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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公示】资本视角下的能源与国际货币权力

时间:2018-08-31 09:42来源:未知 作者:黄泽清 点击:
 
摘要:能源辅助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是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突破地方性束缚,将货币权力由原先的封闭式传递转变为全球性的开放式传递,并最终演化为国际货币权力。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规定使得资本运动过程表现为价值丧失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统一,兼备两类资本形式的能源可以通过两类机制加速资本主义生产以维护货币权力,一是通过释放更多的机械能以创造更高的剩余价值,二是提升机器的运转效率和机器体系的协作能力。固定资本的流通决定了在特定时刻货币贮藏或流通的份额,特定主权国家在控制能源生产使用权后可通过加速固定资本流通,降低贮藏货币份额的方式引致信用货币与货币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扩张,从而提升国际货币权力。
 
 
关键词:能源;货币权力;资本主义生产;资本流通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权力的具体表现,货币权力不仅是一种支配、统治本国劳动人民的社会权力,还是一种通过国际市场支配、统治世界的权力[①]。诚然,国际货币权力的形成与本币在国际间的环流、外债发行的本币计价等货币流通手段职能息息相关,然而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需要以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为前提,否则货币的品质就会受到威胁,货币的权力也必将受到弱化[②]。在当代资本主义背景下,货币权力国际扩张的背后需要以产业资本的发展为基础,而产业资本的发展又离不开对煤炭、石油等特定能源的需求。事实上,能源和货币权力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便已确立,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益紧密。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国对于能源供给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能源绑定成为了国家崛起和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助推剂。[③]38然而,一方面,学界在分析19世纪的英镑以及20世纪以来的美元霸权时大都是将能源和货币作为两个并列的逻辑链条来讨论,对二者之间具体联结机制的分析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尽管2018年3月我国正式推出了人民币原油期货,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阶段,但学者们就其背后机理的分析大都是侧重于人民币对于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功能,鲜有关于人民币通过何种机制连接石油能源以应对美元霸权的讨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谓“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的精彩论断开辟了探究能源与货币联系的先河,此后学者们相继从地缘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二者展开分析。一方面,英镑霸权的确立离不开煤炭能源的作用。燃烧煤炭所释放的机械能是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足够的煤炭能源,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下去,英镑成为世界关键货币也就无从谈起[④]38-43。另一方面,美元霸权的崛起也离不开石油能源的作用。美国与沙特在20世纪70年代签订的“不可动摇协议”使得美元绑定了石油,而石油美元的经济循环则可以影响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它不仅能够通过回收欧佩克的财富来补贴政府及居民债务还可以通过发放货币来干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⑤]3-7。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货币霸权与决定性能源密不可分,英国、美国等每个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都是在其经济实力尚未完全显现出来时就已经将燃料能源的使用隐藏在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了,目前全球面临的问题是能够抓住特定能源机遇的国家往往缺乏管理能源的资金,否则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很有可能被其他具备全球经济领导力的国家所替代[⑥]。国内学者试图通过分析能源与货币的关系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由于支撑货币权力的是国家所掌控的对资源的控制力,因此如果离开对资源权力的控制,主权货币也就失去了资源整合和分配的安全空间[⑦][⑧]。然而已有研究在分析能源与货币的联系时大都忽视了连接二者的生产或资本积累环节,从而出现了一面是以能源为核心的生产链条,一面是以美元(货币)为核心的消费链条。实际上,美元霸权的确立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探讨,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试图扩大对石油储备的控制权以刺激生产、扩大资本积累,而对于能源的“最大攫取战略”则导致了能源帝国主义[⑨]。因此,能源和资本主义生产应该被确立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理论,忽视能源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以及生产对于货币的影响都难以概括出完整意义上的货币权力[⑩]22
因此,在信用货币时代,国际货币权力的形成与推广需要以能源辅助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在全球范围的稳步扩张为基础,而后者在价值上的稳定则又离不开能源对资本流通的影响。本文余下部分将从这一角度探究能源与国际货币权力的联系。
二、能源辅助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与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国际货币权力通常被定义为某一行为体通过国际货币关系影响其他行为体相关行为的能力[11]。然而,正如斯特兰奇认为的,包括金融结构在内的多种结构性权力都离不开生产结构的制约,生产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12]72。由于“权力”的产生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中介形成悬殊的力量对比[13],因此国际货币权力也应通过相应的中介,即能源辅助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来实现。事实上,货币及其权力的由来可以追溯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使得在原先封建社会中需要通过贵族地位和身份来确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货币来主导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新的封建贵族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14]825。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造成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因此作为原始积累结果的货币权力就自然包含着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表现为货币及货币权力的活的源泉[15],但是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货币逐渐摆脱了生产过程的束缚而降低了自身品质,因此为了维持货币权力的稳定,就需要在生产资料中寻求物质中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下的货币权力便不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进行封闭式传递,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进行开放式传递。这种开放式的传递会因资本积累的无限性而不断突破地方的、宗教的、政治的以及种族的束缚,最终使得地方性货币权力演化为国际货币权力。
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劳动过程方面,机器体系成了劳动资料的最后形态,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6]487。因此,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又是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在价值增殖过程方面,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价值只有在不断运动中才能实现增殖,任何一个稍长的静止状态都会出现价值丧失的问题。因此,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比表现为资本的适当形式[17]210。事实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是两类资本,而是同一资本的不同形式规定,流动资本表现为资本运动过程的统一体,固定资本则表现为过程的特定环节:作为流动着的资本,它把自身固定起来,而作为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在流动[18]8。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规定使得资本运动过程表现为价值丧失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统一,所以资本就想方设法来缩短固定状态的阶段[19]10。作为矛盾的核心,固定资本将资本积累困在了一个固定的、与流动资本的流动性相比越来越僵硬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容易受到高速流动的货币资本的攻击[20]112。如果无法顺利找到连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纽带以缩短固定状态阶段所占用的时间,资本积累的危机便会随着前者的大规模贬值而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将会受阻,国际货币权力也将被破坏。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特殊标志[21]455。作为连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辅助材料,能源在一开始就同时兼具两类资本的形式。一方面,能源在执行辅助材料的职能时,其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但其价值会形成产品的价值,产品的流通也会使这部分能源的价值流通,所以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22]178。另一方面,它们在每一个劳动过程中都会被全部消费掉,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新的物品来替换,并不满足固定资本在执行职能时保持自己形式上的独立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能源又是流动资本。在以机器体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能源的这种双重特性能够从以下两点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第一,高效的能源可以释放更多的机械能,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单位能耗创造出更高的剩余价值;第二,对于高效能源的充分使用可以降低机器体系在各生产阶段的中断几率,使得原料不是靠人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从而提升机器的运转效率以及机器体系间的协作能力。这能够通过缩短固定状态阶段所占用的时间来缓解价值丧失速度,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并维护货币权力。实际上,如果核心能源是一种释放较少能量的低效能源,且固定资本无法对其充分利用时,这类能源作为辅助材料也就不会在生产过程中被完全的消耗掉,而只是一点一点地被使用,从而其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就会变得模糊[23]120。在这种情况下,能源对于价值丧失的缓解能力降低了,货币权力也无法得以维护。
众所周知,在18世纪的英国,煤炭能源的有效利用极大地提升了人均产出和生活水平,并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而煤炭能源逐渐替代传统薪柴能源的过程也是其不断提升自身效率并提升机器运转效率的过程。一方面,煤炭能源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能量释放效率而逐渐替代了薪柴能源。煤炭作为薪柴的替代性能源,在最初只是提供住宅取暖和家庭生活的其他用途而无法用于冶炼矿石等商业活动,炼铁厂仍然是使用越发昂贵的薪柴能源。其本质原因在于煤炭能量释放效率的相对不足,具体表现则是未经提纯的煤炭在燃烧时所蒸发的硫化物会使铁矿石变质,产生不纯的生铁,这种铁容易破碎、不能用锤子加工[24]252。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不断革新后,焦炭炼铁和搅拌炼铁法使得煤炭能够在工业中被大规模使用,从而逐渐替代了薪柴能源的地位。因此,能源效率的提升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对我们的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煤就可能挖掘到石炭纪时期储存的能源,用石油就可能挖掘到白垩纪时期储存的能源[25]221。另一方面,蒸汽机对于煤炭能源的充分利用推动了机器的运转效率。尽管煤炭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薪柴能源时代下经济低效运转的压力,但是要完全打破有机经济的各种限制,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能获得充足的机械能供应,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充分利用了高效的煤炭能源,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机械能。事实上,早在瓦特发明出蒸汽机之前人们就已经探索出了通过燃烧能源来获取机械能的方法,如纽可曼发动机(火力机),但是这种机器利用煤炭能源的效率十分低下,大致为1%-2%,远低于20世纪早期蒸汽机所能达到的20%[26]82。这种情况导致了大量燃料的耗费,阻碍了机器的运转效率。正如瓦特在给蒸汽机命名时所指出其原来的意图一样,“为了减少火力机中的蒸汽和燃料的消耗量”[27]286。相对高效的煤炭能源以及蒸汽机对能源的充分利用提升了机器的运转效率,使得整个生产过程的中断逐渐减少,这一过程提升了机器间的协作能力并导致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产业革命的爆发。
综上,国际货币权力需要通过能源辅助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来实现。货币权力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进行开放式传递,最终演化为国际货币权力。这一过程伴随着价值丧失的问题,而以机器体系为主要形式的固定资本则是问题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兼具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类资本形式的高效能源可以通过提升机器的运转效率以及机器体系间的协作能力来加速资本主义生产以维护货币权力。
三、能源推动固定资本流通引发信用货币扩张
能源不仅可以将固定资本限定在特定的期限内,通过推动资本扬弃“必然的价值丧失”而使价值恢复到运动的状态以维护货币权力,还能够通过加速固定资本的流通来引致信用货币的扩张,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货币权力。
固定资本的流通是一种独特的流通,作为价值,固定资本是流通的,而作为使用价值,固定资本是不流通的[28]75。即,固定资本不是在其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是逐步进行的[29]177。若想完全实现这部分资本的价值,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继续流通,而在价值继续流通的同时,固定资本在物质上却仍然作为使用价值被封锁在生产过程范围内[30]338。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本的流通便应服从如下规则:它作为价值而流通同它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是相适应的,只有在它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消耗时,它的全部价值才会完全被再生产出来 [31]77。固定资本流通的特殊性使得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会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并经由商品转化为货币。随着固定资本流通的持续,固定资本以实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价值在不断减少,而它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则不断增加,一直到它的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尸体脱离,转化为货币为止[32]182-183。因此,固定资本流通的独特性使得价值获得了一种“双重存在”:一部分逐渐以货币形式收回,另一部分则被束缚在尚未用尽但却不断减少的实物形式中。这使得固定资本和货币无法同时以完整的形式出现,由于货币必须先要贮藏起来等到机器等固定资本的寿命结束后才能对其进行补偿,并在补偿之后重新回到流通过程,因此货币的贮藏和流通势必会受到固定资本流通速度的制约,固定资本的流通决定了在特定时刻有多少货币应从流通中撤出或回归流通[33]137。事实上,社会现有的货币总有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手段的比例会不断变化[34]203
根据上文分析,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当更为高效的能源被充分利用时,机器的运转效率以及机器体系间的协作能力会提升,因此固定资本的流通速度也会随之提升。由于贮藏货币是固定资本寿命结束之前,固定资本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贮存,只有当固定资本寿命结束时才会失去货币贮藏的形式并进入流通阶段,因此当高效能源以及固定资本对高效能源的充分利用通过推动固定资本的流通来压缩固定资本的寿命时,货币总额中贮藏起来以用于补偿固定资本价值的那部分货币份额就会降低,而流通货币的份额则相对增多。然而由于固定资本的补偿总是需要先积累一笔货币,而且这笔货币不是随便的一个数额,而必须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额[35]202,贮藏货币的减少就有可能造成补偿无法实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不得不通过信用制度以及与其并行的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来解决这一困难,信用制度使得货币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并通过提升名义货币的数额来增多贮藏货币或执行资本。信用制度将传统的货币(商品)流通形式变为货币(资本)流通形式,流通的目的不再是商品而是货币自身,是更多的货币。当货币被投入流通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时,资本就出现了[36]82。货币资本以及借贷资本、虚拟资本的出现打破了货币与权力之间的物质中介,它使得依附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物质中介的“权力”直接附加于货币(资本)之上,并随着信用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而逐步国际化。虽然上述方式缓解了价值丧失的问题,推动了货币权力的国际化,但同时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以与固定资本流通相关的货币运动为中心的投机性的繁荣和崩溃[37]366,严重影响了国际货币权力的稳定性。事实上,在不确定货币锚定物的条件下,现行信用体系无法保证货币的品质,从而无法实现国际货币权力的长期稳定。而要维护货币品质的稳定,则需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等先进数字技术加深能源、金属商品与主权货币之间的联系以确定货币锚定物[38]。尽管如此,能源对于实现与提升国际货币权力仍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特定主权国家能够控制能源生产、使用权,那么其不仅能够在提升机器体系的运转效率和协作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这一货币与权力的物质中介来为国际货币权力提供基础,还能通过加速固定资本流通,降低贮藏货币份额的方式引致信用货币与货币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扩张来进一步提升国际货币权力。
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国际货币权力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英镑、美元等特定主权国家的货币霸权,而这些货币霸权的诞生都离不开核心能源的作用。19世纪中叶,英国的煤炭产量已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成为世界煤炭供给的主要来源地,完全左右了世界煤炭的市场。英国丰富的煤炭储量以及由此带来的能源控制力,对于推动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大多数商品都是以英镑计价,国际结算有90%是使用英镑[39]39。然而,随着美国煤炭产量于1900年首次超过英国,其对于煤炭等核心能源的控制力也逐渐增强,并开始逐渐取代英国的经济地位。与此同时,一种比煤炭能源更为高效的核心能源——石油能源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美国大规模开采。据统计,自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打出第一口油井开始,188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产量的87.6%[40]157。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内燃机的发明,这种燃烧效能更高、质量更为轻便的石油能源很快就被其充分利用以加速固定资本的流通,扩大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为美元成为世界霸权货币提供了物质基础。在1947年之前,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石油最大的产出国和出口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元霸权的形成,然而在此之后美国开始降低对本土石油的开采并逐步稳定地介入石油储量丰富的中东地区,至1956年,美国资本控制了中东已知石油储量的59.4%、石油开采的58.7%[41]49。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国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维持美元权力从而减轻对本土石油能源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对中东等石油储量大国的控制权以应对未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权力的保障。可以认为,建立于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美国的一个过渡性战略,它为美元权力摆脱本土石油能源的束缚打下了基础:在该体系建立不久的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与沙特举行了会晤,虽然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将长期保证沙特王室的安全,作为回报,沙特将保证长期为美国供应石油[42]48。因此,尽管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地区,但美国不仅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积累了足够多的黄金等硬通货,还通过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手段同沙特等中东国家达成了“不可动摇协议”,确认了美元作为石油唯一标价结算货币的地位,使得石油能源生产控制权与美元的货币权力连接在了一起,从而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基于全球能源生产控制下的美元霸权。对全球范围内高效能源的控制和利用加速了美国固定资本的流通,大量的货币从贮藏货币转换为流通手段,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金融化资本积累形式。
事实证明,任何企图破坏上述美元霸权机制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对于美国而言,要确保其世界霸主的地位,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竞争者所赖以发展的重要经济资源的价格、生产和分配体系[43]22。曾公开挑战这一机制的是萨达姆执政时期的伊拉克,他们在2000年11月改用欧元计价来销售石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的深层次原因;卡扎菲执政时期的利比亚也曾试图挑战这一机制,最终同样以失败告终。随着石油能源峰值的到来以及更为高效的新型能源的发现,为了继续维持美元的货币权力,美国打出了所谓“能源独立”的口号以尝试转变能源战略,近年来出现的美国“页岩气革命”便是最好的例证。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向其竞争国家施压,通过遏制其他国家对于新型能源的探索来维护美元的货币权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不仅拥有丰富的天然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还具有大量的生物质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等现代可再生能源,但如何突破美元霸权机制的围堵,并在有效控制和使用这些能源的基础上提升我国人民币的货币权力,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则是未来亟待研究的问题。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资本生产与流通的视角探究了能源与国际货币权力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能源辅助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是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权力”的产生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中介形成悬殊的力量对比,资本主义生产便是货币与权力的物质中介。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突破地方的、宗教的、政治的以及种族的束缚,将货币权力在特定地方的封闭式传递转变为全球性的开放式传递,并最终演化为国际货币权力。
第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规定使得资本运动过程表现为价值丧失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统一,必须通过连接两类的纽带缩短固定状态阶段所占用的时间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和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而兼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类资本形式的能源则是问题的关键。能源在执行辅助材料的职能时,其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但价值会形成产品的价值,这一点与固定资本相同,但能源并不满足固定资本在执行职能时保持自己形式上的独立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流动资本。
第三,高效能源可以通过两类机制加速资本主义生产以维护货币权力。一是高效能源通过释放更多的机械能使得单位能耗创造出更高的剩余价值,二是对高效能源的充分使用可以提升机器的运转效率和机器体系的协作能力,通过缩短固定状态阶段所占用的时间来加速资本主义生产以维护货币权力。煤炭能源逐渐替代传统薪柴能源的过程也是其不断提升自身效率并提升机器运转效率的过程。一方面,煤炭能源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能量释放效率而逐渐替代了薪柴能源;另一方面,蒸汽机对于煤炭能源的充分利用推动了机器的运转效率。
第四,货币的贮藏和流通会受到固定资本流通速度的制约,固定资本的流通决定了在特定时刻货币贮藏或流通的份额。固定资本流通的独特性使得价值获得了一种“双重存在”:一部分逐渐以货币形式收回,另一部分则被束缚在尚未用尽但却不断减少的实物形式中。这使得固定资本和货币无法同时以完整的形式出现,由于货币必须先要贮藏起来等到机器等固定资本的寿命结束后才能对其进行补偿,并在补偿之后重新回到流通过程,因此货币的贮藏和流通势必会受到固定资本流通速度的制约,固定资本的流通决定了在特定时刻有多少货币应从流通中撤出或回归流通。
第五,特定主权国家在控制能源生产使用权后可以通过加速固定资本流通,降低贮藏货币份额的方式引致信用货币与货币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扩张,从而提升国际货币权力。高效能源通过推动固定资本的流通来压缩固定资本的寿命时,货币总额中贮藏起来以用于补偿固定资本价值的那部分货币份额就会降低,而流通货币的份额则相对增多,固定资本价值补偿出现了困难。此时,资本主义便引入信用制度来增多贮藏货币,从而导致货币资本、借贷资本及虚拟资本的出现。它们打破了货币与权力之间的物质中介,使得依附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物质中介的“权力”直接附加于货币(资本)之上,并随着信用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而逐步国际化。美元霸权就是在这一机制下确立的,任何企图破坏该机制的行为都会受到美国的打压,如萨达姆执政时期的伊拉克和卡扎菲执政时期的利比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美元霸权的制约。第一,充分借鉴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经验,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升级,通过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为人民币的货币权力提供扩张基础;第二,丰富金融市场体系,建立较为完善的本币离岸计价结算机制,并在“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助推人民币成为相关国家化石能源贸易的支付货币,增强传统能源与人民币的联系,打压美国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控制力;第三,借鉴发达国家对于新型能源的开采经验,推动我国新能源发掘与开采技术的提升,通过新型能源的人民币计价提升未来人民币的国际货币权力,在此基础上突破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努力构建出一个适应各国健康发展的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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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sisted by energy is the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The infinite natur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makes capitalist production break through local constraints and transform monetary power from the original closed transmission to the global open transmission, and evolved int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eventually. The provisions of fixed capital and working capital make the capital movement process manifest as the contradictory unity of the value loss process and the value proliferation process. Both types of capital form energy can accelerate capitalist production through two types of mechanisms to maintain monetary power. The circulation of fixed capital determines the share of money stored or circulated at a specific moment. After controlling the right to use energy production, a particular sovereign state can accelerate the flow of fixed capital and reduce the share of storage currency, caus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edit and currency capital in the world, and then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Keywords: Energy; Monetary Power; Capitalist production; Capital Circulation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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