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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1959~1961)(孙经先)

时间:2014-05-29 21:4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文章原载于《经济纵横》2014年第5期
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1959~1961)
孙经先
(江苏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1954~1959年,我国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中,出现“迁移重报”人口1162万,同一时期还出现“死亡漏报”人口750万,上述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1960~1964年期间被注销。而且1960~1964年我国市镇人口大精简中,出现“迁移漏报”人口1482万。这些原因造成我国1960~1964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量高达3394万。一些论者将其归结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是错误的。因为户籍统计数字的减少,并不就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减少。对我国1954~1982年人口数据进行调整,估计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超线性死亡”人数为366万,其中由于营养缺乏的原因而死亡的人数约为250万左右。
关键词: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异常变化;户籍人口;人口迁移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5-0001-15
 
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了我国1949~1982年每年的人口数据(以下简称“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1]这一数据显示,1959~1961年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这些数据公布后引起重大反响,国内外一些论者对此进行研究,认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事件。这一观点在国内外广泛流传。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究竟是否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已过去半个世纪,它的真相应在当代得到揭示。
一、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基本内容
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2]这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
户籍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基本内容,毫无疑问会对户籍统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为科学研究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得到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必须了解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基本内容,并按户籍统计数据的特有规律,分析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人口数据急剧变化的真正原因。1949年以前的近百年,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中,全国范围内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逐步建立新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1958年以前为第一阶段
1950年10月,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规定户籍管理工作“先在城市做起,农村户口工作,可从集镇试办,然后逐渐推广”。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得以建立,而此时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户籍管理,仅仅处于一种“可从集镇试办”的阶段。1953年,我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摸清了人口的真实情况。在这次普查基础上,农村地区建立了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1954年,原内务部颁发《户口变动统计表》,全国统一实行户口统计年报制度,从此我国开始有全国户籍统计数据。[3]但这期间的户籍统计数据依然不完整。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4]这表明,自1956年及随后的几年内,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才处于逐步建立和健全过程中。
(二)1958年以后为第二阶段
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户口登记条例》),确立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一条例的颁布“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代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5]这样,我国没有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局面,在1958年宣告结束。这一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实际实施的时间,正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四川省是我国人口第一大省,1960年初,中共四川省委下达“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开展人口普查工作,加强人口统计工作。[6]这表明,四川省实施这一条例的时间是1960年前后。山东省是全国人口第二大省。1959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每个人民公社配备专职户籍员,并在全省农村开展一次户口普查。[7]这表明,山东省实施这一条例的时间是1959年9月以后。这些情况说明,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一条例的时间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标志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根本性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必定会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一影响被一些研究这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论者完全忽视了。
《户口登记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对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做了明确规定,基本内容如下:[8]
1.“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公民在发生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事项时应当进行相应的户籍登记。“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①]
2.在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乡、镇人民委员会“建立乡、镇户口簿”,“乡、镇户口簿登记全乡、镇的常住人口”。这表明,该乡、镇人口总数的确定是以乡、镇户口簿登记的内容为依据。
3.乡、镇人民委员会建立“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随时登记变动人口,以掌握人口变动情况。”这表明,该乡、镇人口变动数字的确定是以“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登记的内容为依据。
4.“乡、镇户口簿登记全乡、镇的常住人口,并且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表明,该乡、镇的户籍人口总数随着户籍人口变动而随时变动。
5.户口登记的统计时间每年一次,乡、镇等地区应当在每年年初将上一年全年户口变动数字(本辖区的出生、死亡人数迁出、迁入本地区人数和本辖区岁末人口数)统计报县,然后逐级汇总报内务部(后改为报公安部)。
由上述规定可知,对于一个乡、镇,只要有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数和当年的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字,则该乡、镇当年岁末人口数就可以由以下公式表达: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数―当年死亡人数)+(当年迁入人数―当年迁出人数)。这表明,该乡、镇“当年岁末人口数”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入和迁出)数据的采集过程应是一个统一过程,该乡、镇“当年岁末人口数”不需要另行独立采集。这是户籍人口统计数据的一个基本特点。认识这一点,对研究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一些论者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否认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否认岁末人口数据的形成和人口变动数据的采集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并且从这一错误认识出发,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做出错误判断。对于他们错误的剖析,我们将另行评述。
二、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及产生根源
对一国某一时期的人口数据,我们把“‘这一时期结束时人口总数’减去‘同一时期开始时人口总数’”称为这一时期的“人口总数增长数”,而把“‘这一时期出生人数’减去‘同一时期死亡人数’”称为这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数”。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一国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应当等于同期的“人口自然增长数”。
1953~1982年,我国国际移民人数很少,可以忽略不计。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存在重大矛盾。即在1954~1982年的大多数年份中,“人口总数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巨大差异。我们首先要探讨这一重大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这里需要引入“人口异常变化数”的概念,我们将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即人口异常变化数=人口总数增长数-人口自然增长数。其中,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首先对1954~1982年我国人口异常变化情况做一个初步分析。之所以把1954年和1982年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是因为在1953年和1982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两次人口普查的质量得到公认,为研究这期间的我国人口变动树立两个“基准”。
表1 1954~1982年我国人口异常变化数(单位:万人)[②]
年份 岁末人口数 人口总数
增长数
人口自然
增长数
人口异常
变化数
人口异常
变化累计数
1953 58 796       0
1954 60 266 1470 1466 4 4
1955 61 465 1199 1233 -34 -30
1956 62 828 1363 1270 93 63
1957 64 653 1825 1479 346 409
1958 65 994 1341 1124 217 626
1959 67 207 1213 677 536 1162
1960 66 207 -1000 -304 -696 466
1961 65 859 -348 249 -597 -131
1962 67 295 1436 1794 -358 -489
1963 69 172 1877 2270 -393 -882
1964 70 499 1327 1927 -600 -1482
1965 72 538 2039 2026 13 -1469
1966 74 542 2004 1928 76 -1393
1967 76 368 1826 1927 -101 -1494
1968 78 534 2166 2121 45 -1449
1969 80 671 2137 2076 61 -1388
1970 82 992 2321 2114 207 -1181
1971 85 229 2237 1954 283 -898
1972 87 177 1948 1910 38 -860
1973 89 211 2034 1842 192 -668
1974 90 859 1648 1574 74 -594
1975 92 420 1561 1438 123 -471
1976 93 717 1297 1178 119 -352
1977 94 974 1257 1138 119 -233
1978 96 259 1285 1147 138 -95
1979 97 542 1283 1125 158 63
1980 98 705 1163 1160 3 66
1981 100 072 1367 1440 -73 -7
1982 101 541 1469 1461 8 1
 
由表1可知,这期间我国大多数年份,户籍统计都出现数量巨大(绝对值超过100万)的人口异常变化情况,特别是1960~1964年连续出现数额巨大(绝对值都在350万人以上)的人口大量异常减少情况。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这一重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解释,成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在学术上长期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下面分析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变化”的根本原因。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户籍登记中与人口数量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和迁移登记。如果某人在1956年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而是到1960年才以死亡注销户口,则称这个人在1956年“死亡漏报”,在1960年“死亡补报”。如果某人在1960年出生,但没有在当年进行出生登记,而到1963年才以出生登记户口,则称这个人在1960年“出生漏报”,在1963年“出生补报”。如果某人1957年迁移,在原居住地没有注销户口,又在迁移地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即他有两个户籍),到1960年这两个户籍之一被注销,则称这个人在1957年“迁移重报”,在1960年“迁移重报注销”。如果某人1963年迁移,在原居住地注销户口,但没有在当年办理迁入手续,而到1970年才办理这一手续,则称这个人在1963年“迁移漏报”,在1970年“迁移补报”。实践中还可能出现虚报户籍的现象,如为某种需要,对不存在的人进行户籍登记,或者没有迁移行为而重复登记户籍(登记时不涉及人口出生)。这些情况对人口异常变化的影响与迁移重报相同,我们不再单独讨论,而是把它们合并到迁移重报中。在实践中,还有迁移时没有办理迁移手续而被注销户籍的情况,这对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变化的影响与迁移漏报相同,我们也不再单独讨论而把它合并到迁移漏报中。[③]
如上说述,对户籍统计数据来说,“当年岁末人口数”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移)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从这点出发,利用数学方法,可以证明一个基本结论:对户籍统计数据来说,每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由该年“迁移重报”、“迁移重报注销”、“迁移漏报”和“迁移补报”人数确定,与人口出生和死亡及其登记活动(包括死亡漏报和出生漏报)无关。这一结论从理论上回答了人口异常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不是由人口死亡漏报引起的。而国内外许多研究都把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人口数量大量异常减少,归结为由死亡漏报引起,上述结论从理论上否定了这种观点。
由于我国1953年进行了人口普查,可以假定,1953年底不存在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人口,并以此为零基准。[④]1954~1982年,某一年户籍统计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可定义为:某年“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等于从1954年到这一年每年“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和。这就是表1最后一列数字。
利用数学方法,可以证明如下户籍统计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公式”,即某年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该年年底存在的迁移重报人数-该年年底存在的迁移漏报人数。这个公式是研究人口异常变动、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基本工具。利用户籍统计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公式对表1进行分析,可得到以下四个推断:
推断1:1954~1959年,我国出现大量迁移重报户籍现象,1959年底存在的迁移重报人口的净人数为1162万人[⑤](即表1最后一列与1959年对应的数字);
推断2:1960~1964年,上述这些迁移重报户籍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1960~1964年,我国出现大量迁移漏报户籍的现象,1964年底存在的迁移漏报人口的净人数为1482万人(即表1最后一列与1964年对应数字的绝对值);
推断4:1965~1979年,上述这些漏报户籍人口重新登记户籍;
推断2和推断3叙述的情况,导致1960~1964年由于人口迁移中的“迁移重报注销”和“迁移漏报”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异常减少2644万人。这是此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实际人口死亡及其死亡漏报没有关系。
三、1954~1959年我国的人口变动(人口迁移与双重户籍)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是在1954~1959年人口变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从1953年开始,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迎来人口迁移的活跃时期。这期间人口迁移活动具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形成了从农村到市镇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活动。1953年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适应国家新建、扩建工矿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政府也从农村招收了大批农民进城,并吸收大量自发进入城镇的农民就业,形成一股主要由农村迁向城市的农村人口的乡—城迁移。”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使城市工业生产迅速扩张,劳动力需求急剧增长,由此诱发人口迁移高度活跃,并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乡—城迁移大潮”,“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迁移的最高峰”。这期间我国“人口迁移超常活跃,以‘大跃进’运动诱发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狂潮般乡—城迁移为迁移主流”。“据测算,在1958~1960年‘大跃进’的3年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总数,几乎每年都在1000万人以上”。[9]
第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移民和拓荒移民同时并举,东部沿海和中部人口稠密地区人口向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新建工业区或垦荒区迁移为当时人口迁移的主流。”1958~1960年,工业移民和垦荒移民也是人口大迁移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10]
由于1951年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同时我国户籍管理的重点也在市镇,所以与农村相比,市镇的户籍管理比较严格,从而市镇的户籍人口数据较准确。这时期我国市镇人口的变动情况见表2。1956~1959年市镇户籍人口增加4086万人,自然增加1076万人,这两个数字之差为3010万人。这3010万人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户籍登记手续的净人数。这与上述“狂潮般乡—城迁移”的历史事实高度相符。
表2 1956~1959年市镇人口变动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增长数 人口总数增长数 净迁移人数
1955 8285        
1956 9185 30.44‰ 266 900 634
1957 9949 36.01‰ 345 764 419
1958 10 721 24.33‰ 251 772 521
1959 12 371 18.51‰ 214 1650 1436
合计     1076 4086 3010
注:1.最后一列中的迁移人数,正数为迁入,负数为迁出,表3、表4、表6、表7、表8同。
2.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由于该年鉴中没有公布市镇人口自然增长数据,只公布了市和县的数据(见该书第105页),我们取市的自然增长率作为市镇自然增长率。这样会产生一定误差(在表6中也有这样误差),利用数学方法容易证明,这样替代产生的误差对讨论的问题没有实质性影响。表2中人口自然增长数由自然增长率计算,户籍人口增长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年岁末户籍人口数,户籍净迁移人数=户籍人口增长数-人口自然增长数。
同一时期,我国农村人口变动情况见表3。1956~1959年,我国农村人口自然增长数为3474万人,但户籍人口增长数却只有1656万人,这两个数之间相差1818万人。这1818万人就是这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
表3 1956~1959年农村人口变动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数 人口总数增长数 净迁移人数
1955 53 180      
1956 53 643 1004 463 -541
1957 54 704 1134 1061 -73
1958 55 273 873 569 -304
1959 54 836 463 -437 -900
合计   3474 1656 -1818
注:农村岁末户籍人口数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由于该统计年鉴中没有公布农村人口自然增长数据,我们用全国人口自然增长数(见表1)减去市镇人口自然增长数(见表2),计算出农村人口自然增长数。户籍人口增长数和户籍净迁移人数的计算同表2。
利用表2和表3,我们将这时期农村到市镇的户籍迁移情况汇总在表4中。表4中最后一列的数字是第二、三列数字的代数和,它正好就是每年户籍统计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与表1中最后一列相应年度的数字相同)。[⑥]
表4 1956~1959年农村到市镇的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市镇迁移人数 农村迁移人数 人口异常变化数 
1956 634 -541 93
1957 419 -73 346
1958 521 -304 217
1959 1436 -900 536
合计 3010 -1818 1192
1956~1959年,市镇人口由于迁移在户籍统计上增加3010万人,真实地反映了此期间市镇人口变动情况。这些人显然是从农村地区迁移来的。如果这些人都在农村注销户籍,则这时期农村户籍人口在扣除自然增长后,应减少3010万人。但同期农村户籍人口在扣除自然增长后,只减少1818万人,比应当减少的数字少1192万人。
这说明一个重要事实,即在这期间有3010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户籍登记手续,但这些人中只有1818万人在农村原籍注销户籍。其余的1192万人虽然已迁移到市镇并办理户籍登记手续,但并没有在原籍注销户籍,即同时拥有市镇户籍和农村户籍。这类人口数就是每年由于这一原因造成的人口异常变化数。
这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存在法规上的漏洞,《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户或者个人迁到新住地的时候……交出迁移证或者缴验其他证件……后,登入迁入登记册。”[⑦]这就是说,迁移时可以不在原居住地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就能在新居住地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只要能有“其他证件”(如工作证、选民证、毕业证等等)。这一法规上的漏洞便利了重报户籍,会在各种经济和其他方面利益的驱使下,出现大量重报户籍的现象。
以上是1956~1959年的情况。1954~1955年的迁移漏报情况由表1可知,为30万人。从上述1192万迁移重报人口数字中扣除这30万,在1959年底存在迁移重报人口的净人数为1162万。
四、1954~1959年我国的人口变动(死亡漏报)
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问题具有历史延续性,需要了解是在何种基础上发展的。为此,需要分析1959年之前我国人口死亡变化情况。1917~1933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为33.0‰,1936~1938年为27‰~28‰之间,1940~1949年为35‰~40‰左右。[11]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1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人口死亡率,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的。
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直到1958年以后才建立起来。我国户籍人口死亡率,1949年为20‰,1957年为10.80‰,八年时间内几乎下降一半。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全世界死亡率大约为20.3‰,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才降到10.3‰。日本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在世界各国中属于很快的。日本1920年的死亡率为20.3‰,1950年为10.9‰,从20‰下降到l0‰用了30年时间。[13]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死亡率,从20‰下降到10‰的时间在20~35年之间(平均27.7年),远远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年时间。而从死亡率20‰开始,这些国家8年以后的死亡率均在15.3‰以上,也远远高于中国相应时段所降至的10.8‰。[14]可见,1949~1958年我国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远快于亚洲许多国家。考虑到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死亡率下降速度应当存在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惯性”,所以上述“死亡率下降速度过快”和“死亡率的数值偏低”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之所以如此,可以用这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状况解释。我们认为,由于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这期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造成(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较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从而出现户籍人口死亡率偏低、户籍人口死亡率下降速度过快的情况。即我国在这期间的实际死亡率没有户籍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低,应当向上做适当调整。
1953年和1957年,我国进行两次与死亡率有关的抽样调查,其结果说明上述判断是正确的。1953年在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同时,原内务部通过抽样的方式对全国3018万人进行人口动态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死亡率为17‰,[15]而非上表中的14‰。
1957年,我国对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地区进行人口年龄和死亡人口年龄调查。当年,我国县的户籍死亡人口为6 309 524人,户籍人口死亡率为11.07‰,而抽样调查的死亡率为13.43‰;市的户籍死亡人口为565 501人,户籍人口死亡率为8.47‰,而抽样调查的死亡率为8.59‰。王维志先生认为,这次抽样调查的资料更合乎实际一些。[16]他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与前面的分析一致。
按照抽样调查得到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我国县的死亡人数应调整为765.46万人,市的死亡人数应调整为57.35万人,合计822.81万人,调整后的全国死亡率应为12.91‰,而非户籍统计数据的10.8‰。依据抽样调查估计出我国1953年(17‰)和1957年(12.91‰)的实际死亡率,与户籍统计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得到我国1953年死亡漏报率为17.65%,1957年死亡漏报率为16.34%。在这期间我国确实存在较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与前面分析一致。
而且这两次人口调查都不是概率抽样调查,实地调查往往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而那些偏僻的地方又恰恰死亡率高。所以上述估计的1953年和1957年的死亡率和死亡漏报率,应当是偏低的。针对各个地区,在一些比较发达、户籍管理较好的地区,死亡漏报率低一些,而对偏远落后、农村人口比较多、户籍管理较薄弱的地区(如四川、贵州、甘肃、青海等省的许多地区),死亡漏报率就高一些。
假定1953~1958年死亡漏报率线性递减。这与此期间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相符。1958年1月颁布《户口登记条例》,可以认为这一年死亡漏报率应有所下降。假定其为1957年的一半,由此得到这期间死亡漏报率如表5第四列。根据死亡漏报率调整1954年、1955年、1956年和1958年的死亡率,如表5第五列。
表5 1953~1958年死亡率的调整(单位:万人)[⑧]
年度 户籍
死亡率
户籍
死亡人数
死亡漏报率 调整
死亡率
调整
死亡人数
漏报
死亡人数
1953 14‰ 814 17.65% 17‰ 988 87(半年)
1954 13.18‰ 779 17.32% 15.94‰ 943 164
1955 12.28‰ 745 16.99% 14.79‰ 898 153
1956 11.4‰ 706 16.67% 13.68‰ 848 142
1957 10.8‰ 688 16.34% 12.91‰ 822 134
1958 11.98‰ 781 8.17% 13.05‰ 851 70
合计           750
 
在做如上调整后,我国这时期死亡率变化与世界范围内同期死亡率变化相比,就显得比较合理。尽管如此,我国这时期死亡率下降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最快的。
根据调整后的死亡率,计算出1953年7月1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到1958年底,我国每年死亡漏报人数,见表5最后一列(1953年按半年计算)。这期间我国死亡漏报总人数约为750万人,而且死亡漏报人口主要集中农村地区。由于《户口登记条例》1959年开始在一些地区实施,可以认为,该年死亡漏报与死亡补报达到动态平衡状态,所以该年户籍人口死亡率不做修正。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到1959年期间,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我国(主要是农村地区)出现较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平均死亡漏报率约在16%~18%左右(偏远地区还要更高一些)。由于这一原因造成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1958年底,大约有750万人口死亡漏报。第二,1954~1959年,我国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中,至少有3000万人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大量“迁移重报”人口。1959年底存在的迁移重报人口净人数为1162万人。所以,1959年底户籍人口数中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人(1162万人+750万人)。这造成1959年底我国户籍人口总数虚假增加1912万人,相当于1959年户籍人口总数(67 207万人)的2.84%。因此,1959年底我国实际人口总数并不是户籍统计数据中的67 207万人,而只有65 295万人。
1954~1959年,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再加上农村地区存在大约750万人死亡漏报人口,使这期间农村人口减少3750万人左右,占当时农村人口的6.84%左右;而农村户籍人口仅减少约2600万人,占当时全国农村人口的4.74%。这是此期间我国许多农村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的基本原因之一;而且,这些人口的大多数在三年困难时期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注销。这对研究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地区人口变动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些论者在研究中把由于以上原因造成的一些农村地区人口大量减少,解释为大量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并把这一减少的数字最终计入到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中,显然是错误的。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我们的研究结论。1959年9月,山东省在农村开展户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高达152万人,[17]占1959年全省总人口的2.81%。这一比例与上述估计的全国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占总人口2.84%的比例非常接近。
五、1960~1964年我国的人口变动(人口迁移与迁移漏报)
1960年下半年,由于我国经济状况出现重大困难,中共中央决定进行重大政策调整。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迁移活动发生根本性转变,主要表现为人口迁移的方向由此前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转变为从市镇到农村的人口大精简。这次市镇人口大精简开始于1960年下半年,主要在1961~1963年进行。
“1960年下半年,按照中共中央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各地迅速开展了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精简下放了部分机构和职工。”[18]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作出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的重大决策。会议通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明确提出,“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以上。今年争取至少减一千万人”。[19]全国规模的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全面启动。1961年底与年初相比,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人左右。[20]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陈云同志作系统发言,中心内容是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重要性。[21]同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700万人的决定》,规定精简的主要对象为自1958年来自农村的新工人。[22]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1961年已经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23]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1958年以来来自农村的职工……一般的应当精简回乡。1957年年底以前来自农村的职工,凡能够回乡的,也应动员回乡。”[24]这表明这次人口大迁移具有鲜明的定向性。“经过全党、全国人民两年半时间的共同努力,全国共精简了近2000万职工和2600万城镇人口。”[25]当时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26]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进行的。由于市镇户籍人口数据较准确,我们首先考察这时期市镇人口的变化情况。
表6 1961~1963年市镇人口变动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
增长数
人口总数
增长数
净迁移人数
1960 13 073        
1961 12 707 10.24‰ 132 -366 -498
1962 11 659 27.18‰ 331 -1048 -1379
1963 11 646 37.37‰ 435 -13 -448
合计     898 -1427 -2325
表6显示,1961~1963年,我国市镇户籍人口总数减少1427万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8万人,扣除人口自然增长之后,这时期我国市镇户籍人口总数减少2325万人,即三年内迁出市镇并注销户籍的净人数。
再看1961~1963年我国农村人口变化。表7显示,1961~1963年我国农村人口自然增加3415万人,而户籍人口增加4392万人,两项相差977万人。这977万人就是此期间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净人数。
表7 1961~1963年农村人口变动情况(单位:万人)
  农村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
增长数
人口总数
增长数
净迁移人数
1960 53 134      
1961 53 152 117 18 -99
1962 55 636 1463 2484 1021
1963 57 526 1835 1890 55
合计   3415 4392 977
利用表6和表7,把这时期市镇人口大精简中,从市镇到农村的户籍迁移情况汇总在表8中(表中有关数据的说明同表4),即可分析1961~1963年我国人口异常变化的原因。
表8第二列数字表明,1961~1963年,我国市镇人口由于大精简减少2325万人。这与此期间我国出现市镇人口大精简的历史事实高度相符,说明我国市镇户籍统计数据可以真实地反映人口变化的情况。这2325万人显然都迁移到农村,如果他们都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则这时期农村户籍人口在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后,应增加2325万人。但从表8第三列数字(以及表7)可知,同一时期农村户籍人口在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后,仅增加977万人,比应增加的数字少1348万人。这1348万人即是“迁移漏报”人口。表8最后一列就是1961~1963年发生的这类人口数字,也是每年由于这一原因造成的人口异常变化数。这说明,1961~1963年,我国户籍人口数量的大量异常减少是由于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及其登记活动无关。
表8 1961~1963年市镇到农村的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 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人口异常变化数
1961 -498 -99 -597
1962 -1379 1021 -358
1963 -448 55 -393
合计 -2325 977 -1348
 
以上是1961~1963年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1964年的情况(市镇人口精简工作1960年就已经开始),上述推断3的结论“1964年年底存在的迁移漏报人口的净人数为1482万人”,可认为已经得到论证。
如上所述,我国在1954~1959年人口大迁移过程中,产生迁移重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这些迁移重报户籍人口的多余户籍,在1960年前后全面贯彻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和1964年人口普查的过程中被清理出来而注销,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此外,1960~1964年市镇人口大精简时,返回农村的人员中重报户籍者的多余户籍,即使没有被清理出来,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自动消除。
综上所述,1960~1964年我国人口异常变化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1959年底存在的1162万迁移重报人口的多余户籍,在1960~1964年被注销。其二,1960~1964年市镇人口大精简中,产生迁移漏报户籍人口约1482万人。二者造成1960~1964年,我国户籍人口数字异常减少高达2644万人。这是此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出现重大异常变化的真正原因。
1965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需要补充大量职工,1960~1964年精简返回农村人口中的大多数要求重返市镇。这样,1965~1979年,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精力解决这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其中,许多人重新返回市镇并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其余的人也由于种种需要在农村办理户籍手续。这就造成1970~1979年我国户籍人口又出现连续且较大幅度异常增加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1960~1964年确实有1482万人漏报户籍。从1956年开始、长达24年的我国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六、1960~1964年我国的人口变动(死亡率调整)
在对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进行调整前,需要对1962年及其以后的死亡率进行分析。《户口登记条例》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时期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由于这一条例的实施,死亡漏报的情况也应有大幅度减少,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62年和1963年,国家分别对部分地区人口进行人口年龄和死亡人口年龄的调查。1962年的调查人数为844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1963年的调查人数达19 83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两次调查结果表明,1962年和1963年的户籍统计死亡数据比较符合实际。关于1963年的调查结果,市的死亡率为7.30‰,镇的死亡率为8.74‰,县的(不含镇)死亡率为11.04‰。[27]由这些数据可以估计出1963年的全国死亡率为10.38‰,死亡漏报率为3.28%。这说明与1953年到1957年(死亡漏报率17%左右)相比,1963年的死亡漏报率大大降低。这与《户口登记条例》得到实施这一事实相符。
1962年和1963年的户籍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0.02‰和10.04‰。按照上述死亡漏报率的数字,我们将这两年的死亡率分别调整为10.36‰和10.38‰。这样可以估计出这两年每年死亡漏报人数约为23万人。这两年的死亡漏报率很低,但却出现绝对值很大的户籍人口异常减少的情况。由表1可知,这两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分别达到-358万人和-393万人,说明这两年人口异常变化不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而是另有原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对人口异常变化原因作的理论分析是正确的。
由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1962~1982年户籍人口死亡率,除1964年出现幅度不大的上升外,基本处于一种平稳变化的情况。这说明经过《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我国死亡漏报现象明显减少,并且死亡漏报与死亡补报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户籍人口死亡率可以反映人口实际死亡的真实情况。根据这一情况,对1965~1982年的死亡率可以不做调整。1964年户籍人口死亡率出现幅度不大的上升,可以看成是这一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包括普查前的户籍整顿),注销了普查前积累的死亡漏报人口的户籍而引起的,并不说明这一年实际死亡率真的上升了。我们取1962年、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率)、1965年、1966年这四年死亡率的平均值9.77‰,作为1964年死亡率调整值,由此估计出1964年补报死亡登记的人数约为121万人。
上文已经估计出1962年和1963年“死亡漏报”各23万人,1964年“死亡补报”121万人,因此这三年合计“死亡补报”净人数为75万人。1964年以后的死亡漏报与死亡补报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所以在1961年底全国存在“死亡漏报”净人数约为75万人。
1958年底,我国存在“漏报死亡”人口750万人,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全面实施《户口登记条例》过程中,被清理而补报死亡登记人数为675万人(750万人-75万人)。这些人被计入到三年困难时期户籍人口死亡数字中,对三年困难时期户籍人口死亡率和死亡人数大幅度提高产生重大影响。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年、1960年和1961年户籍死亡人数分别为970万人、1693万人和939万人,共计3602万人。这一人数扣除以上“死亡补报”675万人,则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总死亡人数为2927万人。我们维持1959年和1961年死亡人数不变,而只调整1960年死亡人数,则1960年死亡人数调整值为1018万人。[⑨]
在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上述表1第三列显示,我国1960年岁末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1961年又比1960年净减少348万人,两年合计净减少1348万人。这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中最引人注目。一些论者把这一减少看成是由于数量级达到千万人以上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简单思维方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错综复杂,对这些原因可以做如下分析:
1.人口迁移中“迁移重报户籍被注销”和“迁移漏报户籍”,是这两年户籍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的基本原因之一。由此造成这两年人口减少的数字,分别等于这两年人口异常变化数,即1960年为696万人,1961年为597万人(见表1第五列),合计1293万人。
2.由于死亡漏报人口户籍被注销,是造成这两年户籍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的基本原因之一,由此造成这两年减少的数字约为675万人。
3.由于种种原因,在1960年前后我国出现人口出生数量大幅度下降局面。如果以1956年、1957年、1962年和1963年出生人数平均值(2389万人)为基准,则1960年和1961年分别少出生人口1000万人和1202万人,[28]合计2402万人。这也是造成这期间户籍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的基本原因之一。
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造成1960年和1961年户籍人口数量与通常年份比较,合计减少约为4370万人(1293万人+675万人+2402万人),其中1968万人(1293万人+675万人)是户籍统计数字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减少;2402万人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造成实际人口减少。这些都与这两年实际人口死亡无关。只有了解到上述情况,才能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化,特别是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当然,1959~1961年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较严重的“超线性死亡”现象(见下文),这也是造成这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七、1953~1982年我国人口数据的调整
上文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1953~1982年在户籍统计上人口异常变动的原因进行论述,论证这一原因与人口出生和死亡及其登记活动无关。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对我国1953~1982年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进行调整,结果见表9。其中,最后一列(“差额”一列)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户籍统计每年岁末人口数,与调整以后的岁末人口数之差。
表9 1953~1982年我国人口调整后数据[⑩](单位:万人)
  户籍数据 调整后人口数据 差额
年份 岁末
人口数
岁末
人口数
出生
人数
出生率 死亡
人数
死亡率  
1953 58 796 58 709         87
1954 60 266 60 011 2245 37.82‰ 943 15.89‰ 255
1955 61 465 61 091 1978 32.67‰ 898 14.83‰ 374
1956 62 828 62 219 1976 32.05‰ 848 13.75‰ 609
1957 64 653 63 564 2166 34.44‰ 821 13.05‰ 1089
1958 65 994 64 618 1905 29.72‰ 851 13.28‰ 1376
1959 67 207 65 295 1647 25.36‰ 970 14.93‰ 1912
1960 66 207 65 666 1389 21.21‰ 1018 15.55‰ 541
1961 65 859 65 915 1188 18.06‰ 939 14.27‰ -56
1962 67 295 67 686 2460 36.83‰ 689 10.31‰ -391
1963 69 172 69 933 2954 42.93‰ 707 10.27‰ -761
1964 70 499 71 981 2729 38.46‰ 681 9.60‰ -1482
1965 72 538 74 008 2704 37.04‰ 678 9.29‰ -1470
1966 74 542 75 936 2577 34.37‰ 649 8.66‰ -1394
1967 76 368 77 863 2563 33.33‰ 636 8.27‰ -1495
1968 78 534 79 984 2757 34.93‰ 636 8.06‰ -1450
1969 80 671 82 060 2715 33.51‰ 639 7.89‰ -1389
1970 82 992 84 174 2736 32.92‰ 622 7.48‰ -1182
1971 85 229 86 128 2567 30.15‰ 613 7.20‰ -899
1972 87 177 88 038 2566 29.47‰ 656 7.53‰ -861
1973 89 211 89 880 2463 27.69‰ 621 6.98‰ -669
1974 90 859 91 454 2235 24.65‰ 661 7.29‰ -595
1975 92 420 92 892 2109 22.88‰ 671 7.28‰ -472
1976 93 717 94 070 1853 19.82‰ 675 7.22‰ -353
1977 94 974 95 208 1787 18.88‰ 649 6.86‰ -234
1978 96 259 96 355 1745 18.22‰ 598 6.24‰ -96
1979 97 542 97 480 1727 17.82‰ 602 6.21‰ 62
1980 98 705 98 640 1779 18.14‰ 619 6.31‰ 65
1981 100 072 100 080 2069 20.82‰ 629 6.33‰ -8
1982 101 541 101 541 2126 21.09‰ 665 6.60‰ 0
 
由表9可以看出,我国在这期间的户籍统计岁末人口数据与实际岁末人口数据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按照差异的情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59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总数”大于“实际人口总数”,并且其差额逐年增加,1959年底达到最大值1912万人。这是因为这一期间我国从农村到市镇人口大迁移中,产生大量“迁移重报”人口,并出现大量“死亡漏报”人口。
第二阶段:1960~1964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总数”由1959年底大于“实际人口总数”1912万人,迅速转变为1961年底大致与实际人口总数相等,随后又出现“实际人口总数”大于“户籍统计人口总数”的情况,并且这一差额逐年增加,到1964年底达到最大值1482万人。这是因为在第一阶段中产生“迁移重报”和“死亡漏报”人口的户籍在这期间被注销,并且在这一阶段进行的市镇人口大精简中,出现大量“迁移漏报”人口。
第三阶段:1965~1982年,大多数时间内,“实际人口总数”大于“户籍统计人口总数”,并且其差额呈逐年减少态势,最后出现二者大致相等的情况。这是因为在第二阶段产生大量“迁移漏报”人口,在这一时期陆续登记户籍。
八、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超线性死亡”
在一定条件下,某一时期人口死亡率与这一时期前后的死亡率之间,应当呈现平稳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通常用指数曲线表达,当时间段较短时也可以用直线表达。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死亡情况时,可以用这时期前后某一年死亡率或某几年死亡率平均值作为基准,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情况进行判断。这一基准从数学角度讲,应称为“基准死亡率”,死亡率中超出基准死亡率的部分称“超线性死亡率”,由“超线性死亡率”确定的死亡人数称为“超线性死亡”人数。一个时期“超线性死亡”人数,实际上是这一时期与作为基准的那几年比较,死亡人数增加的那一部分。[11]
下面以三年困难时期之前,死亡率最低的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基准死亡率,对三年困难时期“超线性死亡”现象进行分析。按照户籍统计数据,基准死亡率(1957年死亡率)为10.80‰,由此可以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超线性死亡”人数为1455万人。[12]由于这一数字是由户籍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的,我们把它称为户籍“超线性死亡”人数。为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真实死亡情况,必须对户籍“超线性死亡”人数“究竟是由哪几部分人数组成的”这一问题,做一个基本分析。上述户籍“超线性死亡”人数1455万人,由以下三部分数字组成。
第一部分:虚假的“超线性死亡”人数。由于1953~1958年我国存在较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三年困难时期存在大量人口补报死亡登记,这对“超线性死亡”数字产生巨大影响。按照表10调整后数据,三年困难时期基准死亡率应调整为13.05‰,超线性死亡人数应调整为366万人。这一数字比户籍“超线性死亡”人数(1455万人)减少1089万人,减少的部分(1089万人)是虚假的“超线性死亡”人数。我们认为,调整后的“超线性死亡”人数366万人,可以基本上反映这时期我国实际的“超线性死亡”情况。
第二部分:“营养性死亡”[13]造成的“超线性死亡”人数。这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少数地区,这种问题非常严重。这部分死亡人数是实际“超线性死亡”人数366万人的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366万人中除“营养性死亡”之外的其余“超线性死亡”人数。这主要缘于以下情况。一是这时期我国经济上出现重大困难,同时连续三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出现“营养性死亡”现象,人口死亡率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向上波动。二是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区各种急性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流行造成“超线性死亡”。三是社会上总是存在大量人口患有各种慢性传染性或非传染性疾病、或者处于年老体弱状态。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生活、工作、医疗等各方面条件的变化,造成这部分人中出现较高的死亡率。四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连续遭遇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直接死亡和间接死亡所导致的“超线性死亡”。五是由于“大跃进”运动中工业超速发展、农业大规模农田基础建设和兴修水利工程等原因,1958~1960年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工伤事故高峰所造成的“超线性死亡”。六是由于这一时期出现粮食供应缺粮情况,人们广泛开展代食品活动。因为经验不足,许多地区发生各种食物中毒现象造成的“超线性死亡”。七是极少数地区地方官员严重违法乱纪,造成各种意外死亡所导致的“超线性死亡”。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情况。上述这些原因造成的“超线性死亡”人数,在这时期“超线性死亡”总人数中占有相当大比例。
综上所述,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户籍“超线性死亡”人数1455万人中,虚假“超线性死亡”人数占大多数。而在实际“超线性死亡”人数366万人中,“营养性死亡”之外的各种死亡占有相当大比例,而“营养性死亡”人数只是其中一部分。
河南省淮阳县较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情况,说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河南省是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淮阳县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日,先后发生各种疾病共62 216人,其中浮肿病8573人。在此期间共死亡11 967人,其中因浮肿病死亡的1455人,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中毒死的14人,因干部作风死亡的371人,因其他方面死亡的1116人。[14]由以上数据可以认为,淮阳县1960年实际死亡人数为11 967人,[15]但《淮阳县志》提供的户籍死亡人数为16 205人,[16]两者相差4238人。我们认为,这一差额就是淮阳县1960年以前死亡漏报,而在1960年补报死亡登记的人数。
根据《淮阳县志》提供的户籍数据,如果以1955年死亡率10.50‰作为基准死亡率,则该县1960年户籍“超线性死亡”人数为9343人。其中,有虚假的超线性死亡人数约五千人。[17]在实际“超线性死亡”人数中,大约三千人是由于浮肿病之外的各种疾病流行、干部作风、中毒等原因造成的超线性死亡人数,而“营养性死亡”(因浮肿病死亡)人数为1455人,占户籍“超线性死亡”人数(9343人)的15.57%,占实际“超线性死亡”人数(约4300人)的34%。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超线性死亡”做作的分析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对这时期全国“营养性死亡”人数做一个初步估计。淮阳县1960年户籍人口死亡率为24.6‰,与同年全国平均死亡率(25.43‰)很接近,因此淮阳县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例子。该县1960年户籍人口65.82万人,“营养性死亡”人数为1455人,“营养性死亡”人数占总人数的2.21‰。1960年全国户籍人口66 207万人,如果按照淮阳县的比例,1960年全国“营养性死亡”人数约为146万人,再加上1959年和1961年数字,全国三年困难时期“营养性死亡”约250万人。
我们已估计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实际“超线性死亡”人数为366万。从一些典型地区的情况看,“营养性死亡”人数占实际“超线性死亡”人数的30%~70%左右(上述淮阳县的例子中占34%),如果按60%估计,则全国“营养性死亡”人数约为220万左右。从数理统计学角度看,如果能够提供一些典型地区死亡构成情况数据,[18]那就可以利用数理统计学方法,找出“营养性死亡”人数与“超线性死亡”人数、总死亡人数之间的统计规律,从而对这时期我国“营养性死亡”情况,作出比较可靠的估计。我们搜集到三年困难时期若干典型地区(包括一些“营养性死亡”情况严重的地区)死亡构成情况的数据,并利用数理统计学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获得“营养性死亡”人数与总死亡人数、“超线性死亡”人数之间的某些统计规律(其中有些规律是非线性的),并利用这些规律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营养性死亡”情况进行分析,由此估计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营养性死亡”人数大约为250万左右。在获得更多典型地区相关原始数据后,上述数字有可能还要做向下或者向上调整。我们认为向下调整可能性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由于浮肿病这一类营养性疾病死亡、这一类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数字中“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一些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者把所有的“超线性死亡”都统称为“饿死”,这是错误的。由于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的重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解释,国内外一些研究,认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些研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科尔为代表的国外论者的研究。第二类是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的研究。第三类是以杨继绳、曹树基、金辉等为代表的研究。这些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正是这些研究使“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观点得到广泛流传。在一些研究中,把上述1960~1964年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减少的三千多万人,通过用1964年人口数据回推的办法,变成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数字的减少,然后把这些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实际人口死亡造成的,并把这些数字最终计入到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中,这是重大的学术错误。从学术角度对这三类研究的逐一分析,说明他们所主张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观点不能成立,我们将另行对此阐述。
(注: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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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EB/OL].http://unn.people.com.cn/GB/channel19/1637/2400/2403/200108/22/96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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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643.
[27]杨子胥.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1617—1620.
[28]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M].北京: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268.
(责任编辑:李  琪)
文章原载于《经济纵横》201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孙经先,江苏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①] 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地区的户籍管理部门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②] 本文所使用的户籍统计数据,除另有说明,均取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和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不再逐一说明。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的含义见下文。
[③] 本文在涉及“迁移重报”、“迁移重报注销”、“迁移漏报”、“迁移补报”及其人数问题时,均包含这里叙述的这些情况,不再逐一指明。
[④] 零基准的选取仅仅是为了讨论方便,即使1953年底存在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人口,也对后文的讨论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⑤] 这里的“净人数”指扣除迁移漏报人口后的迁移重报人数。下面推断3中的“净人数” 指扣除迁移重报人口后的迁移漏报人数。本文后文中的“迁移重报人数”和“迁移漏报人数”都应在这个意义下理解。
[⑥] 用数学方法可以证明这种相同是必然的。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1955年6月22日。
[⑧] 表中第一列和第二列取自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268页。“调整死亡人数”由“调整死亡率”计算。
[⑨] 如果调高1959年和1961年的死亡人数,则1960年的死亡人数就要继续下调;如果调低1959年和1961年的死亡人数,则1960年的死亡人数就要上调,但这三年的总死亡人数不变。
[⑩] 表9中的死亡率是以调整后的岁末人口数为基准计算的,而上文中调整的死亡率是以户籍统计(调整前)的岁末人口数为基准计算的,所以两者之间出现不大的差异。
[11] 一些论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把“基准死亡率”称为“正常死亡率”,把“超线性死亡率”称为“非正常死亡率”(甚至称为“饿死死亡率”),并把他们计算出来的“超线性死亡”人数称为“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在学术上是极端错误的。
[12] 基准死亡率选取的不同,会导致“超线性死亡”人数的不同,下面的一些数字也会随之产生变化。但这不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死亡情况做出的基本判断。
[13] 我们把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浮肿病这一类营养性疾病、这一类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原因、完全性饥饿(即饿死)原因和其他主要由于营养严重不足造成的死亡,统称为“营养性死亡”。
[14] 《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号各种疾病和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转引自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7月号(总第 64 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6017.htm,2913年2月27日。
[15] 河南省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主要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淮阳县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1960年淮阳县的死亡人数应少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日期间死亡的11 967人。我们这里取它们相等,更有助于说明我们的结论。
[16] 这里和下文中淮阳县的户籍统计数据,均引自淮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淮阳县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6页。
[17] 这一人数包括1960年补报死亡登记的4238人,以及由于基准死亡率应向上调整而产生的人数。
[18] 即在每一个地区总死亡人数中,各种原因的死亡人数、特别是营养性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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