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学界动态 >

2017年理论经济学若干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时间:2018-04-17 22:32来源:《经济纵横》 作者:卫兴华,田超伟 点击: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8年第2期)
2017年理论经济学若干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卫兴华,田超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会议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另外,时值《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学界展开了对《资本论》新的研究与探讨。本文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六个理论经济学热点问题整理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主要观点。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8)02-0119-10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802119
 
引言
2017年10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五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随着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是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的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做出进一步阐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同时,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推进经济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安排:第一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经济理论界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广泛学习、研究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促进深入学习和研究党的十九大新经济思想,开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讲堂”,首期于2017年12月16~17日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先后由卫兴华、逄锦聚、顾海良开讲;组织出版十位学者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集,包括刘囯光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卫兴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王立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刘伟的《今天为何需要政治经济学》、张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怎样一门科学》、吴宣恭的《所有制理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洪银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逄锦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顾海良的《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程恩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同时,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2017年学界围绕《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及其当代价值展开热烈讨论。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学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与阐释。如,辛鸣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发生了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不仅表现在落后地区、农村发展不充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而且表现在东部发达地区依然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如高质量的医疗、教育还是稀缺资源。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的“硬需要”,还包括其衍生的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既有的“硬需要”没有消失,并呈现升级态势;新生的“软需要”则表现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对共同富裕,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了相应要求。[1]刘志明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满足这一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体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既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又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还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本身不平衡不充分。此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是进入新时代才出现的,而是在社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情况下凸显出来。[2]李君如认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和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提升;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通过改革发展取得明显进步,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3]冷溶认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做出的,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发生的新变化。就社会需求而言,随着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需要的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原先物质文化的层次和范畴。就社会生产而言,我国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其中,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有发展不足问题。具体表现在:从社会生产力看,我国仍有大量传统、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衡;从城乡区域发展看,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从收入分配看,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且农村还有4000多万人尚未脱贫。[4]逄锦聚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包括两个重要的矛盾方面:一方面,我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相当突出。生产力发展多层次,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供需结构、分配结构、产品结构不协调;生产方式需要转变,国民经济的总体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后发潜力需要进一步发挥。另一方面,由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人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也发生了新变革,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不仅在质和量上都提升到新层次,而且在内涵上大大扩展。[5]陶文昭认为,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不是对过去判断的简单否定,而是将其表述得更精准,是对过去判断的深化和细化。人民仍是需要的主体,但需要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物质需要是基础性需要,在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对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用“发展”替代以前的“社会生产”,体现了新认识、新理念。第一,不平衡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力方面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也指横向比较,如东西部、南北部、各行业间、各部门间、人与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主要指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第二,不充分的发展指发展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的新需要。其中,在经济方面包括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等。[6]张鹏认为,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从两个维度入手:一是我国已实现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文化总体富足,旧的主要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协调发展将向更高的目标进发;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7]卫兴华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渐积累的,经过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反映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发展状况的重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涉及供给和需求双方,需求的内容拓宽了;供给方的能力也达到新水平,同时表现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8]同时,卫兴华对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提出不同解读。他认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首先是相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讲的,是指社会供给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存在供给不能满足提高了的需求的不平衡。因此,不能脱离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去孤立地谈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不宜从生产力落后的角度去解读转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以我国生产力已获得显著发展为前提,而不是以生产力落后,以乡村落后于城市、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为前提。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过去就存在,将来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且现在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趋于缩小。这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进行协调,但不是造成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不平衡的根本原因。[9]
二、《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顾海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引证方法”,深刻阐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基本特征,提出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评价的核心观点。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之际,探讨研究《资本论》的“引证方法”,有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引证方法”蕴含的“科学史”的要旨,对经济思想史方法论的理解和当代建构有着重要影响和深刻启迪。[10]洪银兴提出,《资本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论》建立的系统的经济学范畴,尤其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二是《资本论》对未来社会特征的科学预见和规定,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等;三是《资本论》阐述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等,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的基础部分。[11]吴宣恭认为,《资本论》阐述的所有制理论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认识所有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利于认识所有制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作用,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本质;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探索公有制改革的途径和形式。同时,正确领会《资本论》对股份公司的论述,有利于弄清混合所有制产权关系的特点;领会《资本论》所讲的所有制对分配的决定作用,有利于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将《资本论》的所有制理论作为分析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12]程恩富和段学慧认为,《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关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是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思想包括十三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及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经济计划和按比例发展、共产主义再生产、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共产主义的各种基金、农业和土地制度、分配制度、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教育和人的发展等。[13][14]张旭认为,《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运行和发展及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客观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与历史进步性。《资本论》发表以来的150年里,虽然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仍然适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与新问题。此外,《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同样适用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15]郭飞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过时,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仍然是包括科技劳动者、管理劳动者和直接生产者在内的“总体生产劳动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工人阶级,而且还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我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供了基本思路和理论启迪。[16]卫兴华和田超伟认为,《资本论》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指导。第一,《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或原理,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同样适用;第二,《资本论》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适用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些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也有借鉴意义;第四,《资本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对待《资本论》,既要摒弃肤浅的过时论,又要反对教条主义;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创新、发展,形成新的理论成果。[17]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一)学科的内涵、定位与性质
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新形态;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其根本立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等主要环节及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18]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阶段性的学科定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生产关系上看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从生产力上看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就学科性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又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既提供一种思想教育教材,又为经济决策、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经济理论指导;既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者,又可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基本立场上,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研究对象上,研究一定社会相互作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基本任务上,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经济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和增进人民福祉、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19]张雷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逻辑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鲜明立场,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研究立场与方向,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研究的理论主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多层次”与“具体经济制度多层次”双重维度的研究作为理论主题的完整内容。坚持唯物辩证法,其方法特质是求真务实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系统方法等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20]邱海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充分认识其鲜明的理论特性和巨大的理论创新价值。其鲜明特色在于坚持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并通过国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因此,应把“国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作为逻辑起点。[21]黄华和程承坪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应从以人本为中心、以劳动逻辑为主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础、以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为理念来探寻。[22]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有三个来源: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两种路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范式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经济运行方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有用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二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以这两种方式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会贡献于中国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学家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时代。[23]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
周新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经济关系,又要研究具体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组织经济关系;既要研究基本经济制度,也要研究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所有制问题,要把所有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把经济运行机制如何反映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和要求讲清楚。[24]余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升级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推进其向更高阶段发展;不仅要充分说明改革开放的巨大发展成就,还要指出存在的问题,对改革与发展提供指导意见。[25]黄泰岩认为,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针对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难题,一方面对新发展阶段做出新的战略判断;另一方面,依据新的战略判断提出引领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新政策,形成指导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新理论。将新理论与党的十八大以前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化,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26]卫兴华和田超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于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不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不是从技术层面而是从社会层面研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从三个维度研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一是怎样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怎样改进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诸要素,如怎样推进科技创新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三是生产力的社会层面,如怎样转变发展方式、实践科学发展,怎样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等。[27]
(三)逻辑主线
顾海良认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治国理政理论阐释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主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探讨的全过程。[28]胡钧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目的以人为中心,最大限度满足人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在揭示本质规律而非偏向经济运行方面的研究,其逻辑主线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还批驳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问题的两种流行观点:一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9]逄锦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幸福。[30]张雷声认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应以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为逻辑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31]邵彦敏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围绕共享发展这一范畴,阐明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运行机制等问题,这是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得到继承和发展的表现。共享发展理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整个体系借以形成和展开的核心。[32]
四、关于新发展理念的问题
刘伟认为,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新时代新的历史要求,主要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坚持新发展理念,重在强调发展质量,提升结构高度,构建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33]顾海良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政治经济学的标志性成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和路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要义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将发挥主导和引导作用。[34]白暴力和方凤玲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又为其增添了时代新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生产力系统理论、自然生产力理论、生产力发展理论、生产力价值目标理论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认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注重生产力的协调性、系统性、平衡性、可持续性发展,以全体人民都过上小康生活为生产力价值目标;是依托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优结构的生产力创新发展,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统一起来的生产力发展新理念。[35]杜玉华认为,新发展理念提出的现实基础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素,协调发展是社会要素空间横向关系的平衡状态,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两个基本要素的连续,开放发展是区域横向空间结构关系的内外联动状态,共享发展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关系的融洽状态。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遵循。[36]杨继瑞认为,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则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新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的统一,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现形式的一种新概括,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37]黄茂兴和叶琪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的创新运用,是人类探寻永续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绿色发展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和主色调,为其他发展理念提供了绿色引领和发展导向,通过绿色的传递把五大发展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创新会为绿色发展提供动力,协调会为绿色发展提供方法和目标,开放会为绿色发展提供更大的视野和机遇,共享是绿色发展的归宿,促进绿色成果转化。绿色发展强调意识主导,以生态文明筑就全民共识;强调系统推进,以顶层设计保障战略实施;强调全程控制,以深化改革助推结构升级;强调技术支撑,以创新驱动构筑发展动力;强调开放合作,以全球行动维护生态安全。[38]刘洋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共享思想来指导当代中国实践。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在共享的制度设计上,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观点改革和完善所有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实现共享发展的根本制度保证。第二,在共享的物质基础上,将大力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人民共创原则统一起来,为实现共享奠定坚实基础。第三,在共享的实现机制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现实策略,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充分发挥政府的再分配作用。[39]王丹和熊晓琳认为,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向的基本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公平、为民、利民和富民等思想的自觉汲取。从共享什么、由谁共享和怎样共享等三个方面对共享做出诠释,从根本目的、依靠力量和实践指向等三个方面对发展做出规定。落实共享发展关键要做好制度安排: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二要完善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三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制度。[40]
五、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方福前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英法古典经济学,不包括否认会出现经济危机的萨伊定律。马克思将供给结构理论系统化,认为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结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产业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问题,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问题。马克思的供给理论可以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需要借鉴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思想资源,更需要马克思经济学供给理论的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供给理论,在此基础上设计一套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症结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41]贾微晓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理论依据应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出发。生产力相关系数的测度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依据标准。应从“需求”的供给和供给的“需求”两个方面的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产业升级,供给侧的“需求”改革实质是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效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有效生产。[42]张俊山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现实依据,实质是在新形势下再造我国社会再生产体系。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单个企业到社会总资本,全面、具体地分析了社会再生产体系更新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物质技术规律、社会生产关系。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去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系统地理解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及其性质、地位,科学把握改革的具体任务及长远目标。[43]刘伟和蔡志洲认为,控制和缓解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失衡,从总供给侧入手更具根本性;总供给本质上是国民经济中新创造的增加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面对的是国民收入及分配问题。并且供给侧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特别是分配差距过大,必然导致需求疲软和供求失衡。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环节是完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结构和分配关系。深入阐述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产生的影响,可以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收入分配方面的基础理论支撑。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变化具有基础性影响。[44]谢春玲和费利群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期失衡的需求结构导致的,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错位的政府职能等,是造成需求结构失衡的体制因素。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率,矫正失衡的需求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需求结构改革的共同指向,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深化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在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关系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收入体系的重构。[45]冯俏彬和贾康认为,基于长周期视野与要素运动的理论模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可具体化为“三去一降一补”;第二步是深化劳动力、资本、土地与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制度等五大要素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第三步是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发展新经济以优化要素配置,这是衡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46]陈建华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与市场角色和职能重新定位与良性互动。一方面,应当简政放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破除行政性垄断,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制度改革促进有效竞争,规范资本集中,抑制市场性垄断,激发市场活力。[47]
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
刘伟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难题。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传统理解都否认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中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关于二者结合的实践及理论探索均以放弃公有制而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根本特征,在于始终坚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和制度的科学性,但仍需直面问题,继续探索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问题。[48]陈鹏认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运行模式。这种运行模式是将公有制与资本运行模式相结合的过渡性生产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私有资本运行机制的扬弃。两种运行机制虽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在控制资本的方式与主体、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及价值实现和分配方式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运行模式体现了马克思的“劳动者联合体”的本质思想,具有比资本主义私有资本运行机制更合理的生产目的,更有条件实现社会分配正义和整体经济平衡。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运行模式要实现公有制整体统筹与资本运行效率优势的结合,创新完善具体制度设计,以形成有利于实现劳动主导资本的制度性整体。[49]荣兆梓认为,当代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市场经济、资本关系同时存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既不能绕过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超越资本关系。资本既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公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把强大的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相结合,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公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资本主义桎梏、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保障。[50]余斌和师新华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原因是当时缺乏对生产力本性的认识,没有掌握它的活动、方向和作用,不知如何有效地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总结三十多年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五大原则: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原则;二是壮大国有企业原则;三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配原则;四是国有企业全面竞争原则;五是政企分开原则。[51]
(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简新华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过剩经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供求基本平衡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是合理、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和克服“政府失灵”。[52]林光彬认为,市场上交易或行为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是这些交易主体在配置资源。政府始终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最大行为主体。政府不仅为市场立法、规制市场、维护市场秩序,而且直接建立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由于市场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资源配置中行为的短期化、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易导致经济整体的无序,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通过法律法规等强制力与伦理道德来规范、限制、约束组织与个人等市场主体。所谓“看不见的手”只有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才能起到新古典理论得出的作用。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为市场经济的运行设置了准入条件、运行规程、活动范围及利益分享底线等。[53]沈尤佳提出,计划与市场是互补而非矛盾的关系。市场是计划的工具,具有严格界定的优先性范围;计划是高效市场的前提,以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改善为目标。社会主义需要的改革是创造高效且定义明确的计划机构,并给予自治以新的激励。[54]蔡万焕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是国家与资本、劳动的关系。因此,应跳出当前仅从经济运行层面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话语体系,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与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现阶段要充分利用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国家要驾驭资本,遏制过度市场化倾向,对资本的发展空间进行管制。[55]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辛鸣.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N].人民日报,2017-11-03.
[2]刘志明.把握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N].人民日报,2017-11-09.
[3]李君如.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意义[N].人民日报,2017-11-16.
[4]冷溶.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N].人民日报,2017-11-27.
[5]逄锦聚.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J].经济研究,2017(11):20-22.
[6]陶文昭.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6):19-22.
[7]张鹏.从两个维度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J].红旗文稿,2017(21):39.
[8]卫兴华.正确看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N].人民日报,2017-11-16.
[9]卫兴华.准确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N].人民日报,2018-01-11.
[10]顾海良.《资本论》的“引证方法”及其经济思想的“科学史”意义[J].教学与研究,2017(4):5-12.
[11]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3):15-18.
[12]吴宣恭.《资本论》的所有制理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指导意义[J].经济学家,2017(11):5-13.
[13]程恩富,段学慧.《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J].经济纵横,2017(4):1-15.
[14]程恩富,段学慧.《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下)[J].经济纵横,2017(5):1-13.
[15]张旭.《资本论》的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46-51.
[16]郭飞.试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当代价值——兼论剩余价值理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J].教学与研究,2017(8):28-39.
[17]卫兴华,田超伟.《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7):4-8.
[18]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J].经济研究,2017(5):17-19.
[19]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3):15-18.
[20][31]张雷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5):59-67.
[21]邱海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特性——兼评张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教学与研究,2017(3):5-11.
[22]黄华,程承坪.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7(6):5-13.
[23]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J].经济研究,2017(5):6-10.
[24]周新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点思考[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3):159-173.
[25]余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3):40-41.
[26]黄泰岩.在发展实践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J].经济研究,2017(1):4-12
[27]卫兴华,田超伟.论《资本论》生产力理论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4):21-31.
[28]顾海良.治国理政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主题、主导的探索[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1):31-40
[29]胡钧.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3):7-11.
[30]逄锦聚.《资本论》的体系结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3):18-20.
[32]邵彦敏,赫名超,邵彤姣.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2017(8):35-40.
[33]刘伟.坚持新发展理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6):13-18.
[34]顾海良.新发展理念的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意义[J].经济研究,2017(11):15-17.
[35]白暴力,方凤玲.“五大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J].经济纵横,2017(7):1-8.
[36]杜玉华.新发展理念: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以社会结构为分析视角[J].教学与研究,2017(9):5-14.
[37]杨继瑞.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学解析与思考——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视角[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2):27-35.
[38]黄茂兴,叶琪.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兼评环境与发展不相容论[J].经济研究,2017(6):17-30.
[39]刘洋.超越“群享”与“私享”: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教学与研究,2017(7):5-14.
[40]王丹,熊晓琳.论共享发展的实现理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3):50-58.
[41]方福前.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J].中国社会科学,2017(7):49-69.
[42]贾微晓.以生产力为标准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思考[J].经济学家,2017(2):19-25.
[43]张俊山.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当代经济研究,2017(7):29-35.
[44]刘伟,蔡志洲.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经济研究,2017(8):4-16.
[45]谢春玲,费利群.供给结构改革与需求结构改革互动关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7(5):20-25.
[46]冯俏彬,贾康.我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理论模型与实施路径[J].经济学动态,2017(7):35-43.
[47]陈建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6):57-63.
[48]刘伟.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J].中国社会科学,2017(5):23-43.
[49]陈鹏.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运行模式是对资本主义私有资本运行机制的扬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4):44-52.
[50]荣兆梓.生产力、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评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容论[J].经济研究,2017(4):4-16.
[51]余斌,师新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项原则[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3):59-67.
[52]简新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和合理有效机制探索[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8):1-9.
[53]林光彬.重新理解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市场与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J].教学与研究,2017(3):12-21.
[54]沈尤佳.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再思考[J].经济纵横,2017(9):8-14.
[55]蔡万焕.国家、资本与劳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辨析[J].教学与研究,2017(10):13-20.
(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田超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