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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公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梯度演进及创

时间:2018-08-31 09:45来源:未知 作者:周娅丽 点击: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扶贫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届领导人最为重视的工作和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党的领导人在各个阶段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合理内核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而又与时俱进的扶贫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扶贫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扶贫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期间的探索式扶贫为中国共产党的扶贫思想奠基定调;二是从十四大到十六大期间的开发式扶贫为中国共产党的扶贫思想提供了系统导向;三是从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间的统筹式扶贫为中国共产党的扶贫思想提供了科学定论;四是从十八大以来的精准式扶贫为中国共产党的扶贫思想进行了精准定性。
关键词:改革开放;探索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统筹式扶贫;精准式扶贫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摆脱贫困”一词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词汇和提高人们生活的标志性热词,近些年来逐步体现为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人自由全面发展、美好生活追求的一致认同和执着诉求。社会各界都对“贫困”做出过不同的定义,如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就认为贫困“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缺乏影响力。”[①]而这里的“贫困”大致是指,在经济或精神维度的窘困贫乏,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综合现象,故而称之为“贫困”。早在1978年以前,我国就对贫困问题进行粗略浅显的解决,由于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不足和受社会发展条件限制,使其虽尚有成效,但诸多问题仍然尖锐且客观地存在。扶贫作为一个多范畴的战略核心,在各个阶段成为党领导集体的工作重点,从最初的探索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由统筹式扶贫到十八大以来的精准式扶贫,体现了国家的掌舵者在摆脱贫困问题和提出脱贫理念的创新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窗口,但贫困问题存在的形势依然严峻,使得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须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深入研究探索扶贫思想,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扶贫理论,进一步推动我国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保障。
一、奠基定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期间的探索式扶贫
我国虽早已开展扶贫工作,但所取得成就并不显著,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立足基本国情,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逐步消除贫困,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他提出的一系列战略举措,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扶贫理论,形成了科学扶贫思想,推动了我国减贫工作的进步。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扶贫的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对反贫困研究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后提出来的,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秘密——剥削制度的深刻揭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链接到邓小平的扶贫工作当中,邓小平的扶贫思想是合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社会存在,是由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因此邓小平扶贫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我国社会发展条件、国情状况、积贫程度之间相统一,是合乎实际的必然。解决贫困问题是基于国情论基础的题中之义,是社会发展问题的实际所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②]“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是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③]因此,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就需要立足国情、逐本溯源、理清思绪、有的放失,提出系统准确的扶贫理论、扶贫路径、扶贫战略。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堪忧,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按照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④]。这种严重的普遍贫穷和整体贫穷现象急切要求我们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能够将反贫困工作提上日程,消除贫困,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安定团结,加快我国经济的长足进步。对国家贫困落后面貌的深刻认识催生了一系列扶贫思想的产生,邓小平虽并未明确提出“扶贫”二字,但其对国家贫困的实际和急切改变当前落后就要挨打状况的反映却极为强烈,曾在多个场合谈起我们国家面貌,数次提及贫困问题。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⑤]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这个问题。”[⑥]诚然,我国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有诸多收获,但我国整体贫穷的面貌并未大改,使得邓小平认识到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间密切联系与其对于贫困的重要性。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当时贫困的特点主要有:一是经济水平低下,底子薄弱,贫困状况遍及各地,程度较深。经济发展落后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发展后劲不足,效率低下,使我国处于整体贫困的状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⑦]二是贫困基数大,我国以农业立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⑧]三是人多地少,区域性资源贫困。受客观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制约,我国虽幅员辽阔,但可用耕地数量少,基础资源匮乏,使得粮食产量供应不足,经济增长缓慢,导致贫困普遍,涉及范围广。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存量减少,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依旧是贫困的农业大国。
(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扶贫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后劲不足,国内动荡时期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得我国贫弱落后程度深化。邓小平在对我国现存实际状况进行探究的基础上,认为对我们国家来说,首先就是要摆脱贫穷,而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推行改革,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现实反映和最佳抉择。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极不富裕,还存在区域性的不平衡等基础性特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高度关注我国的贫困问题,坚持“民本思想”,对我国贫困现状进行多角度、深程度地究根刨底,运用政府力量对落后地区进行多途径的扶持,履行相应的职责。邓小平同志指出:“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刻苦地努力。”[⑨]同时多次强调我们须时刻谨记,不可忽视。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只有在坚持中国道路的基础上,坚定正确的社会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生产力,牢固经济基础,提供现实物质条件,解决经济难题,才能不断摆脱贫困,实现国家的富强安定和贫困人民的“中国梦”。
(三)共同富裕是扶贫的最终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举措,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理论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扶贫路径。对这一理论的认识深化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⑩]使其规范化在具体的基本范畴之中。最先是在1978年之际,邓小平就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富裕,非单个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实现此目的,就要实行迂回、渐进的螺旋式发展方式,允许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然后起好领头作用,以点带线,连线成面,走包围连带路线,实现多数地区的相继崛起,这是我们对发展经验总结和贫困形势分析后的路径探析。先解决一部分问题,实现经济的局部发展来缓冲我国的块状贫困难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11]虽然此处,邓小平仅是提及,但已向我们呈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纵坐标蓝图,即让一部分地区人民通过光荣劳动收获财富,联动帮扶贫困地区,实现互通有无。在构建蓝图纵轴后,小平同志在为改革开放肃清道路、排疑解难的南巡谈话中再次明确提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站在上层建设的高度,吸收前人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核,通过战略、决策与目标愿景相结合,实现“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统一,立足国内实际,形成了科学的合乎必然的扶贫思想。
二、系统定向: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期间的开发式扶贫
对历史最好的发展就是批判创新,在面对我国新的历史阶段出现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贫困局势展开细致入微的研究中,将扶贫减贫工作上升到国家总体战略的高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削减贫困,保障基本人权,为实现小康夯实基础,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扶贫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扶贫思想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认为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而其作为脱贫减贫的主要主体和重要动力,发动群众解放,对消灭贫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共产党宣言》说到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自古我国治学大家皆重视民本位的思想,在殷商时期发展演化,随之春秋则越发明朗,提出各种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本,民富则国安。现如今我国的历代领导人更是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旨在使百姓生活富足、社会安康,其集中体现为整体减贫,实现同富同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是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其根本利益,这当中必然包括贫困地区人民的利益,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体现,因此,必须用该思想指导贫困地区人口的脱贫任务。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13]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牢记使命,对贫困人民的疾苦持关心、关爱、关注态度,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要密切联系群众,搞好党群关系,保障我们党肌体鲜活,做到事事无小事,世事无难事,关心群众,乐听民意,依靠群众,善集民智,为了群众,广结民缘,这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最基本的诠释。贫穷并非简单划一的纯理论概念,减贫扶贫也并非是一项时令性的应急工作,而是实现我们复兴之梦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因此当我们党将扶贫工作与党政大局结合在一起,提升到日常工作的战略高度时,足以看到我们党对摆脱贫困的自觉与自信。
(二)消除贫困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扶贫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扶贫标准的研究。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我国建党一百周年目标提出之时,它就被作为解决贫困的一个相对标准线,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关联,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方面脱贫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脱贫作为小康社会的组成部分,根据“木桶理论”得知,深层次的贫困状况是影响小康社会整体水平提高的一块极为重要的短板,需要我们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投入和帮扶,发展落后经济,增加最低收入,突破温饱防线,迈向社会小康。另一方面小康社会又为脱贫提供目标动力,是脱贫之后想要达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二者作为我国社会建设的目标,皆被提到总体国家大局的高度,使得相应的战略决策融会贯通其中。之所以强调二者相统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扶贫标准从温饱转为小康层次的提高,说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对贫困问题解决的要求和力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在社会发展关键时期,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利益分割矛盾也相对变多,成为阻碍小康社会建设的一大障碍。究其根源,解决源头之流则显得尤为重要,其作用不仅在于消除了贫困表面,而且能相对平衡群体不协调的收入差别,进而促进更快迈入全面小康。这些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集体从大局出发,须当知问题紧迫,对制定策略的可行性进行准确的评估,花大力度进行监察实施。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层次决定了我们接下来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更为顽固的贫困问题,这里主要表现为对农村深层次人口的脱贫难度加大。所涉及问题还有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城乡收入水平等差距问题,这也加大了深层次顽固贫困问题的解决难度,延缓了小康社会实现的进程,因此也对党中央提出的扶贫路径和战略措施给予更高的目标准则。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贫困问题是我国目前工作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贯穿当前国家治理的始终,应时刻保持警惕,不懈怠、不松弛。我们在解决贫困时应该由过去简单的救济式扶贫——缺啥补啥转向开发式扶贫,所谓的开发式扶贫是要我们在解决贫困时除了了解共性外,还要关注特性,巧妙地结合当地的地域优势进行针对式扶贫。为解决暂时性贫困地区的脱贫产业,需要我们在当地发现和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当地人民带来十足的增收,保障扶贫工作顺利进行,形成扶贫合力,提高扶贫效益,优化实现小康社会的环境。江泽民指出:“实现小康目标,不仅要看全国的人均收入,还要看是否基本消除了贫困现象。”[14]因此扶贫脱贫工作对实现小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消除贫困,才能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
(三)消除贫困是实现人权的基本保障

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贫困使人收入不稳定、资源短缺,不仅导致人的生活条件和幸福感下降,而且使人们最根本的平等人权根基不稳,影响人最基本权利的享有。因此消除贫困不仅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体现生存的价值,而且有利于国家保障人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重视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加大扶贫工作,在实现国富民强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我国对人权建设和实现的高度关注直接促进了我国人权保障方面能力的提升。我国的客观实际是,基本人权的实现受一些现实条件的限制,诸如人多,贫困人口更多,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边远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受当地自然条件影响,难度系数也大,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尚未突破扶贫最低标准——温饱型贫困。这也要求我们须先解决贫困问题这个大前提,才能仓廪实而知礼节,上升到人权。因此,党在指导扶贫工作中为此付出诸多努力来保障人权,确保贫困地区的人能享有最基本的人权。人权中重要的就是生存权,当贫困人口处于温饱线下,不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自身生活就会难以保障,陷入不作为窘境,导致生存权受到短暂的剥夺,威胁到贫困人口的生存权。由上述可知,人权实现与保障存在诸多限制条件,还看出人的贫困程度决定了人的生存状态。扶贫工作并不是单向度的减贫工作,还体现了人最基本的权力,正如江泽民深刻总结的那样:“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几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为他们享受其他各项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15]江泽民从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努力消除贫困,保障人权的角度上阐释了我们进行扶贫开发工作的人学价值。在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下,虽然社会各阶层对人权的定义各执一词,但就我们党和政府来说,在扶贫工作中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把他们提到温饱线上,保障了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权,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科学定论: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间的统筹式扶贫
十六大以前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每年都有大量的贫困地区人口脱贫,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崭新的视角,对现阶段的贫困工作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综合国家大局,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具体的指导思想,指导扶贫工作,为实现建设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奋斗,为我国的扶贫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扶贫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且不平衡,加之扶贫能力有限,也只是解决了低水平的贫困。为解决这个困境,胡锦涛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提出了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协调社会各方面因素,且提供进行扶贫工作所必须的思想指导——科学发展观,这是解决当前困境走向科学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一下四点:第一,第一要义是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综合指标,才能为扶贫工作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进行多项投资,从而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扶贫也应该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色,不仅应该更新发展理念,而且应该注重协同发展,走出一条持续健康和谐的文明之路,这样才能真脱贫,脱真贫。第二,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性质和宗旨,作为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我们应该保障人民最基本的权力,使人民更有尊严。以人为本思想指导扶贫工作,就是要解决人民生活实践中的困难,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贫困人口的双重身份,和扶贫工作的双向努力。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体、思想的实践者,也是被思想实践的客体,既是被帮扶的对象,也是实施帮扶的主体。我们在帮扶过程中要注重调动被帮扶者的主观能动性,让贫困人口通过自身努力有志向摆脱贫困,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帮扶,从而提高人民的积极性和自身综合能力,实现扶贫成效的最大化。第三,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我国疆土虽居世界第三,但地形地貌繁杂,资源分布不均,种种先天性条件的限制,导致发展不均,区域差距过大,影响整体脱贫。因此我们在进行扶贫时,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整合资源,合理分配,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实行跨地区协同发展,以防出现返贫问题。第四,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扶贫工作所应践行的方法,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汇聚各方智慧,实现整体脱贫。
(二)扶贫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脱贫工作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除却数字计算的脱贫人口指标,脱贫标准也已有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转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背景环境的变化下,胡锦涛为我国扶贫工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在整体社会水平提升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6]这说明党中央已经将对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高到和谐社会的高度,且纳入议事日程当中。因此,我们只有继续消除深层次的贫困,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覆盖范围,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美好发展的新要求。扶贫作为一个涉及全球的综合性社会工作,它的顺利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是关系着和谐社会实现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建设和谐社会对贫困地区的和谐稳定和全国的和谐稳定作出了具体的阐述说明,通过详细阐述二者之间相互关联,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进行脱贫工作的迫切性。
(三)扶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
伴随建设和谐社会的提议,新农村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之所以要建设新农村,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提高,需要改善社会面貌。但是这项工作顺利进行的最大藩篱就是农村贫困人口的存在,因此摆脱贫困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条件。正如胡锦涛所说:“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扶贫开发与推进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17]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扶贫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更深层次的目标。因此,我们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特别注重非城镇中的贫困村和特殊贫困群体。一切工作当以他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对口帮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非可操作性服务水平和农民生活条件,实现非城镇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解决小范围中的问题才能为范围之外的整体规划奠定基础,进而为全社会农村新面貌提供保障。一直可以确信的就是我国的扶贫重点和难点都是农村,所以胡锦涛认为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着力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各方面的问题。给予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温饱保障,加大扶贫力度,完善各项社会指标,使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强,最终在完成脱贫目标的基础上加快农村新面貌的建设。胡锦涛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指导社会各项工作,提出共建和谐社会,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和“统筹协调”开展扶贫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开辟了扶贫工作新思路,并对未来美好社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精准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准式扶贫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在扶贫第一线,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扶贫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8]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我国的扶贫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扶贫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基本要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既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又是扶贫要实现的终端目标。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其自身所特有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的体现须同整体脱贫和全体富裕相挂钩,正如总书记所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这样才能顺利完成扶贫的终端目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首次将全面小康提升到战略目标的高度,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因此,扶贫任务的完成就是全面小康的领头羊和先锋部队。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建国初始就开展扶贫工作,从旨在解决特困线下人口脱贫到低标准温饱型脱贫再发展到实现小康,最后立足于全面小康实施扶贫方略,开展扶贫工作,这是我国扶贫工作史上一个有跨度的质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将扶贫工作着眼于全体人民生活小康,这是真正意义上保障人权,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实现人学方面价值的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贫困都是深层次的、不易解决的贫困,是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过程中最大的障碍,需要我们去争分夺秒才能完成。这就要我们对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融入新发展理念,以钉钉子的精神,走出一条坚定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总书记本着为官一任,须走遍山河大川的理念,多次出入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考察民情、视察工作,关心贫困人民疾苦,多次强调扶贫,以身作则,将扶贫工作带动起来。接下来到2020年的几年,我们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将扶贫进行到底,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精准。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客观实际表明我们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最难解决的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时代准确客观的判断,衍生出符合时代主题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举措,这是合乎实际和国情现状的扶贫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足精准扶贫指导方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砖添瓦,使人民摆脱知识能力型贫困,有能力实现美好生活,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
(二)精准扶贫是“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扶贫是一项涉及方方面的综合性工程,而非简单的脱贫工作。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关键就在于“精准”二字,主要体现在核心思想的精准、目标的精准、实施行为的精准、扶贫客体的精准,较之以往广撒网式扶贫,是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进行扶贫考察时提出了“六个精准”基本方略,指出:“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功夫、在精准落实上见实效。”[20]“六个精准”主要有一下六个方面:第一,扶持对象精准。过去我们对于扶贫的标准界定模糊,并未形成统一标准,且因没能深入到扶贫一线进行实地考察,往往存在对贫困人数的错误统计,出现贫困人口的不精准纳入。为了实现整体脱贫和零贫困人口的目标,国家采取实名建档方式,通过现场考察,地毯式调研,精确落实贫困人口的脱贫。第二,项目安排精准。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实现措施和贫困问题的精准对接,严把对策出台关、审核关、流通关、落实关,并且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划分专项归管范围,考虑政策实施的优先人群,保障精准脱贫。第三,资金使用精准。我们在扶贫过程中将一分一厘都用对地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达到金钱使用的最大目的,使得扶贫工作有更加稳定的资金支持。第四,措施到户精准。需要我们逐村逐户地考察,确认帮扶村和帮扶户,然后再进行逐一甄别,确定具体可行的实践措施和脱贫部署。要委派基层专项人员定点定期定向进行帮扶,将精准脱贫举措落实到户,落实到人。同时注意落实当中的具体环节,做到零误差,打赢攻坚战。第五,因村派人精准。“在河北正定时,习近平提出,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很重要一条就是要实实在在念好‘人才经’。”[21]扶贫主体作为扶贫的主要力量,对于摆脱贫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严把扶贫专项人员的入口关,从源头上确保扶贫的精准。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扶贫人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其次是采取就近原则,优先选取临近贫困户事先了解贫困情况的扶贫人员驻村办实事。这样才能实现人力资源高效利用。第六,脱贫成效精准。改变由过去政府包产包干的扶贫举措,实行扶贫先扶志,充分调动有利于扶贫的各项因素,实现主动扶贫与被动帮扶的双向互动,更大作用地激发贫困人员的自主脱贫。
精准扶贫的落脚点为“五个一批”。具体举措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这个方针主要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件,依托本土发展特色立体产业。如十八洞村民的猕猴桃产业,鼓励当地贫困居民凭借自身努力奔向小康,实现就地脱贫。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这一方针具体是指在当地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人民难以生存,其他扶贫工作无法进行,且脱贫难度大,根据自愿原则,政府安排实施对贫困人口的异地迁移,融入移入地的脱贫产业,实现永久脱贫。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这个措施是与异地搬迁相辅相成的,主要是针对过去过度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生态退化严重,自然资源流失严重,还有一部分是本身存在的生态问题,导致扶贫工作难以继任。因此我们应该秉持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休养生息,加紧对自然系统的整治工作,创新扶贫发展新路径。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贫困要因人而异,这种主要是指以胡鞍钢为代表的提出的“知识贫困”的观点。贫困人口或者地区的教育水平低下,人口素质不高,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这类型贫困人口的教育帮扶,加大对这类地区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教学环境和硬件基础设施,提升师资力量,让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主脱贫。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这主要是针对实在无力摆脱贫困的人群,在保障最基本生活的同时,对贫困人口实施社会保障等救助行为。
“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相辅相成,每一项具体的方针政策都有自己所针对的贫困地区和人口,真正做到全国范围整体覆盖和一对一定点定向,实现扶贫效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要求,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脱真贫。
(三)扶贫的主体责任和基层组织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常说为官一任,应该造福一方。在扶贫过程中,总书记更加看重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认为他们应该理清并切实承担起在扶贫方面的责任,关键时刻也可以通过书面形式确立责任归属。要将扶贫贡献计算到选拔体系当中,建立干部工作激励机制,以便更好地组织扶贫工作。一是强化主体意识,确保扶贫规划能够予落实。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都是围绕人民,为人民谋福祉,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将人民贯彻到自身的言行当中,负责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成效提示我们只有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做到心中有事,事事为民,方可达到扶贫的目的,最终形成脱贫合力。领导干部应该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作为权利的拥有者应当为民办实事,尽职尽责,但这当中不乏脱离群众、违党违纪分子滥用职权、以公谋私,阻碍脱贫目标的完成。因此,我们在赋予干部一定权力的同时应该对权力通过监察、巡察进行监督和制约,肃清危害党肌体的瘤毒,扫清一切阻碍全面小康实现的危害,打赢脱贫攻坚战。二是强调扶贫的组织保障,就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扶贫工作中直接了解贫困人口的窗口,能最广泛地加入扶贫前线。只有深入接触贫困人口,进行走访调查,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专业分析,才能真正做到摸根知底,追本溯源,才能精准施策,达到脱贫效果。只有建设好基层组织,才能实现精准地对口帮扶。在了解实际情况后,调动贫困群众自身能力,为脱贫贡献一份力量。增强贫困地区人口的向心力、自豪感和自信心,努力实现扶贫工作顺利开展。基层组织作为扶贫工作的中转力量,是扶贫工作的枢纽和中间环节。既要将扶贫的措施下达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又要将实施效果进行反馈,对贫困人群的心态进行疏导,使其看到希望和自身的无限可能,有志于脱离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梯度演进及创新,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而且为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最新的理论指导。
 
 

[①] 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苦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73.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64.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5.
[④]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2.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2.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8.
[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8.
[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8.
[⑨]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8.
[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
[13]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0.
[14]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9.
[15]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7.
[16]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42.
[17]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69.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89.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89.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4.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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