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模式的调整(刘凤义)

  发布日期:2011-04-25  浏览次数:182   作者:刘凤义
《经济学家》2011年第4期 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模式的调整 ——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瑞典模式的比较 刘凤义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经济系,天津 300071 ) 摘要: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集体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90年代,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瑞典模式几乎同时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短暂调整后,又重蹈覆辙;日本模式则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摇摆不定,其结果导致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瑞典模式则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弱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迅速走出危机,走向持续发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终结,可以预见,无论是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还是瑞典模式,都将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向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衡发展的方向调整。从本质上看,无论哪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都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调节形式而已,它们都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来的经济周期律。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日本模式 瑞典模式 美国模式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终结。其实,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就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它们经历了80年代的集体转向——9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局部调整——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深度调整的发展变化过程。本文试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理论梳理,以期厘清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模式调整的关系,把握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变化趋势,在发展“中国模式”中吸取教训,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与发达国家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集体转向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和里根入主白宫,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拉开了序幕。他们大刀阔斧地在所有制领域实行私有化、在金融市场上去除管制、在国际贸易商主张自由化。这些政策主张被作为医治经济衰退的灵丹妙药,也迅速在日本模式和瑞典模式中得到推广,其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三种市场模式同时陷入了金融危机。 1.美国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化。 里根入主白宫后,一直推行放松管制的政策。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突然将利率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美联储的这一行为遏制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摧毁了美国银行,特别是对于那些专业化于家庭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因为它们发放出去的贷款利率是固定的,但是它们支付给存款者的利率却是不断攀升的,为了生存,银行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里根政府的自由化政策为它们提供了契机。 由于放松金融管制政策,金融机构可以向充满风险的新领域投资,甚至可以购买垃圾债券,它们试图通过发放高风险、高利息的贷款来给自己寻找生路。与此同时,1981年,里根政府进行了税制改革,试图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这一改革使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可以加速折旧的权利和其他好处,精明的开发商开始抓住时机,通过投资房产进行避税。于是,毫无用处的写字楼在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大都市的商业房地产的空房率超过了30%,美国房地产泡沫迅速出现。1986年,里根政府由于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受到了社会普遍批评,不得不调整税收政策,进行增税改革,这一改革不仅拿走了发地产开发商的巨额利益,而且对避税行为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规制。 这一税制变革成为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的诱因,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一”的打击,一天之内,股票市场总价值下降了23%。随后,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始破产,美国政府为了挽救这些金融机构,付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成本,而那些没有倒闭的银行以及那些破产银行的投资者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泡沫使美国经济进入了1991-1992年的衰退期。美国失业率上升到历史新高,高达10%,预算赤字从1989年占GDP的2.8%,攀升到1992年的4.7%。斯蒂格利茨指出:“以经济的潜在表现与实际表现的差距来衡量,1991年衰退和战后的平均衰退一样糟糕。”[1] 2.日本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化。 日本的经济政策基本方针于20世纪80年代初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起初,新自由主义是作为临时行政改革路线而被引入日本的,在临时行政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各种行政改革的建议中,提出了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减公务员定编,控制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财政支出,取消各种财政补贴,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对各个领域放松管制等等。[2] 在自由化理念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去管制的政策,利率自由化,银行准备金越来越少,对公司的债务限制门槛也不断降低。就银行业来说,日本银行在失去了“主银行”地位以后,开始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贷款;开拓消费信贷业务,增加家庭贷款也成为日本银行的重要发展方向,这催生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就制造业来说,因为生产过剩导致利润率下降,大企业开始把资本投向金融领域,出现了企业金融化的趋势。 去管制在国际市场也同样存在,由于美日贸易中美国长期出现逆差,为了缓解逆差,新自由主义政策要求金融自由化,日本固定汇率难以为继,1985年“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日本出口企业受到重创。 1989年,日本出现了通货膨胀迹象,日本央行将其官方利率从1989年中期的2.5%逐渐上调到年末的4.25%,到1990年夏季,上调到了6%。利率上调使股票价格开始崩盘,到1992年底,日本股票市场价值仅为1989年高峰时的38%,股票市场的市值损失高达430亿日元。随后,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从1980年到1991年,房地产价格翻倍增长,但从泡沫破裂开始一直到2003年,地价一直在下跌,比1991年最高峰下跌了45%。商业房地产的价格下跌更为严重,到2003年比最高值下跌了60%。 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2%,为发达国家中最低水平,有些年度还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从1990年的2%上升为1998年的4%,2002年又进一步上升为5.7%,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这次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3.瑞典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瑞典进入了经济学家鼓吹已久的去管制时期,社民党政府开始了所谓“体制转变”的政策,具体包括削减公共福利、放松管制以及大规模的私有化。这些政策破坏了瑞典银行在战后以来的严格管制制度,到1989年,货币管制最终被取消。去管制刺激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和信贷市场的繁荣,银行、抵押机构、金融公司和其他机构获得了在国内信贷市场上自由竞争的新环境。在危机前5年,瑞典信贷快速扩张,私人借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135%,相当比例的借款用于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投机。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们被乐观情绪笼罩,除房地产外,制造领域的投资也出现过热现象。 信用扩张使私人借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135%,其中相当比例的借款用于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投机,与此同时,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也出现了过热现象。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们被乐观情绪所笼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瑞典金融市场异常活跃和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迅速上升,1985—1988年,股票价格指数上升了118%;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从82%上升为102%。 1990年瑞典出现了危机迹象,为了防止危机,政府于1991年提出了税制改革,同时,央行提高了银行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开始下跌。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高利率政策和马克币值升高通过瑞典的固定汇率传导到瑞典,进一步抬高了瑞典利率,刺穿了资产泡沫。1992年夏天,危机到达顶峰。为制止资本外逃,保卫瑞典货币,央行在短短几天内将基准利率提高到500%,但仍然没有效果。瑞典实施的高利率和其他紧缩手段,使得经济雪上加霜,银行损失巨大。据估计,从1990-1993年,银行累计贷款损失接近17%,房地产价格损失在40%—50%。[3] 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与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部调整 20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达国家三种市场经济模式同时陷入了金融危机和衰退之中,这暴漏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局限性。然而,任何一种理论从其产生、应用到退出历史舞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使新自由主义主张退出历史舞台,不仅需要理论上的交锋,还需要行动上的试验。面对几乎同时到来的金融危机,美国、日本和瑞典三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局限性,因此,都对本国的政策取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调整的总体方向就是削弱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当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调整的程度和效果也各不相同。 1.美国模式的调整与反复 1993年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入主白宫,标志着执政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美国共和党下台。克林顿上任面对的美国经济形势正是衰退期,如何驾驭经济形势,对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严峻挑战。作为民主党人士的克林顿,上台以后的整体政策取向,是试图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调整和修正,与共和党政策路线相比,他显然更偏爱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然而,由于美国两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克林顿政府不可能完全回到凯恩斯主义的轨道上来,因此,实际上,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试图寻找介于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有人把克林顿的这套主张称之为“克林顿经济学”。其执政理念主要包括: 在财政政策上“加法”和“减法”并用。克林顿上台后,大力削减财政赤字,同时,政府和国会达成协议,要在2002年消灭财政赤字,实行平衡预算,因此,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稳步下降,1996年财政年度减少到1073亿美元,1997年己降至千亿美元以下。虽然美国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在于减少财政赤字,但它并不是采取减少支出的简单办法,而是采用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削减国防经费;取消非生产性开支,鼓励私人投资;削减联邦行政开支,等等。同时,克林顿还提出增税方案,增税部分的70%由10%的富人分担,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人一般不增加负担,这一政策总体上对中下阶层有利。 在货币政策上松紧适度。1987年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在沿用沃克尔坚决反通货膨胀做法的同时,更加强调采取“预防性”的措施,在通货膨胀还没有明显苗头的情况下就实行紧缩政策,把通货膨胀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4] 在竞争策略上,全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克林顿政府实行倾斜政策,对一些战略性的高科技产业加以保护,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加强国际竞争力。高新技术迅速开发和应用使美国的生产率得到很大的提高,美国始终走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创新的前列。自1993年以来,美国工业的增长约有45%是由电脑和半导体创造的。 重视医疗保险等民生工程建设。克林顿政府致力于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尽管由于共和党的阻挠,改革方案未获通过,但为2010年奥巴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获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克林顿政府还提倡尊重工作与家庭,重视就业和民生。 克林顿政府对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调整,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高涨期,美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惊呼美国已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 然而,事实表明,美国经济这一时期的繁荣,一方面与克林顿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局部调整有关,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领域放松管制导致的“非理性繁荣”也起到了很大支撑作用。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金融领域的自由主义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相反,华尔街的大亨们,一直试图利用各种机会,来摆脱政府监管,从社会捞取财富。1999年,限制美国银行投资领域的重要法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这是一部诞生于30年代大危机时代的银行监管方面的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以防止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JP摩根染指投资银行业务、90年代末花旗集团收购旅行者集团以后,这些金融大亨们就不断利用各种政治力量,设法废除金融监管的法律。结果,近20年来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分界越来越模糊,直至最终消失,这为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由于金融监管的削弱,美国金融市场异常活跃。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的表现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从1966—1983年18年间,道琼斯指数一直维持在1000点的水平;从1983—1995年的12年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1999年,仅用四年时间,道琼斯指数就突破了一万点大关。1994年,美国公司股票价值为6.3万亿美元,到2000年第一季度已经飙升为19.6万亿美元。[5]再看一下标志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纳斯达克指数变化: 1971年第一个交易日纳斯达克指数为100点,大约十年后,指数翻番到了200点;又过了10年,到了1991年指数到达500点,到1995年7月,指数就迅速到达了它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点— 1000点。之后,纳斯达克指数一路飙升,仅在3年后,就达到了2000点。而从1999年10月的2700点上升到2000年3月10日的顶峰—5048.62点,这期间仅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6]美国股市的这种疯狂增长,显然包含着严重泡沫因素。就在2000年3月纳斯达克达到顶峰之后,股票市场一路狂跌,不到一年时间,股指下跌了近65%,到2003年,纳斯达克指数跌倒了1500点左右的水平。美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神话破灭了。 2001年1月,共和党人小布什入主白宫,标志着克林顿试图调整美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的政策终止。小布什作为共和党人,重新走回到了新自由主义之路。2001年和2003年,小布什两度减税,第一次减税,大大降低了所得税最高税率,并逐渐取消了仅由富人承担的房地产遗产税,第二次则消减了股息税与资本增值税,这也主要是让最富有的美国人受益。2005年,小布什提出试图将社会保障部分私有化,并削减已经承诺的未来福利。如果他的计划获得支持,就意味着美国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将在几十年内消亡。[7]当然,小布什的计划最终失败了。小布什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化了金融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2.日本模式在“恢复自我”中挣扎 面对90年代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调整措施,然而,从效果上来看,日本政府的治理显然是失败的。对于失败的原因,各界说法不一。有人归结为财政政策失败,有人归结为日本产业结构的失败,有人归结为政治不稳定,也有人归结为日本模式过时,等等。本文认为,日本对金融危机调整失败,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政策失误的原因,还有政治不稳定因素。但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日本模式面对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没有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及时调整。相反,却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摇摆不定。其结果导致日本模式的合理内核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之间出现矛盾与冲突,在现象上,就会表现为政策不连续、政局不稳定、经济模式过时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破坏了日本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80年代,日本经济平均以4.2%的速度增长,其中2%是由科技革新进步所带来的,技术构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引擎。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完成了技术更新,大企业的技术更新主要通过自有资本或股票市场直接融资完成的,这的确对日本传统的“主银行制”提出了挑战。但同时,这也恰恰为银行把贷款贷给中小企业提供了机会。然而,日本政府的“去管制”政策导向却使银行资本大量流向了房地产公司和个人消费信贷方面,迅速催生了经济泡沫。泡沫破裂后,日本银行业长期无法摆脱不良债权的困扰,这又导致日本的银行“惜贷”,中小企业面对“借贷难”的困境。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科研经费投入曾一度出现负增长的局面,日本错过了90年代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机遇,进而也失去了危机后经济重新复苏的生产力基础。[8] 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日本在产业结构上没有实质性突破,日本政府没有坚持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企业竞争力的日本模式的内核,而是为了支撑原来的产业模式,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日元贬值政策。小泉政府看似一个改革派,但他依然在利用低利率和日元贬值政策保护原有的产业结构。[9] 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强化了资本力量,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日本工会组织化程度在战后初期曾一度高达50%,但到1983年降到30%,到2003年不足20%。伊藤诚指出,日本工人已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通过工会和自己的政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2001年小泉政府上台后,更是大举新自由主义大旗大张旗鼓进行私有化和削弱工会力量。新自由主义者对削弱工会力量的辩护词是工会影响经济效率。工会力量的削弱,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日本工人的工资增长率80年代以来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1990年工资增长率下降为1.6%,1990-1995年进一步下降为0.6%,1995-2000年仅为0.2%。[10] 新自由主义理念导致日本各政党在“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职能转换中不断错位。日本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干预使企业形成竞争力。一些人据此也认为日本模式这一特征已经不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竞争的需要,日本应该减少干预,像“小政府”方向调整。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政府为企业竞争力形成提供条件,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应有的职能之一,本身并没有问题。日本政府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政府在职能定位上徘徊于新自由主义和日本模式之间,导致政府职能错位造成了诸多矛盾,从而把日本模式的劣势方面放大了。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党派之间互相争斗,政治局势不稳定;反映在政策上,就是政策制定缺乏及时性、连续性,很多政策之间矛盾重重,使得日本长期以来不能摆脱金融危机后遗症。 3.瑞典模式的自我回归 与日本模式对90年代治理金融危机失败的结果相比,瑞典模式是幸运的,它在1991年陷入危机后,经过短暂的调整,1993年开始复苏。如果说日本金融危机经历了L型经济走势,那么瑞典危机则经历了典型的V型走势。瑞典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尤其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瑞典等北欧国家金融体系受冲击相对较轻,瑞典当年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再次受到重视,这其中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的《路透社》、《经济学家》杂志等。 本文认为,瑞典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它能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既拥抱全球化,又弱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使瑞典模式与经济全球化较好地结合起来,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价指出的:“瑞典是很少几个受益于全球化而又没有受到全球化威胁的富裕国家之一。”[11]具体表现包括: 技术创新与“产品市场”自由化结合,创造拥抱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同日本相似,瑞典也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1994年瑞典在经历了短暂萧条后开始回升,尽管在财政上仍然很困难,但政府对研发投入上还是略有增加瑞典的技术创新战略,不仅没有使之像日本那样在IT技术革命中落伍,反而成为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头羊。 利用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分担市场风险。瑞典在产品市场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通过强化竞争和自由贸易来融入全球化。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则不同,通过严格的市场管制,保证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也曾削弱瑞典工会的力量,但其工会成员比例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在劳动力市场的协调程度上,如果美国的指数为1,瑞典的指数则为8,挪威指数最高为9。在劳动契约的覆盖率上,美国仅为15—20%,而北欧则为70-90%。在企业管理层中雇员代表比例上美国为0,而北欧则为1/3。劳动力市场管制导致收入比较平等,2000-2004年,美国贫困人口为17%,而瑞典贫困人口仅为6%。2007年15-64岁的女性就业率美国为66%,瑞典为72%,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12] 政府严格履行服务职能,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取信于民。瑞典模式是典型的“大政府”,它也因此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批判。然而瑞典政府在应对危机的出色表现中,却赢得了瑞典社会的普遍认可。(1)政治上统一性。瑞典在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党派之间尽量避免将危机作为政治筹码。政治一致性减轻了议会通过那些解决金融危机政策的压力,缩短了时间拖延,同时,个不同派别的意见也能得到充分尊重。(2)充分披露信息,救助行动赢得纳税人信任和支持。(3)成功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保证救助资金使用的公正性。瑞典政府对银行的救助产生了巨额财政赤字,1987-1990年瑞典财政盈余相当于GDP的4%,而1991-1997年则陷入了持续的财政赤字,1993年高峰时达到GDP的12%。然而,经济恢复以后,瑞典财政赤字很快得到了弥补,如今,瑞典财政早已出现盈余。美国金融危机对瑞典模式的冲击已经逐渐显现,瑞典在经济管理手段上也会做相应的调整,但可以肯定,瑞典模式的调整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瑞典坚持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均衡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三、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终结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刻反思,其中最为普遍的声音就是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美国模式)的终结。本文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落下帷幕,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瑞典模式都必然尽力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朝着政府干预、注重民生、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衡发展的方向调整。 就美国模式而言,其调整方向将会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弱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调整。美国经济的复苏究竟是V型、U型、还是L型,取决于美国模式调整的方向是否正确。尽管美国模式的调整会采用与欧洲大陆模式或北欧模式相似的手段,但可以肯定,美国模式不会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趋同于欧洲模式。 美国模式在战后以来的“经济绩效”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模式的合理内核在于:它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在科技创新和必要的政府干预基础上,解决资源配置的动力问题。这一模式下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等方面,都处于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然而,这一模式的缺点同优点一样突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模式的“社会绩效”明显偏低,劳资矛盾、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社会安全等问题,都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今,新自由主义模式崩溃了,美国市场经济将面临着重新调整,其调整方向必然是坚持美国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扩大政府职能,缩小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更加注重“社会绩效”。正如奥巴马在其施政纲领中指出: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信贪婪总是好事)正是促成这次危机形成的共犯。罗斯福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说道,“我们一直都很清楚,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是恶劣的品德,现在我们很清楚它还是恶劣的经济学。”奥巴马认为罗斯福的观点是再正确不过了。[13] 美国模式的调整方向应该是深层次的制度结构调整,包括:以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为基础,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破除金融神话;以竞争性的市场关系为基础,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破除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效率神话;以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加社会保障为目标,让政府承担更多职能,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破除“看不见的手”神话。显然在实践上,奥巴马政府会面临因为政党之争带来的重重困难。 日本模式在此次世界金融风暴中遭受重创,可谓雪上加霜。日本一些曾经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了反思和忏悔。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谷岩的观点也许具有代表性,他曾在小渊惠三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担当政府智囊。美国金融危机后,他在《资本主义为什么自灭?》一书中忏悔到:“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我要坦率地写下自己的观察。”他坦言,在新自由主义者具有主导影响力的社会,主流观点认为贫富差别是个人责任。近20年,日本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激增,临时工增加,不平等意识蔓延,原本以凝聚力而自豪的日本社会急剧分化,缺少了原有的“人情”和“温暖”。这种隐性损失难以估量。[14] 的确,日本模式本来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却一步步走向危机。这说明新自由主义试图使资本主义回归到“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今天,“日本新自由主义模式”终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模式”的终结。日本模式中的创新与竞争意识、合作与团队精神、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相互结合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合理干预,这些属于合理内核的内容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日本模式可能会在弱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的基础上,从深层制度结构上进行调整,使国家在社会平等、教育、健康、社会福利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坚持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均衡发展。 日本政府在此次危机治理的思路中,更加注重百姓民生和新兴产业,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社会福利、个人消费方面的投资。尤其是2009年9月民主党派的鸠山出任首相,更加强调“民生牌”,他在2010年首相施政演说中指出: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增长战略己经失效,将把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中心。要控制“没有道德的商业”和“不劳而获的财富”的过度发展,重新实现经济发展为人的幸福服务,而不是人从属于经济发展。将充实医疗、护理事业变为推进“生活革新”、创造新岗位和为健康长寿社会作贡献的机会,等等。[15]显然,这些理念要贯穿于日本模式的调整之中有很大的困难。鸠山首相仅仅执政8个月就被迫辞职,菅直人出任首相表明日本政权还控制在社会民主党手中,但日本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坚持自己的模式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尚需时日。毕竟日本的政治、经济还充满不确定因素。 瑞典模式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凡,与主张更低税收、更小政府、更自由市场和更少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相比,瑞典模式显现出了其稳定性的优势,人们的认识也随之迅速发生了转变。正如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北欧似乎是危机中的天堂,北欧人失业不用愁。因此尽管面对全球信贷危机,北欧国家的人民仍从容淡定,因为他们的失业救济是如此丰厚。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动荡局面相反,在此次危机中瑞典政府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 [16]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基特尔斯(Christian Ketels)的说法也许有代表性:“我不得不转变态度,因为北欧模式更稳定。”福利国家有“自动稳定机制”向失业者增加了转移支付,稳定了消费,维护了经济环境。[17] 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瑞典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为金融机构和银行储户提供担保;2009年7月,瑞典央行(Swedish Riksbank)成为全球首家对银行存款实施负利的央行,自此进入了一片未知领域,这一违背经济学原理的实验震惊了全球金融界。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分别向国有的瑞典出口信贷公司(SEK)、中小企业风险基金公司(ALMI)增资,以便利出口工业和中小企业贷款。提高国有出口信贷公司(SEK)的借贷上限,用于支持瑞典出口企业和地方基础设施投入等。2008年12月12日出台280亿克朗汽车业救市措施,用于支持遭受打击的瑞典汽车行业。在消费政策方面,瑞典央行从2008年10月以来连续四次调低基准利率,从4.75%降至1%,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就业方面,瑞典政府2008年12月5日宣布,在未来三年内计划投入约230亿瑞典克朗(相当于28亿美元),采取“就业与再培训”措施,以尽量减少经济疲软带来的影响。为防止救助中的道德风险,瑞典政府明确限制金融领域发奖金,对国有企业高管加强监督。[18] 看上去,瑞典政府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似乎与其他发达国家大同小异,然而仔细分析会发现,瑞典政策有其制度性基础,其政策取向始终坚持“充分就业”、“社会平等”和“完善福利”等瑞典模式的合理内核,瑞典政府的政策也因此得到了国内社会各界的支持。所以,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经济学家预测,所有欧盟国家中,瑞典可能最先看见经济复苏的萌芽,因为瑞典起点很高,拥有良好的制度结构、工业体系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国家富裕的基础。OECD报告也认为瑞典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明显改善,财政净债务由1990年占GDP的25%,发展为2007年占GDP的25%的净资产。从20世纪90年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瑞典比其他OECD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老龄化问题。瑞典政府的财政盈余目标,可以使瑞典在不增加税收和政府债务的情况下,更好地应对危机,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OECD报告估计瑞典2010年增长速度将达到2%,瑞典政府也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回升0.2%,增长率达到1.5%,2011年增长率达到3.0%。[19]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瑞典模式在应对本次金融危机中,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显示出了其自身的优势,其模式中的“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等内核性的内容,也昭示着资本主义未来调整的新方向。但毕竟这一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高税收与企业发展动力不足问题、高福利与沉重财政负担问题、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管制与就业激励不足问题等,成为困扰这一模式进步与发展的障碍。或许此次危机会成为瑞典模式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新起点。 四、简短结论 综上,本文认为无论哪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都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调节模式而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容纳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调节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也会日益频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今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危机,发达国家的普遍恐慌和中国模式的从容应对,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本•法因所指出的:“现在看来似乎该贬低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理论上非常完美,但是它在实践中无法运作。”[20] 中国模式的成功显然昭示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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