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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动态

时间:2018-05-28 11:18来源:原载于《经济纵横》2018年第3期 作者:admin 点击:
2017年,我国学界对国际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本文主要对“逆全球化”现象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一带一路”倡议与推进策略及出口贸易、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地位、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并购等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逆全球化”现象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面对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对于“逆全球化”问题,学界也展开多角度的研究与讨论。
(一)“逆全球化”现象及其成因
佟家栋和刘程认为,“逆全球化”特指在经济全球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市场再分割现象,包含了由全面开放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封闭的过程,具体体现为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国际的自由流动设置各种显性和隐性障碍。[1]谢长安和丁晓钦运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逆全球化”现象的成因,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积累和扩张,由此形成的“全球体制”是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在全球攫取财富的行为直接激化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这是“逆全球化”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但“逆全球化”只是暂时的,紧随其后的将是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2]陈伟光认为,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国际金融危机调整后的滞后反应,收入分配、就业和难民潮等问题是其主要诱因。从根源看,“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不匹配致使全球治理失灵的表现和结果。大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治理规则设计者,但也可能成为推动“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制定与当前全球化相匹配的全球治理规则是应对“逆全球化”的主要出路。[3]胡建雄认为,“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背后的经济逻辑在于供求失衡。当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无法与有效的国际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各国降低自身产能就成为唯一的解决途径。由于全球化给一国增加的国际市场需求小于其损失的国内市场需求,“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必然兴起。但从长期看,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利大于弊,贸易保护主义会随着供需的重新调整自然退去。[4]李稻葵等认为,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和世界各国经济严重分化造成“逆全球化”现象。美国试图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和有控制的双边贸易,打乱正在发展中的基于多边协议和自由贸易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以强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格局。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挑战,我国短期内应解决资金外流与汇率贬值问题,以应对局部贸易战可能带来的不利局面;长期内应打造富有活力的大国增长模式,高举多边协议和自由贸易大旗,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促进形成多元合作的全球化经济新格局。[5]
(二)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方案
张二震和戴翔认为,伴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国际分工的深度演进,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重要变化。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未能与时俱进,表现出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不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不适应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需要等种种问题。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完善。[6]蔡昉认为,传统全球治理模式是由英美作为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品供给,不能广泛代表各国的共同意志和平等利益,因此不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全球共治新模式的形成不可避免。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7]隆国强认为,在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技术革命、发达经济体反全球化声浪等趋势性因素及金融危机等偶发性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一是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经济全球化稳步推进的大局。二是明确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可能出现集体领导制,我国将成为集体领导制中的一员。三是加快提升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这是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做出贡献的基础。四是快速提升软实力,发挥引领作用,贡献中国智慧。[8]丁工认为,随着全球各国前途相通、命运相联程度的日益加深,需要各国协同合作解决的跨国性、世界性问题大幅增多,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出现。但当前的战略机遇期不单是我国独享自用的有利时机,也是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贡献智慧、力量、方案的特殊阶段。因此,我国应牢牢把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努力将维系和延续中国战略机遇期同全球人民的发展前景对接,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9]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推进策略
李向阳认为,奉行正确的义利观是我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带一路”的基本要义。义利观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合作共赢思想,与亲诚惠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一致性。正确的义利观不仅决定了“一带一路”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决定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没有义,“一带一路”将失去应有之意;没有利,“一带一路”最终将不可持续。政府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企业是其主要参与者,贯彻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是协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言之,政府要以市场为基础,引导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完成国家的战略目标。[10]吴泽林认为,全球史是一部互联互通的历史,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特征。其中,为国内和国际社会提供互联互通产品的能力越来越处于关键位置。当今,我国已成为全球互联互通产品的最大贡献者之一,我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石是互联互通理论。应在我国广泛的互联互通实践中继续总结新经验和新路径,并将其提炼为概念、范式和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互联互通理论。[11]王芊霖和程大为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困境中的贡献:第一,“一带一路”使共同发展第一次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目标;第二,“一带一路”是嵌入式多边主义构建理论的创新应用;第三,“一带一路”采取了差异化的制度构建路径;第四,“一带一路”提出了共赢的价值观;第五,用对接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实践过程;第六,“一带一路”实践会创造一批全球贸易治理新术语。[12]王亚军认为,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基本特征。“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多重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合作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一带一路”倡议兼具区域合作、国际协议等特点,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实践和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具有发展、和平、文化、合作等方面的典范价值,为新时期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13]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具体推进和落地阶段,沿线国家投资需求巨大,但潜在风险也值得关注。如,徐奇渊等从三个角度对我国参与建设共赢、可持续的“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提出建议:第一,投资主体借力借势布局。可利用现有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关系,为拓展布局找到新空间。第二,绑定各方投资伙伴的利益,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双边合作、第三方合作。第三,对投资对象需要“约法三章”。投资对象国必须整肃金融纪律,改善营商环境,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效产能。[14]
三、对外贸易问题研究
(一)我国出口贸易问题研究
陈启斐等研究了本地服务要素供给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的影响,认为本地服务要素供给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呈U型关系,即随着本地服务要素投入的增加,高技术产业出口额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细分行业中,生产性服务要素、消费性服务要素和公共服务要素都可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下游高技术产业的重要中间投入环节,应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15]黄玖立和冯志艳研究了用地成本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认为用地成本严重削弱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较高的土地支出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规模,还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并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差异:相比高效率企业,用地成本对低效率企业的出口行为影响更大;相比其他类型企业,用地成本对国有企业出口行为影响较小。因此,通过增加土地的市场供应量、抑制土地投机性需求及倡导企业用地成本支付方式多元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16]王海成等研究了贸易促进机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认为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我国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民营企业、沿海地区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并能降低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失败率,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因此,完善贸易促进体系、充分发挥贸易促进机构的作用,是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稳定和促进出口的一个重要着力点。[17]李兵和李柔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认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且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大于国内销售,并会提高企业的出口密集度。同时,互联网对企业出口的作用与贸易自由化的作用相似。[18]史青等认为,出口行为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由于我国企业是更多模仿领先者而非开展研发竞赛,所以之前忽略研发策略互动的研究低估了出口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出口会增大企业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且对高科技行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19]岳文和韩剑认为,出口强度对我国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呈倒U型,即企业的出口强度并非越高越好,当企业出口强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出口强度的进一步提升反而不利于企业技术升级。同时,出口强度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其对企业技术升级影响的倒U型关系只在东部沿海地区存在,且只对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呈倒U型,对国有企业技术升级没有显著影响,对民营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则呈线性正效应。[20]
(二)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地位的提升
马述忠等研究了融资约束对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认为高生产率企业从事全球价值链较高环节的进料加工,低生产率企业从事较低环节的来料加工;高价值链环节更可能面临融资约束困境。因此,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并为其提供直接外部融资支持,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同时,搭配使用提高企业生产率与提供外部融资支持两项举措,对于提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效果更佳。[21]吕越等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可有效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且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的生产效率改进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会通过中间品效应、大市场效应及竞争效应改善其生产率。其中,中间品效应指企业参与价值链可选择的中间品更加丰富,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大市场效应指通过目标市场扩大带来规模经济,提高了企业生产率;竞争效应指参与全球价值链会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倒逼企业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但随着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逐步缩小,这三种效应的改善效果会逐渐减弱或消失,从而可能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充分利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有利效应,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22]裴长洪和刘洪愧认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出现新变化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对贸易强国的内涵及其共性特征有新的认识,进而构建贸易强国共性指标并进行实证分析,筛选出具有客观依据的贸易强国;然后构建贸易强国特性指标和分类方法,划分出多种贸易强国类型,并对每类贸易强国的代表性国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客观分析我国与世界各贸易强国的差距,提出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目标和路径,尤其需要科学判断和界定我国应达到的贸易强国标准和目标,准确分析我国成为贸易强国的多重类型及演变趋势,进而提出当下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的政策思路。[23]
四、国际金融问题研究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研究
陈中飞等认为,汇率自由化与利率市场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二者促进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汇率自由化不仅有利于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改革的实现,更有助于抑制货币危机的爆发。因此,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顺序应是汇率先行,利率跟随,资本账户最后。[24]陈创练等则认为,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顺序应是利率市场化先行,汇率改制随后,资本账户开放最后。因为在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三者相互的传导过程中,我国的利率渠道最不顺畅,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应放在首位。[25]杨小海等则认为,无论在哪种政策安排下,放松资本管制均会导致我国面临资本外流压力,且流出速度会随管制程度的放松而加快。因此,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应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且降低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及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有利于缓解未来资本账户开放后的资本外流压力。[26]
(二)人民币国际化及汇率问题研究
彭红枫和谭小玉认为,决定货币国际化总量指数的关键是经济实力、贸易规模和币值稳定性等基本面因素,资本账户开放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政治稳定性和军事实力等结构性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货币国际化程度。受我国政策制度和金融体系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中的使用份额始终较低。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完善我国的制度体系和金融市场等结构性因素。[27]杨荣海和李亚波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认为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我国有密切经济往来国家的隐性“货币锚”,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会强化这一关系。尽管我国对资本账户开放实际进程持稳健态度,但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加快有利于提升人民币隐性“货币锚”地位。[28]刘啟仁和黄建忠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研发的影响,认为有效汇率的升值和预期波动风险增大均不利于出口企业的研发投资,但融资约束越低、出口产品种类和目的地越多的企业越能有效隔绝汇率的不利冲击。政府可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可主动推出积极的所得税减免和定向扶持政策,以降低汇率冲击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下大力气帮助企业提高生产率,从而为企业应对汇率冲击提供内部支撑。[29]丁志杰和谢峰研究了汇率对中等收入国家实现经济跨越的影响,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在国际经济体系外围,经济开放程度高,汇率与物价双向作用明显,汇率不稳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大。名义汇率变动不仅直接影响美元表示的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速度,还对物价稳定产生冲击,由此对本币表示的实际经济增长产生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的负面影响,从而对跨越速度产生间接影响,并且这种间接影响是长期的。因此,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对汇率进行管理,自由浮动汇率并非其最优选择。[30]
五、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并购问题研究
(一)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李磊等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认为企业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与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关系。研究发现,2008年我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每增加1%,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增加约2.5%,存量将增加约2%。人力资本是仅次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其每增加1%,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增加1.1%,存量将增加约1.4%。此外,企业生产率及人力资本对服务业企业向中高收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31]郑志丹研究了工资上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随着企业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的逐年上调,我国企业国际贸易的成本效应日益显现。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上涨会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同时减少企业的出口意愿。[32]蒋冠宏和蒋殿春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企业的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研发密度、出口情况等因素会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生产率更高、资本更密集和规模更大的企业更偏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投资方式,出口越多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方式,研发密度越高和流动资产比重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跨国并购投资方式。[33]
(二)跨国并购问题研究
刘青等认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常常遭受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主要原因是我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经常被认为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通过研究我国海外并购的动因发现,与主流文献总结的发达国家情形一样,我国的海外收购同样受到东道国市场、自然资源、战略资产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驱动。具体表现为: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且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34]李诗等研究了涉及东道国国家安全的敏感性海外资产的情况下并购的成败及并购绩效,认为相比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央国有企业更可能到海外并购敏感性资产。相比其他并购,敏感性资产并购的成功率较低,但市场反应较好,有利于提升股东价值,且国有企业实施敏感性资产并购对股东价值的正面影响显著弱于民营企业。因此,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应注意减少并购的政治风险,营造国家、市场和企业利益多赢的局面。[35]蒋冠宏认为,跨国并购明显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更快增长,且存在持续推动作用。同时,跨国并购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的更快增长,但对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因此,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经验基础。应继续鼓励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利用全球广阔的市场和优质资源提升企业竞争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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