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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十大流派

时间:2018-01-04 19:15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10卷 作者:邓钢 点击:
西方经济史各流派中第一派就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这一派是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两个领域中始终占统治地位,尚未被颠覆过的派别。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按马克思的说法主要是研究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但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生产。特别是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生产函数,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用数学语言描述经济投入和产出。到了二战期间和战后,西方就有了对国民收入的研究,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是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的团队开辟的先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麦迪逊关于世界GDP的对比,基本沿袭了库兹涅茨团队的方法,把国民经济量化成GDP。量化成GDP并不是其最重要的贡献,最重要的是GDP中各个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下子就用数字方式把国家的经济结构准确表达出来了,它不仅能表达你的现状,还能表达未来的发展态势, 并且使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比较成为可能。比如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乡人口比例是17:83,你马上就能发现,这个结构不是现代经济结构,中国还是农业国而非工业国。工业国起码是一半对一半,这时候的中国经济很有可能会回归到农耕时代。如果6:4或7:3,那肯定回不去了。比如说日本,农耕人口大约占就业人口的4%,那无论如何回不到传统农业了。中国现在还有回到传统农业的危险,因为城市人口现在只占51%,但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已经很有希望了。毛泽东时代是看不到这种希望的,中国的城乡人口比例跟清代差不多,在国民经济的结构上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以量的方式较为精准地表示一个国家发展的现状和态势。由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据此折算成百分比,因此可以进行比较。以前我们只是描述,现在我们可以真正来做分析。比如明治维新时期,其城市人口只有30%左右,农业人口70%;但到二战时已经倒转过来了。所以通过这样40年间的转化,你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工业化,并且速度非常快。战后的台湾等四小龙国家都出现了这种转化。这种转换是可以互相对比的,这就是新古典学派的最大贡献,因为它把国家发展变成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均质的、可用同一个语言互相对比的东西,否则我们一直在做个案描述。可以说,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找到了某种共同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恰恰是科学一直在寻求的,并且目前为止尚未被颠覆。西方大学的经济史系和经济学系第一年的课程通常是一样的,就学产量、价格、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四条线。这四条线要从学士讲到硕士,从硕士讲到博士,就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给我们带来的方便。
2000年前后以来崛起的加州学派,放弃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生产至上论,着眼于大众消费(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和社会福利 (Roy Bin Wong,王国斌),社会福利也是讲大众消费,再进行东西比较,获得巨大成功。
但是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市场,是市场至上主义。问题在于市场只能优化现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市场并不改变已经给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比如说,外资投资中国办工厂,给定你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你就用你的劳动力、你的资源去接近这个边界。但是外资也好,中国合伙人也好,中国劳工也好,都不可能改变这一边界。 改变这一边界只能靠R&D,专门有团队天天做改变这个边界的事,这种事一般市场不管,常常需要国家。所以说,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缺憾是过度依赖市场、忽视国家。比如说,凭什么美国变成超级大国?你去问肯尼迪,肯尼迪说我们5年内要把人送到月球上去,这个根本不是市场决定的,是政府决定的。所以政府在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一旦扩出去,市场就拼命地逼近这个可能性边界。所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都不是万能的灵药,市场以外的事这两个学派都是不做的。
黄淳:“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商品空间是给定的,商品的种类是给定的,要再往上加什么,就不是市场能决定的了。”
所以为什么西方、苏联(俄罗斯)都可以凭军工来做领军人呢?因为军工是不受市场供需关系影响的,一般与地缘政治有关,而地缘政治不是给个价格就能买的。中朝边界值多少钱?谁也说不上来,它跟市场无关。大家学了经济学,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价格,这是错误的,并且有些价格也是纯粹人为的。凭什么有些高管拿这么多工资,他的投入值这么多钱吗?他一个小时拿你一年的工资。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也没有告诉你他的劳动价值有那么高。
往下讲,对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演绎有几个特别杰出的人物,他们都拿过诺贝尔奖。这些人特别在经济史领域有所贡献。约翰·希克斯 (John Hicks),他在我们系任教过,所以我对他有特殊的偏好,这与市场没关系。他拿过诺贝尔奖。他的主要贡献是解释为什么市场是决定西方崛起的最重要因素。市场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最后走向了地理决定论,他认为地中海是全球最佳的市场贸易圈。地中海不足以成为贸易的屏障,又有足够的人口,还有多种可供交易的商品,并且地中海周边很富裕,横跨欧亚非三大陆。 所以资本主义的萌芽、成熟和发达一定出现在地中海。他的理论一提出来大家就欢呼了,只有西方能获得胜利。但是我们要问了,既然地中海这么美好,怎么北非这么落后呢?古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北非一直在衰退。然后你说地中海这么好,为什么中东不行?中东是定居农业的发源地、文字的发源地,又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什么好事都要经过中东才能办成,又是三大最重要的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满地流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怎么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呢?所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研究全球史,会发现有一块地方也类似于地中海,叫“亚洲地中海”,就是中国的南海。那也是一块有海有陆的地方,而且在历史上那也是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贸易集散地,其开放程度还超过了地中海。那时候地中海只有一个出口(直布罗陀),所以是个封闭的海,你不能说一个市场是封闭的所以更好。亚洲地中海全部是打开的,看看菲律宾,爪哇和马来半岛就知道了。历史上亚洲地中海的贸易总量,原则上是超过欧亚非地中海的。亚洲地中海是一个移民区、贸易中转区,而且世界几大最重要的贸易出口品都是在亚洲地中海发祥的。第一是中国的丝绸,第二是东南亚的香料,第三是中国的瓷器,第四是印度的棉织品,这都是世界级的、席卷全球的消费品。这是真正的欧亚非地中海梦寐以求的东西,亚洲地中海都有。所以希克斯肯定错了,大错特错。问题就是,我们用同样的新古典主义来推理,能推出亚洲是资本主义的故乡,欧洲不是,因为亚洲条件比欧洲还好呢。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迷信权威,诺贝尔奖没什么了不起的,希克斯的案例是错的。
黄淳:“是不是因为南海的面积太大了,从而不能拥有欧洲地中海那种方便的船运?”
两者差不多,如果画一个投影,大小差不多。欧亚非地中海是可以控制的,就像西班牙无敌舰队把直布罗陀一封就关门打狗。这个在亚洲地中海是做不到的,最狭窄的通道是马六甲海峡,但你可以绕过。
继续演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就有了另一支,就是刘易斯 (W. Arthur Lewis),也是我们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刘易斯拐点都听说过吧。受英式教育的牙买加人。他是用非常简单的推理,得出一条毫无痛苦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道路,就是我们说的“二元论”。他是马克思之后的人,对阶级斗争基本持否定态度。他发现了一条道路,用经济学中人类追求幸福的本能,可以走一条非阶级斗争的道路,而不用颠覆现在的经济制度,就可以和平演变。怎么和平演变呢?他说有两个市场,一个市场是传统经济,人们劳作并获得生产资料,世世代代这么发展;还有一个市场使新兴市场,即商品市场、资本主义市场。这两个市场可以沟通,沟通的办法就类似现在人们都往北上广跑。不用颠覆政权,不用挑战现行经济制度,人们到城市来就业,只要给一代人的时间,多数人都能从传统经济部门进入现代化经济部门,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现代化就完成了。这就是他纯从古典经济学的开放式的劳动力市场和人们对高工资的追求推出的结论,获得了诺贝尔奖。非常简单,但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二战以后的主要国际社会对外投资、对外援助,都是用的刘易斯的理念——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建一个新的工厂,然后上帝保佑用高工资吸引人过来,然后就现代化了。不用去进行社会的颠覆性的改革或革命。你说他对不对?绝对是对的,因为中国就是这么过来的。邓小平改革,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来说,虽然有毛泽东时代的户口政策,但最后市场战胜了户口。新兴的北上广经济战胜了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是刘易斯的贡献。他的“无痛进入资本主义”在亚洲是屡试不爽。四小龙也是这么来的。
还有费孝通,也是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没拿诺贝尔奖,但是拿了很多中国社科方面的奖项。他不喜欢大城市,喜欢中小城镇。他的现代化是城镇化,而不是都市化。刘易斯推崇的是真正的都市化,超大城市。大城市虽然有中小城市不能代替的经济效益,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管理上的问题。费孝通绝对受到了刘易斯的启发,认为既然是劳动力是在各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的,那我们在中小城市做不也一样嘛。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确实尝试了一番,所谓“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都是费老的心血,对中国最高层也尽了很大努力,说服领导做好乡镇企业,开发中小城镇,不要搞大城市,离土不离村,在村里就直接现代化了。这是只有中国才试过的路,现在看来是走不通的,是不被市场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大城市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直接用价格和供求关系直接表述的。
这两个人的思想有个共同点,就是都追求现代化,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的未来。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现代化是倾向于生产过剩的。诸位有过两个以上手机的请举手。我有三个手机,用得着吗?实际上都是一种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在过度生产,过度消费,那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工业化和现代化有透支未来的倾向。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透支未来的后果不堪设想。真正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就是农耕经济。我们还没有发现一条可以持续发展的工业经济道路。欧洲在自己不能持续的时候就开始扩张了,抢别的民族;亚洲在自己不能持续的时候就到处投资;如果非洲也发展起来,那就必须有第二个地球了,或者往地底下钻,但空间是绝对有限的。这是最简单的逻辑。两河流域的农耕有七千年的历史,中国的农耕有四千到五千年的历史,绝对是可持续的。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回到农耕,然后幡然醒悟,人类多么愚蠢,居然创造出了工业化社会。你们可能很吃惊,但只有做经济史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管理、学金融的思考的都是明天我要赚更多的钱,这社会是无止境发展的。这是绝对的胡说八道,世界发展绝对是有极限的。我们只是还没有达到那个极限而已。这种误读其实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给我们带来逻辑,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不会苟同。其实新古典主义的供给需求曲线图本身就告诉我们市场的极限了,平衡点就是极限,可以挪,但总是有个极限。
王珏:“邓老师您说的是人类历史的极限,还是每个经济体都有极限?”
每个经济体有个极限,人类历史也有极限。
黄淳:“现代观点的一个特点就是无限性。”
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物种的发展是无限的,所以人类应该也不例外。人类灭亡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可以预测。历史学家就敢于面对这种历史。因为各种物种,不管多么精巧,都不可能永远留存。太阳系也有自己的寿命。所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以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
学生:“老师您刚才的观点似乎是不可证伪的。”
可以证伪。你看恐龙、猛犸象。
学生:“但是当一个物种尚未灭亡的时候,应该不能说这个物种是要灭亡的。”
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物种没有灭亡过,都要经历灭亡。而且我们发现的黑洞,就说明整个星系都会灭亡。天文学家对太阳系绝对是悲观的,已经度过中年的,寿命绝对有限。我们看不到,但不等于没有。当然,我们在做学问的时候不用天天思考这些遥远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自然规律来说,我们也受控制于自然规律。你不能说这是个伪命题,这是一个真命题,因为以前有证过。有人甚至认为火星是有过生物的,但后来灭绝的,即太阳系中就有这种生物完全灭亡的先例,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火星上现在还有水,有水一定有生命。像这种问题在西方的讨论是非常自由的,没有任何忌讳,因为它们认为各个学科都是通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横跨过去。灵长类物种确实比其他物种更有智慧,但我们发现这种智慧很可能被误用了。只有人类给地球带来了雾霾,其他物种没有,就是说我们给地球带来了一些灾害和灾难。
下一个流派就是现在非常火的计量经济史。有观点认为计量经济史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崛起的一个思维方法,其实它和新古典经济学是几乎同时进入市场的。这两个学派共同的祖先是19世纪数学上的边际分析,又叫边际革命, 马歇尔革命 (Mashallian Revolution)。边际学派认为,边际增量是决定价格、决定交易成本、决定利润、决定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决定地租的最基本的量化因素。一旦你使用这种理念,你可以把很多历史上的量当成研究工具。它最初的大名叫Cliometrics(Clio- 希腊语中“历史”的词根),就是我们说的‘历史化的数理经济学’。现在通用的就是Econometric History,就是‘数理经济化的历史学’,我们一般翻译成计量史学。计量史学不一定是真的“计量”,它主要强调的是量化,而不强调“计”,跟“计”没有关系,所以中文翻译的这个“计”是多余的。这个学派开始完全不被重视,因为可做的非常少。计量经济学纯粹是为了现代经济的跟踪和经济监督,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足够的和精准的数据,也就是data。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对数据的要求很高,而且需要有均一性,即对同一个经济实体做同样的观察获得的数据,并且不能带任何偏见,且样本要足够大,中间不能缺项。最常见的是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如果想做时间序列,按月份做你需要没有一个缺月,按年份做没有缺年,按地区做的话,地域不能变。所以要是想做计量,数据是最重要的。有句话叫“rubbish in, rubbish out”,做计量的时候你的数据不可靠,不管用什么手段,你输入的是垃圾的话,出来的还是垃圾,只不过是更精巧的垃圾。所以为什么计量史学走到这步很不容易呢,就是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历史学科能够找到足够的高质量的数据。而且,根据统计学中的‘原假定’原则,在搜集数据的时候假定搜集的数据中变量之间没有相关性,只有你抱着这种没有相关性的态度去找相关性的时候,你才能做出东西。如果你觉得他有相关性,用这个有色眼镜去找,你已经大概已经是错了。而且统计学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即便两个事物非常相关,R方已经0.9了,也不等于这两者之间有函数关系,因果关系。但是一到计量史学,相关性等于因果关系,这又错了。所有的计量史学同僚都认为相关了就因果了,自变量一变因变量不就跟着变了嘛,这一变不就因果了嘛。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违背了统计学的科学定律。
比如说麦迪逊,我跟麦迪逊合作过,因为他的第一个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引了我关于农业的数据。我当时在研究中国农业。我曾经估算过中国农业的地区性的产量,我那是估算,他就认为是实值,乘以中国的人口就把咱们农业的GDP给算出来了。GDP不是这么估算出来的,GDP是实数,是你去调查出来的。你的投入产出都得有才能算出GDP,你就光数数人头就说这是GDP了,这哪可以啊?他这不光是粗糙,他是没有一个数是真的。他上百个数没有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data,全是胡编的。
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上世纪90年代发了一本《关于世界GDP的估算和比较》,走捷径,用估值代替真实的数据,招摇撞骗。很多人都跟着用估算来做回归,然后用估算和回归来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那就是我们说的“rubbish in, and rubbish out”。第一,麦迪逊没有一个数是真的,全是自己猜的,猜的数不叫data。 麦迪逊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有数字总比没数字好’ (any number is better than none). 但我们说‘no number does not make any number right’(没有数字也不能滥用假数)。你把假数输入回归,你得出的数还是假的。而且麦迪逊猜出来的数字样本很小,也没有假定变量间没有相关关系。麦迪逊因此全面地违背了所有关于统计学的基本原理,把统计学变成了现代的精巧的巫术。量化史学是借统计学发展过来的。统计学的本意是监测有大量高质量数据的经济体的活动,如果你把它用于研究历史,你会发现这种高质量的数据非常难获得,或者根本没有。你说没有咱就编呗,那就不是科学,是巫术了。
麦迪逊误导人们去误读历史。即便有真正意义上的精准的数据,量化史学的功能也是非常有限的。它的充其量是解释历史的结果,而不能解释历史的原因。历史发展的原因从哪来,量化史学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它就在那耍数。如果数据是真正实际的data,不是编出来的,那还有可能解释部分历史的结局。如果数据是编的,那么结局也一定是杜撰的。
所以现在‘麦迪逊学派’人士,都是在估摸,看谁估摸得更精巧,但都是在猜。整个是巫术。量化史学我也做,但是我用的都是民国以后的数据,我绝不会像那些人用国际美元来算汉代的GDP,这是complete nonsense。绝对胡说八道。所以如果大家有志向搞科学的话一定不要这么做,将来就会闹笑话。再一个,就是史学界的共识,热衷于量化史学的人士常常都不懂历史,连二十五史、连古汉语都读不通。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于质的分析,只有质的分析才能真正找到我们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单纯量的关系。量的关系是从属于质的关系的。举个例子,大家都特别奇怪,你们中国怎么就来了个秦始皇,一下灭了六国。秦始皇在边陲一个小省,生产点旱作物,去挑战什么鲁国、齐国这些商品发达的大国,结果居然秦灭六国,凭什么?后来发现了,你从量上面算,以秦国的GDP是不可能胜利的。齐国、鲁国、赵国给士兵雇佣军发饷发的是现金,士兵没钱就不打了。秦国因为没有现金,给士兵发的是土地。土地是不动产,他有地就一直给你打。秦国夺了新土地,可以扩军,可以一直打,越打越大。最后灭了六国。土地战胜金钱。这就是秦灭六国原因的真正所在,你用量是绝对说不清楚的。激励机制不一样,给士兵土地产权之后其他的量都不算了。 土地私有权战胜金钱。你说用量化史学说的清楚吗?这是从根本上中国成为帝国的原因。量化史学一点戏都没有。
黄淳:邓老师,这个结论是公认的吗?
邓钢:应该是公认的。我一直在致力推广这个基本史实,秦灭六国真正的原因是土地制度而不在经济量上。
黄淳:那这个古罗马也是这样,也是为了地是吧?
王珏:孟老师,我们前一段时间看考古那个…
孟捷:嗯,考古有一种观点认为秦当时有国家奴隶制,而且国家奴隶制各个部门都秦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像交通水利,这对秦战胜楚…当然邓老师这个肯定也是原因。
邓钢:明代也有,明代工匠制度也是类似国家奴隶。
孟捷:因为秦打楚打了两场战役打了一年,所以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勤是支持不下去的。六国呢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可能反而害了六国。私有部门太多。
邓钢:拿钱的雇佣兵,钱用完了立马就走。
孟捷:这个文献看谁的较好?
邓钢:其实你看很多像《史记》啊《汉书》啊都有类似的观点。
孟捷:现代文献有没有对这个进行阐述的?
黄:龙登高老师。
邓钢:对。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量化史学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原因,它只能解释经济发展的某种结果。而且搞量化的人一般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人可以进入量化史学。我做的东西都不用估值的,不用估值就会出现某种断档。对他们来说,没问题,塞一个估值就直接回归了。这是自欺欺人,你自己知道用不是data。中国很缺data,西欧也很缺。真正有data的你猜是哪个国家?是日本。为什么日本data很全?日本的封建大名需要知道自己今年打多少粮。 大名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来自于占有多少大米,所以他们各个郡都有自己的档案,各个庙里也有自己的档案。中国的僧人都是贫民出身的,日本的僧侣都是贵族。为什么?长子继承制。老二不能继承,只能去当僧侣。所以日本的贵族绝对是控制神权的。中国就不是。欧洲的神职人员也都是贵族,也是长子继承制。欧洲贵族也可以从军。欧洲也有这种情况。欧洲有十一税,为了征税教堂登记人口。所以为什么结婚都要到教堂里?他要知道你的底细,我要收税了。这是经济上的谋算,江户日本和中世纪的欧洲,人口生老病死寺院都有记录,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行为,它不是一个纯神权的东西。中国最典型的是临时抱佛脚,无事不会到庙里上香。中国的寺院没有任何社区经济的档案资料。日本人进庙有地域限制的,这个大名手下的臣民只能拜他这个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比较自由的中华民族却没有什么真正的数据可言,相反封建制度控制得非常严密的那些民族反而有数据。
恰恰中国是个小农经济的国度,人民有许多自由,连户口都没有。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有里甲制度,那是为了防贼防盗纳税,谁也不知道里甲是真是假,很多里甲没有簿册。中国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也是个谜。我们说中国明代有鱼鳞黄册,但真正到农家丈量注册的,不过一半的省份,另一半省份是没有鱼鳞黄册的。清袭明制,直接使用明代鱼鳞黄册。连蒙带猜。清代说十年一丈,十年一量,绝对是没有证据可查的。虽然中华帝国是一个垂直统治的帝国,但是政府对于基层的经济量是两眼一抹黑的。明清两代人口也都是猜的。所以,明清两代几乎没有真正的原始数据(primary sources)。什么《食货志》《河渠志》,里面数据都不是田野调查出来的原始数据,包括清代的粮价。第一肯定是城市的粮价,第二肯定不是科学调查出来的粮价。官员随便找几个人,出去问一下粮价而已。清代粮价绝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大样本、有问卷得出来的粮价。清代粮价没有真实性。所以我们在清代研究粮价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理粮价上涨时人口应该下跌,结果粮价上涨时人口猛涨,粮价下降人口也跟着下降,肯定弄错了。日本是对的。江户日本,粮价上涨老百姓开始溺婴,大规模地杀孩子,人口下降;粮价一降,大规模地生孩子,因为大家都有吃的。它中间有一个时间差,大概一年。 中国主要对女孩子不公平,日本男女婴儿都杀,因为江户日本确实在饥饿线上挣扎。目前为止,中国明清两代可以说没有任何可信的任何数据。那么,量化史学是无法操作的。
我们发现,人类特别是文明民族的历史,都是由不到人口5%的少数精英创造的。你要不懂这少数5%的精英,你是弄不懂文明的历史的。你要弄懂这5%的少数精英,那是没有数的。政治局的二三十人一捏骨,就能决定大跃进。所以我对量化史学基本持悲观态度,他们对史学的贡献有限。比如说陈志武教授,他弄了一套刑科题本的数,然后就说债权人和债务人发生械斗,什么时候死得多一点什么时候死得少一点,样本非常小,整个清朝死1000多人,中国4亿人,1000多人太少了,完全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平时发生财务纠纷。再者,清代近300年历史,就死了1000来人,一年30来人,太少。这是超小型样本,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理解清代历史有什么贡献?
下一个学派影响稍微轻一点,但是也在西方史学界有重大的地位,那就是我们说的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毫无疑问是历史唯心主义。文化决定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少数人某一天异想天开的决定要改变人类命运了,然后人类命运就被改变了,基本就这个路子,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鼓吹文化决定论的第一人是黑格尔,第二就是韦伯。黑格尔《大逻辑》、《小逻辑》、“绝对精神”,从天外不断给人类传来信息,人类是绝对精神的受体,德意志民族最能够体验上帝表达的信息,德意志国家是对上帝意志最好的体现,所以德意志民族一定发展、发达。我去他的母校看了看,据说他当年散步每天不超过3英里,就在那个小圈子里转来转去,他就觉得德国好得不得了,有艺术有哲学,除了德国没有别的民族能够得到上帝的启示。在这么一个三英里的范围内想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人类共同的真理?最大的缺憾是,黑格尔对中华文明不了解,他是个绝对的欧洲中心论者,对其他宗教民族文明的合理性基本上是处于无知状态。然而,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构想,神的意志对人的启迪,神的意志在人身上的再现,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人类历史是有少数人决定的真理。他的“绝对精神”表面上说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只是存在精英头脑中的,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上只有受过他这样教育的人才能悟出这种神的意志和启示。而且他跟基督教有无法厘清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相反,对世界几大宗教都有相当精到的了解,这个人绝对是个天才。和黑格尔相比,韦伯的知识面要宽不知道多少倍。他虽然不懂中文,但是对道家、儒家、佛家都非常了解。他研究这些宗教是为了研究在人类这些民族当中为什么资本主义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支发展成功了。他对新教有特别的好感,因为新教要求人的自律、勤俭、劳作,用自身的净化来争取上帝对他的认可。如果你是古罗马天主教徒,你只要打点好教会就可以了,只要定期去做弥撒忏悔,买赎罪券,教会会来照顾你。新教不主张天天去侍奉你的教会,新教是这种类似于禅宗的,你自己去坐禅,自己去修炼。你在你独处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上帝是爱你的呢?那你就要成功,成功就要发奋,这个转折就把你的能量转变成了对商业、工业、农业的贡献,只要你发了财了,就证明上帝爱你。你不必识字,但必须发财。所以清教徒培养了一群励志奋斗的企业家,这也是美国梦的秘密。我们知道哈佛有一个学派,认为韦伯关于欧洲清教徒的美德,亚洲四小龙也有,他们认为四小龙是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也是主张入世、努力劳作、阶层流动,主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这两支东方和西方文化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这里不妨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
文化决定论的一个分支是企业家精神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很相像。这是熊彼特(Schumpeter)的贡献,他是搞经济思想史的。他写了《经济分析史》,英文稿有八百多页。他对于边际革命、也就是马歇尔革命, 特别青睐。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有一群想要发财的男女,这群人不到人口的5%,但主导社会前进的方向。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马云、比尔盖茨,想发家致富,就创造了新产品让你来买。对熊彼特来说,这些企业家是决定人类发展命运的充分条件。就他来说,什么政府政策、产权、交易成本都不重要。一个社会能不能生产出优秀的企业家,就决定了资本主义能不能发展,跟市场没有关系,跟政府没有关系,就跟一小群人有关系。这些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甚至认为企业家是天生的,不是教出来的。和熊彼特相对应的,是个哈佛教授,叫格申克龙 (Alexander Gerschenkron),唱反调。他说企业家银行家这种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可以人为替代的。他认为进行人为替代的最佳人选就是政府。市场没有、政府创造。像阿里巴巴,你做不成面临破产。像马云这种大手笔的企业家也会想生意赔了怎么办。政府就没有这种牵挂。政府是没有liability的。政府的企业做砸了,也不赔自己的钱。格申克龙最后的结论是,现代化只需要一个精英的政府,叫technocrat,技术官僚。这些人谙熟所有经济操作的原则,然后用他们的智慧替代社会所缺的条件,不管是多么落后的国家,都可以强盛。实际上,格申克龙的结论是非常接近熊彼特,你看四小龙都是强政府,朴正熙政府、蒋经国政府、李光耀政府,都是强力政府,在市场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一样发展经济。在西欧发展资本主义,你得把号码锁所有的号都对上你才能走。在东方发展资本主义,把锁直接剪了就走了。只要有一个强政府,其他条件都可以替代。对于熊彼特来说,充分必要条件就是有一个精英企业家集团。对于格申科龙来说充分必要条件就是有一个强政府。这都和我们刚才将的文化决定论有关。人是分不同文化层次的,高层次的人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命运。
下一个是制度学派。制度学派也是唯心主义的。制度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是有游戏规则的,游戏规则定好以后,人人自律,在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时候也为社会做出贡献。当私利和社会的利益一致时,社会就良性发展了。诺斯 (Douglass North)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诺斯本人受马克思的影响非常深,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马克思主义的。他学完以后, 把马克思主义倒过来,看让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行不行?这一倒过来就获得诺贝尔奖了。他认为,游戏规则,也就是我们的生产关系,如果先定好了以后,生产力就发展了。他的简单公式就是私人产权导致经济进步。私人产权是维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个通道。 每个人为自己的私人利益努力劳作,整个社会经济总量就上去了。所以他特别看好私有权。他在1973和他的搭档托马斯(Robert Thomas)发表了《西方的崛起》,他在那本书里认为西方和其他社会唯一的区别就是私有产权。他得了诺奖以后到我们系访问,我跟他说你这个产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太武断了,中国的土地私有权,早于西方1000年以上。如果游戏规则是以私有产权作为基础,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以最优化的话,那你告诉我,中国这个私有产权的滥觞之地却没有资本主义呢?这就把他将住了。他回答说可能跟中国的人口量有关,这就多了一个变量了。你在解释西方时声称私有产权就够了,为什么到中国还加一个人口量,也就是人口量可以抵消私有产权,人口量太大的话,私有产权也不管用了,那他就走向马尔萨斯主义了。我就跟他讲,当时的西欧在工业革命1780年到1820年有多少人口?不到1亿人。中国有多少人口?4亿5千万。谁是主流?中国是主流,西方是支流。中国的土地私有产权作为历史的主流、人类的主流在量上居然没发生资本主义,你支流发生资本主义,说不通吧?拿数来说话,让西方中心论最没脾气的就是,把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放在一起,主流在东方。西方绝对是少数,是支流,或者是逆流。
下一个学派是技术决定论,包括李约瑟 (Joseph Needham)。我80年代做过他的访学,两个月,天天和他聊。他中文有四川味,口音很重。他的观点,和诺斯的观点很像。他说,中国人非常聪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创意的民族,不是之一,就有最有创意的民族,是唯一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人发明了火箭,火药,造纸,航海术,罗盘… …三天都数不过来,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在中国发生?为什么现代化不在中国发生?李约瑟转一大圈,说问题出在科举制了。科举制误导了所有的中国精英,去念孔教的书。孔教的书不是技术书,所以中国不通技术。不对了,中国人不通技术,火药怎么出来了?你不通技术,那怎么有耧车啊?怎么有马镫子?中国骑兵骑术太差,需要有一个支点,就发明了马镫子。然后传到西方。马镫子是在汉代发明的。估计是唐军在中亚与阿拉伯人打了一仗,马镫子就流传到阿拉伯世界,然后就到了欧洲。欧洲骑士没有马镫子以前,骑马就是为了走路。 到了战场,要下马作战。马镫子安上以后,就可以在马上直接作战了。马就不再是运输工具,成了作战工具了。这样呢,西方军事的封建主义,是和马镫子有直接关系的。没有马镫子,就没有真正的西方封建主义,因为徒步搏斗,农民并不比你差。
王珏:邓老师,我知道您是技术史的专家。我看到全球通史说,马镫子是从中东传过去的。
邓钢:对,是从中国传到中东。
王珏:好像是从中东传到中国。
邓钢:是从中国传到中东。李约瑟讲得比较清楚,应该是汉代就有了。
同学:邓老师,就是说,罗马军团的骑兵是骑到地方下马,然后再步兵作战吗?
邓钢:对。有两种作战方法,一个是战车,你不用骑马,你在马后的轮子上进行战斗。你看当时中国的战国,都是用战车的。那时候还没有马镫子呢。有马镫子,就直接骑在马上作战了。要不你就是下马作战,要么你就坐在战车上,你看包括古罗马这些古装电影,一律战车。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所有雕像都是没有马镫子的。他也要下马作战。在马上,他没有任何依托,一棍子就把你打下来了,打下来,就没有作战能力了。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按照估算,也就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中国精英被孔教误导,不重历史,不重技术。但这是个悖论。中国的科举制和中国的科技发展是同时出现的。不能说由于有了科举制,中国(技术)就不发达。我觉得中国有了科举制,而且中国科技很发达,这就说不清楚了。像我们说的科举制最发达的应该是宋代。宋代的中举人数超过前朝,按人均算,超过唐代的一倍以上。恰恰宋代有了罗盘,宋代有了远洋舰队,宋代有了瓷器,宋代铁器非常发达,宋代有了纸币。宋代有很多发明发现,都是非常现代的,但是宋代的科举也非常的发达,所以李约瑟错了,他的结论肯定是错了。你不能把两个同时发生的,同时并行发生的事情,互为因果,然后说这个决定了那个,所以本身有很大漏洞的。
下一个是阶级论。主要就两派嘛,主要讲一下马克思的对立派,James Scott,专门研究印度支那的农业社会。他认为东方的农耕社会只有阶级合作,没有阶级斗争。
下一个学派是发展阶段论。马克思算一派: 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派是罗斯托(Walt Rostow)。他的成名之作是《非共产主义宣言》. 他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高质量的全民消费,是人类的高消费阶段。他说主义并不重要,关键是占有多少财富. 他其实也是讲物质的极大丰富,但这种丰富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私有财产的。在西方的争论里,马克思主义不是主流,马克思主义是和别的流派并行的。五个阶段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争论。马克思意识到,用他的五个发展阶段论,是无法解释东方社会的。他就发明了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自外于五阶段论的一个特殊阶段,或者特殊存在方式。但我告诉大家,五阶段论只适合人类社会的四分之一左右,人类社会的四分之三,是在五阶段之外。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受益的民族应该是人类的主流,而不应该视为一种边缘化的生产方式。 从总体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的存在发展的主流,是人类中东方的人口量决定的。
另外,有个叫Karl Wittfogel的。这个人是专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的。他认为与西方民主制对立的是东方专制主义。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来源是国家对水源的控制,所以种稻子的地方,一定会出现东方专制主义。追随者甚众。但他完全不了解东方种稻子的民族,河流不是国家控制的。可以查一查地方县志等等,明清两代,哪条河是政府控制的?零。都是民间自己控制的,比如说修黄河了,政府拨款,民间出工。修完以后,交给民间自己管理,政府不管。如果政府不管河流,就不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那么东方专制主义从哪来的?后来发现,Wittfogel的所有证据都是从俄罗斯的农奴制来的。俄罗斯人是不种稻子的,其水源也不受贵族控制,但土地所有权是贵族土地所有权。那是什么专制主义呢?是欧洲的封建主义,跟东方完全没有关系,完全张冠李戴,他完全篡改历史,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
孟捷:我还没读过这本书呢。太好了,不用读了。
黄淳:但是已经有中国人模仿这个思想了。
邓钢:但是,你看他所有证据全是俄罗斯的证据,而且俄罗斯人从来不种稻子,也不控制河流。张冠李戴,太搞笑了。这个人绝对是无知到了极点。
黄淳:但是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国内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文化起源是来于治水嘛。
邓钢:但是中国治水实际上是治洪,而不是灌溉,不是生产,而是防灾。国家提供防灾服务,而不是国家参与生产。
王珏:这个有争议。因为水利设施的修建是公共工程,得靠国家。
邓钢:所以这个Karl Wittfogel 是充满了偏见的人。他把俄罗斯的农奴制度偷换成东方专制主义。这人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也罢,他自己愿意。但是证据全是假的,这种伪证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王珏:但是这本书的影响非常大。
邓钢:但他的理论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但西方学者非常推崇他。就是河流都被政府占有了,占有了经济命脉,相当于我们说政府管控了互联网等等,社会只好服从专制了。这个绝对是他编造出来的。
现在回到发展阶段论的另一个分支, 即怎么弥补一个社会的发展因素不足。这个学派在西方很有影响。人类确实有共同道路,但是人类起点不一样。在起点不一样,参差不齐的情况下,那些有缺项的民族怎么办,怎么走人类一个共同的道路?这就刚才提到过的格申克龙的经典问题。他认为政府非常重要,政府可以承担起缺项的弥补。 但格申克龙只关怀西方。 东方怎么办?有一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Robert Wade, 认为在西方,亚当斯密以后,所有的经济学主流是市场的放任,在东方,想发展资本主义,一定不能放任市场;要想放任市场,一定不能搞好资本主义,不可能现代化。所以他这一学派认为,落后民族要发展, 必须 ‘get your price wrong’,把你的价格弄错就好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你要发展,价格一定要对,价格一定要反映价格的稀缺度。东方,落后民族发展资本主义,你把价格一定要弄错。 把价格弄对了反而休想发展资本主义。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啊,你引进外资,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而是外资比中国资本便宜。你到外资工厂打工,是因为你的劳动力也是全球最便宜的。那么你用最便宜的资本和最便宜的劳动力,凑在一起,生产出来的东西,你不自己消费,卖给外国人,你当然最有竞争性了。在每一个环节上,价格都是错的,你拿捏价格,打包了之后,卖给G7国家,就会一个劲地贸易出超。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价格,从世界市场的观点来看,全都不对,都是错的。这一错,你就对了,如果你的价格对了,你就没戏了,你就得跟西方走。
黄淳:郑新业老师的说法,说外国人说,怎么中国政府也不好,市场也不好,那你们负负得正,是吧?错上加错就对了。
邓钢:如果你要弄对了,跟着世界市场走,那你就永远农耕吧,因为我们比较优势是农耕。你把你的所有的价格全给颠倒了,弄错了,跟世界市场不一样,你就有希望了。Robert Wade是从世界银行改行教书的。他的国家操控市场理论,有相当影响。
第六个西方流派是已经去世的亚历山大·洽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他是苏联早期的一个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农业文明,三农问题的专家。当时在苏联缺粮,政府派工人纠察队到乡间去搜粮食,无偿攫取粮食,饿死很多人。洽亚诺夫就写了一封信直接给列宁,说你就饶了这些农民吧。这些农民不容易,其实不反对苏维埃,你给他一碗饭吃,什么事也没有。后来这个人失踪了,估计是被暗杀了。我们看看他的农民经济理论(指向屏幕)这个是总产量,这个是边际的产量,这个是平均产量,就这三条线。资本主义一般在边际劳动产量下降的时候,就考虑不要生产了。在这点上没有达到产量最大化。要达到产量最大化,那边际劳动产量应该等于零。边际劳动产量是零时,资本家就没钱可赚了。利润空间就是零了。但是如果生产者不追求利润,而追求平均产量的话,必须使产量最大化。产量最大化以后, 家庭成员平分产量,求一个温饱。洽亚诺夫为俄国农民求情,告诉列宁农民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被‘做’掉了。这个理论很适合中国的小农经济:第一,没有边际劳动产品这个概念,第二,一定要使产量最大化,以便家庭成员平分,不追求利润,和资本主义没关系。现在街头的小摊贩也是养家糊口而已,不搞资本主义。和洽亚诺夫的理论很合拍。
第七大流派是人口决定论,马尔萨斯 (Malthus),对人类的前途是持悲观态度的。和他相对的是艾斯特-伯瑟拉普(Ester Boserup)。这人的影响不下于马尔萨斯。她认为人口基数越大,聪明才智越多,解决方法就越多,所以人口本身就会产生出解决人口压力的所有办法。毛主席也说过人多力量大,人多议论多。她在1965年左右就提出了这一整套的理论。她是世界组织的官员。对经济史业余爱好,还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农耕和非洲的农耕的对比。她对中国是非常看好的,认为中国是超水平发挥,非洲是低水平发挥,所以人口发展不尽人意。
第八个派别是技术决定论。这个的直接渊源是熊彼特。熊彼特看重技术也是因为所有的企业家都看重技术,没有技术就没有企业家的胜利。马云为什么成功了,他玩的是技术,他那网络平台是个新技术。你开发出一个大家都想要的产品,你就肯定发了。这个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久-莫奇尔(Joel Mokyr),美国西北大学的,他专门搞技术史,研究从希腊开始,到古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所有西欧的发展的技术阶段,来与东方社会对比。他认为西方高于一筹是因为西方永远愿意接受外来的科学技术,直到西方断奶,西方自主发展。东方一直没有这种开放的心态。而且东方没有一个群体,无忧无虑地研究科学技术的,相当于清士。中国的清士不事生产,玩词弄藻,作诗写赋。西方的清士,组织俱乐部,研究真空,研究解剖,完全不知道未来能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就是那些有闲之士,纯粹为了心理上的满足,结果歪打正着,变成了一种派流,然后才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军事革命,科学革命,然后才是工业革命。我们数了一下,西方经历了七八次这样大规模的‘革命’。在中国, 类似的革命都是区域性的,一些创新不被人看好,比如说活字印刷,比德国的古登堡要早几百年,但是就是不能推广。中国发明了就束之高阁,不去推广。西方很愿意推广。久-莫奇尔认为西方有一群衣食无忧的闲人,贵族。贵族是剥削阶级,但剥削阶级创造历史。中国,按照李约瑟的说法,都在忙吃忙喝,没有闲心搞发明和推广发明。无忧无虑地清士,在印度就更多,但是印度也没发展资本主义。
学生: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虽然技术发明了,但是没有应用,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属于劳动力的价格更便宜,所以导致了技术的逆向替代。如果那些从事纺织行业的人投入的资本用于这些,有个替代的过程。那这个成本还不如多雇几个人,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
邓钢:这个说法是劳动力的价格在东方太便宜了,机器的成本相对要高,所以厂商宁愿用工人也不用机器。于是东方不利于机器大生产。但是,有一派世界经济史学家认为有工业化的形态或路径,一种是资本集约型的,是西欧式的;还有一种是劳动集约型的,是东方的。四小龙,日本和现在的中国走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我们都是用相对少量的机器,主要用人。所以工业化的化,不一定是机器大生产,是看有多少人离开了农耕,是从工业来获取生活资料的,其实用人用机器都不要紧,主要是脱离农耕就行。这个定义是最新的定义,所以我们不要太迷信这个机器,我们即使放着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都不用,在街上摆上煎饼摊子,那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反正不种地就行。所以看现在评价国力的时候,看农耕的人口减少了多少,进入服务业多少,进入制造业多少,而不是说用机器多少,不必提倡使用机器,只要收入不是农业的就行。所以你说的观点在西方非常流行,但是绝对是欧洲中心论。到日本去看看,日本最提倡的就是劳动集约,从江户末期,到明治维新,到战后,完全走的是这条路。
黄淳:日本在工业化,老百姓吃什么呀?我看黑泽明的电影,好像吃个大米饭就很宝贵了,普通老百姓吃什么?
邓钢:在日本历史上,传统是贵族吃点肉,老百姓主要的动物蛋白是鱼和鸡。日本到战后才开始吃牛肉。日本人吃猪肉也应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所以那些遣唐使,到了唐朝的日本人,就跟上了天堂一样。中国什么不吃啊。日本的饮食非常简单。我去日本,他们把饭做成艺术品,为什么,因为米饭很珍贵啊,对每一个米粒都要摆一摆。中国人米还摆什么,吃不就完了,不珍贵就犯不上那么在意。在意是因为穷。 穷的时间太久了,就积淀成文化了。我去日本大学的宴会,校长请客。一条虾,一个菜叶子,那就一道菜。很小家子气。吃完还宴请,自己得再吃一顿,这完全是仪式。让人想起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中国人讲究饭桌的饭菜有剩余,才是礼节。也是历史丰衣足食,富裕久了,积淀成文化的。这种礼节是不应该受谴责的。
下一个是弗兰切斯卡-布雷(Francesca Bray),是李约瑟最后一个博士生,带完她之后李约瑟就不带了,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现在爱丁堡大学。她的主要贡献是研究中国农业,研究亚洲的大米。她认为大米的生产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大米是劳动密集,用水密集,用肥密集的三密集的劳动作物。用了多少肥,大米就给你多少回报,用多少水,大米就给多少回报,绝没有收益递减。只要种上大米,这个民族绝对不会愁吃愁穿了,所以就不用选择其他的发展方向了。她说你看,凡是种大米的地方都不发展资本主义,她恰恰说错了。日本就生产大米,就产生了资本主义。中国有一半不生产大米,如黄河流域,也没产生资本主义。她肯定错了。大米和资本主义不是互相抵触的。生产大米的地方照样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小麦的地方,照样没有资本主义。
黄淳: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发展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人不拿石头盖房子,按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话,折旧率太高了,天天盖房子。
下一个这是世界史最有影响的,称作‘世界体系’(World-Systems)。发明者叫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列宁有点像,但是结论不一样。列宁认为发达国家(帝国主义)出现了垄断资本和工人贵族,不在有内部革命的可能。世界开始分成帝国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两极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欠发达国家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发生。列宁由此导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的结论。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永远是互相依存而不是相互对抗的,interdependency。这样任何一个民族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的世界体系有一个核心(core),是发达国家,有一个外围(periphery),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体系内部是开放和流动的,并不是永远封死的。处在外围的经济体可以进入世界体系核心,这个过程叫做半外围(semi-periphery),向核心靠拢。亚洲四小龙就是从外围进入半外围。 战后日本从半外围进入核心。中国直接进入核心了,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肯定已经在核心里了。我们的制造业是全世界最大的,能说是外围吗?肯定不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应该是英国脱欧后的欧共体的总量。美国正在受我们的挑战,所以中国改革四十年就进入核心了。沃勒斯坦允许欠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是他的贡献。列宁说你非得干革命不可。干革命才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你才能有希望。沃勒斯坦认为你就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慢慢混,混得好,可以进入世界体系的核心,不用暴力革命。他的贡献确实有很多佐证,四小龙基本是走的沃勒斯坦的和平发展道路,投身于资本主义体系。沃勒斯坦证明列宁是错的。我们知道,90年代苏联解体,俄国人放弃了列宁主义,进入国际体系了。连苏联本身,列宁的故乡,都进入世界的体系了,所以沃勒斯坦的理论更接近于我们当前世界的现实。
最后第十个学派,Eric Jones(艾立克·琼斯)。这人是我博导,现在在牛津。他专长于东西方比较。他的成名之作是《欧洲的奇迹》。中国有译本。但是第二本跟踪的著作叫《增长再现》。他是个小心不露出自己有欧洲中心论的人。他其实也是欧洲中心论。我受的训练也是欧洲中心论。但是他在做人上非常高超,他的书你看过就知道。他说欧洲的奇迹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他绝不相信阶级斗争,绝不相信是企业家,也绝不相信清教。他说欧洲工业革命是奇迹,是圣母玛利亚的处女怀胎(virgin birth),是上帝给的恩赐。为什么?其实欧洲是一塌糊涂,是战乱的地方,是黑死病的地方,欧洲是自相残杀的地方,欧洲还经常受外族的侵略,欧洲有什么让你那么骄傲的呢?叫板全世界,那么趾高气昂的。其实往回倒四百年,欧洲比东方的哪个民族都不如。所以他说欧洲的崛起是非常偶然的,绝没有必然性。这是他第一本书的结论。那么第二本书呢,这本书的异议比第一本书更大,他说其实全球的发展历史,第一次现代化曙光出现在宋代的中国。等宋代中国这劲过了之后,欧洲等了600多年,才拿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真谛,然后发展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化的征兆,在宋代的中国全都有,重商主义,开放,纸币的使用,国际贸易,私有产权,火药,罗盘,航海图,应有尽有。所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宋代是这么说的:Song China was a modern society without modernity。宋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没有现代化程度。全世界的现代化是宋代开的头。那么谁把中国的现代化葬送了呢?蒙古。艾立克-琼斯认为,没有蒙古入侵和殖民统治,中国本来是可以自行进入工业化的。
行了,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注:除阴影标注部分外均为邓钢教授讲授内容)
 
整理人望、乐飞
                         校对人王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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