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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公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学研究

时间:2018-08-31 09:47来源:未知 作者:尹小龙 许光伟 点击:
 
摘要:随着十九召开,我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走入向强起来阶段奋进的历史征途。社会主义强起来,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亦逐步完善。因而,本文从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生产条件两个维度出发,在新时代下,研究以“创新驱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以及“基层组织建设”为主要方面,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特质性内涵,思考我国迈向新时代的理论品性和行动品格。一方面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学路径,另一方面为中国在强起来阶段攻克新时代下的主要矛盾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学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初级阶段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上半场,就是要解决绝对贫困题,达到温饱进而达到小康水平。下半场就是本世纪的上半叶,第一步就是用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用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是到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一方面是激励,另一方面更显历史使命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迈向更高的阶段,实现全面小康甚至共同富裕,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仍然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问题,处理好收入与分配的问题,也即让生产关系更好地“服务”于现阶段生产力的问题。而“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根源与实质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生产方式有三种含义,这就是:劳动方式 、生产形式和生产的社会形式。”并且,“从纵向来看,生产方式的变革贯穿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从横向来看,生产方式的变革体现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方面。”[③]但“生产方式不能等同于经济结构,因为方式是方法……是过程……不是关系集。作为一种关系系统,它不仅是非经验性的,又是完全处于运动之中的,不断扩张,处于总体化运动之中。”[④]因而,本文将以生产方式的两个维度即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生产条件为轴线,结合新时代下的“创新驱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以及“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逻辑,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解释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质性内涵,并可能性地在这一基础上,探讨以资源配置效率为主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品性与品格。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质性内涵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自始以来就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归宿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准确把握‘人民需要’,是深刻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发展要求的重要基础。”“‘人民需要’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的关键。站在人民立场,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是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⑤]以此可见,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更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理论为基,行动而上。“理论普适逻辑只能上升至方法论高度,而不能就理论建构谈建构……要根据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提出的变革要求提出相应理论,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样,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才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经济理论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一般性创新意义。”[⑥]因而,相较于单纯研究新时代的特性,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能避免“理论一般”的幻觉,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更快发展提供理论思路。而且,“任何经济体系都是一定生产方式的具体存在,它的内容和形式体现着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它是人们在这些认识基础上的实践形式。”[⑦]由此可见,研究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有助于理解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而且对未来会有更好的把握。这便是要把握新时代的特征和具体内涵的意义之一。
而研究生产方式,就难以避免研究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共同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在影响社会发展的众多矛盾中,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围绕着主要矛盾来确定工作的中心和重点。”[⑧]此外,“一方面,不能脱离也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来认识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不是静止固化的时段,而是一个充满差异性的多阶段动态过程,作为不同发展阶段基本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开放性地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分阶段认识进而发展创新。”[⑨]虽说研究新时代是把握局部阶段,但也得放在大的历史脉络或时间线路上分析。也就是说,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助于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阶段性中的动态性和系统性。这便是意义之二。
此外,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要加深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识别。“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性质……中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直接影响和决定国家工作重心和规定其他矛盾的地位的那个矛盾。它既是阶段性的历史概念,也是对中国社会基本面的整体概括,它直接决定国家在特定时空的路线选择、方针规划和政策走向。准确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关乎全局、国运的重大命题。”[⑩]更确切地说,准确把握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有利于更好把握新时代。与此同时,生产方式的研究也脱离不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外在的具体表现,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尤其是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人民需求与社会供给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转化。”[11]此外,也应注意到“生产方式既是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相互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12]而且,“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等基本国情不同,其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3]因而,深刻认识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演变,这为进一步认识新时代提供历史依据,并为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方法论路径。而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或多或少都会在某几个维度得到体现,如生产力维度和生产关系维度,也可以简单地理解成生产方式维度。因而,也可以拆解成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生产条件两个方面的单向不足与互动欠缺。这便是研究新时代的意义之三,以此,更清晰地界定新时代提供逻辑框架,从而在时间和空间、静态与动态上更好地把握新时代。
 
二、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物质生产方式维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物质生产方式可拆解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劳动方式即生产条件,包括生产技术条件和生产社会条件;生产形式即社会经济形式,表现为经济形式上的递进:自然经济(人的依赖关系)——商品经济(物的依赖关系)——产品经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新时代下,正是为实现产品经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创新驱动与生态文明也正是从动力出发,为新时代助力,为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转化经济发展方式蓄能。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采取的是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增长,虽然经济增长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水平,但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新的经济发展思维必须考虑到对生态的建设程度,也便是生态文明战略。其实,“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难题,中西方的工业化都没有成功避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共识。”[14]过去以资源消耗造成的大量不良后果在新常态下表现出来,而这严重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抉择。”[15]这也便回应了生态文明在现阶段的迫切性。
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实践才能出真知。“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浓缩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百年来兴衰荣辱的历史总结、‘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实践论转向开启了中国发展观的革命、‘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旧发展范式的深刻反思和超越,那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中国对未来新发展范式自觉选择基础上的系统变革和建构性探索。”[16]不同的时代背景呼唤合宜的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发展,现阶段下,创新驱动是新的经济发展思维。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培育发展新动力是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长期采用的技术进步模式以引进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主,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未给予足够重视,致使我国自主创新水平低下, 发展新动力无法快速成长起来。”[17]创新驱动核心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又重点在于自主创新能力。更何况,以往以学习、借鉴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现阶段, 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资本回报率持续下滑以及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劳动、资本、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弱。在这种情势下,只能通过创新驱动重塑发展新动力,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18]这一思维地转变也意味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即不再将技术进步看作外生地经济变量,而是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良好互动,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新思维下必须有相应的新实践,这才是“知行合一”。经济发展不能再纯粹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范式。中国是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文化与人口是最大的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因而,“在国际竞争日趋激化的时代,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更多地依赖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科学和教育,用复杂劳动代替简单劳动,用包含尽可能多创新驱动的劳动去创造知识、运用知识、改造自然、保护自然。”[19]此处的“创新驱动”与劳动捆绑在一起,于是劳动成了“有效劳动”,创新驱动成了“为更好服务有效劳动的工具”。同时,从学理而言,“创新驱动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原创性创新成果及其转化;二是产业创新,特别是该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创新。”[20]这便是在新时代下推广互联网思维、物联网经济以及3D打印、研发无人驾驶等高新技术的思维归宿点,正是为了实现原创性创新和产学研的互通转化与结合新兴产业创新下的创新产品有效需求。
其实,突破传统性经济思维,类似于创新驱动是一种劳动,生态资源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一种绿色生产力[21]。“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2]绿色生产力注重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即循环经济,因而,“通过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和嵌入,可以改善社会环境、缓解气候恶劣、治理污染排放、减少资源浪费、弥补生态损伤,从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积累绿色生态财富优势。”而且“绿色生产力发展致力于对生产力的更新性和可持续性方面,以绿色运行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促进了代际平等和生态平衡,更是实现了从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向以人的全面福利为核心的质量效益型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变革。”[23]于是,生态财富观应运而生。这种财富观与传统的财富观不同。生态财富观是更广义的财富社会形式,生态资源不具有使用价值,但为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源泉和根本保障。此外,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模式有三,具体为“模式Ⅰ:自然人—农业文明—粗放式—自给自足低碳自然经济;模式Ⅱ:自觉人—工业文明—集约式—金钱至上高碳市场经济;模式Ⅲ:自由人—生态文明—循环式—以人为本低碳循环经济。” “其基本内涵是:粗放式是农业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集约式是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循环式是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24]于是,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以人为本,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核的低碳循环可持续经济,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新发展理念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利益与可持续发展。
 
三、从组织驱动到制度驱动——社会生产方式维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包括财富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劳动的社会形式。而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演化更为突出,也便是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深刻原因。而从组织驱动到制度驱动便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长的方向。
 “三农”问题一直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而对于“三农”的改革逻辑可从党的文件来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确立了党和政府处理与农民关系的准则。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十七大则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八大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十八大以来,相继提出“中国要强,农民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等。在十九大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看到,对农村治理的路径上,我国采取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方略,不再片面借城镇化取缔乡村,而是逐步回归到属于乡村自有的内生型机制。
对于乡村治理,贺雪峰,董磊明(2005)区分出四种可能的乡村治理类型: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和无序型[25]。于金富(2012)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本质即“一是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二是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三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协调化;四是农业生产社会形式的联合化。”[26]而乡村治理离不开村里组织或基层组织,但当下“村级组织的消极作为与‘积极’作为均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的公共资源的耗损与被侵蚀,乡村社会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这固然与基层治理中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及其谋利型行为逻辑紧密关联,尤其是基层代理人的自利性可谓根深蒂固。”[27]虽说,正在进行的“三权分置”[28]改革有望改进基层组织,但由于基层组织建设上的不健全,“土地确权”落实上势必“事与愿违”,而“土地流转速度太快,会挤压一部分依靠土地的农民生存空间,土地流转速度滞后于人口转移,则造成土地资源低效配置。”[29]而“乡村振兴战略中首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其中的‘优先’正是为着力缩小城乡差距,保证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30]此外,“发展社会化的生态农业,一定要从农民和市民的需要出发,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乡村建设志愿者们长期不懈地踏实工作,促进市民与农民的互助合作,搭建城乡良性互动的桥梁。”[31]这便是重视乡村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所在。
而对于基层组织建设,并不是意味着基层组织就完全可以依托于基层党员干部,虽说“乡村治权弱化的实质是国家推动乡村社会从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转型。间接治理指的是中国自传统以来一直沿用的依托于乡村的中间层对农民进行治理的方式。”[32]但在新时代下,各基层党建也分别显露出各自的不足,“农村党建中,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如何处理;国企党建中,党组织‘双核心’作用如何落地; 机关党建中,开展党建工作的抓手何在;等等。”[33]这也便意味着对村级治理要有两点新的认识,即“一是,明确村民自治不是放任自流,不是弃而不顾;村民自治必须是有组织的自治。二是,面对新时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应当承认一定程度上的村级治理行政化,有其合理性;不能将村民自治作为意识形态教条,排斥前者。”而且,“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可以形成一个‘三元构造’:‘行政—基层党组织—自治’,亦即‘行政’发挥科层体制优势办‘大事’、依法行政,在基层贯彻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自治’是由党组织人民群众‘办小事’、回应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扁平化的基层党组织居中调度,组织、发动群众,并以党的群众路线为内核有意识地整合意识形态系统。”[34]这便从党与基层集体层面共同发力,由党领导,受人民监督,而又放活“人民民主自治”的路径。
其实,从组织驱动的两个维度即乡村振兴与基层组织建设来看,还是属于外生下的模式创新,这种模式只是特定时代下的选择,不一定具有长期的生命力。而制度驱动则为组织驱动提供了长期动力与长期保障,或者说将制度内生在其中、作为“不断运动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推动力,这便要制度自信。对于制度自信,应当注意到,“合理的制度才能形成相应的制度自信,而合理的制度不是基于价值的设定,而是基于制度与发展长期互动中实现的内在协调与统一。制度自信的背后是理论的坚定性与发展的有效性,而其现实根基就是全社会对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所形成的基本认同。”[35]由此可见,制度自信来源于理论自信,如所有制理论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规律是特定生产关系运行的必然趋势,对它们的分析就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最根本的是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切实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尽量发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正效应影响,减少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负效应影响,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持续发展。认清所有制对分配的决定作用,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36]更进一步而言,这种制度自信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自信,也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得出来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推动持续发展实现体制持续变革,也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37]从组织驱动到制度驱动,根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自信。
 
四、以《资本论》的学科规范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
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化解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得通过经济发展、解决人们关注的切实利益问题、打赢精准扶贫脱贫最后的攻坚战等多重举措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化解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得通过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多重举措来提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水平。”[38]无论是从物质生产方式角度而言的创新驱动与生态文明,还是从社会生产方式角度而言的乡村振兴与基层组织建设,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可持续健康发展中让人民享受更多实际成果,从而加入到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征途,最终为实现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努力奋斗。
新时代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学,其实“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39]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脱离最大实际即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和中华文明基因是历史涵义的‘中国特色’的底色,中国方法是中国道路的固有支撑。”[40]在历史演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逐渐丰富,从道路建设、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上硕果累累,也逐渐衍生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其中关键的便是理论自信,其次便是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简言之,‘一元主导’、‘二基结合’和‘自主创新’。‘一元主导’的实质是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原则和方向; ‘二基结合’的实质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的基本要求;‘自主创新’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41]
首先,来看理论自信,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自信,应当注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及对未来的超前把握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表态。”[42]而且,“我们必须在时刻强化《资本论》之理论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着力发掘民族文化特性的‘新思维’和‘新语言’,同时蕴涵民族历史(发展)规定。”[43]强化《资本论》的理论领导,原因在于“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资本论》中国化,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44]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局势惊涛骇浪的剧烈变化中仍然巍然屹立,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建设成就,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45]于是,“在新形势下增强理论自信,要求我们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坚持以人为本,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掌握,充分发挥指导实践的强大威力。 理论只有被广大民众所掌握,才能真正作用于实践。”[46]因而,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理性化的哲学总结。
再看道路自信,也就是对两个维度问题的解答: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Ⅱ.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的提问,第二个问题实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包容式发展。道路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中,‘中国特色’是用来修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关系,是根与茎的关系,即‘中国特色’的大前提和基础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国情适应性,即适应了包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在内的基本国情,并由此而发散出凝聚优势、动员优势、效率优势和保障优势等方面的优越性。”[47]于此,便对第一个问题有了解答,便是建设符合中国独特文化、符合基本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大前提与基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随着中国现代化道路带来的深思与选择:“一方面,中国只有进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继承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一旦以后以弱国身份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强大的国际资本力量将会使中国处于依附地位,从而成为国际资本内在矛盾压力的最终承担者,由此停留于低水平的‘中等收人陷阱’而无法自拔。”[48]而从世界与中国角度看,“当代中国发展模式提供给世界的、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也许不是一种现成的发展模式本身,而是一条成功而重要的经验,那就是独立自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49]而且,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共荣的思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既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与矛盾,又正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与共存。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国道路既不搞‘全盘西化’,也不采取‘自我封闭’。中国道路既不放松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警惕,又积极地与资本主义进行交往,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50]
 最后,回归到制度自信,最重要的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发展都要落实到人民。这是基于“中国‘人民本位’的人民民主,一方面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体和政体的有机统一来构建的,强调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并由人民整体共同掌握,不允许国家权力落入某个社会集团手中;另一方面,强调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民民主的内在使命。”[51]也便是,“实现新时代新目标的重大举措也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保障水平和改善民生水平。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研究范围从经济拓宽到社会,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拓宽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真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科学。”[52]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也是处于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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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许光伟.《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J].社会科学动态,2017(03):5-17.
[40]韩庆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J].中国社会科学,2013(0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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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林尚立.论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政治学研究,2016(03):2-12+125.
[51]逄锦聚.新时代新课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使命[J].经济纵横,2018(01):8-13+2.
[5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001).


[①] 这一判断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来自:王立胜.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1):9-15.
[②] 胡鞍钢,程文银,鄢一龙.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55(01):5-16+157.
[③] 于金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经济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92-96.
[④]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97-298.
[⑤] 盛林.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3(06):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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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王立胜,陈雪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01):50-56+107-108.
[⑩] 刘须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及其应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1):83-91.
[11] 王立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新判断[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2(09):12-19+93.
[12] 于金富.生产方式理论:经典范式与现代创新[J].经济学家,2015(10):5-10.
[13] 于金富,尚会永.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民族特殊性与历史继承性——以习近平治国理政科学思维方式为指导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7):5-10.此外,他更指出: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一条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维新”道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 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也是在改革维新中不断发展、长期延续的。
[14] 刘磊.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8(03):14-22+71.
[15] 徐崇温.中国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05):1-9+91.
[16] 关雯文.马克思发展观视域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16(01):106-111.
[17] 任保平,田丰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塑与协调[J].经济纵横,2017(12):26-34. 最早的“创新”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强调了智力劳动,尤其是自然科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社会的发展”。(来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1912 年,熊彼特率先给出了“创新”的概念,指出创新的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知识创新和产品创新对总产出而言是内生变量。
[18] 任保平,田丰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塑与协调[J].经济纵横,2017(12):26-34.
[19] 裴小革.论创新驱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J].经济研究,2016,51(06):17-29.此外,作者认为这种劳动除了有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的经营型等创新以外,还有很多类型的创新,如科技型创新、产品型创新、服务型创新、战略型创新、管理型创新、文化型创新、制度型创新、组织型创新,等等。劳动者的创新驱动能力并不只取决于对人力的物质投资,主要是在劳动者的劳动和创新驱动中取得和发展的,是劳动者在劳动和创新驱动中使自己的潜能与社会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
[20] 洪银兴.现代化的创新驱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江海学刊,2013(06):20-27.
[21] 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重点从绿色属性出发,表现为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利用资源的模式改进、重视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以及社会生活中环境补偿和治理。通过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和嵌入,可以改善社会环境、缓解气候恶劣、治理污染排放、减少资源浪费、弥补生态损伤,从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积累绿色生态财富优势。来自:任保平,李梦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生产力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8(03):5-13.
[22] 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23] 任保平,李梦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生产力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8(03):5-13.
[24] 程言君,王鑫.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规律基础和历史使命——基于人的发展和人力产权实现的视角[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1):79-85.
[25] 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03):42-50+15.其中,原生秩序型指的是典型为传统组织和村庄舆论;次生秩序型包括因缺乏原生秩序而受成文制度制约;乡村合谋型倾向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短期收益;无序型指的是成文制度流于形式。
[26] 于金富,邵培杰.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与崭新模式[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06):68-72.
[27]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5(03):95-120.
[28] 对“三权分置”的具体内涵、悖论等可参阅张建刚(2018)与刘远风,伍飘宇(2018)。
[29] 桂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低效利用与改进——基于武汉、上海等市郊农业政策的比较分析[J].经济学家,2018(03):89-95.
[30] 廖彩荣,陈美球.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7,16(06):795-802.
[31] 温铁军,刘亚慧,张振.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三农转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1):40-46+149.在此文中,作者还提出农业的四个版本:农业1.0主要是把农业当成第一产业,它是伴随殖民化而产生的。农业2.0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做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农业3.0就是现在的农业 “三产化”,也就是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 “一二三产融合”。农业4.0是在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基础上形成的。主要面向海内外的城市中产阶级客户群体的多元化需求。而农业4.0实质上是更大程度地利用互联网实现市民广泛参与的 “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统之载体。
[32]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5(03):95-120.
[33] 张书林.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困境与路向[J].理论探讨,2018(01):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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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吴宣恭.《资本论》的所有制理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指导意义[J].经济学家,2017(11):5-13.
[37] 肖贵清,刘玉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逻辑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8):28-37+159.
[38] 刘爱军,段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善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J].理论探讨,2018(01):16-21.
[39] 罗丽娟,李鹏.“两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J].经济纵横,2018(02):18-23.
[40] 许光伟.《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J].社会科学动态,2017(03):5-17.
[41] 韩庆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J].中国社会科学,2013(01):25-28.
[42] 王洪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生成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03):20-26.
[43] 许光伟.论中华所有制问题——《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01):5-18.
[44] 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论述,可参阅俞吾金(2011)。
[45] 丁堡骏.论《资本论》俄国化与中国化(上)——兼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J].当代经济研究,2018(04):5-15+97.
[46] 程京武.理论自信的三重审视[J].中国高等教育,2013(18):9-12.
[47] 洪跃雄.道路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前提和基础[J].教学与研究,2014(03):104-110.
[48] 鲁品越.国际体系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阶段——立足唯物史观对“中国奇迹”的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130-1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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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逄锦聚.新时代新课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使命[J].经济纵横,2018(01):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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