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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克斯:积累过程与“利润挤压”假说

时间:2018-06-27 18:13来源:未知 作者:约翰·威克斯 点击:
 
 

* 作者:约翰·威克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休教授,原文发表于《科学与社会》杂志(Science & Society)1979秋年第43卷第3期第259-280页。

* 译者:张雪琴,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格致出版社,2018年5月。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经济停滞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7CKS029)的阶段性成果。

 
 

数十年来,消费不足主义主导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不过尽管它仍然有些影响,随着对马克思作品兴趣的再次燃起,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了恩格斯,列宁和19、20世纪其他学者对这一思想的批判,削弱了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1]随着消费不足主义渐入穷途,利润挤压理论却日渐抬头。这一假说——即不断增加的工资导致了日益下滑的利润——通常被视为把“阶级斗争”置于核心,从而是对消费不足主义的一种“发展”,尽管评论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一说法。[2]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利润挤压假说不仅不是一种“发展”,反倒是巨大的倒退,因为它完全违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而退回到了大卫·李嘉图那里。具体而言,文章提出:(1)在某种程度上,利润挤压假说被作为一种危机理论提出,这是错误的;(2)就最温和的程度而言,它被视为一种关于危机时机或者政府财政政策时机的理论,这也是错误的;(3)到目前为止,由于它只是致力于分析工资在积累周期中的作用,它依旧是错误的。简言之,经过仔细研究,利润挤压假说不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描述的角度都是不令人满意的。

[1] 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出自《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2] “利润挤压理论最大的优点是把阶级斗争置于积累和危机理论最核心的位置”。Erik Olin Wright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Theory of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Jesse Schwartz(ed.),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Santa Monica,1977),p.217.

 

一、假说本身

 

利润挤压理论的本质是极其简单的:在积累过程中,未被雇佣的后备军人数下降,这将导致“实际工资”提高(这一术语其模棱两可的用法将在下文予以讨论),从而减少了利润。此时,一个更高的失业水平成为资本重建常规的利润率的客观需要;这不可避免的将压低“实际工资”。这是否是一个关于危机抑或“财政政策的”的一般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语义学的范畴,因为这一学派的所有学者都认为日益上升的“实际工资”最终会是对正常资本循环的一个扰乱,无论这一扰乱是自发产生的,又或者是资产阶级通过政府而有意为之。这一假说具有多种形式,从几乎毫无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最简单形式[1]到最复杂的形式[2]。我们将首先处理这一假说最简单的形式,并对其所招致的批判予以简要考察。我们发现对简单利润挤压假说的批判并没有直击要害,因为正如他们所批判的那样,这些批判本身并没有将扩大再生产与积累区分开来。说到扩大再生产,我们指的是资本循环纯粹数量上的扩张;而谈到积累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囊括生产力进步,积聚与集中,以及创造新价值的扩张过程。[3]

博迪和克罗蒂将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

我们认为对利润的侵蚀是雇佣工人对资本家所发起的阶级斗争的成功的产物——斗争是有限制的并且最终被需求的放缓以及资本家所实施并被政府默许甚至怂恿的失业率的提升所逆转。[4]

在这些学者看来,资本的扩张提供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人口以及其他社会 因素决定了劳动的供给。随着资本扩张,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受到了缩减。劳动力市场的收紧强化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势力,并且工资随之上升。日益提高的工资削减了利润,并且利润的缩减要求资本家方面做出回应,以消除引发工资上涨的根源,即一个低水平的失业率。这些学者认为这与“马克思的循环概念”是一致的,因此,这大概也意味着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一致的。[5]对博迪和克罗蒂利润挤压假说的上述概括牵涉到大量根本性的理论立场,因此对此做出明确说明是有益的。首先,劳动力供给的决定被视为与劳动力需求无关。其次,并且与第一点相关的是,积累只是从纯粹数量的角度予以讨论,并且被视为是需求生成的(demand-generated)。第三,劳动力市场的“收缩”导致“实际”工资的一般性上升,这意味着工资本身在循环中被决定的。第四,用斯拉法工资率利润率边界的术语来讲就是,工资-利润关系被视为静态的。[6]我们将对上述观点逐个予以批判。

对利润挤压假说的批判,尤其是针对博迪和克罗蒂而言,一般集中在上述四个观点的某一个方面。莱特的批判建立在第二点上,他反驳道,“根据这一观点,生产率水平……对剥削率几乎没有影响”。[7]尽管这肯定是正确的,并且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分析出发点,其理论内涵在莱特本人对危机的折衷处理中却消失了。实际上,他接受了利润率工资率边界的分析,这一分析将分配斗争置于核心,并且只是要求相对于消费不足理论,尤其是他本人对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特殊看法而言,对其采取更复杂的处理手段。他认为利润挤压理论需要批判的原因在于其解释是单因素的,而不在于其不正确。[8]贝尔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提出“尽管阶级斗争肯定会发生在流通领域对国民产值分配的过程中,但首先必须就生产领域的价值关系展开分析……”。[9]他并没有探究这一批评背后的内容,相反,他同多布一样将此纳入了利润挤压假说之中。[10]贝尔也认为博迪和克罗蒂错在其解释是单因素的,并且同莱特一样,赞同利润挤压于蛮荒之中发掘了“阶级斗争”。[11]

到目前为止,近期对利润挤压假说做出最严肃批判的当属安瓦·谢克,他完全拒绝这一假说,他认为这一假说在理论上是无效的,并且只考察了事物的表象。[12]对于单个资本家而言,利润率的下降只表现为两种形式——没有卖出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没有以一定适当的利润率将产品卖出。后者必定涉及到相对于价格而言,成本的上升。利润挤压假说只不过是将上述看法针对资本整体的一个一般化概括。为了证明这一论证的错误,谢克一方面分析了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这对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考察了净公司收入(它们表现为“利润”)与工资收入这对经验概念之间的关系。[13]他提出,利润挤压理论家将S/V等同于P/W,而这样做就混淆了对变量之间根本因果关系的证明。这是极为重要的观点,因为如果可以根据经济表象理解积累过程,那么就没有必要运用诸如价值,剩余价值,可变资本等概念。然而,尽管谢克的观点是重要的,除非他做出进一步的探究,否则也不能击破利润挤压假说。必须得到证明的是,由于没有区分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利润与工资这两对概念,从而不可能对后者做出科学考察的原因。换句话说,利润挤压理论家能够接受谢克的批评,并且回应道这不影响他们认为工资的上涨将导致利润的下降这一表述本质上就是经验性的命题。

我们试图证明谢克的分析意味着关于利润挤压假说的四个基本观点都是错误的。为此,我们首先考察伊藤·诚的观点,他将这一假说整合为看上去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方法,并且清楚的呈现了这一假说的基本理论观点。

[1] Radford Body and James Crotty, “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7,1(Spring, 1975).

[2] Makoto Itoh, “The Form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Crisis,” Science & Society, XLII, 2(Summer, 1978), 129-155.

[3] 在Wright写道:“积累率可以被表述为(△C+△V)/(C+V)”的时候,他并没有没有做出这一区分。这一公式同样适用于扩大再生产。Wright,op.cit.,p.200.

[4] Body and Crotty, op.cit.,p.1. 对这段引文所蕴含的阶级斗争的内在观点进行分析已经超出了文本的目的,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这里的阶级斗争等同于工资斗争。

[5] 尽管“马克思主义循环概念”这一术语是模棱两可的,博迪和克罗蒂似乎认为马克思认为“周期”的原因在于工资提高导致了利润的削减。马克思确实评论过如下观点:“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从而和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7页。

[6] See John Broome, “The Sraffa-Leontief Model,” Birkbeck Colle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London, 1973).

[7] 由于博迪和克罗蒂与格林和萨克利夫,在理论上存在大量相似性,对于后者我将不予考虑。参阅Andrew Glyn and Bob Sutcliffe,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 (London, 1972).

[8] 莱特表示,“根据其取决于积累过程究竟是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危机,或者是消费不足所描述的动力机制所主导,类似的针对工资的阶级斗争将会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Wright,op.cit.,p.217.他对“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下降”的解释类似于多布,参阅下文对贝尔文章的讨论。

[9] Peter F.Bell, “Marxist Theory , Class Struggle ,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in Schwartz(ed.),op.cit.,p.184

[10] 在多布看来,资本价值构成提高是工资提高的产物,这激励资本家用死劳动代替活劳动。M.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on Economic Transition (London, 1973), pp.157ff. 针对他的批判,参阅Anwar Shaikh,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Notes on Dobb’s Theory of Cri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8(2), pp.233-51.

[11] 这类分析是他们处理实际社会过程并且将阶级斗争置于资本主义危机解释的核心的一个重要进步。Bell, op.cit.,p.182.

[12] Anwar Shaik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risis Theories,” in Economics Education Project, U.S. Capitalism in Crisis (New York, 1978), pp.219-241.

[13] 我们反对谢克分析中的如下观点,即他认为剩余价值是“最复杂且最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并且暗中认为关于利润的资本主义范畴是较不复杂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我们认为剩余价值是最简单的概念,因为他是抽象的,而经验范畴是更为复杂的。比如,剩余价值可以在不考虑资本间竞争,甚至众多资本的存在性的前提下予以概念化和分析。另一方面。利润只能在分析了竞争的复杂性之后予概念化。对一般方法论的讨论,参阅Ben Fine and Laurence Harris, Re-reading Capital(London, forthcoming), Chap.1.这并不影响谢克的结论。

 

二、伊藤·诚的“资本过剩”理论

 

伊藤的思想主要源自马克思,这是博迪和克罗蒂的作品所严重缺乏的,结果就是他的分析比其他利润挤压理论家的分析更为丰富。因此,尽管实际上不可能过于简化博迪-克罗蒂与格林和萨克利夫的理论,这是伊藤理论的危险之处。他用“资本相对于劳动人口而言过剩”以及“商品过剩”这类描述性标签将他的危机理论与消费不足主义区别开来。[1]这是不够精确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也是资本,商品资本,这是资本在其M-C…P…C’-M’循环过程中所规定的形式之一,这里M和C分别代表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P这是生产过程。考虑到循环过程,我们可以将消费不足主义假说界定为“资本相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的过剩。”[2]这些都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说“资本相对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过剩”。[3]

伊藤的理论可以总结如下。固定资本的存在阻碍了新工厂和设备的引进,后者只有在经济条件有助于生产方式的普遍革命性变化之际才会发生。这里,伊藤抓住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固定资本上所存在的漏洞。[4]令固定资本“固定”的原因在于其价值“固定”在超过单个资本循环的物质对象之中。伊藤的观点是资本家将反对更新固定资本,除非其价值已经耗尽。这一耗尽有可能在贬值(价值转移到商品上),或者固定资本的交换价值由于市场状况而突然下滑的情形下发生。当后者不能实现商品价值时,这将使固定资本部分冗余,在危机中,这可能会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他接着推论到,在危机中,新机器将会被引进——从而生产率提高了,尽管在扩张阶段,这只能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换句话说,积累将在不通过驱逐劳动力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情形下进行。

伊藤以扩张过程和走向危机为前提展开他的分析。为了理解他的理论,首先讨论危机,然后分析如何导致危机是有好处的。在危机中,虚拟资本价值下滑,这急剧贬低了固定资本。[5]这使得旧的固定资本被淘汰掉,新的固定资本得到安置,而这纯粹是一个价格现象。也就是说,较旧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被更新,这不是因为更有效和较为缺乏效率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性斗争,而是因为这样做相对便宜。[6]如果,竞争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动力,将这一变革限制在危机时期可能是武断的。更新过程引发了资本扩张的量的变化,并且复苏已经开始。在危机中,对未来资本扩张的限制已然设定。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只发生在危机时期,积累从量的维度展开——在给定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的条件下——并且在产业后备军被消灭时达到其上限。产业后备军的潜在规模被劳动力在危机中游离出生产过程的程度予以确定。如果机器的引进是断断续续且受限制的,因之而产生的扩张相应的将会是短暂的,因为这受限于劳动力富余的程度。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在危机中,所有的质的变化发生了,并且为已经预先决定的资本扩张设定了严格的条件。

这一分析显然是博迪-克罗蒂观点的一个发展,因为它解释了每一段积累时期如何与总生产的更高水平和单位工人的产量发生关系。一旦根据危机中的质的变化确定了“初始条件”,积累就会进行下去。随着积累的继续,产业后备军收缩,并且存在着工资普遍向上的压力;这就是伊藤所谓的“资本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过剩”。[7]这里,再次表明,他的分析比其他利润挤压理论学者更为复杂,因为他并不直接提出日益上涨的工资导致了利润的下滑。相反,日益上涨的工资增加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因为资本家需要更多的货币以作为可变资本预付。这推高了市场利息率,并且“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净利润因为工资和利率的上升受到了严重挤压”。[8]这引发了信用危机,并随后演变为全面的危机。应该注意到的是,考虑到我们的批判,关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是伊藤在对竞争的考察上唯一值得借鉴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对伊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特征做出如下总结。危机通过固定资本贬值及其更新,创造了绝对和相对过剩人口。扩张在过剩人口的基础上发生了量的变化,并且达到了其顶峰。“过剩资本”导致工资的普遍上涨,从而引发了信用危机,并随之导致了一般性危机。在这一理论中,工资的普遍上涨被明确引入,并且积累被明确视为是量的积累。然而,它确实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是外生的,并且斯拉法的工资率利润率关系被工资-利润-利息机制所取代。下面,我们将证明实际上利润挤压理论的四个基本规定都从根本上得到了保留。

[1] Itoh, op.cit.,p.130. 我们这里不讨论伊藤在另一篇文章对此所做出的同样的分析。Makoto Itoh, “The Inflational Crisis of Capitalism,” Capital and Class.4(Spring, 1977).

[2] 这甚至不存在任何语义学上的区别,但是为批判消费不足主义提供了基础。一旦意识到商品也是资本,消费需求被视为资本家之间对消费品的一种从属性需求。谢克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证明。Shaikh, op. cit., pp.226-231.

[3]对利润率下降及其反趋势力量的分析已经超出了文本的范围。参阅Fine and Harris,op.cit.Chap.4.

[4] 参阅《资本论》第二卷,第8、9章。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伊藤没有区分虚拟资本和固定资本,尽管这一区分对于他所描绘的过程至关重要。参与《资本论》,第3卷,第29-32章,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Ben Fine, “The World Economy and Inflation Theory: An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que,” in Nore and Green(eds.), Issues in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forthcoming).

[6] “……与繁荣时期相反,既存的固定资本通常都不在具有赢利性,因此存在对它们贬值的压力,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快速更新。当生产中的大部分资本都对其固定资本价值的很大部分开始贬值,并且积聚足够的货币资本以投资新设备,届时他们会通过重建固定资本以采用新的生产方法。”Itoh, op.cit.,p.153.伊藤大概指的是关于单个资本的固定资本。

[7] 他提出,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卷的第三部分,马克思试图证明由于‘相对于劳动人口……资本绝对过剩’导致‘一般利润率突然急剧下降’”。(Itoh,op.cit.p.130)。我们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或者其他地方证明这一点表示怀疑。

[8] 资本相对劳动人口的过剩问题被表述为可借贷货币资本的短缺。Ibid.,p.151.

 

三、积累,工资,与利润挤压假说

 

(一)积累过程的本质

由于活劳动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表现自身,提出积累是否会系统地受到工资上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所研究的问题。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他给出了随后的分析所导致的结论。

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1]

首先,应该注意到马克思毫不含糊且清晰的表明了他的观点。在这本马克思最成熟,并且是他唯一亲自核定出版的作品里面,他明确且毫无保留地反对积累会被日益上涨的工资所“严重损害”的观点。然而,比这个结论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其他地方所反复强调的,[2]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上述引文告诉我们积累本身“排除了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现在我们转向对积累的分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试图分析积累过程中导致劳动力价值提高的具体条件,因为这一提高对于利润挤压假说至关重要。如果劳动力价值没有提高,那么剩余价值率没有下降,并且利润也没有被“挤压”。

积累既是资本整体扩张的过程,又是在上述扩张过程中个体资本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我们只考虑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从资本间的相互作用,从竞争中进行抽象。但是积累过程远比此复杂,因此必须考虑竞争性斗争。[3]也就是说,积累作为一个概念,目的在于概括资本扩张的实际过程,而非仅仅是资本再生产在一个扩大的规模上所存在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在实际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单个资本的增长(生产的积聚),它将会与其他资本发生冲突,并且“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4]竞争的纪律迫使资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这涉及到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游离的过程。生产率的提高只意味着给定数量的工人可以在单位时间内转换(transform)更大数量的产品。[5]因此,积累过程与商品价值的下跌有关。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可以通过资本积聚(单个资本的积累)和资本集中(再分配既存资本)来实现。在表象层次上,集中采取了合并,并购,以及消灭更小的资本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更大,更有效的资本拥有处置更小资本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权利。[6]

积累过程的这一特征——伴随着生产率变化和资本集中于一个更大规模上的再生产——是马克思的核心理论,并且看上去是无可指摘的。关于生产率增长和集中不是积累过程的争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竞争的压力,在经验上更是荒谬的。然而,这却是持利润挤压假说的学者的观点。

(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利润挤压理论家,尤其是伊藤,将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第21章)的讨论视为是一个积累体系。在这一讨论中,马克思驳斥了消费不足主义所认为的资本是不能自我再生产的,扩大再生产发生在资本技术构成一定的情况下。实际上,这是伊藤关于积累的看法。根据之前对积累的讨论,很清楚从他的观点是不能得出关于资本扩张的动力的结论的,因为它仅仅具备了扩张在形式上的可能性;它只是对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实现的可能的考察。

积累过程,与扩大再生产相反,涉及到从生产过程中驱逐活劳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影响了劳动力的需求,也影响了劳动力的供给。每一种生产模式都创造了其特有的人口规律,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供给部分取决于资本,而非由劳动力的绝对规模或者其自然增长率完全决定。[7]这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理论洞见之一,这与资产阶级所认为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各自受完全独立的因素所决定的观点迥异。在积累过程中,资本一方面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整体资本的扩张),但是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供给(通过驱逐活劳动)。产业后备军的实际规模,对利润挤压理论至关重要,是在给定人口因素条件这一短期范围内,供给与需求创造平衡趋势在积累过程中的产物。所有的利润挤压理论家都认为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发生在“大工业”时期(用马克思的术语),这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占统治性地位。[8]这是伊藤明确表达的观点,因为在他对积累特征的概括中,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在危机本身中才会出现,并且随后的扩张是建立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二元对立是绝对武断的,这只是满足于其理论的机械需要,而与现实无关。

活劳动在积累过程中游离出来并不能够确保劳动力始终能够保持充分的供给。这不是魔法棒,也就是说生产率的提升总是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一致。但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或者说“过剩人口规律”)意味着在积累中,对产业后备军的任何严肃的讨论都需要考虑技术变革及其与积累的关系。根据这一基本原则,所有的利润挤压理论都是错误的。简而言之:他们争论的核心是产业后备军与积累的关系,并且他们甚至在最表象的层次上都没有对这一关系予以成功的分析。尤其是,他们必须证明存在生产率变动以不足以吸收产业后备军的比率发生的系统性趋势,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如果这无法得到证明,正如马克思所写道的,后备军的下降提高了工资,以及进一步降低利润“不过是一种例外情况”。[9]

我们可以将我们对利润挤压理论的第一点批判总结如下:尽管他们是为了证明积累过程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需要,但是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与前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积累建立在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上。用马克思的话就是: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10]

在文本第三部分的开头,我们援引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在积累中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原因之一在于积累本身提供了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人口的增长或者其规模无关。原因之二在于,积累过程补充了产业后备军,降低了劳动力价格,下面我们将对此展开论述。

(三)积累与劳动力价值

对于单个资本,或者这些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而言,新的,更加先进的机器的引进是受与其他资本相抗衡的动力所推动;简而言之,是为了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而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或者扩张特定资本的市场份额。然而,对于资本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这就意味着相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对于单个资本而言是为了与其他资本相竞争,对于整体资本而言,这意味着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马克思曾说:

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的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11]

只要生产率的提升发生在为工人生产消费资料的产业部门,或者用于生产这些消费资料的生产手段的工业部门,即当它们发生在非奢侈品部门时,生产率的发展对资本整体而言就会有助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出现。[12]利润源自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这大概也是为利润挤压理论家所接受的。剩余价值为剩余劳动时间所限定——总工作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之差。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降低了商品的价值,会降低了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的价值),除非这一提高只是限制在奢侈品生产部门。对于消费资料而言,这是显而易见且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直接降低了为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价值。就生产资料的情况而言,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了工资,这可以写作:

W=VX

其中,W=劳动力价值,数量;

      V=工人所消费的所有商品价值的向量

      X=工人所消费的所有商品数量的向量

当利润挤压理论家探讨“实际工资”提高时,他们混淆了W和X。X向量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它是一个表示使用价值的向量。它是一个“实际工资”,用于衡量工人阶级所消费的消费资料。然而,W也是一个“实际工资”,它衡量的是为资本家所耗费的单位劳动成本这一抽象必要劳动时间,也许“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更准确的表述方式。利润挤压理论家在推理的过程中似乎将二者视为相同的,似乎工人的工资需求的目的在于提高W,而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在于提高X。这一混淆是重要的,因为生活标准可以提高,然而用于生产标准生活水平的劳动时间却可以下降,也就是说工人可以生活的更好,但是劳动力价值却下降了。实际上,这是积累过程中确实发生的事情。

如果“实际工资”(X)提高的速度快于生产率(这是导致V下降的原因)的增速,有人可能认为这一关系可以通过假设利润将会下滑得到体现。然而,这一公式是不准确的,它混淆了如下两个过程:V的下滑和X的上升。尽管,如果X(“实际工资”)提高的速度快于V(工资产品的价值)下降的速度,劳动力价值将会提高,这一代数定义并没有解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X提高的速度将快于V下降的速度。确实,它意味着二者是互相独立的,然而实际上,“实际工资”的提高与价值的下跌呈负相关。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同样的过程发生了:价值下跌,这将降低劳动力的价值(W),从而后备军得到了补充,这倾向于削弱工人阶级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能力。因此,就利润挤压理论家所考虑的生产率提高的程度而言,他们忽略了第二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同时运行的条件下,资本积累导致劳动力价值的增加(以及剩余价值的下降)只有在它足以抵消生产率的变动所导致的对产业后备军的补充,从而导致X上升(“实际工资”),并且价值的持续下降以对抗X的上升时才会发生。从技术上讲,这里存在两个参数:一是将生产率变动与积累率相联系的参数(这决定了产业后备军得到补充的比率以及价值下降的比率);以及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与实际工资的提高相联系的参数。很容易证明,对这两个参数而言,无论在是否存在积累率,并且不论积累率多高,都存在导致劳动力价值的提高的价值区间。[13]

文章不是要证明相对于剩余劳动时间而言,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所需要的具体的数学条件,而是为了从理论上表明积累过程本身产生了对抗剩余价值被挤压的趋势,并且作为一个趋势“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14]因此,马克思的这一声明不是一个观点,而是建立在分析积累过程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积累通过其内在运作产生了解决工资的提高所带来的潜在问题,而不需要扰乱积累过程。这不仅仅是理论,而是迫使我们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体,比如日本,如何能够在超过10年的时间以8%-10%的比率积累,这一经验事实无法在利润挤压假说框架下得到解释。这里必须弄清楚已经证明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在证明积累过程不会出现剩余价值率的暂时下降;相反,我们证明的是利润挤压理论没有证明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上述情况可能会发生。

在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步,考虑下如果是那种“例外的情况”,即劳动力价值在积累过程中提高,并且剩余价值最终被挤压,将会发生什么。[15]如果积累过程导致生产率的增长不足以补充后备军,从而引发实际工资上涨不足以被商品价格的下降所抵消时,利润挤压将会发生。马克思考虑了这一情形,并且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当资本积累出现剩余价值被日益上涨的工资所挤压时,积累率会放缓,在后备军得到充分补充之后会再次加速。但是这并不会导致危机,而只是积累的临时调整。[16]

(四)为什么一次危机是必要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证明由“实际工资”的提高所导致的剩余价值的下降的出现只是一个例外。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当这一例外发生时,为什么资本的一次重大收缩对于修复——无论这是由政府还是由其他所导致——这一情形是必要的?提出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对剩余价值的挤压转变成一次危机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博迪和克罗蒂认为政府干预——这一干预是由“资本家”实施的——会阻止积累过程并且导致失业。当然,这以一次重大的,或者至少是标志性的衰退为必要前提。因此,就他们谦逊的表示他们不仅没有一个关于危机的理论,也没有一个关于“财政政策的理论”时,他们绝对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考虑的作为资本家客观利益的财政政策以对危机为前提。

伊藤,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的确为将工资的提高转变为危机,提供了一种分析机制,即通过信用挤压。他认为,工资的提高增加了对被用作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的需求,而这推高了利率。这,同利润挤压假说的其他特征类似,是一个陈旧的,甚至在马克思那会儿已经流行的观点。它不过是积累有时候受流通手段的数量所限这一观点的一种特殊情况。实际上,伊藤提出某种特别商品的价格的提高——在劳动力的情形下——导致货币不足以为所创造的所有商品(或者价值)提供流通手段,并且这一不足以利息率的上涨证明了自身。研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文本主要考虑什么是在考察伊藤的危机机制时所必需的,不过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对货币所作出的科学分析证明了流通手段在积累过程中的纯粹被动的作用,揭露了积累决定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17]

然而,关于货币理论的详细分析并不必然驳斥伊藤的危机机制,因为可以很容易证明货币工资的提高对货币需求不产生任何影响。在任何时刻,资本循环在积累过程中相重叠,并且用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重启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同时也是用于商品实现过程的货币资本。用于重启生产的预付资本是商品实现的动力,因为用于预付生产资料的资本通过在资本家之间销售,实现了第一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同时用于可变资本的资本通过工人的支出导致了第二部类的商品的实现。如果积累顺利进行,剩余价值通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凭借其在各自循环中的预付的增加而得到了实现。鉴于所生产的大量的价值,工资的提高既不会影响(假定的)有待实现的价值,也不会影响可用于实现价值的货币。唯一的结果是用于交换商品的货币量被用于交换更少的剩余价值和更多的可变资本。存在总价值内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发生转移的情况,但是在用于实现的货币上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试图避免在本文对马克思做大段的引用,但是的确很难对他的已经清楚表述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发展:

让我们特别考察一下这样的场合:工资普遍提高,因而——在假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普遍降低,此外,同样按照假定,流通商品量的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8]

这正是伊藤的情况,并且马克思继续说道:

在这种场合,必须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即执行这种职能的货币量,当然会增加。但是,可变资本执行职能所必需的货币量增加多少,剩余价值就恰好会减少多少,因而,实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也会减少多少。实现商品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和这个商品价值本身一样,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19]

因此,伊藤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整个商品价值作为资本流通,而不仅仅是作为所预付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流通。因此,工资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对用于资本流通的货币需求的增加,而仅仅是总价值内部构成之间相对权重的转移。伊藤的危机机制中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危机总是会表现为信用危机,但是这与日益提高的工资,以及对货币的需求作为整个商品流通的手段没有什么关系。[20]

(五)工资在积累过程中的作用[21]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运用了积累过程的分析来完成这一基本可以做出否定结论的工作——目的在于证明无论在其对工资和积累的任何一个重要的处理上,利润挤压理论都是错误的。根据我们关于积累的分析,我们现在考虑工资提高在积累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利润挤压假说不仅错误的分析了工资和积累的关系,同时他们还将大家的注意力从原本正确的地方转移到了别处。根据利润挤压假说,人们将会相信工资的提高意味着对于积累而言是一个绝对的困难,或者说一个根本性的障碍。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持续的积累没有工资的提高将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是指的是消费不足主义者所认为的实现需要工资的提高以确保足够的“需求”,相反我们针对的是集中过程以及资本在产业部门之间的运动。

正如上面已经提出的,积累是一种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同时资本得到了再分配。在这一扩张的早期阶段,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单个资本不能以一个或多或少固定的工资去吸引劳动力。但是随着产业后备军的收缩,不断提高的工资成为将现存劳动力再分配(集中)于更有效的资本的手段。在建立于自由工资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工资的提高是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分配劳动力以符合产业部门内部以及产业部门之间生产模式变动的唯一机制。为了使得这一再分配有效,工资的提高必须伴随着快速扩张的资本。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手段所具有的独特的作用。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大众对生活的需要仅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需要采取工资的形式,并且不仅需要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还需要协调其社会分工。

因此,像利润挤压理论家那样,将所有的工资的上涨都视为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斗争的产物是错误的。这样的处理将资本主义还原为了封建主义,因为在封建主义社会生存手段并不具备分配的功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在积累过程中的提高仅仅反映了资本之间的分配斗争——也就是说再分配资本的斗争。这一斗争具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产业部门之间的再分配,随着资本流向利润率更高的部门,从而影响了社会劳动分工。第二个层面是从低工资的资本那里驱逐劳动力,或者说是资本的集中。这两个过程在资本主义关系内部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关系内部,工资在某种程度上被阻止提高。如果工资能够得到成功的控制,资本将会转向前资本主义控制劳动的方式,就好像南非那样,以在积累过程中实现对劳动力的必要的再分配。

也许,利润挤压理论的肤浅之处最典型的地方在于它没有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虑工资的作用。它只考察了表面现象——工资的普遍上升——而没有考察构成工资一般性上升的产业部门之间的工资的独立性运动。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1页。

[2] 参阅文章第一部分脚注[5]所引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点评。

[3] 对于竞争为何是资本的固有属性,参阅John Weeks, “Marx’s Theory of Competition ” ( Washington:mimeo, 1978) .该文更早的一个版本曾经与1977年12月呈交社会科学联合会议,激进经济学家联盟。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6页。

[5] 马克思将这一结果称之为“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3页),但是资本的价值构成实际上是否增加与现在的讨论无关。这里我们只考虑生产率的变动。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6-688页。

[7] “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其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2页,着重号为威克斯所加)

[8] 为了描述早期当资本“一旦发现它,就占领了生产过程”,马克思写道,“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4页)。

[9] 见第一部分脚注[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6、69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8页。

[12] “因此,那些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提供不变资本物质要素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它们的商品相应的便宜,也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1页。)

[13] 本文更早的一个版本提供了关于积累与劳动力价值关系的一个数值示例。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1页。

[15] 由于工作日被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并且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前者的提高必然意味着后者的下降。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8-700页。

[17] 谢克在下文中很好的总结了马克思的分析,Anwar Shaikh, “On the Law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ms.,1977)。马克思写道:“通货速度,也就是同一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完成同一个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次数,同时进行的买卖或支付的总量,流通商品的价格总和,最后,必须在同一时间内结清的支付差额,在两个场合,都决定流通货币即通货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4页)。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也得到了更清楚的表述:“因此,价格的高或低,不是因为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相反,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倒是因为价格高或低。这是最重要的经济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6页。在讨论到利息率的决定时,马克思写道:“当利息率是由利润率决定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本身,决不可能是利息率提高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81页)。

[20]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5页。)

[21] 这一部分建立在被伯克贝克学院本·法因所激发出来的思想的基础上。

 

四、总结

 

总体上,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通常,积累过程不需要将产业后备军压缩至绝对的劳动力稀缺的状态;当产业后备军下降并且“实际工资”相应提高时,这一需要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下降;如果这一情形真的出现,积累的缓慢下降,甚至不需要危机,就足以解决资本所面临的问题;并且最终,积累过程,完全不会因为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停止,反倒是要求实际工资的提高作为社会劳动再分工和集中过程的必要条件。一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观视角对这一问题予以考察,利润挤压假说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因此,利润挤压假说正如怀特和贝尔所说,是分析上的一个“进步”,他们已经进步到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可以将其从纯粹数量的角度予以考察。尽管,去评价这类错误究竟谁更好,或者更坏,是没多大意义的,不过消费不足主义这一更复杂的分析显然比利润挤压假说更好些。

资本主义是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涉及到质变的具体动态过程的一种生产方式。这类质的变化不是积累过程的一个特征,而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积聚,集中,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不平衡发展——在竞争性斗争中表现上述各个方面——是积累的本质。借用萨缪尔森的术语,将积累的动态过程还原为关于工资-利润权衡的问题是将马克思降低到“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的状态。这类分析上的还原可能表现为“直面最核心的问题——阶级斗争”。实际上,它不仅不是直面阶级斗争,反倒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独特特征的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的后退。我们发现在整个阶级斗争历史上,围绕社会产品分配的斗争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已经存在。对资本主义,及其所蕴含的阶级斗争的理解,因为没有看到其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而退步了,这类分配斗争是通过价值形式,尤其是工资形式进行调整并且发生质的转变。这里我们不打算发展一个危机理论,但是我们试图证明某一特定危机理论学派的具体不足之处。正如《资本论》第三卷(尤其是第13-15章)所做的那样,一个具体的危机理论必须在其分析中包含上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质的变化。经济危机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生命周期中最复杂的问题,是内在于价值形式之中的矛盾以最残酷的方式证明自身的时刻。为了理解危机,分析上的简化是需要的;但是这不应以将积累处理为某种不符合其根本特质的方式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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