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革命|朱富强:主流教材拜物教与经济思想史的现代缺失

  发布日期:2021-01-05  浏览次数:152   作者:admin

主流教材拜物教与经济思想史的现代缺失

朱富强*

 

摘  要   作为一门洞悉和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社会性和现实性,因而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应该更偏向于有机的思辨性而非机械的操作性。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却日益盛行一种主流教材拜物教现象:越来越多的院系倾向于采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材甚至是英语原版教材;而且,基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盲从,经济思想史也在现代经济学教育中逐渐被抛弃。经济思想史之所以在经济学教育中缺失,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环境有关,是功利主义学风的必然结果。因此,如果没有一群持有坚定学术理念的学人,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将越来越空洞,以致经济学发展将在这种囚徒困境越陷越深。

    关键词 经济思想史  原版教材  熊彼特  拜物教

 


一、前言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为基础,而历史研究则提供了丰厚的史实;(2)任何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不仅要经受得起逻辑和现实的检验,还必须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实验场。因此,历史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材料来源,也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经验基础,经济学理论也是在持续的历史检验和学说交锋中得以发展、成熟。同时,学术史也应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核心课程:(1)只有从历时性发展的角度才可以真正理解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2)从前人思想中挖掘出被忽视的洞见也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从经济学说史就表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家都是经济思想史专家,都非常看重历史和思想史对理论研究的意义,如斯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凡勃伦、熊彼特、哈耶克、琼.罗宾逊、鲍尔丁、阿马蒂亚.森以及霍奇逊等。

然而,当今经济学界却越来越没有经济史和思想史的位置:大多数经济院校越来越不重视经济史和思想史的教学,也越来越不重视经济史和思想史专业的发展;甚至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已经完全不开设经济史和思想史课程,也取消了经济史和思想史专业。事实上,按照中国经济学科的分类,作为一级的理论经济学下设有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6个二级学科,但试问:目前还有多少经济院校设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专业?还有多少经济学人真正在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有几个院校重点开设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不正常的学术取向呢?因此,本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西方原版教材拜物教现象,就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展开深层的剖析和反思。

二、中国经济学教学中的主流教材崇拜

知识和思想的累积和进步是是渐进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也是渐进的,因此,学术史对任何学科的理论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钱穆的一段话中获得启迪:“专注一对象,一问题,连续想下。相续心便成了思想。有些人能对一事实一问题,穷年累月,不断注意思索,甚至有毕生竭精殚虑在某一问题上的,这些便成为思想家。但宇宙间,人生界,有几件大事,几个大问题,虽经一两个人穷老思索,也获不到结论,于是后人沿他人思路,继续扩大继续深入,如是般想去,便成为思想史。有些注意这问题,有些注意那问题,有些注意问题之这一面,有些注意问题之那一面。注意对象不同,思路分歧,所得结果也不一致,这就形成思想史上的许多派别。”[1]

同时,对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学科发展来说,学说史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说明如下:(1)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并不是如自然科学那样静态存在或长期稳定,而只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展现出来,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社会经济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2)社会经济现象的成因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每个人穷尽一生的思考也只能在非常局限的很小方面有所认知,而要了解人类社会的大貌,就必须努力承袭和契合前人的思考。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学说的根本特征在于对已有理论的深化,理论的任何进展都必须站在前人肩膀之上;社会科学理论根本上无法通过抽象思维而通达,从而不能以一种进步学说完全代替被否弃的学说。

然而,尽管经济学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内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知识,但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材却往往只记载和介绍它认同的特定思想和内容,相应地,仅仅接受此种教材的经济学子对经济学的认知就非常狭隘和片面。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就指出,“在对早先的经济学那些应当被记住、那些应当被忘记这一问题上,非正统流派与主流的理解有所不同”,而“研究仅仅思想史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现代非正统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展示了他们的历史,表明他们并不简单地是不满者,而是被现代主流丢弃的传统惯例的承载者。例如,非正统经济学家经常冒险超越正统经济理论的边界,进入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无人区,而现代经济学现在才开始注意到那样做的必要性。”[2]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多年来执着于对经济学经典名著的梳理以及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讲授,笔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认知才得以不断深入和系统,才可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形成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最终构设出一套系统的思维和认知体系。丹尼尔.贝尔曾写道:“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了三年经济学,……得到一个基本经验,如果你想学点什么,那就教书吧!简单而言,你必须备课,这就迫使你把那些基本的东西想透。多年来,人们总是问我:‘你教什么课’。我说,‘我教我想学的课,我写的也就是我学到的知识’。”[3]贝尔的这句话曾引起笔者很大的共鸣:笔者深深体会到,自己目前所掌握的大多数知识都是在课堂上的授课过程中学到的,并且在授课过程中不断深化。

事实上,每开设一门新课,笔者都要对该课程的理论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并力图写成较为详细的讲义然后与学生讨论、修正和完善。不幸的是,自编讲义的作法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却遇到了巨大障碍:(1)它与中国经济学的流行取向不同:热衷于照搬西方主流教材,尤其是那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版教材;(2)它与中国经济学的传统取向也不同:政府部委以及各高等院校都热衷于组织团队力量编撰什么教材工程或核心教材。不过,这种做法却是承袭了几乎所有学术大师的传统:写教材是学术大师提炼其思想的基本途径,许多经典名著就是来自授课讲义。同时,这种做法甚至也与20世纪初的海归学者相一致:早期学者很少照搬所谓的统编教材,也很少搬用西方的教材,而是更倾向于自编教材,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到课程中。例如,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就曾坦言其讲课的三大“不讲”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尤其是,当前由海归经济学人控制的中国经济学界极力鼓吹经济学的国际接轨,由此嘲笑那些放弃西方流行教材不用而自编教材的做法。结果,在中国经济学界就盛行开一种强盛的主流教材拜物教尤其是原版教材拜物教:那些所谓的一流高校之经济学系所采用的往往都是英语原版教材,似乎这些原本教材代表了经济学的“真理”,体现了学术“前沿”,连讲授者也成了“前沿”学术的代表。其实,讲授者往往只是一些青年海归或者直接就是刚毕业的博士生,他们对教材中理论背后的思想往往不甚了了,而只是机械地重复这些主流教材的教条,乃至是埋头于在黑板上誊写数理公式的推导。相应地,学生们从这些课堂中能够了解到的思想就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这些课程非但没有拓展学生的视野,反而增加了思想的禁锢。尽管如此,基于主流教材拜物教,不少院系都设定了高额的课时费来鼓励青年教师使用这些原版教材。

其实,不同类型课程的教材往往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数理性课程因主要阐述公认的基本原理而具有较大相似性;思辨性课程则往往纳入更多的个人知识而差异明显。相应地,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这样一门专注于那些“不言而喻”原理的学科而言,照搬西方经济学大师所撰写的那些更全面、客观和系统的教材似乎也是更可取的。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追逐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理论,它主要建立在纯粹先验假设和形式逻辑之上。与此不同,对一些思想性课程来说,由于它充盈着作者的个人思考和洞见,往往就无法照搬一本“公认”的教材或讲义。事实上,对这类教材而言,如果没有切实地弄明白并认同作者的意图、思路和写作背景,那么,授课者就根本无法挖掘教材所潜含的真正思想和关键意义;此时,与其让教师对照着他人的教材进行“念书”,还不如让学生们自己学习、揣摩和相互讨论。究其原因,教师此时的教学也往往不过是一种行尸走肉,况且,无论谈吐多么清晰的教师也不如教材上文字描述来得系统。

同时,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传授一些基本原理,但根本上说,这种课程的教学也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简单地复述教材中的内容,而是要渗入讲授者的理解。究其原因有二,(1)经济学的理论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其每个理论的提出都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性和特定时空性;(2)教材上的理论将诸多历时性的知识放到了一起,这就使得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脱节。这意味着,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应该更偏重于系统的思辨性而不是机械的操作性;相应地,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审视和辨析,在反思和争论中增进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学生接受教师的“教”,主要不是教师对教材所述原理的复述,而是要学习教师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中形成的独特看法和思想;否则,还不如学生自己去看书,因为无论授课语言多么清晰的教师都比不上书上的文字那么有条理。

显然,社会科学的这种授课方式已然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像目前流行的方式那样照本宣科,而是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研究和形成自己的个人见解。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没有独到研究的教师,绝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最多是一个不错的传声筒。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教师应该将大量精力用在理论探索上而复述教材上。只有先形成了自己对社会经济现象较为系统的认知,然后才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悟、所识传授给学生,从而真正贯彻“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术传统。孔子就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记.第十八章》)。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科的教学恰恰热衷于照搬遵循新古典经济学常规范式的主流教材,这正是当前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教育中的症结所在。

事实上,自从知识创造学院化、教学方式制度化以来,崇尚思索的学者就逐渐为热衷宣传的教师所取代,学校也逐渐蜕变为过时思想的堡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宾诺莎拒绝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职位,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和著书立说被正式的讲课打扰。为此,布劳德说,目前学校里创设的博士学位制度,使得“那些有能力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却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指导那些永远不会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们的功课上。”[4]尤其是,随着专业化的发展和推崇,教师的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了,以致他们很难有多少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从而往往也就只是在机械复述中教材中早已“死去”的知识。

就现代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科的专门化使得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日趋狭窄化,经济学的数量化发展又进一步使得经济学人的思维日趋封闭化。在这种情形下,绝大多数经济学教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就主要限于流行的理论和思维,甚至是一种形式化的写作程序和格式。同时,在目前浓郁的功利气氛下,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普遍不愿意深入探讨思维的逻辑,不喜欢形而上的东西;而倾向于简单地接受老师的“教”而不是自己的“思”,企图通过方便而轻松地接受那些流行的理论就得以行走江湖、逢源社会。正是基于这种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往往就走上了两个极端:(1)热衷所谓的实务课程,想当然地以为学了这些知识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或者可以赚钱了,从而极大地将经济学这门“致用之学”的“致用”二字庸俗化了;(2)崇尚所谓的数学课程,想当然地以为学了这些工具马上就可以从事研究以及发表文章了,从而极大地将经济学这门“探究之学”的“探究”二字形式化了。

总之,现代经济学界盛行着一种浓郁的主流教材拜物教,而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功利主义的学风,这使得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广泛盛行着做“让别人相信”而不是“让自己相信”的研究。正是在“今之学者为他”的流行氛围下,笔者深深感到:大学课堂上的知识往往只是单向地从讲台流向坐席,甚至越来越多的学生心无旁骛地在课堂上准备其他实务性的课程,从而很难真正从课堂的反馈中获得思维的提升。尽管如此,在讲义的撰写和授课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自己的思维不会突然受阻,笔者还是不得不事先系统地对理论的发展路径作反复的梳理;同时,为了尽可能提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以及提高他们的课堂兴趣,也会努力博览各类书籍,并试图对不同学派的理论进行比较、反思和契合。事实上,中国高校的传统课程设计往往对系内课程表设计过死,以致学生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目前一些院校的情状恰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学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而学院对不同专业学生的选择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此时,学生就必须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但同时,他们往往又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从而只能追随主流。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目前这种极端功利和短视的学术氛围中,学生们总是选择那些所谓“实用”的课程或者看上去“好看”(主要是为了找工作时让雇主觉得好看)的课程;因此,尽管学生选择的自由度似乎增加了,但他们所真正接受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却实在地下降了。

三、现代经济学教学中的思想史缺失

现代经济学的数学化和形式化也使得经济学教学也日益偏好于主流范式和主流教材,进而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脱离于社会环境及学说发展史。剑桥大学的张夏准(Ha-Joon Chang)就感慨地说:“在全世界,经济史课程已经从教室中消失了。曾作为经济学教育的必修课,经济史已经被归入‘选修’的偏僻角落甚至已经被关闭。”[5]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在演讲中甚至宣称,如果欧美大学中还有学生在读斯密的《国富论》或者经常提到斯密等经济思想史中的人物,那么就会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嘲笑,因为这会被视为“落伍”的标志。相应地,在盛行着浓厚教条主义和媚俗主义取向的中国经济学界,在一些海归经济学人的引导下,经济思想史以及经济史课程在中国经济学院也快速消失了。如何理解这一现实呢?

首先,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海归学人对思想史的轻视基本上反映了近半个世纪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现实。布劳格写道:“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备受主流经济学家歧视、甚至有时被公开蔑视为好古癖已经不是一个秘密,这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事实上,自二战结束后的过去30年来,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对经济思想史之作用的每一个评论员对该领域的兴趣都在令人遗憾地稳定下降,这不仅体现在研究生阶段,甚至也体现在本科生层次上。而且,这种取向在美国比在欧洲更明显,尽管无论哪儿都很显然。”[6]究其原因,凯恩斯经济学的勃兴极大地凸显了经济学的应用政策研究,而科学主义的盛行又导致这些应用性政策研究以“客观”的数学逻辑和数据计量为基础。

关于历史和学术史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衰落,我们也可以从西方主流刊物所刊发的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有关的文章数目变化中略见一斑。例如,麦克洛斯基(McCloskey统计,从1925年到1944年的20年,《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和《政治经济学杂志》三大刊物中有关论述经济史的文章所占的页码占全部的6.5%,但到了1945年至1974年的30年间,其比例已经下降到了3.3%。其中,作为长期以来是最具历史感的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在1929年到1944年间大约有11%的篇幅是有关经济史的,而在1970年到1974年间却只有2.8%的篇幅是有关经济史的。[7]事实上,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主流经济理论中,斯密问题被认为是一个离题的问题。也就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浩如烟海的主流经济学文献中,对斯密问题只字未提。”[8]

三大主要刊物中经济史文章所占的比重 %

年份

AER

QJE

JPE    

1925-1944

4.4

5.4

9.9

1945-1974

2.2

3.3

5.4

其次,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地位式微往往与历史背景有关。从经济学说发展史看,这主要有两大原因:(1)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数理成为将各种流派统一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有关;(2)源于经济学界本身越来越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事实上,自边际革命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就热衷于纯理论的构建,集中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技术,从而日益深陷到逻辑学的窠臼之中,甚至把一个学说或研究传统在时间上的发展视为是与其合理可接受性绝对无关的;结果,“思想史在许多地方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与今天毫不相干的,人们把它看作是一门具有陈旧假定的学科。”[9]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降,由于学以致用的庸俗化而引发了功利主义勃兴,主流经济学界更是形成这样一种错误认识:一个理论一旦为更进步的理论所取代,再去探讨旧理论就毫无意义。相应地,在当前的经济学界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研究氛围:优秀的经济学家主要把时间用来探讨更进步的理论以及检验理论更准确的方法。正因如此,经济思想史越来越被认为不值得严肃经济学家的重视,一些经济学家去学习和了解经济思想史也主要基于在教学上的目的,这些过时理论可以作为较进步理论的前身,或者作为不当的理论个例。正是在这种进步观的指引下,“经济学家的主流也战胜了重商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制度学派,以及其他被认为是声名狼藉的学派”,以致有学者宣称,“谁有闲情去管已故的经济学家那些错误的看法。”[10]于是,大多数经济学人就热衷于在既定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进行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

最后,海归经济学人所宣扬的“实情”也具有很强的片面性。究其原因,这是“主流”经济学的实情,也是某些“名牌”大学的实情,而欧美社会中也存在众多的非主流。事实上,尽管越来越少有大学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相关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同时,思想史刊物也在不断增长,它们的质量也显得较高并正稳定提升。例如,除了1969年成立的《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和1973年成立的《经济学说史评论》(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外,1983年又成立了《经济学说和方法史研究》(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1990年又出现了《经济思想史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93年成立的《经济学说史欧洲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和《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再如,当美国经济学说史学会1973年成立时,仅仅有超过200名的成员并只有50人参加1974年的第一次年会,而到了1999年,成员已经超过了600人且有300人参加了当年年会,在三天的会议中提交了150篇论文。另外,目前欧洲有三个非常活跃的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协会,并每年分别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两个独立地点出版年报和召开会议,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功能协会。[11]沙巴斯(Schabas)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有500600个非常活跃的经济思想专家,并有超过1000人在教授或者研究经济思想史。[12]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那些掌控话语权的海归经济学人尤其是那些当政者往往只看到这些“主流”实情,而且还进一步放大这种“实情”。事实上,海归经济学人一旦取得院校行政权后,就不仅极力宣扬经济学的模型构造而忽视经济史和思想史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在“课程改革”和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大幅度裁删经济思想史之类的思想性课程。同时,这些海归经济学人之所以热衷推行这种“新政”,还有这样两方面原因:(1)源于这些经济学人狭隘的理论素养,他们本身往往只是接受了一些数学工具的训练,并热衷于常规范式下的建模和计量;[13]2)源于这些经济学人功利主义的学术态度,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而夸大数学课程的重要性,并制定一些的制度来迫使青年学子来选择这样的课程。正是在一系列的规定下,只有数理文章才可以获得职称晋升和物质奖励,而经济思想史等领域的学者则不断被边缘化,当然也就往往得不到学生的青睐和跟随。为此,索多鲍姆就强调指出,既然“经济学家们推崇竞争,但为什么竞争就不能应用于他们自己的学科呢?”[14]

总之,思想史课程在现代经济学教学体系中的衰落和缺乏,反映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主流”实情,这也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困境所在。霍奇逊就感慨地说:“(当下)能够包容杰文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和熊彼特等人那种广博而现实的观点的经济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例如,到英国的剑桥和曼彻斯特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和哈佛的经济系参观,可以发现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数学的严谨,而不是其是否恰当和符合现实。数学家控制了招生、课程安排、教师的招聘与晋升,以及最著名杂志所发表文章的把关等。他们把持着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任命主席、分配资源、评估国家的或机构的研究基金的申请。他们贬低非数学家和对核心假设持不同意见的质疑者”;因此,“如果经济学还没有死亡,也是正在死去。经济学不管是在苟延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在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系框架之内,其复原的希望极为渺茫。在此以外的地方,在商业界、政府和其他非学术团体内,经济学被视为一门浸淫于技术的学科,既不恰当,也不实用。这种认识已经很普遍,而且还在继续扩展,具体表现为经济学学位课程入学人数的下降和转向学习诸如商业这样的相近课程”;更甚者,“入学人数的下降和经济系预算的缩减,也使经济学教学大纲的内容进一步变窄了,实际上已经让非学术的、非新古典的、历史的、制度的、后凯恩斯主义的,或者注重方法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失去了工作机会,并促使正统经济学更为顽固地进行自我辩护,反击批评。”[15]而且,这种西方“主流”实情在一些海归经济学人的刻意宣传和主导下,对中国经济学发展造成的危害更为严峻:经济学研究已经不再需要思想和传承,而蜕变为一种数学计算。

四、经济思想史是如何式微的:一个历史回顾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在当前经济学教育中严重缺失,这不仅在中国经济学界,也表现在欧美经济学界。当然,这种缺失并不是突然呈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转换,并表现为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经济学说史表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绝大多数最为知名和博学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是经济史学家;而在“二战”后,随着功利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勃兴,经济学“科学化”取向就日益加深,由此就导致技术性经济学大行其道。即使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然授予了一些具有经济史学色彩的经济学家,如库兹涅茨、希克斯、缪尔达尔、哈耶克、福格尔、诺思、森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即使是其他那些可以归属计量经济学家的阿莱、阿罗、多马、哈恩、克莱因以及乔治斯库-罗根等,都强调历史对经济学探索的重要性。但总体上,这些学者的经济思维还是以理性主义为主,其研究更多地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而与古典经济学的历史分析相差较远。那么,经济思想史是如何逐渐从经济学研究中退出的呢?这就需要剖析经济学研究取向的转换过程。

注重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并从中获得思想和洞见的杰出代表是哈耶克和熊彼特,他们都强调经济学研究不能离开经济史和思想史,都反对脱离历史的理性推理。譬如,哈耶克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直都在讲授经济史课程,并且,他特别喜欢古代经济史,认为它“不仅永远是个特别令人着迷的专业,而且对于理解我们自己的文明非常重要”。[16]所以,汉斯-耶格尔.亨内克认为,哈耶克之所以能够不断拓展自己的跨学科研究、并提出了众多精微的洞见就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传统经济史专家,而且毕生都是位根深蒂固的思想史学家,这是他思想的渊源所在,是他源源不断吸收养料的地方。”[17]

同样,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熊彼特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奈特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等都是在大量系统梳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而提出自己洞见的。特别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更是基于原始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哈耶克说:“从这本书中受益最大的将是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在其他学科中理论的日益技术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狭隘的危险,在这个领域是特别有害的。我不知道还有哪本书能够比这本著作更好地消除那种似乎正在支配着一些年轻人的想法,即1936年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对他们都是不重要的;没有任何其他著作更适于向他们表明,如果它不想成为单纯的经济学家,而是成为一个能够在这个复杂世界上运用自己专业知识的有教养的人,它应当知道些什么。”[18]

实际上,哈耶克和熊彼特都是维也纳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而经济学课程则是法学院的必修课程;同时,他们的老师都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熊彼特的老师是庞巴维克,哈耶克的老师则是米塞斯。正因为在奥地利学派中接受训练,因而他们毕生都使用个人主义分析思维,注重经济过程分析,无论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还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企业家才能都源于奥地利学派。但是,由于两人后来的学术生涯不同而逐渐走向了不同的学术方向:哈耶克到了承袭演化思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致力于自发秩序的阐释和开发,而熊彼特则到了深受剑桥学派影响的哈佛大学而逐渐转向了技术化的研究路径。有鉴于此,这里对熊彼特的研究取向转变过程做一梳理和分析。这样做的原因还在于,熊彼特以《经济分析师》闻名于世,并被视为最有影响的经济史学大家。

我们知道,奥地利学派注重抽象演绎推理,但在熊彼特学术成长过程中,德国经济学的主流是与奥地利学派相对立的历史学派。正因为熊彼特在其学术成长过程中经受了有较为深厚的历史主义熏陶,因而历史学派对他的影响也就无处不在。例如,熊彼特在波恩大学时就与斯皮索夫是同事,两人共同发展了商业循环理论,熊彼特还曾与桑巴特一起被称为施穆勒的门墙桃李。正因如此,历史学派对历史和事实的强调都渗透进了熊彼特的方法论观念中,熊彼特的许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主义者。例如,他的“企业家才能”观点根源于谢夫莱(A.Schaffle),“创造性毁灭”观点则可能受到尼采的启发,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则与桑巴特和其他学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事实上,奥利地学派本身也注重从历史演化中来提炼一般性理论。正是这种学术渊源,尽管熊彼特寄予数理经济学和以数量为向导的经验研究以高度希望,但他还是比绝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者更能认识思想史和经济史在理论研究中的意义。事实上,熊彼特不仅在前期的文章中对施穆勒、米契尔等人基本都持同情和赞赏的态度,而且终其一生都在持续地吸取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成果,整个学术生涯主要都在从事经济史的研究。

然而,尽管熊彼特主要将历史主义置于一个正面位置,并要求用“历史的或制度的研究”和“详细的历史考察”来克服日益增长的、单方面的计量经济学的迷恋;但是,当他受聘于哈佛大学而迁居美国之后,却逐渐受到哈佛学术氛围尤其是周围数理经济学的影响,以致他在后期逐渐将抽象和演绎提升到数理形式化层次。例如,熊彼特强调只有应用抽象和演绎才能揭示规律,只有应用数学才能统一支离破碎的经济学。为此,熊彼特高度评价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等数理经济学家:他认为,杰文斯是古往今来真正最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之一[19]瓦尔拉斯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一般均衡理论”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力成就。熊彼特写道:“就纯理论而言,瓦尔拉斯在我心目中是所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的经济均衡体系其实就是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统一起来,是经济学家所写的不亚于物理学成就的唯一著作。同它比起来,那个时期以及那个时期以外的大部分著作,无论其本身多么有价值,有多大主观创造性,看上去都好像一艘巨轮旁的一叶小舟,像是力不从心的拙劣尝试,想要领悟瓦尔拉斯发现的真理的某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想要取得严密科学或精密科学资格所走道路上的显著界标,现在虽然已经过时,仍不失我们时代许多最优秀著作的后盾。”[20]

事实上,熊彼特后期的研究取向就越来越倾向于法国经济学的自然科学思维,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奥地利学派注重演化和主观主义的思维传统的反动。例如,熊彼特曾宣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四个经济学家中的三位都是法国人,这就是瓦尔拉斯、古诺和魁奈,而另一位非法国人则是马歇尔。显然,这几位的研究思维恰恰都是与奥地利学派相对立的,因而熊彼特甚至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坏孩子”。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维塞尔就对熊彼特所试图将物理学和力学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的“泛物理学主义”取向进行了深刻入的批判,认为他受诱于方法论工具主义,而这后来为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实证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在维塞尔看来,“泛物理学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理论经济学法则的本质必然是生成-因果性质,而不是函数关系;现象的起源只有通过内省才能发现,而函数关系则意味着是同时发生的,其中不允许有时间、企业家创造性等存在。[21]同时,由于深受剑桥学派和洛桑学派的影响,熊彼特后期对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敌意也不断增强,如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就尖刻地提到施穆勒和凡勃伦的思维能力。

由此可见,熊彼特一生中接触了多种学派的分析思维,尤其倾向于接受奥地利学派之外的思想的影响,把马克思、瓦尔拉斯、德国历史学派、韦伯社会学思想以及英美传统等综合起来。正因如此,熊彼特的主要理论没有拘泥于传统经济学的范围,而是往往内含着迥然相异的兴趣。同时,受多种流派的影响,熊彼特一生中对经济思想史和数理分析的态度是变动的,而其学术生命旺盛期恰恰是转向数理经济学的时期,从而倾向鼓励学生将经济学数理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深受熊彼特的影响,他的学生萨缪尔森开辟了经济学的数理化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正是熊彼特的转向导致了后来经济思想史的式微。熊彼特的学术取向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向,霍奇逊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1)熊彼特的性格问题,他具有思维的独立性,从而并不总是包容流行的观点;(2)学术环境问题,哈佛的新古典学术环境是熊彼特和帕森斯都改变了对历史主义和制度的看法,这也体现了他们内在的学术计划主义。[22]进一步地,这两大原因尤其是后一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绝大多数经济学人转变对经济思想史态度的原因。

总之,从熊彼特的学术转向中,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为何衰落以及数理经济学为何勃兴可以有更清晰的理解。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数量化过程滋生出强盛的自反馈效应,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只能顺应形势,接受主流范式,否则就只有选择离开经济学。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约翰.斯顿就写道:“刚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学术倾向于体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习惯于假定行为人是理性最大化的……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问题了。那些依旧因此而困扰的人离开了这个领域,而留下来的人不在问这个问题,他们被社会化了。”[23]事实上,当前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语就是“形势比人强”,明知目前的研究路向存在严重问题,但“理性”的个体还是乐此不疲。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正处于一个囚徒困境中,没有一群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学人,人们在这种囚徒困境将会越陷越深。同时,正是对这种困局的反动,2000年起,源于法国并波及世界的被称作“post- autistic economics”的经济学改革运动就蓬勃兴起了,该运动把脱离现实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我向思考autistic)的,“我向思考”的人没有能力与其他人交流,而是离群索居的和自我封闭的思索,并只能集中于自身的智力体操的游戏之中。

五、尾论:重申思想史的重要性

历史和思想史对任何社会科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不同于自然过程仅仅表现为单纯的事件过程,历史过程根本上体现了反映心灵的行动过程,从而包括了思想过程的内在面。因此,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柯林伍德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相应地,米塞斯也强调,“人类历史就是思想史。正是思想、理论和学说指导着人类的行为,决定了人们的目标和为达到这些目标对手段的选择。”[24]同时,在人类历史中,那些能够通过对事件的观察和对社会的沉思而形成系统思想乃至理论体系的,都是人类历史上的智者,是理论界的大师。根本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帝王的英雄史,也不是群众的阶级史,而是大师们的思想传承史。王国维就写道:“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重。光英吉利之历史者,非威灵顿、纳尔逊,而培根、洛克也。大德意志之名誉者,非俾斯麦、毛奇,而康德、叔本华也。即在世界所号为最实际之国民如我中国者,于《易》之太极、《洪范》之五行、《周子》之无极,伊川、晦庵之理气等,每为历代学者研究之题目。”[25]陈寅恪也强调,学术的独立和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之大事者。”[26]

事实上,正是基于学术的传承,叔本华传承了康德的思想,尼采传承了叔本华的思想,而福柯等又进一步发展了尼采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对人类经验的知性思维,并对后世作进一步的指导。叔本华就称康德的著作是“两千年来出现于哲学上最重要的和我们又如此相近的”,并认为“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27]正因如此,在哲学思想史上,有学者强调,“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28]同样,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也是如此,它需要继承和反思,而决不能跳过斯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等大师,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没有跳出斯密所建立的体系。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和思想史的根底,这些大师们对问题往往看得更长远、更深刻,他们在汲取古人的深邃思想的同时,在现世社会却往往显得孤独。波普尔就曾写道:“在我听来,我自己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像是18世纪、甚至17世纪时一位充满希望的社会改革家的声音。”[29]显然,这也是绝大多数真正学者的心态。因此,要真正理解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要梳理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要特别注重那些大师的思想。穆勒就曾指出,“将政治经济学看作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最近的事。但是它所研究的主题在各个时代却必然是人类所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并在某些时代,是最最关心的事情。”[30]

然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却被日益边缘化了,而新古典经济学教材逐渐支配经济学的教学。科恩就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最为畅销的经济学教材都是新古典的,只有不到1%的学生使用非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教科书。[31]这对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子的认知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基恩写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呈现的是正统经济理论的净化和不加批判的演绎,要么忽略了加总问题,要么直接与最新的研究成果相悖。使用这些教科书的课程,没有做什么去对抗这些虚假的陈述”,“由于经济学的这种教科书也是读之味同嚼蜡,许多学生仅仅修一门经济学基础课程,继而转向会计、金融或管理方面的专业课程,而在学习这些专业课程的时候,许多学生依然包着其多面前所学过于简单化的概念”,“继续接受进一步训练的少数人,所学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复杂技术,很少或完全不讨论这些技术理论上是否有效。在高级课程中,大量的评判性文献被直接省略掉,同时詹饶可见的逻辑缺陷又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定所掩盖。但是,多数学生之所以接受这些假定,是因为它们所受的训练使其既没有足够的文化功底,也没有足够的计量功底。”[32]

尤其是,在海归经济学人的引导下,中国各经济院系都以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本教材为自豪,并通过各种学术制度来抑制其他经济学流派和经济思想史的开设和教学。在很大程度上,经济思想史课程在当前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式微,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根本上源于日益盛行的功利主义和媚俗主义学术风气;尤其是,那些功利主义主导了经济学课程的设计,从而导致了经济学日益单一化、狭隘化。事实上,那些秉承西方“主流”乃至只知其“皮毛”的海归经济学人回来后马上都成了“著名”经济学家,正是这些经济学人的大肆鼓噪,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研究过程中对经济思想史的盲目排斥。结果,在西方社会,尽管现代经济学在不断“推陈出新”,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而在中国经济学界,思想和理论所受到的窒息更为严重。究其原因,由于社会的转变和变动,中国经济学界弥漫了一种比西方社会更为膨胀的功利主义氛围,甚至连学者本身的学术理念也几乎丧失殆尽了。正因如此,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当前中国社会经常受到社会大众的嘲笑和攻击。

问题是,经济学科的发展果真能够做到弃旧迎新乃至日日求新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学术史的抛弃,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就缺乏了坚实的根基。结果,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如日中天,主流经济学人也大肆鼓吹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近半个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增进,乃至整体经济学进入了不思不想的时代。显然,要解决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关键还在于创新重视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舒尔茨曾指出,“大家都知道我们作出准确预测的能力相当有限,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知识百无一用”,而“为了拓展和提高理论有用程度的可能办法,我们必需加强其历史基础。”[33]

事实上,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不仅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历史实践结合起来,对历史的研究也必须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缺乏经济思想史的知识,我们就不能全面地认识我们课堂上所学的经济理论。基恩写道:“当今学经济学的学生文化功底不够,是因为经济教育回避了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即便偶然接触一下经济思想史的文献,也会让学生对一些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性观点所有了解,但学生眼下根本没有这种接触机会。当今学经济学的学生计量功底不够,是因为导致经济学知识缺陷的材料很复杂。弄懂这方面的原始资料文献,需要熟悉数学的一些十分困难的领域——概念,而要弄懂这些概念,可能需要长达两年的大学数学训练”,“经济学学生硕士或博士毕业,抱着不加评判和质疑的信条即经济分析的基础是牢靠的,不了解所修学科的思想史,所掌握的数学方法既妨碍其对经济学的批评性理解,也削弱了他们了解数学和其他科学最新进展的能力”。[34]当然,要真正重视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从而扭转当前的经济学困境,不仅需要出现一群以学术探究为志也的青年学子,更需要一批注重学术底蕴的教育当政者。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机制与践行对策研究”(项目号:18VJ085)。

[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6-,男,江苏丹阳人,经济学博士,河南大学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联系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电话:(0208411100718102847870Email: zhufq@mail.sysu.edu.cn

[1] 钱穆:《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3] 参见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2页。

[4] 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田永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 “后我向思考”经济学网站的扉页,http://www.paecon.net/.

[6] Blaug M., 2001,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1): 145-164.

[7] McCloskey D. N., 1976,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2): 434-461.

[8] 克洛尔、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8页?

[9]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10] 转引自斯特拉斯曼:“经济学故事与讲故事者的权力”,载麦克洛斯基等著:《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4-185页

[11] Blaug M., 2001,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1): 145-164.

[12] Schabas M., 1992, Breaking Away- History of Economics as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4(1): 213.

[13] 例如,邹恒甫在其博客中曾爆料说,钱颖一和李稻葵的藏书就为数不多,甚至连《资本论》有四卷还是有六卷都搞不清楚。同时,邹恒甫还嘲讽说,钱颖一连美国小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英文小说读物都没有看十本,但他竟然大谈如何学英文;同样,钱颖一和张维迎的历史知识非常可怜,却竟然还在电视广播里谈大国兴衰。

[14] 转引自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15]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16]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1页。

[17] 亨内克:“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交锋:智识上的联系与冲突”,载G.帕普克主编:《知识、自由与秩序》,黄冰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4页

[18]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19]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2页。

[2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4页

[21] 参见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朱海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22]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23] 转引自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页。

[24] 转引自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25]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26] 陈寅恪:《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27] 转引自阎嘉:《洞悉人生痛苦的智者:叔本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28] 转引自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29]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版序言。

[30]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页。

[31] 转引自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32]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33] 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34]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7页。




微信关注我们

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14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