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政经前沿 >

卢周来: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诠释

时间:2018-09-21 01:56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诠释*
卢周来**
 
    本文利用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框架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认为在对企业的性质、特征及演进的描述与分析上,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基本相同;在以“资本”为中心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之谜上,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相近;在对雇佣契约公正性的分析上,马克思企业理论与以布坎南等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有完全相同的逻辑。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资本在企业生产中具有中心性特征,没有资本的劳动要素提供者由于人力资本不可抵押而无法建立起纯租赁性企业,因而,只能由资本雇佣劳动。同时,由于劳动始终处于供给过剩状态,这使得在缔约过程中,资本可以以解雇进行要挟以独占组织租;而劳动者又因为没有实质性“退出的自由”,而不能不忍受这种要挟。马克思企业理论在观点上与现代企业理论同时也存在根本分歧,但并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企业理论框架进行现代转化的努力。
关键词  马克思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  雇佣契约
 
 

一、引言

 
关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东西方当前都存在诸多误解。西方主流企业理论认为,马克思企业理论是代表激进学派的企业理论,是应用典型的权力的框架来分析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因而加以排斥。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96)论证道,“权力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斯密和马克思”。“按照资本的权力的观点,企业内部的权力是‘两个人单打独斗的结果’。”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强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主流企业理论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框架。尽管表面上看,二者对待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立场与观点相距甚远,但隐含在更深层次的做法,都是首先没有将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理论去对待。因此,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诠释,更深刻地揭示长期以来被单纯的意识形态掩盖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性意义,显得十分必要。
与国内目前一般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差异所在的作法不同的是,本文将客观地寻找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现代西方主流企业理论的异同,并试图将这些异同都置于现代经济学框架下进行解释。
 

二、马克思关于企业性质、特征及演进的理论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应该是最早研究了后来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成“黑箱”的企业内部关系。正因此,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有诸多共通之处,这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性质、特征及演进的描述与分析上。
(一)企业区别于市场的特征在于企业内部的计划与权力控制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科斯(Coase,1937)较早指出,企业是不同于市场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内经常发生的交易并不是由价格机制控制而是由权力关系控制。实际上,早在科斯之前,马克思就区分了作为市场的社会内部分工与作为“资本主义最早的企业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在《资本论》(第1卷中文版,1975)中他专门写作了一节,即《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并且其结论与现代企业理论一致,即认为企业区别于市场正在于内部的计划性与权力控制关系。他写道:“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地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①]对此,帕特曼和克罗茨纳(Putterman & Kroszner, 1996),“科斯把计划和雇佣关系中的权力看作是企业的本质,把没有这种权力和通过独立的合同订立活动进行治理看作是市场的本质。科斯考察了马克思曾考察过的二者间的区别。显然,科斯并没有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科斯虽然并不认同马克思对市场的反感,也不认同雇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但是科斯同样强调了雇佣关系中的权力,并把它作为企业的一个特征。”
威廉姆森(1996)曾强调指出,“企业层级制充当了自身最终法庭”。马克思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马克思写道:“工人在技术上服从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②]
(二)企业“创造集体力”的性质
关于企业的产生,马克思的理论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 Demsetz,以下简称AD)的团队生产理论有共同之处。即二者多强调企业的集体生产的产出超出单个生产产出的简单加总。AD (1972) 认为,“团队产出会超出各要素独立生产的产出之和,并足以抵补约束团队成员的成本”,而马克思也认为,通过企业这种形式进行内部协作的好处“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与AD一样,马克思也强调了协作生产的监督者重要性。AD强调团队生产中监督者的角色的重要,来自要素边际产出难以计量可能导致的偷懒行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缔约者之间不同的利益冲突。而马克思强调协作生产中,除了协作在技术上要求监督劳动之外,也像AD一样强调了在一个目标函数差异很大的企业内,监督的必要性。
在回答为什么监督者就是生产资料提供者的资本家时,马克思的看法几乎与AD的看法一样:防止实物资本被滥用。马克思写道:“随着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征税资料的规模的扩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④]但从标准的委托-代理框架看,防止实物资产被滥用的最好方式是让生产者拥有生产资料。AD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正是没有看到这一点,而马克思恰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举例说,根据英国一家报纸的报道,在曼彻斯特金属加工公司实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⑤]
我们如果把马克思所称的“集体力”理解为青木昌彦(Aoki)定义的“组织租”。在组织租的来源上,马克思的观点与现代企业理论相关观点类似。首先,组织租来自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挖掘。马克思认为,利用企业将许多工人按分工协作组织在一起,将导致单位产品成本相对下降,因为固定成本将被摊薄。马克思写道:“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这使得“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单个产品上去的价值组成部分较小”[⑥]。其次,与斯密的观点一样,马克思当然也强调了企业内部分工与协作创造组织租。马克思列举了企业内分工与协作可能导致收益增加的两个主要途径:其一,工人“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决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劳动生产力提高了”。马克思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说企业内部分工与协作,鼓励了针对企业特质的“专用性投资”。其二,在马克思看来,企业内部分工的另外的好处是缩小空隙,因为无需转换场地与调换工具,无需因为转换而打断劳动生产过程。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企业节约交易成本理论有共通之处。显然,如果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无论是雇主与雇员,都将因为交易成本的原因,而出现由于搜寻相匹配的缔约者以及缔约过程的复杂性而使生产过程被中断的情况。企业内部的分工则无需因为转换而打断生产过程。
(三)从古典企业到现代公司
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还处在古典企业时期。但马克思前瞻性地研究了从古典企业到现代公司的演化,尤其是晚年通过对当时刚刚出现的股份制企业的研究,也得出了诸多与现代企业理论一致的结论。马克思说:“股份公司成立。由此,生产规模扩大了, 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⑦]此时,企业只能借助于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即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交易所制度的出现,才使得股份资本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其结果必然是股份的分散化。最后职业经理的出现,使货币资本家日益退出生产领域。“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自己承担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⑧]“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及别人的资本的管理者,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⑨]这些描述与分析也都与现代企业理论中关于现代公司的描述与分析一致。尤其是,马克思在现代公司出现的初期就预言现代公司将主要由经理人控制,资本家已成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这在古典企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应该是很有洞察力的结论。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直到1932才提出“经理人控制”这一概念。
 

三、马克思关于“资本雇佣劳动”及雇佣契约的性质的理论

 
企业性质与特征上,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有诸多共通之处,可能这并非令人奇怪的事情。而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在“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上,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也有共通之处。为此,我们需要把马克思关于“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从长期掩盖的意识形态语言之下简化并整理出来,并与现代企业理论的相关观点作一比较。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一)以“资本”为中心解释“资本雇佣劳动”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马克思是最早明确提出“资本雇佣劳动”之谜的。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在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之谜时,只注意到了马克思所讲的两个前提条件:劳动力本身没有资本;劳动力可以作为商品支配。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强调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本身就是“生产资料”。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正如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固定在货币上一样,劳动的生产性也会变成资本的生产力。”[⑩]实际上,马克思后来进一步论证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这使得“工人完全依赖于资本”。
把“资本”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枢纽”,其实在现代企业理论中是一个共识。只有“资本”才能有“实物资产”或“生产工具”。也就是道和帕特曼(Dow & Putterman, 1999)所说的,“无论何时运作资本总需要在生产过程融资之前,即:为了明天的产出,今天必须购买要素。”因此,现代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都是试图从企业融资理论来分析企业内部权力关系,并且把“财富约束”即工人相对贫穷作为真实世界中的企业内部权力关系通常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的重要原因。在结论上,马克思与其中诸多观点是相同的;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由于当时资本市场与信用制度尚不发达,他并没有一整套的“信用配给”理论,而是把一些现象作为他论证的前提接受下来了而已。但即使如此,从一些零碎的论述中,还是能看出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与现代企业理论的共通之处。
第一,关于所有权就是生产资料或资本的所有权。以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理论)与不完全契约理论(GHM理论)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理论都认为,对企业的所有就是对企业中“实物资本的占有权”。马克思说到所有权时,从来都是指对生产资料或资本的占有的权利,而根本不包括“人力资本所有权”这一说法。这点甚至从他对现代公司“两权分离”概括中可以看出。他认为 “两权分离”是指“资本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同它的经济上的所有权分离”[11]。他认为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即企业家,“一个是法律上的资本所有者,另一个,当他使用资本的时候,是经济上的资本所有者”。而且,尽管逻辑过程不一样,但马克思将所有权视为生产资料或资本的所有权的前提其实与现代企业理论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现代生产方式下,“社会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即资本或生产资料而非劳动力才是现代生产的前提。
第二,关于财富在资本市场上作为信号机制。关于资本市场的逆向选择需要某种信号传递机制予以平衡的论述,广泛见于信息经济学以及融资理论(如Stiglitz and Weiss, 1981; Stiglitz, 1987;Mas-Colell, Whinston, and Green, 1995, Ch. 13等等)。这里仅以张维迎(1995)的观点为例。张维迎认为,企业家之所以一般由资本家担任,是因为在存在逆向选择的资本市场上,财富即借款人必须向潜在的放款人发出某种类型的信号,以证明自己的经营能力以及所投资项目的安全性。张维迎(1995)通过引入这样一个假定,即“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本人的财富,要困难得多,其成本也要高得多”,结论是“资本所有者拥有了充当企业家的优先权”。马克思在论述信用市场时,也认为通过“炫耀富有”来“取得信贷”是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12]而且,他还认为,当“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之后,货币本身就成为“财富的社会表现”。即从逻辑上讲,拥有资本是比挥霍更好的传递财富的手段。
第三,关于“可抵押性”在资本市场上作为克服道德风险的机制。在解释“资本雇佣劳动”方面,鲍尔斯和金迪斯(Bowles & Gintis, 1996)以及汉斯曼(Hansmann, 1996)都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由于人力资本不可抵押性,因此,只能以财富作为抵押以克服资本市场道德风险机制。而帕特曼和道(Putterman & Dow, 1996)又将人力资本不可抵押性的原因归于人力资本本身的特殊性: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力资本是不能剥夺的,这使得“实物与金融资本更容易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转移而劳动力却不能够。”张维迎(1995)也认为,“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是整个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可以说,如果人力资本与财富一样可抵押,则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劳动者可以建立起“纯租赁性企业”,也就不存在“资本雇佣劳动”。
马克思其实在《资本论》中也指出了只有财富尤其是货币才是“全社会的抵押品”,他写道:“随着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握有这个物的神经,这个‘社会的抵押品’。”因为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13]。关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及其原因,马克思写道:“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14]恩格斯将其理解为:“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15]马克思更是指出:“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相互分开的。”[16]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认为资本家所谓雇佣的是“劳动”,但因“劳动”与“工人不可分”,因此,资本家雇佣的是“劳动力”。与张维迎把“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是整个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类似,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在逻辑上的区分,与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可分,使得“古典经济学走出了绝境”[17]
第四,从逆推的角度看,我们更能看出马克思关于“资本雇佣劳动”是因为劳动本身不拥有资本的看法,与现代企业理论近乎一致。莱格罗斯和马修斯(Legros & Matthews, 1993)已论证,当工人的财富足以使其对借入资本负无限责任时,劳动雇佣资本同样有效率;张维迎(1995)也承认,在一个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劳动将雇佣资本”;纽曼(Newman, 1994)认为,只是当资本市场越不完美并且当财富分配越不均等时,雇佣关系相对于自我雇佣关系才更为流行。这都表明,融资或净产权投资约束,是导致“资本雇佣劳动”的前提性条件。而从马克思的观点我们也完全可以顺乎自然地得到一个推论:如果劳动者可以融资,或者有自己的资本,“劳动雇佣资本”同样可以存在。因此,在这点上,马克思与现代企业理论并没有根本分歧。
(二)以劳动力过度供给进一步分析雇佣契约中的“不对称”
但仅仅在这里,“资本雇佣劳动”并没有表现出企业内部权力控制关系的真正来源与实质。比如,我们仍然可以说,资本与劳动是相互依赖的,这种内部权力控制关系仅仅是一种效率安排,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TCE理论就认为雇佣契约是长期互惠的自我执行契约,
但正如梅纳德 (Menard, 2000) 批评的:如果雇佣契约能被自我执行,那么企业就不需要内部权力,因为“权力只有当应付与支付不一致时才需要出现,而自我执行契约的前提恰是应付与支付一致”。鲍尔斯和金迪斯(Bowles & Gintis, 1996)也说:“我们说A要拥有对B的权力,A必须能够通过对B实施制裁或威胁要实施制裁,以增进A的利益的方式影响B的行动,而B对A却缺乏这种能力。在企业内部,如果资本家对雇员没有这种施加制裁的能力,那么事实的确像AD所言一样:你可以炒掉你的雇主或债权人,就像你穿过大街去一家超市而不是另一家超市购物一样。”因此,梅纳德认为雇佣契约是“第二方执行契约”,实施的基础在于“惩罚能力,也就是施加成本的能力”。对此,哈特(Hart, 1989)认为,“雇员对雇主的要求比杂货商对客户的要求反应更灵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雇主对雇员有更大影响力,特别是,雇主可以收回雇员所使用的资产而雇佣别人来使用它们”;帕特曼(Putterman, 1986)也认为,“雇主的权威来自对雇员解雇的威胁”;鲍尔斯和金迪斯(Bowles and Gintis, 1996)则进一步揭示出:“正如效率工资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个完全出清的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无法对雇员施加任何惩罚。因此,资本家对雇员施加制裁的能力只能来源于未出清的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供给过度。所以,古典企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利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的非出清性。
这与马克思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以“产业后备军”形式存在的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究其原因,马克思写道,“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队伍,而后备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因此,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劳动供求关系绝对符合资本剥削的要求”。“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18]
其实,在TCE与GHM为代表的现代主流企业理论中,总隐含着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因而雇主与雇员都是价格接受者,也不存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而资本市场却都是不完美市场,因而融资需要财富作为抵押。正因此,现代企业理论一般不考虑雇佣契约的公正性问题。而如果我们把劳动力市场一旦视为非充分就业状态,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下,马克思关于雇佣契约的不公正是自然的结论而非强加的。
(三)以无实质性“退出自由”作为雇佣契约不公正的终极解释
但是,如果契约是自由的,即人们在觉得契约内存在剥削时可以选择退出,那么,这样的契约仍然是公正的。实际上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就是以此反驳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说法的。正如马克思所转述的那样:“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双方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19]
拥有退出的自由的确可以保证契约公正。新政治经济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Buchanan, 1993)也认为,由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参与市场交易者出现“依赖的不对称性”,其结果,“一些参加者甚至是在完全自愿的交换当中,也可能受到他人的剥削。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似乎为剥削创造了潜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要摆脱自愿但不公正的契约,惟一的通道在于参与者能否有“退出的自由(freedom of exit)”。即“当个人认识到参与缔约受到了伤害,并通过保留退出市场依赖关系机会而放弃一些由专业化所带来的利益”,他可以不被剥削。
但布坎南同时认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退出的自由”是需要保障的。正如布坎南(Buchanan, 1993)指出的,“个人必须保留对生产性资源的处置权的私人控制”。布坎南指出,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如果人们保留了土地,那么,如果他认为契约导致的分配不公正,他完全可以退出市场交换而回到自足状态。正因此,“在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一般都强调土地的重要性”(Buchanan,1993)。但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的雇员往往失去了可以耕作以自足的土地,因此,为了生存而形成了对资本的绝对依赖性质。因而,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生产性资源”。没有了资本,拥有法律上退出自由的劳动者,实际上因为不拥有生产性资源而失去了实质的“退出的自由”。
而马克思比布坎南更早地看到了这点。马克思专门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原始积累。他发现,这一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正是在“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尽管他们拥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但却因失去生产资料因而生活资料,从而而丧失了实质性“退出的自由”。[20]不是受这个资本家的剥削,就是受那个资本家的剥削。
正因为马克思更早看到这点。在理解马克思的层面上,尽管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性经济学家,但布坎南的确堪称马克思的“知音”。他认为,“在马克思对这种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模型中,劳动者无法获得能够提供哪怕是一种不完全的从经济关系中退出的选择权的财产,也不具有任何一种在若干可供选择的购买其劳动力的购买中进行选择的能力,亦提供不了任何类似于市场上所发生的交易过程,因为把剥削归罪于特定的雇主是毫无意义的。” (Buchanan,1993)因此,布坎南总结说:“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种理论,理解为对个人因进入市场交换关系而远离自给自足的个人、家庭或小社会的田园诗般的独立生产而导致失去自由过于敏感。由于这种敏感性,马克思成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一部分。”
 

四、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两大根本分歧

 
在看到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及现代经济学共通之处的时候,我们当然还要看到二者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的确是本质性的。但在看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同时,同样不妨碍我们以现代企业理论框架对马克思相关观点进行现代诠释。
(一)组织租的创造与“剥削”
尽管在企业组织租的来源上,马克思与现代企业理论持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但马克思企业理论区分了组织租的“来源”与“创造”。马克思认为,“组织租”完全由雇员即工人创造、而被雇主完全独占了。而“企业”这种内部协作形式作为组织租的来源,只是表现在为“与生产条件分离后”的工人创造“组织租”提供了条件。在其“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下,“剥削”也就体现在资本要素拥有者独占了本来完全由雇佣工人创造的“组织租”。而恰在这一点上,现代企业理论持完全不同的看法。现代企业理论一般认为组织租是要素合作的结果而非劳动所独创。其中,AD认为区分各要素在创造组织租中的贡献很难;而TCE理论与GHM理论则认为,专用性实物资产是组织租的主要来源,但前提也是依赖于合作的存在,即雇员的合作仅仅为资本创造组织租提供了条件。这是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一大分歧。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工人正因为没有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就失去了“退出的自由”;这样,在一个存在失业的外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资本家可以用“解雇威胁”相要挟,剥夺本来应该由劳动者分享的组织金。所以,马克思关于雇佣工人被资本家所剥削的总判断要足够的理由存在。但是,这里的“剥削”概念,已经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下的“剥削”,转换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因而没有实质性“退出自由”的“基于财产权”的“剥削”概念了,同时,“剥削”的对象也由马克思原来的“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要素拥有者本来应该分享的“应得”。
我们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可以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比现代企业理论中最优契约设计理论更自洽,也更符合现实。同时还可以使马克思企业理论以及整个经济理论面临的矛盾与困难少一些,也能实现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化。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史上,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E.Roemer)正是秉持上述观点。罗默以数理经济学框架论证认为,在不需要资本的农业经济时代(他称为鹿——海狸模型),“劳动价值论是对的”;“然而,一旦有形资本被引入这一经济,只要有形资本对于使用它的捕猎者来说是相对稀缺的,就很难区分利润到底是由资本还是由劳动创造。但只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有财产的资本家可以对无财产的工人提出任何条件”。因此,罗默把“剥削”理解为“财产权不平等的结果”。“当剥削是一种不公正时,这不是因为剥削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而是因为在一个剥削的环境中所花费的劳动和所得到的收入是不公正的财产初始分配的结果。”
这种转换同时也不违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因为马克思已经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所以,强调“剥削”就是资本家基于“财产权不平等”“剥削”了本来应该由劳动者“应得”的租金,不仅不妨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谴责,反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谴责与其他看起来不那么激进的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得出的结论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Roemer, 1988)。
(二)契约公正的实现与路径
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经济理论另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二者给出了不同的实现契约公正的路径。布坎南与马克思都认为,无财产即无自由。但二者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马克思给出的方案是“消灭私有制”,而布坎南给出的方案是“维护私有制”。
我们看隐含在看似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案背后的逻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在消灭小私有制基础之上,并且其发展过程中将因为资本积累的趋势仍将不断消灭小私有制,对小私有制的消灭正是使得劳动者不断失去生产资料进而生活资料的原因。因此,要消除由于财产权不平等造成的剥削,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布坎南则认为,马克思讲的是早期资本主义情况,资本主义一开始“的确造成了独立的个人不可能拥有不动产”,使劳动者失去保证退出自由的生产性资料的私人控制权,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革新、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以及提高收入的增长幅度方面的潜力”,将使得即使是劳动者也可以“实现财富的积累”并最终达到可以自由退出的程度。而要保证“实现财富的积累”,就只能依赖于资本主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制度。相反,如果以马克思讲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办法,因为公有制不保护私人财产,国家可以随时没收私人财产,劳动者除了只能听命于国家这一政治机器外别无任何选择,因而公有制不仅不能真正使得劳动者拥有退出的自由,反而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仔细研究这两种逻辑,我们发现,尽管这是两种结论、两套逻辑,但区别中仍然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劳动者拥有退出的自由很重要,而退出的自由又在于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或者拥有财富。因为财富的可抵押性,所以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财富即可视为资本或生产资料。所以,真正的分歧出在如何保证劳动者拥有私人可控制的生产资料上。
布坎南认识到了他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他认为:“为了获得财产这个对工人意义重大的目标,工资必须不仅仅足够维持生计水平”。这样才能保证有积累。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工资被压到了生计水平即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工人阶级不可能靠劳动获得积累;而产品市场的竞争,将使得资本主义本能地倾向于扩大规模,即使是工人能够积累一些财富,也将被信用制度卷入大资本积累过程之中;同时,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继承权,又在继续扩大不平等。所以,马克思才提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以及私人财产继承权,这种因为财富不平等造成的剥削才能真正被消除。
但布坎南其实也意识到了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即劳动者积累的财富可能再次被掠夺的可能性。不过他警惕的是政府与国家的力量对私人财产的掠夺。因此,他给出了另外一套近乎“无政府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尤其是对货币政策的干预,因为政府的任何干预都可能打断私人财产积累的过程,而货币又是最重要财产形式,且最容易由于政府造成的通货膨胀等因素而被化为乌有;同时必须保证私人财产继承权,这样才能使劳动者最终积累的财富达到拥有退出的自由所需要的量。对于马克思提出的大资本掠夺小资本,布坎南则仍然没有作出好的回答。
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实践表明,布坎南提出的“公有制下将因为没有私人财产处置权而更缺乏自由”的警告,与马克思关于“私有制下将因为财富分配不平等而使穷人失去自由”的警告,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在企业组织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中“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以及“在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言或期望可能是一种区别于现实世界中既有的公有制模式与私有制模式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五、结语:权力的观点还是效率的观点

 
下面,我们对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一小结,同时,就马克思企业理论到底是“权力的观点”还是“效率的观点”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一个小结
其一,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共通之处在于:在对企业的性质与特征的描述和分析上,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基本相同;在以“资本”为中心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之谜上,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相近;在对雇佣契约公正性的分析上,马克思企业理论与以布坎南等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有相同的逻辑。
其二,在现代企业理论的框架下,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可以总结为: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资本在企业生产中具有中心性特征,企业所有权就是对资本因而实物资产的占有并控制的权利;由于人力资本不可抵押,失去资本的劳动要素提供者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因而,只能由资本雇佣劳动。同时,由于劳动始终处于供给过剩状态,这使得在缔约过程中,资本可以以解雇进行要挟以独占组织租;而劳动者又因为没有退出的自由,不能不忍受这种要挟。
其三,虽然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存在两大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对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框架加以现代化:第一,我们所讲的“剥削”,是指“没有财产权条件下资本要素拥有者对处于失业压力背景下的劳动要素拥有者的敲竹杠”,而马克思所讲的剥削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但是,把基于“劳动价值论”分析框架下的“剥削”,转换为基于“财产权不平等”的“剥削”,不仅不妨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谴责,反而使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结论更加合理。第二,在解决契约不公正性问题上,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当代新政治经济学提出保护私有制。实际上,布坎南提出的“公有制下将因为没有私人财产处置权而缺乏自由”、与马克思关于“私有制下将因为财富分配不平等而使穷人失去自由”这两种状况,仍然困扰着人类社会。在企业组织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中“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以及“在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言或期望可能是一种区别于现实世界中既有的公有制模式与私有制模式的另外一种方案。
我们对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了现代诠释方面的努力。我们发现,如果用现代企业理论的逻辑与范式来重新诠释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那么它与现代企业理论相距并不太远。对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现代诠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重大的课题。
(二)权力的观点还是效率的观点
我们再次回到威廉姆森的话题:到底用效率还是权力的观点理解企业契约?
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就是认为他们仅想靠“自由、平等、博爱来翻转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首先是反对经济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从更大的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自然历史过程论之上,建立在生产力作为人类发展终极要素的判断之下,所以,马克思经济理论首先是一个典型的“效率”框架。即威廉姆森并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先验性把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视为权力观点的代表,但他还是“惊奇地”发现,“马克思在论制造业劳动分工的那一章……表明,由此产生的劳动分工就不是资本家有计划地划分工序、征服工人的结果,而是根据环境变化而作出的一种讲求效率的反应。” (Williamson, 1985)其实,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恰就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非生产关系(包括了权力斗争)的结果的基础之上的。
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与资本主义的论述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人们总以为,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与毁灭者,但很少有人看到马克思同时是资本主义以及资本“最伟大的赞美者”。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又说,“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展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往的一切时期。”[21]他还说,“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22]试想,如果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认可,马克思能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作如此毫不吝啬的赞美吗?
所以,马克思的伟大正在于,他一方面客观地看待社会与企业的自然历史过程,从生产力或效率的角度分析社会阶层与企业组织的产生与变化;但同时他又的确将雇佣契约的缔约过程视为一个隐含着“讨价还价的政治过程”(Furubotn & Richter, 1991)。而这点也与现代企业理论用博弈框架分析企业内部权力分配的最新进展不矛盾。所以,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的框架不是简单的权力框架,应该是效率-权力的框架。而效率-权力的框架恰也是我们在推进企业理论时所要努力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6. Alchian, Armen A.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 December, 777-795.
  7. Aoki ,Masahiko , The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of the fir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8. Bowles ,S., and Herbert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in L. Putterman & RS Krozner(eds),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9. Buchanon,J.M., Property as a guarantor of liberty, Edward Elgar, 1993.
  10. Coase, Ronald H.,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4, November, 386-405.
  11. Furubotn  E.G.,and R.Richter, Editorial preface to: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ubingen,1991.
  12. 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 94, August, 691-719.
  13. Hart, Oliver,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o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Columbia LawReview,1989, 89, November, 1757-74.
  14.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December, 1119-1158.
  15. Hansmann, Henry,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6. Libecap.G.D.,Contracting for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17. Menard, C., Enforcement procedure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what relationship? in Claude Menard (eds),Institutions,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2000, pp.234-253.
  18. Putterman, L., and Randall S. Kroszner, Preface;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a new introduction, in L. Putterman & RS Krozner(eds),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9. Putterman, Louis , Ownership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L. Putterman & RS Krozner(eds),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0. Rajan,R.G.,and Luigi Zingales, Power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Vol.2:387-432.
  21. Roemer,J.Free to Lose: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h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 Williamson, Oliver,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23. Williamson, Oliver, Efficiency, Power, Author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in J.Groenewegen (eds),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beyond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24. Williamson, Oliver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L. Putterman & RS Krozner(eds),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5. Berle,AA., and G.C.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York: World Inc.,1932.
  26. Dow, Gregory and L.Putterman, “Why Capital (usually) Hires Labor: An Assessment of Proposed Explanations”, in Margret M.Blair, Employe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1996,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27. Stiglitz, Joseph E., “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Dependence of Quality on Pri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5, 1987, March, 1-48.
  28. Stiglitz, Joseph and Andrew Weiss, “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1981, June, 393-410.
  29. Mas-Colell, Andreu, Michael D.Whinston, and Jerry R.Green, Microeconomic Theory, 1995, NewYork, Oxford Universtiy Press.
  30. Legros, Patrick and Steven Matthews, Efficient and Nearly-Efficient Partnership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8,1993, 599-611.
  31. Newman, Andrew F., The Capital Market, Inequality and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1994, Columbia University.
 


*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张宇和孟捷等教授在本文形成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论文初稿形成后,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治经济学工作坊进行过小范围研讨,也感谢当时各位与会专家提出的批评与建议。但作者文责自负。
** 卢周来,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现为国家创新研究院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4-395页。
[②] 同上,第464-465页。
[③] 同上,第36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8页。
[⑤] 同上,第368页。
[⑥] 同上,第376-377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页。
[⑧] 同上,第493页。
[⑨] 同上,第435页。
[⑩]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497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5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1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1页。
[14] 同上,第58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9-703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78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7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9页。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