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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公示】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基本轨迹、历

时间:2018-08-31 09:36来源:未知 作者:白永秀 王泽润 点击: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分析出发,勾勒了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基本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引言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四十年光辉历程。四十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伟大、世界瞩目,不仅在经济增速、总量规模、人均水平以及减少贫困上创造了“中国奇迹”,更重要的是以“中国奇迹”改变了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实践勇气探索着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正因为如此,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弥足珍贵。在一系列成就和经验之中,非公有制经济从被排斥到艰难起步再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及其背后的改革创新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项。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等经济运行层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基石性作用,还通过激发市场活力、与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和合作巩固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回顾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基本轨迹,把握它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有助于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在新时代取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新的理论和实践突破。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制度成果就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制度特征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相互统一。[①]这也对应着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最重大的理论命题,即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如何与市场机制有机融合。回顾经济思想史,这一理论命题面临着来自两大理论传统的否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还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都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机制的对立起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所有制创新进而逐步发展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这一理论命题的解答提供了重要案例。在关于中国所有制改革以及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的既有文献中,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远远重于且多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历程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有机共同组成的,因此,在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中不能只关注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从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分析出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基本轨迹、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轨迹描绘为由“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同等待遇论”、“同等地位论”构成的五个既彼此独立又层层递进的阶段,将其历史逻辑概括为一个“发展需求——理论突破——法律与政策支持——成长壮大——新的发展需求——新的理论突破——新的法律与政策支持”理论与实践相互驱动、循环往复、向前迭代,进而达到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的过程,并分析了党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在基本轨迹和历史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分析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理论逻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显示出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双轨制特征的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辩证统一,演进于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过程之中。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基本轨迹
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党在理论上以传统公有制理论为指导,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唯一基础的经济制度,私有制经济要向公有制经济转化,公有制经济的低级形式——集体经济要向高级形式——国有经济转化。因而在实践上,从1953年就开始了不断消灭私有制和公有制不断升级的过程。此后在“左”的经济政策支配下,一味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完全对立的,应将其彻底排斥。然而,“左”的经济政策压抑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高度为之后的经济改革打下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动员的坚实基础,为改革凝聚了最大范围的理念共识。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创新不仅放宽了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也可以为理论创新提供土壤。在所有制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的所有制理论,纠正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种种错误认识,政策上也逐步放松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限制,使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和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认识轨迹经历了一个连续变化、不断提高的演进过程。在党的重要文件、法律条文以及学术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这一思想演进轨迹大致描绘为由“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同等待遇论”、“同等地位论”构成的五个既彼此独立又层层递进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1981):“利用论”
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主要表现为个体经济。然而,理论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仍存在较大争议,此时个体经济在较为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艰难起步。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认识概括为“利用论”,主要是因为当时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利用它解决贫困和劳动力就业等迫切的现实经济问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理论争鸣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为逐步突破传统公有制理论开启了闸门。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所有制问题上取得的突破,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述上: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论断实质上为之后的所有制改革确定了总的原则,并贯穿着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过程。对于这一改革特征,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剖析,即把改革的本质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把改革的根本动因解释为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要求。[②]第二,重申“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进行的农村经济改革奠定了政策基础,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为后续改革中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必要补充的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明确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实质上为后续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确定了总的原则,为之后外资经济的发展开启了闸门。
从1979年开始,中国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当年,中央确立了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其中,就业问题在当时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矛盾。中央认识到就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取决于生产的发展,进而牵涉到生产关系的调整,需要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寻找答案。198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一方面对传统公有制理论进行了理论反思和批评,这在中央文件中属首次:“多年来,在生产关系上,我们不适当地强调‘大’和‘公’,强调集体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对个体经济压制、取消”,造成“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搞越窄,基本上只剩下了国营企事业和带有国营性的‘集体’企业安置的路子”。另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系列措施,特别是提出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合作社或合作小组之外,还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对个体经济首次提出“鼓励和扶持”,突破了原有“允许存在”的定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初步勾勒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为后续的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1978至1980年这一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伴随着思想解放和理论争鸣,中国共产党在所有制理论上取得了开创性的突破,明确了要不断“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些关键性论断为后续改革开放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二)第二阶段(1981-1997):“补充论”
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迅速成长,其成分扩展为个体经济、私人经济、民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多种形式,对搞活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成长与同时期的理论突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将其称为“补充论”,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后续的改革进程,包括价格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从改革开放伊始的弱小、谋生存状态逐步发展壮大,虽在中间历经数次曲折,但在表现形式、总量规模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取得了巨大突破。现实中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引发了理论界对其定位和作用的再次思考,也孕育着党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上的再一次的突破。
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两处表述对于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首次提出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③];二是首次提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紧接着,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肯定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明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且不均衡的客观现实,“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强调多种经济形式“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其作用是“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现实中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需求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取得的理论突破很快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将党的个体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个体经济从此受到宪法保护,并为之后其他类型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此后,党的几次重要会议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论”进行了更全面、系统的完善。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建设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并对多种经济形式的地位和作用首次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其中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相联系的……它对于发展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商投资“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此外,十二届三中全会还首次提出了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租给”或“包给”劳动者个人的理论。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上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是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系统阐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理论。二是首次将私营经济纳入多种经济成分的范围内,肯定了其“补充”地位和“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的作用,并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的太多了,而是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三是首次指出应该允许在不同经济领域和不同地区,各种所有制所占比重有所不同,这进一步为非公有制经济扩展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四是在论及股份制改革时,肯定了个人入股和将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偿转让给个人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组织方式。此外,在具体表述上用“多种经济成分”替代了之前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且开始使用“多种所有制经济”,也被学者视为重要的理论突破。[④]根据党的十三大的建议,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补充。”,明确了保护私营经济合法地位及其合法权益。同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有关法规。至此,作为非公有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私营经济在理论和实践、政策和法律上都得到承认和保护。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回应了当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论述,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表述上,延续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的“补充论”观点,但首次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此外,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此次会议强调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性和竞争性,即强调各类所有制企业都能进入市场并平等地参与竞争,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是通过平等竞争实现的。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所有制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突破,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不再提及个体、私营以及外资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且首次明确要“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国家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所有制结构与资源配置方式相互影响。十四届三中全会不再延续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补充论”的表述,顺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为后续改革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创造了条件,也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供了所有制基础。
(四)第三阶段(1997—2002):“重要组成论”
在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下,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拓展,也推动了党的十五大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创新。一是彻底突破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认识,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使用“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二是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概念,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升到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这是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纳入“制度内”,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我党在所有制理论进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及其理论与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三是进一步扩展了对非公有制经济作用的认识,即“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四是打破了公有制经济只包括国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传统理论观点,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也属于公有制经济的范畴。五是在理论上创新了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认识,指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上述第四点和第五点新认识是对传统公有制理论的突破,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有力地回应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会削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市场空间,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的新路径。随后,于1999年3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一条修改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补充”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五大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突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外,党的十五大还发展了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体现形式以及股份制改革的理论认识。这一阶段所取得理论突破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为同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后续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扩张和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也是在这个阶段以后真正形成并不断充实。
可以说,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的理论突破,不断加强了国内外对中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化转型的未来预期,催生了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四)第四阶段(2002-2012):“同等待遇论”
不同于大部分既有文献以党的十六大或十六届三中全会为界,将之后划归为一个阶段的做法,本文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定也未发生变化,但从党的重要文件和具体政策中依然能够发现进行进一步更细致的阶段划分的依据。本文将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个阶段,称之为理论上的“同等待遇论”。所谓“同等待遇”,核心在于公平竞争和平等待遇。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继续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三大原则,即“两个毫不动摇”和“不能对立”原则,并且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给予了新的更高的评价。这为之后于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同等待遇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三大原则的提出,除了有加入WTO的外部原因之外,一方面说明既有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将获取日益平等的待遇。这一点从“不对立原则”中就可以看出来,即不能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相反,“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原则既延续了党的十五大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主导作用新认识的逻辑,又有了新的发展,即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还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具体政策上,针对现实中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因素,提出要“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实现公平竞争”、“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以及“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此外,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从事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的个体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不仅彻底消除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歧视传统,而且充分肯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贡献,明确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位置。
“同等待遇论”的直接来源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所有制理论和政策上的突破和创新。一是提出要消除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性障碍,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二是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领域。三是强调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获取和使用上,在税收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应享受与其他企业,主要是公有制企业的同等待遇。四是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首次表明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大做强,且要求政府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无论是破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还是对企业做大做强的明确鼓励态度、改善政府服务,本质上都是为实现非公有制经济享受“同等待遇”目标而做出的政策努力。我们认为“同等待遇论”是在坚持“重要组成部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显示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更微观、更具体的“关照”。随后,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新规定,这一变化既是前一个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法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结果,也有助于提高民间投资的信心、稳定人们对从事财富创造活动的未来预期,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为了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理论突破,旨在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享有“同等待遇”的具体政策文件和新法规相继出台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非公经济36条”、《物权法》以及“新36条”。
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策文件,涵盖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改进政府监管等7大类共36条具体举措,核心目标在于消除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歧视性的体制性障碍,确保其享有与其他经济成份的“同等待遇”,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这一指导性文件是对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十六大之后,对党的所有制理论创新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思想在政策领域的具体化,进一步优化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增进了市场竞争秩序。随后,对于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具有关键意义的《物权法》于2007年颁布,该法对公私财产的平等保护,给劳动者和企业家群体提供了稳定的未来发展预期,激发了财富创造活动,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36条”颁布五年后,国务院再次发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纲领性文件,被市场成为“新36条”。相较于前者,“新36条”中蕴含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的新突破。一是丰富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实意义的认识,兼具完善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的双重作用。[⑤]这一变化本质上反映了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化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认识。二是着眼于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效率的整体视角,谋求公有和非公资本的统筹和协调,突破了以往就公有谈公有、就非公谈非公的孤立视角。两大板块。这一变化进一步扩展了民间投资的进入领域,有利于发挥效率相对更高的非公制经济部门的活力,改善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三是进一步对民间资本放开了市场准入范围,特别是一些传统理论观点认为应由国有经济垄断的行业和领域,例如,政策性住房建设、水利工程、能源、港口、轨道交通等。[⑥]
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并强调公平准入、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要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平等竞争和相互促进的格局。
(五)第五阶段(2012年至今):“同等地位论”
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地看,这一年将会是当代中国发展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一方面,从经济运行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增速、动力以及结构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从制度变革层面来看,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运行层面积累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面打响了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五位一体的改革顶层设计由此展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的理论形态确立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确定了新的历史方位。
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在十八大以来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我们将其概括为“同等地位论”。相较于前一个阶段的“同等待遇论”,“同等地位论”更进一步,表现为全方位地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享有与公有制经济平等、同等的重要位置和合法权利。具体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并且首次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一是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的高度。二是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指出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三是在产权、合法利益、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具有平等地位。四是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更多地向非公有资本敞开了大门。此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的突破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突破再一次交相辉映,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巨大推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了完善产权制度改革和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首次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类做法,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这些改革方针瞄准的都是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阻碍因素,有助于进一步落实非公有制经济享有的“同等地位”,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从“重要组成部分”到“同等待遇”再到“同等地位”的演进轨迹,显示了党在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和发展方针上层层递进的理论突破,进而催生不断深化的改革创新、不断消除的体制性障碍以及不断增加的有效制度供给。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的学说。自改革开放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探索和创新之路,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制度变迁过程,生产方式也始终处于发展运动之中。如今,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文尝试系统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理论演进的基本轨迹,描绘了它是如何从改革开放初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个体经济形态逐步成长、发展、壮大,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系统性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又该如何将演化历程中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和提炼?接下来,本文尝试对这些两个问题进行考察。
(一)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认识的演进展现出一个“发展需求——理论突破——法律与政策支持——成长壮大——新的发展需求——新的理论突破——新的法律与政策支持”理论与实践相互驱动、循环往复、向前迭代,进而达到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的历史逻辑。其中,恢复生产力发展和满足人民迫切的基本需要提供了初始的改革动力,党的思想解放和理论突破则发挥了先导和指引作用,随后法律规定的完善和政策支持迅速跟进,推动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加速成长壮大,由此又产生了新的发展需求,进而提供了又一轮理论突破以及随后法律和政策调整、完善的动因。
通过这一历史逻辑,可以理解前文中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联系。这种阶段性演化的特点根本上是由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决定的。对于经济改革,中国既没有按照一个事先规定好的路线图去逐步实现,更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直接把完全私有化作为改革目标,而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解放思想、深化认识进而取得理论和制度创新。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面临解决温饱问题的迫切压力和恢复发展生产力的急切需求,但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存在种种顾虑也争论,“利用论”以其极端务实的姿态尚能在激烈的观点交锋中为非公有制经济暂时提供一个狭小的生存发展空间。尽管从夹缝中起步,但非公有制经济迅速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生产能量,以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向好变化逐步消除着人们的顾虑。伴随进一步解放思想,党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思想迎来了第一次巨大突破,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益补充,“补充论”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在此期间,我们党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践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不断积累最终引致了又一次重大理论和制度突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由“补充”地位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从基本经济制度之外转到制度之内。这是目前为止我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思想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初步建立阶段;在此之后,主要任务已经转化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也决定了在“重要组成部分论”之后的阶段,党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思想的重点由“找基准定位”升级为“促平等发展”,具体呈现为由“同等待遇论”和“同等地位论”构成的先后递进的阶段。
至此,我们基本上系统地描述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化的历史逻辑。然而,更值得强调的是,这一历史逻辑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变迁,特别是“自上而下”式的制度变迁中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使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变迁有着既区别于其他转型国家、更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独特路径。
回到上述历史逻辑中,以非公有制经济所需的法律制度为例,从党的理论突破到法律与政策支持的传递中就能大致说明党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的独特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套法律制度基础,包括对产权的保护、竞争和反垄断法、税法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基础的演化历程显著地区别于西方。回顾西方市场经济演化历史,市场经济制度在西方社会是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所谓“自发的扩展秩序”,同样地,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套稳定的法律体系也需要很长的形成、完善时间。[⑦]而中国在相对很短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发生着激烈的制度变迁,其中就包括法律制度的变迁。在本文第二部分的描述的基础上,不难发现,支撑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基础有着这样一种演化路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突破在前,政策迅速响应理论突破并将其落地,通过较短的实践考验和反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党的理论新成果和具有指导意义的方针上升为国家意志。结合前文具体来看,无论是1982年的《宪法》,抑或是之后1988年、1999年、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修订,都是对之前党在重大会议上取得的重大理论和政策创新予以法律化、制度化。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阶段性的理论突破过程中也逐步建立起了起码的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包括所有制基础和法律制度基础,发挥着制度改革“设计师”的作用。
然而,把党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描述为制度改革的“设计师”显得过于简单,至少无法有效回应所谓的“诺斯悖论”。所谓“诺斯悖论”,通常是指在由政府发起并主导的制度变迁中,如果制度创新对原有的政治秩序构成威胁,权利主体就有可能继续维持原来的低效率制度,尽管制度创新能为社会带来显著的福利改善,但政府本身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进程中越来越可能成为改革的对象,在政府更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下,“诺斯悖论”便很容易发生。[⑧]回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题上来,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化改革的所有制基础,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基础,在党的政治秩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的趋势是非公有制经济无论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是微观效率上均超过公有制经济,那么,为什么作为改革主体的党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显示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力促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而不是为了保公有制经济而采取限制或压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有制理论,都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持否定态度,因此两大理论传统无法直接给予回答。于是,本文在接下来将通过分析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理论逻辑,来尝试回应这一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理论逻辑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理论逻辑的分析,首先要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既有改革理论和实践中的坐标,进而揭示其本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是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大二公”的传统所有制结构。经过曲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⑨]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相互统一的过程。[⑩]这其中包括了两大类问题,一是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调整。这两方面问题统一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过程,前者发挥着更基础性的作用。进一步,可以将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去解析,一是公有制经济不断寻求适应市场机制扩展的实现形式,二是在公有制经济之外,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断获取更大的制度空间。因此,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理论解释要从这些基本问题出发。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起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通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历程和各类转轨经济理论的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演进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因此,一个社会的所有制性质不是单纯人为主管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历史地看,改革开放前我国计划经济所遭遇的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脱离生产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追求建立“理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但现实是我国距离成熟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的差距还很大,生产的社会化水平还很低。此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在它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亡的。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便印证了这一观点。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党或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必然性。党将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必然性上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既源于对计划经济时代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也是改变普遍落后且发展极不均衡的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而努力选择最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原理而形成的实践中的指导思想。[11]在改革初期,我们需要一种相较于传统公有制更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更具活力和生产效率的生产关系,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由此获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并因其显现出释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而逐步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坚定地成为调整所有制结构的首要标准。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显示出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双轨制特征和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辩证统一。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对立统一的。“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同等待遇论”和“同等地位论”都显示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半。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也赋予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双轨制特征。所有制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单一公有制下无法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多元所有制提供制度基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起点是单一的传统公有制,要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要进行所有制结构的改造,这也是经济转轨国家共同面临的改革难题。不同于一些国家基于“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选择了激进的私有化,中国选择了更加务实可行的“双轨制”过渡。这一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双轨制,也具有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辩证统一的特征。首先在传统公有制(存量)之外,引入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增量),不断放宽市场准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总量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做大蛋糕”使从微观主体到国家的物质条件都得到了巨大改善,便开始逐步改革传统公有制经济,不断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不断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进而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学者提出,这种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双轨制”特征使整体经济改革趋向“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12]回望改革,我们认为所有制结构的双轨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改革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于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过程之中。引入、培育市场机制对于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有基本要求,但所有制结构并非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从本文第二部分的系统梳理中就能发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很好地把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使经济改革既没有片面强调市场化而弱化所有制改革,也没有走上“华盛顿共识”以全面私有化来进行市场化的路子。既提供了市场机制运行所需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产权的制度基础,又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所有制根本性质的规定。具体来看,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利用论”和“补充论”阶段,我们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仍处于争论和探索之中,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逐步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论”阶段,我们处于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到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为了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我们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等待遇论”,以健全市场竞争秩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此相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同等地位论”的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各个方面真正享有平等、公正的市场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基本经济制度又保证了党在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改革中能够尽量不受所谓“诺斯悖论”的影响。因为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更大的制度空间,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秩序,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进而为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供更强大的物质基础。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虽然在市场竞争层面存在对立因素,但统一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任何一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都是以整体经济效率和福利的提高为最高目标的。并且,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两者在产业链上的竞争合作关系已十分密切,公平市场环境下的竞争效应和合作效应都能促进双方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同等地位”能够促进市场环境朝着平等公正方向完善,进而有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非公有制资本还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帮助公有制资本做大做强,实现共赢。
四、结语
从建国伊始到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非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围绕“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困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非公有制经济从艰难起步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在所有制理论和政策实践上不断创新突破的曲折过程。
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历史过程,将其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并概括了每个阶段所取得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一演进历程进行理论考察和概括,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呈现出一个“发展需求——理论突破——法律与政策支持——成长壮大——新的发展需求——新的理论突破——新的法律与政策支持”理论与实践相互驱动、循环往复、向前迭代,进而达到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的历史逻辑,并分析了党的理论创新在制度变迁中作用。进一步,在上述基本轨迹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尝试概括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理论逻辑,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显示出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双轨制特征的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辩证统一,演进于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过程之中。
综上,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与既有的理论传统和其他转轨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在与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市场化进程有关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科技创新以及培育企业家精神的主力军,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素材。当然,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仍处于向前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仍是一个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重大制度命题。
历史滚滚向前,实践永无止境,改革仍需深化。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必将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新的历史要求,产生新的改革需求,进而推动新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理念、要素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皆发生了系统性变化。对于非公有制企业而言,要有充分认识到内外部环境的系统性变化,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水平,主动适应新时代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对于改革的领导者而言,要继续推动改革攻坚,切实保证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待遇,特别要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对非公有制经济“同等地位”的诸多新要求,减少不公正竞争和企业负担。近期,美国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攻击中国贸易、产业政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此背景下,落实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等待遇”、“同等地位”理论,无论是对于稳定国内经济还是应对外部压力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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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3-48页。
[②]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3-48页。
[③] 虽然文件并未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内涵进行阐述,但这一论断为之后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中共中央十二大报告中再次写进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的提法,并指出其特征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进行了更丰富的阐释,特别是指出了这一个概念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即“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④] 第一,尽管“多种所有制”首次出现于1986年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规划的报告》中,但首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会报告中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第二,于光远同志对从“多种经济形式”到“多种所有制形式”再到“多种经济成分”的渐进式概念使用做了详细具体的分析,详见:于光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载于《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第5卷),第268-272页。
[⑤] 2005年发布的“非公经济36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的三点“有利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新36条”进一步提出了四点“有利于”:“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稳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⑥] 有研究分析了“新36条”与“非公经济36”中“鼓励”一词的词频差异,前者出现61次,远超后者的31次,认为这一变化显著地反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促进民间投资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参见余慧倩:“新36条”的五大要义及四点启示,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7月13日,第5版。
[⑦]Clark, Charles M. A. "Spontaneous Order versus Instituted Process: The Market as Cause and E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7.2(1993):373-385.
[⑧]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3-48页。
[⑨]张宇: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第4-16页。
[⑩]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3-48页。
[11]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第5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196页。
[12]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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