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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际经济学研究与讨论综述

时间:2019-03-22 18:08来源:《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作者:卫兴华,张满闯 点击:
摘要:2018年,学界对我国国际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本文对我国国际贸易基本情况、“逆全球化”的现象及原因、国际资本流动、对外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扩大开放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对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见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意义等问题的研讨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逆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比较优势;“一带一路”; 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9)02-0121-08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902121
 
一、关于国际贸易基本情况的研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将全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测值下调至3.7%,提出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经济的减速及一些新兴经济体政治风险的显现又引起金融收紧,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对此,安惠侯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将延续“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冲击美国独霸的国际格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上升,必然会改变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美国不甘心其地位下降,推动“美国优先”、挑起贸易摩擦,将破坏世界经济秩序,加重其孤立,中国应沉着应对。[1]张旭东等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总体平稳,贸易摩擦对整体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影响是可控的。中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份额有所扩大,同时外贸依存度下降,内需发挥的作用有所增强,经济发展模式正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中国经济面对种种变局,能够变中取胜。[2]洪俊杰和商辉认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开放型发展,逐渐从世界经济的边缘移向枢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从注重出口到力求进出口平衡,从吸引外资走向双向开放。但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中简单产品占比很高,还存在缺乏国际规则制定权、全球贸易关键环节与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等问题。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掌握核心技术,努力提高经济自主性。[3]刘卫平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主要出口国家内部经济持续失衡,使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极不稳定。发达国家一旦遭遇危机,便会求诸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向中国等顺差国转嫁危机。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当前美国等国家经济疲软,中国面临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给中国产业升级带来巨大压力,全球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导致需求降低及热钱对中国金融系统造成冲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增加了中国的通胀压力。面临挑战,中国要认真考虑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与非洲、中亚等地区国家的国际合作。[4]
二、关于“逆全球化”现象及原因的讨论
2018年,学界对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真实原因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了广泛研讨,并探讨了本轮“逆全球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一)关于中美贸易摩擦与应对的讨论
简新华认为,美国政府挑起和升级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并不是贸易赤字的扩大,而是因为中国威胁到美国的独霸地位,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只是为了给它的贸易摩擦行动一个借口,其真正目的是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对市场进行干预与宏观调控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美国自身也对市场进行干预与调控,它对中国的指责是双重标准。有差别的关税规则是WTO对发展中国家的合理保护,美国不能因为其实力下降就随意修改规则。[5]谢地和张巩回顾了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过程,提出贸易摩擦的根源是生产过剩;驳斥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正常市场干预的指责,指出美国政府本身就对中美的正常贸易加以干预与审查,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要求政府以社会公平为目标,对经济进行调节并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同时,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对解决其国内的生产过剩与就业问题没有帮助。[6]彭波认为,中国多年来就是反倾销、反补贴的最大调查对象。全球贸易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中国。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一个原因是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理论中隐含的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结论。只有从全球价值链理论出发,准确判断一国从外贸获取的真正利益,才能打破贸易保护主义的困扰。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应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增加居民消费,以减少贸易摩擦、推动产业升级、维持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7]余振等认为,全球贸易链的地位和利益的争夺是贸易摩擦的主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和参与度的增大分别对贸易摩擦呈现竞争与融合两种效应。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比例逐渐扩大,两种效应也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有所体现:竞争效应使中美贸易摩擦增多,融合效应使贸易摩擦持续的时间缩短。[8]黄卫平提出,要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当前的中美贸易困境,坚持在WTO框架内与美国谈判。在开放过程中要注意安全,谨防重蹈苏联、日本、阿根廷的覆辙。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依据是被夸大的贸易逆差与过低的标准,但贸易顺差使中国资源向美国流出,换回来的却是“白条”式的美国国债,存在对中国的不利之处。中美贸易摩擦中,金融方面是美国独霸,中国的金融力量尚无法抗衡。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注意双赢。[9]
(二)关于“逆全球化”原因的讨论
佟家栋和刘程分析了历史上的两次“逆全球化”过程,认为人们在全球化中获利悬殊的事实是“逆全球化”的原因,“逆全球化”的力量随着一个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加深。第二轮全球化使资本的利益诉求在全球得到实现,但全球价值链的转移使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贸易保护主义则维护了这些人的利益并得到他们的拥护。美国“逆全球化”的目的是期望建立更能保护其利益的新秩序,而我们正处在第二次“逆全球化”浪潮之中。[10]杨圣明和王茜归纳总结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并用其分析了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将其与全球经济危机相联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悬殊,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利用不同的贸易政策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逆全球化”无法解决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只有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新秩序才是正确的选择。[11]栾文莲认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造成贫富分化与失业,培育了“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大部分红利被少数跨国垄断金融资本获取,代价却由中下阶层承受,不公平的分配格局造成当下的反全球化潮流。“逆全球化”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自身危机的反映,它削弱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显示出资本主义道路衰退的历史必然性。只有建立新型全球化才能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衡问题。[12]周强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但伴随着全球化,不同群体间获益悬殊等问题可能引发全球化本身的危机。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广大劳动者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是欧美各国反全球化力量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13]
三、关于国际资本流动效应的讨论
对于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正常投资性资本流动,大多数学者持支持意见,认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一)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讨论
屠光绍认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以吸引外国投资和出口低端商品为主,较少出口中高端产品及参与服务贸易。现在中国出口产品中的中高端产品逐渐增多;吸引外资手段由提供“超国民待遇”转为改善营商环境;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但目前中国对外投资还存在低端重复等问题。应从明确战略定位、完善管理机制与探索有效方法三个方面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良性互动。以实体经济、对外投资与金融服务联动结合,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升对外投资质量。[14]张二震和戴翔认为,外资对我国产业升级与融入全球价值链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要素价格上涨而创新动力还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纷纷出台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我国自2012年起出现资本净流出。面对新情况,需要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加大创新力度,培育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15]李磊等研究了一国接受国外投资与其对外投资的关系,认为中国应继续坚持“引进来”,向外资学习与合作。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保护国家利益,促进双向开放与经济发展。[16]李瑞琴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企业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与企业上下游关联程度有关。从出口企业贸易方式看,纯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受影响较低,其他类型企业受影响较高;从所有制结构看,与国内市场关联较弱的国企受影响较小,非国有下游企业受影响较大;从行业角度看,上游服务业外资会显著提升下游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而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反而可能降低下游企业的出口质量。因此,增大服务业开放程度,同时防范金融及信息领域的风险、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17]冼国明和明秀南研究了企业跨国并购与创新的关系,认为企业海外并购之初确实增加了创新,但该效应呈逐年递减趋势。以申请专利类型衡量,发明专利和授权提升较高,而设计专利改变不明显。海外并购的效应也与参与并购的公司管理水平、母公司与标的公司所在行业等因素相关。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并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要更加积极地“走出去”,提高自身管理水平,获取更大利益。[18]
(二)金融开放的同时要注意防控金融风险的问题探讨
管涛认为,从2008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国际资本进出我国的状况可分几个阶段,其中2008年初到2013年底,国际资本大体上呈净流入状态,2014年到2017年则大体上呈净流出状态。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对我国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困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逐渐接受对资本流动的必要管理。防范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关键在于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这就要求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调整。我国不能放任国际资本流动不加管理,但要提升管理的艺术和技巧,防止管理手段的随意使用。[19]赵波和陆晓岚认为,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更加频繁。国际社会对资本流动的监管态度也发生转变,认同必要的资本管理,各国均积极加强监管及与国际监管的合作。我国应重点监控短期的投机性套利活动,关注金融机构的外汇产品及持有外汇头寸的公司和居民的交易活动,严审外汇交易的真实性,打击非法资本转移。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本币也会成为跨境资本流动的形式,因此,应推动本外币跨境流动管理的整合,统一相应的政策法规。[20]严海波认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以来,发达国家投机资本在金融流动缺乏管制的发展中国家快进快出,洗劫其财富,向其转嫁危机,导致发展中国家损失惨重。在金融开放方面,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金融开放式保护主义”,有选择地开放金融,防止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坚持“适度开放”与“有效保护”结合,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坚持平等、对等原则,在开放中也要重视经济安全。[21]何国华和李洁认为,对一国货币的升值预期会降低实际利率、提升金融资产价格、增加基金部门道德风险,并最终使实体部门贷款利率上升。金融风险提高到一定水平时,本币的升值预期反而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出。为防止信息不对称风险,当局应增大宏观经济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引导,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机制,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22]何诚颖等关注外资在人民币市场上利率套息、套汇交易及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认为我国资本市场上长期存在套息交易,2011年、2015年第三季度都发生过外资做空人民币、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事例。随着我国开放资本账户,资本市场的金融监管不足问题会给金融投机留有空间。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投机资金规模巨大且行动迅速,极大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稳定。因此,要权衡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的时序问题,注意防范投机交易破坏实体经济与金融稳定。[23]
四、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转型升级关系的讨论
苏丹妮等针对中国企业出口集中在产业链低端、依靠低价格竞争的现状,提出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避免过度依赖国际产业网络导致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状况。这需要政府对企业进行引导,鼓励创新,改变单个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劣势地位。[24]许和连等认为,服务外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但也要防止被固化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危险。一国在外包服务网络中与其他节点联系越强,越有利于其提高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作为承接方,接受发包国企业的指导、技术扩散效应等都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服务质量及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25]诸竹君等认为,一国相对容易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工艺创新升级与产品创新升级,但在功能创新升级和链条升级上常常遭到发达国家限制,从而被“锁定”在低端环节。中间品进口质量的提升有助于自主创新与产品出口的质量提升。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等均有助于中国产业升级与创新及提升出口质量。[26]尚会永认为,一个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这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关,因为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受其上游供应企业的深刻影响,而下游需求的提升则会促使企业提高其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以汽车行业为例,由于外资掌握着完整的产业链,虽然随着这些外企投资,有很多零部件生产链迁入我国,但本土企业无法融入其中,因而也就无法显著提高本土汽车的工艺水平。[27]
五、关于扩大开放与经济安全关系的讨论
学界普遍认为,在扩大开放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对我国经济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安全重点在核心技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稳定及抵抗国际垄断控制的能力等方面,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分析了我国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及保障经济安全的措施。如,孔庆江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应是一国经济能够免于或成功抵抗各种冲击而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是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保障的。经济安全不能建立在封闭或绝对控制的基础上,真正的安全取决于经济细胞即企业的活力,因此,应该积极参与竞争,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国家经济安全首先取决于该经济自身的可持续性。[28]江涌认为,经济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事关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等核心利益,是不能拿来交换的。要识别重大系统性风险,正确理解当今世界,认识到国有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安全上的作用。“中兴事件”暴露出我国对西方经济的过度依赖;在西方寡头垄断的重要产业如粮食产业,以及大宗商品贸易等奉行“自由贸易”,可能被西方垄断厂商“剪羊毛”;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增大;用水安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被外资掌控也会威胁我国经济安全。更需注意的是,要防止金融等管理部门存在不懂实地调查、只会照搬西方教科书的管理人员。因此,要保证经济安全,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不能放弃经济主权,必须守住底线。[29]王永春和王秀东认为,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粮食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主粮进口率很高。为保证粮食安全,我国开始加大国际合作力度,但由于一些企业对其在国际上承租土地的掠夺性开发,影响了我国农企的整体声誉,对此后我国农企“走出去”造成阻碍。应树立良好的对外投资形象,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30]江若尘和陈宏军认为,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一方面对增加就业、优化产业结构与提高竞争力有着正向作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垄断,甚至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跨国公司垄断不仅会攫取高额利润,而且会通过对上下游的控制、知识产权垄断、技术壁垒及信息控制等手段,阻碍我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应完善反垄断机制,培育本土跨国企业,构建自主的价值链,以减轻垄断跨国公司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威胁。[31]丁德臣分析了美元指数上升和下降的不同阶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认为美元走势背后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手段,提醒我们不能仅仅把其看作经济问题。美国此次为了美元走强,必然利用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等手段来打击中国经济。中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亚投行发展及“一带一路”建设等,以此加强金融安全,消除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努力争取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增强经济风险的抵抗力,进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32]董小君认为,扩大金融开放有利于金融资源更高效地配置,增强我国金融业竞争力,并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但金融开放的扩大会冲击我国金融企业的业务,增大国际金融风险对国内的冲击。金融开放的后果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控制力,只有在开放的同时注重安全,才能在保证公平投资环境的同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实行有效的安全审查、建立灵活的负面清单制度、注意开放的“对等权”的利用等举措,有利于保障我国金融的稳定性。[33]
六、是否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争论
在一国是否应当依据比较优势发展贸易的问题上,长期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落后国家单纯依靠比较优势发展贸易有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因此,落后国家需要扶植战略性产业,且采用生产资料优先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另一种则认为,一国的发展要以比较优势为依据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这样才能获得最大利益。对于相关争论,吴杨伟和王胜认为,一些学者提出在贸易中要追求的“竞争优势”,实质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在基于价格与质量的计算中,一个产品具有相对价格优势也就有了竞争优势,而二者都取决于需求。当汇率、关税等条件变化时,两者是同时改变的,所以如果将产品质量与要素的利用因素纳入考虑,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是一致的。而注重要素禀赋的“H-O模型”忽视了要素的效率及其他差异,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的倒退。正确理解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概念,有利于重视要素效率,在禀赋不足的要素方面培育优势,以此真正提升贸易竞争力。[34]邓宏图等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国家在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并面临外部封锁和威胁的条件下实施的,有其必要性。重工业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重工业发展不足会影响社会总产出,而一旦跨过初期的发展门槛,优先发展重工业会降低总产出,这时就要转向比较优势战略。[35]高冠中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庸俗成分,马克思曾批评过该理论。潜在比较优势理论把资源禀赋大致相同的收入较高的国家作为追赶标杆,却无法精确评估资源禀赋结构,也不能给出禀赋相似国家的生产多样性的原因,因而不具有普遍性。潜在比较优势理论虽有科学成分,但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36]鲁品越认为,我国对外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是源于西方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我国自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错误战略设计。如果一味按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有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要避免这个陷阱,就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关系分析为基础。不能仅仅把国际收支作为对外贸易的目标,更要注重培育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与抵御风险的能力。对外开放效率在深层次上是由国际市场权力结构决定的,而这种权力结构又取决于三大因素:科学技术垄断权、国际市场控制权、国际金融霸权。单单依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生产,一旦国际市场发生波动,就容易陷入贫困。我国在对外开放时,不能依据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来决策,而应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从全局出发,培育自己的竞争力,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37]在贸易理论方面,程恩富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其中的知识产权优势是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他认为,西方的竞争优势理论过于笼统,而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则强调了技术和品牌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不仅要在技术上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且在低端制造部门也要建立起具有影响力的民族品牌。知识产权优势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只有掌握了技术与品牌,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并增强经济安全保障。[38]易先忠和高凌云从本土需求与产品升级的角度出发,提出离开本土需求的产业内分工难以成为增长引擎。不考虑本土需求,单纯讲依据比较优势、参加产品内分工的战略,会使企业失去成长性与产品升级动力。[39]
七、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和实施的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有5年。5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携手合作,启动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建设,成立了“一带一路”相关合作组织,举行了数次相关会议。学界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我国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有益探索。如,姜少敏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尊重多元、求同存异、普惠均衡、互惠互利、同舟共济、重视创新的发展理念。自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合作等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产能合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内外部的困难与挑战,需要中国加强与传统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同时拓展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在开放过程中,要注重调查,做到知己知彼。[40]杨志和秦臻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新发展理念的时代命题之一是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狭隘的如何争夺霸权和维护少数国家利益的问题。“一带一路”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是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建立平等国际关系,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的好的开端。[41]马艳和李俊认为,解决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与冲突,其根本在于如何“逆不平等性”而不是“逆全球化”。“一带一路”通过帮助弱小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其经济发展,合作共赢而非通过掠夺弱小国家获利,是“逆不平等性”理念的贯彻。在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理念上要强化“逆不平等性”意识,战略上要更加明确“逆不平等性”的宗旨,政策上要注重“逆不平等性”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的目标。[42]李向阳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合作机制,它具有区域公共产品性质,这是其为国际社会认同的基础。决定“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做到协调长短期目标、协调给予与获取、协调微观与宏观层面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不能为小利而放弃大义,同时注意保证各方利益,才能使各方关系健康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为导向,能够包容不同类型的合作机制,更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43]门洪华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动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行动,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重塑、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地位的重大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上也面临一些质疑: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不能接受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个别沿线国家也担忧“一带一路”建设会加深其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的构建,把握规则的制定权,寻求对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认同。[44]
八、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意义的研究
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本届进博会分为企业商业展、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和同步召开的虹桥国际经贸论坛三部分,共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及3617家企业参展,其中含有220多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学者们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进口国与消费国,进口与消费规模在持续扩大,预计未来五年,中国进口规模将超过10万亿美元。白明认为,扩大进口是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在全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进出口均衡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扩大进口让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优势,也是其他国家难得的机遇,能够促进各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其意义不亚于发展出口。进博会的成交额或许不大,但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进博会也有特殊意义。应利用这次进博会,切实解决我国在贸易方面的诸多问题,挖掘新思路。同时,也要注意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机会。[45]李拯认为,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泛起的状况下,成功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展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国际舆论也形容进博会为世界各国的“绝佳机遇”。世界经济不能倒退到孤立状态,随着全球分工的深化,分工扩展到“产品内”,全球经济已经形成一个整体。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几个市场之一,扩大进口是各国的难得机遇,利于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也利于各国人民借助中国的快速发展而实现其自身的发展。中国将为世界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46]盛玉雷认为,对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表面上是巨大的市场规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家层面看,进博会的意义不仅是提供一个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或扩大对华出口的机会,而且是国家间合作发展、实现优势互补的一个包容合作的平台。[47]孟亮认为,进博会是首个为扩大进口举办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的举办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稳定进出口平衡,有利于各国政、商、产、学、研的多边经贸交流,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对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大创新。进博会对中国的进出口平衡、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人民币国际化都有促进作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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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张满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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