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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公示】1980—2008年美国家庭负债的增加与原因

时间:2019-08-14 18:38来源:未知 作者:戴霖杉 点击:
1980—2008年美国家庭负债的增加与原因
——基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戴霖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整体的债务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由以工商业负债为主转变为家庭负债占主体,包括住房贷款在内的家庭负债开始成为影响美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其资本积累理论中分析了社会总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等各环节的规律,可以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家庭负债增长的原因。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非金融企业经历了利润率的长期大幅下降,而这带来两大后果:其一是实际工资持续下降,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其二是金融企业通过信用刺激消费,导致家庭负债不断累积。因此,美国家庭负债增加的深层原因在于,剩余价值实现面临的困难不得不依靠家庭透支未来收入来暂时解决。这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剧和工人日益贫困的真相,并使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家庭负债;资本积累;利润紧缩;工资停滞;负债结构恶化
 
一、引言
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体制变革与政府政策的转向,家庭消费与负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宏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私人消费驱动,这被一些学者称为“需求导向型增长体制” 。与扩张的消费相伴随的是美国家庭负债的激增。在1975年,家庭负债占美国GDP的比重为45%;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重上升到了近100%。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负债结构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家庭负债与工商业负债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小于1,转变为2008年前后的2.7,家庭负债取代工商业负债成为了债务主体。这成为了导致2008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图1显示了从1991年到2009年间美国所有商业银行贷款的拖欠情况,从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显著的变化:在1991年与2000年危机中,工商业贷款的拖欠率要远高于住房抵押贷款的拖欠率。但2008年次贷危机所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住房抵押贷款陡增的拖欠率破坏了宏观经济稳定,引发了随后的信贷、金融与经济危机。鉴于此,这一时期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亟待厘清。这对于反思2008年经济危机的教训以及指导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图 1  1991-2009年美国所有商业银行贷款拖欠率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Domestic Office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二、对美国家庭负债成因的三种解释
对于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美国家庭负债成因的解释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家庭负债累积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政策导致了市场扭曲,从而产生了过度消费的后果。在这种观点看来,美联储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没有问题,因此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并非由金融市场自身固有的缺陷导致。恰恰相反,危机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运行,长期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消费,使得许多本无力购买住房的穷人也能够通过低息信贷获取住房。这种政策虽然能带来短暂的繁荣,但必然造成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严重失衡,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美国家庭负债成因的解释
后凯恩斯主义者则把美国的家庭负债和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相联系。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们率先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断加剧。Hein, Dünhaupt和Alfageme指出,在1970-2015年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不断增加。一方面收入从劳动者向资本家一方倾斜 ,另一方面劳动者内部也出现了工人与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分化 。
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们又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背后是1980年后美国经济不断加剧的“金融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涨危机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不满,“右翼”新自由主义政策登上舞台。新自由主义政策放开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投资机构与公司控制权市场迅速发展。这一发展的结果是金融业占总GDP比重不断上升与公司股东主义导向的加强。股东主义导向意味着公司要不断实现高利润以保持股票的价值。对高利润的追求便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工资的压制。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政府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与充分就业政策,政府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放宽。 工会的谈判能力被削弱,劳动者为收入抗争的能力下降。 
此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从需求与供给两个角度分析了家庭负债迅速增加的原因。在需求层面,Cynamon和Fazzari认为家庭的消费选择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收入差距会导致较低收入人群模仿收入高于自己的群体的消费行为,从而增加家庭负债。  Boushey和Weller同样分析了1998—2003年间的数据。他们估计了不平等的各种衡量指标对不同类型的家庭负债的影响,并发现在控制债务其他成因的情况下,不平等程度越高,积累的家庭债务就越多。 在供给层面,经济整体的“金融化”为家庭负债创造了条件。首先,政府放宽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在此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融资借贷渠道。 其次,税法改革也推动了家庭贷款市场的发展。1986年的利息改革取消了大多种利息支出的所得税减免,但是保留了住房抵押贷款利息的所得税减免。最后,利率的不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地降低了家庭的偿债负担。 
还有一部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以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为理论框架,对不断累积的家庭负债的负面影响做出了解读。总之,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不平等的不断扩大、家庭维持生活水平的需要与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是家庭负债的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美国家庭负债成因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国经济崩溃与危机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与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相似。他们关注总需求,认为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带来的“消费不足”。 另一种则更多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分析传统,从生产积累过程中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出发分析次贷危机的成因。  其中Shaikh与Moseley有力地将生产过程与分配过程结合到了一起。他们从七八十年代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下降出发,分析分配过程中不平等的加剧与家庭负债增加。
Shaikh认为盈利能力影响企业积累的欲望。他将“企业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尚未支付税收与利息,仅减去劳动力成本的利润)与利息率之间的差作为影响企业投资欲望的关键因素。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利润率长期下降,这使资本家只能放慢投资速度。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同时,不合理的政府政策又进一步引发了通货膨胀,滞涨危机爆发。面对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资本家发起了对劳动力的攻击。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即使有所增长也远远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力成本的下降极大地遏制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实际工资增长受到抑制的同时,利率也急剧下降。这两种趋势共同推动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并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繁荣。不断下降的利率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家庭需要支付的利息总量并不会随债务的积累而增加。这促使家庭不断借债,在实际工资停滞的同时仍然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 
Moseley给出了一个类似的解释。他认为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企业利润率的长期大幅下降。资本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逆转盈利能力的下降:削减工资和福利;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实际工资;加强工作强度与全球化。这些措施有力地恢复了利润率,却使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结果便是美国大部分家庭负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企业的利润率危机演变成了家庭的过度负债危机。家庭债务负担成为美国经济脆弱性的主要来源。 
(四)总结
新古典经济学将家庭债务的增加归因于政府的财政政策,完全忽视了金融市场自身的不稳定性,也没有看到政府财政政策之下的社会生产基础。后凯恩斯主义者将收入不平等视为家庭过度负债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这比新古典经济学要深刻得多。但是,他们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归为经济的“金融化”,却没有看到金融化本身也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经济现象。另外,后凯恩斯主义者没有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一时期银行等金融机构会一反传统,将大量的钱借给家庭而不是企业,而这恰恰要深入到对资本积累过程之中才能得以解释。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从美国的资本积累过程出发,分析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的利润率下降是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不平等加剧的原因,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导致剩余价值实现出现困难,因此银行不得不通过居民借贷来刺激消费以扩大需求。可见,在挖掘美国家庭债务增长原因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比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更进了一步。
 
三、家庭负债与资本积累过程
(一)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对工人消费的分析
马克思将资本的积累过程划分为三个环节:第一阶段,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第二阶段,劳动力使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过程,创造剩余价值;第三阶段,商品出售并转化为货币。第一和第三阶段属于流通领域,第二阶段属于生产领域。 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目的,也是整个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这两个方面,工人消费都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在剩余价值生产方面,工人的消费基金即他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工资对资本家来说是一种纯粹的成本。因此,为了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倾向于尽可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使之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以工人阶级自身再生产的萎缩为代价来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如果说工人的消费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必要的,那也只是在把工人看作生产工具的层面上来说的,正如机器需要上油,而骡马需要喂食饵料一样。工人的个人消费虽然是出于工人的主观目的,但事实上是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服务。资本家要把这种消费限定在必要范围之内。所以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 
但是,在剩余价值实现方面,事情就出现了变化。仅仅把剩余价值生产出来,资本家的目的还不能得以实现,接下来必需的一步是将商品成功出售以换取货币,即实现剩余价值。实际上,对于资本积累来说,其必要条件正是“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买家。显然,仅靠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是绝无可能将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统统实现的。因此,工人消费在这里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而工人的消费虽然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工人收入的多少。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收入,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无法全部实现,资本家将会遭受损失。
在这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对工人消费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要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希望将工人收入及其消费压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则要求工人阶级的收入至少要满足一定水平。也无怪乎马克思对此发出嘲弄,指出“每个资本家虽然要求他的工人节约,但也只是要求他的工人节约,因为他的工人对于他来说是工人,而决不要求其余的工人界节约,因为其余的工人界对于他来说是消费者。因此,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 然而,只有自己雇佣的工人是“工人”,而其他资本家雇佣的工人都是“消费者”,这始终只不过是资本家的美好幻想。一旦资本积累导致工人收入的增长无法赶上生产规模扩大的步伐,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就会出现。
因此,工资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到二重作用:工资既是生产的成本——剩余价值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间的差额;又是需求的来源——工人阶级所购买的全部商品等于他们工资的总和。当工资增长出现停滞时,矛盾就凸现出来:既对资本有利——降低成本;又对资本不利——需求不足。这也是资本面临的“生产与积累”的矛盾。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意味着工人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产品,而停滞的工资则只允许他们购买与之前数量相同的商品。那么此时,由谁来购买额外的产品呢?此时,对工人的信贷提供了一种暂时克服矛盾的方法。资本家既能够使工资保持停滞,又能够让工人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实现更高的利润率。同时,劳动力再生产也得以持续。这样,家庭负债规模的扩大就成了资本为了积累过程顺利进行的自然选择。
(二)从利润紧缩到工资紧缩
在1945年之后的30年里,美国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利润率波动上升,企业投资活跃,与生产力增长同步的工资增长带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然而,利润率的增长趋势在60年代中期的峰值之后戛然而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利润率的大幅下降。如图2所示,税后利润率呈现出了二战后初期上升,6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持续大幅下降的历史趋势。
图2  1947-2008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率
(数据来源:BEA NIPA 1.14 line 29;Fixed Assets 6.1 line 4)
黄金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工人的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甚至在某些阶段快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凯恩斯主义政策导向下,工人的工资不断增加。工人提供的无酬劳动减少,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下降。正如马克思所说,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生活的改善与锁链的放松。但锁链永远也不会放松至威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的程度。当企业的利润率在七八十年代下降,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利润率成为2008年以前的四十年间美国资本家的首要任务时,他们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对工人展开攻击。
资本家采取了各种措施降低劳动力成本以推动利润回升。首先,资本家抑制了工资的增长,这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大部分好处都转化为了更高的利润。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价值被更多地作为剩余价值分配给资本进行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作为工资分配给工人进行消费。工人提供的无酬劳动增加,可变资本V相对减少,资本家剥削得到的剩余价值m增加,剥削率与利润率上升。Brennan通过计算得出,在1964年到1980年间,企业的平均剥削率("m" /"V" )为1.45%,而1980年到2006年间,企业的平均剥削率则上升到了3.99%。 其次,为进一步削减劳动力成本,资本家还削减了工人的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金福利。企业经常利用法律,使用“破产”策略来削减工资和工人福利。 福利的削减使工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支付越来越多的保险费,这无形中延长了在岗工人的工作年限,使尚未步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有别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方式创造出了相对剩余人口。此外,资本家还采取了增强劳动强度,即通过监督与管理使工人工作更努力,效率的方法来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
其结果就是1970年以后美国工人境况的恶化:停滞不前的工资,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的失业率,更大的就业压力与更努力的工作带来的巨大疲惫感。图3显示了二战后工人劳动所得的变化趋势。从二战后到1970年,工人劳动所得(工资与福利之和)一直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在某些时期还会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然而到了1970年以后,生产率持续增长,工人劳动所得却停滞不前,二者的差距逐渐增大。与1948年相比,每小时实际劳动生产率到2008年为止累积增长了241.8%,工人每小时实际劳动所得却只增长了115.10%。劳动生产率上升所带来的财富累积被越来越多地分配给资本,而非工人。
图3  1948年以来实际劳动率与工人每小时实际劳动所得累积增长率
(数据来源:Fixed Assets table 6.7 line 4, table 6.1 line 4; BEA NIPA 1.14 line 18)
工人实际收入停滞的社会根源在于工人就业压力的增大带来的斗争能力的削弱。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不断提高,工人间竞争加剧;另一方面,金融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企业比起将利润用于扩大生产,更倾向于将更多的利润投入到支付股息、回购股票与购买金融资产当中。 企业用于购买新的固定资本的利润减少,积累率不断下降,这也导致了工人就业更加困难,实际工资难以提高。
由此可见,不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如何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工人贫穷与痛苦的积累——仍然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的田园牧歌过后,资本的不断积累最终还是导致了工人的贫困。
(三)家庭负债与剩余价值实现
劳资分配的不均带来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研究数据,在1979-2009年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7.4%。收入在80%到60%之间的家庭实际收入仅上升了3.7%;收入60%-40%与40%-20%的家庭实际收入分别上升了11.2%与22.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实际收入上升了49%。EPI进一步指出如果收入按1979年之前的增长路径增长,即工人劳动所得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变化,那么到2009年时,中间60%家庭的平均收入将达到94310美元。这一数字比事实上的76443美元多了约23%。
收入分配的恶化导致美国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下降,企业生产的商品难以找到足够的销路。此时,剩余价值实现的困境凸显。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美国的债务结构出现巨大改变,从企业负债为主转变为以家庭负债为主,利用家庭负债来暂时性地提振消费。
1980年后美国短期与长期实际利息率的大幅增长极大地增加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偿债负担。对此,企业开始减持债务以减轻偿债负担。但由于实际利息率较高,其资产负债表中债务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大,净负债与资本存量比率仍然不断上升。1990年,美国短期与长期实际利率同时大幅下降,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净债务与资本存量比率也就随之大幅下降。到2000年,企业整体不仅仅偿还清了之前所有的债务,还成为了美国经济中的净贷款部门,囤积了大量的现金储备。 
图4  1945-2008美国企业净负债(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Flow of Funds Table B.10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家庭负债的大幅增长。企业对银行贷款依赖性的下降使得银行开始寻找新的贷款客户。结果是银行将家庭作为了其主要的贷款客户,家庭则利用未来的收入支撑着今天的消费。图5描述了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1979年之后,美国银行向家庭发放的住房贷款大幅增长。2000年,企业成为净贷款者,银行也就随之扩大了住房贷款的规模。住房贷款与工商业贷款规模比例迅速上升,在2005年达到最高点并持续。由于家庭负债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提供资金,因此除住房贷款外,家庭负债的另一主要分类为消费信贷。根据美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SCF),家庭的消费信贷又包括汽车贷款,教育贷款和与其他生活耐用品相关的分期贷款。消费信贷在这期间也迅速上升:从1980年的3560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523亿美元。
图5  1979-2009年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变化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 Real Estate Loans, All Commercial Banks [REALLN], retrieved from FRE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REALLN)
通过住房贷款等家庭债务的扩大,由利润率对工资率的挤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强导致的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解,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但是其代价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丧失。
(四)家庭负债结构的自我再生产
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为前提,那么再生产不仅仅再生产出产品,也会再生产出这种生产关系与相对应的分配关系。 由于个人的消费过程实质上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它也是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要素。由此推之,个人的再生产过程也就会再生产出消费的前提条件。由于这一阶段家庭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负债,家庭负债的不断累积也就会不断再生产出产生债务的条件: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工人被剥削的程度不断加剧,原有的阶级关系不断加固。
首先,在实际工资停滞的情况下,旧债务会自发为新债务开辟道路。信贷大规模地介入家庭领域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不再始于用工资购买商品,而是始于借贷。债务为工人消费提高了额外的资金来源,也使其背上了偿还本金与利息的负担。因此,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再一次开始时,工人无法将工资全部用于消费,而是要率先将工资的一部分用于偿还上一期债务所留下的本金与利息,剩余部分才可用于消费。与剩余价值被分配为利润与利息相似,工资也被分配为消费与利息。然而,这两种利息的来源与对借款人的影响是不同的。金融资本借给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将这笔钱用于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力以创造剩余价值。金融资本的利润,即利息就来源于这部分剩余价值。由于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产业资本家利用借来的钱额外创造的,因此他原有的财富并不会受到影响。在货币顺利回流的前提下,产业资本家并不需要为这笔贷款付出额外的代价。然而,贷款对于工人来说却并不是这样。工人将债务作为额外的消费资金来源。此时,这笔贷款仅在流通领域,以货币形态发挥作用。而不是像在产业资本家手中在生产领域,以资本形态发挥作用。工人所偿还的利息仅能够来源于他下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同的工资。此时,金融资本的利息不再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仅来源于生产领域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还来源于对工人工资的剥夺。拉帕维查斯将这一转移称为“金融征用”。 工人不仅要在生产领域忍受产业资本的剥削,还要在流通领域忍受借贷资本对他们的剥夺。在劳动力再生产的第二期,工人能够用于消费的工资部分减少。此时工人如果想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就要背负上新的债务。由此,旧债务为新债务开辟了道路。
其二,资本的不断积累会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产生努力工作的压力,从而推动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自发增长的家庭负债也会对工人产生类似的压力。首先,如上所述,债务的归还依赖于劳动力这种商品在未来能够被稳定地销售出去。此时,工人失去工作的成本增加。工人为了保证劳动力在未来稳定的销售,就要努力地工作,接受资本家越来越苛刻的条件。劳动对资本的依附与承诺被进一步强化。
其三,在实际工资停滞的情况下,那么工人增加收入以偿还债务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作更久的时间。这意味着工人只能被迫接受资本家工作更长时间的要求。然而,一旦工人都工作足够久的时间,资本家就会默认加班是工作的常态。资本家就不会为更长的工作时间支付更多的工资。最终工人的工作时间更长,工资却持续停滞。此时,工人提供的无酬劳动进一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进一步增加。资本对工人的剥削进一步加强。
第四,债务掩盖了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使工人丧失斗志,影响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在没有家庭债务的时候,工人的工资等于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也就是生活资料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相等。然而债务使得生活资料的价值暂时与劳动力的价值脱钩。当工人可以大量地消费时,他们就会忽略停滞的工资与施加在自己身上不断加剧的剥削。与斗争相比,借债成为一个更容易因此更受到工人偏爱的选择。因为它不需要工人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也避免了与其他工人联合在一起运动的麻烦。当工人没有看到债务的本质与其所掩盖的矛盾时,债务会使这部分工人疏于斗争,从而削弱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使资本家更容易保持工资停滞。家庭负债与企业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工资停滞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循环过程。
因此,家庭负债一方面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保证劳动力更加依附于资本。“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家没有成为避风港”,反而成为了工人在生产领域所受到的剥削的有效补充:工人消费的越多,背负的债务越多,在生产领域所要接受的剥削就越多。罗马的奴隶由锁链被奴隶主所支配,这一时期的劳动者则是以家庭负债为锁链被资本所牵制。它成为现存阶级关系的强大支柱,支撑着整个经济体系内资本家对工人支配权力的增强。
(五)家庭负债结构恶化与经济危机
在家庭信贷扩张的背景下,家庭不仅仅消费大宗商品并再生产劳动力,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之中。企业追求利润率最大化的决策使工人工作条件恶化,家庭负债增加。与此同时,在家庭被越来越多地裹挟入金融领域之时,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追求利润率最大化的行为也会推动家庭负债结构的不断恶化。
在美国家庭负债结构逐渐走向恶化,总结构中庞氏负债结构比重上升的过程中,银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房价上涨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不断放松的背景下,银行积极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其中一些金融创新产品的条款使得家庭背负的偿债承诺随时间流逝不断增加,推动着家庭融资结构的不断恶化。同时,房价的上涨还刺激着银行不断放松信贷标准,将越来越多的贷款发放给收入与信用评级都很低的家庭。次级抵押贷款规模的扩大使很多家庭一开始就是庞氏负债结构。
随着金融产品创新与抵押贷款规模的扩大,银行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银行又进行了一项关键的金融创新以转移风险——抵押贷款证券化。由此,银行将贷款风险转嫁给一系列投资者,为银行进一步扩大家庭信贷规模提供了条件。 此时,抵押贷款与房价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过程:金融产品的创新促进了抵押贷款规模的扩大,抵押贷款规模的扩大刺激着人们购房,从而推动房价上升。房价上升使得之后购买房屋的家庭又需要更大规模的贷款。房价的不断上涨与低利率又刺激着人们的投机情绪。停滞的实际工资与上涨的房价使得工人意识到在无法通过工资提高生活水平时,通过购入资产,等待资产升值以获利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同时,在这两个条件下,一旦人们无法偿还利息,总是可以通过再融资或者将房屋卖掉变现来解决债务危机。这为工人的投机行为创造了客观条件。投机热潮使得新获得贷款的家庭越来越多地为投机负债或者庞氏负债结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虽然成功地将风险转移出去,但是整个经济系统的风险却不断累积。
表 1  次级抵押贷款的承销标准
2006 91.3% 22.8%         50.8%
表1展示了2001-2006年间美国次级贷款承销标准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可调节利率抵押贷款的比重从2001年的73.8%上升到了2006年的91.3%;零首付贷款从0%上升至22.8%;“低文档”贷款从28.5%上升到超过一半。显然,此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累积到很高的程度。
家庭负债的激增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为危机埋下了隐患。中低收入家庭停滞的收入与激增的债务使得经济的债务结构脆弱而危险。次级贷款与贷款证券化市场的顺利运行依赖于美国房价的不断上涨与利息的不断下降或者在低水平的长期维持。然而盛宴终将过去。在美联储于2004年到2006年间连续两年提高利率之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在2006年后半年破裂。此时,家庭发现他们的抵押贷款利率被重置到更高的水平:从最开始的1.5%到3%增加至10%到15%。这引起了许多家庭负债结构的恶化,投机负债结构与庞氏负债结构比重不断上升并破裂。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传导到了各个证券产品层面,于2007年8月爆发为一场全球性的信贷危机。
 
四、总结
在家庭负债不断增加,家庭负债结构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工人并不像后凯恩主义学者们分析的那样具有主动权。工人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却成为了债务积累过程中最被动的参与者。工人被迫接受着企业不断加剧的剥削、金融机构通过企业施加在其身上的剥削与负债不断累积带来的压力。在1980年到2008年间,家庭负债的增加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了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保证了企业利润率。这看上去皆大欢喜,工人实现了“美国住房梦”,美国迎来了一段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时期。然而,这并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在看不见的手操控下,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会导致集体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如凯恩斯所言,“游戏玩起来令人愉悦而兴奋。但是当音乐停止时有些参与者将没有座位”。对工人来说,贷款带来的高消费是虚幻的,留下的沉重的偿还债务的负担才是真实的。更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积累的另一极总是工人贫困的积累。
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新的分配与福利制度。高工资是高需求与低债务共存的核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一个更加平等的美国。福利制度不仅应包括稳定的工作与丰厚的养老金,更应该包括良好的教育与体现男女平等的工资。最根本的是,新的分配与福利制度应依托于创新性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实体财富的基础上,而不是金融虚拟财富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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