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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许光伟)

时间:2012-11-26 18:21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作者:许光伟 点击:

原文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0

 

《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昌  330013

 

 

摘要:《资本论》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范畴的“生产”实践化,首要性地贯彻了“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相互构成形成总的写作逻辑,历史部分确立了后续研究的理论指针。方法论意蕴是:(1)根据历史生产方式的“自然生长”,显露范畴的内核的生理结构——(剩余)价值;(2)由范畴生产上的层级运动,揭示“结构生长”的历史性;(3)通过“理论”的总体生产,最大程度地彰明方法论批判和认识论批判的内在结合性,具象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工作路线。因此,它否决了考茨基非法编纂《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错误要求。《资本论》整体上也就统一了“两种认识发生学”,即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认识(发展)的逻辑,统一了历史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这种整体性研究树立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造典范。

关键词:《资本论》;历史部分;理论部分;认识;范畴;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F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10-001-11

 

一、认识发生学的探索道路

《资本论》总体上是对“认识发生学”的探索。其理论部分分别指涉“历史”、“系统”及“现象”的发生学研究,揭示“资本的逻辑”;其历史部分揭明“认识的逻辑”。但按规定性,历史部分既是理论部分研究的“前哨”,因为它担负着历史范畴的认识生产任务,同时又必将最终是单纯的“历史概述”,即只“探讨理论史”113。马克思指出:“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2123,124但是,“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2196

表面上看,历史部分的写作肇因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安排,即于每一理论部分之后均有一个理论史的附录,似乎是“第二分册”写作计划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史的附录范围的突破,因而是标准的“附论”。但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写作计划的变更恰好就发生在《资本论》之前的三大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的“第一手稿”之后,而“第一手稿”恰恰又被恩格斯排除在《资本论》的可供编辑的手稿之外。因此,恩格斯只是从1861~1863年手稿开始,将其中有关“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写作称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这样,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似乎又是同时写作的,犹如马克思宣称的,“我的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2352但实际上,真正的中介是1861~1863年手稿。因为在这里,“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2]282并且也只是在这里,方才有可能第一次揭示出这一认识原理:“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2282真正的前提是1857~1858年手稿。从整体考察“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旨和主要理论考察对象)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演变关系出发,于1859年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应纳入1857~1858年手稿范畴中予以考虑。3这意味着,广义的1857~1858年手稿是以延续“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为起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进一步的研究指向,最终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贯穿线索的特殊文本群落。因此,从历史支架的生产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为中心文本标识结构的1857~1858年手稿,恰恰构成了通常所说的《资本论》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的“前史”,而1861~1863年手稿本身则广义地构成了种种的理论元器件(即“认识范畴”)生产的“正在发生史”。某种意义上,这是“范畴生产”的前奏。

范畴总是抽象的,范畴的“抽象规定性”是历史支架与其认识支架的统一。所谓“抽象”,就是范畴的两重规定和性态的获得。一重是历史的规定,即“历史支架”规定;一重是与之对应的认识支架的规定。关于前者,马克思强调剩余价值首先是“纯粹形式”,是“剩余价值本身”47,并且“作为范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519;关于后者,剩余价值范畴是“一般形式”,即“在这种形式中所有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250认识支架进一步形成“具体总体”。所谓“具体”,就是运用“抽象力”,从抽象范畴中具象出它的具体形式——“分析经济形式”18。这最后的规定和形式,我们称之为“具体范畴”,即范畴的“具体规定性”。

因此,从范畴的整个生产行程看,范畴是“抽象规定”与其“具体规定”的统一。但是,所谓“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也只不过是历史一步步投放在认识中的具体行程,是“历史规定”一步步获得的认识过程,从而使其进一步获得“完全转化了的形式”47,直至获得它的各种“特殊形态”2225。本质上,这决不是说具体总体仅仅是“思维总体”。“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519这里时刻需要记取的是:“主体,即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519

归根结底,剩余价值作为“范畴”在规定性上,是“抽象”和“具体”的内在的、有机的统一。这一规定性促成剩余价值范畴必须同时是“历史支架”(资本主义剩余劳动的一般)和“认识支架”(利润一般),乃至是历史和认识的有机统一。历史支架是没有赋以血肉的历史骨骼。认识支架是“已经发育的身体”的“细胞”18;认识范畴不外乎是运用“抽象力”(分析或逻辑演绎)的结果,因而又是范畴本身回归到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行程。关于这一点,列宁讲道:“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全部的意义就在于,促成总揽“历史—认识—范畴”的总范畴规定,即“社会生产关系”。因为无论如何,“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才能“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才最终能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并且,“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68~10

结合剩余价值范畴在生产上的规定,以及两方面的性态,决定“剩余价值”只能由“资本发生学”来加以总体地说明。这真正“解释”了《资本论》为什么会发生。马克思18621228致信库格曼,说:“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题。”这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2170因为范畴在规定性上既是“理论生产”,又是“认识生产”。作为“理论生产”,以历史批判为先行;作为“认识生产”,又以理论批判本身及相应的认识批判为条件。历史支架—认识支架—认识形式的范畴生产行程,从而与批判的行程内在地相互呼应,形成范畴批判上的层级运动:历史批判—理论批判—认识批判。说到底,“历史部分”必须既作为范畴生产的总的先导过程,又作为总的理论与认识生产的结束过程,即成为“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前者是历史批判转为理论批判的过程,它表现范畴的整体的生产史,实则是形成范畴支架,以此建立“批判性理论认识”的全过程;后者是理论批判转为认识批判的过程,它表现范畴本身的自然生长史,从而实现范畴在认识形式上的彼此连缀,形成历史形式的“思辨过程”,并形成这种过程的思维运动史。这样,“理论生产”与“认识生产”的批判性合一成就了一种真正意义的“辩证法”,最终使经济范畴成为刻画历史生产的真正“语言结构”。

 

二、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特殊历史”(物化生产)发生学

剩余价值范畴的历史与认识规定的合一性,使其必须同时是“资本范畴”,并且必须首先从历史规定范畴本身(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开始进行“批判”。这也是剩余价值以及资本范畴(作为“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换言之,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历史上升时期的“经济认识论”构成了范畴生长的自然的基点。在批判上,马克思选取的起点性的历史路标人物是斯图亚特和魁奈

资产阶级经济学坚持从“物象”(而非“历史”)出发研究生产。“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51对资产阶级学派整体而言,“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尽管没有弄清一般价值的性质,但仍然能够在他们的研究所必需的范围内,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理解为一定的量。”41516同时,“如果说,他们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作不变的量,在他们看来,这个量完全决定于自然,而不决定于本身就是一个变量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么,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结论的抽象正确性,因为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同我们假定劳动能力的价值是大是小毫无关系。”416~19这样,马克思坚持将剩余价值范畴的“历史发明权”赋给资产阶级生产(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本身,而选择其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历史代言人”。恩格斯揭明:“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721“但马克思和拉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的。”723事实上,马克思的重点在于:“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721由此马克思解决了与剩余价值范畴体系相关的理论问题,从而“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721,——马克思试图做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并且要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721

斯图亚特是资产阶级物象经济思想的形式上的发生起点。斯图亚特的经济分析既在流通中,又脱离了流通。在流通中,意味着“让渡利润”是一方之所得、另一方之所失,“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厂主’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总是‘相对利润’,总是‘让渡利润’,总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际价值,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切商品都按它的价值出卖,那就不会有任何利润了。”413另一方面又脱离了流通,“斯图亚特不同意这种幻想:单个资本家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是新财富的创造。因此,他把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区分开来,……,他所加的关于这个利润能引起‘社会财富’的扩大和增加的这句话,看来,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图亚特所指的,仅仅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他完全离开总是以交换价值的增加为前提的资本家的利润来考察这个绝对利润。”41112这样,利润由两者不假思索地调和了,成为“混合利润”。“可见,商品的价格包含着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要素:第一,商品的实际价值;第二,‘让渡利润’,即让出或卖出商品时实现的利润。”41112但是,“绝对利润是由‘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产生的。究竟它怎样由这种增进产生,斯图亚特并没有想弄清楚。”411可见,在这方面,斯图亚特始终“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411~13

斯图亚特将矛盾赤裸裸地揭露了出来。魁奈试图解决的恰恰是这种认识矛盾。从这一意义上说,斯图亚特是重农学派的整个研究的启动和思想启蒙,后者直接延续并关注了前者的问题领域。因此,斯图亚特显示了他同重农学派的必然的联系:“在对资本的理解方面,他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生产条件作为一定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能力分离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斯图亚特十分注意资本的这个产生过程;诚然,他还没有把这个过程直接理解为资本的产生过程,但是,他仍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大工业存在的条件。斯图亚特特别在农业中考察了这个过程,并且正确地认为,只是因为农业中发生了这个分离过程,真正的制造业才产生出来。在亚·斯密的著作里,是以这个分离过程已经完成为前提的。”413,14

但是,魁奈是首位不仅提到资本的内容规定性,而且同时提到其形式规定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这种意义上说,魁奈是资产阶级物象经济思想的事实的起点。关于《经济表》,马克思认为:“至于资本流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资本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资本流通同一般流通的联系,也就是说,不仅资本同资本的交换,而且资本同收入的交换,那么,斯密实际上只是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遗产,对财产目录的各个项目作了更严格的分类和更详细的描述,但是对于过程的整体未必叙述和说明得像《经济表》大体上描绘的那样正确,尽管魁奈的前提是错误的。”4366马克思揭露了“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这个体系的封建主义外貌和它的资产阶级实质。”即一方面,按其“本性”要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因此,重农学派“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的狂热的拥护者和传播者。”说到底,重农学派解决认识矛盾的途径只是“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表面上看,矛盾被解决了,但事实上又进一步被狭隘化、束缚住了,而这又导致重农学派“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415~28

这一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总体特点是:不断摇摆于剩余价值范畴的“历史支架”规定性(作为恰当的正确性认识)与作为纯粹“认识支架”的规定性(它构成了庸俗经济学体系的起点)之间。拿斯图亚特来说,马克思指出:“他的关于‘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虽然丝毫没有触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质和起源问题,但是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按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但遗憾地是,“斯图亚特自己舍弃可以用这种办法来说明剩余价值的看法。”412而在将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顶峰的杜尔哥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的自然赐予’……不知不觉地变成土地所有者没有买过而以农产品形式出卖的土地耕种者的剩余劳动。”429同时,在把价值同自然物质混淆起来的帕奥累蒂那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声明:“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研究对象的,是物质的和实在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只能在农业中发生,因为只有农业才使构成财富的物质和产品的数量倍增。”435

 

三、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特殊系统”(物象系统)发生学

资产阶级经济学仅仅以社会物象关系为研究对象。亚当·斯密既是剩余价值范畴的首位生产者,也是第一个将其物象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例如,在斯密看来,“劳动的物的条件,都天生是资本。”855“他的工人是生产性劳动者,他的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948所以,恩格斯重述了马克思的评价:“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714~17

处于生产方式社会构型时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认识论具有矛盾化的表达形式。“斯密在两种不同的交换价值规定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买到商品的活劳动量,或者同样可以说,决定于可以买到一定量活劳动的商品量;他时而把第一种规定同第二种规定混淆起来,时而以后者顶替前者。在第二种规定中,斯密把劳动的交换价值,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这里把价值本身当作价值标准和说明价值存在的理由,因此成了循环论证。”但是,“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以及把完全不同的规定混为一谈,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讨。”447,48这种特殊认识发生学导致:斯密不是从价值范畴中历史合理地引出剩余价值范畴,相反,是从剩余价值规定中再度将价值本身引申出来。这就是他的所谓的“生产劳动的二重见解”。在第一重规定性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在第二重规定性上,这一对应的规定则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但是,“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4150亚当·斯密究竟为什么要提出这第二重的规定性呢?答案在于:“斯密在他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上,完全回到——在更广泛的形式上——货币主义的区分上去了。”4317这种认识的回归反映了认识进程在不彻底性上的一致性,即:“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的来源。如何给剩余价值下定义,自然取决于所理解的价值本身具有什么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货币;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4166

这种“虚假的二重性”(物象二重性)是资产阶级构造物象认识关系的理论条件。因而,它使主、客体的规定以及它们之间的规定关系可以不用在历史中,从而在社会存在中得到建立,进而在理论认识中确立和形成它们的差别性规定,相反,只是在认识中——在相互隔离的认识中——确立它们的规定,以便形成虚假的社会存在,形成它们“本是无差别”的现象规定。这实际上既是资产阶级的“颠倒”,又是其借以对真正的社会存在规定所保持的“资产阶级沉默”。马克思这样评述:“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而且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有意识地把竞争形式,把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抽象化,以便考察规律本身。”但是,“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10111,112

这样,真正的资本理论即资本的“现代社会结构”理论被抛弃了,“生产关系的资本”(剩余价值的社会规定和生活范畴)为“物象关系的资本”(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化)所替换。“很清楚:亚·斯密把商品的‘自然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和商品的价值等同起来,是由于他事先抛弃了他对价值的正确的观点,而代之以由竞争现象所引起的、来源于竞争现象的观点。”10261而“李嘉图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斯密的这种谬误说法,可是他也接受了这种说法的必然的——而如果他前后一贯的话,对他说来是不可能有的——后果: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10261这是因为,“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因此,他“把剩余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混淆起来,”并“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了,提出了错误的地租理论,得出了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原因的错误规律等等。”10423

斯密和李嘉图在这里处处显示出以纯粹“认识支架”遮掩“历史支架”的理论建构动机。而如果要坚持由认识出发进行理论建构,势必要对“历史”加以拒斥,使范畴成为没有历史规定的概念的或知识的空壳。“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10181但李嘉图只是凝结劳动价值论者。“李嘉图是从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这一论点出发的。”10180这引发一系列的缺陷:(1)“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研究。……他一开始就只谈价值量,就是说,只谈各个商品价值量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2)具有一种“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101813)过度假定:在假定商品(价值)存在的同时,“而且假定了工资、资本、利润,甚至……还假定了一般利润率、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的各种形式,以及‘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区别。”10185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10183184

李嘉图理解的“科学”和运用的“抽象”是,“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10183于是,一边是(商品)价值,一边是(生产)价格,李嘉图在它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混淆:(1)“把费用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10209;(2)“把同一生产领域内的市场价值形成过程同不同生产领域的费用价格形成过程混淆起来”10229;(3)“把劳动同劳动能力混淆起来”,从而把“劳动能力的价值”同“劳动的价值”混淆起来10454455;(4)最后,通过“自然价格”将价值和价格等同,“‘完全不考虑’市场价格对费用价格的偶然偏离”,“根本没有注意到市场价格在同费用价格相一致的条件下对商品的实际价值的经常偏离,并且用费用价格代替了价值。”10236李嘉图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不懂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的过程,……由此产生了他的价值理论中的矛盾。”10209但归根结底,“正是由于不加批判地相信斯密的传统,李嘉图在这里走上了歧途。”10236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只是表明了他的价值生产关系理论的彻底破产。“李嘉图撇开了绝对地租问题,他为了理论而否认绝对地租,因为他从错误的前提出发。”10138因此,在维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方面,李嘉图实际上走得比亚当·斯密更远,“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否定它的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实际上是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也就不存在了。”10571

 

四、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特殊现象”(物象)发生学

马克思指出:“我们在批判李嘉图的时候,应该把他自己没有加以区别的东西区别开来。[第一,]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在他那里当然是存在的,虽然他没有把剩余价值确定下来,使之有别于它的特殊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第二是他的利润理论。”10187此处,马克思还特别地强调:李嘉图,“他不懂价值形式。”10187

马克思这样评论李嘉图的用意还在于指示出:一切价值形式当其获得规定性时,一定包含了价值实体的投放过程。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本能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过程。“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11940;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11925就是说,“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11940,941不仅如此,他们恰恰自在和快意于:“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1925由此,物象关系成了资产阶级的基本认识条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进入全面统治时期,其物象关系的理论瓦解了一切科学的范畴(理论),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科学性”。在外表形式上,“交换关系的资本”(剩余价值的生活现象范畴)进一步和“物象关系的资本”合而为一了。

因此,客观地说,李嘉图并没有真正分析剩余价值的产生。“他认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等同的,从而,利润率的下降和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也是等同的,其实,这后一种下降只有按照李嘉图的方式才能解释。”10498简单地说,“李嘉图的理论是建立在两个错误前提之上的:第一个错误前提是:地租的存在和增加以农业生产率不断降低为条件;第二个错误前提是:利润率(在李嘉图那里就等于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下降只能同工资的提高或下降成反比。”因此,“他的理论就被推翻了。”10498,499

在李嘉图学派解体的道路上,马尔萨斯是一个真正的促进者。马尔萨斯完全看到了“剩余价值”的物象化的“历史好处”。因而,“马尔萨斯也愿意资本主义生产尽可能自由地发展,只要这一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即各劳动阶级的贫困是这一发展的条件;……马尔萨斯愿意有资产阶级生产,只要这一生产不是革命的,只要这一生产不形成历史发展的因素,而只是为‘旧’社会造成更广阔、更方便的物质基础。”1250在另一个极端上,资产阶级学者制造了种种形式主义的见解。托伦斯的“功绩”在于作了这种表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规律发生了一个突变,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生产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相矛盾。”1274在这之外,他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托伦斯“决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把‘现象’本身说成是现象的规律。”1273詹姆斯·穆勒“力求做到的,是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由此引入了“烦琐哲学”,“把对立的统一归结为对立的直接等同”;“在这里,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1287~91贝利先生用他那种只抓住现象表面的古怪的思维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价值概念所以会形成,……只是因为在商品之外存在货币,使我们习惯于不是从商品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商品价值,而是把商品的价值看成和第三物的关系,看成一种和商品相互的直接关系不同的第三种关系。”即“在贝利看来,不是产品作为价值的规定性,导致货币的形成,并表现为货币,而是货币的存在导致价值概念的虚构。……因为‘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问题消失了,所以价值范畴本身的问题也就消失了。”12156,157而麦克库洛赫则是“在彻底发展李嘉图理论的外表下使李嘉图理论庸俗化和完全解体”,通过让“剩余价值的源泉”彻底消失,使“李嘉图的整个理论”整体瓦解了,“他无耻地从李嘉图投奔到马尔萨斯那里去了。”12182~185因而,麦克库洛赫是对李嘉图的彻底背离。

资产阶级经济解释学伴随物象二重性不断获得它的现代意义而确立。这种解释学通过彻底抛弃了历史,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自然形式摇身变为它的绝对形式。资产阶级“思想真值”就这样锚定了。在“三位一体”公式中:价值成为非法存在,剩余价值成为想象观念,它们是一种不合理的猜测(作为“假设”)、非实证物,甚至是纯粹思维抽象。借助“物象操作”,真值成了假值,假值成了真值,假值与真值成了争斗中的“不争斗”;在资产阶级关于“实在”(存在处在“物化世界”中的纯粹物的关系)和“意义”(存在处在“物象化社会”中的经济意义和性质)的任意拟制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以合理的形式和根据获得了理性的外观。而资产阶级虚假二重性(物化-物象化)本身则成为自足的认识构图。对于现代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而言,这就是其全部的“合法性”和全部的“科学性”。因此,对于这个阶级而言,“阶级辩护性”和“非批判”就是庸俗经济学家们想象的“资产阶级生理结构”。“因此,很明显,为什么庸俗政治经济学宁愿采取‘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样的公式,而不愿采取斯密等人用来说明价格要素(更确切地说,价格分解成的各部分)的公式,在这一公式里出现的是‘资本-利润’的关系,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都用这种关系来说明资本关系本身。在利润中还包含着同[生产]过程的[使庸俗政治经济学]感到为难的联系,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性质(和它们的外部表现不同)还多少可以辨认。当利息被说成是资本的真正产物,从而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即产业利润完全消失并归入工资范畴时,情况就不再是如此了。”12555

这是物象关系的社会形式(纯粹的现象)的发生学。“资本,土地,劳动!”但是,“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因此,在这里,对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与此并列,又有土地,这个无机的自然界本身,……最后,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们就它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来说,只是指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11922,923

借助“认识炼金术”(纯粹认识生产),庸俗经济学家于是来到社会物象关系的最外表:生息资本拜物教。“在生息资本上物神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资本,——因而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此,它在一定的期间提供一定的利润。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只剩下了这种规定性,而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媒介。在资本和利润中,还存在着对过去的回忆,……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12503而借助“资本拜物教意识”(生息资本拜物教意识只是其“成熟形态”以及特殊的变种),经济学则为任意指挥的分配大棒——在当下以所谓“效率法则”的名义——所驱遣。它提供一种消极性的生产力,使“为生产而生产”的李嘉图原则,最后变异为“为分配而分配”的资产阶级庸俗原则。

 

五、若干逻辑争议问题及其解决

自从马克思试图写作《资本论》第四卷由此而“生产”《资本论》以来,《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一直备受争议。在众多的争议问题中,可以归纳为这样的主要“争议逻辑”:其一,马克思为什么要单独和先行写作“历史(批判)部分”?其二,由第一个问题必然引出的思考是,历史部分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换言之,也就是意在追问《资本论》第四卷到底有无独立逻辑?其三,最后必然归结的一个问题是,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关系究竟为何?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在这些争议中,考茨基很显然站在了持否定意见的一方。对于第一个争议逻辑,考茨基认为,“之所以必须把历史地批判性的研究工作当作马克思创立经济学说的起点,这也许是因为理论及其所根据的前提需要通过理论的历史再现来加以验证。”1372从而为了表明这一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在空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克服了那些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困惑不解的矛盾,它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所提出的那些问题。”1372但是,“考茨基认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使命在于提高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抹杀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鲜明地表现出来的革命变革。”1356所以,卢森堡反驳到:不能“同意考茨基的乐观主义的意见,”“因为他在自己的序言里谈到,他现在期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转向更深刻地和更有效地研究各个古典学派”,而“马克思的新著作,以其全部伟大意义和革命精神,只能从战斗中的无产阶级身上取得生命力。”1355

对于第二个争议逻辑,考茨基顺理成章地认为,“这样做,全书的重要部分,必须重新改作。”143以至可以说,“在形式上,它们是一个完整的全体。”155考茨基工作的自然结果是从现成性上利用马克思的材料,将其编成一部“独立性著作”。但是,“《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结构同《资本论》前三卷的结构只在基本上是相同的。实际上,《资本论》第一卷所研究的问题不仅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而且在第二卷、第三卷里都得到了反映。……最后,不论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二卷或第三卷里,都可以看到与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有关的一些材料。”因此,“如果马克思著作的历史部分的内在结构方面不是基本上再现他的理论部分的结构,那上述情况就不可能达到。”1373,74

    在最后一个争议逻辑上,考茨基的意见无疑是终局性的,即马克思所写出并遗留下来的这些“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材料,无论如何,不是作为“《资本论》第四卷”来安排,它们是作为与理论部分平行的写作——“纯粹理论史”即剩余价值学说史——来安排的。考茨基诚恳地认识到:“在这个著作的整理工作上,我越是向前进,我越是明白,要照恩格斯的预期,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是我的能力办不成的。”143因此,考茨基的总的看法是:“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叙述,在这里,是全然放在一个特殊理论及其展开的批判后面了。”16

考茨基显然是严重混同了历史部分的写作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性质。在第一个争议上,考茨基借口历史部分的写作目的只是为了理论“寻根”,而取消了剩余价值范畴作为资本生产的认识发生学的“入口”的规定性;实质上,是将历史部分的写作性质直接矮化为它的理论性质。继而在第二个争议上,考茨基直接否定了历史部分逻辑的特殊性,实质是取消了它的“独立逻辑”,——尽管在表面上,考茨基恰恰宣扬的是“历史部分的独立性”,但其实这是对独立逻辑与逻辑的独立性在内涵上的进一步混同。所以,考茨基最后很得意他的第三个争议:还原马克思发生学“原像”的要旨就在于,坚持把历史部分同它的理论部分分开,就像马克思在进行独立性的理论部分生产时,采取一种特别的方式坚持将理论部分同它的历史部分分开一样。现在,考茨基同样要采取这种方式,用“抽象力”这种特有的用以切割的手术刀继续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却“原本想完成”的事情。总之,考茨基就是希望将“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材料,建立为类似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历史方面的“教科书”那样纯粹的理论认识体系。如此,马克思经济学真正地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致起来了,并在历史方面获得了统一性。这就是考茨基字典里的范畴发生和理论发生的认识机理。

其实,考茨基所做的不过是为自己的理论“愿想”寻根。通过将历史部分处理成“文献综述”,从而就可以在古典学派的有价值的思想发展中“再现出”马克思的思想。而这种“古典再现”的经济思想不外乎是李嘉图之后的“社会主义学派”的想法。因此,他们尽管“决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关系看作永恒的关系”12472,并且“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12474,但是按其本性,仍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观”,同“关于资本只是‘积累的储备’的资产阶级拜物教观点”结合起来。12461在这里,考茨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像琼斯和蒲鲁东——一样,“一般说来,他的批判是幼稚的,”实际上,“他甚至根本没有掌握他要批判的那门科学的基本要素”;因此,这些社会主义者在面对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家时不仅显得异常地肤浅,甚至连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如,以至于他们不懂“庸俗经济学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并且更加不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这些范畴”12581。因此,考茨基实际上只懂得一点:马克思“提示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全部发展,一直到那和他自己结合着的点,”即“在那里,琼斯完了,马克思进来了。”155,6

庸俗和肤浅的社会主义视线使考茨基停留在非批判的理论建构观上,导致其坚持要将马克思《资本论》的“入口”确立为理论学说的单纯的平滑和顺延。这种平面结构要求将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看作是“两条平行线”,并且是相互隔开的、各自执行不同的和特定的功能的两个并行的线条。因而,考茨基丝毫不顾及这一点:“这些文字,大都这样与全书密切地交织着,单是勾销,是不可能的。”143同样,也不会考虑到:“《资本论》的历史部分是从逻辑方面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同时也是整个研究的起点,”“所以说,《剩余价值学说史》结构的特点是:马克思的历史地批判性的分析同理论研究在这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决不是经济学的历史方面的教科书”1377。但是,马克思在理论部分生产中对历史部分的“相对剥除”,只是为了贯彻一个相对纯粹的“范畴生产的过程史”形式;而与之相适合的历史部分再生产,也同样是从贯彻相对纯粹的“认识范畴的生长史”的形式方面和角度,去理解并技术性地考虑如何从已有的理论和历史“杂合”中将“理论部分”已经完成的生产对应地加以“相对剥离”。但无论如何不会是“切割”,因为单单是执行生产功能的不同——这形成了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的各自不同的“理论性质”,并不能导致它们的异质性乃至彼此“独立”。实际上,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决不会是互相完全地隔开的,而毋宁说它们始终相互结合和映照。两种理论性质在结合的互补性上恰好说明了它们的母体,即它们的共同的性质——“写作性质”。

实际上,马克思发生学在科学规范上的“原像”(科学性质),主要就是由这种理论和历史合一的具体写作性质所体现的。它将批判性深深扎根在理论和历史的统一中,彻底追问我们的理论究竟是“如何来”的,即最后浮现出来的是作为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的高度有机统一。所以,如果说历史部分有逻辑的独立性,那么,这恰恰表明了范畴生产中的“特殊逻辑”,这种特殊逻辑在各自生产范畴的生理结构的过程中,彼此从依存于对方的关系中“独立”出来,执行各自的独立的理论功能,而成为单独的理论体系的组成。但它们终究不是游离开的“逻辑”,因为它们自始至终服从一个统一的母体——由特殊写作性质决定的总逻辑。这些“独立逻辑”构成了《资本论》的四卷结构安排,形成篇章上的“独立性”。但是,它们同时结成一个总体,因为这些功能按其本质,均不过是为着一个总目标:范畴生产。

在谈到他的《资本论》第四卷写作时,马克思本人确实说过:要创立一个历史法庭,对每个人论功行赏。但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10由此,《资本论》是将资本作为“范畴”来生产的。马克思通过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结合的写作,最终发现了这一范畴的“生理结构”。马克思用不同方式表述了这一结构:社会生产关系范畴、二重性规定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后的这一描述性的结构,无疑最终导致了马克思决定放弃“六册计划”,而专注于《资本论》的创作。因为在这里,马克思的确真正做到了“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17,找到了归纳、表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好方式,从而也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18。因此,所谓“自然规律”,也就只应该在“生理结构”这一层面上加以理解。

马克思坦言,整个《资本论》历史文献部分“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2210,并声明它“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2185。但它确实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史上的生理结构来加以考虑并生产出来的,为此,它契合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统治类型,按其自然生长而不断成熟起来。因此,与其说“历史部分”验证了只是在“理论部分”才加以实际论述的资本范畴的生理结构,倒不如说,它在这里进行了先期的探索和首次的“叙述”,并且,第一次规定了资本的这些生理范畴。这种特殊的研究和叙述的体式——将理论和历史以至理论生产和认识生产适时地进行相互对照——决定了必须全面推翻由理论(认识)生产理论(认识)的“科学主义”逻辑,从而真正取消了认识形式科学的“独立性”。后者只是意味着纯粹的解释学和纯粹的形式主义的见解,是一切认识生产上的最大敌人,因为它取消的是历史生产认识的规定性。

 

六、简短的总结

以上论述表明,资产阶级的认识形式科学是“思想真值”(真相)与“思想假值”(假象)的相互依存和齐头并进的生长过程史。在历史部分,马克思确实由探讨“范畴史”起步,但很快深入到了揭示这种历史范畴的内在的生理结构的行程中。当然,这同时是他在1840年代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因而能够“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功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69的结果。理论部分的第一卷总体解决了这个历史范畴的“如何来”的问题;接下来的二、三卷,马克思可以正面地集中阐明它的社会历史的生理结构和生活功能形态,使这个历史形式同其在“社会表面上”、“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一步一步地接近”1130。理论部分最终完成了这个范畴的历史生活化,以至社会生活化。现象和范畴得以在生活层面统一:历史和范畴的统一,转为范畴和生活本身相统一。所以,历史部分余留下来的就只是对“认识生活化”的阐述,即阐明已经产生了的科学范畴的认识生长史。

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拉法格说明:“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系论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他只是把这种方法当作研究的工具,用简练的语言表述这一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18熊彼特则说,“实际上他获得了一个有关经济学的基本的方法论”,“他在一流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懂得并系统地教授经济理论如何可以进入历史分析、历史的叙述怎样转变为历史论证。”为此,“他并不想解决和统计学有关的问题,但这意味着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即“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它没有成功,但在此过程中,它确立了目标和方法。”19《资本论》的整体性研究无疑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造确立了典范。在实践态上,它包括三个“解释”层级:逻辑模型——解决“如何来”的问题,确立“能够解释”的基础;理论模型——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建立“解释模型”(数学模型只是它的必要的表现形式);计量模型——进一步解决和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查找和辨明质和量之间的“确定性联系”。最后的层级是真正意义的“实证分析”,是在对事物的具体属性进行分门别类的实际分析的基础上,寻求“真正的知识”;这是“真正的实证科学”,但是,研究前提只能够是:“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所以,仅仅以这样的前提为“研究条件”:“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0并始终坚持“前提批判”。这意味着,对认识形式科学的批判是与能动的生活过程联系着的知识生产的永恒的切入点和结束点,是它们的不能间断的连结环节。

 

注  释

①关于理论部分的探讨,请参看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7)、《〈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系统发生学》(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发表于《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

②按照最初的计划,1861~1863年手稿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来安排的。但是,关于“资本一般”的写作使研究无限制性地膨胀起来,以至到了一发不可收的地步。《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就产生于这个过程中。所以,马克思指明:“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2352

③“1861~1863年手稿”是作为历史部分与理论部分的合一形态而出现的历史性文件。恩格斯在1884216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在手稿中,有《资本论》的第一种稿本(1861~1863年),在那里头我发现了几百页《剩余价值理论》,其中一部分经过加工已收在《资本论》的稍后几种稿本里,但是,这里留下来的足够把第二卷扩大为第二卷和第三卷。”2429

④恩格斯在1884331致劳拉·拉法格的另一封信中,再次谈到:“《剩余价值理论》是我发现的一部批判性的巨著,是《资本论》第一稿(1862年)的一部分。”2431

⑤关于“历史路标”的性质,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4367

⑥关于这个发展了的“物象二重性”,马克思有一个深刻的概括,即“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1940

⑦但与之相反,马克思认为,按照历史的实际进程,真正的社会主义自我批判尚未开始,“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包括在历史的评论之内。……。因此,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把布里索、葛德文等等这样的十八世纪著作家,以及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放在一边了。……,说到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著作家,他们不是本身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便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去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斗争。”4367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许光伟.马克思经济学原生地考察——兼评“1857-1858年手稿”的学科性质[J.江汉论坛,20121):35,41.

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0]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

14]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编者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5]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编者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6]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编者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0.

18]拉法格.拉法格文选: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96297.

19]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2.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责任编辑:孙立冰)

原文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0

 

收稿日期:201205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09

作者简介:许光伟(1971-),男,安徽来安人,经济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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