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转世轮回(田方萌)

  发布日期:2004-05-05  浏览次数:185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田方萌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2. 本书中文本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不新的“新经济”

      对于刚刚经历过世纪之交的地球人来说,那段时间给人留有深刻印象的世界性事件除了科索沃战争,恐怕就属网络泡沫经济的膨胀与崩溃了。世人大都以为他们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悲喜剧,然而在英国苏萨克斯大学的研究员卡罗塔-佩萝茨看来,这一幕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舞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而是四次。
      对经济史略知一二的人们马上会联想到1929年10月开始的那场股灾,以及随后发生的大萧条。翻查史书,类似的事件还有19世纪早期运河热的剧幅衰退,中期铁路热的骤然降温,以及晚期出现在欧美多国不同形式的经济萧条。这几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当时出现的“新经济”以及投入其中的巨额资本紧密相连。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位杰出的观察家和阐释者,佩萝兹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并在2002年推出了她以此为题的专著——《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一项重大发明成果的问世和普及并不能称作技术革命,只有使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剧变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才属于此书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按照这个标准,在过去200年间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共发生过五次技术革命。它们分别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铁路和运河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和重工业生产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以集成电路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和时下正在进行中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技术革命一般会包含三项要素,一是某种适用于各个产业的低成本投入(如石油能源和钢铁材料),二是服务于新技术体系的基础设施(如电报、电话和互联网),三是能够充分开掘新技术潜力的商业组织(如福特主义生产线)。
      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包括器物层面的发明创新,也含有制度层面的建设改良。这就不能不提及佩萝茨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技术-经济范式。由于每次技术转型都伴随着相对价格结构的剧幅变化,在生产实践中客观上存在着一种最经济的技术应用方式。为了充分发挥这一方式的潜力,企业家和监管者们会竭尽所能地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重构和重组,逐渐在习惯上形成了一套包括硬件、软件和意识形态的常识性法则,这就是“技术-经济范式”。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技术-经济范式的存在意味着一套强大的包容-排斥机制,它像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一样保留了适应新范式的企业,淘汰掉向其他方向旁逸斜出的厂商。比如网络经济一出,众多企业都“咸与维新”,参与网上平台交易。如果依然因循守旧,原有的销售渠道可能不出几年就萎缩消失了。甚至政界和学界也不甘落后,前者大张旗鼓推行“电子政务”,后者建立的网上学术数据库方便了全世界的学者进行查询和交流。网络文学和短信文化也成为新时期的时尚产物。这样,每次技术革命不只全面改造了经济结构,最终还完成了政治、社会乃至文化领域的制度转型。

技术创新的起承转合

      佩萝茨认为,从研制成功到扩散结束,每次技术革命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大约会持续五六十年,这段时间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头二三十年称为“导入期”(installation period),后二三十年称作“拓展期”(deployment period)。她进一步由两仪而生四象,将启动期和拓展期各自一分为二,产生了四大阶段,它们分别被冠以爆发、狂热、综合和成熟之名。
在每次技术革命早期的爆发阶段,一项新的核心技术刚刚试制成功,不久后基于其上的产品和基础设施也开始面世。人们面临着原有技术-经济范式已经山穷水尽的困局,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了新技术所包含的似乎无尽的生产潜力,一部分企业开始进行技术换代和生产重组。这正是英特尔发明芯片最初几年的故事。
      新经济部门极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率,像指路明灯一样照亮了投资的方向,诱使资本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涌向它。而承担主要融资功能的股票市场被新经济板块所带动,一路向上攀升,直至脱离实体经济而疯狂飙升。随着泡沫破裂,狂热阶段在一片哀鸣声中宣告结束。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尽管危险降临在前,机遇也随之降生于后。经历过股市崩盘的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寻找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重新设立专门机构,起草条文法令,积极干预和管制经济生活,使之适应新的技术生产体系。经过努力,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终于达到了相对和谐的状态,因此称之为综合阶段。这时偏重应用的生产性投资加大,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都随之上升,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渗透到了每个阶层,一段人人称颂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美好时光带来人们的希望和迷梦在尾声的成熟阶段走向了幻灭。这时一组技术创新的潜力已然耗尽,生产率增长幅度下降,利润率随之降低,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走向持续的萧条。失业的增多和收入的降低转化为不满和抗议行动,对工人运动历史的研究显示,这一阶段正是工潮风起云涌的高发期。为了摆脱困境,企业家们又开始寻找投资领域,在几经尝试之后,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又开始了。
      可见,持续大约半个世纪的技术革命包含了顺次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创新问世-金融泡沫-股市崩溃-黄金年代-政治动乱,它们因果相循,源自于资本主义本质上的原动力。前半段的导入期大抵说来是一段动荡和冒险的峥嵘岁月,新旧两部门之间激烈冲突让社会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后半段的拓展期相对而言则是风调雨顺的好年节,安定繁荣的大好局面正是其时代特征,尽管它的末期已是某次技术革命的油尽灯枯之日。三十年河东又河西,现代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一次转世轮回。

重新审视金融资本功能

      与实验室里的技术创新不同,商业创新是在人们对利润的直接想像下进行的,投资者认为创新活动会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故而愿意将资金拔付给试制产品并扩大其销路的企业家。正是在这里,如熊彼特所言,信用制度以一种或另外一种形式起到了关键作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的后半部分重点论述了作为经济部门的金融资本与更新经济结构的新技术革命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了金融资本对于一组重大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在导入期,正在成长中的新技术项目堪称金融家们的投资乐园。为了迅捷地满足新的生产模式所需要的巨额投资,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创造了各种新型的融资渠道,比如时下正流行的风险投资。他们同时要求监管部门为解放生产能力而大规模地解除管制,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风气滥觞于金融界,这动摇了原先旧范式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金融资本成为新一代技术创新的催生剂,一部分资金流向新产业,另一部分扩建了新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些更新了既有产业的生产流程。但是,金融资本有着自己独特的运动逻辑,并不会见好就收,而是把新技术从投资对象变为投机对象,大部分资金最后卷入了一场钱生钱的赌博运动中,引发了完全脱离实际生产的泡沫经济。
      到了泡沫破裂之后的拓展期,新的产业已经成长起来,新的基础设施已经到位;新技术-经济范式已经成为常识,生产资本开始居于中心地位。金融资本在规训和惩治之下已经变得驯良起来,它只是支持生产真实财富的大型生产性公司,与之同步成长。曾经叱咤风云的金融家远离大众媒体的视线,转入了办公室和会议厅。在整个技术革命过程中,金融资本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多变而复杂的正反角色,它的本性只在于追本逐利,只是当创新技术成为它青睐的追捧对象后,两者才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对于金融资本功能的理解还有助于我们从技术创新史观的角度观照经济学家们对货币理论喋喋不休的争论。货币究竟是包裹实体经济的面纱,本身无足轻重,还是带有魔力的外罩,一穿上就可以呼风唤雨?佩萝茨从庇古的评论中觉察到人们在不同年代对货币的认识在这两极之间左右摇摆。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货币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令人困惑的。比如,你如何以币值比较一台上世纪60年代出产的老式大型计算机和上个月推出的新款笔记本电脑?上溯到19世纪,购买火车车票的费用与给付马车夫的车钱可以等量齐观吗?
      当产品成本激剧下降,质量得到大幅提升的时候,进行价格水平上表面比较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前后的经济产出已非一物,而进行总量统计则几近荒谬。就交易物品的适当价格(包括股价)而言,范式转型期的人们经历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时作为金融工具载体的货币在客观上具有促进新技术投资,推动生产结构变革的显著作用。在拓展期产品成本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重新变得稳定之后,生产率水平才可以用不变价格来衡量,连续的货币指数才可以由统计学家们放心地构造和使用。这时货币又恢复了流通手段的本性,丧失了原先的魔力。

边缘国家何所为?

      可以看出,佩萝茨技术创新理论的背后有着两位经济学巨人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影子。如果说技术创新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关系得到了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学说的启发,那么有关企业家和金融资本作用的阐释则无疑受惠于熊氏学派的教益。在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问题上,佩萝茨还吸收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要旨。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轰动一时,佩萝茨在书中使用了更有冲击力的“巨浪”(Surge)一词,用它来指称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的传播过程。这一过程起于青萍之末,像涟漪那样一轮轮波动着向外扩散。它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区,逐渐将整个核心国家卷入其中,而后传播到偏远的边缘地带。出口和资讯是边缘国家吸收技术革命成果的主要途径,而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于当时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
      相对来说,边缘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子并不美妙。它们在每一轮技术革命里属于从属的地位,往往通过贸易和移民为核心国家供应原材料和劳动力,前者如橡胶和石油,后者如19世纪的苦力和今天的技术工人。当某一范式在核心国家成熟之后,为了走出饱和的市场,发达国家的资本渐渐向远方输出,寻找最后的获利机会,这时边缘国家才能享受到技术革命的果实。而核心国家的下一次技术革命已经蓄势待发,很快就使它们取得的一点优势丧失殆尽。一旦核心国家在狂热阶段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猛然收缩的市场会被迅速转移到各个世界市场,让边缘国家也蒙受萧条之苦。真可谓有难同当,有福却难同享。
然而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边缘国家也不是没有咸鱼翻身的机会。第三次巨浪就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特例。自19世纪70年代起,技术革命在原先的二流国家美国和德国比在英国发展得更为迅猛,几十年间形成了鼎立的三角格局。这表明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开始的时候,后起国家更有可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左翼经济学家往往用“中心/外围论”批驳核心国家通过金融贸易手段剥削边缘国家,甚至编造种种阴谋理论。然而我们应该清楚,核心国家之所以主导国际政经局势,乃是因为它们掌握了最新一代的技术创新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
      为了更好地描述巨浪,佩萝茨建议将一次技术革命历程分作6个阶段,除了上述四个之外,再加了爆发阶段以前的酝酿阶段和成熟阶段之后的传播阶段。在后一个阶段里,特定的技术-经济范式将被资本主义推广到了整个世界。此书主要探讨了核心国家的技术革命史,因为这是他们那里的关键问题。作者只花一小节谈论技术革命在边缘地带的扩散情况,然而我们这边的学者却可以沿着她的思路,“讲述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故事。”
      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一次信息技术的巨浪可能在每个阶段都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经济正是这次技术革命的一个关键特征,遍布核心和边缘地区的生产和贸易网络早在爆发阶段就已经存在。由于这个特点,新一代技术-经济范式向边缘国家的扩张速度大大超过了前几次技术革命。这也是为什么身在北京的人们也可以切身感受到网络泡沫经济的大起大落。不过,是否也可以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地缘经济的分布格局?全球的一级城市,除了纽约伦敦之外,再加上中国北京和印度班加罗尔,可能正在成为新的核心地区,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腹地,却沦为新的边缘地区。
      佩萝茨这本不过10万字的小书中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史作出了简明扼要的探讨和概括,发人之所未发,的确别开生面。现实社会中的技术、金融与政治变革自然要错综复杂许多,读者不必把四阶段模型看作是一种机械的理论框架,而应当了解和掌握这一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和理解过去,更有可能为未来提供借鉴和指导。佩萝茨在书预言,生物技术很可能成为第六次技术革命的主题。如果真是如此,开个玩笑,资本主义倒是快要走完一遭佛教所说的“六道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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