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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知局限

时间:2018-01-01 17:32来源:未知 作者:朱富强 点击:
摘  要 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理论与道德科学的脱离,同时又根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之间就形成一道互为讽刺的风景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性表现为:(1)意识形态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存在视为合理,并热衷于用复杂性的数理模型或选择性的统计数据为其政策辩护;(2)研究方法上的局部分析思维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从而对世界的认知就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存在明显的“破窗谬误”:不仅对社会中的不人道、不伦理以及不合理现象熟视无睹,而且基于特定逻辑为之辩护。尤其是,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被运用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破窗谬误”就越来越凸显。究其原因,社会生活现象受到复杂社会性因素的更大影响,从而孤立的成本-收益分析所潜含的狭隘性也就更为严重。
关键词 破窗谬误 肯定性理性 市场失灵 现代主流经济学 经济学帝国主义
 
一、引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着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从而使得市场原教旨主义日益偏盛:它不仅基于“无形的手”、科斯中性定理、帕累托效率原则以及“似乎”假说等为之提供理论支持,甚至还进一步地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构建数理模型或计量实证使这种理论“客观化”和“精确化”;而且,即使面对着市场机制已经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也以“两害相较取其轻”原则鼓吹市场并否定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教条、以及对市场机制想当然的肤浅理解,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贯彻“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信条,往往把时下社会工资水平等都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从而将现实合理化并激烈反对受到广大社会大众和社会改革者们欢呼的《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等;同时也否定收入再分配的正义性,主张实行所谓的“平税制”。
实际上,经济学根本上要关注人的需要及其变化,探究如何提高大众的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康芒斯就写道:“经济学是处理人类努力谋生或努力致富时的各种问题。因此,经济学者首先关心有财富的市场和收益的分配所阐述的各种问题。”[1]尤其是,经济学要关注穷人福利的提高:(1)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富人都已经获得历史条件下的最大满足;(2)富人的快乐和幸福也需要以社会生活的普遍提高为基础,否则就会面临着安全、交往等方面的负体验效用。正因如此,经济学不仅应该关心市场和效率,而且也应该关心公平、正义、自由和人的尊严,应该将市场竞争和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经济制度的设立和改进不应该关注弱势者的诉求吗?人类社会不应该制定向穷人倾斜的分配制度吗?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问题都只是伦理和道德的,而非科学研究应涉及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潜含的伦理不及,从而就推出了一系列对穷人非常危险的政策。因此,本文基于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二分思维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因伦理不及而产生的理论缺陷和政策困境作一剖析。
[1]康芒斯:《集体行动的经济学》,朱飞等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二、经济思想史中两个代表性案例阐释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将世界看成是和谐一致的以及存在即合理的,因为社会个体都是理性的自利者,个体互动借助于市场机制的“预定协调”功能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为此,它强调经济学理论与道德科学的脱离,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伦理学和讨论福利问题,而是要建立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的“纯经济理论体系”。显然,一旦将经济学中那些“不科学”的伦理学命题消除掉,就只剩下几条经济生活的经验主义原则;此时,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经济学家就能够找出这些经验主义原则蕴涵的理论和实践观点。正是这种思维,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偏爱和选择:它刻意地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靠拢,试图通过数学的大量使用来促进经济学更加客观和科学,甚至认为经济学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使用更高阶的数学工具来将既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一步逻辑化、严密化。问题是,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强调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的“经济”,“经济”总是“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环境中并打上特定背景的烙印;同样,任何一个现实的人总是“嵌入”特定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环境中,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道德约束下完成的,离开道德环境,就不可能对人的经济行为作出有效的解释。[2]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往往相差甚远,依其结论而推行的政策往往加剧而不是缓和了社会业已存在的问题。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运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复杂,推理的数理逻辑越来越严密,但是,其思想深度却并没有多大实质进展,基本上还是沿袭和继承甚至停留在19世纪中叶以斯密、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以及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和巴斯夏等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那个阶段。科斯曾写道:“在过去两百年里,我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分析当然越来越复杂,但是,我们并没有显示出关于经济体系运行的更高明洞见。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方法还不如亚当.斯密。”[3]同样,亨特则写道:“新古典经济学已逐渐采取了深奥的数学分析形式,以至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学学生可能花了多年时间仅仅学会了这种分析工具和技巧,并对构成该分析基础的哲学和社会价值观变得一无所知。……深奥的数学‘烟幕’并未掩盖这些价值观。但是,这些在现代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模糊的但又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哲学、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基本上与明确反映在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作品中的那些观点相雷同。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马歇尔和克拉克的作品开始逐渐地掩盖了这些价值观,最终用精确的、雅致的、深奥的数学建造了辉煌的丰碑。”[4]为此,为了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思维及其相应政策上的缺陷,这里以古典主义后期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的学说为例加以剖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1)他们是当时最主要的经院派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说史的重要人物,而学说史上大师们的思想和认知往往比现代普通学者的意见更值得关注;(2)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比目前一些学者更为大多数经济学人所熟悉,从而使得这里的分析更便于为读者理解。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及其反社会救济的观点
马尔萨斯是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第一个主持东印度学院有关历史、政治、商业与财政的讲座,也被认为是最早也是他那个时代惟一的专业经济学家;其研究思维不仅直接地指向了马歇尔体系而成为马歇尔体系的真正先驱,而且潜含的自然选择思维又产生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适者生存”社会进化论。尽管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涉及到对货币的分析、分配理论以及一般过剩理论等众多方面,但他主要以人口理论出名,而且,他的其他理论几乎都是以人口理论为基础,因而这里就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一剖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上,马尔萨斯充满了悲观和忧虑,他确信人口超出粮食供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希望可以通过人们的理性决策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困扰社会的罪恶与苦难不应该归咎于罪恶的人类制度,而应归咎于人类极强的生育能力。马尔萨斯的分析存在两个基本假定:(1)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而提供食物的土地数量有限且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2)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会保持现状。相应地,他也就提出两个基本命题:(1)当人口不加限制的时候,将以一种几何级数增长,因而每25年人口总数要翻一番(相当于年增长率为3%);(2)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生存资料也不可能以快于算术级数的速度增长。[5]正因如此,马尔萨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人口具有高收入弹性的情况下,潜在的人口增长和食品供给之间将会越来越不协调,并呈现越来越大的差距;显然,这种发展趋势最终会引发社会危机,从而人类社会就必须要避免人口的过快发展。
那么,这一危机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马尔萨斯认为,对人口增长的最终限制除了有限的食品供应外,还有其他两种基本手段:一是积极的限制,如传染病、战争、饥荒、灾殃等等各种灾难都能够直接提高死亡率;二是预防的限制,如通过晚婚或禁欲以达到对于性生活的自觉和有意识的限制而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又包括道德抑制(如节欲、推迟结婚等)和罪恶抑制(如避孕、堕胎独身主义)两个方面。在马尔萨斯看来,罪恶和灾殃是古代社会的抑制方法,而现在社会中则是道德抑制占优。同时,尽管马尔萨斯把“道德约束”看成是减少人口压力的一种方法,但他却又特别怀疑自愿的计划生育;究其原因,这依赖于人类理性的完善,而马尔萨斯对人类理性并不信任。因此,马尔萨斯强调,没有多少指望这种约束是自愿的,直至晚年仍坚持“没有任何理由假设,除了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的困难以外的任何东西,能使这么多的人不早早结婚,或阻止他们建立尽可能大的健康的家庭”。[6]正因为对人口抑制的自愿方式持不信任的态度,因而马尔萨斯强调通过强制方式来减少人口增长率的必要性,而表现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大自然的强制提高死亡率,二是是通过贫困等迫使人们缩小家庭规模。显然,前者就预示了人类社会所逃脱不了的如此命运:人口过剩——饥荒、瘟疫、战争——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人口过剩……;而后者则意味着贫困与人口舒缓增长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这是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以及扶助穷人的主要原因。马尔萨斯的分析框架见下图: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知局限
基于这种人口学说,马尔萨斯几乎反对任何类型的社会救济和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强烈反对英国自1601年开始实施的由教区向穷人提供粮食、衣物、住所等物质帮助的旧济贫法。因为在马尔萨斯看来,给穷人更多资助的济贫法不仅会鼓励懒惰和浪费,而且会促使他们建立自己不能赡养的家庭,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下来,从而进一步“产生它所养活的贫困”。[7]相应地,马尔萨斯主张应该将穷人收容到“贫民习艺所”;而“贫民习艺所”实际上是一种奴役制度,在那里穷人生存的条件是彻底放弃做人的起码尊严。事实上,后来马尔萨斯提出的济贫法修正案获得了采纳,而该修正案对被救济者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这包括全部财产的抵押,甚至家庭的拆散。同时,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也影响了他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尽管马尔萨斯先驱性地洞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将会使得社会产品总值不能实现,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但是,他却极力否定通过收入分配来提高有效需求,因为他认为,改善劳动者生活将会刺激人口增长,最终依然会陷入社会贫困。基于这种思维,马尔萨斯强调,要解决生产过剩的危机,最好的办法是维持不生产者的消费,从而强调了食利阶级和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对维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只买不卖的阶级;增加有效需求的另一途径就是增加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阶级的支出,如奴仆、政治家、医生、法官、律师、僧侣等。[8]
显然,马尔萨斯的政策主张与当时绝大多数社会改革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社会改革者都继承了启蒙运动所激发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人类会逐渐走上成熟、人性可以不断完善,只是邪恶的制度限制了人类理性的成长而降低身份和带上枷锁;理性使人类有能力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平衡,从而最终使人类逐渐走向进步和光明,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水平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例如,英国政治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葛德文出版的《政治正义论》就强调,德性依赖知识和理性,一个人的性格取决于他生存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由遗传决定的,一个完美的社会可以创造出完美的人,因而通过不断培养更高的理性及不断增加福利就可以促使人类不断完善;而人类理性进步的主要障碍则是财产私有、经济政治不平等和国家的强制,而社会的灾难和不幸也源于私有制,因而废除私有制后人类理性将得到完善,此时人口过剩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同样,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提出,人性是可以完善的,社会终将走向进步,战争将被消除,不平等将被平等取代,教育将普及;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将会增加,但借助于技术和知识的进步,食物的供给增长会快于人口增加。[9]长期以来,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一直成为社会改革者和文人的批判之薮,甚至其本人也被视为有反社会和反人类的嫌疑。例如,葛德文女婿、诗人雪莱就批判马尔萨斯抑制人口的措施违背人类的道德良知,斥责反对济贫法的马尔萨斯是富人的传道士。托马斯.卡莱尔在一次演讲中对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抨击——“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而是令人懊恼的——它在‘供给和需求’中发现了宇宙的奥秘,将人类的统治者的职责降低为让人们自行其是,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要说,这门科学不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科学那样是令人愉快的科学,不,不是。它是阴郁、孤独而且的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痛苦的科学。”[10]
(二)西尼尔的纯经济理论与其政策主张间的悖论
西尼尔是牛津大学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被认为是李嘉图之后惟一一位深入探究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其经济思想力图摆脱古典经济学而倾向于1870年以后取得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西尼尔时代,由于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发展,经济学家被卷入了反映社会冲突中各种利益集团地位的规范化或伦理学的阐述中,比较注重研究社会福利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学理论存在许多的争论;与此同时,学院派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向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纯理论化”方向发展,经济学家也在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在这种情势下,西尼尔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从而成为纯理论的倡导者。在西尼尔看来,政治经济学“是论述自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科学”,而不是有关福利问题的讨论;相反,只要伦理学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构成部分,科学进步就永远也不可能使经济学家达成一致。同时,一旦将经济学中那些不科学、伦理学的命题消除掉,就只剩下几条经济生活的经验主义原则;此时,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经济学家就能够找出这些经验主义原则蕴涵的理论和实践观点,而这些结论的运用和实施并不是作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而是伦理学家和立法者所关注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应该是目前所谓的实证经济学,而不是规范经济学,对财富、善行和制度改革进行讨论不在经济学范围之内,而应留给国会议员去讨论。
然而,西尼尔又热衷于为政策开出药方:不但在几个重要的皇家委员会中工作过,而且也曾从事数量颇为可观的事实调查工作;结果,在西尼尔提出的政策主张与其纯经济学理论主张之间,往往就形成一道互为讽刺的风景线。事实上,西尼尔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强调经济学方法的“中立性”,他的“方法”要求经济学层面的分析要撇开福利和伦理因素,将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与其他学科割裂开来。因此,他的政策主张往往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劳动者或穷人会非常危险和不伦理,而明显体现了为现实制度和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性质。这一点,西尼尔的政策主张类似于马尔萨斯,却与当时的社会改革者存在明显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学家以及社会改革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正体现出:经济学本身的无道德性或伦理不及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西尼尔的几个政策主张以窥见一斑。
第一,西尼尔极力反对当时社会改革家提出的奥尔索法案:该法案禁止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并限制那些年龄在9岁和13岁之间的青少年的劳动时间(每天不超过12小时)。西尼尔的理由是,这个法案把经济损失强加给了9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同样也把经济损失强加给了9岁到13岁青少年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子女不能在纺织厂劳动更长的时间,从而就失去了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机会。但问题恰恰在于,(1)由于童工的工资远远低于成年人,因而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工厂就会大量雇用童工来替代成年人,从而出现父母失业在家而儿童工作养家的情况,而且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准将急速下降;(2)如果每个父母都能想利用孩子的劳动来增加家庭收入,结果就会导致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大量增加,雇主就可以尽可能地压低成人工资,迫使人们付出更多劳动却没有相应的收入增加。显然,西尼尔自以为维护弱势群体的政策,最终损害的恰恰正是这些家庭的利益。所以,奥肯指出,“社会禁止你出售权利,这显然是侵犯了你的自由,但同时也保护了你,以防他人夺走你的权利”。在奥肯看来,正因为法律禁止将权利作为最后求救手段,从而堵住了陷于绝望和困难者的某些潜在出路,因而社会就必须有更好的方式来防止或减轻那些绝望。譬如,当禁止使用童工后,寡居的母亲和残疾的父亲想从年轻的子女所挣的工资中得到收入的机会被剥夺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就是一个援助困难者的更好方式。[11]
第二,西尼尔极力反对当时法定的10小时工作日,其所持的理由就是“最后一小时工资”理论:利润来自工人最后一小时的劳动,是依赖于劳动者一小时没有报酬的劳动;因此,这一工作小时数的减少,就会消灭制造商的利润,而这些利润是一天12小时工作中最后两小时创造的。显然,按照西尼尔的逻辑,“棉纺厂的利润假定是百分之十,如果把工作日缩短为十一分之一,利润即将化为乌有,因为全部利润都是在最后1小时创造出来的”。问题就在于,西尼尔错误地认为,一个劳动日减少一个小时将减少变动成本和产出,但却不影响固定成本;相反,劳动的减少将迫使厂房和设备闲置,从而增加每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负担。实际上,西尼尔本人曾在几个重要的皇家委员会中工作过,而且他在这些委员会中曾从事数量颇为可观的事实调查工作,却往往得出荒谬的结论,他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也往往引起后人的嘲笑;熊彼特认为,西尼尔是能干的,但是,打瞌睡的时候太多了,也即蠢话说得太多了。[12]
第三,在济贫法上,西尼尔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并作为“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主笔完成了制定新济贫法的报告,提出了“十分经济的改革建议”,而新济贫法体现了委员会报告的如下观点:(1)不论工作环境和工资状况如何,工人都接受市场提供的任何工作;(2)任何不去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只给他不必忍受饥饿的救济;(3)救济不应高于市场中的最低工资,应使他的状况变得十分痛苦,从而促使他有动力去寻找工作而不计较工作环境和工资。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历史学家评价说:“与其说这是一个经济解决方案,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压迫的和退化的机制。这比1834年前的济贫法有更多的非人待遇,并比最低外部工资制度更加不合理。作为对贫困的惩罚,它强制劳动者进入像监狱一样的工厂,强行分开丈夫、妻子和孩子,甚至打消他们生育出更多贫民这一危险的诱惑。”在行业工会上,他反对行业工会运动,主张禁止劳动力对行业的共谋与限制,取缔工人纠察队,没收工会基金。
总之,从欧洲诸国的社会制度变革和改良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悖象:一方面,许多关注社会进步和完善的社会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社会的改革,并成为一系列法案的积极支持者或推进者;另一方面,那些学院派经济学家却反对社会改革家提出的各种改革,而极力维护原来的秩序。事实上,1819年一项针对监管童工的立法议案——《棉纺厂管理法》最早就是社会改革家欧文推动的,它禁止棉纺织厂雇佣9岁以下童工,并规定所有16岁以下童工的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 小时。但当议案被提交英国议会讨论时就遭到贵族院(上议院)和棉纺织厂雇主们的强烈反对,其基本论据是:孩子们想工作,工厂主也想雇佣他们。难道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同时,雇主们有关“劳动力应当自由”的观点也受到注重福利经济学分析的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支持。例如,马尔萨斯就反对扶助穷人、反对济贫法、维护既存的谷物法;同样,西尼尔不仅在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援助上反对奥尔索法案,而且在弱势群体的力量联合上反对行业工会运动。与这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不同,约翰·穆勒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在大学任教过,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业余时间进行的;相应地,他深切地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穷人的需要,并积极主张对现有不平等制度进行改革。再如,作为一位通俗化的社会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积极主张社会改革,他为英国广播公司主持的系列专题片《没有把握的时代》获得了广大社会观众的支持,但职业经济学家却不屑一顾;与此相反,弗里德曼为抵消加尔布雷思的社会影响而制作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获得社会大众的反应平平,但职业经济学家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那么,社会学家以及社会改革者与职业经济学家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的经济政策分歧?这就涉及经济理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中内含的价值立场和利益取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强调,它的论断立基于理性的分析而不是价值形态的说教,从而是客观和科学的。问题是,经济学果真能够离开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吗?明显的事实是,尽管西尼尔强调纯经济理论是价值中性的,但他本人却成为19世纪30年代最露骨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英国经济学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在于,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西尼尔抑或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理性分析并不是“客观”和“中立”的,而是根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改革者在社会改革思维上的差异正体现出:主流经济学本身所谓的“无道德性”或“伦理不及性”恰恰潜含了极其狭隘的价值问题。结果,纯经济学理论的倡导者一方面鼓吹经济学方法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却提出往往不利于劳动者或穷人的政策主张。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家依然能够基于所谓的“客观”和“科学”分析而对这些政策的不良后果却心安理得。显然,这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了社会实践的制约。
[2]K.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3]科斯:“国富论”,载《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4]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5]马尔萨斯:《人口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页。
[6]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7]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页。
[8]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厦门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9]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
[10]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11]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奔洲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2]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6页。
 
三、现代经济学能够看见的和不能看见的
上面从两个例子来说明主流经济学家所开出的社会政策之荒唐性,为什么说荒唐呢?因为他们的思维与民主社会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是相左的,政策主张与社会发展也是明显背道而驰的,对社会大众更是危险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主编白哲特就宣称,“每一个真正的英格兰人在内心中都不会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去世而感到遗憾。”[13]但是,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析又似乎都是建立在“严密”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逐利的本能、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棉纺织厂的雇主们之所以反对改变现行的法规,也就是从经济上寻找依据的,如新的禁止童工的法律将使得产品更为昂贵,乃至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竞争力下降、工厂倒闭和失业,也会降低那些无法再利用小孩工作之家庭的收入。经济学家只不过将雇主的这些关注理论化和系统化,并赋予了效率思维;正是基于静态的经济计算,学院派经济学家就起而反对这些制度变迁。事实上,正是基于效率和经济考虑,马尔萨斯对穷人总是抱有一种极端冷漠、残酷甚至有些变态的“理性”态度,他为此甚至被认为有反社会和反人类的嫌疑。而且,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为马尔萨斯进行辩护,也在于他们基于同样的效率原则。例如,施蒂格勒就强调,经济学家工作的科学性要求他们只能“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因此他们总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善意的政策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就算提供了坏的消息、作出悲观的预期或者对政策作出尖锐的批判;[14]而马尔萨斯之反对济贫法,所应用的不过是经济学的逻辑,即使他的主张违背了穷人的利益,却符合社会进步的原则,因而应该得到支持。
显然,基于效率原则为那些引起社会大众反感的社会现实进行辩护也是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的特性。譬如,当社会大众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房价高涨等现象极度不满时,一些经济学家却热衷于为此类现象提供合理化经济分析乃至鼓吹;而且,这些经济学者还宣称,自己的结论都是理性分析的结果,而那些批判者则是无理性的愤世者。问题是,经济学根本上不是要关注人们的福利吗?而福利本身不是与人们的切实感受联系在一起吗?那么,经济学又如何撇开社会大众的感受而强调其研究的理性和客观呢?同时,学院派经济学者从效率角度来论证诸如限制童工、减少劳动时间以及提高基本工资等制度变迁和改造的无效性,而社会改革者却质问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让孩子们仍待在棉纺织厂里而不是在学校读书,难道符合文明的进步吗?让那些农民工们冒极大的危险而取得微薄的生存工资,难道符合社会正义的发展吗?其实,效率本身只是一个实现特定目标的速度指标,那么,从人类社会的合理发展出发,以多大的成本来实现孩子的学校教育和农民工的应得权利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此权衡过程显然就涉及到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布罗姆利写道:“制度变迁考虑的是特定的制度安排会使哪些人的利益提高,哪些人的利益受损。这些选择本质上就具有分配的性质。”[15]显然,这些都揭示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以及由此得出理论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犯了巴斯夏所称的“只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的错误。
(一)如何评估庸俗经济学家及其学说
巴斯夏的长篇论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虚构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顽童不小心打碎了一家面包店的橱窗,一帮看热闹的人开始从经济方面思考这一事件。他们得出结论:这个开始看起来是一个有害的破坏行为,却由于玻璃装配行业可获得额外的收益而成为从经济上看是一积极性的事件;究其原因,店主会重新购买一块玻璃,而玻璃商又可用这笔钱去支付给另外的人,如此循环就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也即,从破坏中诞生了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破窗理论”。但是,巴斯夏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些人仅仅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事实上,此事的全部积极效应只是对玻璃装配商而言的,因为被打碎玻璃的主人现在要为装修付钱,而这一支出不是为了有益于经济的目标。例如,面包店店主本可以用那笔钱来购买新书或新鞋,现在则不去买新书或新鞋了,结果,书商或鞋商就成为了牺牲品,这却永远也不为人们所知;显然,那些好心的、涉足经济过程中的人从来没有比较准确地描写这种看不见的副作用,没有考虑到除表面当事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书商或鞋匠——的利益。显然,“破窗理论”揭示出了某些经济学家在研究视野上的狭隘,因为他们往往是在既定的框架内提出并分析问题,他们的思维经常被成见所禁锢,从而这类视野狭隘的经济学家就不是“好的经济学家”。为此,巴斯夏指出,“一个好经济学家和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事实上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行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16]也即,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只能是那些不仅看到直接结果,而且也能看到经济政治行为的后续结果的人。[17]
按照巴斯夏的“破窗理论”,好的经济学家往往表现为深刻的认知和深入的洞察、广阔的视野和透彻的理解;而坏的经济学家则体现在对世界的认知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赫兹里特就指出,“经济学的一书在于不仅考察一种活动或政策的直接影响,而且还要考察其较长期的影响;不仅探寻该项政策对某一个团体的影响,而且还要考察它对所有团体的影响。”[18]一般地,一个经济学家视野的广阔程度往往取决于两个层面的因素:(1)认知能力层面,这主要与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2)意识形态层面,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学术理念和学问态度。同时,人的大脑及社会实践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认知的有限性,对于客观真实的世界,人的认知只能停留在相对的水平。既然人的认知的局限性是客观和必然的,人的视野的狭隘也即是客观而绝对的;因此,好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努力追求突破这种局限性并能够突破这种局限性的经济学家,而坏的经济学家也不过是甘于屈从或者无力突破这种局限性的经济学家。[19]显然,按照巴斯夏关于好的或者坏的经济学家的标准,马尔萨斯和西尼尔都是有着严重视野局限的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法案对他人利益以及自己长期利益的影响,因而不是“好的经济学家”。关于这一点,这里主要以马尔萨斯为例加以剖析。
其一,就认知能力的局限而言。马尔萨斯对人口发展的观察仅仅体现了当时的一般现象,而这一现象早在其150年以前就为威廉.配第在《人类与政治算术》一书中详细描述。但是,马尔萨斯却以一时的现象来预测未来的发展,就明显犯了工具主义的谬误。同时,马尔萨斯所提出的解决措施也为很多学者所提出,如坎铁隆就认为如果缺少生活资料的限制,人就会像仓中的老鼠一样倍增,而孟德维尔则提出了用罪恶来限制人口增长,并把外科医生和吸毒者都包括在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措施之中。中国的洪亮吉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人口增长问题,并断言生物界相杀的现象“不过恃强弱之势,寡众之形”(《意言.百物篇》),并提出了比马尔萨斯更为全面的两类措施:天地调剂法(即水旱疾役)和君相调剂法(《意言.治平篇》)。但显然,马尔萨斯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仅仅论述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只是从自然层面来认识贫困和饥荒的原因。但他却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没有探究影响供求的结构因素,从而无法从社会制度层面揭示贫困和饥荒的真正根源。所以,熊彼特指出,“试图形成有关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行为(即认了增长和市场资料增长)的独立‘规律’的任何努力肯定都是毫无意义的。马尔萨斯的整个论证在技术上是糟糕的,在内容上是愚蠢的。”[20]
同时,马尔萨斯对表面现象间相关性的分析上还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1)他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是根据当时美国的数字,而当时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是外来移民激增而不是自然繁殖;(2)他关于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理论基础是西欧诸国日益显现出来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因为西欧的土地已经基本被开发而呈现出日益的有限和稀缺性。也就是说,马尔萨斯一方面利用了美国的人口数据,另一方面却利用欧洲的土地数据,从而在数据上就存在严重的张冠李戴现象。事实上,随后的李斯特就指出,“人口增长率大于食料生产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人口就是再增十倍或甚至百倍也足以供应……以生产力的目前限度为标准,据以计算多少土地能养活多少人口,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器具不大,目光短浅。”[21]既然如此,马尔萨斯为何能够迅速成名呢?罗斯巴德认为,除了他的著作迎合了时代潮流——英国知识界和公众正急剧地从欢迎法国大革命转向反对——外,还在于他那伪造的马尔萨斯比率迎合了当时“科学”氛围,人们正日益渴望对人类行为加以模型化并运用数学和“硬的”的物理科学进行人类行为研究。[22]
其二,就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言。马尔萨斯学说中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他所持的意识形态上:(1)马尔萨斯是一个自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只有最优者才能生存,而政府救济则会导致那些“不适者生存”,从而违反了自然法则;(2)马尔萨斯信奉人类的不幸是源自上帝对“原罪”惩罚的宗教信仰,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层”没有能够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而改进人类境况的那些措施如包括对穷人的救济其实无济于事,社会进步方面的每一种努力往往都会导致不可抑制趋势的灾难。在马尔萨斯看来,尽管人类的理性能力是上帝赋予的,但上帝并没有承诺给予人类充分的理性。例如,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上帝赋予人们生育的能力,同时给予人们满足生存的生活资料,但他从来没有承诺二者的平衡。马尔萨斯强调,如果上帝必然要惩罚人类,那么,灾难就是人类的宿命。因此,马尔萨斯终身都是富人利益的辩护士,他对穷人的艰难处境似乎从来也就没表示过同情。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马尔萨斯对当时的社会改良措施和学说持有强烈的抵制和反对态度。
事实上,早在马尔萨斯之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就已经关注人口问题。孔多塞认为,人口的增长特别是“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他们的生存手段”就会导致“或是幸福和人口的持续下降的一种真正的退化运动,或者至少是在好与坏之间的某种徘徊”。但同时,孔多塞预见到自愿的生育率减低,并且预言基于“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并且,孔多塞还展望了一个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未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存在,而是给他们以幸福”;这种类型的理性思维主要是通过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来促使人们自愿选择这么做。[23]在此之后,西斯蒙第也强调资本主义人口过剩只是相对人口过剩,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就可以为防止“与收入不成比例的人口增加”。而且,西斯蒙第还主张,通过教育等形式来降低或停止生育,强调“为贫困而生小孩,也就是为罪过而生小孩”。[24]在很大程度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之所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作为研究人口统计学的一种科学贡献,而是作为对葛德文、孔多塞和欧文等关注用社会立法手段来改善人类社会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驳斥,并为维持生存工资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看不到问题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说
正是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经济学家往往反对国家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反对任何改变当前社会力量结构的政策和行动,这种情形不仅体现在马尔萨斯和西尼尔身上,也广泛出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身上。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主流经济学家都与西尼尔一样,反对最低工资立法,反对集体劳动权,这可以从近年中国制定和推行《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所遭受到如张五常、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等“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和反对声中窥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只是继承了以“导师”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智慧。
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道:“最低工资法也许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其影响和善意支持该法规的人们的意图恰好相反的最明显事例……事实上,如果最低工资法有任何影响的话,那末,它们的影响显然是增加贫穷。国家能够通过立法制定一个最低工资率。但它很难要求雇主按照最低工资雇佣所有以前在最低工资率以下被雇佣的人。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雇主利益的。因此,最低工资的影响是使失业多于没有最低工资时的情况。就低工资确实是贫穷的象征而言,那些因之而失业的人们恰恰是那些最经受不起放弃他们一直在拿收入的人。”[25]在这里,弗里德曼显然和西尼尔一样没有看到那些不能看到的东西:(1)实际生产并不在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收入分配也不是决定于劳动贡献而是力量结构,最低工资立法只是提高劳动者的一点谈判力量,减少雇主的一点收益;(2)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对立的,而且两者的总和生产力以及相应的总收益往往取决于两者的关系状态,更为公平的收益分配往往有助于总和生产力的提升。事实上,从纵向比较来看,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设有不同程度的劳动保护法,但失业率显然不是比以前更高而是更低;而且,即使横向比较来看,那些收入更为平等的国家也并非会产生更高的失业率,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生产率往往更高。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不仅严格限制了经济学家对社会问题的发现,而且也限制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视野宽度,这里举有关卢卡斯的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1.20世纪80年代初,卢卡斯与荷兰学者克莱默(Klamer)之间有段对话。克莱默:“送我来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尽管是个会计,但他在开车,因为他找不到工作。显然他很懊恼。似乎很多人都这样。”卢卡斯:“如果他现在在开车,我就会把他叫做出租车司机。”克莱默:“但他是一个懊恼的出租车司机。”卢卡斯:“可是,这就是命,我们有的时候抽到好签,有的时候抽到坏签。”但天哪,当时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4%,而卢卡斯却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人们所犯的错误。[26]
事实上,“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本身就浸含了价值判断。当我们说一个人不去工作是“自愿失业”时,意味着他不愿接受市场的低工资或者市场所提供不如意的岗位。既然这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本身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因而政府也没有必要为他的失业负责。相反,当我们说一个人不去工作是“非自愿失业”时,意味着市场所提供的岗位并不符合他的专长,或者市场能够支付给他的工资远低于他所具有的工作能力。既然劳动者不能人尽其才,这意味着失业就是源于市场结构的失衡,因而政府就应该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变现状。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却往往推崇自由市场,将失业都归咎于个人的选择,却看不到现实市场的结构缺陷。例如,米塞斯就写道:“在自由市场里,失业往往是自愿的现象。在失业者的心目中,失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市场结构有时会使工资率下降。但是,在一个未受限制的市场里,对于每种劳动,总存在一个凡是想工作的人都可得到工作的工资率。最终的工资率,是那些找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到工作的工资率,而且是所有的雇主想雇佣多少工人就能雇佣多少的工资率。这种工资率的水平,取决于每样工作的边际生产率。”[27]
例2.1995年,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美国几家电台搞了一个访谈。一位节目主持人问:你认为美国经济怎么样?卢卡斯马上说道:还可以(It's okay),而没有再往下说一个字。节目主持人呆了,再问:没有任何话要讲了?卢卡斯回道:我已经说了It’s okay。于是,一分钟不到节目全部结束。但天哪,当时美国社会经济潜含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作为一位对社会经济问题应该保持敏锐性的经济学家竟然说:一切都没问题。
事实上,经过里根时代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降低富人的税收,削减穷人的社会福利等,使得社会不平等持续上升,当时贫富之间的鸿沟已经逼近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最高水平。桑德尔就写道:“这个时期几乎所有提高的家庭收入都跑到最富裕的1/5人口手上去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况变糟了。财富分配也明显日益不平等。1992年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拥有全部私人财富的42%。十年前这一数字还是34%,现在美国人的财富集中程度比英国高出两倍还多。”[28]但是,卢卡斯却完全看不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在美国经济学会2003年度会长致辞中还宣称,“预防萧条这一中心问题已经被解决”。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最终导致了2007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即使如此,卢卡斯依然争辩说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工人和企业很难将由通胀或通缩导致的整体价格水平变化与由各企业自身具体的商业环境变化区分开来。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卢卡斯警告道,任何试图与商业周期作斗争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并且,他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视为“次品经济学”,认为这些激进政策只能使一切雪上加霜。[29]同样,就在历史上最大经济崩溃发生前的几个月,被托宾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经济学家的费雪还告诉他的同事,经济周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本应对社会经济问题保持敏锐的经济学家、甚至是被称为现代经济学泰斗的卢卡斯,对如此明显的现实问题都完全熟视无睹呢?根本上,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是狭隘的,它为一切市场现象辩护,从而根本看不到现实经济问题。其实,针对凯恩斯经济学热衷于相机抉择的干预政策,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提出告诫说,在推行这些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大众可能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否则政策的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这提供了一种认识现实的思维,从而不要过分迷恋“幻觉”,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由此说,市场主体具有完全的理性预期,以致任何政府政策都是无效的,这显然就走上了更严重的极端。斯基德尔斯基就质问道,“如果工人是理性的,那么,把工资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水平时,他们为什么如此低效?”[30]
[13]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14]施蒂格勒:《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李淑萍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15]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6]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页。
[17]参见多林:“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宣告人:巴斯夏”,载巴斯夏:《和谐经济论》,许明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会1995年版,第11页。
[18]Hazlitt H., 1979,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2d ed. New York: Crown. P.5.
[19]赵峰:“坏的和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6月6日。
[20]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67页。
[2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4页。
[22]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63页。
[23]转引自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24]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38页。
[25]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3页。
[26]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27]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618页。
[28]参见桑德尔:《民主的不满》,曾纪茂、刘训练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
[29]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30]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局限
2016年初,一段“女孩在医院怒斥票贩子”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所有的票贩子安排我们排队,却把他们自己人排在前面,后面的老百姓都不敢吱声,保安去哪里了”,“300块钱的号,他要4500,我天”。据报道的具体情形是:1月18日晚,女孩在医院门诊下班后就开始排队,排了两个多小时后一个号贩子忽然加塞到队伍的第一个,女孩怒斥号贩子插队,结果被号贩子摔坏了手机;等到女孩上前时,挂号室工作人员跟她说没号了;但她退出来后,发现旁边那队里站在她后方位置的一个人随后却排到了周医生的专家号;有些生气的女孩就去拉挂号室的门,却被保安拦出来,因而报了警;在等待警察的过程中,女孩就开始指责号贩子、医院和保安。另据记者调查,号贩子对一般专家的号收300元至500元“服务费”,对知名专家的号所收的服务费则达2500元。视频曝光后,网友大多称赞女孩的行为,并主张加大力度打击倒卖票号的行为,以及查处医院某些人的利益输送行为;同时,国家卫计委也责成市卫计委调查,对医院工作人员和号贩子里应外合严肃查处。
在一片哗然声中,“经济学家”王福重却写了篇《全社会都该感谢号贩子》,宣称号贩子做的是正常生意,从低买高卖中赚取差价,这就如炒股、摆摊一样,“号贩子,是侮辱人的称呼,还是叫看病中介好。尽管名声不佳,但他们缓解而不是加剧了看病难,并且指出了看病难的解决方向”,“排队机会成本高的(大老板),身体不好不能长时间排队的(老人),以及突发急症必须看专家的,这些人对价格不敏感”,“你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否则,为什么生气?如果亲人的病真的那么急,那么重,为了救命,还在乎4500块钱?”因此,“号贩子的作用,就是显示专家号的稀缺程度,也就是真实价格。他们让那些真正需要看专家的患者,看上了专家号,让那些不那么急迫的,不需要看专家的,不看专家,专家号实现了其存在的目的。善莫大焉”。[31]那么,这位“经济学家”的理性分析合理吗?经济学家们为何往往有这些奇谈怪论呢?
毋庸置疑,现实商业社会中和市场经济存在大量的不人道、不伦理以及不合理现象,但针对于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人不仅采取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态度,而且每每还要基于理性分析逻辑来证明它的合理性。譬如,面对层出不穷的煤矿灾难,有经济学家宣称,黑窑为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从而利大于弊;面对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有经济学家宣称,腐败有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从而对社会发展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的;面对依旧残缺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经济学家宣称,这有助于增加大家的危机感,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面对国企改革造成的工人下岗,有经济学家宣称,这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社会要发展就必然有人付出代价;面对不断高企的房价,有经济学家宣称,这是供求规律决定的正常现象,这表明了收入增加和经济繁荣,从而是好事情;面对不断拉大收入差距,有经济学家宣称,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市场经济发展会自动解决。在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市场中的任何现象都是正常,都是合理的,从而也就用不着作杞人之忧。
譬如,尽管自由市场的推行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典型地反映在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但主流经济学人却说,这没什么呀,高管之所以能够拿高工资,正反映出他所作出的贡献大。但试问:谁能告诉我企业高管如王石究竟对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做大贡献呢?没有他企业究竟会遭受何种损失呢?如果说,企业高管的贡献大小可以由工资反映,这不是同义反复吗?当然,企业高管如王石也会说,难道我所做的贡献还不是一个演员吗?我辛辛苦苦一年也只有数百万,而一些明星一场秀却可以拿数百万,一年甚至可以拿上亿元。如王宝强离婚事件出来后,人们发现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赚得了数亿元,仅《奔跑吧兄弟》的出场费高达800万。尤其是,人们拿明星收入与科学家相比较,就发现科学家太憋屈了,要知道,科学家的重大发明将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呀!即使拿环卫工人与王宝强比,一万个环卫工也顶不上一个王宝强的收入,但如果没有这一万名环卫工,社会又会是何种景象呢?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却辩护说,王宝强的收入是那些商业公司自愿给的,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利。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商业公司从哪儿拿出这么高的收入给王宝强呢?毋庸置疑,这些收入最终还是会通过劳工低工资和商品高价格转嫁到消费者或普通大众身上。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又辩护说,低工资反映了劳动者较低的产出贡献,高价格则体现了消费者所获得的较高效用,这也没什么不催的。但又要问,是谁以及用了何种精确手段界定了不同劳动者的产出贡献?我们如何评估消费者从商品中获得的效用?如果说消费者从中获得了更高效用,那么我们就要问:商业公司给高管如此高的收入,难道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了吗?社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由于明星片酬越来越高,甚至已经达到一部作品全部成本的50%到80%,从而严重挤压了制作资源,并导致影视作品整体质量下滑。那么,企业高管们所拿的越来越高的年薪,不也会挤压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吗?
其实,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王朝赏赐给官僚贵族们的收入也是转嫁于社会大众的税收,只不过运用了行政或法律机制。但是,现代经济学对前资本主义的收入转移大肆批判,而对现代商品社会中的收入转让却不置一词。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标准呢?难道通过市场或价格机制转移社会大众的收入就一定比行政或命令机制更为合理吗?很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所衍生出的种种现象的维护,现代经济学人往往宣称他们是基于严密的理性分析,并将反对他们的结论和主张视为反对理性和反对科学的。问题是,他们所谓的“理性”分析就是唯一合理的标准吗?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理性呢?这些“主流”经济学人,一方面强调经济分析应该基于理性逻辑之上,从而不能由社会大众的投票决定;另一方面又基于所谓的理性逻辑分析而理直气壮地提出一系列的有悖于基本人伦的政策建议。但试问:难道经济学的“理性”可以意味着反道德性吗?经济学的“科学结论”可以意味着穷人的“苦难”吗?我们只要看看这样的事实就行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等其他富国,即使是最忠实的自由市场拥护者,也不会将重新启用童工作为他们大力宣扬的市场自由化建议的一部分。[32]沃勒斯坦写道:“正因为把价值排除于社会研究之外,因而19世纪的研究是地地道道的矫揉造作。”[33]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分析为何会得出如此“反穷人”的政策主张呢?这就涉及其基本思维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选择,这种思维和方法严格限制了经济学家对社会问题的发现,限制了他们对问题解决的视野宽度。
(一)就社会哲学看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社会哲学观上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方面,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它排除了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乃至文化心理等的考虑,而极端地崇尚基于个体力量博弈的纯粹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它将丰富多样的人抽象为原子式的个体,他们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在上帝式的拍卖人的引导下形成社会的和谐一致。这样,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接受并合理化社会现状,反对国家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反对任何改变当前社会力量结构的政策和行动。正因如此,对经济学来说,就没有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了,因为它已不再是为了发现现实中的问题,不再是追求人类的理想,而是基于理性选择行为或供求分析框架对现实的描述和合理化解释;相应地,它所倡导的经济政策也不外是建立起诸如单一货币供给、单一税收、单一教育券、单一负所得税等一般的抽象规则,而不再关注人类社会的起点是否平等正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缓和不平等和不正义。
正是在这种社会哲学观的支配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就逐渐兴起,而且,这种思潮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尤其在经济学界更是甚嚣尘上。问题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极端地崇尚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而这明显地与自由主义日益复杂化的内涵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自由主义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复杂的过程:早期自由主义主要关注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但现代自由主义则更加关注贫困和社会保障,关注社会正义,因而自由和平等已经不可分离。显然,浸含在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政策主张上都具有明显的简单化倾向,没有深入剖析人类社会中业已存在的多样化协调机理,甚至也很少有人知道市场化伦理本身就是市场机制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一事实。赫希曼在1991年发表的《反动的修辞》一书中就指出:那些保守的批判家正沉着自然地撰写“百无一用”的论文。[34]
(二)就分析方法看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又形成两大基本取向:一方面,根基于肯定性理性和个人主义思维,它发展了理性经济学人分析框架,并着眼于个体行为和微观现象的分析;另一方面,为了使用形式逻辑和构建数理模型的方便,它采取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思维,并倾向于对孤立行为和现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理性选择框架的抽象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它无法看到社会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忽视了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复杂结构和机制。诺思写道:“人类学习不仅仅是单个个体终其一生的经验累积,而且也是过去数代人的经验累积。社会的学习累积体现在语言、人类记忆和符号存储系统——包括构成社会文化的信念、神话和做事方式中。文化不仅决定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它的支持性框架约束参与者,从而影响长期的变迁过程”;而且,“社会绩效特征的巨大差异表明,在历史过程中人类建立的支持性框架中的文化部分也是影响经济和政体绩效变化的核心。”[35]
正是在这种分析方法的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广泛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相反,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现存当成理所当然,它不仅体现了人类理性而且具有充分效率。同时,基于局部的“最优”分析而推出的政策建议,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会引发“以偏概全”和“盲人摸象”的社会困境。譬如,就经济增长而言,研究投资的学者强调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性,研究贸易的学者强调加大对外贸易的重要性,研究金融的学者强调做大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研究教育的学者强调提高教育支出的重要性,研究制度的学者强调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研究生育的人强调人口红利的重要性,研究地产的学者强调房地产作为支柱地位的意义,研究企业的人则凸显国企改制的意义……。按照这些研究,每一项都需要加码投入。问题是,政府现在可使用的资源就那么多,究竟该投哪儿呢?显然,这些研究又都给不了什么真正的建议。实际上,任何事物的解决都需要抓主要矛盾,但目前这种分散研究根本就不知道“主要矛盾”在哪,而像摸象的盲人们一样,每个人人都只是凸显和夸大自己片面的认知。
(三)就认知思维看
进一步地,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运用的认知思维和分析方法根本上源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一方面,它衍生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肯定性理性,从而倾向于接受并合理化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它又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地向自然科学攀亲,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大量使用数学手段,试图获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简洁和优美的经济规律。例如,费雪就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的影响下而成为数理经济学先锋的。基于肯定性理性和数理逻辑方法的结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就呈现出这样两种基本倾向:(1)它逐渐将经济学视为一门审美艺术,经济研究也被等同于艺术创造,致力于逻辑的严密性和优美性;(2)它逐渐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解释性学说,经济研究也被等同于故事编造,致力于故事的巧匠构思和自圆其说。但显然,这两种研究倾向都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科的本质和经济研究的根本宗旨:它根本上混淆了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差异,以形式逻辑这一静态平面的眼光去审视应该反映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现象之理论,必然就无法真正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的肯定理性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破窗谬误”的提出者巴斯夏也就热衷于为市场竞争和自发秩序进行辩护,将自由放任视为最理想的经济制度。实际上,巴斯夏对于所有形式的政府都持有高度质疑的态度,一生都在不断宣传政府对于个人和私人财产及产业的控制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效率低落、经济负面的影响以及带来道德上的非法性。究其原因,巴斯夏具有强调的“经济利益注定会和谐”的乐观信念:自发的发展而不是强制性的制度使得增加着的收入能够更广泛地扩散,而政府干预只会扰乱这种和谐;当国家供应满足个人的欲求时,就会失去在国家不提供满足其欲的手段的条件下他选择的自由。结果,巴斯夏借用寓言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由于自身并没有考虑到具体事物的差异,从而也就潜含了一个“寓言谬误”。熊彼特就指出,巴斯夏的著作“缺乏推理力,或者无论如何,它的缺乏运用经济分析器械的能力,使得它在此处无权请求受到重视。我不认为巴斯夏是一个不好的理论家。我认为他不是一个理论家。”[36]
关于“破窗谬误”提出者巴斯夏本身在理论上所潜含的“破窗谬误”,这里举一例加以说明。巴斯夏认为,自由市场中的所有利益都是合法的,而“所有合法的利益都是和谐的”,从而为自由贸易辩护而反对任何的保护主义政策。为此,巴斯夏虚构了一个经典例子《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国内一群蜡烛商在请愿书中诉苦,说他们天生没有竞争力,忍受不了外来竞争者太阳的竞争,而太阳在白天不让人们用蜡烛;为此,他们要求议会立法杜绝窗户制造,因为正是通过窗户阳光的邪恶竞争使得光亮完全免费了。而且,蜡烛商认为,如果天下一片漆黑,就不仅蜡烛商而且全国都可以从中获利;例如,为了抽取更多的、用于制作蜡烛的油脂就必定有更多的猪被宰杀,因而屠夫就可以生产更多、更便宜的猪肉。但是,巴斯夏指出,这些保护措施完全是站在制造商利益的角度,却让消费者承担所有的代价。相反,巴斯夏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认为,如果这份申请书果真被批准,那么消费者确乎要花钱去卖更多的蜡烛,但有了客观上不花钱的太阳光的好处,他就可以把钱省下来用于其他方面,从而给其他的经济部门带来好处。[37]那么,巴斯夏所构设的这个“蜡烛制造商寓言”果真能够驳倒贸易保护主义吗?
我们逻辑分析如下。首先,巴斯夏用以比较的“太阳”对国内消费者不仅充足的而且是免费,并由此将外国商品等同于大自然慷慨的赠予。问题是,其他国家倾销的进口品是充足和免费的吗?事实上,国外为它所提供的物品是要收费的,而这些收益又为它今后的竞争优势带来正反馈作用,更不要说这些收益还会通过其他途径而产生连锁效应并进而影响其他领域的竞争力。如收入的增加会影响该部门进而全社会的科技创新。其次,巴斯夏也会宣称即使基于比较优势的进口品即使不是免费的,但也要比国内相应产品更廉价,从而对国内财富的影响是正面的。问题是,进口品的“廉价”性稳定吗?事实上,一旦国外进口品独占了市场,它就可以且会逐渐采用垄断高价,使得国内消费者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更不要说,在特定时期,进口商还可能切断供应以谋取其他利益。再次,巴斯夏也许会说,进口品提价将导致它的比较优势下降,从而国内就可以生产此类商品。问题是,一个产品或商业果真能够如此容易进入吗?事实上,且不说固定资本投入和规模经济对新厂商的阻碍,即使就生产技术而言,它也是内生成长的,如果没有前提的技术投入,相对于进口商的比较劣势就会越来越大。显然, 巴斯夏并没有考虑这些,这也反映出他本身就犯了他提醒的“破窗谬误”的错误。
总之,正是基于特定的认知思维和分析方法,这严重限制现代主流经济学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开出的政策药方还会严重误导社会实践。譬如,基于自然主义的均衡思维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采取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热衷于静态地考查其着力分析的具体个案;结果,这就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而没有将事物置于历史的和整体的框架中进行动态分析。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普遍地只能看到能看见的或愿意看见的一面,而无法考虑到看不见的或不愿意看见的一面,从而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事实上,正如诺思所说,“经济史是一部由错误计算导致的饥馑、挨饿、战败、死亡、经济停滞和衰退,甚至整个文明消亡的令人沮丧的故事。即便是对当今新闻最偶尔的检视,也表明这种故事并非是最纯粹的历史现象。”[38]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视界中却完全看不到这些。因此,被马克思称为19世纪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狄更斯就将利益计算的经济学视为一门邪恶的学问,因为理性计算疏离了人与人的社会关联;相应地,经济学家是一群冷冰冰的理性动物,“在他们眼中除了符号和均值,别无其他——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最邪恶和最可憎的恶行。”[39]
[31]“经济学家:号贩子善莫大焉 全社会都应感谢他们”,http://mt.sohu.com/20160128/n436221095.shtml。
[32]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3]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9页。
[34]Hirschman A.O., 1991,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5]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
[3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8页。
[37]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22页。
[38]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39]奥利弗.科尔曼:《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方钦和梁捷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五、经济学帝国主义中的“破窗谬见”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认识思维和分析方法上的狭隘性必然会导致“破窗谬误”,而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当这种认识思维和分析方法运用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时,所产生的“破窗谬误”也必然会越来越凸显。事实上,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并不是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真正契合,而是具有强烈的单向性:主要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推广并运用到其他社会学科分支之中,从而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变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内容,并最终取消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支,经济学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明珠和灯塔。相应地,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所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颖”观点往往都蕴含了明显的狭隘性和片面性。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和集大成者是贝克尔。贝克尔指出,“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做出一种统一的解释。”[40]在贝克尔看来,合理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这种合理的方法在经济学领域首先形成并适用于其他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那么,这种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的核心是“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41]而且,认为“经济分析能够想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2]为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极大地拓展了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围,并建立了一般性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下解释和预测个体的选择行为,并假设偏好对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且稳定不变的。
基于这一逻辑,贝克尔等人就致力于社会科学各分支的重新统一,试图用一些基本原理来分析那些日常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从而将经济学的研究拓展到那些以前只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所关心的领域。正是在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中,无论是个人、政党、利益集团还是政府都被经济学家视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者,所有行为都纳入了一个狭隘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所选择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的目的论模式。例如,贝克尔及其追随者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广泛研究了家庭组织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生育率、子女教育、婚姻对象以及家庭分工等,从而创立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新家庭经济学。显然,经济学帝国主义对经济学分析方法适用领域的拓展,为很多领域和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并得出了亮丽的新观点。相应地,贝克尔被广泛称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面最富有独创思维的人之一”。
然而,“独创”在显示其“新颖”的同时,往往也蕴含了“片面”。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往往遵循假设→演绎→结论的路线,这样,只要改变其中一些先验假设,往往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而使得研究具有某种“新颖”性;同时,正是由于不同的先验假设往往都只是抓住事物的一个侧面,由此获得的结论也就只能看到一部分,从而所获得的结论也必然具有很强的“片面”性。尤其是,当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被拓展到个人经济行为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时,这种“片面”性就更显凸出;因为这些社会生活现象受到伦理、道德、政治、社会、文化等复杂的社会性因素更大影响,而经济学帝国主义却将这些因素都舍弃不顾。相应地,在应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结论时,就应该更为谨慎。究其原因,基于特定先验假设所获得的仅仅是在其特定逻辑框架下的逻辑真理,而基于不同先验假设也往往会不同的逻辑真理,乃至产生了各种相互对立的学说和流派,但这些逻辑真理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真理往往相差甚远。
(一)几个典型案例的剖析
事实上,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们在婚姻、生育、犯罪、革命等问题的分析上都得出具有明显误导性的结论,这里举几个例子加以分析。
例1.基于市场行为的有效性,波斯纳认为,卖淫嫖娼行为应该合法化。其分析逻辑是:(1)卖淫嫖娼是两个成人之间同意的自觉的交易行为,这种行为使得双方都获利,因而不仅符合科斯有效性定理和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也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有效性定理;(2)女性卖淫权本身体现了对自身身体的所有权以及使用的自由,通过性交易可以获得收益,从而卖淫合法化对女性是有利的。
但显然,这仅仅看到能够看见的那部分,而没有看到不能看到的那部分。(1)卖淫仅仅对卖淫女来说是有利的,而对其他女性是不利的。究其原因,由于卖淫的存在,增加了男女市场的性供给,从而使得女性的性供给价格下降,而最终损害了整体女性的收益。(2)卖淫嫖娼或许增进了个人利益,却往往会损害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这反过来又将损害自身的长期利益。究其原因,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个人要提高收益,往往首先要增加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而不是损坏整个家庭的福利,从而必须克制一时的卖淫嫖娼冲动。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卖淫的存在使得男性越来越不受固定女性的束缚:或者不愿意结婚,从而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格下降;或者寻求家庭外的性行为,这不仅损害了属于男女共同的婚后财产,也直接使得女性在家庭中讨价还价地位的下降。事实上,如果将人置于活生生的社会关系之中,就有理由对卖淫嫖娼行为进行制约,对主流经济学滥用自利行为假设的分析进行审视。
例2.基于交换的自愿性,波斯纳认为,允许强奸权利交易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其分析逻辑是:(1)只要在自愿情况下任何性行为都是可行的,而强奸者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这主要源于强奸者的市场交易成本太高而没有市场替代;(2)强奸行为的发生还在于强奸者从强奸行为中获得巨大效用,一个饱受性饥渴的强奸者得到愉悦的正效用往往会大于被强奸者因痛苦和折磨所承受的负效用;(3)当强奸者提供的潜在好处超过了被强奸者遭受的潜在损失时,就会形成交易后的双方获益,从而在他们之间就可能发生交易。因此,如果允许当事者私下交易,强奸者给予被强奸者一定的补偿,那么就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总效用。从这个角度说,强奸并没有太大的坏处。即使强奸违背了被强奸者的意志,但它也应该被列入民事责任而非刑事责任,或者只要被强奸者愿意接受赔偿而不愿提告,那么法律就不应进行干预。
但显然,这也只是看到能够看得见的短期利益,而没有看到不能看见的长期利益。(1)愿意通过仲裁或赔偿方式解决强奸造成的损害仅仅体现了部分女性的偏好,但这种方式一旦被合法化,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强奸案发生。事实上,允许强奸权利交易将改变强奸者实施强奸行为的心理预期:如果被抓住的话,只要进行经济补偿就行了;而且,由于被强奸者所需要的经济补偿是不确定的,就会更加增加那些非理性的、易受冲动趋势的人的强奸行为。(2)强奸案的增多,也将变相提高其他女性为避免被强奸的成本支付,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策略性内生交易成本的上升。事实上,如果在一个案件中,被强奸者接受了强奸者所补偿的100万元。那么,在下一个案件中,强奸者只愿意或者只有10万元,被强奸者是否应该接受呢?要知道,接受了就可以得到10万元,而不接受则什么都得不到,而强奸无论如何都已经发生了。显然,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既然沉淀成本已经发生了,理性的人当然应该接受10万元甚至更低。也就是说,那些不愿接受强奸补偿的人除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口中的非理性者,这岂不荒唐?
例3.波斯纳设计的小孩买卖市场。波斯纳的分析逻辑如下:(1)生育孩子要求实现福利最大化。他写道:“在考虑国家对孩子的适当作用时,我们可以先从与经济分析相适应的假设开始:国家总试图使其全体公民的福利总量最大化,其中包括孩子。为了实现他们作为成年人时的潜能——用经济学术语说,为了取得高水平的终身效用——需要对孩子进行大量的投资,其中既包括双亲的时间又包括市场投入(食物、衣物、学费等)。由于在任何投资决策中都要考虑成本和收益,所以对一个具体孩子的最佳投资是使孩子、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联合福利最大化。”(2)能否实现福利最大化取决于对孩子的投资水平。他写道:“最佳投资水平因孩子的颖悟和父母的财富等因素而在各家庭之间存有差异。它也主要取决于父母在多大程度上爱他;爱他的程度越高,投资的最佳水平也越高。”(3)不同家庭对孩子的投资能力和水平是不同的。他写道:“即使当父母非常爱其子女时也存在着对子女投资不足的危险;这就是对义务教育的部分解释。假设一个儿童出身在一个父母非常贫穷的家庭。如果有适当的衣、食、住和教育条件,那孩子有着很大的潜在收益能力,但其父母没有能力向他提供这些东西”,而且,“这一问题再加上有些父母不太爱或索性不爱他们的孩子和对孩子的普遍利他主义的存在(即不仅爱他自己的孩子)这些事实,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律对父母规定了关心和资助孩子的义务。”(4)罚金和监禁并不能禁止父母失职。他写道:“禁止父母失职的法律所存在的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是,如果罚金和监禁的威胁不能阻止父母不管孩子,那么对孩子怎么办?法律的回答是将无人照管的孩子交给养父母或将之送到照顾孤儿的家庭。这两种方法都不会令人满意,因为要监督监护人的履行情况是很困难的。”(5)将孩子送他人收养是更好的措施。他写道:“解决无人照管和被抛弃的孩子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当然是允许父母将孩子送给他人收养,而且最好应该在无人照管开始之前就如此做。收养能将孩子从不想对其培养进行最佳投资的监护人处转到很愿意对其培养进行最佳投资的人那里。”(6)目前的收养制度导致了婴儿短缺的市场失灵。他写道:“避孕的普遍有效以及不能怀孕的妇女的羞耻心理的下降和宪法收养权的创设已减少了收养儿童的供给量,因为大量这类的孩子是作为性交的非故意副产品而生产的。”[43]
显然,根据波斯纳的分析,市场在婴儿配置上是有效的:一方面存在许多能怀孕却不想抚养孩子的“供给者”,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不能生产自己的孩子却想抚养孩子的“需求者”;而且,生身父母的生产成本远远低于许多无子女者喜欢孩子的价值,通过建立婴儿市场的交易就可以带来收益增加。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中的政府管制不仅导致市场上婴儿的短缺,反而会导致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婴儿黑市,这使得每个婴儿的普通价格高达2.5万美元。为此,波斯纳建议取消使之存在的价格管制,允许怀孕妇女订立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将其孩子供他人收养。[44]那么,波斯纳给出的“经济学”方案可行吗?我们可以针对波斯纳的分析逻辑逐一分析。(1)波斯纳将福利主要限于经济物质方面,却没有考虑更为广泛社会性福利。显然,社会性福利是人类需要中更为基本的,而它依赖于父母的情感投入而不是外在的物质。(2)它将孩子当成了商品,不仅可以买卖,甚至父母生儿育女直接就可以用于获利。显然,这不但没有体会儿童自身的需求,也无法培养儿童的家庭责任。(3)仅仅考虑了不同家庭的物质投资能力和水平,而没有考虑其他方面的投资。实际上,富人家庭的精神或情感投资并不一定比穷人家庭更多,更不要说对收养儿童。(4)收养家庭也并不一定会尽职,它买来儿童更可能是为了自身更高的物质收益,从而并不是会加大对小孩的教育等投资。(5)尽管法律可以通过立法来约束亲父母或养父母对孩子的失职行为,但这种约束并不是有效的;更不要说,亲父母或养父母对待孩子的本能心态是不同的,这对孩子的成长造成的心理影响也很不相同,从而在法律之外的领域对孩子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6)这种商品化分析根本没有考虑社会文化,它即使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或许可以行得通,却也与注重家庭人伦的东方社会是根本相悖的,儒家更加关注亲情和责任,而这些又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上。
这几个例子都反映出,局部的市场交易固然能够增进当事人的利益,却潜含了一系列看不到的效应,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最终也会导致整体效率的缺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政治领域的互投赞成票问题。一般认为,通过“互投赞成票”,每一方都努力使得对方的最优方案得以通过而避免最差境遇的出现;尤其是,互投赞成票可以更好地体现选民对不同议案的偏好强度,从而使得社会福利得到改进。塔洛克写道:“在不允许选票交易的情况下,每个选民只要表明自己的偏好,大多数选民的偏好就会得到执行。这种做法的缺点,一个严重的缺点,是它忽视了选民意愿的多种不同强度。一个强烈反对某项措施的人与一个不大在乎但稍有点喜欢那个措施的人具有同样的权重。显然,如果允许有强烈想法的人送给那个没有什么偏好的人一个礼物,以换取他彻底改变决定,那么这两个人都很容易过得更好些。根据严格的帕累托原则,双方的满意度都会得到改善,而最终情况会好于让他们的选票具有同等权重的情况”,所以,“允许对某个问题有强烈感受的人去补偿感受薄弱的人,可以使这两组人的福利大幅度增加;而禁止这类交易就是禁止了向最优水平的发展。”[45]为此,布坎南和塔洛克宣称,互投赞成票的现象被认为是民主过程有序运作的派生物。[46]问题是,选票买卖与贿选之间存在何种本质区别?很大程度上,选票买卖与贿选是早期民主体制不健全下的现象,而在当今民主健全的国家都遭到禁止,为什么呢?按照互投赞成票理论,选票买卖将使得多数票规则在资源配置中更有效率,使得社会福利更优。但试问:有哪个盛行或允许选票买卖的国家是有效率的?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往往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互投赞成票”背后潜含的负效应:互投赞成票往往具有外部性,以致在有利于双方当事人的同时却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甚至导致社会的净损耗;选票买卖最为严重的负效应在于,它会使得公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终将危害到平等自由的社会基础。
(二)社会总效用原则是否合理
从上面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所设计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可以看出,他们的制度设计主要是基于社会效用原则,一个有利于社会总效用增进或最大化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同时,社会效用又是个体效用的加总。例如,在波斯纳设计的强奸权利交易市场中,社会总效用就是强奸者的正效用加上被强奸者的负效用;在贝克尔设计的一夫多妻制中,社会总效用就等于丈夫的总效用与小妾的正效用以及正妻的负效用(当然也包括其他相关者)之和。问题是,社会效用果真可以由个人效用简单加总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就如劳德代尔悖论指出的社会价值不等于个人价值之和,因为两者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一方面,个人效用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冲突;另一方面,不同的个人效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迥异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个人效用视为不可通约的,从而无法进行大小的比较和合理性的高低。果真如此吗?试问:强奸者从强奸中得到愉悦的正效用与被强奸者因此受到折磨和耻辱的负效用能够一样吗?前者行为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破坏。卖淫女在性交易中获得的正效用与合法妻子因此而遭受的负效用能一样吗?前者行为将会造成家庭的裂痕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吸毒产生的兴奋、性交带来的惬意、喝水带来的解乏、读书带来的愉悦以及慈善带来的快乐等,所提供的效用并没有什么差异。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吸毒、性交以及喝水仅仅是生理性需要的满足,获得的是肉体的快乐,而且短暂的快乐;而读一本好书以及助人为乐所获得的缺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不仅有助于身心提高、充盈和圆满,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和谐。我们又如何将他们等同视之呢?
关于两类效用的区分,早在穆勒就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首先,穆勒指出,快乐本身是多维度的,既包括数量,更包括质量,而且质的区别比量的区别更重要;相反,如果对苦乐只作量的区分而没有作质的区分,就很难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仅仅是一种猪的学说。在这里,穆勒对两类快乐的质量之界定是:“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对这两种快乐都有过体验的人,都不顾自己在道德感情上的偏好,而断然偏好其中的一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加值得欲求的快乐。如果对这两种快乐都比较熟悉的人,都认为其中的一种快乐远在另一种快乐至上,即便知道前一种快乐带来较大的不满足也仍然偏好它,不会为了任何数量的合乎他们本性的其他快乐而舍弃它,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种被人偏好的快乐在质量上占优,相对而言快乐的数量就变得不那么重要的。”[47]其次,穆勒认为,人们所偏好的快乐和效用往往是不同于动物的生理需求,快乐的质量主要由人们的品德高低、智慧大小决定的。穆勒写道:“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对两种快乐同等熟悉并且能够同等地欣赏和享受它们的那些人,的确都显著地偏好那种那个运用他们的高级官能的生存方式。极少有人会因为可以尽量地享受禽兽的快乐而同意变成低等的动物;凡聪明的人都不会同意变成傻瓜,凡受过教育的人都不愿意成为物质的人,但有良心和感情的人,即使相信傻瓜、白痴和流氓比他们更满意于自己的命运,也不愿意变得自私卑鄙。他们不会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和傻瓜共有的各种欲望,而舍弃自己拥有但傻瓜不拥有的东西。……与低等的存在物相比,具有高等官能的存在物需要较多的东西才能使自己幸福,对苦难的感受也可能更深切,而且肯定会在更多的地方感受到痛苦;但尽管有这些不利之处,他也绝不会真正希望沉沦到自己感觉是一种低级的生存中去。”[48]
这样,穆勒就从两个维度区分了两类快乐或效用。(1)就人生性质维度而言,某些类型的快乐比其他类型的快乐更能体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因而更值得追求,如精神享受、管理社会、受人尊敬等。穆勒写道:“理智的快乐、感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源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功利主义著作家一般都将心灵的快乐置于肉体的快乐之上,主要是因为心灵的快乐更持久、更加有保障、成本更小等等。”[49]因此,功利主义所谓的“幸福”或“快乐”不是指动物的幸福或快乐,而是指人的幸福或快乐;而对人来说,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2)就社会性质维度而言,某些类型的快乐比其他类型的快乐更能体现社会的需求和价值,从而也更值得社会的鼓励和宣扬。譬如,苏格拉底更关心一个事件对社会双方的影响,站在公共利益角度并愿意通过“克己”来避免社会大众的损失;相反,一般人只关注自身的看法,站在个人私利角度而甚至不惜损害他人的幸福。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安排和伦理道德就应该更好地体现苏格拉底而非一般人的看法。穆勒就写道:“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那个傻瓜或猪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知道问题自己那个方面的问题。而相比较的另一方即苏格拉底之类的人则对双方的问题都很了解”。[50]很大程度上,上述对快乐和效用区分的两个维度也是相通的:越是有利于人生提升的高层次快乐或效用,对社会发展也越有益。
为此,穆勒主张以功利主义来构筑社会价值和道德的基础。其主张体现为:(1)这种功利主义不是只关注数量的粗俗快乐,而是要区分快乐的类型,尤其要关注对人生和社会的发展;(2)政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快乐,而且在于教育国民追求更为高尚的快乐。穆勒写道:“我必须重申,构成功利主义的行为对错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本人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而这一点是攻击功利主义的人很少公平地予以承认的。功利主义要求,行为者在他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之间,应当像一个公正无私的仁慈的旁观者那样,做到严格的不偏不倚。……‘己所欲,施予人’,‘爱邻如爱己’,构成了功利主义道德的完美理想。为了尽可能地接近这一理想,功利主义要求,首先,法律和社会的安排,应当使每一个人的幸福或利益尽可能地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和谐一致;其次,教育和舆论对人的品性塑造有很大的作用,应当加以充分利用,使每一个人在内心把他自己的幸福,与践行各种幸福所要求的各种积极的和消极的行为方式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51]正因如此,“一个高尚的人必定会使别人更加幸福,而整个世界也会因此而大大得益。”[52]相应地,穆勒还将这种功利观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要防止多数原则被滥用乃至出现多数暴政。究其原因,穆勒根据参与宪章运动的亲身经历发现,随着公众的扩大,组成多数的不是有产者而是无产者,而“这样一个阶级一旦拥有了绝对权力,而又没有任何反对力量对它的倾向、激情和前见加以约束,也就没有任何更好的希望了。”
当然,穆勒基于价值维度对快乐的界分对学术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一些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了“效用可比性”思想,从而主张对现实市场机制进行审视和改造。例如,埃奇沃斯在《数理心理学》中在运用功利主义进行计算时就考虑了想象中的享受能力的差异,这又为以后的霍布斯、加尔布雷思以及黄有光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加尔布雷思认为,有必要依赖一种可以预先接受的优于市场的判断,从而按照除市场外的其他标准排列物品。究其原因,市场中广告创造的偏见往往使得对个人消费偏爱有加,而对诸如清洁的空气和水这样的公共消费品却弃之不顾。另一方面,帕累托尤其是罗宾斯以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却普遍反对这一思想,他们把效用的人际比较归入价值判断的领域而不是事实的范畴。例如,帕累托就采用埃奇沃斯的“无差异曲线”代替一般边际效用论者所采用的“需求曲线”分析,用曲线的位置高低去比较消费者的偏好程度,形成序数效用理论。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总体上遵循了边沁而不是穆勒的思想,对于物品的内在质量不假置疑,断言选择不是在不同级别的物品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位于边际物品单位之间进行的。然而,随着阿罗、森以及布坎南等一系列不可能定理的提出,主流经济学也认识到,仅凭序数性的个人偏好无法合理地做出社会选择,因而又逐渐开始转向基于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
同时,对基数效用进行两度和比较存在不小困难,为此,黄有光提出了“一元即一元”原则:即使用支付意愿来表征个人的偏好强度,以支付意愿的无权加总作为社会选择依据,然后再通过总购买力的适当分配来实现平等的目标。但黄有光的分析思维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如个人支付意愿本身就是与收入水平相关的,这意味着,通过税收体系进行适当分配的前后社会总购买力会发生变化。此外,基于显示性偏好理论来度量个人效用进而社会效用也存在这样两大问题。(1)显示性偏好理论认为,个人的实际选择行为揭示了行为者的具体效用,因而通过观察购物行为就能够进行偏好排序;但问题是,所展示的实际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他理想观念中的行为,因为理念与预测并不总是相符。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知道一个人的实际行为是否偏离了并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他理想观念中的最佳行为?(2)“一元即一元”原则用个人效用加总来衡量社会发展效率,而个人效用又由显示性偏好来衡量;但问题是,个人效用和社会价值之间并不总是相一致,因为存在外部性等问题。黄有光就指出,当存在较大外部效应时,只考虑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个人支付意愿是不够的,还应该将那些受到外部影响的个人的支付意愿计算在内。进一步地,如何评估个人意愿及其外部性呢?黄有光提出了粗略意见:对那些影响不大的无知偏好不必加以纠正,这样既可以节约行政成本,又可以避免由于违背个人自由选择的原则而引起的副作用;而对那些会造成较大损失的无知偏好,则不能使用个人支付意愿或者必须经过修正后才能使用,如政府应该采取禁毒、自来水加氟以及为学龄儿童提供免费牛奶等措施。[53]既然如此,一个社会形成了追求性满足的享乐文化,对社会发展而言,是否应该算是个人的无知偏好?
[40]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41]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42]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43]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195页。
[44]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198页。
[45]塔洛克:《公共选择:戈登.塔洛克论文集》,柏克、郑景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9页。
[46]布坎南和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47]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11页。
[48]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页。
[49]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页。
[50]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页。
[51]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1页。
[52]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页。
[53]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1页。
 
六、市场效率的合理性反思
从上面一系列例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学帝国主义运用理性选择框架得出了众多的“新颖”论断,一些长期以来为社会道德贬斥以及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却被证明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如人体器官买卖、毒品买卖、婴儿买卖、奴隶交易以及性交易等;另一方面,更深入的剖析则显示出,这些论断都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乃至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冲击和危害。事实上,无论是婴儿买卖还是性交易等,尽管从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似乎是有效率的,但这种有效的市场成果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违反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因而长期以来都属于被禁止的交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指出,“如果自由对买者是可以估价的,它对于卖者却是无可估价的。”[54]在这里,婴儿以及奴隶等的买卖市场同样也是如此:富人对婴儿或奴隶可以有一定的估价,但对婴儿或奴隶自身的损失却是不可估计的,对那些在特定困境下被迫卖掉孩子的父母来说,损失也是不可估计的。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一个共识就是,像婴儿、器官、毒品以及人身等都是不能商品化的。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来说有效率的市场成果却难以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违背“合理价值”的市场失灵
市场效率与某些物品的“非商品化”之间正反映了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这些交易从市场运行本身来说似乎是有效率的,但对社会发展却是极度不利的;相应地,如果放任这种交易的进行,就必然造成社会伦理的解体,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失范状态。进而,这就带来了新的思考:究竟是以社会合理价值来审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结论还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来审视和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和法律道德规范?
康芒斯强调,社会“合理价值”是审视市场成果的可接受性以及市场运行的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如果市场交易所促进的东西不符合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那么这种市场也就不是合理和有效的。同时,“合理价值”往往又是法院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的,因而对市场交易的判断应该置于法律框架下。正是基于法律框架下的“合理价值”视角,现实世界中自愿交换的运用范围往往受到严格限制。例如,汽车经销商不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没有质量保证的小轿车,航空公司不能低价出售易出事故的飞机的机票,医生不能以廉价提供恶劣的服务,工人不能以同意低于标准的工作条件来换取更高工资,餐馆不能拒绝服务特定种族或肤色的顾客,保险公司不能区别对待男女顾客,刑事犯和受害者不能达成补偿契约而免受法律惩罚。相应地,人们不能出卖他们的眼睛,不能出卖他们的孩子,不能出卖他们的户口、公民权和选票;同样,不同目标功能区的土地不能跨地区交易,宅用地和农地之间不可以交易,排污权也不应交易。
当然,“合理价值”的内涵往往随着社会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性。1819年,在英国推出监管童工的奥索法案时,很多反对者都提出这样的质问:儿童及其父母都需要工作,而企业主也像雇佣他们,为什么要受到限制呢?按照市场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个法案显然是对合同自由神圣性的玷污,也是对自由市场基础的破坏。相应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欧美第一次推行严格的童工监管制度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制度违反了自由市场原则。但试问:在今天,有谁还会认为限制童工是错的吗?张夏准写道:“今天,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富国,即使是最忠实的自由市场拥护者,也不会将重新启动童工作为他们打你宣扬的市场自由化建议的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因为“合理价值”内涵发生了变化,因而人们观察和评判同一现象的视角发生了转移。张夏准继续写道:“如果你相信儿童不必工作的权利比工厂主想雇佣谁就雇佣谁的权利更重要,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禁止雇佣儿童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侵害。如果你的想法恰恰相反,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个‘不自由’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又在被误导的政府监管政策的束缚之下。”[55]观察人类发展史,我们就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观点的变化,看到“合理价值”的演进。张夏准同样举了大量的例子。例如,规定汽车和工厂排放标准的环境管理条例推行之初,许多人就将之视为是对自由选择权的严重侵害,他们质问道:如果人们想开大排量的汽车,或者如果工厂发现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方法更有利可图,政府为何要阻滞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但显然,目前的共识是: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就必须受到限制。同样,直到20世纪初。欧美社会美洲工作时间还在60小时左右,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还裁决纽约州一项限制面包店工作每天最多只能工作10 小时的法律违宪,因为它“剥夺了面包店工人想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的工作自由”。但显然,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法案已经在西方社会得到普遍推行。
因此,即使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市场的设计和推行有助于社会总效用的提高,但只要它违背了社会公认的“合理价值”,进而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这也就是明显的“市场失灵”。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仅仅关注市场“运行”中效率欠缺的失灵,而忽视市场运行中违背“合理价值”的失灵现象;进而还以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来重塑法律和道德,乃至重新为那些已遭否弃的不人道行为进行辩护和“正名”,这充分表现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之中。林立就写道:“波斯纳的主张却是,一旦到了某个程度,该法律要保障的权利不再会产生符合经济效率的结果,则这个法律及其保障就应该立刻被丢进垃圾桶。这足以证明波斯纳对法律的诠释是错误的,或至少是说他所要的是提倡一种革命性的新法律观。”[56]之所以产生如此不人道的论断和政策,根本上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陷入一种“市场神话”之中,无法跳出市场效率角度审视神话问题。张夏准写道:“如果某些市场看起来自由,那只是因为我们完全接受来了支撑市场的规则,因此,这些规则也就被人们视而不见了。”[57]
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如此相信“市场神话”,有在于它基于数理逻辑而创立了一种逻辑化市场;相应地,它就没有考虑到市场本身的不完全性以及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从而必然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现实中的问题。诺思就写道:“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理性式的基本假设认为:行为人拥有正确选择所必需的信息,能正确地评估各种备选方案,因而能作出选择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事实上,这种假设所暗含的是:存在着一套特别的制度与信息。如果制度的作用纯粹是被动的,它们不能约束行为人的选择,并且行为人拥有作出正确选择所必需的信息,那么工具理性假设就是一个正确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如果行为人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他们凭借他们的主观模型来引导选择,那么程序理性的基本假设才是发展理论的基本基石”;“工具理性假设是在西方世界高度发达的、有效率的市场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并且,它在分析这类问题时成为了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这类市场是以很低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交易费用这个例外条件为其特征的。我认为用这样的行为假设完全无法分析当代以及历史上的大多数市场。而在另一方面,程序理性假设不仅可以解释从古到今大多数的不完全与不完美的市场,还能引导研究者们去探究这类关键性问题:导致是什么导致了市场的不完美?”[58]
(二)违背“合理价值”的案例审视
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狭隘的市场效率,王福重为号贩子辩护。问题是,门诊号果真可以自由交易吗?这里就此点作一剖析。(1)他以为号贩子的行为可以促进资源更有效配置,可以调节医院门诊的供求。但殊不知,任何关系人们基本需求的物品,只要具有较强的稀缺性,市场配置必然会产生囤积居奇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剧稀缺的程度,这是号贩子“服务费”如此之高的关键。(2)他以为在市场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并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殊不知,市场机制的效率原则必然首先会满足富人的需求,这是富人认可号贩子的根本原因。(3)他认为富人可以通过出高价而优先获得看诊是正义的。但试问:这不是赤裸裸地宣扬富人生命更高贵吗?而且,这是在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立医院。(4)他以为人们之所以生气,关键在于自己的需求并不紧迫。但问题是,在号贩子垄断门诊号的情况下,穷人即使得了重疾,也可能交不起如此高的“服务费”而遗误就医时机,而原本他们是可以通过及早排队获得就医机会的。(5)他赞赏号贩子是调节价格的看病中介。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中介都是有利于社会的,有的会起到信息传播和协调作用,有的则是凭借特定资源进行垄断,这就如政商关系中的掮客一样,显然需要根除。(6)他的分析还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理论误区: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盲从科斯中性定理,认为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市场交易可以使得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但实际上,考虑到因财富差异造成的交易能力,现实世界中的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相反,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因为富人比穷人往往更能承担交易成本。[59]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票贩子行为的问题以及反思这些经济学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几则泰勒给出的两个行为实验。[60]实验1.广受欢迎的椰菜娃娃已经断货一个多月了,某商店在圣诞节前一周发现了库存中的一个椰菜娃娃,准备通过拍卖方式出售,那么,这行为公平吗?74%的被询问者都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商店试图尽可能从绝望的父母身上攫取财富,而最终也会由富人家庭获得,而一个穷人家庭的小孩可能正更加热切地等待这个圣诞节礼物。当然,如果商店宣布将拍卖所得货币捐献给某慈善机构,那么,就有79%的人认可这种拍卖行为。实验2.一个小镇流感肆虐,但全镇只有一盒感冒药了,此时如果药剂师准备拍卖这盒药,那么这种做法合理吗?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即使将拍卖所得捐给慈善机构也是如此;究其原因,这种行为使得药剂师尽可能敲诈那些陷入困境的人,而且最终由富人获得医疗。当然,一些经济学人辩解说,很多奢侈品也是拍卖的并由富人所得。问题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医疗保健并不属于奢侈品,而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要对一个行为和事件的合理性进行批判,我们还必须考虑事件的性质,而不能简单地类比和等同,乃至将号贩子与房产中介、金融经纪人等量齐观。
最后,正是基于这种狭隘的认知思维和理性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推崇市场机制和帕累托效率等,从而对社会大量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往往变得熟视无睹。譬如,以广为中国经济学人所推崇的美国私立大学的自主招生情况为例: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本校利益,美国私利大学大多对招收那些捐赠者、校友的子弟以及某些特殊才能者具有强烈偏好。例如,哈佛本科录取率不到一成,超过一半的SAT满分者会被哈佛拒绝,但424位校资源委员会(COUR)会员(即捐款100万美元以上者获得的资格)的子弟中有至少336人被哈佛录取。同样,一项针对30所知名大学入学申请的最新研究发现,向父母亲的母校申请入学的申请者获得入选的平均几率是与该校毫无渊源申请者的7倍。实际上,美国常青藤学校中,有30%以上的名额是留给这些“专门对象”的。[61]事实上,我们纵观美国美人的子女,哪一个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如小布什兄弟及其女儿、克林顿的女儿、奥巴马的女儿以及特朗普的儿女,据报道,特朗普的乘龙快婿库什纳就是由于其父亲向哈佛捐了250万美元而进哈佛的。而且,即使国外政要的子女,大多也是进入美国这些名校。但是,这种招生中的“潜规则”甚至说是明目张胆的学位买卖却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和支持,因为这是公开的市场交易,并且符合所有相关者利益:第一,学校获得大量捐赠而得以高薪聘请教授,从而有利于提高学校地位和持续发展;第二,捐赠者和校友子弟也获得名牌大学的教育,进而以此为资本而拓展商界和政界的社会关系而延续和壮大家族;第三,其他那些SAT考神和灌篮高手可以接受高水平教授的授课,并与有钱人成为同学而提高了未来的职业前景。
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上述分析恰恰体现了现代经济学思维的局部性和短视性,没有基于更广视角考虑问题,仅仅关注可见的当事人之利益,却根本没有看到其他潜在者被损害的利益。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追问这些一些问题而获得认知。第一,如果这些高水平教授没有因高薪而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学,而是分散在更多大学中,试问:这对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究竟是利还是弊呢?第二,如果名牌大学中有限的学位不应被这些富家子弟和关系户而占有,而是能够分派给更多天资聪明而勤奋好学的穷家儿女,试问:这对整个社会的好学品质的引导和激励究竟是利还是弊呢?第三,如果富家子弟不是集中在少数名校而是分散更多大学中,从而与更多的莘莘学子为伍,试问:这对整个社会的流动究竟是利还是弊呢?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唯利是图”的招生政策,使得那些少数名牌学校、富人子弟以及进入这些高校的穷家子弟受益,却堵塞了更多优秀的寒门子弟进入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降低他们与社会上层人士接触的机会,从而导致社会圈子化现象日益严重,进而导致美国社会迁移率的停滞。
总之,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成本-效益的效率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它往往只是考虑了当事者的个人利益甚至是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损失以及可能带来的后续效应。譬如,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也基于理性分析为止辩护,但正如李斯特指出的,马尔萨斯“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这个学说企图毁灭人类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造化用来激励人们发挥身心力量、激起并支持人们高尚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人类所以有进步,主要就是由于这种愿望的存在。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它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即使眼看着一个人挨饿,也应该不闻不问,因为假使给了他饮食,三十年后也许另有一个人要因此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学说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又的只是机械核算,也就是说,足以使人心化为铁石。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们的一腔热血都化成了铁石心肠,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最后还有什么指望呢?到那个时候,道德势必完全摧毁,一切生产力因此势必完全消失,国家的财富、文化和权力也将不复存在”。[62]尤其是,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分析思维拓展到生活世界领域,它进一步混同了不同研究对象所对应的不同研究方法,以分析个人行为的理性选择框架来分析公共领域的制度问题,从而就潜含了更为严重的工具主义谬误。
[5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卷第2章。
[55]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56]林立:《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12页。
[57]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58]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49页。
[59]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是价值无涉的吗”,《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
[60]泰勒:《“错误”行为》,王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4章。
[61]李慧翔:“美国大学招生有哪些“潜规则”?”http://news.youth.cn/jy/201510/t20151008_7184830.htm。
[6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4-115页。
 
七、尾论:经济学为何离不开伦理学
自古典经济学后期经济学转向所谓的“纯理论”研究,主流经济学就越来越向自然科学靠拢,并呈现出日益庸俗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1)它日益偏重于工程学的内容,并刻意地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整体性;(2)它日益强化自然主义思维,并刻意地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把存在的视为合理的,从而忽视了对弱势者诉求的关注和对福利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承袭了古典经济学后期日益庸俗化的特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坚持市场机制有效的信条,并将市场经济中的初始分配收入和市场交换所得视为正义的,等同于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不承认分配正义的存在,而仅仅承认存在交换正义;而在交换正义方面,又只是关注交换程序是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不关注在交换起点上是否地位平等。问题是,基于狭隘的认知思维和分析方法,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特定引导假定下构造了一个“我向思考”的解释共同体,面对社会经济现象也只是看到它能够或愿意看见的一面,而看不到它不能或不愿看见的一面。
马歇尔很早就强调,经济学的抽象分析有一定的范围限度,每个经济学家都应该决定自己的研究范围,都应该清楚研究的界定。马歇尔写道,“经济学所取得的进步不比任何别的社会科学都要大,因为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精确。但是,经济学范围的每次扩大,总使这种科学精确性受到损害”,“如果深入社会研究的偏僻领域时,他精神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完全认识到他的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则他将会作出极大的贡献。”[63]事实上,如果放弃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上述信条,那么,我们就可以极大地拓宽分析问题的视野,从而可以更容易看到现实中的问题。文章最后从如下几方面加以总结。
首先,从起源学上看来,经济学本身就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更为广阔的认知视野,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主义。波兰尼就指出,经济学真正的衰落亦是从李嘉图开始,因为李嘉图抛弃了亚当·斯密的人道主义传统。正是受“李嘉图教条”的影响,经济学逐渐倾向于将某些市场独立出来,并在假定周围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静态地分析市场交易规律。但是,波兰尼强调,这纯属幻想,因为并不存在与市场无涉的支持性制度环境,市场运作必然镶嵌其中;相应地,经济学也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摆脱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影响而独立发挥作用。譬如,主流经济学家一心想用自由市场来拯救大众,将经济崩溃归结于政府的过度干预,认为只要政府拿开自己的脏手,“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发挥作用。但是,波兰尼却指出,面对严酷的经济衰退,即使政府不干预,无数大众组成的社会也会自发做出反应,没有政府的脏手,人民也有自己的手,绝没有耐心等着“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为此,波兰尼用“双重运动”的概念来形容这个过程。其实,尽管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总是要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阻碍交易的藩篱,但他们并不知道自由市场发展的路径,也不知道最终经济均衡点的具体位置,而只是先验地相信这一点的存在,相信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大众却清楚地知道拆除贸易壁垒对自己的损失,从而反对自由市场;社会大众的这种立场并不是缺乏经济学认识的远见,而完全是自发的、无意识的对自我生存环境的保护。
其次,作为一门学以致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根本上离不开伦理学。很大程度上,只有将意识形态、伦理价值等因素纳入其中考虑,经济学理论才能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从而走上一条与社会历史保持逻辑一致关系的健康发展道路。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一段布鲁姆的评论:“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对经济安排的价值评估,涉及政府应如何管理引导经济事务的判定,这就要对经济问题中的好与坏、对与错进行判断,进行这些判断需要标准,而标准必须源于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为自身目的而发展形成的一些严密的分析方法,结果证明在伦理哲学中也是很有用的,它们不仅可以帮助解决伦理学实践中的问题,还可以帮助解决伦理学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经济学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存在于“资源稀缺迫使一个社会为这些资源权衡可供选择的可能途径,因为经济学自称是关于匮乏的学科。事实上,在这个领域,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在福利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寻求基础性问题的解决,在伦理学中,哲学家寻求实践问题的解决,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已经发现他们在处理相同的问题:平等有价值吗?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未来人的幸福?我们应确定什么价值标准来保护自然或保护人类生命。”[64]
再次,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为构建具有普遍性的纯理论体系而极力排除伦理学的内容,但它根本就没有且无法做到。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并非真如其宣扬的那样是“价值中性”和“伦理不及”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一元论伦理观,这就是伦理自然主义。伦理自然主义赋予自然主义以一定的价值信念而形成:将自然存在的就视为合理的,并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之提供理论支持。问题是,源自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就充满了逻辑缺陷。例如,有学者就举“狐狸去偷一只鸡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为例进行说明:进化论者看到的时候仅仅只有狐狸的脚印,从而就将这件事解释成为:狐狸是为了在雪地上留下脚印才去偷鸡的。这不是很荒唐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唐的解释呢?就在于,进化论者没有观察到全部的事物,而只观察到了生存下来的事物,但它却用这些生存下来的事物的合理性去建构整个自然界的过程。[65]例如,弗里德曼等就用“as if”假说来说明市场机制中生存的企业都是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这明显忽视了在企业运行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决策错误,而有的错误决策则最终导致那些一直被视为高效的企业突然倒闭。而且,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伦理自然主义,它就不再探讨社会合理性问题,不再辨识社会伦理问题,而专注于个体理性行为的分析,集中于市场的交换行为。卡莱尔很早就嘲弄说:“在所有的鸭鸣声中,政治经济学家的叫声是最响亮的。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什么使人幸福、道德、有信仰,或者相反,它告诉我们如何用法兰绒上衣去交换猪肉。”[66]
最后,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地将生物学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中,这犯了明显的宿命论错误或遗传主义或自然主义谬误,从而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大力批判。事实上,自20世纪初,摩尔等就认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认为进化论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而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已经整体性批判和放弃了进化论的社会学解释。甚至是自由市场和自发秩序的鼓吹者哈耶克也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许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伯特兰.罗素提供可一个很好的事例,他宣称,加入进化论的伦理学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这个进化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可漠不关心。因为无论它是什么,都可以由此证明它是最好的。”[67]当然,哈耶克也认为,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不当之处,但不能全盘否定进化理论,尤其是否弃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传统。他继续写道:“单靠事实决不能定是非,但是如果在什么合理、什么正确和有益的问题上认识有误,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建筑、艺术和城市,并且会毁掉各种传统、制度和相互关系”。[68]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却依旧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从而就产生了诸多反社会和不伦理的论断。譬如,针对马尔萨斯所谓的理性分析,阿巴拉斯特就指出,“如果经济‘规律’证明,对穷人的慈善或仁慈是与生产力相悖的,那么这就是问题的目的所在。可能本没有什么‘科学’论证,正如哈兹理特指出的那样,马尔萨斯是‘极少数在探索道德和政治哲学中能够幸运地获得科学声誉的作家’。”[69]甚至是被各自由主义学派视为共同权威的哈耶克也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须把那种为失业者或因为年龄及身体状况而无法被雇佣的穷人提供某种救济的做法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这个问题而言,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考虑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对这样一个要点进行考虑,即采取何种形式提供这种救济才会对市场作用的发挥产生最少的干预;换言之,我们不应当对提供这种救济是否可欲的问题进行考虑。”[70]
既然如此,一些“主流”经济学人为何如此反对对穷人的救济,并由此大力称赞马尔萨斯的学说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狭隘的知识结构,从而认识不带所使用的理性概念的明显偏狭性,也不懂得工具理性分析应有的界限。斯密很早就指出,“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71]但是,马尔萨斯却将大多数人处于贫穷和悲惨之中的国家视为富有的且可以接受的,认为当时的英国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几乎没有或趋于改善劳苦大众的状况”的典型例子。也就是说,马尔萨斯没有看到自由放任政策所造成的问题,反而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肯定它。阿拉巴斯特写道:“马尔萨斯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对19世纪后期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理论之间的纽带质疑。同时,如果马尔萨斯的学说一直被视为‘科学的’,那么将他的观点应用于非人世界显然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斗争尤其如此——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达尔文为阶级斗争说提供了科学基础。”[72]
可见,正是由于自然主义思维、肯定性理性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相互强化,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从而严重制约了观察世界的视野,它开出的社会政策往往也会导向明显的社会困境。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应该跳出狭隘的伦理自然主义思维的束缚,跳出局部而抽象的理性分析框架的束缚,认真地倾听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声音,推出的政策也必须纳入所有相关者利益得失的考虑。由此,积极汲取伦理学等学科的新洞识,对完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大有裨益的。被称作“发展伦理学”之父的古莱写道:“随着这两个学科(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当今的经济学说在工作方式与产品分类方面并不像遥远的过去那样几乎总是与道德准则密切相关,相反,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之中,经济学已变成最抽象的数理科学以及最实际的应用科学。在方式与方法上,它的成就很大,但在评估目标与理想方面,它却显得无能为力”;“经济学与道德学的脱离只不过是知识专门化这一总体趋势的一个佐证,那些依赖实地调查的研究分支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在方法论上取得最大成果的则是自然科学……然而,社会科学是要与生活打交道的,可即使是最新进展也未能打消人们对社会科学家在生活复杂性面前无能为力的疑虑”,正是由于“经济学迄今仍然无法回答关于自身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转向伦理学寻求答案”。[73]
[6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23页。
[64]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65]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66]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67]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68]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69]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吉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7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4-165页。
[7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2页。
[72]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吉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73]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高銛、高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Zhu 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emphasizes economic theory off moral science, while it takes root in the thinking of naturalism and the view of social Darwinism. As a result, there is a mutually ironic landscape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olicy of mainstream economic. The Meanwhile, the nature of philistinism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reflects as follows. One is the social Darwinism in ideology, which takes all of existence as reasonable. As a result,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s keen to justify the actuality by using complicated mathematical model and selective statistical data. The other is the thinking of partial analysis in methodology, which makes every part isolated from indivisible whole. As a result,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s often superficial as well as narrow. Therefore, there is an obvious "broken window fallacy" in the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t not only is blind to the inhuman, non-ethics and unreasonable phenomena, but also justify these based on its specific logic. Especially, with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s imperialism, the analysis thinking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has been applied to more wide field of social life, and the "broken window fallacy" will highlight increasingly. As for the reason, the phenomena of social life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f more complex social factors, so that the narrow-mindedness hidden i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is more serious.
Keyword: Broken Window Fallacy; Positive Rationality; Market Failure;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Economics Imperialism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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