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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政治经

时间:2019-05-15 00:19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14卷 作者:张雪琴 点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待并呼唤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促进相关理论观点在政策话语中的传播,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上海市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在上海召开。下面从“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四个方面对本次论坛的相应学术观点加以综述。
 

一、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就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彰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厚实的实践经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清其中的脉络、阐明其中的道理,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研究、新阐释、新发展,书写崭新的政治经济学,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树立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引领和学术支撑,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南京大学洪银兴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要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应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视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话语体系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所创新的经济理论,最为突出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军事科学院卢周来认为要向世界提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必须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特性,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及市场经济形态共同构成了这一历史特性的三个基本要素。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将上述三者统一起来,形成融合三种传统优势、包容性很强的经济理论,实现自由与控制、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公有与非公有的有机结合,化零和博弈为美美与共。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妥善处理坚持与发展的辩证法,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提出既要做到“在坚持中发展”,又要做到在“发展中坚持”。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抑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当今时代,我们面临很多新问题,诸如价值转形、联合生产、经济效率、资源配置等问题都必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处理要求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和出发点,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特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做出真正的理论创新,北京大学姚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面临的最大问题出发,提出中国经济学要具备设定议题的能力,不惟代表国际学术界主导性力量的美国学术界马首是瞻不唯国际学术界主导性力量的美国学术界马首是瞻。在姚洋看来,议题的设定需要遵循两大原则:第一,要做有问题导向的研究,紧扣时代脉搏,凸显中国特色;第二,要做对学科发展有益的问题,并能在国际上进行对话且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者应把中国问题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敢于直面时代之问,复旦大学史正富指出,在西方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对货币、资产、物价以及国民收入决定及增长等问题缺乏与时俱进的深入分析,无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典型代表的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我们对由由于金融变性和经济的虚拟化所导致的经济结构的二元分裂做出深入分析,并思考由现代工业部门和非生产性的金融交易部门所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货币金融等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必须直面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硬性问题,用政治经济学来分析时代之问,深入理解诸如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政策背后的学理意涵,在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反应中国经验的宏观政治经济学。

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四十年的光辉历程,总结中国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并对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反思和改进,有利于在新时代继续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经济学理论创新又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南京大学洪银兴提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突破主要表现为如下八个方面:(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进入新时代理论;(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所有制结构理论;(4)产权理论;(5)要素分配理论;(6)经济运行理论;(7)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8)新发展理念等。新问题推出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多彩谱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简单复制经典,更重要的是实现理论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只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创新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无论就纵向历史比较还是横向世界范围比较而言,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奇迹都是令世人瞩目的,回首来路,方能瞩目当下,展望未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卢荻提出必须有远比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更全面、更细致的认识框架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从而恰当评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建树和不足。因此,理解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演化逻辑至关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政治经济变革路径不得不在世界范围的强制性和寻求自主发展这两股力量之间寻求耦合点。因此无论是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图谱上呈现的劳动密集型和低工资模式同资本深化和高工资模式的对抗,抑或危机之后金融投机化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之间的对抗,都不过是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客观呈现。以此观之,同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经济金融化相比,中国经济迄今始终以生产性活动为主流导向,这集中表现在生产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上,而这种增长又是以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结构条件为基础。显然,中国经济变革的演化路径远比新自由主义更切合经济和社会的需要,中国的改革开放行进在历史的轨道上。
西北大学任保平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因素总结如下:(1)由特殊的工业化道路、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工业化基础、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共同构成的“特殊的增长因素”;(2)由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相互推进所形成的“特殊的增长路径”;(3)由体制动力、内在驱动力、外在推动力以及创新动力结合而成的“特殊的增长动力”;(4)由渐进式改革造就的“特殊的增长机制”;(5)由空间优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区域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所共同构成的“特殊的国情”。四十年改革开放解决了生存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全面发展的问题,加之一些特殊因素形成的推动性力量日趋消退,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后增长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以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作为总体目标。这就需要将提高效率、优化结构和培育新动能作为战略思路。围绕上述目标和思路,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于:(1)培育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建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系;(3)培育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4)提高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供给体系的质量;(5)构建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

 
    改革开放的成就同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与会学者深入探讨的主题之一。
山东大学黄少安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统一假说是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学理依据,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理论创新。以卓炯、孙冶方和顾准为代表的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也需要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不过他们并没有提出和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假说,而侧重于说明中国需要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证实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假说,并对已有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此问题都存在重大理论缺口。
    北京师范大学沈越从文本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剖析了上述问题,他指出,市民、市民经济、市民社会等概念是马克思从古典学者那里借鉴过来表达商品(市场)经济关系的范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市民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概念是苏俄马克思主义把市民经济错误翻译为资产阶级经济后,创造出来的一个替代用语。商品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被误读的市民经济,但商品经济有见物不见人的拜物教特性,市民、市民经济、市民社会这些概念(Bürger)与作为资本所有者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人格化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存在严格界限。在马克思德文原始文献中,市民的经济本性是商品所有者(市场主体),市民经济就是商品(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是指建立在商品(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把市民误为资产阶级,不单纯是翻译问题,而是系统性的理论错误,其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消解了马克思极具独创性学术价值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使得人们至今对市民经济和市民社会缺乏正确的历史定位。根据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改革开放赋予了个人交易自由、择业自由、经营自由和迁徙自由,使得市场开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因此,改革开放的核心要旨在于给予个人更多的经济自由,从而解放了劳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中国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带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现代化逐步演进的正确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必然面临如何选择经济制度的问题。南京大学葛扬认为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表明,我们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相结合的角度,立足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根据生产力发展实际,以市场化为取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作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历史性选择。因此,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如何有机统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兼容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梳理党的文件,可以发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实际上就是把作为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和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置于同一制度框架,以确保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这就说明,(1)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断完善创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体制机制;(3)需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需要完善所有制结构、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还需要在微观企业制度上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这就需要塑造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主体。
    东北财经大学吕炜从财政视角出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逻辑加以梳理,从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财政改革,作为改革成本最终承担者的财政账单以及作为地方经济主体激励来源的财政体制安排这三条线索,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法的关系的背后是生产关系,西南财经大学刘灿从财产权制度入手,探讨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制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她指出,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经济体制演进的角度分析财产权制度的演进及其对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有机互动中探寻财产权制度建构的经济学基础,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统一,东北财经大学庞明川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出发,探讨了二者的实践逻辑。他指出,西方国家经典的宏观调控是通过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总量调控;中国则是既强调总量调控,又强调通过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实现结构性调控,即将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有机结合起来。由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此,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必然会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带来经济总量的扩张。但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因此,当市场的缺陷与矛盾不断积累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或者经济危机时,就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故而,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演进的,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结合的具体方式在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均呈现不同特点。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框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逻辑可以总结为:在总量调控中,应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在结构性调控中,应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在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时,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实践。

四、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就给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与会学者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新时代“三农”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风险与防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发展利益与中美贸易冲突等新时代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东南大学华生以此出发探讨了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从实践上看,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大部分国有资产已经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公有制的主要资产和主要内容。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并不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主要部分。如何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并将国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此,中国经济改革才会迎来全新局面,中国政治经济学才会迎来新天地。针对如何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的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认为由于国有经济的顶层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股份资本的经营权,并且这类顶层机构管理的国有资本规模太大,因此单纯公司制的思路难以达成预期目标,需要有效利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治理结构,以断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指挥链为长期目标,按照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试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其中关键措施在于:(1)试点应当按照国有资本分类管理的原则,依法设立不同类型国有信托基金;(2)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照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明确国有信托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一一对应原则”,以中央和地方两级数十国有信托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形成国有资本管理的顶层架构。
    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作用,云南财经大学龚刚指出,一个企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主要由企业行为所决定,并且其行为目标一定不是追求短期利润,而必须是追求企业的长期利润。目前我国干部培养和选拔制度存在政企不分的情况,这容易造成国有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因此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治理原则,执行政企分开。国有企业董事会由政府部门的出资方委派,企业总裁等高管执行市场化招聘,高管负责企业日常运营,制定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负责聘用和解雇企业高管,审定企业章程和长期发展战略,这样董事长仍为体制内干部,一般同时兼任党委书记,在特殊情况下要求企业执行国家战略,以此种干部体制改革体现国家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的思路。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存在外部性、不确定性等问题,国有企业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1)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2)稳定宏观经济;(3)推进国家战略的实现。   
    2. 新时代“三农”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三农”问题是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这一主题,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温铁军从“1950”“1980”“2010”三个年代发生的中国故事出发,强调了重农固本的重要意义。无论是1949年解放后通过土改提高农民积极性解决通货膨胀,还是20世纪80年代伴随乡镇工业发展起来的城镇化所带动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唯一靠内需拉动的10年增长,以及2010年国家生态文明转型中对农民的依靠,均说明新“三农”工作的重要性。乡村是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载体,构建自主资本化体系实现生态资本深化需要的三板或“在地化”板外融资,需要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用乡村资源化货币吸纳过量增发的货币,扩大乡村物业价值化的增长空间,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如何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四川大学蒋永穆提出首要的问题在于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改革发展成就瞩目,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既适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充分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实际,又有助于解决“三农”发展中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点在于顺应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三农”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有效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在于供给侧。山东大学黄凯南提出,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表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从原来较多运用行政手段推动的“三去一降一补”的1.0版本,转变为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化生产体系”为重点的2.0版本。他根据109个国家68类产品的出口贸易数据,计算出了2000年至2014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相关指标。结果表明,自2008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复杂程度变化不大,说明我国出口产品陷入了多样性、独特性和复杂程度变化较弱的供给结构性刚性困境。此外,对行业数据的研究表明:(1)资本投资效率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资本报酬边际递减的区域;(2)人口红利消失,劳动成本上升过快,劳动生产率上升较慢;(3)存在要素错配;(4)存在风险错配。因此,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供给侧的技术、需求侧的偏好以及对供给和需求产生系统性影响的制度三者的协同演化,以促使经济体向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形态演进。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侧的协同演化与升级是发生在企业、企业间、产业和产业间等多层级和多主体复杂互动和结构变迁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演变过程。因此,需要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足够多的定力和耐心,在发挥政府理性建构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秩序演化和扩展的功能。
    4. 金融风险与防范。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其中“稳金融”被排在第二,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下中国的金融形势进行认真的研判和分析。南京大学范从来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口径,计算了我国的信贷率缺口,他发现在当前这个经济周期,信贷率缺口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剪刀差形态,这说明增长周期和金融周期是相背离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重叠是金融去杠杆引发债务陷阱的重要条件。经济增长周期和金融周期的背离则说明:(1)金融本身的加杠杆是金融体系的自娱自乐,即资金脱实向虚;(2)微观的企业主体出了问题。研究表明,金融周期不是价格周期的原因,价格周期也不是金融周期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价格周期之间的协同性不断提高以后,不应该过多强调货币政策,而应该以产出稳定和价格稳定为主,将价格稳定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是长期性的,应坚持疏通与加大货币放水力度并举,切实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5.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大数据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高度相关。北京大学李玲提出,数据的生产和消费合二为一,集成的数据边际成本为零但边际收益上升,大数据成为财富的重要表现以及组织成本、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都成为这一时代非常鲜明的特征。信息化、智能化这类新生产力革命将会改写经济学理论。中国构建现代经济学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在于重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中最大的优势正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需要我们用现代化的体系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配合智能化、信息化手段,以形成宏观效率优先、国家利益最大化、中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凸显的具有系统协同效应的有机经济体。南开大学刘刚通过调查发现,新的网络空间可以把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映射出来,为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应用提供条件,为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奠定基础,从而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以创造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方式,引发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随着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到来,万物互联将使得数据和计算成为关键性投入要素,实现市场、企业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互补,共同对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充分释放由网络空间发展而生成的数据和计算优势所构成的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体制优势。
    6. 发展利益与中美贸易冲突。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到2018年中期突然升级,发展到贸易战的程度,并有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势。天津师范大学丁为民表示从美国角度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战略目标不在贸易本身,而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发展,阻止中国获得发展利益和可能的领先利益,维护自身的领先利益和垄断利益。故而,中美贸易战并非道路或模式之争,而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国际作用为基础的领先和控制权之争。因此,中国必须为维护其发展利益,反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但是中国的发展绝不是为了争得世界经济的支配权,而是为了突破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生产力或高科技的制约和垄断,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利益的初衷,亦是我们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坚守的“初心”。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源头活水,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彰显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面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和新时代新问题所作出的深入思考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学术-理论话语与政策-制度话语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转化,与会学者的精彩演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经济学人实现此种互动与转化所作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批判性吸收古今中外经济学家们的思想精华,对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与世界整体发展历史及趋势加以充分、深刻、准确的分析与把握。中国经济学人需要从生动、丰富的经验现实中提炼生成新的经济学范畴和概念,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理论体系的建构,进一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与学术-理论话语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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