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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条路径——一个唯物史观视角

时间:2019-05-15 15:44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14卷 作者:周绍东、周梦 点击:
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在区分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根据两个不同的维度将经济社会发展分为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发展路径,体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经济实践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从而构建起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任务。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框架中,核心线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作用,但这一分析思路存在着不足。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传导机制,不宜简单地认为两者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某些历史阶段,两者的变迁并不像理论上描述的那样是完全同步的。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理论范畴在分析很多现实问题时显得抽象有余、具体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增加新的理论范畴,增强“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框架的现实解释力。
   本文的章节安排是,首先区分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其次,提出了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框架。再次,厘清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条路径,分别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发展路径,以及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史进行了案例说明。最后是简要的结论和研究展望。

一、生产方式:两种含义上的辨析

(一)所谓“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

   发展的本质是对立面的矛盾运动过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位于核心位置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政权更替的。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在很多现实问题面前存在解释上的困难。譬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的变迁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在理论上,马恩等经典作家已做出深刻阐述,如后发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分析。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后发国家的发展历程向“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范式提出了尖锐的诘难。例如,拉美国家被公认是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拉美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生产关系改革不仅没有提高生产力总体水平,反而将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而工业化早期的欧美发达国家奉行的正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但这些国家都没有遇到过中等收入陷阱。英、美、德、俄、日本等国家从经济起飞到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其整个过程中都不存在长期停滞现象,其中美国和日本甚至只用了不到七十年时间便实现了经济起飞,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1]。总结而言,相似的生产力水平并不意味着可以采用相同的生产关系,国情差异决定了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演进不是同步发生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暴露出的问题,使很多学者都意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直接发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进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第三者或“中介环节”。国内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马家驹和蔺子荣(1980),他们提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两者之间的中介[2]。吴易风教授(1997)则指出,应从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来看待生产方式的含义,这也是最符合马克思逻辑思路的分析,通过大量的文本解读,吴易风指出:马克思从早在1846年致安年柯夫的信、1847年《哲学的贫困》,直到《资本论》第三卷,都坚持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原理。这个原理表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中介[3]

(二)生产方式(一般)与生产方式(特殊)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思路突破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但是,这又容易产生一种新的决定论,这就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决定论,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而生产方式进一步决定了生产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一决定论,各种质疑接踵而来,吴宣恭(2013)指出:作为前提条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是在所有制关系确定以后才产生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决定生产方式的[4]。实际上,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也已经表达了类似的含义,“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而这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5]孟捷(2016)进一步提出:生产方式是一个统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更高层面上的大系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其内部的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从事着不同的“目的论”活动。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生产方式下属的目的论活动,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存在两种可能的因果关系,在这两种因果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顺序是截然不同的[6]。为此,孟捷(2016)提出,不应当仅仅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角度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不比一定在“事先”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事后”的意义上体现出来[7]。笔者也曾提出,可以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将其具象化为“劳动—分工—所有制”的经济发展理论范式。但随着理论探索的深入,笔者也意识到这一分析框架是具有重大缺陷的,譬如,仅仅从分工出发无法对所有制演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十分接近的分工水平下,所有制关系的形式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反之,同样是实施资本主义私有制,欧美发达国家与东南亚资本主义政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两者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相差极大。
   由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无法对以上质疑做出合理解释,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我们的创新是以区分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作为出发点的[8][G1] 。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生产方式(一般),也即在抽象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这实际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概念,区域分工、行业分工、国际分工、城乡分工等都是这一层面的反映。在这个层面上,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它影响的是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9]
   除了生产方式(一般),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方式还包括第二层含义,如果将生产方式(一般)称之为劳动方式,那么第二层含义的生产方式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为了将其与生产方式(一般)区分,我们将这个层面上的生产方式称之为生产方式(特殊)[10]。生产方式(特殊)的含义是: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相结合进行生产,雇佣劳动者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生产调度和指挥。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1]
   两个层面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同含义。对于生产方式一般而言,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技术与阶层之间的中介环节。当抽象掉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后,生产方式最多地表现为社会分工、职业分工和脑体分工[12]。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看,生产方式一般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不同维度上的“搭配”,如行业分工、城乡分工、区域分工、国际分工等。
   生产方式(一般)至少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这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是发生在特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空间中的,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劳动方式”。在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中,“技术-经济”范式是与“劳动方式”较为接近的概念。如福特制、精益生产、大规模定制、个性化定制生产、弹性专业化生产等等都属于劳动方式的范畴。[13][G2] 生产方式(一般)的第二个方面内容是指中观层面的区域和产业,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和产业中进行组合和搭配的。这里的区域概念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产业概念则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部两个方面含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第三层内容是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包括自然配置方式、市场配置方式和计划配置方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微观和中观的生产方式(一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为了凸显资源配置方式在宏观和总量层面的特定含义,我们仍然将其作为生产方式(一般)的一种独立形态来处理。

二、经济发展的两条路径

   当我们仔细考察“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理论架构时,就会发现,三者之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也只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很显然,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都无法完整刻画人类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真实图景。为此,我们初步考虑从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差异性这一视角出发,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路径这一概念,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迁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一)经济发展进程总览

   在本节,我们将使用发展路径的形式来表现“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如图1所示)。从图1的上半部分来看,“生产力进步—生产方式(一般)变革—职群分裂—生产关系演进”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条路径;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生产关系演进—阶级构成变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第二条路径。路径Ⅰ和路径Ⅱ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在路径Ⅰ中,生产力是率先发生变化的,而在路径Ⅱ中,生产关系率先发生变化。
   
 
图1 经济社会发展的循环
 

(二)经济社会发展路径Ⅰ: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

   经济发展路径Ⅰ的起点是生产力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劳动者自身素质、劳动工具改善以及劳动对象本身质量的提高等多个方面,但这些因素的独立变动都无法实现生产力进步,换言之,生产力进步的直接后果是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即生产方式(一般)变革。我们将这种由生产方式(一般)决定的分工群体称之为“职业群体”,也即由于从事同一种职业而聚集和组织起来的群体[14]。当生产方式(一般)发生变革时,其直接后果便是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这将造成职业群体数量的增多。可以从两方面把握职业群体的特点。一方面,职业群体已经具有等级分层的含义,因为即使抽象掉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职业群体支配资源的权利也是具有很大差异的。但另一方面,职业群体之所以不同于阶级概念,也正是在于它并不体现经济主体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的差别。
   然而,职群分裂如何改变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关系,职业群体的形成如何改变所有制并促成阶级的产生,这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鲜有涉及。恩格斯自己也坦言:“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15]这就涉及到经济发展循环中的“生产关系-职群阶级”子系统(图1中的纵向右半部分)。当然,历史考古方面的资料在这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新阶级的源泉在于分工演进和职业群体的分裂,但是,从职群分裂到阶级分化却是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最终达成的。第一个途径是职群分裂直接导致阶级分化[16]。这里的第一种情况是指,在原始部落中出现了一个承担魔法宗教活动的巫师和通灵群体,这个群体最终演变成为奴隶制僧侣贵族的前身[17]。解放前,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中存在“萨满”(巫师),萨满是灵物的代表,他可以交往于人神之间,他拥有法术的力量,可以为病人驱鬼,为猎人祈福。萨满最初只从事无偿的巫术活动,萨满本人也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随着其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萨满在巫术活动中开始索取报酬。由此逐渐以此为职业,萨满逐渐演变成无偿占有劳动产品的社会寄生虫,并演变成为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中的“巫、尹、史”[18],这些职业角色,在统治阶级取得政权和维护统治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其特殊的阶级地位也被巩固下来[19]
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形态中,都存在着巫师、通灵脱离直接劳动的考古证据。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布希曼人中,在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即使在现时代仍然可以见到巫师。法国三友洞里的巫师岩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描绘了巫师祈求动物神灵在族人狩猎时能满载而归。这些都表明,巫师们已经从生产食物和制造工具的劳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为族人祈福并施展巫术[20]
   职群分裂直接导致阶级分化的第二种情况是,那些承担部落氏族公共事务的“领导者”,他们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逐步占有公有的剩余产品,成为一个脱离直接生产活动的阶级。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虽然承担了一些公共管理的事务,但是其本人还是参加体力劳动的。春秋战国时期大量诸子文献中都有尧、舜、禹本人参与体力劳动的记载[21],在这个时期,部落首领与一般劳动者并没有形成阶级对立。然而,随着禹的领袖地位的确立,他开始谋取具备暴力特征和镇压能力的国家权力。治水之后,禹号令部落首领在会稽集会,但放风之君迟到,被禹处斩,这表明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已经出现了。这同时也揭示出:最初的阶级分化并不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差别,而是剩余产品的多寡。恩格斯在此有一段经典论述:“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22]
   对于职群分裂导致阶级分化的第二条途径而言,其中增加了所有制变迁这一关键环节。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不直接参与体力劳动的职业群体意识到:仅占有剩余产品只是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只有进一步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更有效地占有他人劳动。对于专业从事公共管理事务的部落、氏族领导者而言,他们也开始逐渐从仅占有生活资料和少量生产资料,逐步转变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23]。生产中的领导者们,可以假公社之名控制生产资料支配权,这又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利用领导地位逐渐夺取部落和氏族“公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甚至包括在战争中掠夺而来的奴隶本身),二是利用领导地位直接形成对部落和氏族大部分成员的剥削关系[24]。在此基础上,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确立起来。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墓葬考古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大量证据。在我国历史上,氏族社会初期的殉葬品仅限于骨器、蚌壳和石珠等装饰品,但是到了氏族社会晚期,就开始出现将生产工具和家畜等作为殉葬品的现象[25]。典型的例证包括:在大汶口文化(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公元前3500-前2200年)的成对男女合葬墓中,男方一边放置了大量生产工具随葬品,在仰韶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000-前4000年)墓葬中,早期墓葬中的公共储藏生产资料的窑穴消失了[26]。这些墓葬遗迹都表明:从职群分裂到阶级分化的第二条路径是间接的,存在着生产关系演进这一中间环节。
   职业群体分裂导致的社会矛盾斗争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在人类历史早期,占卜等宗教迷信是与各种科学活动混合在一起的,如天文、地理、医药、动植物学等等,这些活动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是由某些特殊人物专职从事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在奴隶制社会早期,由原始社会神职人员演变而来的“巫、尹、史”不断发展和分化出一大批专业化的职位,如天文、地理、礼节、祭祀、军事、教育、音乐等等,这些专业化的职位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专业的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对内处理生产组织、产品分配、账务管理等事务,对外代表公社行使争夺资源、交易商品、战争决策等职能,逐渐与公社的其他成员形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的分工[27]。更为有趣的是,早期人类社会的迷信活动和公共事务管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发现,祭司们不仅支持各种宗教活动,还管理着大量公共活动,譬如,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对于防御洪水具有重要作用。他们还承担着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和维修等等[28]

(三)经济社会发展路径Ⅱ: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领域,一个长期以来得不到完整解答的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不是仅存在“作用-反作用”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一定是生产力进步。然而,在大量经济发展的现实案例中,推动发展的源动力都来自于制度变革,换言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在很多情况下,生产关系是先动并且独立于生产力运动的,此时,系统中出现了一条“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的路径。
   应该说,这里的第二条路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制度上的“重塑”。生产关系演进的最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和结构的改变,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身份的转变,将直接导致经济主体的阶级地位发生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9]在这个对阶级的定义中,尽管经济主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地位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仍然被视为决定阶级地位的首要因素,并且,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上升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中,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典第六条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应处死刑。”法典第203条、205条规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30]
   阶级分化将极大地改变生产方式(特殊)。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方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本.法因和艾伦.列泼德将前者称之为抽象层次上的生产方式,把后者称之为具体层次上的“社会形态”[31]。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32],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33]。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则是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相结合进行生产,雇佣劳动者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生产调度和指挥。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社会阶级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对抗性的集团,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资本家将资本作为纽带将工人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方式,从而塑造出与以往私有制社会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特殊)。在这种生产方式(特殊)中,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服从资本家的控制和管理,劳动成果也全部归资本家所有,工人的收入和消费都服从于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需要。生产方式(特殊)的重构将极大地改变生产力。由于资本家利用资本纽带将实现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就有可能通过空间和时间上的逻辑化安排,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机器大工业所迸发的巨大生产力,其源泉正是在于生产方式(特殊)中各要素的重新分配和组合。
   之所以需要强调经济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是因为这涉及到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新理解。长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都受到西方新制度学派的诘难,这种诘难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技术决定论倾向”,诺斯就此认为:“马克思模型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一个理论解释技术变革率,还在于忽视其他变革原因的情况下对技术的强调。”[35]而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产力的一元决定论存在着显著差异,在社会经济形态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往往率先发生变革,由此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四)第二条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历史案例

   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为例,其展示的经济史更接近于本文提出的第二条发展路径。建国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并存,生产关系状况十分复杂。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农业,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发展路径,建立起以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到96.3%。在手工业,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党对之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同时,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36]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以公有制为绝对主导地位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确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合作社、人民公社掌握了巨量的经济资源,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宏观上,计划经济体制确立起来并在全社会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中观层面,产业经济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军民经济结构、外贸经济结构均得到合理调整。在微观层面,企业实施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修建了大量公共生产设施,生产的规模效应得以显现。生产方式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通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37]。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仅用五年时间,就基本上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极其罕见的。
   率先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通过这种生产关系推动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进而提高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我国194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史,充分说明了第二条经济发展路径是普遍存在的,且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结论和展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伟大发展实践,这表现为两条历史线索的交汇,第一条线索来自生产力层面,中国正从基本实现小康迈向中高水平收入水平国家行列。第二条线索来自生产关系层面,中国正面临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演进的制度转变。遗憾的是,与丰富的发展实践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却是相对滞后的。在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其经济发展章节基本上还停留在概念辨析和政策阐释的层次,不仅在话语体系上借用了大量西方发展经济学术语,在理论阐释力上距离实践需要也还有很大差距。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或中国发展经济学可以从提炼、挖掘、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条路径着手进行,第一条路径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而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的经济发展路径,体现了制度演变的历史逻辑。两条路径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起点和动力源头,但另一方面,两条路径又不是完全隔绝和分离的,两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闭环。
   关于进一步研究的展望。本文认为,可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分析框架下,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发展进程中交汇融合的两条历史线索,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理论硬核、接纳现代方法,探索和构建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此推动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 1790年,美国工程师仿制出英国的水力纺纱机,揭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到南北战争(1861~1865)前,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
[2] 马家驹、蔺子荣.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研究.1980(6).
[3] 参见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97(2)。在这篇论文中,吴易风根据对“生产方式”的文本考证,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同时,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方式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应包括资源配置。
[4] 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J].当代经济研究.2013(3).
[5]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p.44.
[6] 孟捷.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pp.2.
[7] 孟捷.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pp.13-27。
[8] 高峰(2012)对生产方式进行了文本和现实双重层面的详细考察,他从“社会生产的类型或型式”、“社会生产的劳动方式”两种含义上理解生产方式,并认为后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实际上,这里的“劳动方式”更接近于生产方式(一般)的概念。但高峰一文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他指出马克思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是指“资本主义劳动方式”,也即在“社会生产的劳动方式”这一层面上使用生产方式概念,但我们理解,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生产方式(特殊)上使用这一概念的。这在后面我们分析经济发展的第一种路径时还会继续讨论。参见:高峰.论生产方式[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2).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p.495.
[10] 本.法因和艾伦.列泼德将前者称之为抽象层次上的生产方式,把后者称之为具体层次上的“社会形态”参见:Ben  Fine and Ellen Leopold.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p.8.
[12]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分工和脑体分工还不是同一个概念。参见:吴英.对马克思主义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J].史学月刊.2004(5).
[13] 也有学者从劳动过程视角对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进行了界定,如谢富胜(2012)考察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效率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将劳动过程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已经不同于生产方式(一般)的抽象性质了,而是更接近于具有所有制特征的“生产方式(特殊)”概念。参见:谢富胜,《从工人控制到管理控制: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转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
[14] 涂尔干将这种职业群体又称之为法人团体(corporation)。他对职业群体寄予厚望,认为职业群体的建立和完善将成为解决现代社会各种失范现象的重要组织形式,并有助于社会的“有机团结”。但本文借用“职业群体”这一概念,仅仅是出于界定这一范畴的方便起见,并不打算探讨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深刻含义。参见: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上海三联书店.pp.17-22.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pp.178.
[16] 有关职业群体分裂导致阶级分化的过程,我们在本书后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章节还会对此展开更为现代意义上的阐述。
[17] 李泽厚.从历史文物试探体脑分工的起源[J].文物,1979(9).
[18] 秋浦.鄂温克族的原始社会形态[M].北京:中华书局.1980.pp.67.
[19]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上海:三联书店.2013.pp.488-495.
[20]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译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pp.12-13.
[21]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断,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魔裘,夏日葛衣……”(《韩非子.外储说天下》);“舜勤民而野死”、“稷勤百谷而山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无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
[22]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pp.504
[23] 如早期的家长制公社中,公社家长的权力仅限于“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账目、并对账目和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pp.54.
[24] 刘景华.领导者的地位与阶级的形成——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札记,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25] 此处案例选自大甸子墓地。该墓地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昭乌达盟)的西拉木仑河以南,距今年代约为公元前1695—1735年,相当于历史纪年的夏代。参见:课题组.从大甸子等地出土文物看历史上的阶级分化,文物,1976年1期.
[26] 李泽厚.从历史文物试探体脑分工的起源[J].文物,1979(9).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pp.162.
[28]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译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pp.52.
[29]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p.382-383.
[30]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译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pp.62.
[31] Ben Fine and Ellen Leopold.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pp191.
[32] 马家驹、蔺子荣.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81(6).
[33] 从宏观上来看,生产方式(一般)比较接近于资源配置方式的概念。如果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看作是“资源”,那么,两者的结合方式在宏观上就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但是,生产方式还包含了微观层面上的生产组织方式这一含义,而这一点是无法通过资源配置方式进行理解的,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其组织生产的方式必然是计划调节和层级管理的,不存在一个“市场组织”的企业内部结构。参见周绍东、钱书法、王昌盛.分工与创新: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复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pp.48.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p.8.
[35]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pp.29.
[36] 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11)[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4.pp.305.
[37] 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11)[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4.p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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