尔滕引入一个颤抖的手对偏差进行细小的纠正和修补,基于这种逻辑假设基础之上,后向推理便成为纳什均衡博弈中的一个基本工具。但问题是,如果过去是不理性的,又有什么理由能说将来一定是理性的呢?
  当然,确实也有一些行为实验证明,人们更愿意采用后向推理思维。[③]问题是,这些实验往往都是在刻意打造的“经济人”环境中进行的:实验者是随机匿名且没有信息沟通的,从而就失去了进行前向推理的社会基础。试想,如果受试者对其他互动者的信息一无所知,他又如何预期互动者的独特偏好和行为呢?相反,如果放松行为实验的信息条件,将陌生的互动者改为熟人或朋友,或者引入受试者的其他社会性特征,如收入状况、教育水平、能力层次、宗教信仰、社会职业等,那么受试者的利益偏好及诉求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同知识,由此获得的实验结果就必然会与基于后向推理及最小最大原则的行为均衡具有明显的差异。[④]事实上,现实社会中的互动行为往往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与行为者的自身特性有关,而个人特性又与特定的习惯、习俗、环境及文化等密切相关;二是与互动双方之间的关系有关,互动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相互依存的策略选择。[27]但由于主流博弈思维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抽象的工具理性思维,从而无法全面刻画和理解多样化的具体行为。同时,由于主流博弈思维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构建了相互提防的最小最大战略模式,从而无法对经验事实和行为实验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合作状态提供有效解释。对此,谢林提出质疑,“难道博弈论的触角已经扩散到整个社会心理领域了吗?难道博弈论将我们引入到了一个更狭隘的博弈论领域?是否存在混合博弈需要合作的普遍规律,而且能够被实验观察所发现,并对谈判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28]
  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个体或社会的快乐或福利,博弈论的意义也在于通过促进行为协调以实现社会合作。但主流博弈思维却不仅难以为广泛的合作现象提供理论解释,而且无法有效增进行为协调和社会合作。因此,有必要换一种博弈思维来理解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行为,而它不仅能更好地解释社会合作现象,而且能更好地指导日常行为以促进社会合作。同时,由于对理性的理解是博弈思维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的理性概念进行审查,重塑真实世界中的人类理性概念,而这种理性有助于更合理地预测行为、解释现象,从而为博弈论的发展提供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显然,前面的分析表明,真实世界中的人类理性具有如下特性:一是演化性,呈现从绝对有限理性到绝对完全理性之间的多重形态;二是合作性,可以增进社会合作,并在合作深化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三是可塑性,深受自身特质、互动者特质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显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就兼具这些特性:一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本身源于人类长期的社会互动,并随着深化互动而成熟和扩展;二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注重通过增进他人利益的合作方式实现“为己”目的,其行为方式具有明显的亲社会性;三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实施的广度和深度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当事者的社会性、互动双方间的关系及其他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实施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了人类个体和社会的理性发育水平,从而可以解释主流博弈论所不能理解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具体行为及不同程度的合作现象。
  正是通过对人类理性的重新理解和内涵界定,可对主流博弈思维进行审视,并引入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基石的博弈思维。事实上,主流博弈论所依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两大含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的偏好——都已被大量的经验事实和行为实验所证伪了,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通过赋予理性的演化性和偏好的社会性,有效弥补了理性经济学的这两方面缺陷。因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理解现实社会行为提供了更为可信和可行的思维,从而有助于发展出更合理的博弈论。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社会性的人类行为往往受到一定社会制度的制约,从而必然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而且这种规范并不是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或约束,而是作为个体偏好函数最大化的自变量来影响人的行为。显然,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对这些社会伦理规范的遵守,这些社会伦理规范本身就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行为互动所衍生出来的,有助于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基础构建博弈思维及相应理论,这也与社会科学的抽象要求相符。一般地,科学研究的流行步骤是:先有理论假说,然后再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或实验的检验。[⑤]但对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理论假说本身不是先验的逻辑抽象,而是源于对丰富多样的具体社会现象的抽象。这与自然科学明显不同,因为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往往会在直接的经验事实之外,自然科学的抽象往往更具逻辑性和先验性。显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自社会科学各分支知识的契合,并得到大量行为实验的印证,从而可以作为分析人类行为的一般思维。
  六、结语
  谢林强调,即使在这些竞争领域,人们之间除了冲突利益外还存在某些共同利益,从而存在对立冲突与合作依赖并存的事实,因此,“将冲突视为一个谈判过程,有助于我们摆脱非敌即友的传统思维模式。我们把有限战争看作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意在强调冲突双方之间除了存在利益分歧外,寻求双赢的结果也是共同利益之所在。”[29]进一步的,博弈思维不仅要把冲突视为一个谈判过程,更重要的是探索冲突如何化解,只有通过行为协调与合作过程才能真正实现双赢。这意味着,博弈论更重要的研究课题是寻求协作策略。那么现实世界的人们是如何实现协作的呢?谢林总结和归纳了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协作因素:一是整数性思维,销售商开出价格为2507.63美元的汽车,去掉尾数7.63美元后将会吸引更多消费者的眼球;二是简化原则,国民生产总值1%的援助建议为联合国救济总署所接受,就是因为它简洁而易操作;三是5-5对称原则,100美元在默式谈判中更可行的结果是五五分成。问题是,人类社会中是否存在一个更基本的机制或协作因素来化解冲突并促进行为协调呢?这就涉及对人类理性真实内涵的理解了。
  一般地,人类理性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关注长期利益,从而会有意识地抑制短期的私欲。正因如此,人类社会广泛盛行着礼物交换现象,不仅个人会注重和维护自身的社会声誉,而且企业在市场中也会注重品牌建设。同时,人类理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亲社会性,这使行为者关注社会规范和他人利益。正因如此,就出现了德蕾莎或雷锋这样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大量的行为实验也证实一般人都具有某种差异厌恶、公平互惠等偏好。尤其人类理性不是先验的,而是在行为互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正因如此,人们的日常行为不是相互冷淡的,而是受到移情和通感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社会差序性和道德差序性。基于这种理解,就可提炼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一方面,“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借助移情和通感效应促进行为协调,并最终导向互惠合作,从而成为更为合理的博弈思维;另一方面,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基础,可以更好地剖析现实世界中的合作形态及社会合作的演化和拓展。显然,只有嵌入了演化的人性思维,才能真正理解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互动。莱昂斯和瓦罗法基斯就写道:现代“博弈论为研究相互联系的行为提供了一种迷人的启示。但要将其作为一种合适的综合性冲突理论的基础,必须使之更为成熟,从而能够包容在社会关系演进的联系中人性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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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朱富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是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与政策体系”(编号:2016WCXTD001)的成果。
[①]如,Maynard S. J.,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Alcock J., Animal Behavior: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Sinauer, 1993; Krebs J. R. & Davies N. B., The Evolution of Behavioural Ecology. In: Krebs J. R. & Davies N. B., (Eds.), Behavioural Ecolog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4th edition, Blackwell Scientific, 1997:3-12。
[②]工具理性在近现代西方社会异常强盛。在某种程度上,现代西方社会的理性几乎可以等同于工具理性。
[③]如,Dieter B. & Nagel R., An Experiment on Forward versus Backward Induction: How Fairness and Levels of Reasoning Matte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Exeter, 2008。
[④]如,Johnson E. J., Camerer C., Sen S. & Rymon T., Detecting Failures of Backward Induction: Monitoring Information Search in Sequential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2, 104 (1): 16-47; Aymard S.& Serra D., Do Individuals Use Backward Induction in Dynamic Optimization Problem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Economics Letters, 2001, 73 (3): 287-292。
[⑤]但目前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流行方式却是,依据特定模式进行计量分析和实验,然后由此得出某些结论。其实,基于特定控制条件和数据得出的种种结论必然是特殊和零碎的,以致不同时空下的实验结果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从而也就无法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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