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比较经济理论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分析的比较

时间:2019-04-03 08:22来源:《经济纵横》2019年3期 作者:刘凤义,曲佳宝 点击: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然而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理论理解尚不一致。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西方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的分析仅仅反映交换领域关系,抽象掉了社会生产关系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在学理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应该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界展开了大量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但也须看到,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在学理上尚未达成一致。有人在思维方式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求关系分析与西方经济学相联系,这对科学推进相关实践工作将产生不利影响。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上认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易事,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一些深层理论方面的比较,也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话语体系问题,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供求关系的分析方法入手,从三个层面对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的分析方法特点进行比较,旨在揭示两种范式关于供求分析方法认识上的差异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求关系认识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
一、供求关系是市场经济的表象还是实质?
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微观领域还是宏观领域,供求关系都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分别代表“卖者愿意并且能够出售该种物品的数量”和“买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该种物品的数量”,当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这也是西方经济学解释价格形成的基本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很直观,与人们的日常感受很接近,所以容易被人们当作理所当然的定律而接受。供求变化会影响价格,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也可以说是一个规律,但这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浅层次的规律,因为供求决定价格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停留在交换领域认识价格的决定问题。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分析供给时也考虑生产成本。的确如此,但西方经济学考虑的生产成本并不具有决定价格的意义,而是价格形成的参考,因为在均衡价格中,需求方是以效用价值论作为基础的,这样西方经济学的价格决定问题显然不是在生产领域,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价格决定和价格变动两类问题。由于西方经济学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其核心实质是关于个人选择和决策的理论,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会有“机会成本”“消费者剩余”这些与个人选择和决策相关的范畴,而这些范畴都是从国民经济体系出发去揭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分析的消费者、生产者都是孤立的个体,其在分析方法上先分别分析生产者的供给行为和消费者的需求行为,再将二者放于同一个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最终在供求数量上达到相等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从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角度看,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抽象掉了供求关系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不考虑消费者是如何获得“能够购买”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怎样在不同阶层之间进行分配,其获得又与生产者有什么联系;它也不关心消费者的消费对象是什么,消费结构是怎样的,而这种消费对象和消费结构又会对社会再生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更不涉及生产者与消费者除交换关系之外还处于怎样的经济关系之中。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需求问题时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1]供求关系本身是交换领域的现象,反映的只是市场经济中的表层关系,而仅仅停留在供求关系层面去认识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供求关系时,深入到供求背后的经济关系中,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定义,真正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2]因为只要从再生产的角度就可发现,供求之间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并在再生产环节中不断重复。如,两个企业之间相互购买产品,那么供给者同时也是需求者。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3]在市场的供求背后关系,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对二者关系的理解统一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①]
首先,消费者的行为不能单纯通过分析个人消费就能揭示清楚。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收入分配关系又是由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购买能力既涉及生产领域,又涉及分配领域。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消费者也分为不同类型。从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是否直接起作用的角度看,消费者可分为生产性消费者和非生产性消费者,其中生产性消费者是指那些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其收入来源于新创造价值中的工资部分;而非生产性消费者包括为工人和资本家服务的人员、非生产性商业活动人员和剩余价值的瓜分者等,其购买力的获得本质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同时,收入的分配与劳资关系密切相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力量对比直接决定工人与资本家对新创造价值的分配关系,而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关系直接决定社会消费水平。
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只注重有购买力的需求及相应的消费需求量,并不对消费者的阶级结构加以区分;虽然也把收入看作影响消费的变量,但认为收入本身不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把收入分配的决定力量归结为要素贡献,这对劳动者来说就陷入了“宿命论”:一个劳动者的工资高是因为其边际贡献大,工资低是因为其边际贡献小。这种理论完全忽略了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这个大前提。更何况,现代社会任何产品的生产都是联合劳动的结果,要素的边际贡献根本无法测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人收入根本不是什么边际贡献的产物,而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劳动力价值又是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是一个客观依据,以此为基础,工资收入在市场上受劳动力供求、劳资关系力量对比等因素影响。资本家不可能、也做不到在市场上通过测度每个劳动者的边际贡献来确定工资,但生活资料的费用是可测度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消费者的消费与市场上需求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分析供求关系问题时,把客观需要和市场需求做了区分,而这种区分实质是揭示了消费和需求的关系。如,马克思指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商品来说当然是极不相同的”,[4]并把“市场上”和“实际的社会”加上着重号,这一思想具有深刻含义。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我们在认识市场上的需求问题时,应该区分市场需求和实际需要的不同。[5]所谓实际需要是指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真实需要;所谓市场需求是指基于购买力形成的需求。在现实市场经济中,人们购买一些商品的实际需要和市场需求是一致的,比如人们从市场上购买生活日用品,目的就是满足实际需要,这种购买力本身也形成了市场需求;有些商品的实际需要和市场需求则并不一致,住房就是很典型的这类商品。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从使用价值角度看,人们对住房的“实际需要”是有限的,一家有一套住房就足够了;但从价值增殖角度看,人们对住房的“市场需求”则是无限的。假定住房的总供给是100,每个人对住房的需要是1,当价格为A时,每个人对住房的需求也是1,此时社会需要与一定价格水平上的市场需求在数量上是相等的,那么市场需求是由100个人对100套住房的需求构成的,价格A既满足了每个家庭的实际需要,也满足了市场需求。当住房价格上涨为B时,极端的例子是只有1个家庭的购买力是100,而剩余的99个家庭的购买力(即市场需求能力)是0,那么市场需求是由1个家庭对100套住房的需求构成的。此时,“实际需要”与“市场需求”的差别对于不同家庭来说显然是不同的:市场需求能力为100的家庭其差别是99,远大于它的实际需要1,而市场需求能力为0的家庭其差别仅仅是1;但在性质上,前者购买的目的是为了投资或投机,已不是为了满足其实际需要,而后者的实际需要1代表的却是有没有房子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市场表现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也是一种“畸形”的平衡,在消费上则是一种破坏消费比例和结构的“畸形消费”。可见,深刻理解实际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关系,对于理解供求背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者与消费者除交换关系外,在交换关系之前与之后还有其他相互联系的经济关系。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者能够出售多少商品取决于价格。如果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假定同类商品的价格相同,则生产者可以出售任意数量的商品;如果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生产者出售商品的数量则由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决定。无论哪种情况,供求关系似乎都假定了生产者能够出售商品,只讨论均衡数量到底是多少,却没有解释生产者能够出售的原因,而这点恰恰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供求关系的数量分析的前提与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者能够出售商品是以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相适应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由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而能否完成从商品生产到商品价值实现这惊险一跃,其前提是社会总生产的比例协调。进一步的,即使是从满足社会客观需要的角度看,社会总生产比例是合理、协调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会不断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交换之前的生产和分配环节便产生了联系,所以是否能顺利实现消费这一环节,受很多复杂的因素决定。这也说明供求关系在交换领域之外还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供求关系不仅是交换领域的问题,而且是现象甚至是假象,供求背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是问题的实质。
二、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还是调节价格?
理解供求关系要深入到供求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中,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相互作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那么供求与价格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供求决定价格还是调节价格,这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经济学认为供求决定价格,决定机制如前文所述,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得到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这种决定机制反映了市场交换领域中的数量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只是对价格起调节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这也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供求比例并不说明市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变动。”[6]那么供求关系能说明什么呢?“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消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消供求关系的作用的趋势。”[7]
在学理上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重大,它直接关乎我们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本质的认识。用西方经济学供求决定价格原理来认识资源配置问题,本质上就是一种“数量法则”。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只是从市场交换过程中的数量角度,认识市场对资源配置是否合理:供求数量均衡,资源配置就是合理的;相反,供求数量不均衡,资源配置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均衡与否可通过价格是稳定的还是波动的,以及价格波动的方向做出判断。可见,这种“数量法则”抽象掉了数量背后的社会关系、供求结构及市场对生产者的约束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价格背后的价值层次揭示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和机制,显然更为科学和深刻。这种科学性和深刻性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只有价值范畴,而不是价格范畴,才能揭示市场配置资源的本质。市场配置资源的本质是什么?显然不是简单地实现供求平衡、反映供求关系。供求关系是一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供求关系,是因为人们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之所以人们利用市场配置资源,是因为市场能够更好地实现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市场经济本质就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经济形态。人们之间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交换的本质是什么呢?显然是自己生产商品所付出的代价,而这种代价本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当然,这种劳动既包括物化劳动,也包括活劳动。市场交换作为实现物质利益关系的手段,什么情况下能让交换双方最大化实现自己的利益呢?当然是每个生产者生产的商品都正好是社会上需要的。这意味着市场配置资源要真正实现每一位生产者利益最大化,必须遵循一定分工体系下的比例关系。生产者遵循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才能使生产者的商品顺利交换出去,并得到相应的收益。这正是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结果,离开价值范畴,也就难以理解市场配置资源这一本质要求。其二,价值量的决定和变动反映了商品生产者在“生产领域”遵循的规律,而价格往往体现的是“交换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同时供求调节价格,价值的决定和运动规律反映了“质量法则”。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真正被社会认可的价值量不是每个生产者自然意义上花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认可的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具体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是依靠生产资料的质量提高(比如使用新技术、新机器等),另一方面是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如提高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增加对劳动者技能培训等)。正是因为价值量的决定具有这样一种内在机制,会推动生产者想方设法改进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过程客观上推动了商品生产朝着更好质量、更高效率方向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配置资源不是简单遵循“数量法则”,而是遵循“质量法则”,这里的“质量”包括生产者不断提高生产过程的质量及产品本身的质量。“质量法则”是人类社会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遵循。如果市场机制不断做出“逆向选择”,不断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现象,市场经济自身就不会被人们认可,必然被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所淘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供求调节价格但不决定价格,价值决定价格,这是基本观点。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供求也决定价值,其依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第十章阐述关于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的规律时,分析市场价值决定的三种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是如果部门商品总量一部分由较好的条件生产,一部分由较坏的条件生产,且二者持平,则最终商品的市场价值由中等条件下商品的价值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中等价值调节的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等于全部商品个别价值的总和。第二种情况是如果由较坏条件生产的商品构成商品总量中相当大的一个量,那么商品的市场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值不仅高于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而且高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第三种情况是如果由较好条件生产的商品构成商品总量中相当大的一个量,那么商品的市场价值就由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值不仅低于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而且低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从供求关系角度研究商品价值的决定问题,并得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最终落脚于供求决定论。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在这里分析商品价值决定的三种情况,旨在说明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是由部门的具体生产条件决定的。这三种情况不是反映供求决定市场价值,而是说明价值量不一定全部是中等生产条件决定的,价值量具体是由中等、优等还是劣等条件决定,要看具体的生产条件和部门的比例关系决定的社会需要。
那么供求关系在价值理论中起什么作用呢?供求关系不决定价值,而只是在市场价格偏离市场价值时发挥作用。当社会供给等于社会需要时,商品的市场价格等于市场价值;当社会供给小于社会需要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必然高于市场价值,反之亦然。这里供求关系改变的并不是市场价值本身,而是市场价格,供求关系调节的是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供给与需要之间的数量关系决定了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方向,而供给与需要之间的差额决定了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程度,差额越大偏离程度也越大。
三、供求关系是单纯的总量问题还是包含了比例结构问题?
西方经济学供求分析方法遵循的是“数量法则”,并认为个量加总构成了总量,因此,按照这一逻辑,宏观领域的供求分析也只是微观个量的加总问题,个量与总量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差别,自然也就谈不上分析总量背后的结构和比例关系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总需求与总供给衡量了所有市场上所有企业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总量。对供给与需求的数量分析不再针对某一种商品的市场,而是扩展至整个经济社会的总量分析。那么事实上,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否满足了数量上的相等就能实现均衡呢?答案是不一定。总需求与总供给并不像微观经济中供给与需求那样,只要满足数量要求就会有意义。对于整体市场而言,要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实现均衡,不仅要考虑数量问题,还要注重社会总生产的比例关系,因为总需求与总供给衡量的是所有市场上所有企业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总量,这不再是简单的市场扩展和数量加总,其中更涉及整体市场的结构与比例关系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认为总需求由四部分组成: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其中,消费是指家庭除购买新住房之外用于物品与劳务的支出,所以消费活动引起的总需求其实更多是指消费生活资料;投资是指不包括金融投资的用于设备、存货和建筑物等的支出,所以投资活动引起的总需求其实消费的是生产资料;政府购买也称为“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其也是由消费和投资两部分组成,只不过消费和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其中并不包括转移支付),从而政府购买引起的总需求实质上是由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消费构成的,只是形式上的主体是政府;净出口是外国人对我国生产的物品的消费支出减去国内居民对外国物品的消费支出,将这种消费活动、投资活动和政府购买活动扩展至开放经济环境,但本质上净出口引起的总需求仍由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消费构成。这种划分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这仅仅是对经济活动本身的会计学意义上的划分,也就是保证会计恒等式成立。如果从国民经济运行角度看,这种划分就只是现象描述,而不是对规律的揭示,因为消费和投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深刻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微观(个别资本)与宏观(社会总资本)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个别资本运动只需考虑遵循资本运动时间继起性、空间并存性规律,社会总资本运动则必须考虑部门、部类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部门和部类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满足数量相等,还必须满足均衡的比例结构。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运动时,在方法上将社会总资本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分析了第一部类(消费资料生产)内部、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内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过程和交换条件,进而揭示了国民经济中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结构平衡的要求、机制等规律。
马克思揭示的国民经济宏观运行规律,相比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三驾马车”观点更为科学。按照“三驾马车”的观点,投资就是增加总需求,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增加投资就可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区分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投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消费形成的需求应区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且两种消费的性质是不同的。第一部类生产的是生产资料,其内部的相互交换虽也形成市场需求,但本质上增加的是社会供给。在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加大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从表面看也是在增加需求,但实质上则是在增加供给。因此,这种做法不仅不会扩大需求、减少过剩,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生产的相对过剩。
综上,当国民经济失衡时,总需求或总供给总量失衡只是表面问题,其背后是社会生产的比例和结构关系失衡。政策制定者进行调控时,不仅需要看到总量关系,更要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等生产结构和比例关系上进行深度调整,才能真正解决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问题。
四、对认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在供求关系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存在根本性区别。西方经济学把供求关系分析方法作为基本分析方法,且停留在交换领域和市场机制层面,在微观领域无法深入到供求背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相互联系中认识供求问题,在宏观领域则无法从总量和结构的相互作用中认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从总体看,西方经济学在交换领域认识供求关系,遵循的是“数量法则”,即微观数量和宏观数量的平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强调对供求背后经济关系的分析,以及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整体系统中认识国民经济体系和运行规律。从总体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的决定性作用,遵循的是“质量法则”,即微观领域通过创新、宏观领域通过数量和结构有机结合,进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了“质量法则”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供求分析方法所揭示的深刻道理,对于深化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一)认识供给侧不能停留在交换领域的供给数量,而是要深入生产领域的生产端
既然供求关系是表象,甚至可能是假象,我们就不能仅仅就供求本身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里的供给侧指的是生产端,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一个系统,生产在这个系统中既是起点,又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产品质量、调整生产结构、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质量提高、技术创新和进步恰恰都是在生产领域发生的,而不是在市场交换领域发生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领域的竞争不是数量竞争,而是质量竞争。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作用下,生产者都会想方设法通过改进技术和生产工艺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个过程就是“质量法则”。当然,如果市场制度不健全,也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但这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利用市场经济,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完善制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生产端入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构建高质量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
(二)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需求侧
供给和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微观领域如此,在宏观领域也是如此。如果说供给侧在生产端,那么需求侧就是在消费端。从再生产的角度看,消费既是生产的终点,又是再生产的起点。没有消费,生产出来的商品就无法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没有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8]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表明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是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转折时期,人们对于消费的追求不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提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购买外国商品,从日本的马桶盖到美国的iPhone,从澳洲的奶粉到欧洲的奢侈品,中国人的消费甚至占据了重要比重,这说明我国现今面临的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为适应需求的这种变化,必须由无效低端供给转变为有效高端供给。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放弃和忽视需求侧。需求侧管理主要是解决短期的总量不平衡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部类原理,正是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有机统一中,认识和管理国民经济体系。这种方法有利于我们今天自觉探索国民经济部门、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规划中的引导和调控作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
(三)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遵循“质量法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市场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配置资源的内在机制,激励企业设法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供高质量产品,在生产领域对生产技术和工艺等进行创新,以增加企业竞争力。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不是满足实际需要,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质量法则”不会被自觉贯彻,而是通过竞争机制才得以贯彻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这就为我们自觉利用市场经济中的“质量法则”创造了生产关系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反复强调“质量”这个词,强调我国经济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经济走质量发展之路,在根本上就是从技术和劳动力两类要素自身质量和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上下功夫。从技术角度看,掌握重要领域核心技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劳动力角度看,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力大军,提高劳动质量和效率;从技术和劳动力结合角度看,不断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形成国际市场竞争力;最终使中国人民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总之,从本质看,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调整供求关系,而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再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满足社会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2][3][4][5][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2,206,211,210,213,212.
[7]刘凤义,杨善奇.我国住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7(3):22-32+2+97.
[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1.
(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3期)
 

[①]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种体现。在对资本主义深层规律进行分析时,马克思都是将供求关系抽象掉。比如对价值决定过程的分析、对剩余价值产生过程的分析,都抽象掉了供求关系。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对工资的分析是放到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分析之后。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马克思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就是抽象掉供求关系因素的影响。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工资决定规律比劳动力价值复杂得多,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会影响工资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