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政经前沿 >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高峰)

时间:2004-08-26 20:56来源:未知 作者:高 峰 点击: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发表于张宇、孟捷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高涨。从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1],美国经历了一个破记录的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如把繁荣期算到2001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实际GDP下降1·3%),则长达124个月。此期间,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美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大提高,扭转了自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放缓现象;失业率则降到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失业率降低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不但没有上升却反而下降;股票价格更是飚升到创记录的水平。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表现的确是非常突出的。

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长期繁荣和异常表现,在美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新经济”一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来概括美国经济的新特点。但对“新经济”概念的理解或解释却并不相同,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第一,指新的产业部门:认为以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部门属于新经济,进而将产业部门分为传统产业和新产业,把传统产业等同于旧经济,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等同于新经济。还有人强调新经济是基于知识的生产与运用的经济,旧经济生产的是“实体产品”,新经济生产的是“知识产品”。[2]第二,指新的增长方式:认为新经济意味着人类社会已从控制自然财富转变为控制知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就是以知识来创造和增加财富。[3]这实际上是把新经济看作是知识经济,特别强调技术创新以及对教育、基础设施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种观点虽然也是立足于新技术革命来看待新经济,但强调的是新技术革命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把“新经济”理解为“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4] 第三,指新的经济特点:认为新经济可界定为,由技术进步、商业实践和经济政策相互促进而产生的异常的经济绩效,包括迅速的生产率增长、逐渐提高的收入、低失业与温和的通货膨胀。[5] 这是2001年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作为官方文件首次对新经济所作的解释。这个界定不仅把美国经济在90年代具有的特征性的经济表现(即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作为新经济的主要内容,同时也试图指出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第四,指新的经济时代:认为新经济表明“美国已经进入一个刚刚开始的新财富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通货膨胀不会上升,衰退不可能出现,股市也不是泡沫。这是由于“当前创记录的经济复苏赖以存在的基础——技术、全球化、财政政策和低通货膨胀——都表明,将来利润、收入、就业机会和股票会继续增加和上升”。[6] 这意味着,经济周期已经消失,失业已被消除,通货膨胀已经死亡,股市也将长期繁荣,总之,新经济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规则和经济规律。

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变化。但把这些变化称之为“新经济”却值得讨论。世界正处在一个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时期,这是人们所公认的。在任何一个重大的技术革命时期,都会出现许多新的产业部门,会引起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许多重大变化。从这种意义上看,正如刘树成教授等所指出:“经济史上的一些重大技术革命,如铁路、电力、汽车等等,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因此,都可以称作‘新经济’”。[7] 但这样一来,“新经济”一词便失去了它特有的经济含义。它不过表明新阶段的美国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征,而不是出现了一个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同的“新经济”。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中出现的“两低一高”的“新”现象称之为新经济,则取决于这种“两低一高”是否将成为美国经济中的常规,或仅仅是一段时间中的暂时现象。只有前者才意味着美国经济已演变为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新经济,但现在作此断言显然为时过早。至于宣称美国已进入一个消除了经济周期的持续繁荣的新经济时代,这种观点早已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甚至学院派学者中最崇尚自由主义的弗里德曼也对新经济持否定态度。他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出现了“新东西”,并指出在1929年股市崩溃前夕,美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费希尔在一份报告中对技术革新、企业合并和全球化已作了描述,在今天这些被称为新经济的每个因素在2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所以,他不认为美国人生活在“新经济”中。[8]

那么,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是否真的像“新经济”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卓越和独一无二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观点作一比较。下面是美国经济在战后几个不同时期的主要表现。

 

  表1            NBER经济周期平均的宏观经济表现(%)

  资料来源:R·泼林:“剖析克林顿经济学”,《新左派评论》2000年5-6月号,第29页。数字根据2001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有关统计表和2002年2月美国官方发布的最新统计重新计算,并把20世纪90年代的高涨时期延长到2000年。按照泼林原来表格的时期划分,周期以NBER的资料为基础按高峰到高峰年计算,并将1970—73/1974—79和1980—81/1982—90两组周期分别合并为一个周期。

 

 从表1所显示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光环就相对地暗淡了。事实上,90年代的主要经济指标均不如60年代:经济增长率低了1.2个百分点,生产率增长率低了0.9个百分点,失业率高出0.8个百分点,通胀率高出0.4个百分点。90年代的经济表现只是和前十年相比才显得突出。甚至同以“两高一低”为特征的70年代相比较,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也只处于同一水平,失业率不过有小幅度的降低。可见,90年代美国的宏观经济并非像“新经济”论者所宣扬的那样史无前例。

 如果有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异常表现是由于越南战争的刺激,因而和90年代不可比(不应忘记的是,90年代美国也发动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只是时间较短),那么,还可以和20年代的繁荣时期作比较。1920-1929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6;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2.5;失业率为4.7;通货膨胀率为0.09。[9] 90年代与之相比同样大为逊色。难怪弗里德曼认为今天被人们看作是“新经济”的东西在20年代早已出现。如果横向观察,90年代的美国还可以和战后50—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表现相比较。下面是英、德、法三国在这个时期的宏观经济指标。

 

 

  表2       英、德、法三国在50-60年代的宏观经济表现 

  计算根据:《欧洲历史统计》(1980年英文版),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第176-177、207、212、240-241页。GDP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系根据麦迪森提供的相关年份指数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计算;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时期为1950-60和1960-70年。由于资料限制,50年代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时间为1951-1959年。

 

    把美国在90年代的宏观经济指标与英、德、法三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宏观经济指标加以比较,便可清楚看出:美国90年代的宏观经济绩效远远落后于当时西德长达20年的宏观经济表现;除通胀率一项外也大大落后于法国;即使和英国相比,在生产率增长率和失业率两个方面的表现亦相差甚远。这些数字充分说明,美国在90年代的宏观经济表现从国别比较的角度看也绝不是最好的。“两低一高”的现象并非是90年代美国的“专利”,它在战后的西德早就出现过,而且各项指标均大大优于90年代的美国,时间更是长达二十年。与之相比,90年代美国的宏观经济表现显然相形见绌。因此,说美国在90年代出现了什么新经济,进入了什么新经济时代,完全是言过其实。    

 

                                         

对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经济回升和繁荣,应首先进行具体分析,探讨其直接原因。

经济增长的波动,主要是由投资的波动决定的。虽然在GDP总量的四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中,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最大,在美国约在60%以上,投资只占到16%左右;但由于个人消费的增长率比较稳定,它不可能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而投资增长率的变动幅度则很大,真正影响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是投资。在1960—69、1970—79、1980—90和1991—2000这四个时期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4、3.5、3.1和3.4;私人国内总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5.3、2.5和7.1;其中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2、5.4、3.1和7.5。[10] 可以看出,个人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除60年代较高外,其他时期变动很小;但私人国内总投资、特别是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各个时期的变动相当大。很显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放慢,主要是由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而90年代经济的重新繁荣,首先要归因于投资的空前增长。

90年代美国投资增长率的迅速提高,与美国经济中利润率的变动紧密相关。资本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利润率和利润预期是影响资本家作出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关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变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如果不考虑各年的不规则变动和较短时期的周期变动,战后美国经济中利润率的变动轨迹是:从1948年到1965年利润率趋于上升;1966年到80年代中期趋于下降;80年代中期后缓慢趋于回升。[11] 鲍尔斯等提供了美国非金融公司企业部门从1948到1989年几个分时期的利润资料。 

 

  3         美国非金融公司经济的赢利变动

  资料来源:S·鲍尔斯,D·戈登,T·韦斯科普夫:《荒漠国土的未来》

            (1990年英文版),第159页。

 

鲍尔斯等和许多左派经济学家一样,把60年代中期看作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战后初期到1966年前后是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繁荣时期;而后开始走下坡路,生产率增长率显著放慢,利润份额逐渐下降,到70年代陷入严重危机。在美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下,利润份额在80年代虽然重新扩大,但由于能力利用率继续下降,回升的税后利润率仍大大落后于70年代以前的水平。布兰勒在分析美国经济的赢利状况在1985—95年期间的重新恢复时指出:“自1986年以后,制造业的赢利急剧增长。利润的回升虽然曾被1990—91年的衰退及其余波所打断,但到1995年,美国制造业的税前赢利已高于1986年水平的65%,在经过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第一次超过了1973年的水平,尽管仍然低于1965年的最高点。”[12]

美国利润率的大幅度提高实际发生在90年代后半期。美国制造业公司的税后利润率,1985-89年平均为12.4%;1990-94年由于衰退及其余波的影响,下降为8.5%;1995-99年却猛升到16.3%。[13] 制造业部门在美国非金融公司经济中虽然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却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在90年代提供了全部非金融公司总利润的46%。因此,美国制造业税前赢利率的恢复,是整个非金融私人经济税前赢利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后者在1986到1995年期间提高了15.6%,接近它在60年代末期的水平。这也表明,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非金融部门的税前利润率在此期间仍然停滞不前或甚至略有下降。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率在90年代前已经开始加速不同,非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在1977到1995年近二十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年平均0.6%的低水平;而在1995-99年期间,增长率急剧提高到2.4%,利润率也相应地迅速上升。[14] 非制造业部门的利润增长连同制造业部门的利润飚升,使得整个非金融公司经济中的利润率大大提高,并由此带动了大规模的投资,促进了迅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在80年代中期后的逐渐恢复和90年代中期后的急剧增长,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广大雇员的实际工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长期趋于下降。战后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变动型态是:自1948年后长期趋于上升,到1978年达到高点;而后即长期趋于下降,直到1995年;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有所回升。戈登估算了美国私人非农业经济中生产工人及非监督雇员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报酬的长期变动。[15] 计算结果是:从1979年到1994年,美国生产性雇员的税后实际每小时可支配收入下降了8.6%,税前每小时实际报酬下降了7.8%。[16] 有些正统经济学家对左派学者的上述论断提出质疑,断言雇员福利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实际工资的下降;同时认为美国劳工统计局所计算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生活费用的实际上涨,因而通货膨胀对雇员实际工资的销蚀性影响被高估了。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美国工人的实际劳动报酬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针对这两点批评,尼尔森在方法上作了改进,对美国非生产性雇员(他称之为生产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动趋势重新作了估算。结果令人吃惊:实际工资在1978—1995年期间的下降幅度甚至大于按戈登的方法所作的计算:小时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2.5%;小时实际报酬下降了13.7%。[17] 美国官方发布的资料也基本上证实了这一变动趋势。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私人非农业经济中非监督雇员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按1982年美元计算),从1959年的6.69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8.55美元;而后则趋于下降,到1995年降低到7.39美元,仅相当于1973年水平的86%;90年代后半期开始回升,但到1999年也只达到7.86 美元,仍未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18]

美国绝大多数雇员的小时实际工资在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降低趋势,似乎与美国家庭的购买力在此期间并未严重下降的事实不一致。按1993年美元计算的美国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1973年是36 893美元,1993年为36 959美元,大体相当。但正如戈登所说:“在实际小时工资下降的情况下,使中位家庭的实际年收入大体保持不变,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每个家庭每年平均的工作时间。”[19] 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工人不得不从事更长时间的劳动:如有更多的工人为了维持家庭生活而做兼职工作,有更多的工人(特别是制造业工人)加班加点。二是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加入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这表现为劳动力参加率的上升。从50年代到60年代,在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和工人工资不断提高的黄金时期,劳动力参加率由年平均59.3%略降至59.2%;而后随着经济增长的逐渐放慢和工人工资的趋于下降,劳动力参加率便迅速上升:70年代提高到61.5%,80年代猛升到64.8%,90年代更提高到66.7%。[20]在1973年,只有42%的有配偶的已婚妇女出卖劳动力;到1994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60%。[21] 可见,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工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在实际工资下降条件下得以维持或略有增长,是以他们的家庭成员工作更长的劳动时间为代价的。

第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80年代中期前后逐渐加速,并于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提高。前面的数据已经表明,美国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60年代后趋于下降,在80年代达到最低水平。但若仔细分析即可看出,生产率增长率从1983年已开始回升。1974年到1982年,由于73-75年危机和81-82年危机的影响,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只有0.8%;1983年到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已提高到1.9%。[22]  1991到1995年,生产率增长率又下降到年平均只有1.5%;但在1996到2000年期间,竟猛增至2.5%。[23]  欧林勒和斯切尔提供的分期数据更清楚地反映了1974年以后美国非农业部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的变动趋势:1974-90年,1.37%;1991-95年,1.53%;1996-99年,

2.57%。[24]    

把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与雇员实际工资的变动趋势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在收入分配上有利于资本的重大变化。前已指出,从1978年以后美国工人的小时实际可支配收入长期趋于降低,到1995年已下降了12.5%;但此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是正数,年平均达到1.3%。90年代后半期,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迅速提高到2.5%,此时工人的实际工资虽已开始回升,但1995-99年间平均增长不过1.2%,[25]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增长之间的差距甚至进一步扩大了。另根据米歇尔等提供的数据:从1973年到1996年,每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6.4%;每小时实际工资只提高了1.8%。[26] 这种生产率增长长期超过实际工资增长的趋势,其结果自然是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的扩大。泼林也引用米歇尔等的数据指出:“在产量和生产率提高时工资被压低,利润必然提高。这在克林顿任期内达到三十年来的最高点。1997年,公司收入中的利润份额高达21.6%。相比之下,尼克松时期周期高点时(1973)为18.0%,卡特时期(1979)为17.4%,甚至里根时期(1989)也不过18.4%。”[27]

公司收入中利润份额的迅速扩大,是促进公司利润率上升的主要因素。但决定利润率的因素除利润份额外,还关系到预付资本量的变化。如预付资本量由于迅速的资本积累而急剧增长,以致资本生产率下降和资本成本大幅度上升,则按资本计算的利润率仍然可能不变甚至下降。因此,还须观察资本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第三,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资本加速积累的同时,资本的生产率却迅速提高。前已指出,从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私人国内总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从2.5%猛增到7.1%;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从3.1%猛增到7.5%。但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在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的同时,并没有降低资本的生产率和提高资本成本。请看下表。

 

         4   美国非农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

                 

          a 以对数差表示的平均年变动率乘以100。      

          b每年的百分点。

          资料来源:S·欧林勒和D·斯切尔:“1990年代后期增长的复兴:与信息

                       技术有关吗?”,《经济展望杂志》2000年秋季号,第13页。

 

欧林勒和斯切尔以美国经济分析局和劳工统计局的资料为基础所计算的美国非农业部门在1974年到1999年三个不同时段的生产率增长及其贡献因素表明,90年代和70-80年代相比,由于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深化程度即资本/劳动比率虽然有所提高,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显著加快,但资本的生产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超过资本深化增长率与劳动质量增长率之和的程度,90年代比之前二十年在不断扩大,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不断提高。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资本深化增长率急剧上升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反而空前加快了,这意味着资本生产率的大幅度上升。

关于制造业的情况,布兰勒谈到:1982到1990年,尽管投资的增长放慢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仍以年平均大约3.3%的比率提高,和战后长期繁荣时期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但从90年代初开始,在新的厂房设备加速增长的刺激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993到1999年期间急剧跃升到年平均大约4.74%。这种生产率增长步伐的加快并不只是反映了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因为在1993到1998年间,资本的生产率自身也以它在80年代扩张时期已经达到的大约2.6%的速率继续增长。很显然,包括资本和劳动在内的总投入要素的生产力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提高。[28]

90年代特别是其后半期资本生产率的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本耗费。更重要的是,90年代资本深化程度的加深,信息技术资本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见表4),而体现信息技术的资本产品在其功能急剧提高的同时其价格却大幅度下降,这就大大缓解了预付资本价值的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公司利润份额的不断扩大,必然会提高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尤其是在90年代的后半期。

以上分析了美国的公司利润率在80年代中期后逐渐恢复和90年代中期后急剧增长的三个直接的决定因素。这三个因素实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马克思把这两个范畴看作是决定利润率的基本变量。在利润率低下和生产增长缓慢的经济相对停滞时期,推动利润率回升从而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就是设法提高剩余价值率并同时抑制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而这正是美国经济在80年代到90年代所力图实现的事。根本改变战后到70年代中后期美国工人实际工资不断上涨的趋势,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大力恢复从70年代开始出现的趋于缓慢的生产率增长。其结果便是利润份额的上升和剥削率的提高。而以信息技术资本为主的资本积累,又抑制了资本有机构成的过快增长,从而最终导致利润率的逐渐恢复和在90年代后半期的急剧上升。

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还有两个突出的因素在美国90年代的经济高涨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因素是股市的异常繁荣90年代美国股市的表现在美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1966—1983年的18年间,道—琼斯指数一直维持在1000点的水平;从1983—1995年的12年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1999年,仅用4年时间,道—琼斯指数就突破了一万点大关。[29]  1994年,美国公司的股票价值为6.3万亿美元,到2000年第一季度已飚升到19.6万亿美元。[30]美国股市的这种疯狂的增长,显然包含着泡沫因素,因为它完全脱离了产出和利润的实际增长。从理论上说,在一个经济周期的全过程中股票价格的波动应该反映实际经济的基本绩效。可以用标准普尔500家股票指数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与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之差来观察股票市场对实际经济发展的反映程度。在1961-68年肯尼迪-约翰逊时期,这一增长率之差为+1.4;1969-79年尼克松-福特时期,为-6.3;1977-80年卡特时期,为-6.2;1981-92年里根-布什时期,也不过+3.3,而1993-99年克林顿时期,竟高达+13.9。[31] 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非金融公司的股票市值与其净资产之比,即托宾Q值,达到1.92;而在1994年和1995年,托宾Q值不过为0.94和1.14,整个20世纪托宾Q值的平均值只有0.65。[32] 一些高科技公司特别是网络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在牛市的狂热中飞涨得不可思议。在其高点时,AOL公司的市盈率达到720,雅虎为1 468,海湾电子为9 571!一家公司的预期收益折现值达到如此程度的事件在以前从未发生过。RCA公司市盈率的最高点在1929年为73,Xerox公司在1961年达到123,苹果公司在1980年达到150。在70年代早期,当时领导市场的最具魅力的50支股票其市盈率也不过为40至60。[33]

我们暂不讨论美国90年代包含着泡沫因素的股市超常繁荣的原因。但这种异常的股市表现对9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涨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非常强劲的社会有效需求。强大的有效需求是实现经济高涨必不可少的条件。前面曾经指出,90年代作为实际GDP主要组成部分的消费需求的年平均增长率的变化似乎并不突出;但如果观察90年代后半期即可看出,这一增长率在1995-2000年间高达4.1(%),远超过1970-79年的3.5和1980-90年的3.1,接近60年代4.4的高水平。投资需求的加速增长也主要发生在90年代后半期。在1995-2000年期间,私人国内总投资年平均增长8.2,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率更高达10.4,都是前几十年从未有过的。[34]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显然互相促进。投资的迅速增加必然扩大就业,提高能力利用率,并终于导致工人实际工资的开始上升。这一切都会促进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而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投资的增长。这一切都不过是任何周期扩张阶段所必然发生的正常现象。

90年代美国经济的特点之一,是股市的超常繁荣对社会有效需求的特殊刺激。股市特别是科技股股价的不断攀高和科技公司市值的不断飙升,大大提高了投资者的利润预期,推动了资本积累特别是创业资本投资的高涨。而且,股市的异常繁荣还使公司能够通过提高有价证券的价值来履行年金基金的义务,而不必把一部分收入转换为退休基金。这就释放出内部的现金流可用作股东红利的分配或投资于新资本。[35] 但更为重要的,是股市的异常繁荣对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刺激。从1994年到2000年第一季度,美国家庭握有的股票价值从4.5万亿美元骤升至11.5万亿美元。这种巨大的资产升值所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居民在减少储蓄和增加借贷方面达到历史上空前的程度。在1950到1992年期间,除了三个孤立的年份,个人储蓄率从未超过10.9%也从未低于7.5%;但从1992年到2000年第一季度,储蓄率却从8.7%狂落到0.3%。[36] 与此同时,家庭借贷急剧上升。在1993-99年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不仅远高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65.8%、尼克松-福特时期的64.3%和卡特时期的70.0%,也大大高于里根-布什时期的77.8%。[37] 这种靠债务支持的空前的消费高涨,在推动9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起了重要作用。在1995-99年间,家庭支出以年平均4.2%的速率增长,解释了GDP增长的73%。此期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5%,根据美联储的估计,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应归因于股市飞涨的财富效应。[38]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90年代美国的经济高涨,不仅具有显著的周期特征,同时也受到某些特定经济因素的影响。对股市泡沫、债务消费和国外资金流入的依赖,形成了此次周期性扩张的重要特点,部分地反映了它的特殊性和脆弱性。但在这次时间最长并较为强劲的经济高涨背后,也确有某些更深层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这是我们在下面要进一步讨论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高涨,其深层的经济基础同70-80年代的几次周期性扩张并不完全相同。下面我们来逐一探讨。

第一,关于信息技术革命。前面谈到,美国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在经过长时间的低速增长后,从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逐渐回升,并于9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提高。90年代后半期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问题是这种加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在90年代后半期美国生产率的加速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欧林勒和斯切尔的统计分析(见表4):从1991-95年到1996-9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从1.53(%)提高到2.57。其中,信息技术资本急剧的资本深化解释了这一增长的将近一半;其他资本对生产率的加速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同时劳动质量的贡献实际上下降了;剩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解释了近期劳动生产率改善的一半以上。奥利勒和西切尔在估量了信息技术资本的使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贡献后,还进一步分析了信息技术资本本身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是计算机以及作为计算机核心部件的半导体芯片的生产,这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部门分析表明,在1996-99年期间美国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1.16%的年平均增长率中,计算机部门及与之相关的半导体部门的增长解释了大约五分之二。归结起来:在90年代后半期比之前半期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提高的大约1个百分点中(2.57% -–1.53% = 1.04%),整个非农业部门对信息技术资本使用上的加速增长为年平均0.45个百分点,计算机及其内含半导体的生产中加速的技术进步为年平均0.26个百分点,两着共同解释了自1995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大约三分之二。[39] 2001年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所作的估算与此有些不同。它将美国私人非农业经济部门1995-2000年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3.01%与1973-199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39%相比较,得出其加速增长了1.63个百分点,减去经济周期影响约0.04个百分点,结构性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加速为1.58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技术资本投资增长的加速略为超过0.6(0.62),但由于信息技术以外的资本增长有所降低(-0.23),故整个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加速的贡献为大约0.4个百分点,解释了加速增长的大约24%;劳动质量的提高速度在此两个时期没有变化,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余下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加速增长(1.19)中,计算机生产部门TFP的增长率提高了约0.2(0.18)个百分点,解释了结构性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大约11%;剩下的则是非计算机生产部门TFP增长率的加速,约为1.0个百分点,解释了整个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大约63%,而这些非计算机生产部门TFP增长的加速很可能是由于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40] 以上两种分析都说明了,信息技术的投资和应用在90年代后半期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在2000年也宣称,他1987年提出的“IT生产率悖论”(即“除了生产率统计之外,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计算机时代”)已经过时。

但是,也有经济学家对信息技术在提高生产率中的作用仍表示怀疑。最典型的是罗伯特·戈登。他对1995年4季度到1999年4季度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2.75(%)进行分解:首先消除周期性影响0.50个百分点,所余2.25为趋势性增长率,再与1972年2季度—1995年4季度时期的趋势性增长率1.42相比较,趋势性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速部分为0.83个百分点;然后减去价格衡量方法变动的影响(0.14)和劳动质量提高的贡献(0.05),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性加速为0.64个百分点;其中,资本深化的贡献为0.33,计算机及相关半导体制造业部门多要素生产率(MFP)增长的贡献为0.29,几乎解释了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全部。他的另两种算法是把计算机硬件制造业或耐用品制造业分别排除在私人非农业经济部门之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前一场合,不包括计算机生产的私人非农经济中多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为负值(-0.10);在后一场合,不包括耐用品制造业的私人非农经济中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表现为相当程度的结构性减速(-0.29)。由此戈登得出结论:尽管近期生产率增长率的恢复给人印象深刻,但这种生产率增长的加速似乎主要发生在计算机硬件、配件和通讯设备部门,对于占整个经济12%的耐用品制造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其余占88%的经济来说,“新经济” 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索洛的计算机悖论对大部分经济来说并没有消失。[41]

戈登的论文引起了争论。他的分析与前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首先,戈登集中注意的是趋势性的生产率增长,而欧林勒等分析的是实际的生产率增长。戈登一开始就把他归因于周期性因素的一个相当数量的生产率增长从实际的生产率增长中剔除掉,这样趋势性的增长率就缩小了。但问题在于,如何对周期性因素进行调整而把它和趋势性增长分离出来并没有一致同意的方法,如戈登估计的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周期性影响在90年代后半期为0.5;而总统经济报告所估计的周期性影响只有0.04,等于说几乎没有影响。其实戈登强调周期性影响并非没有道理。如美国工业的能力利用率,1985-89年平均为81.6;1990-94年为81.2,甚至略有下降;而1995-99年上升到82.5,提高了1.3个百分点,[42] 这种周期性的能力利用率上升不可能不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此外,在2001年美国进入衰退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急剧下降为1.8。[43]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也应当承认,即使按照戈登的计算,剔除掉0.5的周期效应,90年代后半期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加速仍然在1.0上下(戈登的计算是0.83,按总统经济报告的数据则应是1.13),增长仍是比较强劲的。

其次,戈登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性加速中减去资本深化的贡献和计算机生产部门多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后,发现除耐用品制造业外占私人经济88%的广大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并未提高。由于戈登所使用的资本深化和计算机部门多要素生产率增长等数据取自欧林勒和斯切尔的计算,故欧林勒和斯切尔的评论是:不管人们对戈登的周期性调整有何看法,事实是他的数字已经包含了我们的基本发现,即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对于1995年以后生产率增长的实际加速具有重要的贡献。[44] 2001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可能也是针对戈登的观点,特别对生产率增长进行了部门分析。通过对整个私人经济1995-99年与1989-95年两个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比较,增长率的加速为1.43个百分点。但各个部门的增长率变动率则差别很大,增长率提高的有:农业(0.84),耐用品制造业(2.51),批发商业(4.99),零售商业(4.25),金融、保险、房地产业(0.97),服务业(0.93,但这是由负增长-1.12减少为-0.19的结果);增长率降低的有:矿业(-0.50),建筑业(-0.79),非耐用品制造业(-0.59),运输业(-0.76),通讯业(-2.41),公用事业(-0.09)。[45] 总统经济报告由此认为:耐用品制造业以外的许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加速了,并且较多地生产性使用信息技术的部门其生产率增长率的加速也愈显著。这一研究成果似乎否定了戈登的结论,表明生产率增长率的加速并非只是发生在计算机生产和耐用品制造业部门。但我们仍不清楚,在耐用品制造业以外的经济中,生产率增长加速的部门和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部门互相抵消后总的生产率增长情况究竟如何;此外,在资本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和信息技术更广泛使用的条件下,为什么还有这样多的部门其生产率增长率反而减慢,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不可否认,虽然在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和发生范围上仍有分歧,但信息技术革命在90年代后半期生产率增长的加速中起了重要作用则是无须争论的事实。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应用在9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经济增长中具有多重作用。首先,它是投资迅速增长的物质载体,和利润率迅速上升一起成为推动投资急剧增长的重要力量;其次,它是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大幅度提高扩大了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增长的差距,成为推动利润份额从而利润率迅速上升的主要因素,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投资;同时,建立在生产率迅速增长基础上的利润率恢复以及投资者投资信心的提高,构成了90年代中期股票价格高涨的必要条件,开始时也确实是推动股价上升的重要基础,而股市的高涨又是经济迅速增长所必不可少的资本市场环境;此外,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的迅速提高,导致信息技术设备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这不仅阻止了资本价值构成的过度上升,也有助于遏制一般产品价格的上涨程度,成为在经济高涨和就业旺盛时期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二,关于经济全球化。从9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谈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过程;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确实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有的学者区分了旧的即早期形式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全球化。旧的经济全球化又被称之为经济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商品(与劳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新的经济全球化则主要表现为信息与货币的国际流动。[46] 旧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从资本主义形成早期就开始了,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了显著的发展。例如国际贸易:以美国的出口和进口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从1900年到1970年代早期,除了出口/GD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时期的特殊上升外,大体处于5%的相同水平;但自70年代初期开始显著增长,到90年代中期已分别提高到大约11%和12%。对外贸易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前半期,对外贸易主要由沿海城市的商人来进行;到20世纪末,相当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则是由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来从事的。在90年代中期,美国的跨国公司就进行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出口和大约40%的进口。再如资本的流动:美国资本的流出占GDP的比例,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短暂上升外,从20世纪初直到70年代,一直不到1%,而后则开始迅速提高,到90年代中期已接近5%;外国资本的流入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0世纪初直到60年代后期,也很少超过1%,但到90年代中期已接近6%。至于劳动力的流动:每年流人美国的合法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在20世纪末期则大大低于20世纪初期,虽然从50年代以后移民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长。关于新的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要比旧的经济全球化急剧得多。首先看信息的国际交流,以美国人均国际信息交流指数的增长衡量:在1921至1970年间,这一指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0.7%,同时期人均GDP和人均对外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2.7% ;而在1970至1994年间,人均国际信息交流指数年平均增长率迅速上升到5.8%,同时期人均GDP和人均对外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有1.8%和4.9%。可见,70年代以后信息交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已高于商品交流国际化程度的上升,并大大高于人均GDP的增长。货币流动的国际化发展则更为迅猛:美国以货币基数计算的每日总外汇交易额所占百分比,从1977年的不到5%上升到1995年的50%以上;每日外汇交易额占年度GDP的百分比,在同期则从0.2%上升到3.4%。[47]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的银行贷款存量占世界GDP的比重,已从1972年的6%上升到1991年的37%。债券和股票的跨国交易量占各国GDP的百分比,美、日、德三国在1980年均不到10%;到1997年,日本已提高到80%,美国提高到160%,德国提高到200%。[48] 可以看出,金融的全球化,已成为70年代以后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最突出的表现。 

本文不打算全面讨论经济全球化的原因及其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我们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在70年代以后的变化特别是90年代的高涨所产生的某些直接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国内劳动市场的影响。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进入战后低速增长和长期相对停滞阶段以后,大公司为了遏制利润率的下降,力图扭转战后黄金时期的工资上涨趋势,加强对工人的议价力量。其手段之一,就是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阶段转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这正是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巴西、南朝鲜和台湾为例,外国资本流入的急剧增长都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到1975年,巴西的净资本流入已超过1966-70年的五倍,南朝鲜和台湾也都达到两倍以上。资本流入这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并不是例外。在1970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净流入是1961年水平的1.71倍;而在1980年,外资净流入则猛增到十年前的3.20倍。[49] 虽然从战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对份额在下降(从1960年的1/3降低到1990年的1/5),但这并不能掩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活跃的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80年代末开始又出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前所未有的高涨,从1987到1995年平均递增25%,1987年为150亿美元,1995年增长到9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1/3。此期间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东亚占了52%,拉丁美洲占了28%。 [50] 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生产向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转移,其中有大量产品再通过国际贸易重新进口,不能不对美国国内的工人工资产生向下的压力。至于这种生产转移和国际贸易的扩大对美国工人70年代后的长期工资下降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则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并不是美国工人工资挤压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否认,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确已发生,并对这种工资挤压具有重要影响。[51]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前面谈到了90年代美国股市的异常繁荣和股市泡沫。美国股市从80年代开始经历了历史性的上升,而真正的股市飞涨是从1995年开始的。金融全球化构成了美国股市飚升的一个重要经济背景,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国家利润率、利息率或汇率的变动都可能引起逐利的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巨额流动。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利润率低下,形成大量的过剩资本要在国外寻求有利的投资机会,美国的金融市场便成为它们的优先选择。1995年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改变了实行近十年的低价美元政策,与日本和德国共同采取行动推动美元的升值和日元及德国马克的贬值。这不仅促进了国际投资者所握有的美元资产的增值,而且从日本、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释放出巨大的现金洪流涌向美国的金融市场。美国投资者则在日本以低利借入日元后兑换成美元在世界各地投资,大量收益再回投到美国的股票市场。同时,日本当局也大量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和美元,并放松对海外投资的管制来鼓励日本保险公司这样做。东亚各国政府为压低本国币值以维持出口增长,也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美元,这样做的还有世界各地的私人投资者特别是对冲基金。1995年,世界其他地区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价值1972亿美元,是前四年平均的2.5倍;接着1996年为3120亿美元,1997年为1896亿美元。[52] 在整个90年代,外国的财富持有者在美国金融市场上所购买的美元资产不断增长。到1998年底,外国债务的规模已达到1.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8%。由于外国资金对美国债券的大量购买,推动了债券价格的上升和收益的下降,这又刺激了国内的投资者更多地转向购买股票,进一步促进了股票价格的上涨。[53] 由此可见,美国在90年代异常的股市高涨,世界各国的巨额储蓄和大量资金的流入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对外国资金流入的依赖已成为90年代美国股市繁荣和经济高涨的一个重要特点。

再次是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商品市场的影响。美国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同时保持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常被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标榜为“新经济”的重要特征。其实左派学者早已讨论过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或“不加速通货膨胀率的失业率”(NAIRU)问题。[54] 这种失业率的高低并不是什么“自然”的,而是随着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90年代由于一些特殊的经济因素,已使得这种“不加速通货膨胀率的失业率”有所降低。经济全球化便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前面已经谈到,生产的国际转移和国际贸易的扩大,是美国70年代后工资挤压的重要原因之一。工资的这种下降趋势,必然抑制商品价格的上涨。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专家的计量研究,1990年至1995年,工资和福利的停滞本身就完全解释了在低失业水平条件下缺乏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同时,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大批消费品及中间产品的进口,也加剧了美国一般商品市场上的竞争,遏制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此外,1997-98年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该地区引发的货币贬值,也都使得美国进口的商品更加便宜。[55] 可见,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以及特定的国际汇率关系,对于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通货膨胀的抑制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关于经济关系和制度结构的演变。从70年代开始,在利润率下降和增长率放慢等经济困境的推动下,美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调整过程,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为利润率和投资率的重新提高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构成了90年代美国经济恢复活力的制度基础。下面对这种制度关系演变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关于劳资关系。在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美国形成了一种相对和谐的劳资协调关系。大公司与工会进行议价谈判,工人承认资方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来换取工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工人由此而可能分享一部分生产率增长的利益,其工资与生活水平都有了比较迅速的上升。但从70年代美国经济步入困境以后,大公司的管理层逐渐改变态度,开始对工人采取强势的进攻策略。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重新得势助长了资本策略的这种转变。戈登认为,由资方的攻势策略所引起的制度性变化,是造成70年代后工资挤压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公司经营的制度和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80年代关于联邦最低工资的政治优先性的转移是强烈的反工会气氛的主要后果之一。在战后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联邦最低工资的法定水平和实际价值不断提高。1968-79年间,虽然最低工资的法定价值几乎每年都在提高,但由于急剧的通货膨胀,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却降低了8%。然而从1981年开始,随着里根入主白宫和公司院外游说集团对国会的威胁,联邦最低工资的法定水平竟冻结了七年多。结果实际最低工资直线下降,从1979年的$5.81(按1994年美元)跌落到1989年的$4.00,十年下降了几乎1/3。虽然法定最低工资在1989到1991年有所提高,但随后又被冻结直到90年代中期。70年代后最低时间工资实际价值的长期下降即实际工资底线的下降,必然导致平均实际工资的下降。其次,资方也直接对工人挥舞大棒。许多企业雇用老练的管理顾问帮助计划反工会的运动,迫使一些工会解散,解雇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以迁移工厂作威胁迫使工会及其成员就范。没有组织工会的企业则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工会对它们工厂和办公室的渗透。非农业就业中工会成员的比重本来已从1954年的大约35%缓慢跌落到1973年的26%,此后在资本的攻势下开始加速下降,到1994年只有14%。“工会密度”的下降在私营部门中更为迅速,到1992年工会会员比例仅为大约11%。[56]工会范围和权力的急剧缩小大大加强了资方的力量,工会及其成员在资方的攻势下日益转为守势,不得不在工资和福利等方面作出让步。这一切不仅直接导致了工会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且影响到本来工资就低于工会工人的非工会企业工人的实际收入的降低。

资本权力的增强还反映在劳动市场和雇佣制度的某些变化上。变化之一就是所谓“弹性”工作制度的日益广泛的使用。这种被主流舆论吹嘘为促进经济效率的弹性工作制度,不过意味着可自由使用的雇佣工人(Disposable worker)的扩大。他们包括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工人、临时工、日工和其他各种没有劳动合同保障的做暂时工作的工人。这些工人的工资明显低于正式的全日制工人,他们面对顾主时没有任何不被解雇的保障,没有福利,没有权利,甚至没有一点点工作的安全感。一位后来担任过全国就业政策委员会领导的人物在1992年的采访中曾说过:“每个雇主都在谈论雇用有弹性的劳动力。但是对于许多雇员来说,弹性只不过是被解雇或工作时没有福利的委婉的说法。”按照戈登的估算:1995年美国私人非农业的工资和薪金雇员中,可自由使用的工人共计为919万,占全部工资和薪金雇员的9.9%。从1979年到1995年,可自由使用的工人比例的增长,大约说明了总工资下降的1/5。[57]  

    关于金融制度。从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金融制度逐步向自由化的方向演变。在历史上,美国与德、日等国不同,实行一种单一的和分业经营的银行制度。银行不能跨州设立分支机构。《1933年银行法》建立起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墙”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严格分开:投资银行不准从事支票存款和存单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也不准进行证券发行和证券经销等投资银行业务,虽然它保留了诸如可经营证券信托业务等重要权力。但从80年代开始,“格拉斯—斯蒂格尔墙”出现明显的松动,到1995年已摇摇欲坠。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放宽使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向着混业经营的方向发展。1994年国会通过的《跨州银行法》规定:从1997年6月1日起,银行可以通过收购、兼并和新建三种方式跨州设立分行。美国的单一银行制度也彻底瓦解。[58] 随着金融管制的放宽,各种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也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制度的上述演变,扩大了银行规模,加强了金融业的竞争,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而有利于资金的积累和投资的增长。

70年代后美国在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风险资本(也称创业资本)的迅速发展。风险资本是资本市场上的一种投融资制度,它以拥有一定企业股份为条件为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融资,在资金管理上融合资金支持与管理支持,并于企业成功上市后卖出股份获取高回报。这种投融资制度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是一种金融制度的相容性创新,体现了保持距离型金融模式和关系型金融模式的有效结合。[59] 从1978年到1994年,美国创业资本业的资本总额从40亿美元猛增到350亿美元,增长了近8倍。对美国风险资本投向的调查表明,60%的资金配置到与高新技术相关的产业。[60] 风险资本的兴起显然是适应了新技术革命的需要,它也反过来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风险资本与创业板市场的结合,帮助了大批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使它们从资本市场上筹集了大量资本。仅仅从1992年到1996年6月,美国就有3000家公司上市,筹集资本1500亿美元。[61] 美国风险资本制度对美国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7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也促进了美国金融政策的转变。战后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在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进行权衡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但从1980年以后,美国的政策方向发生转变,开始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使通货膨胀率不断降低,7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9.2%,1981-85年为5.5%,1986-90年为4.0%,1991-95年为3.1%。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利率也逐渐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81-85年的11.21%,下降到86-90年的7.67%和91-95年的4.45%。[62] 这种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利率的金融环境,有力地刺激了投资的增长,是使经济恢复活力的重要条件。

关于市场结构20世纪最后30年,美国的市场结构有了新的变化。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重新占上风,反托拉斯政策趋向缓和,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日益放松;信息技术的采用也降低了企业的平均规模,增强了小企业的竞争能力;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切都提高了一般行业的市场竞争性。根据谢佩德的估算:从1958年到1980年,美国经济中垄断势力(包括纯粹垄断、支配性企业和寡头垄断)在国民收入生产中的份额从43.7%降低到23.3%。这意味着1980年美国有大约76%的国民收入是在有效竞争行业中生产的。[63] 但是,在一般行业趋向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存在着制造业特别是其中的高技术部门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性趋势。20世纪最后20年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兴起的巨型并购和跨国并购,使这一趋势得以加强。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规模急剧增大,拥有100亿美元资产的特大公司1970年只有两家,1998年已增加到220家。1992到1997年,美国公司对外国公司的并购额由228亿美元上升到814亿美元;外国公司用于并购美国公司的支出由139亿美元增加到652亿美元。[64] 法国学者沙奈认为:“所谓全球化阶段,其特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供给结构开始向大多数研发密集型或’高科技’工业以及许多规模生产部门扩张。”例如: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1987年10家企业掌握全球生产的100%;特定用途集成电路,1988年12家企业掌握全球生产的100%;医疗器材,1989年7家企业掌握全球生产的90%;汽车业,1994年10家企业掌握全球生产的76%;等等。[65] 此外如航天、航空、通讯、计算机软件、医药、精密仪器等高科技部门,也都形成了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普赖尔根据美国普查局的集中率普查资料计算,美国制造业加权平均的四大企业集中率,从1982年的37.7%提高到1992年的39.9%;从1992到1997年,就制造业中的可比行业计算,加权平均的四大企业集中率又由39.4%上升到42.0%。[66] 普赖尔还指出:世界规模的产业集中已经发生,最大100家跨国公司早已控制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1/3,而跨国并购和策略联盟这两种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活动形式正在变得日益普通。因此,“跨国公司出现的关键问题……是它们在一定部门形成全球垄断的可能性”,而“每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并购都加强了人们的这种担心”。[67]

美国市场结构的这种二重化的演变趋势,体现了美国经济在70年代后所进行的深刻的结构调整: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高新技术部门得以壮大,低技术或劳动密集型工业大量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垄断程度低的服务业则得到迅速发展。市场结构的这种演变对美国经济十分有利。高科技部门的垄断化趋势,使高科技的大跨国企业可以依靠技术垄断、规模经济、利用小科技公司以及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在国内和国外获取高额利润,并在世界经济的关键部门保持技术优势和支配地位。而一般部门市场结构的日趋竞争性,则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可通过廉价商品的大量进口,压低物价,在经济繁荣时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美国经济在90年代能够同时保持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这种市场结构显然起了一定作用。

关于公司的权力结构20世纪美国的公司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股票持有人的日益增多和股权的日益分散化,公司最终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公司管理者的自主权有所加强。这正是30年代贝利和米恩斯提出“经理控制论”的经济背景。战后直到70年代,“管理革命”的命题在新制度主义者的宣扬下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管理主义的论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表明公司的权利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大公司的股票所有权日益集中在机构投资者的手中。从1981年到1988年,美国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规模以年平均13.9%的比率迅速增长。各类机构投资者中资产数额最大的是年金基金,而后依次为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和银行信托部。在1987-89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在最大50家、100家、250家500家等四个级别大公司群中的持股集中度均超过50%,在750家和1000家这两个级别的大公司群中的持股集中度也接近50%。而且机构投资者往往是作为一个群体来持有大公司股份的,一些机构法人股东可能同时持有若干大公司的股票,使得控制不同大公司的机构法人股东形成一个交叉重叠的网络。[68]

在公司的股票持有比较分散,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也比较小的情况下,股票持有者在对公司的盈利状况不满时,通常采取在股票市场上卖出股票的方式(即所谓“用脚投票”),对公司的管理层施加压力。客观上迫使管理层不得不重视短期资本收益。但是,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规模和对大公司股票的控制份额的扩大,机构股东持股的稳定性逐渐加强。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以华尔街行走方式表达对公司的不满,而是更多地通过与在任经理展开委托投票权的竞争,以获得对公司的控制权,并使公司更加重视长期的资本收益。此外,80年代兴起的杠杆收购和恶意接管,也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公司更加注意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助于企业提高经营效率,重视长期投资,把长期利润最大化放在首位。里奇指出:近期的许多研究认为,“一直存在着一种趋向于制度管理主义的重要发展。经理们……比以前更加受到由潜在的或现实的接管,以及由规模日益扩大并日益活跃的机构股东所施加的纪律的约束。”[69]  

从以上有关美国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演变的简要分析不难看出,没有这些深刻的制度变化所提供的有利的投资环境,美国90年代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探讨了90年代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直接经济原因和深层经济背景后,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看法:这一增长不仅具有周期性扩张的性质,同时可能意味着美国经济走出了70年代后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缓慢增长状态,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长波上升阶段。

由康德拉捷耶夫开创的长波理论,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内,但却是非正统经济学家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尽管还有怀疑论者,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与古典经济周期不同的长达50年左右的长期经济波动,包括20多年经济迅速增长的长波上升阶段和20多年经济相对停滞的长波下降阶段。对长波内在机制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三种影响较大的长波理论。一是熊彼得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主要强调一定时期重大技术创新群集的出现所带动的投资高涨,以及技术革命潜力用尽后所导致的投资衰落,是推动经济发生长期被动的基本原因。[70] 二是曼德尔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认为由若干基本经济变量所制约的利润率的上升和下降,是导致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他同时强调促使经济转入长波下降阶段的经济因素是内生的,但经济转入长波上升阶段必须依赖外生因素的推动。[71] 三是戴维·戈登等提出的“社会积累结构”的长波理论,强调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特定制度环境(即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和衰败在经济长期波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特定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和衰败都是内生的经济过程,与不同社会积累结构的更替相伴随的是相继的长波,并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72] 这个学派也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

三种长波理论所着眼的重点显然不同。技术创新理论主要强调技术变量,曼德尔的理论主要强调以利润率为中心的经济变量,“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主要强调制度变量。但在我们看来,这三种理论与其说是互相对立,不如说是互相补充。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是投资,投资率和积累率的高低是制约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决定性因素。长波上升阶段迅速的经济增长总是和较高的投资水平相联系,长波下降时期缓慢的经济增长则通常是投资水平低下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已被无数实证分析所证明。因此,应把投资或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而一当强调投资率变动的核心地位,则不难看出,上述三类变量均与投资率的长期变化直接相关。长波上升时期较高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强大的投资动力,这来自上升的利润率和由此而产生的乐观的利润预期。资本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没有利润率日趋增长的刺激,资本所有者就不会把大量资本投入生产和经营。二是旺盛的投资需求,这来自技术革命和创新群集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以及技术革命所推动的传统生产部门深刻的技术改造。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先进生产设备的生产和建设,是大规模投资的物质载体。没有这种强大的需求,要维持二十多年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是很困难的。三是有利的投资环境,这意味着制度结构的某些重大变化,推动若干基本经济变量朝着促进利润率上升的方向发展,保证了投资者良好而稳定的利润预期和投资积极性。这种有利于投资的特定制度条件,也是任何长时期的投资高涨所不可或缺的。反过来看,长波下降阶段较低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则是由于投资动力、投资需求和有利的投资环境的缺乏。由此可见,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并非取决于上述三种理论所分别强调的某种单一因素,而是由社会生活中与投资直接相关的三类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

长波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分别包含着两到三个连续的周期;上升阶段的快速增长和下降阶段的低速增长,是分别作为若干个温和的周期或若干个剧烈的周期的连续运动而表现出来的。长期波动与周期波动虽然有这样的联系,但它们的内在机制并不完全相同。经济的周期波动,并不必然要求有不同于一般技术进步的根本性的技术变革,以及不同于制度关系边际调整的重大的制度变迁。在经济运行中,由于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的影响,劳动份额、能力利用率和原材料相对价格的规律性变化所引导的利润率的提高和降低,即可导致投资的上升与下降和生产的扩张与收缩。[73] 但对于长期波动来说,没有根本性的技术变革就不可能有较长时期旺盛的投资需求,而投资需求的长期旺盛是长波上升阶段迅速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同时,没有适应于积累要求的制度结构的重大变迁,也不可能推动利润率的长期增长,从而为长波上升阶段较高的投资率提供制度保证。

按照上述观点来观察90年代美国的经济高涨,不难发现,它不仅具有周期扩张的性质,而且带有长波上升阶段开始时期的明显特征。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迅速上升在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根据周期因素调整的最高估计,生产率增长的加速中仍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应归因于信息技术的生产与应用。信息技术革命在资本深化和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是极为显著的。这和一般的周期扩张有所不同。同时,从70年代后逐渐发生的美国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演变,包括国内制度结构的重大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空前发展,都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利润率的提高,为投资率的迅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根据“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观点,这可能意味着推动新的长波上升阶段的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正在美国形成。已有一些左派经济学家指出这一点,[74] 尽管对这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具体概括上还需进一步讨论。

在左派学者中也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在90年代仍处于70年代后开始的长期相对停滞之中,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长波上升阶段。他们的这种观点通常源于以下两种原因。第一,忽视或低估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事实上,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在9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涨中起了重要作用,前面对此已经有所论述。信息产业自身的高增长、高利润和高生产率,首先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美国的这种高技术产业在所有大公司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从1994年的36%上升到1999年的48%;雇用了17.5%的非农业劳动力;生产了全部GDP的1/3强。信息产业还通过提供资本设备,促进了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例如一项较近的研究表明:通过电子商务的应用,全球的成本节约将从1998年的17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1.25万亿美元;美国公司将获取这个长期利益的一半。[75] 特别须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潜力还远没有用尽。虽然早在60-70年代,美国少数产业部门已开始使用大型计算机,后来随着个人计算机的问世信息技术在经济中得到更广泛地应用;但直到1993年,计算机硬件也仅占到全美资本存量的2%。[76] 至于互联网的使用更不过只有几年时间。可见,信息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还有很广阔的空间与潜力。这可能是支持今后较长时期的投资需求和生产率增长的一种基本的技术因素。第二,否认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已经开始出现。特别是把经济全球化与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对立起来,认为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削弱了民族国家自主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能力,而没有一个实行调节主义的国家,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就难以形成。[77] 这种观点显然值得商榷。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及其对民族国家自主调节能力的一定程度的制约,以及80年代后美英等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的兴起,虽然是客观事实,但国家自主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能力并未丧失。在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已发展到很高程度的今天,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根据大资本的需要和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美国政府在战后黄金时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干预政策,对当时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没有理由认为存在一个实行调节主义的政府是任何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形成的基本前提。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阻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它本身就体现了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成为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总之,对于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美国国内外制度环境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采取漠视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应该充分估计到它们对长期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断言美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长波上升阶段,并不意味着要否认美国经济中的许多深刻矛盾。更不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则和经济规律已经根本改变。长波的上升阶段仍然会存在周期波动,只不过相对缓和罢了。事实上,90年代美国仍存在着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至少到1995年),社会福利的削减,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严重的债务负担,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空前的股市泡沫,生产的周期性过剩,等等。这表明,美国经济的基本层面虽然比较良好,得到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的制度环境的支持,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从资本主义世界整体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形成的全球性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金融动荡和经济不稳定,作为战后黄金时期高速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也是美国经济开始步入快速增长时的制约因素和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经济能否真正实现较长时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并带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向上的长波,还要取决于美国对自身经济问题的克服程度,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向。

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本文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个新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但有必要简述其要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特征是: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正在全面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经济的后工业化:第三产业已超过工业占到社会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经济的虚拟化:货币、证券、外汇和金融衍生物等非实物交易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部分;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我们还应看到,在这些表层的变化后面,隐藏着资本关系的深刻变化:在资本形态方面, 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发展使资本的终极所有权更大程度地分散化,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的兴起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高度社会化的资本却又可能强化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的资本权力。在资本结构方面,金融业资本相对于职能资本日益占有主导地位: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和投机资本等不仅对于职能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剩余的占有方式方面,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在资本的实现条件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全球性的资本积累过剩和生产过剩,使得资本所创造的剩余的实现将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市场。

关于最后一点,本文想稍微多说几句。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高速积累和增长,形成了70年代后的全球生产过剩,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相对停滞。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此期间通过实行结构调整和推行经济全球化,试图摆脱困境;但在它们投资的支持下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反过来更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国际竞争,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显然,不彻底克服困扰世界经济数十年的全球性生产过剩,美国等发达国家就难以在整体上真正维持已见端倪的新的经济增长长波。这是当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严重问题。那么,彻底走出全球性生产过剩的现实条件何在呢?除了新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之外,发展中国家潜在市场的开拓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和最现实的一个潜在市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消费需求日趋饱和的今天,世界市场长期迅速扩大的主要希望只能是在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否帮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和开拓市场,已成为发达国家自身能否在较长时期内重新实现相对快速增长的一个条件。反过来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后二十多年如能有相对稳定和较快的发展,也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机遇。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必须懂得,扩大内需并不是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时的权宜之计,而应当作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方针。否则,全球性生产过剩和国际竞争只能更为加剧,我国的出口和增长也会受到遏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有可能恢复增长活力的有利条件,努力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和高速增长,为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这就是我们分析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所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

 

 

 

 

 

 



[1] 美国研究经济周期的权威学术机构“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宣布,美国自20013

  进入衰退。

[2] 转引自:黄志贤:“关于美国‘新经济’理论的形成和争论”,《经济评论》2001年第2 期,

  41页。

[3] 同上,第40页。

[4] 刘树成、张平等著:《〈新经济〉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5]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2001),第23页。

[6] 同注2,第43页。

[7] 同注4,第15页。

[8] 同注2,第42页。

[9]  计算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1975年英文版,第232948135

             211页。

[10] 计算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变动率(19302001)。

             http://www.bea.doc.gov

[11] G·Dumenil & D·Levy : Periodizing Capitalism : Technology , Institution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  R·Albritton et al. eds :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Booms, Crises and

  Globalization (2001) .

[12] R·Brenner :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 New Left Review , Nov Dec 2000 , P.7-8.

[13]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第383页表B-94

[14] 同注12,第810页。

[15] 这一计算的雇员范围占到美国全部劳动力的80%,未包括的只是经理和监工、农业工人

  和政府雇员。小时实际可支配收入等于每工时平均工资收入减去各种税收再除以消费物

  价指数;小时实际报酬则以工资收入加上各种福利为基础计算。

[16] D·M·Gordon : Fat and Mean : The Corporate Squeeze of Working Americans and the Myth 

  of Managerial “Downsizing”1996),P.31.

[17] E·A·Nilsson : Trends in Compensation for Production Workers : 19481995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1999, 31 (4) , P.160.

[18]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第330页表B-47

[19] 同注16,第102页。

[20]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第316页表B-35

[21] 同注16,第104-105页。

[22]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第333页表B-50.

[23] 计算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变动(19912001)。

            http://stats.bls.gov

[24] S·D·Oliner & D·E·Sichel : The Resurgence of Growth in the Late 1990’: 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Fall 2000, p.13. 

[25] 计算根据:同注18

[26] L·Mishel et al.: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998-1999. 转引自:里查德·D·伍尔夫:

 2000年的美国经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27] R·Pollin : Anatomy of Clintonomics , New Left Review , May Jun 2000 , P.42.

[28] 同注12,第9

[29] 同注4,第6页。

[30] 同注12,第24页。

[31] 同注27,第33页。

[32] 同注12,第25页。

[33] 转引自:注27,第41页。

[34] 计算根据:同注10

[35] 同注27,第40页。

[36] 同注12,第26页。

[37] 同注27,第33页。

[38] 同注12,第27页。

[39] S·D·Oliner & D·E·Sichel : The Resurgence of Growth in the Late 1990’: 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Fall 2000, p.11,17,18. 

[40]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第28-30页。

[41] R·J·Gordon : Does the “New Economy” Measure up to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Fall 2000, p55-57, 49-50.

[42]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第337页表B-54

[43] 同注23

[44] 同注39,第19页。

[45]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第30-32页。这里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与该报告前面所

  分析的私人非农业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的含义有所不同。前面分析的劳动生产率是指平

  均每劳动小时的产出;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是指平均每个同质的全时工作雇员所创造的增

  加值。故两者不能直接相比较。

[46] F·L·Pry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T·L·Brewer

  & G·Boyd eds.: Globalizing America : The USA in World Integration.(2000) .

[47] 同注46,第3-58-912-14页。

[48] B·Sutcliffe & A·Glyn : Still Underwhelmed : Indicator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ir

  Misinterpretation ,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1999, 31 (1) , P.127.

[49] M·J·Webber & D·L·Rigby : Growth and Change in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1950,

  R·Albritton et al. eds :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Booms, Crises and Globalization

  (2001) . P. 257.

[50]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99-101页。

[51] 同注16,第7章。

[52] 同注12,第15-18页。

[53] 同注27,第43-44页。

[54]  R·Pollin: The “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Can 

   Marx, Kalecki, Friedman, and Wall Street All the Wro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98, 30 (3).   

[55] 同注27,第38-39页。

[56] 同注16,第211-213207220页。

[57] 同注16,第223227页。

[58] 陈聚祉:《战后金融资本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99年),第89-

  91页。

[59] 王凤荣:《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企业成长》,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2001

  年),第六章第二节。

[60] 同注59,第191194页。

[61] V·D·Lippit: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97,29 (3). P.18.

[62] 同注61,第15页。

[63] W·G·Shepherd :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ird Edition)1990,  P.96-97.

[64] 高峰、张继升等著:《中国企业并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版,第179177页。

[65] 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第95-96页。

[66] F·L·Pryor : New Trends in U.S.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May 2001, P.309 ; News from the Monopoly Front : Changes in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1992-1997 ,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March 2002 , P. 184. 由于

  1997年的集中率普查资料采用了与1992年不同的产业分类系统, 普赖尔只能从两个系

  统中选出那些定义没有改变的部门作比较。  

[67] 同注46,第2018页。

[68] 高峰等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

  64-67页。

[69] M·Reich: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97, 29 (3) . P.8-9.

[70] 对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理论的评述及发展,见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71]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长

  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72] D· M·Gordon, R·Edwards, M·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1982) ,

  S·Bowles, D·M·Gordon, T·Weisskopf : After the Waste Land (1990) .

[73] H·J·Sherman : The Business Cycle : Growth and Crisis under Capitalism (1991) , Part Two .

[74] M·Reich: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97, 29 (3) I· Hossein-zadeh & A·Gabb : Making Sense of

  the Current Expansion of the U.S. Economy : A Long Wave Approach and a Critique ,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0, 32, 3.

[75] I·Hossein-zadeh & A·Gabb : Making Sense of the Current Expansion of the U.S. Economy : A

  Long Wave Approach and a Critique ,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0, 32, 3.

  P.394.

[76] 同注4,第77页。

[77] D·M·Kotz : Th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R·Albritton et al.

  eds :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Booms, Crises and Globalization (2001) .

 

 

 

 

                     

                                                    20023月)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