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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异化: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马克思的发展

时间:2020-05-11 19:04来源:未知 作者:谢超 点击:
 

    青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提出的“社会关系异化”是对《巴黎手稿(第一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的推进。随着马克思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关系异化”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成熟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文章分析了“社会关系异化”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马克思演进的两条逻辑进路:一是从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货币与人相异化”到成熟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二是从青年马克思对“社会关系异化”内容的拓展到成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上述两条不同的演进路径,却蕴含着相同的逻辑,即“中介——两极”关系的颠倒逻辑。只有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介——两极”关系的颠倒逻辑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性。

关键词  社会关系异化  青年马克思  成熟马克思  “中介—两极”逻辑

 

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理论界多将焦点集中于《巴黎手稿(第一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而对《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提出的“社会关系异化”关注较少。对于“劳动异化”理论,不少学者论证了成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张一兵教授则强调了“劳动异化”在《巴黎手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之间的异质性:前者基于先验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后者则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现实的历史反思(张一兵,1999)。而对于“社会关系异化”,不少学者强调了其相对于“劳动异化”的独特性。实际上,“社会关系异化”理论也像“劳动异化”理论那样,在成熟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但鲜有文献探讨了“社会关系异化”理论的发展。日本学者渡边雅男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他将“物象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象化(物化)”以及二者的关系作为分析异化理论基本结构的一种视角,这就涉及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其中,“人格的物象化(物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披上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外衣”,直接同拜物教理论相关。但他只是笼统地探讨了《资本论》对“异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将“社会关系异化”同“劳动异化”区分开(渡边雅男,2018)。下面,笔者主要结合《穆勒评注》、《大纲》和《资本论》三个文本,试图说明“社会关系异化”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马克思的发展过程。

一、“社会关系异化”的提出

受赫斯的影响,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涉及了“社会关系异化”问题。与莱茵报时期纯粹从道德上批判人的逐利行为相比,马克思第一次将货币崇拜现象作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客观现象来探讨(张一兵,1998)。马克思发现,一方面,作为人劳动创造物的货币反过来统治人,人跪倒在货币这个“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面前;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从其内部不断再生产出“犹太人”,即以无限度地追求货币为最高目标的人。马克思将上述现象的根源概括为以“利己主义、金钱至上”为特征的“犹太精神”,并认为犹太人只是“犹太精神”的特殊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2002194)。而且,这些“犹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决定了他们之间相互敌对的关系。但当时的马克思仍囿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异化”逻辑,只能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进行分析,而且,这一分析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道德批判色彩。所以,当时的马克思还无法揭示这种异化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巴黎手稿(第一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劳动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在“异化”视角中的表达,它是一种“自我异化”,具体而言:第一,“劳动异化”中的“人”是基于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具有先验本真状态的“抽象人”,马克思正是使用这样的“人”的尺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实;第二,“劳动异化”理论明显将劳动者看作一个孤立的个体,在此基础上分析劳动者同自己的产品、劳动过程与“类本质”的异化关系。但到了作为异化劳动前三重规定的推论的第四重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开始偏离最初的劳动者“孤立个体”的假设。这就暗示了马克思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而不是从生产过程中孤立个体的角度讨论异化问题(韩立新,2007)。《穆勒评注》标志着马克思从“劳动异化”理论向“社会关系异化”理论的正式转变。“社会关系异化”是指人之间的交往必须依靠外在于人的中介物才能实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韩立新,2014)。这个“物”,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代表价值的货币。“社会关系异化”是资本主义市场交换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异化”视角中的表达(韩立新,2010),它是一种“相互异化”,具体而言:马克思不仅实现了从“孤立个体”向“社会关系”视角的转变,还实现了从人本主义的“抽象人”向作为市场交换主体的“私有者”的转变,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异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对等的私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韩立新,2015)。

后来,马克思将“社会关系异化”理论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货币与人相异化”到成熟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二是从“社会关系异化”内容的进一步拓展到成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下面分别考察这两条路径的发展。

二、从“货币与人相异化”到拜物教理论

货币与人相异化社会关系异化的基本内容,是青年马克思对《论犹太人问题》中货币异化现象的进一步研究的成果。货币与人相异化的内涵不仅包括作为中介的货币的出现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之间的关系的颠倒,还包括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原本由人的劳动创造的、从属于人的中介货币,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己力量,成为了支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真正的上帝(望月清司,200983)。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首先明确了货币的本质不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在于产品相互补充的中介。紧接着,马克思就指出,这一异己的中介才是真正的上帝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中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目的本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00165那么,《穆勒评注》是如何解释货币与人相异化的起源的呢?

在私人所有出现以前,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交往会采取如下的形式:每个人都将其自身的个性与特点对象化在产品中,并换来具有他人个性与特点的产品。此时,每个人都可以确证自己与他人劳动产品中的个性与特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地采取了无中介的直接形式,并形成了一个相互补充的体系。相反,在私有制条件下的交换中,劳动不是为了自身需要,而是为了通过交换而赢利。而且,产品的相互补充只有通过中介货币才能进行。这种交换的结果就是:第一,每个劳动者都感受不到自己的劳动产品是自己个性与特点的表现;第二,每个劳动者也都感受不到当自己的劳动产品被他人消费时,他人对自己个性与特点的确证;第三,每个劳动者也无法感受到他人劳动产品中他人的个性与特点。[1]总之,每个劳动者特有的、在劳动产品中对象化的个性与特点被货币抹平,他们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00165),从而无法感受到与他人的个性与特点的联系。在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中,劳动者逐渐将兴趣从自己的劳动产品本身转移到中介货币上,最终形成了对货币的崇拜,即货币对人的统治。(望月清司,2009256-258)马克思总结道: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性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00176

《穆勒评注》中还指出,货币与人相异化必然会带来货币与私有财产关系的颠倒:原本作为私有财产交换媒介的货币,取得了对其所代表的私有财产的支配地位。最初,作为中介的货币只有在代表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即只有被纳入商品交换体系下,中介货币才有价值。但二者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颠倒。现在,只有代表货币,即能与货币通约的私有财产才有价值(韩立新,2017)。货币与私有财产的这种颠倒关系也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这个中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是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的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因此,凡是人的这种类生产活动的属性,都可以转移给这个中介。因此,这个中介越富有,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中介相脱离的人也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00165

《穆勒评注》之后,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道德批判与人本主义哲学分析,无法真正理解市民社会的秘密,从而无法揭示货币与人相异化的真正根源。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1998412),于是,马克思从哲学与法哲学批判逐渐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分析货币与人相异化:马克思用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社会分工替代了《穆勒评注》中模糊的产品相互补充,并进一步指出强制性的自发(非自愿)分工是异化的根源。强制性的自发分工并非所有个体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一种异己

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5638)。《大纲》对货币与人相异化的考察沿着社会分工的思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1995106)这里的毫不相干的个人,并非相互间不来往的个人,而是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相互依赖但同时又不关心他人个性与特点的独立生产者(望月清司,2009272)。所有具备同自己发生交换的条件的他人,不管他们在其它方面具有怎样相异的特质,对于自己来说都是没有区别的。[2]而且,每个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尽管是自发的结果,但却是他们无法把握的。结果,每个个体必然从属于外在于他们的社会联系。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199595)而且,这种社会联系最终取得了的形式(交换价值或货币的形式):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1995106-107)更重要的是,交换关系越是发展,这个异己的、独立的越是取得一种先验的权力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199599)那么,为什么每个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会取得的形式?对这种社会联系的从属的本质又是什么?《资本论》对此作出了完整的回答。

在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通过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资本论》第1卷,200492),使各私人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是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然而,这种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必然会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也就是说,劳动产品所采取的商品形式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1卷,200489)。这种颠倒关系使得商品具有了神秘的拜物教性质。随着货币与货币关系从商品交换过程中内生地发展出来,交换价值在货币上取得了独立的表现形式,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隐蔽的内部对立转化为商品与货币的明显的外部对立。相应地,商品拜物教也转化为货币拜物教,私人劳动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颠倒为商品同货币之间的关系,每个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取得了更加明显的的形式: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资本论》第1卷,2004113)换句话说,货币中介之所以会异化为支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力量,就在于每个独立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通过货币(交换价值)体系的中介才能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也是各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取得的形式的原因。但是,所有独立的生产者不仅无法控制外在于他们的货币(交换价值)体系,还不得不依附于这一体系,受其支配。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资本论》第1卷,200492)因为只有个别生产者生产的使用价值对他人有用,才能把货币从他人的口袋中吸引出来,他自己的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否则,摔坏的一定是商品占有者(《资本论》第1卷,2004127)。所有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相互并全面依赖的独立生产者,为了避免被摔坏的命运,只能依附于这个外在于他们的货币(交换价值)体系。马克思破除了拜物教的迷雾,揭示了对被物的外观掩盖着的社会联系从属的本质——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而且,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这种颠倒关系下,货币(交换价值)成为对他人劳动的索取权。人们通过支配更多的货币,可以支配更多的社会财富,于是,货币就成为所有人追逐的目标,成为真正的上帝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对人本主义哲学分析方法与异化史观的放弃,但为什么《大纲》与《资本论》中又重新提出了异化问题?张一兵教授指出,在《大纲》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创的物质生产分析的向度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仅仅从客体向度的物质生产出发,还不足以全面彻底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形形色色的颠倒现象。于是,马克思在《大纲》与《资本论》中重拾了基于科学规定的异化逻辑(张一兵,1999)。当然,马克思重拾的异化逻辑也应包括社会关系异化。总之,成熟马克思所否定的并不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异化逻辑,而是异化逻辑的人本主义基础和作为整个理论架构主线的异化逻辑(异化史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逐渐成熟后,马克思开始在物质生产分析的向度上,继续推进了作为分析工具的异化逻辑。表面上看,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减少了异化术语的使用,但实际上是将异化逻辑以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形式表达出来。

货币与人相异化到拜物教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从《穆勒评注》到《大纲》,马克思对于货币与人相异化的解释路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从个体间个性与特点的社会联系的丧失所导致的兴趣转移,到每个个体对外在于他们的社会联系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地,《资本论》通过揭示拜物教的秘密,论证了外在于所有独立生产者的货币(交换价值)体系的支配地位。由此,货币与人相异化最终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科学完整的说明。但无论是青年马克思还是成熟马克思对货币与人相异化的论述,都清晰地表明了与劳动异化相异的社会关系异化的独特逻辑。劳动异化逻辑本质上是生产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颠倒逻辑,而社会关系异化逻辑本质上是中介两极关系的颠倒逻辑(以下简称‘中介两极’逻辑[3]中介两极关系的颠倒即手段目的关系的颠倒:中介最初只是沟通两极的手段(中间环节),但是最后却成为了超越并支配两极的目的本身。货币本来是从商品交换过程中内生出来的、协助商品交换的手段,最后却成为了商品的上帝。而由基于社会分工体系的交换关系形成的、原本只具有中介性质的货币(交换价值)体系,最终也成为了支配所有独立商品生产者的上帝。下文的论述会揭示中介两极逻辑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的重要意义。

三、从“社会关系异化”内容的拓展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

《穆勒评注》在论述完货币与人相异化后,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关系异化的内容。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货币演化的逻辑进路:贵金属货币——纸币——信用业——银行业——银行支配国家。其中,纸币是货币较完善的形态,信用业是货币更完善的形态,而银行业及其对国家的支配则是货币的完成形态(黄志军,2017)。这一过程也是社会关系异化不断深化,并最终完成的过程。下面重点探讨信用业与银行业。

作为货币与人相异化的延续,马克思探讨了信贷(信用业)与人的异化关系。马克思首先批判了信用业中的一种假象,即人与人之间的物的中介又为复归为人的中介,社会关系异化在信用业中被扬弃了。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不是异化的消除,反而是异化的加深。因为在信贷关系中,作为中介的不是非异化的人,而是作为资本与利息的人格化的人。而且,信用业中的这种普遍存在于市民社会中,其道德伦理谱系也成为了全社会的准则。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00169)所以,只有拥有支付能力,才是有道德的。这种道德的货币化的结果就是道德本身的丧失,即道德的非道德化。马克思在论证了信用业同人相异化的性质后,进一步考察了这种异化在社会现实中的四种表现。在这里,笔者要讨论的是最后一种表现:信用业最终在银行业中完成。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在国家中的统治,财产在银行家——国家的国民经济学的阿雷奥帕格——手中的集中,可以称得上是货币的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00170)在信贷关系中,国家的地位与处于信贷关系中的没有本质区别,在公债券的买卖中暴露出国家怎样变成了商人的玩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00170)国民对国家的信任也不再基于带有神圣性质的国家权威,而是基于货币化了的、以国债券形式体现的国家信用(王淑娟、刘敬东,2013)。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现实中银行的支配地位与银行支配国家的现象,但还未能指出其背后的逻辑。

社会关系异化内容的拓展还包括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本和地产彼此的分离,以及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一种资本同另一种资本、一种地产同另一种地产的分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资本同利润、利润同利息以至地产同地租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00176)这表明,社会关系异化的内容开始超出交换领域,而向整个社会再生产领域拓展。[4] 这里也就孕育着马克思后来从社会关系异化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思想的萌芽了。《大纲》与《资本论》最终将中介——两极逻辑运用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异化问题的分析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即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异化。那么,这一异化在《大纲》与《资本论》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先来看《大纲》资本章(第一篇)中的一段文本:

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财富本身,即资产阶级财富,当它表现为中介,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中介时,总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而同两极本身相对立;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

完整的经济表现,虽然本身对两极来说是片面的,但在它设定为中间环节时,总是交换价值……商业资本本身又是生产(产业资本)和流通(消费的公众)之间或者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中介……

在商业本身内部也有同样的情形:批发商作为工厂主和零售商之间,或工厂主和农业家之间,或不同工厂主之间的中介,他也是这样的较高的中项。商品经纪人对批发商来说也是这样。此外,银行对产业家和商人来说;股份公司对简单生产来说也是这样;金融家则是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最高级的中介。

财富本身越是远离直接生产,越是又对两个各自就其本身来看已表现为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中介作用,它就表现得越是明确和广泛。货币从手段变成目的,较高级的中介形式到处都作为资本把较低级的中介形式又表现为劳动,单纯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源泉。例如,拿票据经纪人或银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在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1995293-294

单纯看上面的这段论述,仅仅是马克思在批判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财富的理解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理解。但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的初步勾勒:马克思首先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直接论述了中介两极逻辑本身[5];紧接着,马克思依次列举了一系列表示中介——两极关系的范畴:(1)使用价值资产阶级财富交换价值;(2)产业资本(生产)商业资本消费的公众(流通);(3)工厂主批发商零售商/农业家/工厂主;(4)产业家银行商人;(5)国家金融家资产阶级社会。关系(1)中的资产阶级财富其实就是资本,相对于一般商品经济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资本作为不断追求自身增殖的价值,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关系(2)和(3)涉及作为中介的资本主义商业。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分化出来以后,就取得了产业资本与消费的公众之间的中介地位。在马克思的时代,作为中介的商业资本的支配地位还没有凸显出来,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适宜于商业资本垄断的组织形式发展起来。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相对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往往占据着支配地位,它迫使产业资本接受较低的收益率,从而攫取了大部分的剩余价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零售终端的超级市场,它是众多产业资本和众多消费者之间的中介。[6] 然而,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异化的是金融业中发生的异化现象,即关系(4)和(5)要讨论的问题。代表虚拟资本的金融业的支配地位的确立,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达到了顶点。因为商业资本仍属于实体资本,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能协助价值的生产与实现,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虚拟资本的出现则为资本增殖与实际生产活动的彻底脱离提供了可能性。下面,笔者通过运用中介两极逻辑,来详细分析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是如何揭示资本主义金融业中的异化现象的。

实际上,马克思在论述利息与生息资本时,就初步运用了中介两极逻辑。利息原本是产业资本家在使用货币资本家的闲置资本后支付给后者的补偿。对于单个产业资本家来说,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部分让渡,是一种生产成本,是对总利润的一种扣除。但随着资本主义借贷关系的普遍化,不管是用自有资本,还是用借入资本经营的产业资本家,都会将其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两部分。利息与企业主收入的量的分割转化为质的分割,总利润的这两个部分的相互独立化也确立并维持了产业资本家阶级和货币资本家阶级的对立关系。而马克思的生息资本拜物教理论,最终揭示了利息与企业主收入之间的颠倒关系。由于生息资本在观念上取得了独立于再生产之外的自动增殖、自动长出利息的神秘属性,结果,利息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资本论》第3卷,2004442)这样,原本作为企业主收入的中介(手段)的利息,现在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后面的篇章中,马克思更深入地运用了中介两极逻辑来揭示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中的颠倒现象。

马克思在考察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之前,首先考察了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资本论》第3卷,2004358)。最早的银行就是这种纯粹的货币经营业,它的出现只是为了在技术上对货币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其业务包括货币兑换、货币贮藏与保管、货币收付、差额平衡、往来账登记等。此时,这种纯粹的货币经营业还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与产业与商业资本的具体业务无关。但到了中世纪后期,银行的性质开始偏离纯粹的货币经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社会对闲置货币资本的借贷需求不断增加,从货币保管业务中衍生出的货币借贷业务在银行职能中越来越重要。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现代银行的诞生,也标志着信用从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资本向银行资本的集中。一方面,银行从纯粹的货币经营业逐渐发展为职业的货币贷放者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全社会的货币借出对象也逐渐集中到银行上,银行代表了借入者的集中。结果,全社会分散的借贷资本家的职能集中到银行上,银行就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资本论》第3卷,2004453)然而,仅仅揭示银行货币资本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的性质,还看不出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真正地位。接着,马克思从分析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切入,来分析虚拟资本的虚拟性质。

国债与股票是银行资本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国家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宣布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资本论》第3卷,2004527)而无论持有国债券的债权人如何处置其手中的国债券,都改变不了国债券的虚拟资本性质——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证书。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资本论》第3卷,2004527)因为,国家将借入的钱的绝大部分用于财政支出,而非当作资本使用,所以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国家对国债券支付的利息是来自于国家外部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国债券的交易(表现为利息的支付)造成了国家借入的钱发生增殖的假象。(大卫·哈维,2016252)但是,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资本论》第3卷,2004527)同样,股票也是虚拟资本,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资本论》第3卷,2004531),其价值由预期收入和利率决定(这就决定了虚拟资本的独特的运动过程),与其代表的现实资本价值的波动无关。马克思据此总结道: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资本论》第3卷,2004532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最终深入揭示了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的支配地位。以国债为例,马克思指出: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占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资本论》第3卷,2004540)其实,这里的国家债权人阶级,不是一般的资本家,而是银行家阶级。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是指银行家阶级借钱给国家用于筹措战争军费,而国家以税收权作为抵押。[7] 债务积累表现为资本积累,即国债券(国家战争债务的凭证)可以当作金融产品进行交易,从而使得国家债务被资本化。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信用制度中的颠倒现象?为什么债务积累表现为资本积累可以表明在信用制度中的颠倒现象的完成?当国债券进入交易过程,就成为了虚拟资本的代表。但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能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资本论》第3卷,2004540)也就是说,出售国债券是用现实的货币资本偿付的,这意味着虚拟的生息资本具有了索取现实资本的能力。由此,一个关键的颠倒发生了:掌握虚拟资本的人,可以将其手中的虚拟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种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的支配关系,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信用制度中的颠倒现象。作为虚拟资本的国债券在债权人(银行家阶级)手中的积累,就等于是对现实资本的索取权在他们手中的积累。此即信用制度中颠倒现象的完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的支配会在信用制度的扩张下不断强化。一方面,信用不断地向银行集中;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现实资本,乃至全社会的资本,都被纳入了以银行为中心的信用体系中。结果,作为货币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的、作为恩赐者的银行能够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资本论》第3卷,2004497),乃至全社会的资本,从而获得了对社会劳动与社会财富的支配权: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资本论》第3卷,2004541-542

对于上述过程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举了英格兰银行的例子:1694年,英格兰银行在以8%的利息率向国家放贷后,又以国债券(国家信用)为抵押,发行同样是8%的利息率的银行券(信用货币),即相当于以8%的利息率向社会放贷。然后,英格兰银行再以这些信用货币为担保,制造流通中的货币(铸币),这些铸币被再贷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8] 英格兰银行通过这种国债资本化的逐层运作,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两头通吃,空手套白狼,大发横财。马克思总结道: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资本论》第1卷,2004865

而且,在银行资本之外的各种虚拟资本也会借助信用制度掠夺现实的社会财富。例如,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利用社会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囤积居奇,赚得了现实货币资本。再例如,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资本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是寄生在信用体系上,继续剥夺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资本论》第3卷,2004678

最后,虚拟资本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包括银行家、金融家、放贷者(高利贷)、投机商等在内的少数人手上。这些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匪帮(《资本论》第3卷,2004618),就具有了通过信用制度剥夺劳动者,甚至剥夺中小资本家的能力: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资本论》第3卷,2004498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最初作为货币资本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的、代表虚拟资本的银行,通过手中的国债、股票等虚拟资本的积累,在信用制度扩张的协助下,既实现了对代表现实资本的中小产业与商业资本家的支配,又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的掠夺。这样,原本作为现实资本中介的虚拟资本,最后反过来支配现实资本。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地位的颠倒过程,正是对中介——两极逻辑的运用。由此,青年马克思基于经验观察提出的财产在银行家手中的集中银行在国家中的统治两个命题,通过《资本论》中对虚拟资本支配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最终得到了坚实的回应与论证。同时也可以看出,如果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只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而只有在结合了社会关系异化的视角之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才显示出了其背后的深刻意义。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虚拟资本和以虚拟资本为基础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以及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乃至全社会的强大支配力,早就不是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所能相提并论的了。而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颠倒关系的深化,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异化的深化,只能在更大程度上确证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与中介两极逻辑的深刻性。

四、总结

从《巴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逐步放弃了作为理论架构主线的“异化逻辑”及其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保留了作为分析工具的“异化逻辑”。后来,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进一步将“异化逻辑”的分析工具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工具,马克思得以不断发展《穆勒评注》中提出的“社会关系异化”理论。一方面,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货币与人相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根源,最终在成熟马克思那里通过拜物教理论揭示出来;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基于“社会关系异化”内容拓展而提出的关于银行业支配地位的命题,最终在成熟马克思那里通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的分析得以论证。

对于“社会关系异化”而言,作为分析工具的“异化逻辑”正是贯穿“社会关系异化”发展的全过程的“中介—两极”逻辑。作为分析工具的“中介—两极”逻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仅仅依靠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中介—两极”逻辑的协助,马克思也能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律,但却无法揭示这些规律背后的“颠倒”与“异化”现象。例如,马克思也能分析出虚拟资本的运动规律,但却无法揭示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之间的颠倒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只能是一位优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而如果仅仅有“中介—两极”逻辑,而不将其运用到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的种种“颠倒”与“异化”现象就无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尤其是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得到解释,而只能在纯粹思辨的哲学向度上得到解释。后者只能是一种悬浮在半空中的、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只能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深刻之处,就在于作为分析工具的“中介—两极”逻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从更一般的角度说,即哲学分析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结合。而且,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



[1]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针对特定消费群体的个性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现象大量涌现。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是对“社会关系异化”的消解?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个性化需求中的绝大部分,表面上看是消费者自身个性与特点的体现,但实际上却是资本逻辑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些个性与特点并非人的本真属性,其对应的消费需求也非人的本真需求,而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创造出来的“贪欲”。(参见蔡昱、龚刚:《我们所追寻的自由——从“手段的自由”到“目的的自由”》,《政治经济学报》2015年第1期)《巴黎手稿》中对此有精辟的说明:“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参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1)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列斐伏尔、德波、鲍德里亚、哈维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批判,以及美国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对于“消费者主权”理论的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

[2] 主流经济学家、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为了论证法律对于交易者财产权利的保护在市场交易中的基础性作用,曾举过一个关于果贩的例子:“我和卖水果的人并无私交,也无意了解他的生活。他对我也持同样的态度。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是不是特困户、大富豪或处于两者之间。类似地,他也完全不知道我的经济处境。不过,我们两人能够迅速地完成一次交易。我们都认可它,认为它是‘公平’的……我们能够如此有效地达成交易是因为双方互相承认各自的财产权利。”(参见詹姆斯·布坎南:《自由的界限》,董子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2)但正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与赫伯特·金蒂斯所说的,“如果自利的和匿名的相互作用的市场竞技场不仅减少了对于温情的需要,而且减低情绪本身,又会如何呢?资本主义的交易造就了何种类型的交易者呢……资本主义经济培养何种类型的公民呢?”(参见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69)也就是说,布坎南所举的这个例子,恰恰是对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人的典型特征——“毫不相干的个人”——的确证。实际上,非人格化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3]  “中介—两极”范畴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否定辩证法中的“中项(中介)—两极”范畴。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提到了由一个中项和两个极端构成的三段式推论(个体—特殊—普遍)。其中,中项(第三者)是“把两个极端互相介绍给对方,并且是依次代表每一方向另一方交涉的服务员。”(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70)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将上述推论(质的推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反思的推论(普遍——个体——特殊)和必然的推论(特殊—普遍—个体)。进一步地,黑格尔指出了这三种推论的意义:“但是它们却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意义建立在这样的必然性上面:即每一环节作为概念规定本身都有成为全体并且成为起中介作用的根据的必然性。”(参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65)这样,“推论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既可取得一极端的地位,同样也可取得一个起中介作用的中项的地位”,“每一环节都可以依次取得中项和两极端的地位”。(参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66)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本身就蕴含着中项与两极地位颠倒的规定。然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却通过过度强调中项的调和功能来论证自己保守的政治主张。黑格尔指出,代表国家的“官僚政治”与代表市民社会的“各等级要素”,是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调和二者对立关系的重要中介环节。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诸中介要素并未真正解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问题,因为“真正的极端……不能互为中介……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0)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过度强调中介的调和功能的做法与他的否定辩证法的革命精神相悖。马克思指出:“因此,君王在立法权中必须充当行政权和等级要素的中项。可是,要知道,本来行政权是君王和等级要素的中项,而等级要素又是君王和市民社会的中项啊……在这里,这些极端的荒谬性完全暴露出来了,它们时而起着极端作用,时而起着中项作用……最初被规定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的东西,现在本身成为一个极端,而两个极端中以这个中项为中介而同另一个极端相联系的那个极端,现在(正是因为不同于另一极端)又成了自己的对立极端和这个中项之间的极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9-110)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马克思的上述批判已经蕴含了他后来“中介—两极”颠倒的思想的萌芽。最终,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开始自觉运用这一思想分析市民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4] 很多研究《穆勒评注》的文献用“交往异化”的概念指代“社会关系异化”。笔者认为,就“货币与人相异化”而言,“社会关系异化”与“交往异化”的内涵基本相同,二者可以相互替换。而且,上文对于“社会关系异化”内涵的规定,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赖于货币中介,实质上是“交往异化”的内涵。但在“社会关系异化”的内容拓展后,“社会关系异化”的内涵很明显超出了“交往异化”。

[5]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处脚注中又一次提到了“中介——两极”逻辑:“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了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商人捞取营业中的最大好处;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54

[6] 马克思在考察商业资本的历史时,曾提出过“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属于产业资本”等命题。那么,这是否与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相矛盾?大卫·哈维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商业资本”,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基于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的商业资本,而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盛行的、基于剥夺式积累(如贱买贵卖、欺诈、掠夺等方式)的商业资本,尽管前者在发展中也没有抛弃后者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商业资本原来所主要依靠的剥夺式积累的谋利方式逐渐失去了正当性,它只能被纳入产业资本流通的链条中。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从属”,但这并不妨碍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作为中介的商业资本往往占据着支配地位的现实。(参见[]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谢富胜、李连波等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49159

[7] 银行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涉及真实的欧洲近代史。欧洲近代史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背后是一种同时促进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崛起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战争国债制度”。17世纪后,随着欧洲内部的战争日益频繁,国家仅依靠财政收入难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主动去找银行家借贷以筹措军费,这种借贷通常以银行购买国家发行的国债券的形式进行。这种战争贷款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国家对战争贷款的需求的刚性;另一方面,与银行家关系更为密切的国家,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借到尽可能多的战争贷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在备战上的优势就越明显,在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参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4-105)由此形成了国家对于银行家阶级的依赖关系。更重要的是,银行家集团可以同时贷给交战双方,并以国家税收权为抵押。这样,无论交战双方谁输谁赢,银行家要么能拿到利息,要么能攫取国家的税收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战争国债制度”下,欧洲的银行家阶级逐渐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这一银行家阶级,在中世纪晚期的典型代表就是美第奇家族,在欧洲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典型代表,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参见韩毓海:《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2-23

[8] “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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