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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福前老师的《西方经济学》教学

时间:2007-05-24 13:15来源:未知 作者:孙光德 点击:

 

 

 

方福前老师把搞好基础理论课教学视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重中之重。他坚持年年为本科生开课,不是基于执行“教授必须为本科生开课” 的规定,而是由于他深知,中国经济学要构筑高耸入云的宝塔,必须有栋梁之才做支撑,而能撑得起高塔的栋梁之材,必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夯实基础!为此,他大声呼吁并身体力行。

                                               —— 孙光德

  

 方福前老师的西方经济学教学

 

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2003年获高等学校首届百名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和荣誉称号。2005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曾在安徽大学任副教授,主讲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199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主攻外国经济思想史。1994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为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开设《西方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专题》等课程;校内兼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副主任,方福前老师担任多项社会职务: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民政部政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协)委员。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西方经济学及其流派,中国经济问题,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欧元)。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5部,译著3部,合著6部。其中三项成果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四项成果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成果奖1998年5月至11月受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助在丹麦Aalborg大学作访问研究,在此期间访问过欧洲中央银行、德国波恩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2000年5月应邀在香港出席国际劝募协会(United# Way  International)世界大会;2005年9月出席在伦敦大学举办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作高级研究学者。

  

 ■“方老师独特的教学风格不但使让学生学到了经济学的很多知识,而且使学生得到了全面发展。”

    ■“方老师在给授课过程中,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旁征博引,理论联系实际,在涉及到那些难懂的理论和方法时,他总是能够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  学生

    铃声响了,方福前老师的《中级宏观经济学》课堂里早已坐得满满的,本来这个班的学生是70人左右,结果却来了近百人,来旁听的有本校其他专业的学生;有外校来进修的老师。老师早已站在讲台上,可是教室后面还没有安静下来,一些没有座位的同学正想尽办法找听课的地方。第二次上课前,学校把课堂换到了一个能容纳百人的教室,没想到再次上课时,这个百人教室仍然拥挤不堪,于是只好第三次调整更大的教室来满足听课学生的需求。

为什么老师的课受到学生们这么热烈的欢迎?学生们是这样说的:

“那是大二第一学期,我们班开设宏观经济学。老早就有了来自师兄师姐们的教诲:老师的课讲的好,要好好学习。 第一节课是在教三,清楚地记得当时班上已经坐满了人,不但有本班同学,还有很多来自外班、外院的同学。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了,于是对老师的课油然就生出了一种憧憬,自然上课的时候也是分外认真。”

    “方老师在给学生授课过程中,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旁征博引,理论联系实际,在涉及到那些难懂的理论知识时,他总是会尽量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使得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课,不知不觉地跟着他的思路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老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这门课程的讲解。一方面,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总是能够结合所讲内容引入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和专家的新思想及理念,使学生更形象更好地理解所讲的课程,另一方面,在讲解这门课程时,老师不局限于简单地列举一些流派的思想和观点,而是将多个流派的思想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从而使学生能够对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些深刻的分析是书本上找不到的,这些都是方老师自己进行科研的成果。每上完一节课,老师总是给我们推荐一些需要阅读的中英文参考文献来扩大知识面,同时也让大家适量地翻译一些与课程相关的文献来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

    “在讲课过程中,老师时不时地提出问题,启发我们思考,让大家进行讨论、回答,最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这样使我们对讲课内容的印象特别深刻,可以说一辈子都忘不了。老师独特的教学风格让学生不仅学到了书本以外的很多知识,而且让大家做到了全面地发展。”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节课的情景,老师的开场白很简单明了,介绍了自己之后就开始讲课,给人的感觉很干净,利落。那节课老师讲了宏观经济学的大致脉络与框架,宏观经济学演进的过程,以及宏观经济与微观之间的联系。讲授简单明了,条理清晰,让人很容易把握。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 讲台上的老师是很有魅力的,他的讲话不但风趣幽默,而且深入浅出,往往在一些很抽象的理论后面穿插大量的事例,以及他个人的评论,这会给人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样,他的课往往也就成了最累的课,因为全堂课大家只有一个中心,无暇旁顾。也正是因为如此,每次下课的时候,看着厚厚的笔记都使人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课堂下的老师一扫往日的上课时的严肃,变得非常和蔼可亲。他鼓励同学与老师之间进行交流,教学相长;他经常与大家在课下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给问题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他也常常为本科同学批改小的习作,并对他们提出相应的建议。”

    “回顾这几年的经历,有很多值得记住的人,值得记住的话,其中就有方福前老师说过的一些话。他说,希望自己的学生以后做学问也好,做人也好,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他说,现在学术界流行的“剪刀加浆糊”的风气很不好,这不但是对辛辛苦苦研究出东西的“耕耘者”的不尊重,而且这会使整个学术界更加浮躁,不思上进。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一定要脚踏实地,这样才会有所成就。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但是我们分明可以从中感受到他的内心的激情,一种来自长辈的殷殷希望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在交融着。不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也不说“红烛品质,春蚕风格”,因为说的人太多了,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句,方福前是我们的好老师。也许,这就够了。”

   方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不仅体现在严格的治学风格上,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生活的关心乃至人生职业规划的指引和建议。毕业在即,面对高校毕业生沉重的就业压力,一位同学心情很是郁闷,找到老师谈心,请他出主意,老师耐心地给他分析了客观的就业形势,又帮她分析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特点,建议她到适合自己情况的单位主动求职,使这位同学的求职历程少走了很多弯路,在求职的过程中,目标明确,准备充分,最后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一位即将毕业的硕士生深有感触地表示:“ 两年的硕士生活匆匆而过。短暂的两年将会让我受用一生,因为拜师于方老师门下,不仅让我做到了知识面的拓宽和理论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很多研究问题的方法。两年来,老师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方式和独特的治学风格要求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方老师的博学多才和谆谆教诲让我开阔了视野,开拓了思路。”

   “ 可以说是方老师把我领进了经济学的大门,就是方老师讲授《宏观经济学》时那清晰的思路脉络使我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成为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也是老师教会了我们怎么写论文,他总是鼓励我们要多动笔,他说,写作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不仅如此,当时在繁忙的课程安排下,他还专门抽出了一节课的时间作为论文写作课,教我们如何写一篇严格的经济学论文,这至今使我受益无穷。更不用提每一次他对我的论文的严格要求了,对思路、每一个表述、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个计算机误打出来的错别字他都不放过。在他的影响下,我终于也成为了一个严格的人了。”

2003年9月9号,这一天方福前老师被评为首届全国百名名师之一,经济学院2000级经济学班的几个同学也很荣幸得到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首届百名名师颁奖大会”,并与温家宝总理合影留念。学生说“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老师无论从人品,学识以及治学的态度等方面来看,确实是受之无愧的,我们为有这样一位老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对高校教师来说,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难题,有的老师科研成果不少,发表许多文章,教学却不怎么受学生欢迎。有人说是因为科研占去了时间,备课时间少了;还有的老师在讲课上下了较大的功夫,说没有时间搞科研了。方福前老师的科研成果不少,水平也很高,而他的讲课又是那么受学生的欢迎,他讲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得益于他科研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他把科研和教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两者都获得优异的成绩,他的经验值得很好地学习。

讲好一门课是一种综合艺术,是教师综合素质的一种集中表现。人们常说,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表演是“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要讲好一门课何尝不是如此!

                                          —— 方福前 ——

方老师取得如此优异的教学成果,是基于他对如何讲好课的深入思考。当我们找到老师,请他谈谈他的教学经验和体会时,他把曾经发表在《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第13-14期,题为《有针对性地讲授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的文章拿给我们。这篇文章的内容,充分反映出老师作为一名教师对自己职责的忠诚,以及学识的渊博和探索教学方法的执著。我们借用这篇文章的内容作为对方老师教学经验和体会的诠释,不另作记述。

他在文中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经济学这门课就被国家教育部列为高等学校财经类各专业11门核心课程之一。这门课的内容以其新颖性和有用性而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但是,学生普遍认为这门课“不好学”,有些学生甚至害怕这门课。这门课的考试不及格率可能是财经类专业基础课中最高的。同学们对这门课真是“又爱又怕”。

    根据这些年的教学实践,方福前老师把这门课“不好学”的原因概括为四个字,这就是“多”、“难”、“生”、“远”。所谓“多”,是指这门课的内容多。西方经济学这门课一般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主要经济学流派。这三部分内容加起来大约是其他财经类课程内容份量的2-3倍。虽然这门课的课时数是其他财经类课程的1.5到2倍,但是同学们要在1-2个学期里消化、掌握这么多的内容还是比较困难的。所谓“难”,是指这门课的内容难。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通常都是用文字、几何图形和数学公式这三种形式来阐述的。初学西方经济学时,同学们大多对复杂的几何图形和高等数学公式推导不太适应,尤其不容易理解这些图形和公式的经济学涵义,很难把它们与文字描述统一起来。所谓“生”,是指对这门课的内容和分析方法感到生疏。与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不同,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的名词概念不但多,而且绝大多数是新名词、新概念。这门课的体系结构也与同学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大不一样。并且,这门课使用的数量分析多,逻辑推理少。所谓“远”,是指这门课所讲的一些内容离中国的现实远。因为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的一些理论前提和经济条件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例如,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发达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完全竞争或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些与目前中国的国情不一致;有些内容则与中国现行的体制和做法不一致,如国民收入核算指标和核算方法,中央银行制度,利率的决定方式,财政支出结构和税收结构等。

    方老师认为,要讲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关键是要有针对性地处理好“多”、“难”、“生”、“远”的问题。

    解决“多”的问题。第一,在充分研究中外教科书内容的基础上,对讲课内容进行“瘦身”。第二,要有自己的一套讲授体系。所谓“瘦身”,是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取舍。经过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方经济学的有些内容可以在这门课中少讲或不讲。例如,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在财政学和货币银行学这两门课中要分别讲到;关于开放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在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中要讲到;因此,对这些内容我们在西方经济学这门课中就可以少讲,我们只需要概要讲解这些内容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说明这些内容与宏观经济学其他部分的关系就可以了,剩下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去看书。关于蛛网理论,关于寡头垄断的有些理论,我们可以不讲。对教材内容进行“瘦身”的基本原则是要保持这门课内容和体系的完整性。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讲课时就要有自己的一套讲授体系。这个体系应当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我认为,确立自己的讲授体系主要是要把握好两点:一是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别理出一条主线,通过这条主线把各部分内容串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注意阐明各章(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西方学者编著的经济学教材其内容体系大多比较松散,不容易被中国学生掌握和记忆,这就要求我们教员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精炼和整编,形成自己的讲授体系和讲授风格。

    解决“难”的问题。首先是要说清楚每一个图形和数学公式的经济学涵义,这个图形或(和)放在这里是要说明什么问题,甚至要说清楚每一条曲线及其形状表达的经济变量的关系。其次是要把文字表述、几何图形和数学公式联系在一起:用文字表述引导几何图形和数学公式——即首先用文字把将要表述的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表述清楚,再用几何图形或(和)数学公式来进一步阐述或证明前面文字表述所说的内容,使文字表述、几何图形和数学公式所表达的意思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对于一些复杂的图形和数学公式,要本着由简到繁、循序渐进、适当重复的原则进行讲授。例如,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曲线的推导涉及到劳动市场供求、生产函数、货币工资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样四个图形。要讲清楚总供给曲线是如何推导出来的,首先必须说明货币工资、价格总水平和实际工资的关系,然后说明在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主要是劳动供给)问题上不同学派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再说明均衡的劳动量与总产量的关系(生产函数),最后从货币工资或价格变化引起的实际工资变化推导出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劳动市场上均衡就业量的变化来决定总产量水平,再把这些关系联系起来,就得到描述价格总水平和总产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总供给曲线。有些图形牵涉到的变量比较多,并且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讲解一遍同学们不一定都能够听明白,因此,要适当地重复讲解。直到绝大多数同学听懂了、理解了为止。

    解决“生”的问题。老师认为,一门新课必然就是一门“生”课。但是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的“生”与其他新课不同,这是由这门课的特点和内容来源决定的。老师的体会是,解决这门课“生”的问题,主要是要把握好三点:一是把名词概念融入内容体系来讲,避免孤立地解释名词概念,这样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二是运用对比法讲解名词概念。例如将经济中的“总需求”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对比,将“价格总水平”(或一般价格水平)与单个商品的“价格”(相对价格)进行对比,将生产者的“总成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法讲解,学生容易把握相关概念的区别或联系。三是把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与学生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做,使学生容易看出这两种经济学体系的差异和相通之处,容易把握西方经济学的特点。我在讲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注意引导学生把它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我在讲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时,注意把它们和劳动价值论进行对比;我在讲资本边际效率理论时,注意把它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进行比较。

    为了使学生在整体上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特点,方老师通常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讲授完了以后,从总体上把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体系结构做一个总结归纳,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把前面所讲的各部分内容连贯起来,另一方面又可以让学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把握西方经济学。

    解决“远”的问题。方老师提出,对中国来说,西方经济学是一种“舶来品”,要解决学生对它“水土不服”的问题需要做三种“手术”。一是“剔除术”。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学者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成果。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假定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只研究这种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和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问题,不研究这种制度本身。他们实际上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公正的、最有效率的制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如价值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对立的。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在讲课过程中应当在分析、评论的基础上加以“剔除”。这里所说的“剔除”,不是消极地回避或删除这些内容,而是通过理论分析和事实比较来否定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老师在讲课时强调,和任何事物一样,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要发展变化的,它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的制度和永恒的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世常存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二是“整形术”。西方经济学中的有些内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需要经过调整和改造来进行讲授。例如,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利息率是市场化的利息率,而中国的利息率目前是高度管制的利息率,这两种利息率的决定方式和变动规律都大不相同。因此,建立在市场化利息率基础上的有些理论不能照套过来解释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现象。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投资增加会通过利率提高来排挤私人投资的理论,IS-LM模型所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利息率下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来刺激投资的机制。三是“移植术”。所谓移植术是指联系中国实际来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内容,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化”或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除了一些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内容以外,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内容还是一门市场经济学。虽然它本质上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但是它描述了市场经济的共性、一般特点和一般规律,因此,它的许多内容都是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用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如果我们不密切联系中国的经济问题来讲授西方经济学,就难以消除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距离感”,学生也不完全明白“我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经济学”。联系中国实际来讲授西方经济学,不但使学生感到这门课“有用”,而且使学生感到这门课“有趣”,使学生认识到这门课的内容离我们并不远,许多内容可以用来分析我们身边的事。讲课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就自然会激发学生学好这门课和掌握这门知识的积极性。

    方老师在文章中写道,要讲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解决“多”、“难”、“生”、“远”的问题,不但要求教师有比较好的外语和数学功底,而且要有比较系统、扎实的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政治经济学的功底,还要求教师对中国的经济现状、对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及其发展有一定的研究。因此,讲好一门课是一种综合艺术,是教师综合素质的一种集中表现。人们常说,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表演是“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要讲好一门课何尝不是如此!

    方老师这篇教学心得的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校外一些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青年教师,在讲课中学习方老师的经验,有的教师在给学生上西方经济学第一堂课的时候,把老师这篇文章的复印稿发给学生,让他们了解这门课的特点,知道怎样学好这门课。

【点评】

    作为教授,对自己的专业潜心钻研,精益求精,是不难做到的。但是,以同等的注意力投入到如何讲好一门课上,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方福前老师为了讲好一门课,让自己的学生从这门课中得到最大的收获,他细心地观察,调研分析归纳出学生学习这门课中存在什么问题,针对问题,系统地提出排除学生学习中的障碍的方法。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能做到这一点,绝不仅仅由于他善于掌握授课的技巧,而是由于他对教学的高度责任感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提高本科基础课教学质量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如果说一个人的成就是知识宝塔上的明珠的话,那么专业知识则是知识宝塔的塔身,而本科基础课就是知识宝塔的基础。

                                                                    ―― 方福前 ――

    方老师虽然已经是有名望的博士生导师,是国家级多项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但他始终非常重视本科的教学,每学期都要给本科生开课,有时同时开两门课。2005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上,做了一个题为“对本科基础课教学工作的若干思考” 的发言。他认为,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本科基础课教学又是本科教育的基础,因此,如果说科教兴国,教育为本的话,那么说大学教育质量以本科基础课教学为本是毫不夸张的。本科基础课的教学质量不但关系到本科生高年级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也关系到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更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主干队伍的质量,因为大学本科毕业生大多是奔赴经济建设第一线。从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来看,“宽口径、厚基础”是大学教育比较成功的模式。要真正做到“厚基础”,首先必须从本科基础课教学质量抓起。可以说,提高本科基础课教学质量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如果说一个人的成就是知识宝塔上的明珠的话,那么专业知识则是知识宝塔的塔身,而本科基础课就是知识宝塔的基础。

   鉴于本科教学、尤其是基础课教学质量的极其重要性,方老师结合他个人的教学理念和经验对如何搞好本科基础课教学,从理论与实践以及制度建设等层面进行了高度的总结。他深刻阐述了搞好基础教学与建设一流大学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的一系列急需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并结合个人的教学实践提出了几点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方老师的这个发言很快就在教育部主办的《中国大学教学》期刊上发表了。引起很多教师和教学管理部门的共鸣。

    一流大学应有一流本科,一流本科应有一流基础课,一流基础课要有一流师资。方老师认为,一个大学的知名度主要看它招收的本科生的档次和毕业生的质量。毕业生的质量越高,它越能够招收到档次高的学生;招收的学生档次越高,它的知名度就越高。可以说,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是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的主要指标,是决定一所大学的知名度的关键。

    要有一流的本科教学质量,首先要有一流的基础课;要有一流的基础课就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大学就要是把一流的师资、最好的教学资源用在本科教学上,用在基础课教学上:组织一流的教师编写本科基础课教材,组织一流的教师讲基础课,组织一流的教师指导本科生,尤其是要组织名教授写教材、上讲台、指导本科生实习和写毕业论文。我们看到,像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学,本科生基础课所用的教材都是一流教授写的,站在讲台上讲授基础课的也多是一流的教授。就我们西方经济学专业来说,萨缪尔森和斯蒂格里茨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大师,他们不但亲自为本科生编写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而且长期在课堂上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

    正确认识和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方老师认为, 由于种种原因,“重科研、轻教学”在我国高等院校、尤其在一些重点大学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科研基地,大学和大学老师个人重视科研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科研成果的大学教授不是优秀的大学教授,没有相当多和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大学算不上是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大学首先是一个教学单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应当教学和科研并重,重一头轻一头都是不好的。

    一个优秀的教师,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应当是科研成果突出,教学效果优秀,并且能够把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不断丰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高等院校的科研与科研机构的科研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前者进行科研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学老师的业务水平,通过科研来丰富教学内容,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如果只强调科研,轻视教学,不鼓励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多的教师上讲台,不鼓励他们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科研成果就难以转化为教学内容,科研促教学的通道也就被堵塞了,结果必然是,一些人就会为科研而科研,教学就成了附带任务,甚至被认为是负担,重视本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就可能成为一句口号。

    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 方老师认真分析了我国一些高校之所以形成了“重科研、轻教学”局面的原因,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都比较强、比较硬,而教学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则比较弱、比较软。无论是老师之间的比较还是从高校之间的比较(或竞争)来看,科研方面谁强谁弱有很多可比性,容易按不同的指标来排序,这就使得科研成果比较容易显性化,也容易在短期内比较出高低优劣;而教学效果和质量则没有多少可比性:一个老师的课讲得好还是不好,只有听课的学生知道;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高,只有到若干年以后通过它的毕业生的质量才能逐渐被人们所了解认可。按照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来分析,一个人在科研和教学上付出的劳动差不多,但是科研的回报要远大于教学的回报。一个人科研项目多,科研成果突出,他就既有名也有利。但是,一个人基础课讲得多、讲得好,他得到的名利可能就比较少。科研考核有许多硬指标和客观指标,包括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如发表论文的篇数,论文刊发的刊物档次,引用率,转载率;而教学考核一般只要求完成教学工作量和不出教学事故,教学效果的考核指标大多是一些软指标和主观指标。因此,要保证本科教学有足够的优质师资投入,不断提高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来强化教学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充分发挥教研室在本科教学中的主阵地作用。教研室是一所大学安排教学、实施教学和研究教学的基层单位。顾名思义,“教研室”就是要从事教学研究。但是事实上,有的教研室现在研究教学、讨论教改的很少,活动多是事务性的内容,有的常年没有活动,教学方案制订和修改等教学的重大事情广大教师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在教研室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的情况下,老师实际上成了“教学个体户”,他(她)只管他(她)这门课的教学,至于课程体系结构、与相关课程内容的衔接协调,缺少共同讨论和研究。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应当排在前面上的课程却被排在了后面;不应该同时上的课程却被排在了同一个学期;同样的内容或理论在多门课程中被多位老师重复讲授;课程体系调整滞后,课程内容老化。

    方老师认为,要搞好本科教学,尤其是基础课教学,必须给教研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空间,充分发挥教研室在学科建设中的主阵地作用:让教研室主持本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和修订;由教研室会同教务人员安排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研室负责对课程设置进行调研——既要对国内外一流大学的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调研,也要在往届和应届学生中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教研室根据需要召开本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协调会;教研室要组织讨论教学方案和课程讲授内容,尽量减少教学内容的重复或脱节。

逐步建立学生评老师、评教学的机制。方老师认为,按照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老师是知识的供给者,学生是知识的需求者,充分满足学生知识需求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充分满足学生求知欲望的课程才是好课程。学生对任课老师,对课程质量最有发言权,学生是知识产品的“用户”,是“上帝”,也是最恰当的裁判。我们现在有针对本科生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估,这种评估制度应当继续和完善下去。除此之外,老师认为有必要经常召开学生座谈会,召开授课老师和听课学生的“供需”见面会。通过举办这些会议,我们可以直接听到学生对有老师、有关课程的评价,倾听学生的呼声,发现学生的潜在需求,同时加强学生和老师的直接沟通、直接对话,老师要积极接受学生访谈和建议,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到主动参与教学。长期坚持这样做,可以促进教学互动、教学相长,使我们的教学不断改进,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点评】

    作为一位博士生导师,如此重视本科的教学,对搞好本科教学如此深思熟虑,确是难能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他对本科基础课教学重视的“言”和“行”的一致性。方福前老师坚持年年为本科生开课,不是基于执行“教授必须为本科生开课” 的规定,而是由于他深知,中国经济学要构筑高耸入云的宝塔,必须有栋梁之才做支撑,而能撑得起高塔的栋梁之材,必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夯实基础!为此,他大声呼吁并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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